民俗艺术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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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第2篇

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有悠久的历史，在全国各地不同风格和特色。古老而纯朴的陕南剪纸以它特有的魅力，为人们所喜爱。陕南剪纸在表现内容上，继承传统，贴近生活，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有人物活动、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民间故事传说等。陕南剪纸大都出自农家妇女之手，以淳朴、粗犷、简炼、明朗为特点。陕南剪纸形成多样，造型抽象，体现了象征性的地域特征。

1、内容丰富多样陕南剪纸抒发着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审美气息，在浩瀚丰富的剪纸艺术中，陕南剪纸种类多样性表现在其题材的丰富性上。陕南剪纸形式多样，一是单色剪纸，二是色纸拼贴剪纸。单色、拼贴、纸塑等多种形式相互运用，内容上以戏曲人物为主，花鸟动物中常常加进象征文化符号的琴棋书画，八宝等，有浓烈的中原文化特征。当地人物，故事描述，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等各方面的选题，是剪纸的主要内容。这些剪纸题材综合了观赏性和实用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居室生活中，剪纸题材的鸟兽、花草、多用于窗花门笺等。

2、造型大胆夸张陕南民间剪纸在造型上大胆夸张，却又不失逼真，随性而不失优美，随意剪刻，但又注重意念，体现了陕南的地域特色和陕南剪纸造型的抽象性。在构图上，单纯、优美、丰实饱满、寓意严谨、构图祥和、视觉丰富、表现殷实、呈现出求圆满的心理诉求和视觉审美。在色彩上，大多以单色为主，造型简洁、洒脱、精致、注重夸张变形。色彩运用上，随使用场合而定。白纸、红纸、黄纸、都可应用。内容多以传统的花鸟和动物为主，虚实相生，色彩分明，表现出其构思的丰富，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和装饰性。

3、寓意丰富唯美陕南剪纸较为纯真、浑厚、古朴、反映了人民的质朴和敦厚。在农家妇女手中，以生活感受和感情的影响下所感知，想象在创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她们把自己的想法剪在纸上，认为怎么美就怎么去表现，但这种最真的感情释放中却充分流露出浓浓的原始趣味和稚拙之美，让人感到质朴、清新、纯真。陕南民间剪纸艺术作品的题材多为实际生活中的题材，有的以吉庆寓意的，有的以物寄情的，一般是借助某一物象产生联想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如蟠桃象征长寿；松树象征常青不老；花瓶中插如意象征平安如意；同时还有谐音寓意，如莲花和鲤鱼寓意连年有余，象征着富裕和好运道。剪纸也用于春节时屋门贴福字，门神，窗户上贴窗花，有象征团圆幸福之意。丰富多彩的剪纸艺术让家家户户生活呈现出艺术气息。

二、陕南地区挑花艺术的艺术特色

陕南挑花艺术，也被称作“絮花”或“十字绣花”。陕南挑花丰富多彩、技艺高超，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民俗艺术之一。反映了劳动妇女们淳朴的精神面貌。在陕南农村中，绣品是姑娘出嫁时嫁妆中必备的物品之一，它体现姑娘们多才多艺、心灵手巧，也显示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忠贞爱情的憧憬。陕南挑花艺术历来颇具盛名，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培养着陕南当地人的审美能力。陕南挑花的艺术体现在手法多样，色彩鲜亮，构思巧妙上。

1、挑花手法的多样性陕南挑花绣品用于服饰和生活用品，既经济实惠，又富于民族艺术特色。它可组织出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花草虫鱼，人物山水，飞禽走兽，等各种图案。陕南挑花的手法很多，有单面挑，双面挑，有彩色丝线挑花，也有单一的素色挑花，也有在同一手工艺品上有挑有绣。挑花的图案有花鸟虫鱼，经巧妇们千针万线的描绘，使窗帘，手帕，桌布，挎包，衣服，鞋垫，虎头鞋，钱包等用品上增添了一朵朵栩栩如生的装饰，令人爱不释手。

2、图案构思的巧妙性陕南挑花图案构思大胆而巧妙，构图饱满而均匀，取材丰富多彩。陕南挑花具有明显的图案特色，图案组成千姿百态，图案选型多样，情趣盎然。陕南挑花绣在画样的基础上，以针，以线晕色，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陕南挑花绣是在画样的基础上的一种民间艺术。以小十字花构成纹样，组织出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人物山水、飞禽走兽或花鸟虫鱼等多种图案。陕南挑花绣多以土布、麻布或者毛青布作底布，以蓝色棉线或者彩色丝线作绣线。图案构思大胆且巧妙，构图饱满且匀称，取材多样。堪称陕南传统手工艺中的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是我国的名绣之一。

3、色彩搭配较为明快鲜亮陕南挑花具有显明的图案特色，其选型多样，情趣盎然，色彩显明沉着，饱和谐调，单纯朴素。陕南挑花绣多以土布、麻布或毛青布作底布，以蓝色棉线或彩色丝线作绣线，以白色坯布上挑秀红花绿叶，色彩鲜亮美丽，饱和协调，鲜明沉着，单纯朴素，一般比较注重色彩对比的效果。图样典雅，多以红花绿叶，福字，吉字等为主，以表示绣者向往喜庆祥和幸福的生活。

三、结语

第3篇

【关键词】关中文化；民俗；音乐艺术

一、关中文化及其特征

（一）关中地理人文环境

关中，是指中国陕西的关中地区，也称关中盆地，西窄东宽，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关中成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二）关中民俗

1.大众的民俗文化

关中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由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厚重深邃的历史文化、淳朴本质的人情交往等等因素形成了自己众多的、多样的民俗文化。关中地区的民俗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物质生产，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游艺娱乐等方面和我国其他区域的民俗同样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2.农业生产的民俗文化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农业活动一直是关中人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农业上有众多特色的民俗，主要有请"麦客”、扎根面、骡马会、骡马休息日、忙罢会等民俗文化以及特有民俗"十大怪”：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通过这样形象的十句话概括出了陕西人衣、食、住、行等方面独特的生活方式。

二、民俗文化中的音乐艺术

（一）民歌

关中民歌数量最多的是小调，而小调中85%的是一般小调与社火小调。号子分为船工号子、打夯号子、搬运号子、箱夫子歌、锄地号子。关中多数歌谣是儿歌或曰"童谣”，其内容关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戏曲

陕西地域的传统戏曲起源早、规模大、影响深、种类繁多，较为著名的有秦腔、眉户、华阴老腔、碗碗腔、弦板腔、阿宫腔、本地二黄、蓝田花鼓戏、同州梆子、西府秦腔、线戏、关中秧歌、跳戏、道情戏。传统剧目有《夫妻关灯》《三娘年磨》等。

（三）曲艺和器乐

关中具有代表性的曲艺有陕西曲子、长安道情、关中劝善、韩城秧歌、长武道场。关中地区代表性器乐有鼓吹、西安鼓乐、丝竹乐、锣鼓乐。《戏曲音乐志》剧种表记载的23种戏剧产生于关中的有7种，源起于关中地区并以起源地为中心流传的戏曲约占陕西全部戏曲种类的52%。《戏曲集成》、《戏曲志》记载古今17个剧种戏曲人物282位，关中戏曲人物有181位，占68%。

三、独具特色的民俗音乐艺术

（一）华阴老腔的音乐艺术

关中的地理环境是华阴老腔存在的基础。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即使不在一起，由于土地平整广袤，他们可以喊话或手语交流。就是到了现代，人们在田间劳动时也有喊话交流的现象，一旦有人唱起时其他人也会附和跟进。华阴老腔很有可能是在这种民俗上有一人加工而成的，关中的农耕文明是老腔真正的源泉。华阴老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家族戏的形式存在，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腔只传本族男性，不得传与外人。他们很少化妆，也很少穿戴传统戏剧中常见的那些表演服饰。老腔艺人不会装扮成所表演人物的样子，而是身着历史上关中平民经常穿戴的传统服饰。在演出过程中，有坐在方凳上的，有屈膝蹲着的，有席地而坐的，也有站着的。在男艺人中，还有拿着长长大烟斗，正在表演过程中还要模仿抽烟的动作。华阴老腔中的女艺只有一两位，女艺人也同男艺人那样常常身穿历史中关中平民的传统服饰，她们经常是手里拿着纺锤模仿织布或拿着鞋底模仿纳鞋底，有时也敲小锣等辅乐器几乎没有唱腔，总是靠着柱子或墙壁站在后面。在唱腔方面，华阴老腔采用一人主唱众人帮腔附和的托腔方式，声腔高亢，气势磅博。关中十大怪在华阴老腔中得到了体现，关中的民俗影响着关中的音乐。

（二）秦腔的音乐艺术

秦腔又称"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的唱腔激昂高亢、苍劲悲凉，既有西北黄土高原浑厚深沉、豪放激越的刚劲，又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秦腔的唱腔、板路、道白、身段、脸谱、角色门类自成体系。民俗“关中十大怪”中最怪的就是"唱戏吼起来”，由秦腔音乐充分反映了关中人民开阔爽快，朴实大气的性格。秦腔以本地乡音为根基，通过这样的作词、演唱的方式演化出特定风格的声腔，戏曲艺术根本不同在"声腔”，以本地乡音为根基的声腔,为本地人百听不厌,秦腔并不是高高在上让人亲近不得的艺术，当人们辛勤劳作高兴的时候，可以放开嗓子吼上一段；当人们悲伤难过的时候也可以吼上一段。在陕西的农村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就会热热闹闹的听一场秦腔来奖励自己一年来的辛勤劳作，秦腔深刻的扎在了关中老百姓的心坎里并把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请上秦腔戏班子唱上一场作为荣耀，亦会让乡里乡亲们美美的谈论一番。这充分体现出了关中人民对秦腔这一行当的热爱以及秦腔艺术在关中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第4篇

“麦西莱甫”中包含有“戏剧”类表演和“非戏剧”类表演，以及带有“戏剧”性质的“非戏剧”表演三种类型的表演形式。“戏剧”类的表演指的是“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即“扮而演之”，由人募仿、扮演角色在众人面前进行故事性的表演。在这类表演中，有角色、有观众、有故事，是一种“叙事性的表演”，具备了戏剧艺术的特征，因而属于“戏剧”范畴。如“麦西莱甫”中的惩罚性表演、驱邪性表演、莱派尔表演、说唱表演等等。“非戏剧”类的表演指的是“演员当众表演”，但表演的不是“故事”，没有“扮（角色）而演故事”。如“麦西莱甫”中的歌唱表演、舞蹈表演、杂技、魔术表演、乐器弹奏等等，这些虽是当众表演，但不是戏剧。“麦西莱甫”中带有“戏剧”表演性质的“非戏剧”类表演指的是“演员扮而不演”。即演员只有装扮及外形模仿，没有针对所装扮的角色进行故事性表演。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麦西莱甫”中存留的许多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它通过“歌”和“舞”的手段来展示生活中的某个场景，这也是最贴近戏剧艺术的一个表现方面。

“麦西莱甫”中的歌舞性表演依附于“麦西莱甫”这一维吾尔民俗活动之中，它无需文学剧本与舞台美术，道具简单，其表演带有随意性和即兴性特征。这类表演是为了渲染“麦西莱甫”气氛面出现的。如在喀什“恰依麦西莱甫”中，一位艺人扮演买布人，他身披长布，通过且歌且舞的表演将他在织布坊里织布、巴扎尔①买布的经历展示给了各位观众。在吐鲁番、鄯善地区的“麦西莱甫”中，还有男女艺人运用人们所熟悉的《达坂城的西瓜》《阿拉木汗》等曲调，通过歌、舞、说白来进行情节性表演的。女角担任歌唱与舞蹈，但舞蹈动作与唱词内容关系不大，以展示身姿为主；男角担任说白，同时配合唱词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表演。

（女唱）达坂城的石头硬啊，西瓜大又甜。

（男白）（你）说什么？（男做没有听清、摇头、双摊掌科）

（女唱）达坂城的石头硬啊，西瓜大又甜。（男半跪下，做拍西瓜科）

（男白）达坂城里有恋人啊，名叫康拜尔汗。

（男唱）康拜尔汗，康拜尔汗，给你吹吹风。（男做扇凉科）

（男唱）在地上立个大伞，在伞下把你亲。（男做亲昵科，女做躲闪科）

（男白）达坂城里种西瓜，（男做种瓜科）

（女白）你自己过来摘。（男做摘瓜科）

（男唱）我为恋人受苦难，（男做痛苦科）

（女唱）那是你自愿自挨。

在上述表演中，艺人多依随唱词内容所表达的情绪而即兴舞动，除了舞蹈动作外，在道白时，还往往按词意模拟特定动作。或合着拍节做些辅手势，如在说道“西瓜”时，艺人就双手比划出西瓜的样子。除此之外，男性表演者还用击掌、耸肩、移颈等特殊技巧和动眉毛等面部表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追求者”的形象，备受观众青睐。双人表演的维吾尔莱派尔在新疆各地的“麦西莱甫”中都很常见，表演者一般分别从“麦西莱甫”场地的两侧出场，有时出场时还有简短对白，如问：“你去哪里？”答：“我去巴扎。”问：“咱们一块走吧？”答：“一块走。”于是音乐起，二人边唱边舞，将去“巴扎”路上发现的新奇事物和二人的爱情生活及对路边风景的赞美等以说唱、歌舞的形式再现给观众。

在新疆木垒地区“塔格力克拉托依麦西莱甫”中，三名面部蒙“白面”的女子表演了一出兄弟俩“争风吃醋”的舞蹈。在音乐声中，两名扮演“兄长和弟弟”的女子用面糊住脸部，仅露双眼。一前一后舞蹈着进入“麦西莱甫”的场地。二人之间有一披纱巾的女子也舞蹈入场。在舞蹈过程中，前者饰演“兄长”的女子开始不时地转回头想占披纱巾女子的便宜，被“弟弟”发现后阻止。“弟弟”上前“殴打”“兄长”，“兄长”躲避“弟弟”，“弟弟”搂住披纱巾的女子，“兄长”不乐意，又对其“弟弟”进行攻击，反复如此直到乐曲结束。这类表演虽不如前述歌舞类表演有较强的叙事性，但动作性表演得到强调，观众可以从三人的动作表演中得到极大的愉悦。

维吾尔“麦西莱甫”中存留有许多歌舞演故事的表演，众所周知，新疆的维吾尔族能歌善舞，新疆除了是“瓜果之乡”外，还以“歌舞之乡”享誉国内外。姚维、马岳勇等学者在《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一书中对维吾尔族进行了关于本民族自身民族性格认同的调查，结果显示，“能歌善舞”是本民族的第一显著特点，“重友谊”是本民族第二特点。②可见，“能歌善舞”不但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沙漠边缘恶劣环境中的维吾尔民族传统的优秀品质，同时还是支撑这个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手段。开朗、乐观、豪放的维吾尔民族对歌舞艺术情有独钟，这使得音乐和舞蹈艺术在维吾尔民间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歌”和“舞”做为独立的一门艺术逐渐成熟壮大起来，维吾尔人不分男女老少，几乎都可以舞蹈、歌唱，可以用“歌”和“舞”的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出于对娱乐的需求，“歌”和“舞”渐渐由“完全独立的艺术技巧表演”，即本文导言所述的“非戏剧类表表演”向“综合艺术”的方向即导言中的“戏剧类表演”转化，于是，戏剧扮演的行为和维吾尔人的“歌舞”艺术相结合，从而产生了“麦西莱甫”中的种种歌舞类表演。“麦西莱甫”中的歌舞类表演虽然没有叙述大型、完整的戏剧故事，只是通过“歌”和“舞”的手段来展示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片断，但这其中的“场景”与“片断”也具有相应的完整性。同时，歌舞所演之事，均为维吾尔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常见；所扮之人，也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这使得艺人们在表演的同时，不仅需要“歌”和“舞”的技巧手段，还要注意其中的叙事性成分。陈村、霍旭初在《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吐鲁番地区流行着‘纳孜空姆’的舞蹈，其中有鞭挞丑恶、讽喻坏人的表演，这也是戏剧性的因素。所有这些都表明，歌舞艺术的发展必然朝着戏剧方向迈进。维吾尔族在繁盛的歌舞中表露的戏剧成分，是与古代西域歌舞戏相承袭的。”③可见，“麦西莱甫”中的歌舞类表演已不像独立的“歌”和“舞”的艺术本身那样只注重技巧性和抒情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向叙事转化，这为“麦西莱甫”中戏剧类表演的成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综上所述，维吾尔“麦西莱甫”活动中的歌舞类表演内容丰富多彩，且均反映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情形和民众所共同关注的一些生活、爱情问题，因此，为维吾尔民众所喜爱。艺人在编创剧目时，往往就地取材，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真实发生的事件拿来，付之以歌、舞艺术进行叙事扮演。在生活中，艺人们很注意观察、吸收生活中各种所关心问题的方方面面并将其表现得“活灵活现”，这说明维吾尔人热爱自己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他们善于提炼其中的精髓，借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喜怒哀乐。歌舞类表演的故事情节大多较为简单且出场人物较少，这使得艺人在表演时需要通过发挥精湛的歌唱和舞蹈等技巧来作一些艺术处理。节目表演时，一般没有固定的台词，也没有固定的剧本，完全由艺人根据长期演出经验所形成的、民众所认同的模式作临场发挥，即兴成份很强。艺人通过俚俗朴实、俏皮幽默的语言和滑稽调笑的动作技巧等博得百姓的喜爱。总之，“麦西莱甫”中的歌舞类表演不是独立于维吾尔人民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①意为“集市”。

②参见姚维、马岳勇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地

区发展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18

页。

③曲六乙、李肖冰等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新疆人

第5篇

一、邕宁壮族八音等民间艺术的发展现状

所谓“八音”，原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乐器科学分类法。西周时将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金（钟、D、铙）、石（磬）、丝（琴、瑟）、竹（箫、}）、匏（笙、竽）、土（埙、缶）、革（鼗、雷鼓）、木（恰）八类，即八音。邕宁壮族八音主要由大唢呐、小唢呐、五孔笛、锣、鼓、钹、壮族乐鼓等乐器组成，曾受“广州八音”文化影响，后又吸收了邕剧、壮师剧和壮族民间音乐的元素，逐步演变成今日以唢呐演奏为主，打击乐为辅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有“八音一响，喜事连连”一说，可见该艺术形式在当年的流行盛况。1983年，邕宁县文化局组织文艺专干深入农村开展文艺辅导活动，对壮族八音这一民间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加工，组建起以农民为主的百人“邕宁农民八音队”，形成了更具浓郁民族气息和独特艺术表演风格的综合性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在原以唢呐为主的吹打乐器基础上，增添了四人齐擂的大鼓、师公“岳”鼓、壮家姑娘喜爱吹奏的无孔笛，另外加入壮族人民喜欢唱的壮族山歌“嘹”调、彩调、采茶调等，在单纯吹打表演的基础上配以“抬花轿”、背新娘、师公舞、“岳”鼓舞、舞春牛等民族风情表演，并在演奏内容上创作了一批热烈欢快的新曲目。此后，邕宁农民八音队每年都出现在邕宁壮族八音文化旅游节上，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旅客和当地百姓，还应邀参加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迎宾和表演活动，在中外嘉宾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如今，邕宁壮族八音已经成为邕宁的“文化品牌”。

尽管邕宁壮族八音等本土民间艺术形式在政府层面受到了格外的保护，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民间艺术与当代的年轻人和孩子都有相当的距离。

二、在艺术教育领域融入民间民俗文化的实践探索

（一）广泛搜集邕宁民间文化中的艺术素材

为了把邕宁本土优秀的民间艺术融入我们的园本课程，我们两个研究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网络搜集、民间采风等方式，收集到大量民间民俗音乐的音像及文字资料，包括一些邕宁原生态的山歌、歌谣、舞蹈等。我们组织教师走访邕宁区文体局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向他们了解邕宁各地特有音乐形式的传承情况；走访邕宁区花婆节研究会，了解花婆节节庆活动内容；前往邕宁区最负盛名的“八音之乡”――蒲庙镇那路村，在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壮乡八音传承培训基地那路小学调研、学习，并走访了壮族八音第六代传人黄才定老人；到“嘹山歌之乡”新江镇那蒙村，在那蒙完小向素有乡村百灵鸟之称的潘碧清老师了解、学习嘹山歌的知识和唱法；等等。

每年一届的邕宁壮族八音文化旅游节，更是我们学习采风的良机，每次我们都会派老师去现场观摩、拍照、记录。

（二）选择适合的素材，融入艺术领域园本课程

保育院的教育活动应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注重综合性、活动性、趣味性，寓教育于区域游戏、环境创设和游戏活动中。本土的民间艺术虽然来源于本土的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本土艺术都是适合幼儿的，关键在于幼儿对它们是否熟悉和感兴趣。如果艺术形象鲜明、生动，便容易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想象力，唤起幼儿欣赏和表演的兴趣。

1.音乐领域的园本课程选材。我们首先挑选那些幼儿感兴趣的、浅显易懂的素材，直接应用于我们的园本课程。如白话歌曲《大西瓜》《花婆送福》，嘹山歌《星星》，白话童谣《团团转》《点虫虫》，舞蹈《鲤鱼与白鹤》《蚂y舞》等。这些音乐作品，内容生动，艺术形象特点鲜明。如：嘹山歌《星星》是用方言演唱的，歌词诙谐有趣，歌曲旋律中透着民间艺术的特有魅力；舞蹈《鲤鱼与白鹤》有角色、有情节，艺术形象鲜明，表演者的表情诙谐有趣，舞美造型独特、新颖。其次是筛选、整理、改编一些成年人所参与的、稍显陈旧或有一定难度和危险性的艺术活动素材，使之更具时代感，更易于被幼儿接受。如：民间流行的《花婆送福》歌曲原来的歌词较长，幼儿不易理解和记忆，旋律也不够美，我们从中截选了一段幼儿易于理解和演唱的词、曲，稍加改编，使之有说有唱，非常适合幼儿演唱，深受幼儿喜爱；大班舞蹈《鲤鱼与白鹤》是根据邕宁区百济乡一带的一个传说故事改编的，原来是成人舞曲，音乐旋律多变，舞蹈动作难度较大，我们先从舞曲中截选了一段快慢分明、生动有趣的音乐并稍加编辑，再简化原来的舞蹈动作，配上鲤鱼和白鹤的动作，改编成了幼儿喜欢和易于接受的幼儿舞蹈。这样的舞蹈编排工作，对专业的要求较高，但我们依靠集体的智慧，总算小有收获。

2.美术领域的园本课程选材。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特征，选编了那些幼儿易于接受、有助于提升他们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课程内容。如大班综合艺术活动《春牛》，引导幼儿用莲藕、杨桃等材料给春牛设计花纹，不但可以引发幼儿的探索兴趣，提高幼儿对美的理解，还可以让幼儿在自由创作之后，把自己制作好的春牛舞起来，合作活动的氛围非常热烈。

（三）营造浓郁的民间艺术氛围

环境是幼儿教育的隐性课程，创设环境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了营造民间艺术教育的氛围，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进行了整体设计与规划。

1.在特定区域创设兼具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双重功能的互动式环境。我们巧妙利用楼梯、走廊、墙面、门窗和房梁等空间位置，布置了大量含有邕宁民间元素的手工艺术作品，有春牛五谷庆丰收图、竹匾花婆脸谱、农家小竹楼图、布艺画、蓝印花布、泥塑、创意草帽、创意蒲扇等，为幼儿营造一种民间艺术的氛围，丰富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感受。此外，我们还在幼儿园的创意空间提供了竹筒、稻草、五谷、布艺、竹匾、蒲扇、灯笼、草帽、藤艺、石子、种子、树叶、瓶子、纸筒等材料，让幼儿与环境中的材料充分互动，鼓励幼儿利用这些材料通过自主绘画、剪贴、拓印、编、捏等方式“创作”艺术作品，丰富自己的艺术体验和艺术表现力。我班乐乐一直对美术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动手，说自己不会画画，但是在这个丰富的创意环境中，他主动选择喜欢的石头进行涂鸦，涂得很专注，作品完成后还很兴奋地拿给其他小朋友欣赏，并慢慢爱上了美术活动。还有一些小朋友，在教室里画画时喜欢模仿别人，在创意坊欣赏了别人的艺术作品后，竟脑洞大开，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作画了。

2.在开放式区域为幼儿的艺术创作体验创设良好的环境。我们把民俗音乐室创设成开放式的活动区。每个星期、每个班级都会有一至两次的区域活动时间，幼儿可以在里面选择喜欢的活动区角，自由地舞动、吹打、唱跳，分享快乐，提高自信。我们的“民俗音乐室”以“邕宁八音文化”为主线，通过图片、墙饰等把邕宁民俗文化如《水上婚礼》《壮乡歌舞乐》《抢花炮》《龙狮庆丰年》等展现出来，让幼儿进到音乐室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民俗音乐室，我们还创设了“小小音乐室”“妆扮区”“龙狮庆丰年”“壮乡歌舞乐”“表演区”等几个区角，每个区角都有丰富的活动材料，如“妆扮区”有各种民族服饰、现代服饰、环保自制服饰和化妆品，“龙狮庆丰年”区有大鼓、竹筒鼓、锣、镲、唢呐等乐器以及我院老师自制的竹龙、纸龙、狮子、春牛等音乐活动材料。

3.在幼儿一日生活和活动中，营造艺术教育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对本土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如：将本土音乐融入各年龄段的早操，配合体育老师创编《簸箕操》《铜鼓操》等；利用晨间、离园等自由活动时间，播放民间民俗歌谣、乐曲等；亲子运动会上运用自制的“纸龙”“布龙”“竹龙”“牛头”“狮子”等道具开展《龙戏珠》《舞春牛》《狮王争霸》等游戏活动。

最后，引导幼儿直接参与到本土的特色民俗活动中，让幼儿直接感受到本土民俗文化的精髓。如一年一度的“花婆节”活动极富地方特色，我们会告诉家长带上幼儿，让幼儿实地欣赏独特的民间表演和民间趣味竞技活动以加深认识，再通过绘画、表演等形式去再现“花婆节”的热闹景象。

（四）开发适合的艺术教育形式和内容

《纲要》提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遵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以邕宁民间艺术为切入点，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活动，培养幼儿兴趣，发展幼儿人格。

1.音乐教育要用音乐打动和陶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我们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形式，将本土文化有效地融入幼儿的音乐教育活动当中，让幼儿得到美的熏陶，并潜移默化地传承本土的音乐文化。表1为我院大班“舞蹈《鲤鱼白鹤》”的活动教学案例。

2.美术教育可结合传统节日，开展与节日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如：结合邕宁八音文化艺术节我们设计了“我的小铜鼓”手工装饰活动，引导幼儿认识铜鼓，知道铜鼓是八音艺术节的主要乐器；农历三月十二是邕宁传统的花婆节，我们组织幼儿开展“漂亮的花婆脸谱”绘画活动，初步激发幼儿对花婆文化的兴趣，将花婆“乐施好善，济贫扶困”的精神植入幼儿的心里；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上有个花灯会，我们便设计了一个亲子“创意花灯”手工活动，增进幼儿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传播环保理念；结合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我们设计了“五色糯米饭”手工撕贴活动；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节庆期间，我们设计了“创意龙”“春牛”“我的小花炮”等多样化的艺术活动，便于幼儿运用多种方式表达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表2为我院美术教研组开发的系列民俗文化美术课程。

第6篇

    近年来,幼儿园教学与课程的研究已从学科(领域)教学走向多学科(领域)之间的渗透,进而趋向以园为本,发展特色课程的构建,从而推动幼儿园课程内容向综合化、多元化、现代化、个性化方向的发展。随着幼儿教育改革的深入,各地园本教研活动持续深入的开展,幼教界提出有能力的幼儿园应建立自己的“园本课程”的建议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对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幼儿园已经开始了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尝试构建凸显本园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主要是结合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社会人文历史等资源,进行了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尝试活动。目前我市的大部分幼儿园选择使用的是外地课程(教材),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往往是依样画葫芦,还不能真正消化外来教材的内容,不善于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经验以及本地、本园情况进行选择、改造;大部分教师在幼儿园的教育中,对近在身边的丰富的传统民间地方民俗文化教育资源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不善于去抓住身边的民间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对幼儿进行教育。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园本教研活动中,开发出具有本地区特色、适合本地区幼儿的园本课程做好带头引领示范作用。

    二、研究的意义

    (一)对于促进幼儿健康个}生发展的意义。适合幼儿心理特点,为幼儿能接受的地方优秀民俗文化教育资源融入幼儿艺术教育,建构富有特色的幼儿园课程体系。

    (二)对于促进教师素质提高和专业发展的意义。通过学前教育专家团队与幼儿园教师的合作,积极探索地方民俗文化教育与幼儿园活动课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研究,开发适合本地区、本园幼儿发展的园本课程。

    (三)对于进一步彰显本园特色,促进本园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未来幼儿园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唯有具有特色的幼儿园才有可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三、相关研究现状

    (一)关于民间民俗文化相关研究。民间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戏曲文化、民俗节日文化、民俗工艺文化和民俗饮食文化等,认为幼儿园应根据本园幼儿发展的兴趣与需要以及幼儿园的实际条件,创造性的利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幼儿创设一个多方面深入接触、了解、认识和熟悉民俗文化的环境,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进其对家乡与祖国的热爱之情。

    (二)关于园本课程开发的研究。我国对园本课程的研究是在逐步的深入,从开始的讨论园本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到寻找园本课程开发的资源,再到某些幼儿园进行园本课程开发的实践,幼儿园慢慢认识到园本课程对幼儿园课程发展的重要性,从无意识地盲目跟风的设置园本课程到根据自己本园的实际情况,运用本地的乡土文化资源到园本课程中,意味着园本课程已经开始逐步的发展成熟。

    四、研究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本研究探讨地方民俗文化教育与幼儿园活动课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有效方略,试图从课程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构建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园本课程体系,丰富园本特色课程开发的理论。

    (二)实践价值。首先,在把民俗文化渗透幼儿艺术活动过程,不但可以让幼儿在操作、体验的过程中萌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其次,本研究也可以为幼儿园进行园本课程开发提供借鉴。

    五、本研究的技术线路

    (一)文献研究法:了解本地相关民俗的背景来源,学习与幼儿美术教育相关的理论,并能运用理论来指导研究与实施,便于更好地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活动。

    (二)调查法:通过座谈问卷等形式分别对教师在幼儿绘画教学中的困惑进行调查、研究,寻找依据与方向。

    (三)观察法:对民间美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班级主题活动环境创设进行了仔细观察与记录,并对幼儿园教师组织开展民间美术教学活动的环节、具体教学活动目标执行的情况以及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幼儿的互动情况进行观察记录。

    (四)经验总结法:定期进行阶段小结,将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比较零碎的经验进行汇总。

    六、研究的目的及主要内容

第7篇

关键词：蒙古族；民俗；文化；服饰；歌舞

长期以来，在我国幼儿艺术教育领域中，对幼儿进行民俗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我园从实际出发，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优势，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同时，以蒙古族文化为蓝本，开展了“蒙古族民俗文化与幼儿园艺术教育整合的研究”。以该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不断深化课改，探索、建构、优化具有蒙古族民间艺术教育特色的园本文化课程实施体系，落实保教质量的提高、幼儿的充分发展和教师的专业成长。

一、让蒙古族民族文化走进幼儿园

蒙古族世世代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他们勤劳勇敢、骠悍豪爽，他们与宇宙大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细石坚硕以及其他生物种群的和谐共生，创造了优秀的民间艺术。这些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在情感、认知、审美、创造等多方面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在幼儿园开展蒙古族民间艺术教育可以激发幼儿对民间艺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幼儿的民族意识，对他们终身发展具有强烈的导向；还可以丰富幼儿真实的艺术体验。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天赋，有助于幼儿全脑功能的开发和创造力的发展，同时对弘扬蒙古族优秀的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

二、让蒙古族民族服饰文化走进幼儿园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首要标志。蒙古族服饰有着浓厚的草原风格和适合游牧生活的基本款式。男装倾向于浑然大气，女装呈现为精美。我们开展“蒙古族服饰”的主题活动，请家长帮助收集了许多蒙古族服饰，从网上下载了许多蒙古族服饰的照片，与幼儿一起欣赏这些服饰的色彩、图案、刺绣以及它的功能，激发幼儿的欣赏能力。

三、蒙古族歌舞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的渗透

(一)幼儿园开展蒙古族歌舞的意义

将民间艺术纳入幼儿教育的范畴，不仅可以大大丰富幼儿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适应21世纪课程改革的需要，是对当今中国课程改革思想的验证和实践。

(二)挖掘蒙古族优秀歌舞艺术内容，丰富幼儿教育课程资源

蒙古族是一个质朴豪爽的民族，蒙古民歌有着优美的旋律，独特的韵味，歌中时时透射出蒙古人胸襟的开阔。我们选择长调牧歌和马头琴独奏曲对幼儿进行民族音乐的熏陶。蒙古族民间舞蹈久负盛名，传统的马刀舞、筷子舞、安代、布利亚特婚礼、驯马手、小青马、盅碗舞等，节奏欢快、舞步轻捷。表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纯朴、热情、精壮的健康气质。我园的教师共同研究，将蒙古族的手位、舞步列入形体训练中；在学习蒙古族舞蹈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互相合作，感受节日喜悦的气氛；并将模仿矫健的大雁、活泼多样的马步、热烈的摔跤和欢乐的挤奶舞融合于律动和舞蹈组合中，对幼儿进行蒙古族歌舞的欣赏和教育,让幼儿从中感受蒙古族豪爽的性格和真挚的情感，充分发挥蒙古族艺术教育的功能，进而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萌发了幼儿热爱草原、热爱家乡的情感。

(三)蒙古族歌舞艺术课程资源的挖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第8篇

关键词：中国现代陶艺；民间艺术元素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179-01

一、中国现代陶艺概况

中国的现代陶艺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形态上以非传统，功能上以非实用性为特征，主张自由 、个性、观念、材料的张扬和表现，是介于雕塑、绘画和建筑之间的一种新文化表达方式，与中国现代艺术和艺术思潮的发展紧密相关。

中国现代陶艺现在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狂热与浮躁逐渐消退，国际间现代陶艺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使中国现代陶艺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新氛围。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现代陶艺发展时间不长，风格样式也不成熟，更没有形成人数可观的高水平创作队伍。面对现代陶艺的发展现状，陶艺家们还有许多扎实的工作要做，除去浮躁，纳入新生力量，在继承、延伸基础上真正做到创新与突破，达到质的飞跃，使中国现代陶艺有长远的发展。

二、民间艺术元素的文化价值

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它是劳动人民生活情趣的直接反应，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代表了人们的审美理想，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各民族高度的审美能力和卓越的创造于一体的精华，同时也是是民族色彩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民间艺术的体系十分的庞大，涵盖的门类几乎涉及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广义上说，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包括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上说，民间艺术指的是民间造型艺术，包括了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各种表现形式。

另外，民间艺术是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它和民俗活动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而民俗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创造于民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传承力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感性理解和表达。所以作为民俗文化形象载体的民间艺术的创作观，正是民间文化观念在民间审美创作活动中的体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现代陶艺创作对民间艺术元素的重新诠释

中国现代陶艺要再造―个陶艺大国的辉煌，只有立足于本土的文化基盘之上，才能够实现。这就要求现代陶艺的创作必须挖掘民族本身的形式语言与创作观念，必须探索具有民族性的原创语言，充分利用民间艺术元素，把中国民间的或传统的某些符号用现代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进行全新的诠释，使中国现代陶艺有深层次的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

（一）中国现代陶艺中民间艺术文化内涵的体现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样多彩，陶艺家可以从民间的各种艺术种类，比如剪纸、年画、民间习俗，染织等，寻找到艺术的灵感。在理解民间艺术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民间艺术元素进行借鉴、移植，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融合，进行传统艺术形式陶艺语言的加工再造，使本身就具有原始性民间趣味的陶艺，充满丰富多彩的艺术魅力。

中国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的陶艺家之一施于人先生，对中国传统技法和发展源流有着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其作品《富贵有余》、《多子多福》等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是吸取民间文化元素中具有象征意味和吉祥如意寓意的文化元素，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即有传统风味又有时代新意。

另外， 陶艺家姚永康先生，在充分理解本民族的传统工艺和民间文化的基础上，用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表现手法进行创作，体现出了他对民间文化的体验和创新。他吸收民间艺术中“莲生贵子”等意象组合的思想，创作的《世纪娃》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写意创造的根本，作品灵动、纯洁，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感，不仅将民间陶瓷的神韵完美的展现在世人间，并且具有吉祥的寓意，同时也将东方人细腻的情感发挥的淋漓尽致。

（二）中国现代陶艺中民间艺术造型手法的重新解构组合

民间艺术在造型上强调主观精神的表现，不受形的束缚，本质在于传神达意。主要运用原始造型法，依据人对客观物质的知觉进行造型，通过用几何形对自然进行夸张、概括、变形，从而对世界得到一种本质上的理解、把握与表现。从民间艺术的造型和现代陶艺的造型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相近、类似之处。陶艺家把民间传统的造型技法与现代的审美标准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深刻民族内涵的艺术作品。

陶艺大师周国桢先生，就把民间的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的方法生动的运用到陶艺创作中，首创了泥条盘筑动物和泥饼成型动物，在继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形式特征和美感，借鉴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艺术元素进行夸张变形的拟人化创作，将现代审美元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抒发自己的意趣，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走出了一条陶艺创新发展之路，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其陶瓷动物雕塑作品，利用传统的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的方法，通过单一的动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和价值判断。其作品《怒吼的非洲》就是用泥条盘筑方法进行的动物创作，作品因使用了夸张的变形方法，不像生活中非洲象的原形，但却把非洲象的结构、性格和精神特征，生动的表现了出来。作者用泥条盘筑的造形如汉代石雕一样粗犷有力、沉稳敦厚，泥条编制的节奏生动的体现出了作者的情感和意念，整个作品形体饱满、粗狂而有份量，弥漫着一种国画的写意境界，使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三）中国现代陶艺中民间艺术色彩的运用

民间艺术色彩应用在现代陶艺创作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现代陶艺的艺术容量和审美内涵，促成了现代陶艺在情趣美和追求上的深度和广度，为现代陶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极大的增强了现代陶艺的审美价值。

我们以木版年画为例。木版年画一般色彩艳丽而且纯度极高，大红大绿，大绿大紫，大红大白，色彩的运用极其大胆，色彩的搭配非常强烈，使整个画面产生出一种奔放不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形成它独有的艺术个性。我国当代知名陶艺家朱乐耕的《京剧人物》系列，其色彩的运用就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色彩特征。此作品以具有深邃美学意味的国粹京剧人物为创作的原型，采用景德镇传统的“五彩”技法进行创作，色彩对比大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享受，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四、中国现代陶艺创作运用民间艺术元素的意义

第9篇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

>>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 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失语” 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中国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则把翻译放在文化大背景下去研究。在寥若晨星的研究中，民俗文化翻译的理论原则只是偶尔提及或者不成体系，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翻译民俗文化理论原则一、翻译理论概述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国外翻译理论原则中可借鉴的流派比较多，可以说欣欣向荣，风格各异。其中主要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学派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等。这些学派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解释。语言学派从语言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角度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解读；阐释学派主要从语言表达的内容试图解释翻译现象；功能学派主要来源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角度阐释如何进行有效地翻译；文化学派则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挖掘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从跨文化的角度解释翻译的过程；建构学派则来源于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注重从语言的多方复杂因素解释翻译过程。然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原则大多沿袭国外的成果，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试图对其有所发展。在翻译的指导原则上整体遵循着信、达、雅；至于对翻译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对性质不同的材料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研究提及较少。二、国内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方向的研究论文能够查找到，但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指导原则的研究凤毛麟角。查阅中国知网，输入“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10篇，其中5篇为期刊，5篇为博、硕士论文。通过检索“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3篇。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蒋红红老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翻译应置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大语境之下。民俗的翻译只有明辨其文化身份，才能在翻译中有意识地避免文化移植，保持文化身份的清晰度。由于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民族特性,翻译中应通过语言符号——表层结构，挖掘展现文化内涵——深层结构，并且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其口语化、非正式的文体特征。” ［1］ 安徽工大的杨东方从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的角度指出“文化负载词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2］在翻译方法方面，杨东方认为“用‘移植’、‘文化替换’以及‘交际翻译法’来翻译民俗文化词汇，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的融合具有独特之处。”［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姜智慧老师谈到了对浙江民俗文化翻译时应该运用的理论为“归化与异化”；因为“异化”翻译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源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目的语中，保留源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4］ 中南大学的硕士刘连芳提出旅游文化的翻译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动态的选择。所谓“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改造源语的词汇、句式和文化特点，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待，从而使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悦纳。合肥工大的硕士杨勇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应该适用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三、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的不足与建议所有上述研究，要么集中于对文化大类的翻译理论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要么提出了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但是对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并未提及。蒋红红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民俗翻译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则归结方面却并未明确指出，只强调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杨东方从词汇的文化负载角度谈了翻译，整体上是从微观角度入手，在字里行间中能够体会一些民俗文化翻译的指导原则，但太过零散、缺乏系统性。姜智慧谈到了在民俗文化翻译中应该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论文在翻译的实证方面研究较少，给人的印象是拨开了云雾，但还未见到太阳。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既要翻译出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能够让译文读者比较轻松的悦纳。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笔者同意杨勇的观点暨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去指导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最为合适不过。参考文献［1］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国外外语教学 2007（3）［2］ ［3］杨东方，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探索，［J］ 科技创新导报 2009（14）［4］ 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2)

第10篇

阿义娜（1987-），蒙古族，青海海西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1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以甘肃省民族地区为代表性研究区域，并从实际出发，分析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困境，并结合其现状及困境总结出一条切合甘肃省民族地区实际，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积极作用的出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困境；出路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甘肃民族地区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现有54个少数民族，据《甘肃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该省少数民族人口数为2410498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43%。辖14个地级市（州），其民族地区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两个自治州，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麦积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7个民族自治县，共39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17.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9.8%。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2011年2月25日颁布，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务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人文遗迹、遗物和传统知识及其表达、实践等的艺术形式，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形式。

二、甘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自2004年10月，甘肃省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全省投入各类普查人员近万人次，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走访、调查民间艺人、非遗项目传承人3万多人次，共普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逾27000条。经过普查初步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133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等16个大类。

经过先后不断努力申报，甘肃省先后有土族格萨尔、裕固族民歌、兰州太平鼓、环县道情皮影戏、凉州贤孝、庆阳香包绣制、天水雕漆制作技艺等61个项目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另外，甘肃省政府公布了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64项代表项目名录，各市（州）公布名录805项，县（区、市）级名录项目达到了2422项，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从2008年开始，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完成了西北特色民歌“花儿”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作。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花儿”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机制，制定出台了相关办法，对传承人的认定、管理、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给予传承人一定数额的补助经费。各地结合实际，建立了一批专门的传承基地、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为不断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我省还举办了一系列展示、展演、宣传活动，并积极参加成都国际非遗节等活动，重点宣传展示了甘肃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各地还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积极打造了庆阳香包节、松鸣岩花儿会、乞巧节等代表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地方节会。

三、甘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虽然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随着社会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并急需通过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当前，甘肃省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如下困境：

（一）保护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支持，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加之甘肃省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非遗”遗产种类繁多，普查难度大，如果没有长效的经济支持很难完成保护任务。

（二）民间传承人无以为继。

目前，甘肃省已有41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95人。面对16个大类的4133项门类繁多，亟待保护和传承的“非遗”项目，对于民间传承人的培养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形势，现代化进程推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在老一代传承人渐渐老去的同时，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无以为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中遭到损害

承载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文化旅游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对优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尚处初步阶段，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四、甘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出路

根据以上存在的各类问题，结合甘肃民族地区实际，提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性建议，整理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出路如下：

（一）增加资金扶持力度，建立长效的扶持机制

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前提是增加资金的扶持力度，并且不能满足于暂时性的扶持，要有一个长期的传承与保护规划。尽快形成以政府官方为主导，博物馆、文化馆等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协调一致的保护、扶持机制。

（二）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吸引更多人的加入

我国“非遗”工作，长期以来采取“自上而下”的开发与保护模式，能够自觉参与其中的并成为以传承人的民众少之又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多为老一辈传统艺人，其晚年的生活一定要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解决了传承人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其更有心力，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并能在其周围产生积极的影响，感染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

（三）在开发中保护，保护时合理开发，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人文遗迹、遗物和传统知识及其表达、实践等的艺术形式，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形式。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应该考量其本身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性，要在搞好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保护好那些作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努力使得二者达到平衡，不得厚此薄彼，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传承与发展兼顾。长期坚持做下去定会力挽狂澜，守住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立项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困境及出路研究-以甘肃省民族地区为例》（项目编号：ycx12085）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倩.甘肃日报.甘肃省非遗保护成效明显[EB/OL].http：//.cn/system/2011/08/10/012120559.shtml.2013-4-17

第11篇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创意产品；设计

一、前言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居住地区，有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影响，培育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为广西民族艺术文化的延展以及艺术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宝贵源泉，如服饰文化、器乐文化、建筑文化、编织文化、陶瓷文化、节庆文化、礼俗文化等，都是广西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这些文化艺术元素可通过提炼、转换、设计与现代产品结合。

二、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提炼与整合

在广西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民族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是现代文化创意产品推陈出新的途径。如广西的铜鼓、绣球、壮锦、苗锦、侗锦等工艺文化元素和桂林山水、龙胜梯田、花山壁画、程阳风雨桥、三江侗寨、黄洛瑶寨、融水苗寨、吊脚楼等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以及苗族芦笙踩堂、傩舞表演、侗族吹木叶等民俗活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民族艺术元素形成了丰厚的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源泉。

（一）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纹饰

广西少数民族的纹饰大致可分为几何形纹饰、植物形纹饰、动物形纹饰、人物形纹饰。几何形纹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特点都是以点、线、面组成的三角形、菱形、圆形、多边形、八角形、方格形等具有较为严谨结构和布局的本民族特色的纹样。植物形纹饰的装饰性较强，有树纹、果纹、八角花、太阳花、荷花等图形。这些植物纹饰通过简洁的艺术表现手法，多以线条构成，蕴含着吉祥幸福的寓意。动物形纹饰多选取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的鸟、兽、鱼、蛙、虫等为原型。如壮锦的龙凤纹、凤穿牡丹、双龙抱珠、蝴蝶朝花等；苗族服饰的龙纹、牛旋纹，铜鼓上的蛙纹以及婴儿襁褓中的“蝴蝶妈妈”图案等。人物形纹饰中以关公、八仙、财神、寿星、麻姑、观音等图形为主，表现祥瑞之意，而广西花山岩画中的人物形象和广西铜鼓中出现的羽人纹则以比较简洁的形象塑造。

（二）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色彩

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色彩特征主要体现在服饰上。其大胆的色彩应用，色相、明度、纯度上的强烈对比，突显了色彩特殊的艺术效果。如壮族多喜重彩，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余是补色，对比鲜明强烈，体现出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广西通志》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

（三）广西民族艺g元素的造型

广西民族元素的造型多样、类型丰富，在建筑、乐器、服饰、农事用品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程阳风雨桥、侗寨吊脚楼以及贺州围屋的建筑特征等都带有独特的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将这些元素进行延展设计与应用，打造广西特色旅游文化市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对广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四）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材质

广西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形成了民族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静态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方面仍保留较为传统的习俗。这些习俗也同时体现在所采用的材质上，如罗城仫佬族手工织染的土布、融水苗族制作的亮布都是通过自种、自采、自织、自染、自晒等繁琐的工艺生产出来的，具有较高的手工艺价值。在建筑方面，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多就地取材，采用本地生产的竹、木等材料。在日常使用的物品和乐器中也多采用经济且随手可得的竹、木、石、藤、草等材料。因此，将现代创新理念与原生态的材质交融既现代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再现民族文化的本真，将材质作为文创产品的研究不失为一条创新之路。

三、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创新与延续

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实现离不开特定的资源平台，广西本土丰厚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为创意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资本和动力，最直接的观念就是“物尽其用”，将本土资源作为所开发产品内容的决定因素。桂林的山水，春秋战国时期广西先民在左江沿岸创作的崖壁画，汉代前创造的大铜鼓以及古朴典雅、可避湿热、防蛇兽侵害的干栏建筑等，成为广西的文化代表；明代的真武阁及三江侗族程阳风雨桥、鼓楼均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广西素有“歌海”之称，主要有壮族的三月三歌圩以及绣球、瑶族的达努节、苗族的踩花山和芦笙节、仫佬族的走坡节、侗族的花炮节等。这些自然地理资源和民间文化资源通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具有固态文化形态表征的广西文化艺术形式，如不同民族的服饰、建筑、器物等具体形态和客观形态，这些形态也正是创意产品设计的源泉和动力。

英国学者，被称为“创意产业之父”的约翰・霍金斯提出的“创意生态”概念为“创意生态是指某地的社会群体享有充裕的本土资源，并且有目的性地相互影响、产生新的创意。创意生态有四个可测量的指标，即交换、差异化、学习和改编，它是创意经济的摇篮，如所有摇篮一样需要用心呵护。”广西拥有丰富的创意生态基础和背景，大量的各民族文化保留传承下来的动态或静态资源都保持着纯朴的面貌，在饮食、服饰、居住、节日、礼俗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和桥是广西民族文化的四绝。这四绝中所延展出的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乐器文化、器物文化及工艺都为现代创意产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创意产品开发的主体，洞悉广西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以实物形式展示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张力才能为广西民族艺术元素的创新与延续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在本土文化体系中，强调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才能在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趋同化的时代境域中突显本土文化的特殊价值。以广西苗族头饰、颈饰为基本造型，结合所创作的中国剪纸艺术《溪・梳》系列梳子作品，设计师团队紧抓苗族银饰的大银角造型和项圈特征，将具有浓厚民族文化特征的饰物与石榴、莲子、鸳鸯这些寓意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幸福美满的传统图形与借鉴剪纸的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材质上选取绿檀木、鸡翅木等上等木材，着力设计出蕴含温厚浓郁婚庆文化的喜梳。这一系列设计抓住了广西苗族银饰文化的造型核心，将平面造型、立体造型、材质选用进行极好的综合创意设计，也获得了2016年广西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的一等奖。在2016年第三届“博物馆・美与时尚”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中，作品《花山壁语》以广西花山岩画上的人物、动物、器物为设计元素，将拙朴的造型与木材结合，设计出一系列软装饰品、墙饰、杯垫、标签架、屏风、挂钟等产品，这些创意产品为营造家居环境的文化氛围以及对花山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推广作用，此系列作品荣获本次大赛金奖。

结语

广西民族艺术为现代广西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基础和取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为生长于广西本土及对广西民族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设计师及团队提供了无限的创作可能，为广西本土文化的传播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创意产业市场产品的艺术化、多样化、趣味化、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第12篇

关键词：现代民俗学研究；口述史；意义和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9-01

一、口述史释义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学科分支。口述史最初用于史学研究，它是二十世纪中叶随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发展起来，通过与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来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主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源于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首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蓬勃发展，并广泛用于其他学科研究。

二、现代民俗学研究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区别

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往往与“过去”、“遗产”、“即将逝去或已经逝去的传统”相联系，民俗学者在民众眼中是“救亡者和保存者”的形象，民俗学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鲍曼所批评的那种“向后看”的学科特点。这种研究忽视了传统的“俗”之所以能从无文字时代传承至今，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代际相传，口耳相授，是在生活中逐渐延续的。传统社会很多“俗”的传承是无文字的，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样态，被与民生硬地割裂开来，造成了“只见俗不见人”的现象。

现代民俗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民俗”的认识，正如钟老所说：“民俗学，应该是一门有着直接效应的现在学”，民俗学不是用来研究古俗或残留物的。现在一些学者也主动对民俗研究对象进行调整，高丙中提出了民俗的新定义：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方式。他在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指出：“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换言之，生活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民俗源于生活的需求，需求是民俗变迁的内驱力。

三、现代民俗学研究对口述史关注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对口述史的关注，其实是对研究对象――“民”的关注。这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传统史学观是“历史的仆人”，是被动地对已有史料的肯定，其本身带有偏见性；而新史学观是“历史的主人”，它强调整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是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新史学观反思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已有史料、已有史料书写者、已有史料的书写范畴。它推动民俗学研究重新回到研究的原点，把文化持有者本人持有的文化，以及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注。

口述史正是在这种新史学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口述史让民众自己发声，赋予他们描述自身生活情境的话语权利，而不再是单纯地倾听与服从。因为民众的对自己生活的记忆并不总是与史料完全相符的，他们有对自己族群特殊的记忆，而这些往往是被正史所忽视的。史料记载往往是被修正过的历史，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赋予普通民众发声的权利，开始关注个体对亲历事件的表述。

其次，对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增加了新的研究取向。民俗研究单靠史料文字是不够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给现代民俗学研究拓展了新方向。布洛赫提出的“唯一的真正的总体的历史”的观点给人文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启发和冲击。前历史主要是看的、文字的历史，而总体的历史是全体的、下层民众性的普遍的历史。宏大的历史体现的是断裂，而小传统历史则体现了对大历史的修复。它是一种细节性的存在，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俗的某些历史记忆，通过考证、推论等方法，将传说与文献相结合，来解读这些记忆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从而补充、深化或修正传统文献本位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如果不借助口述史，很可能就不知道文化亲历者本身存在的不确定的、打破常规的、非通识性的文化体现。也正是口述史方法的引入，为今后民俗研究增添了新视角，把以往习惯的传统范式由阅读的历史转变为倾听的历史，以语言的形式对民间历史进行调查和研究，进而使其更接近客观。

此外，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也是一种支持，为其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等方面的借鉴。这将有力推动民俗学中的民间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进而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实际上是“俗―民―民的生活”的过程性追溯，研究不是某个方面的断裂，而是对其文化史、生命史的整体性研究，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更有利于我们建立整体性研究视角，不再是只满足于对“民”和“俗”的宏观阐释，而是要通过对其生活背景的研究，由真正的“生活世界“进入到“意义世界”。

第13篇

>>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在公共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巴泽尔产权模型在少数民族村寨资源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少数民族鼓在传统民族乐队中的应用研究 广西少数民族元素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动画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传播 浅谈少数民族服饰元素在广西坭兴陶设计中的应用 少数民族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广西民族艺术元素在现代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广西少数民族特色艺术元素在舞美设计上的应用浅析 广西少数民族图案特征及其在本土艺术设计中的演绎研究 少数民族元素在首饰中的应用 湖湘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在时尚女性服饰中的应用研究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传承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舞蹈在高等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 广西少数民族元素在家居设计应用中的思考 广西少数民族舞蹈在幼儿素质教育中的传承 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油画创作中的应用与思考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家居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发展村寨传统体育的关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013.

作者单位：1.刘志宏（1978-），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韩国启明大学校建筑大学建筑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村落保护与建设，传统民居建筑。广西 桂林，541004。

2.李艳玲（1980-），女，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广西 桂林，541004。

第14篇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目前，农民工举家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已成为一种趋势。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否适应城市生活，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在对辽宁省农民工及其家属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从个体特征、经济因素、生活因素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生活适应性的因素，进而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生活的对策。

关 键 词：农民工；农民工家属；城市融入；城市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4－0051－06

收稿日期：2014－09－25

作者简介：王丽丽（1964—），女，辽宁台安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问题；佟星格（1990—），女，满族，辽宁本溪人，大连理工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镇化问题。

随着城市包容度的增加，农民工携家属进城务工渐成趋势，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方面，农民工举家进入城市，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特殊身份”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也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生活，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已针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及其进城子女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有学者对农民工进行代际划分后发现，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存在经济、社会、心理几个方面的显著差异。［1］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三个方面进行了城市融入水平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存在隔离型、选择型和融入型三种城市融入类型，［2］由于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的制约，在住房、就业、消费和子女教育几个方面的城市融入能力还有待于提高。［3］从农民工“幼年”子女、义务教育中子女及“大龄”子女三个阶段来看，农民工进城子女在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走向社会时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4］从学龄农民工子女来看，在就学状况、受歧视情况、融合意愿、身份认同、社会参与等几个方面的社会融合度不高，［5］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性相对较差，存在城市生活知识缺乏、交往不足等问题。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社会因素对其影响非常明显。［6］［7］［8］尽管农民工及其进城子女的城市融入度并不高，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却十分强烈，并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即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已经产生了显著影响。［9］因此，正确处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融入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纵观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或者其子女的城市融入及城市适应方面的分析和探讨上，而且多集中在分析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因素方面，缺乏对农民工进城配偶的研究。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中的回归分析法，这些研究方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笔者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举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将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生活适应性的因素划分为个人层面因素、经济层面因素、生活层面因素和社会层面因素。其中，个人层面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五个因素；经济层面因素包括：目前从事的行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月收入情况、是否被克扣工资、所在单位是否给予缴纳保险、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六个因素；生活层面因素包括：自己的健康状况、家属的健康情况、外出期间生病就医三个因素；社会层面因素包括：参加单位或社区举办的文化娱乐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便民活动、未来生活设想三个因素。采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否适应城市生活和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融入的合理化建议。

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适应性研究的基本数据信息

笔者对辽宁省14个城市的农民工进行了调研，主要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其中，调查问卷共发放245份，回收239份，除去没带家属外出的调查问卷，有效问卷233份，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95．10％。利用spss17．0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基本情况如下：在性别方面，男性的城市适应性（83．3％）略高于女性（76．8％），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强于女性；在年龄方面，33岁以上（第一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84．4％）要高于33岁及以下（第二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69．9％），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时间相对较长，他们对于城市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要好于第二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方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基本上是随着农民工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中，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85．7％）；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82．6％），未婚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相对较低（65．7％）；在居住方式方面，自己购买房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86．8％），而与别人合租（62．5％）和在工地现场居住（66．7％）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低，这说明一个稳定的住所对于农民工及其家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们是否能在城市立足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79．8％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能适应城市生活，仅有20．2％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适应城市生活。针对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家属，笔者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深入了解了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原因。其中，由于生活开支大导致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7％；存在社会歧视（18％）和短期内难以找到工作（16％）也是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居无定所（8％）和缺少娱乐活动（7％）对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弱。

二、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

笔者对样本采用了交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分别对经济层面、生活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了交互分析，比较了农民工及其家属对城市生活适应性在上述三个层面中存在的差别，并将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否适应城市生活作为因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将个人层面、经济层面、生活层面和社会层面作为自变量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一）交互分析

⒈经济层面。在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里，从事保安物业管理（100％）和房地产业（100％）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从事批发零售业（85％）、加工制造业（84．2％）、建筑业（83．9％）和交通运输业（83．3％）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相对较高，从事居民服务业（70．4％）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相对较低；签订劳动合同（81．2％）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没签订劳动合同（79．3％）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在月收入方面，收入大于2000元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收入低于2000元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这说明工资收入是保障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工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在城市生活状况的好坏；在克扣工资方面，没有被克扣过工资（80．2％）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被克扣过工资（79．5％）的农民工，这表明如果被克扣过工资，他们对于城市的印象可能会逐渐变坏，相反则印象会相对变好；在缴纳保险方面，用工单位为之缴纳了各类保险（81．3％）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好于用工单位没有为之缴纳各类保险（76．7％）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因为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了各类保险，为他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环境；在技能培训方面，参加过技能培训（84．6％）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没参加过技能培训（78．5％）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因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而能够更好地工作并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

⒉生活层面。在身体健康方面，自身身体状况非常好（90％）和其家属身体状况非常好（91．2％）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明显高于自身身体状况不好（46．2％）和其家属身体状况不好（45．5％）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农民工及其家属对城市的适应性基本是随着他们身体状况的好坏而发生变化的，这是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才能更好地在城市从事各项工作，即良好的身体状况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在生病就医方面，去正规医院看病（85．2％）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而不看病、不吃药（20％）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低，具有到正规医院看病意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生活习惯更接近城市居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在农村生病时“能忍则忍”的不良习惯，所以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更好。

⒊社会层面。在参加文娱活动和便民活动方面，经常参加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而参加次数减少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的城市适应性也随之逐渐变低，这是因为参加这些活动会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接触城市、了解城市、了解周围城市居民的过程中提高城市适应性，他们参加活动的次数越多，对于城市的熟悉程度就越高，城市融入状况也就越好，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在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方面，打算留在本地发展（89．3％）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打算回到家乡生活（71．8％）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正是因为不适应城市生活，才使得一些农民工及其家属想回到家乡发展，而打算留下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正在努力适应城市生活，慢慢融入城市，他们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留在城市生活愿望就越强。

（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融入状况的影响因素。第一步加入个人层面因素（模型1），第二步加入经济层面因素（模型2），第三步加入生活层面因素（模型3），第四步加入社会层面因素（模型4），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了各类变量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适应性的影响，结果见表下。

在只考虑个人层面因素（模型1）的情况下，年龄（33岁及以下）和居住方式（与人合租）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男性农民工及其家属比女性农民工及其家属更适应城市生活，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农民工是家中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家属更愿意跟随他们一起生活，而女性农民工大多是暂时离家到外地打工，将来她们或许要回归家庭；在年龄上，第一代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要高于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学历上，对于城市的适应性基本上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呈递增趋势，即学历越高的农民工，其城市适应性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学历的提高，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于城市的了解也日益增多，其城市适应性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在居住方式方面，自己买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而居住在工地现场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则最低。

在加入经济层面因素（模型2）的情况下，月收入（2000－2999元）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

应性有显著影响，其他个体变量均无显著影响。在从事行业方面，从事保安、物业管理和房地产行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这可能与他们从事的行业与城市住房密切相关有一定的关联；在月收入方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随着月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用工单位为之缴纳各项保险的农民工和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生活适应性要高于用工单位没有为之缴纳保险的农民工和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农民工得到的保障和学到的知识技能越多，其城市生活适应性就越高。

在加入生活层面因素（模型3）的情况下，生病就医情况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有着显著影响。在身体健康方面，农民工自身和家属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他们的城市适应性就越高，自身及家属良好的身体状况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心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生病时去正规医院看病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最高，他们具有这种意识也说明他们正在逐渐地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正在进一步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在加入社会层面因素（模型4）的情况下，未来的生活设想（回家乡）对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参加社会活动越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对城市适应性越好，这说明农民工及其家属应通过参加社会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但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不高，导致活动参与度对于城市适应性的影响较弱；在未来生活设想方面，未来想留在城市发展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也要好于未来想回家乡发展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他们越想留在城市发展，就越想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才导致了一些的农民工想要回到家乡发展。

三、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适应性的对策

（一）提高工资收入，严惩拖欠工资者

农民工群体从事的工作普遍为体力劳动，这导致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一直都处于城市的“最底层”，而城市的高消费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质量以及城市适应性。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具体政策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收入，确保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收入在规定标准以上，并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以缓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活压力。此外，政府部门还要严惩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工单

位，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

（二）加强技能培训

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事技术性工作，多数只能从事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这就影响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适应性。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免费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种类的技能培训；用工单位也要定期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将他们培养成为“技术型”农民工，这样，不仅提高了农民工技能和知识水平，同时也提升用工单位的工作效能，即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同时也使用工单位赚取了一定的利润。

（三）增强各项社会保障的力度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针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具体政策，强制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群体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保险费用，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提供基本保障。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农民工提供最为便捷和最为廉价的住房保障，让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有一个稳定的住所，以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性。平等的权益保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歧视，让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基本生活和权益保障上享受平等的待遇。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

政府部门、社区和用工单位应该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便民活动，邀请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参与到活动当中。参与活动能够让他们消除对城市、对周围居民的隔阂和误解，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10］［11］农民工及其家属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能够更多地接触周围居民，了解城市文化，在提高他们彼此间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同时，增强农民工群体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逐渐地融入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主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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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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