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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2.078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2-0-02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投资也极为复杂。我国对外投资包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众多特点,因此其并不能仅仅只使用一个理论就能解释清楚。所以我国对外投资要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研究,即以单独地区为例进行分析。江苏省对外投资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从2003-2014年,其对外投资流量已经从之前的0.67亿美元上升至21.8亿美元,存量则是由2.13亿美元提升至52.2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73.19%与57.92%。但若将其数据同对外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江苏省投资额仍然还是一种低水平状态。直至2014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为全国总数的10.28%,进出口额则是全国进出口额的15.67%,外商直接投资为全国总数的26.96%,单江苏省对外投资却仅仅只有全国的3.69%。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0.003 6,改数值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平均标准,该现象则表明江苏省对外投资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1 江苏省对外投资数据分析与因素分析
1.1 数据分析
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名列前茅,其对外投资自然也不甘落后。至2000年开始只有34个境外投资项目到2014年的505个投资项目,其对外投资数量突飞猛进,甚至已经达到全国的4.82%。在2014年江苏省对亚洲的总投资额为18.67亿美元,占该年对外投资总数的51.85%;在非洲的投资额为3.7亿美元,占当前总投资额的10.28%;江苏省在非洲所投入的资金为4.08亿美元,该数据占当前总投资额的11.3%。
江苏省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速不断上升,逐渐变为发展最快的东部省市之一。江苏省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为其进行对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其位于东北部沿海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为其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方面,由于其工业发展时期更早,产业聚集化更为明显,强大的产业链条也为其在国外进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产业聚集化的影响,江苏省各个企业之间基础设施共享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更加推进了其对外贸易的发展。仅在2014年,江苏省的出口额就达到了3 126.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6.47%。
1.2 因素分析
1.2.1 政策条件
我国对外投资所占比例第二大地区即为欧洲。欧洲在这几年的时间中,都是江苏省较大的出口地区之一,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确实最近才开始上升。江苏省对欧洲对外投资数额的上升其最主要的因素即为我国政策条件的变化。我国政策框架的转变主要由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其一,我政府颁布“走出去战略”后,还不断对相关政策进行促进,进而使许多企业对外投资多面临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里所说的政策主要有派考察团进入到东道国中,加强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了解与扩大融资途径等。
其二,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都会将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等因素考虑周到。由于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敌意也在逐渐增长。中国政府已经清楚了解到该问题,其主要使用多双边经济磋商机制,不断进行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政策。
其三,外汇管理部门逐渐放宽外汇管理等规定,其根本原因为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革相关。其放宽的具体内容即为颁布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使得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更加简单,成本也越来越小。
1.2.2 环境因素
江苏省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相对于前两个地区来说较为复杂,其经常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从整体上来说,影响江苏省对非洲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为环境因素。在之前,由于非洲地区较为贫困,所以我国对其投资不多,进而导致非洲国家对我国经济不够了解与深入而产生排斥情绪,使得我国在其地区投资极为不稳定。就经济角度来说,我国没有与非洲国家建立较为完善的经济关系。即使有的非洲国家与我国签订过战略协议,但其内容相对其他地区国家来说也不够完善。
2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策
2.1 强化企业自身形象,淡化国籍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评价发展中国家时,会由于其自身的看法对后者在其存在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与外部社会责任这两个方面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偏见,认为当地的相关企业与社区会因此出现利益上的缺失,所以发达国家在评判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种严谨的态度。当然,除了上述的两个方面以外,相关企业应在其基础上对自身的形象进行强化与维持,进一步促使相关的偏见态度有所减轻或是消除。
2.2 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政策的科学性
完善清晰政府投资监管。江苏省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转变其之前的所扮演的角色,放宽对微观行为的监督与控制。但当江苏省政府遇到与国家相关的重大项目时,又必须要严格进行审查把关。若其遇到的是普通投资项目,其更多的是需要考虑投资企业的主观意见,使企业以可行性作为基础不断进行研究,同时自身承担尤其所带来的对应风险,在这整个过程中,江苏省只需要对其资料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负责。
2.3 为“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强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外交。直至2014年底,中国已经和115个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在这些国家之中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签订协议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这些国家在我国的投资,但却忽略了我国在境外国家的投资。该现象使得双边贸易协议仅仅只是我国政府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保障,我国企业没有得到其应有权益。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改变其谈判的地位,不仅要体现出我国东道国的身份,还要表现出母国身份,同时完善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所有项目。
3 结 语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北部沿海地区。一方面,因其独特的地理海洋位置,增进了同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的沟通。又因其自主化的产品产业链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依存,形成了良好的循环生产结构框架。再加上其拥有成熟的对外贸易优势条件和聚集的工业群,这些因素都是有利于江苏省对外投资的稳健发展。另一方面,江苏省具有众多的高等科技院校,为其的科技方面提供大量人力开发资源,加上信息化时代的开展以及江苏省在贸易政治方面的优势,大大地方便了江苏省在招商投资方面资金的流动、有些大企业摆脱政府的管制,走市场化道路,这些都为对外和对内发展有重大的支持作用。通过两方面有利因素,江苏省在对外投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使得江苏省在对外投资方面相较于其他省份成本较低,在完善本文所提到不足之处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定能够为其他省份带来一些优质的投资渠道。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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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合作,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7万家。“十一五”时期,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和“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业务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均超过30%(见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220亿美元。去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5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务部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多元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继续增强,一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初具规模,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
(二)投资领域聚集度高、投资区域广泛 从投资额来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三产业投资占到76.5%,第二产业投资额仅为22.7%,第一产业投资不足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而且可以看出这样的行业投资结构几年来变化不大。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从国家看,香港依旧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流量达385.05亿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业则涵盖上述主要海外投资行业。其次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从地区看,对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长速度依旧很快,2010年对非洲的投资增长幅度较大,较2009年增长40%。而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大洋洲和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而从国内看,地方对外投资活跃,浙江、辽宁、山东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区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商务部经济合作司。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对外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名企,这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在内担当了海外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见表4)。而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多。在江苏、辽宁等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据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领域,民营企业也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与不断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相对应的是,许多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信息不透明等难题。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过多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风险 由于中国的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容易带有色眼镜,经常以安全为由干预我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行为。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东道国政策、法律不连续也会限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利润。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这些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二)缺乏健全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我国海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财务预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资决策不科学,财务报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民营企业决策易粗糙草率;国有企业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亏损5.5亿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亏损146.32亿港元的案例,充分说明我国有些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未发挥应有作用,我国尚无有效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第三,风险防范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工作上缺乏系统性。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一不可忽视的风险,因为各国总是要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上的差异、民俗习惯上的差异等文化差异,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它是历史的沉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海外投资企业不注重文化差异,一意孤行,就会“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异的泥潭中,很难实施经营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国都有,教训非常深刻。
其实文化风险也包括企业道德风险,某些企业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责任意识差,其后果是引起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满,最终引发风险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是整个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形象都受损,无形损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几点差异外,还存在许多的企业经营风险,比如市场变动、财务风险、营运风险、人事风险、技术风险、法律诉讼等,还有企业国际化人才矛盾日渐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各方面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与调控 具体有:
(1)完善政策促进体系。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和监管。健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法律法规,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创新,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利用各类政策杠杆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完善外汇管理和服务,拓宽企业和项目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障作用。提高相关部门办事效率,注重服务引导,便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更新各类国别产业指导性文件,发展与对外投资合作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行业商(协)会组织建设,有序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行业自律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应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安全权益保护体系,健全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国家风险与研究分析机构,由具有显著社会背景的部门负责组织并提供“国家风险报告”。要完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强安全信息收集评估,强化对外投资合作金融风险管理。
(二)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观念。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还不够丰富,存在很多问题。投资速度虽然快,覆盖面广,但缺乏拔尖企业较少,在高端技术上的竞争力还不够强。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有5年为负。截止2011年底,中国海外净资产高达到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为负268亿美元。所以中国企业首先要转变观念,在跨国发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认为买到了技术品牌就买到了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须靠中国企业自身克服困难,加大研发力度,改善经营,修炼好“内功”。
(2)强化风险防控管理。首先,企业应三思而后行,投资前要进行完备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分析评估,不可盲目跟风。其次,要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海外投资的重要信息进行监测,及时对各种风险的变化做出反映;确定恰当的预警指标体系从而形成预警机制中的识别系统,并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借助财务指标的变化,判断是否出现警兆,参照事先设立的警度评价指标,分析并寻找警源,从而进行预控。
同时,应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绩效监测体系,对海外投资的安全进行监控,审计并评价其绩效,测度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还应建立健全企业风险转移机制,深化与国家部门、驻外使领馆和地方主管机构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强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稳健地处理各方关系和利益,在共赢的前提条件下走得更长远更健康。因此,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区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界面,使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要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央企,要严格实施问责制,以防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采用预算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电子信息技术控制等科学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时发现、分析并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预防为主,查处为辅。
(三)重视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某种角度讲,文化风险是企业最不好解决的风险,它带来的损失最不好估量。因为文化是一种思想的、意识领域的沉淀,代表着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国外政府、机构、其他群体和企业内部中的外国员工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
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进行调研,识别文化差异,企业管理尽量做到“本土化”,将生产、管理、营销、人事等经营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异国的经济中去,尤其要尊重东道国的民俗礼仪。不要妄想把本国的精英文化理念强加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要做到企业文化和当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断摸索形成适合企业自身的独特的带有异国风情的企业文化,助推企业前进的步伐。
(四)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国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人才,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要企业要结合实际做好“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人才成长通道,完善人才引进、选拔、用人机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涉外性,要不断推进“人才国际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状况和局面。
总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的积极、科学的努力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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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机遇和挑战 国际化经营
1背景
“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化潮流中的重要发展阶段和主要经济内容。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企业逐渐由以出口为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方式转向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自2006年起,中国已经连续五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首位。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购买力逆势而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外投资时代已经到来,目前是中国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抄底”海外资产缩水企业的大好时机。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海外资产缩水企业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更多的可能是“陷阱”而不是“馅饼”。
2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划分的四个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人均GNP低于400美元。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中国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本阶段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对外投资主要以政府行为为主。
第二阶段(1992-2004年):人均GNP在400到1500美元之间。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阶段。但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发展不稳定,存在大起大落的特征,主要是因为此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深化改革中,企业的综合实力较弱。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人均GNP在2000到4750美元之间。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实力有较大提高,一大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开始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3 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全球陷入经济寒冬期,大量国外优秀跨国企业倒闭和资产缩水,而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这就为拥有较多资产、急需提升企业知名度、进行企业扩张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绝佳机会。但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败多成少,大多以“分手”收场。中石化总价185亿美元的瑞水Addax收购失败,中铝注资力拓告吹,腾中重工收购悍马胎死腹中,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止步于美国政治压力。这一系列海外收购失败的案例警示我们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要把机遇转化为成功还必须克服各种挑战。
首先,从宏观方面来说,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范布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各重要部门各地方政府管理,过于多元化、分散化。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中国企业的自有资本到境外以后,没有中国的银行跟进;同时很难得到对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大量民企在境外进行金融活动相当困难。同时,我国缺乏完善的对外投资统筹规划,在指导企业海外投资方向、重点、规模、战略及人才提供上略显弱势。
其次,从微观基础来考查,海外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及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海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由权,无法对国际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第二,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一体化程度低。第三,海外投资风险意识不强,盲目“豪赌”。第四,中国本土企业并购海外企业,还面临着如何协调和融合东西方企业文化的问题。
4 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第一,政府应该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明确对外投资目标,设定对外投资统一管理机构。同时,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应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政府应该在海外设立经贸合作区,形成集群优势和抗风险能力。政府可以集合所有资源,比如将孔子学院向经贸合作区集合。第三,深化政企分离,提高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权,提升其海外竞争自由度。第四,设立企业考核制度,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考核审查,控制风险。
其次,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实力需要与跨国经营相协调。中国企业国际化主要依靠企业本身实力。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而软实力又是我国企业的软肋,我们的企业在理念、人才、跨国经营方面存在差距,需要增强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跨国投资已经跨文化、跨制度、跨生活习惯、跨待人接物等,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二是,要正确认识“走出去”的目的不仅是赚点钱拿回来,而是要在当地长久生存、发展下去;三是,要正确认识理解社会责任问题,修路、建学校等只是部分,关键要了解东道国的利益需求、各界的诉求。
最后,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实现横向和纵向的经营一体化,不是互相压价而是“抱团”。由于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能够带动整个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各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加强合作形成集合优势,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5 结论
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发展快,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绝佳的海外扩张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大手笔买下国际知名企业同时不能忽视海外投资的风险,唯有政府大力扶植和企业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越走越远。
我们在“引进来”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迫使我们必须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投资,从出口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适时地“走出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加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