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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金融科技(FinTech)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定义。2016年3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牵头组织在其的《金融科技的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中,首次对金融科技作出初步定义,并得到普遍认可和引用。该报告认为,金融科技是指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技术应用以及新流程和新产品等。近年来,全球金融科技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状态。从国际看,据壹零数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球发生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1097笔,融资总额约为4360.9亿元,其中,我国金融科技融资事件615笔,占全球一半以上;融资总额约为3256.3亿元,占全球的74.7%。随后是美国和印度,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融资金额占全球总数的89.7%。从国内看,一方面,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加注科技砝码,打造全渠道、智能化新模式;另一方面,互联网系的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崛起,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始试水深度合作,如光大银行与360金融签署协议,将合作共建“数据共创实验室”。此外,有关数据也印证了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据毕马威等机构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显示,中国有11家企业入榜,比2017年增加2家,总数仅次于美国的18家;前10位中有4家中国企业,其中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列前两位。新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性,金融科技也是如此。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新模式推广和新技术应用,可以简化交易流程,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市场主体和实体经济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在当前打赢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大背景下,更要关注金融科技发展中的风险以及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首先,金融科技发展模糊了金融与科技的虚实边界,尤其是一些跨界经营的金融集团逐渐形成,这些机构不仅跨行业,甚至跨体系,呈现客户多、黏性强、规模大等“综合化”特征,对其如何进行综合性、穿透式监管,防止出现“多而不能到”等问题,成为摆在监管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其次,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等风险特征,而且通过科技工具和网络链接,还会将局部风险放大,滋生技术风险、道德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风险,而且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这些风险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叠加扩散和蔓延释放的效应,导致金融风险管控国际金融科技监管实践霍月红以的难度陡增。最后,金融科技的应用使投融资交易平台两端聚集了庞大的单体分散人群,而单体客户普遍存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特征,一旦交易平台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羊群效应,导致风险蔓延。
二、金融科技监管的国际实践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各国围绕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英国等国家的实践比较有代表性。英国。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果断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明确由FCA负责金融科技企业监管,并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举措。2014年,FCA推出“项目革新”计划,通过孵化器提供政策咨询,帮助企业熟悉监管政策,协助政府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便利。作为“项目革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FCA推出监管沙盒计划,适当放松参与实验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约束,对未持牌机构给予“限制性许可授权”,允许其可在取得牌照前先行测试新产品,并声明不对测试活动采取执法行动。同时,FCA要求测试企业做好消费者保护预案,确保创新失败的风险可控。2019年3月,FCA任命了该机构的首位创新总监,体现了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审慎和重视。为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发展,2016年,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科技加速器”计划,借此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提高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趋势的理解和把握。美国。2011年,美国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并明确网络平台等放贷机构统一受CFPB的监管。为了让消费者享有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2012年,CFPB启动了“催化剂”项目,通过发起“办公时间”计划、出台试验披露豁免政策与无异议函政策、发起“研究启航”计划等举措,掌握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动态,研判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风险。2016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了“负责任的创新”计划,称考虑成立金融创新办公室,以对金融科技企业的产品进行审核,评估新产品在网络安全、经营风险等方面是否符合监管标准。2017年,美国政府了《金融科技框架》,阐明了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前瞻性态度,提出将消费者放在首位、克服技术偏见、提高透明度、维护金融稳定等10项原则,并强调金融科技参与者应把这些原则作为参与金融科技活动的指引。2019年3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将就《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涉及金融隐私的《保障条例》和《隐私条例》修订展开意见征询,希望借此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澳大利亚。为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创新风险,2015年,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发起“创新中心”计划,主要包括成立数字金融咨询委员会、增强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等措施。2016年,ASIC提出监管沙盒框架,帮助企业理解评估机制,允许没有牌照的金融科技企业进行长达1年的业务测试,并根据测试反馈情况,及时调整监管规则。为进一步促进高效监管,ASIC提出为企业提供非正式援助、开展技术试验、加强金融科技项目国际推介等重点举措,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新加坡。201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实施金融科技生态建设工程,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署来管理金融科技有关事务,为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实现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平衡,2016年,MAS出台《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指引》,在准入方面,将应用申请严格限制为技术创新,在退出方面,设立了测试时间延迟机制,强调如果企业需要延迟测试时间,可在到期前1个月提出申请。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监管能力,2016年,MAS推出“乌敏岛”项目,与金融机构开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合作。此外,MAS非常注重国际合作,与多国政府和当局签署金融科技合作协议,支持金融科技企业海外发展。梳理国际金融监管实践,能够发现一些趋势性特征。一是适度监管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既通过政策激励,促进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又积极完善金融科技风险防控体系,努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二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共同原则,普遍把金融消费者保护放在金融科技监管的重要位置,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等方式,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三是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英国推出的监管沙盒机制在很多国家得到应用,各国还通过业务指导、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沟通交流,进而提升监管针对性。四是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广泛通过合作,共享监管信息,共同研判金融科技趋势,促进本国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健康发展。
很多国际组织和基金会资助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以前我国科研人员从这些项目中可以获得可观的课题经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在部署国际合作研究时,不再将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待,当然这些国际合作项目非常欢迎我国科研人员的参与。目前,资助或组织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国际组织和基金会主要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及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等[6]。我国也在逐步加大对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目前,资助的方式以双边合作为主,对与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区域组织以及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进行配套支持,其思路是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CGIAR下属10个研究所(中心),即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versityInternational)、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国际马铃薯中心(CIP)、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ICARDA)、世界农用林业中心(ICRAF)、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CRISAT)、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国际家畜研究所(ILRI)以及国际水稻所(IRRI)达成了合作共识,各方共同资助双方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每年资助10~12个合作研究项目[7]。另外,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中美、中欧、中澳和中加国际间的合作。近10年间,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7大优先领域是自然资源管理、农业生物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农产品加工、食品安全、乳品生产与加工以及生物燃料[8]。与澳大利亚的农业科技合作方是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ustralianCentrefor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Research,ACIAR),合作范围涵盖了动植物育种、种质资源交换、农业教育、动植物检疫、农牧场管理、水土资源保持、农畜产品加工、贮存和运输、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及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等多个领域[9]。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世界的责任感会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大多有专门的机构来资助国际农业研究,如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USAID)、英国国际发展署(The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DFID)、ACIAR、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re,IDRC)和日本国际农业研究中心(JapanInternationalResearchCenterforAgriculturalSciences,JIRCAS)等。这些机构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资助并组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来协同攻关。有的机构还派出自己的专家长期驻守在发展中国家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或亲自开展科学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也可能会成立专门的机构来支持国际农业研究,因此,农业科研人员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逐步培养组织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研究的能力。
2参与和组织国际农业学术交流活动
与农业科技有关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很多,首先是各专业学会的国际大会(Congress),这样的大会一般4~5年召开一届,其次是各领域的学术大会(Conference)和研讨会(Symposium)。日本和韩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和相关研究生对于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非常积极,这一点值得学习。农业科研人员包括研究生要积极参加国内外主办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以墙报和口头报告的形式介绍我们的研究进展。当我们的研究结果以SCI论文的形式发表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时,就有可能被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Invitedspeaker)。当我们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系统和特点,学术带头人就有可能被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做大会主题报告(Keynotespeaker)。如果农业科技领域国际学术会议的特邀报告和大会主题报告出现更多中国专家的身影,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地位就会显著提高。近年来,我国在主办农业科技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方面还是非常积极的,国外专家也热衷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但是我们不能只搭台不唱戏,而是应该搭台唱主角。除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外,参观和访问国外先进的实验室、研究所和大学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术交流形式。我们现在多数国外参观和访问活动是以组团的方式进行,这在西方不是很常见,因为其交流的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交流的内容有可能局限于形式。今后,应提倡科研人员单独进行短期的出国参观和访问,到目的地后先做一个学术报告让同行们了解自己的研究内容,然后与相关的同行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谈。除了短期的出国参观和访问外,还应提倡科研人员到国外先进的实验室进修(Studyleave)1~3个月和进行半年到一年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leave)。
3培养农业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中国主要农产品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水果、水产品、蔬菜产量曾在世界保持着领先地位,但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人口的制约以及农业生产规模太小,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科技信息、品种、质量、市场的滞后等影响,入世后将受到国外农产品的强力冲击。因此,为改变现实和迎对挑战,我们应尽快提出农业科技方面的应对措施,以解决我国农业入世出现的诸多问题。
中国农业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减少与国际农业的差距。加强农业科技进步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制度上创新,从政策、管理上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在推动国家农业科技进步中,除国家、省、地方农业科技院所挑大梁外,还需积极引进国际国内农业科技专家相结合的民间农业科研机构参与(最近台湾农业企业优立集团在昆山国家农业开发区投资2万亩土地,发起国内外农业专家组建农业科技研究所,这是一种新的机制)。利用粮食以外的畜牧水产品和包括苹果、梨在内水果的国际市场潜力,大力发展小杂粮(花生、芝麻、油料)、中草药和农副产品深加工技术;加强政府对农业科技服务、资金倾斜;加强各种农业科技机构的科学研究、病虫害防治培训、科技推广与咨询;加强对产业协会的组织、支持、补贴的力度。为调整农业生态环境,将“绿箱”政策用足用活,加强农业科技化、工业化、企业化、高效化和对农业保健食(药)品的科技示范和优先审批。其措施、建议如下:
1.农业科技需要重点培育优质高产高效农作物、果蔬、水产品新品种,特别需加强在生物育种转基因克隆、快繁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2.加强农业科技信息化网络建设。随着农业信息产品、生态、高效的农业技术在网上,利用以上新技术在农业科技中的应用水平,建设人才多元化队伍,形成多样化的推广体系。
3.精准农业技术,建设和种形式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协会、创立品牌,规范品种,防治病早害,加工外销一条龙。
4.加强深加工农副产品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特别要加强农副产品超微细加工技术和产品的设备、技术开发与营销。
5.大力发展无公害与环境相容的农业科技,保证绿色、无公害与环境相容的动植物保护药品和重大病害防治技术的创新、研制、开发与应用。
6.加强绿色农业科技对农产品、水果、水产品、蔬菜、保鲜技术的研究,使之达到延时、延地、常年供应贮运、拉开上市差距、操作方便、增产增收。
7.实行节水农业,包括基因抗旱、抗寒、抗盐碱、抗风沙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与此同时,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这是该奖项十三年来的第9次空缺。
一边是在顶尖学术期刊上的发文数量飙升,另一边是具有重大原创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这对我国科技界的“论文情结”和近年来一直采用的“论文奖励”方式提出警醒:只关注,而不关注学术研究本身,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评价一名学者的学术成果,通常评价者会阅读论文本身,评价学者的学术贡献,关注其研究的原创价值;可在我国,则只是看在哪个刊物上。
有研究者对过去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的论文进行研究发现,41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77篇与获奖成果有关的论文中,只有9篇登上《自然》和《科学》,仅占论文总数的11.69%。
对学者提出论文数量和期刊档次的要求,使我国学者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在方面表现极为突出。2002年至2012年(截至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论文大国。在社会呼吁高校和科研机构要重视质量的情况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学者的要求从过去发表SCI、EI论文,进一步要求期刊的影响因子,并对《科学》、《自然》发出重点奖励,奖励的额度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1]Finch,C.R.&Crunkiltion.J.R.(1999)CurriculumDevelopmentin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Planning,ContentandImplementation.Boston.AllynandBacon.
[2]王涛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08(5).
[论文摘要]从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战略、我国农业科技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等方面,对我国的农业科技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提出对策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过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面对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急切需要新的突破,今后农业可否通过科技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发展农业科技的十项战略对策
(一)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
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当前的重点是加强产前,特别是产后的科技力量;二是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三是扩大开放,更多的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资金和先进的设备、设施。
(二)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的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下大力气把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三)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积极引导东部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出效益。
(四)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
一是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别要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产业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一批农业高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四是要针对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对技术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五)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的人口多,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还很低,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体系。
(六)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七)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级政府、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和地方每年都要在基建拨款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基地和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到20世纪末,使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0.5%~0.7%以上;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
二、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一)农作物品种
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野生种、边缘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资源鉴定和品种资源工作体系也不够完善。另外,在良种繁育体系与制度方面,不如发达国家规范化、科学化。
作物生理化研究,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个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1.植物生物技术。目前国外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产业的产品主要有:细胞和组织培养产业,如花卉、草莓、荔枝等试管苗和脱毒苗;微生物农药,如苏芸金杆菌;生物技术农产品;兽医治疗药物和防治疫苗品;农用诊断试剂;家畜胚胎移植技术;单细胞蛋白;人工种子和胚芽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仍然较低,研究设备和手段,工业化生产还相当落后,生物产品商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还不够。
2.畜牧业科技。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15年。特别是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研究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有些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3.农田灌溉技术。瑞典、英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喷灌面积均已超过80%,美国、俄罗斯约为40%,美国微灌面积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总灌溉面积的3%,以色列灌溉面积中约2/3为微灌,1/3为喷灌。我国在地面灌溉方面,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论在材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自动控制设备方面差距更大。
4.农业机械化技术。从大量生产的现有产品来看,机具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或5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亦即落后30-40年。
在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率为80%,机播率为77%,机收率为70%,而发达国家则全面实现机械化。
5.林业科学技术。我国现有的林业技术水平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多年。科学技术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1.2%;人工林林木每公顷蓄积只有33.3立方米,远远低于我国森林总蓄积每公顷平均83.6立方米的水平;全国有林地面积只占全部林业用地的50%,而美国为95%,瑞典为98%,日本为96%;我国的树木利用率很低,树林出材率只占全树的25%,而林业发达国家已从原来的全树利用发展到全林利用以至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利用;我国每公顷森林年均净生长量仅为2.7立方米,而德国是6立方米,芬兰是4立方米,美国和日本是3.1立方米。
论文摘要:文章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论述了中国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 应注意的问题;阐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思路。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三)大力发展 农业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 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 环境 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 林业 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 市场 ,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 国际经济 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 投资 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 中国经济 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 管理体制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 预防 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 工业 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要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工业生产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污染的“末端管理”是被动的管理模式。而清洁生产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信息、生物、新材料三大前沿领域
信息、生物、新材料是21世纪前30年发展最快、最热门的三大领域,它们集结了当今世界最强势的研究力量。但在这些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中,我国许多核心技术仍依赖追踪、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从更宽的视野来看,不仅仅是这三个领域的发展需要高扬“自主创新”的信心与勇气。实际上,整个中国科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对外要适应国际科技竞争的紧迫形势,对内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战略性需求。而原始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影响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极大障碍。
面向未来15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即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科技“十一五规划”——关于中国科技“未来”的探讨与关注,在最近一年多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是在这样带着几分焦灼、几分期待、几分信心的探讨氛围中,“自主创新”成为人们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共识。
带着这个共识,再来看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未来10年,中国在这三大领域中最有可能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技术群究竟有哪些?有限的科技经费究竟应当投入到哪些突破口?
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奇迹。2004年12月,全球(蜂窝)移动通信用户总数已达17亿以上,超过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的固定通信用户数。过去10年,移动通信技术完成了由第一代模拟通信技术向第二代数字通信技术的过渡,当前正处于由其巅峰状态向第三代(3G)移动通信技术过渡的进程中。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力量进行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技术和产品的开发。
——3G移动通信:国际电信联盟(ITU-T)批准为3G的三大标准分别是欧洲的WCDMA,美国高通公司的CDMA2000和中国大唐电信的TD-SCDMA。3G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开始商用。
——增强型3G(Enhanced3G):为了克服3G技术不能很好支持流媒体等业务的不足,国际电信联盟已在制定增强型3G技术标准。专家预测,增强型3G技术将进入商用。
——4G(或Beyond3G):下一代移动通信即所谓超3G(以下统称Beyond3G)技术的研究是国际上的热点。Beyond3G具有更高的速率与更好的频谱利用率。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已开始4G框架的研究,预期Beyond3G技术可望在2010年后开始商用。
中国移动用户总数已达3.34亿,居世界第一,总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处于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时期。我国3G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具备了实现产业化的能力,我国大唐电信2000年5月提出的TD-SCDMA标准已成为国际电信联盟正式采纳的三大标准之一。此外,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开展了Beyond3G技术的研究,预期该技术可望在2010年后开始商用。
Beyond3G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尔菲专家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研发水平比领先国家落后5年左右,通过自主开发或联合开发,在未来5年可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高技术通信设备制造业公司,在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3G)等研发方面紧跟国际前沿,打破了国外公司对高技术通信设备的垄断,开始参与国际通信标准的制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具备实现技术和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中国下一代网络体系
下一代网络(NGN)泛指以IP为核心,同时可以支持语音、数据和多媒体业务的因特网、移动通信网络和固定电话通信网络的融合网络。
世界各国和国际通信标准化组织都在积极开展下一代网络的研究开发工作。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第三代伙伴组织计划(3GPP)等,都在致力于下一代网络体系的研究。目前,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欧盟都已启动了下一代互联网研究计划,全面开展各项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我国在下一代网络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九五”期间,863计划建成了“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CAINONET)、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中国高速互连研究试验网NSFCNET”等重大项目,目前已开始基于NGN的软交换技术在移动和多媒体通信中的应用研究。中兴、华为等企业还推出了基于软交换的NGN解决方案;在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上,中兴、港湾网络等推出的高端路由交换机,可应用于国家骨干IP网络建设,以及大中型宽带IP城域网核心骨干和汇聚。国内公司还开始自行设计高端分组交换定制ASIC芯片。我国已成为少数几个能够提供全系列数据通信设备的国家之一。
下一代网络技术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对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从总体上看,我国互联网技术跟随国外发展,在技术选择上缺乏系统研究,走过一些弯路,至今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无论网络用户规模、网络应用、网络技术或网络产品都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全局着眼,应不失时机地开展中国下一代网络体系的研究、应用试验、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不能像第一代互联网那样,技术、标准都是外国的,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纳米级芯片技术
当前,集成电路的发展仍遵循“摩尔定律”,即其集成度和产品性能每18个月增加一倍,按照器件特征尺寸缩小、硅片尺寸增加、芯片集成度提高和设计技术优化的途径继续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升级换代速度加快。当前国际上CMOS集成电路大规模生产的主流技术是130nm,英特尔等部分技术先进的芯片制造公司已在用90nm进行高性能芯片生产。2005年,美国AMD公司已开始量产90nm的高性能芯片,国际上对65nm技术的开发也已成功。伴随130nm到90nm技术的升级,考虑到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成本,大多数公司将使用12英寸替代8英寸硅基片,这也必将带来半导体设备的大量更新。
近年来我国一些先进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崛起,使国内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了显著的缩小,但整体水平仍与先进国家相差2~3代。目前,我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年设计能力已超过500种,主流设计水平达到180nm,130nm技术正在开发中,90nm技术的研发也开始着手进行。从产业发展看,我国集成电路已初步形成由十多家芯片生产骨干企业、十多家重点封装厂、二十多家初具规模的设计公司、若干家关键材料及专用设备仪器制造厂组成的产业群体,设计、芯片制造、封装三业并举的蓬勃发展态势。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在CPU研发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设计具有较强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目前我国芯片业大多集中在低端的交通、通信、银行、信息管理、石油、劳动保障、身份识别、防伪等领域,IC卡芯片所占比重一直占据芯片总体市场的20%左右。
世界第一颗0.13微米工艺TD-SCDMA3G手机核心芯片10月9日在重庆问世
今后的IC是纳米制造技术的时代,而纳米级芯片技术是我国赶超国际的关键,它的成功将会是我国IC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专家认为应优先发展。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包括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是汉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融合,是一门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控制论、信息论、声学、自动化技术等多种学科相联系的边缘交叉性学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94年,微软开始进入中文软件市场,微软的WORD把国产WPS挤出了市场,继而Windows中文版又把国产中文之星挤垮。微软凭借其强大的优势地位,使国产的中文信息处理软件举步维艰。中文版的Windows、Office等占据了大部分的中文软件市场,使中文信息处理逐渐丧失了其特殊地位。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中文信息处理,包括中文的编码、字型、输入、显示、输出等的基本处理技术已经实用化,目前正在逐渐摆脱“字处理”阶段,处于向更高级阶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包括中文的文字识别机和手写文字识别、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言理解和智能接口等技术的研究已获得进展。中文的全文检索、内容管理、智能搜索、中文和其他文字之间的机器翻译等技术也正在开发、研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了联想、方正、四通、汉王、华建等公司。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世界各国交流的逐渐扩大以及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越发显得重要,其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将大大促进我国科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信息时代得到新的发展。未来无疑应当加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研发投入与政策倾斜。
人类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20世纪末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被公认为生命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规模和意义超过了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随着人类基因组、水稻基因组以及其他重要微生物等50多种生物基因组全序列测定工作的完成,国际基因组研究进入到功能基因组学新阶段。
功能基因组学已成为21世纪国际研究的前沿,代表基因分析的新阶段。它是利用结构基因组所提供的信息和产物,发展和应用新的实验手段,通过在基因组或系统水平上全面分析基因的功能,使生物学研究从对单一基因或蛋白质的研究转向多个基因或蛋白质同时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在基因组静态的碱基序列弄清楚之后转入对基因组动态的生物学功能学研究。从1997年迄今已发表的有关功能基因组学的论文数以千计,其中不少发表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刊物上。
目前功能基因组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基因测序技术研究。预计今后几年内,测序技术将继续发展,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改进将直接用于功能基因组的研究;二是单核苷多态性(SNP)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SNP单体型研究;三是基因组有序表达的规律研究。主要包括基因的深入鉴定、基因表达与转录组研究、蛋白和蛋白质组研究、代谢网络和代谢分子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研究等;四是计算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研究。
近几年来,在国家“863”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的资助下,我国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的1/5,有丰富的遗传疾病家系资源,这是我国发展功能基因组研究的有利因素。“十五”期间,我国参与国际蛋白质组计划、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高质量按时完成了项目中所承担的21号染色体区域的任务,建立并完善了中华民族基因组和重要疾病相关基因SNPs及其单倍型的数据库的建设,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申报了一批国家专利,收集、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遗传资源,并初步建立了遗传资源收集网络和资源信息库的采集管理系统,组建了一批国家级基地,培养了一支队伍,建立了一批技术平台。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功能基因组研究及应用方面的原始创新成果数量较少,还不能为医药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知识和产品。
未来研究重点包括:
——功能基因组研究。重点开展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人类功能基因组研究和重要病原微生物及特殊微生物功能基因组研究;
——蛋白质组学研究。蛋白质组学是一个新生领域,目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仍有许多困难有待克服。我国应选择具有特色的领域开展研究;
——生物信息技术。我国的研究重点应集中在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构建、生物信息的开发、加工、利用及生物信息并行处理方面;
——生物芯片技术及产品。通过微加工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固体芯片表面构建的微型生物化学分析系统,以实现对细胞、蛋白质、DNA以及其他生物组分的准确、快速、大信息量的检测。常用的生物芯片包括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生化反应芯片和样品制备芯片等。生物芯片的主要特点是高通量、微型化和自动化。我国生物芯片研究紧跟国际前沿,它将对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医学诊断、新药筛选具有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也将对我国人口素质、农业发展、环境保护等作出巨大的贡献。
专家认为,我国人类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研发水平比领先国家落后5年左右,若能高度重视,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未来10年我国可能实现人类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跨越发展。
蛋白质组学研究
随着被誉为解读人类生命“天书”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生命科学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以阐明人类基因组整体功能为目标的功能基因组学上。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执行者”,自然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以研究一种细胞、组织或完整生物体所拥有的全套蛋白质为特征的蛋白质组学自然就成为功能基因组学中的“中流砥柱”,构成了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战略制高点。
目前蛋白质组学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发展蛋白质组研究技术方法,进行蛋白质组分析。为了保证分析过程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大规模样品处理机器人也被应用到该领域。整个研究过程包括样品处理、蛋白质的分离、蛋白质丰度分析、蛋白质鉴定等步骤。
附图
自1995年蛋白质组一词问世到现在,蛋白质组学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蛋白质组研究也在迅速开展,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中国科学家已经在重大疾病如肝癌,比较蛋白质组学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在“973”计划的资助下,我国已经开始了二维电泳蛋白组分离研究、图像分析技术和蛋白质组鉴定质谱技术研究等。
如何抓住国际上蛋白质组学研究刚刚启动的时机,迅速地进入到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国际前沿,是摆在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基础较好,只比先进国家落后5年左右。蛋白质组学属科学前沿,专家建议结合我国现行的基因组研究及其他有我国特色或优势的领域开展研究,不要重复或追随国际已有的工作,而应走自己的路,未来10年内有可能取得重大科学突破。
生物制药技术
生物制药被称为生物技术的“第一次浪潮”,其诱人前景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科技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在过去的30年间,全球生物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美国著名咨询机构安永公司2004年和2005年发表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次全球生物技术年度报告分析,2003年全球生物技术产业营收达410亿美元。目前已有190余种生物技术产品获准上市,激发起投资者对生物技术股与融资的兴趣。
近20年来,我国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2004》统计,我国已有25种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上市药物达9种,重组人ω-干扰素喷鼻剂2003年4月获得国家临床研究批文,可用于较大规模高危人群的预防。但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医药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仅占医药工业总销售额的7.5%左右。
为加快我国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今后的研究开发重点是:
——生物技术药物(包括疫苗)及制备技术。围绕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肿瘤等重大疾病和疑难病症的防治与诊断,应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等技术,开发单克隆抗体、基因工程药物、反义药物、基因治疗药物、可溶性蛋白质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拓宽医药新产品领域;
——高通量筛选技术。目前,国外许多制药公司已把高通量筛选作为发现先导化合物的主要手段。典型的高通量筛选模式为每次筛选1000个化合物,而超高通量筛选可每天筛选10万多个化合物。随着分析容量的增大,分析检测技术、液体处理及自动化、连续流动以及信息处理将成为未来高通量筛选技术研究的重点;
——天然药物原料制备。目前,已经发现人类患有3万多种疾病,其中1/3靠对症治疗,极少数人能够治愈,而大多数人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以往多用合成药物,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自我保健意识增强,对天然药物的追求与日俱增。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天然药物的研发。
生物信息学研究
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以计算机为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储存、检索和分析,对基因组研究相关生物信息获取、加工、储存、分配、分析和解释——上世纪80年代一经产生,生物信息学就得到了迅猛发展。其研究一方面是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服务;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些数据,从中发现新的规律。
具体地讲,生物信息学是把基因组DNA序列信息分析作为源头,找到基因组序列中代表蛋白质和RNA基因的编码区;同时,阐明基因组中大量存在的非编码区的信息实质,破译隐藏在DNA序列中的遗传语言规律;在此基础上,归纳、整理与基因组遗传信息释放及其调控相关的转录谱和蛋白质谱的数据,从而认识代谢、发育、分化、进化的规律。另外生物信息学还利用基因组中编码区的信息进行蛋白质空间结构的模拟和蛋白质功能的预测,并将此类信息与生物体和生命过程的生理生化信息相结合,阐明其分子机理,最终进行蛋白质、核酸的分子设计、药物设计和个体化的医疗保健设计。
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已经将基因组信息学、蛋白质的结构计算与模拟以及药物设计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它将导致生物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科学文化的融合,造就一批新的交叉学科。
科学家们普遍相信,本世纪最初的若干年是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辉煌成果的时代,也是生物信息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据预测,到2005年生物信息的全球市场价值将达到400亿美元。
我国生物信息学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就在《自然》上报道了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计算机分析的工作。目前,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了生物信息中心或研究所,各种原始数据库、镜像数据库和二级数据库也已经逐步建立,同时我国还建立了相关的工作站和网络服务器,实现了与国际主要基因组数据库及研究中心的网络连接,开发了用于核酸、蛋白结构、功能分析的计算工具以及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并行化的高通量基因拼接和基于群论方法开发的基因预测等多种软件。中国学者还运用自主开发的电脑克隆程序,开展了大规模EST数据分析,建立了一系列基因组序列分析新算法和新技术,并在国内外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尤其在人类基因组基因数目的预测上获得了与目前的实验事实相当吻合的结果,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可。
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技术
最近几年,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巨大影响,已引起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研究中最活跃的是育种技术——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技术进行品种改良,创造更加适合人类需要的新物种,获得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新品种。这使得新品种层出不穷,品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将由现在的30%提高到50%。国际水稻研究所已经培育出每公顷7500公斤的超级水稻,非洲培育出增产10倍的超级木薯。
我国该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如植物转基因技术、细胞培育技术、籼稻的全基因组测序、花粉管通道转基因方法等,使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成为现实和可能。目前,已培育出亩产达到807.4公斤的超级杂交稻;2004年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50%左右;利用细胞工程技术培育的抗白粉病、赤霉病和黄矮病等小麦新品种已累计推广1100多万亩;植物组织培养和快繁脱毒技术在马铃薯、甘蔗、花卉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家认为,我国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的研发基础较好,整体科研技术与国外处于同等水平,只要充分利用资源,发挥优势,很可能在该领域取得突破。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
纳米科技是上世纪末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领域,它的迅猛发展将在21世纪促使几乎所有工业领域产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纳米材料是未来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许多科技新领域的突破迫切需要纳米材料和纳米科技支撑,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也急需纳米材料和技术的支持。
近年来,科技强国在该领域均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
在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合成方面,美国科学家利用超高密度晶格和电路制作的新方法,获得直径8nm、线宽16nm的铂纳米线;法国科学家利用粉末冶金制成了具有完美弹塑性的纯纳米晶体铜,实现了对纳米结构生长过程中的形状、尺寸、生长模式和排序的原位、实时监测;德国科学家巧妙地利用交流电介电泳技术,将金属与半导体单壁碳纳米管成功分离;日本用单层碳纳米管与有机熔盐制成高度导电的聚合物纳米管复合材料。
在纳米生物医学器件方面,科学家用特定的蛋白质或化合物取代用硅纳米线制成场效应晶体管的栅极用以诊断前列腺癌、直肠癌等疾病,成百倍地提高了诊断的灵敏度。另外,纳米技术在医学应用、纳米电子学、纳米加工、纳米器件等方面也有新进展。与此同时,国外大企业纷纷介入,推动了纳米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当前纳米材料研究的趋势是,由随机合成过渡到可控合成;由纳米单元的制备,通过集成和组装制备具有纳米结构的宏观试样;由性能的随机探索发展到按照应用的需要制备具有特殊性能的纳米材料。
纳米材料和技术很可能在以下四个领域的应用上有所突破:一是IT产业(芯片、网络通讯和纳米器件);二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纳米生物传感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到2010年将给人类带来新的福音;三是在显示和照明领域的应用已有新的进展,纳米光纤、纳米微电极等已产生极大影响;四是纳米材料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在基因修复和标记各种蛋白酶等方面蕴育新的突破,预计2010年纳米技术对国际GDP的贡献将超过2万亿美元。
我国纳米材料研究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整体科研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处于同等水平,部分技术落后5年左右。目前有300多个从事纳米材料基础研究和应用的研究单位,并在纳米材料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据英国有关权威机构提供的调查显示,我国纳米专利申请件数排名世界第三位。
国内目前已建成100多条纳米材料生产线,产品质量大都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一是在纳米材料制备与合成方面尚处于粗放阶段,缺乏应用目标的牵引,集成不够;二是纳米材料计量、测量和表征技术明显落后于国外,对标准试样和标准方法的建立重视不够,对表征手段的建立投资不足;三是纳米材料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出现脱节,纳米材料研究缺乏针对性;四是学科交叉、技术集成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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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
目前,信息技术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在信息器件向高速化、微型化、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的同时,软件和信息服务成为发展重点。大规模集成电路正快速向系统芯片发展;移动通信技术正在向第三代、第四展,将提供更优质、更快速、更安全的服务,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网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快,无线网络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全球化的信息网络将像电力、电话一样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信息服务,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将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
大显神通的新材料
高性能结构材料是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的材料,对支撑交通运输、能源动力、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以及国家重大工程起着关键性作用。
新型功能材料是一大类具有特殊电、磁、光、声、热、力、化学以及生物功能的材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当前国际上功能材料及其应用技术正面临新的突破,诸如信息功能材料、超导材料、生物医用材料、能源材料、生态环境材料及其材料的分子、原子设计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代的科技竞争是立足全方位的竞争,包括市场、资源、人才、信息、政策等诸多因素,是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内容。
创新概念最早由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过程。创新最初并不是科学或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因此科技创新不是仅仅以科学上的新发现或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作为标准,而需要以实现市场价值为其判断标准,如果发明的成果没有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没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它就不能属于科技创新,而只能称之为科技进步。
当今社会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研成果转化的周期大幅缩短,产业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世界各国纷纷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缺乏核心技术已成为中国的“软肋”,在信息、材料、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航空设备、医疗设备、精密仪器等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甚至在某些国家安全领域,一批重大武器装备和关键元器件也依赖他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缺乏关键技术、核心知识产权不仅会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还使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发展受到威胁,所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均不高,导致这种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发资金不足是抑制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例如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4%,这与美国的 2.90%、韩国的 3.74%、日本的 3.26%有较大差距。与创新型的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也较低,科技型企业普遍出现的融资难问题就是很好的证明。
由于受到计划思维的影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转变明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目前在科研项目评审方面仍然存在条块分割、效率低下等现象,“立项评价组织程度高,结题评价组织程度低”,“争取项目有组织,实施项目无组织”等问题较为常见。
我们科技创新中还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科技企业创新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对利润的追逐。国企容易得到国家政策资金上的优惠从而获取较大利润,这种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不再积极关注市场需求,虽有创新的实力但是缺乏创新的原始动力。民营企业虽然存在创新的压力,但行业准人、融资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科技创新的意义,尽快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的转变,从依靠国外技术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一、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
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解决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管理机制;制定和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加强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科技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政府的应尽的职责。
二、建立长效的投入机制,搭建科技创新的投融资平台
政府应该把科技投入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通过政策引导等多种手段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长效机制。科技管理部门要调整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结构,重点支持关键技术研究和重大战略产品研发。同时也要鼓励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突出创新活动中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应该鼓励大型国企加快研发机构的建设,针对重大关键性技术难题攻关和创新,引领科技创新活动;重视和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用,支持其成长壮大;要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综合服务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
政府需要大力发展现有的金融机构的机制以及产品创新,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断扩宽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渠道以实现金融社会化。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提高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把知识产权战略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树立国际信用的需要,更是激发科技创新的需要,因此要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自主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和公平竞争环境为宗旨,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侵权判断标准,强化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张来武,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12期
[2]许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北方经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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