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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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

第1篇

【关键词】健康教育;糖尿病;疗效观察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455（2010）11-0051-02

糖尿病是常见病、多发病，据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约三千万，居世界第二位[1-2]。糖尿病可引起系统损害，导致功能缺陷及衰竭，使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寿命缩短，病死率增高。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疗效观察，发现有效的健康教育有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是糖尿病患者重要的辅助治疗措施之一。现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选取确诊糖尿病而近三个月来单纯药物治疗空腹血糖仍在9mmol/L以上，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的患者102例，男性58例，女性44例，平均年龄48.5岁。

1.2健康教育方法：开展糖尿病的健康讲座，每月一次，发放糖尿病宣传手册，入户巡防，每月一次，旨在了解患者血糖监测，用药情况，饮食控制及活动疗法的坚持情况；或电话了解治疗情况，每周一次。

2健康教育内容

2.1开展心里疏导：首先消除患者本人及其它属的恐惧心里，稳定患者情绪，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患者树立坚强的自信心，主动、积极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自我放松，乐观向上。

2.2糖尿病相关知识指导：向患者详细讲解糖尿病的定义、分型、常见并发症和并发症与血糖控制之间的关系及常用药物的分类，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常用药物的基本作用原理及胰岛素在糖尿病治疗中的重要性等相关知识，说明糖尿病是慢性终身疾病，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治疗，有效控制血糖水平，控制病性发展，才能有效或推迟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2.3科学合理饮食：饮食的控制对糖尿病的病人尤为重要，科学合理的饮食，可以减轻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减少降糖药物剂量．告知病人及家属饮食治疗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帮助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治疗计划．糖类约占总热量的50-60％，提倡用粗粮面和一定量杂粮，多食用苦瓜或苦瓜茶，苦瓜降糖更安全，无任何副作用。忌葡萄糖、蔗糖、蜜糖及其制品。蛋白质含量一般不超过15%，控制胆固醇摄入，忌吃油炸、油煎品、少盐。定时进餐，避免长时间和加大运动量，以防低血糖反应。

2.4合理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降低体重，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告知患者及家属“运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降低血糖、血脂，增强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尤其是2型糖尿病病人。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病情、体力、爱好及有关并发症等指导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进行循序浙进，长期而有规律的体育运动，最好做有氧动动。

2.5自我监测习惯的建立和方法指导，血糖的自我监测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教会患者正确使用血糖监测仪监测血糖，告知患者每次测量均应准确记录，以便复诊时供医生参考。

2.6用约指导，糖尿病是终身疾病，绝大多数患者在家治疗，必须让患者了解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口服降糖药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教会正确注射胰岛素的方法，胰岛素放在2-8℃冰箱中保存，已经开启使用的胰岛素一般保质期为6周，记录每次注射剂量，定期请医生分析调整用药量。

2.7并发症知识：了解各种并发症症状、危害及防治。注意足部护理，每日检查足部，穿柔软舒适的鞋、袜，如有外伤、水泡、鸡眼等应及时就诊，不要私自处理。

2.8定期复查复诊：定期陪同患者到指定门诊复查眼底、尿徽量、白蛋白、血脂四项、肝肾功能及心血管、神经系统功能状态等，以了解病情控制情况，及时调整用药剂量。每年两次全身体格检查，尽早防治慢性并发症和其它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医务人员随时陪同患者到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

3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迄今为止，尚无根治方法，但是可以预防和控制[3]。国际糖尿病联盟提出综合治疗糖尿病5项基本措施即糖尿病教育、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药物治疗和自我监测[4]。说明糖尿病健康教育是综合治疗糖尿病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通过对糖尿病病人开展健康教育，同以加强患者的科学意识，使其掌握正确的糖尿病概念和知识，提高保健意识及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郭立新，李丽慧，李慧，等.强化生活方式干预2型糖尿病疗效观察[J].临床内科杂志，2007，24（9）：599-601

[2]刘尊永，沈蔷，楚亚琴.300例糖尿患者社区强化管理和治疗的疗效观察[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2，10：148-151

第2篇

【关键词】乒乓球运动新型握拍器初步研究

一、前言

乒乓球是一项集健身性、竞技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运动。首先，它具有较高的锻炼价值。作为一项全身运动，乒乓球所特有的速度快、变化多的特点决定了参与者在以下方面均可受益：首先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组织得到活动，从而提高了动作的速度和上下肢活动的能力。其次极有效地发展反应、灵敏、协调和操作思维能力。乒乓球运动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增强智力、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保健、医疗和康复的极佳手段而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但是在乒乓球运动过程中，尤其是初学者对乒乓球的握拍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这样不仅削弱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乒乓球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乒乓球拍的改进有很多种，有一些改进促进了乒乓球运动的快速发展。本文从乒乓球运动的握拍器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乒乓球初学者锻炼积极性。

二、新型乒乓球握拍器概述

研究目的。为了使乒乓球初学者更好的掌握乒乓球的握拍技术，从而达到更快的提高自身的乒乓球项目的技术水平，设计一种乒乓球拍握拍定型器，可以达到此效果，利用人体的肌肉记忆法，通过乒乓球拍握拍定型器，使乒乓球初学者长期保持一种握拍姿势，对肌肉形成条件反射，以达到长久记忆的目的。进入全民健身的时代，科学研究经常进行体育运动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身体机能，且对一些呼吸类疾病有缓解或治疗的作用。

研究背景。在现有技术中，为使乒乓球初学者更快更好的掌握乒乓球正反手握拍技术，对乒乓球球拍柄进行了多种改造，在球拍柄上形成正确地握拍手形凹槽，由于这种方式是与球拍一体，不利于初学者更换球拍，或选择适合自己的球拍开始学习，或者虽然具有可以套在拍柄上的手形模具但并能有效的防滑和实现正反手握拍法的转换。

基本结构。新型握拍器旨在提供一种乒乓球球拍握拍定型器，该定型器由具有握拍手型定位槽的拍柄套和其与球拍拍柄接合定位部件组成，握拍手型定位槽同时具有在同一基本位置形成的上述快攻型握拍法、弧圈型握拍法定位槽，或单独形成横握法定位槽。乒乓球球拍握拍定型器具有双层结构，该双层结构中的外层采用较硬的且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材料，并且具有一定厚度，在该层上根据正常握拍手型的握拍位置形成凹陷的定位槽，厚度基本上不影响握拍手感，该双层结构中的内层是一层薄的防滑层，其贴合于球拍手柄，在握拍手捻动拍柄套时使所述拍柄套不会相对于拍柄产生位移。拍柄套具有套体和两个端部，套体外侧具有握拍手型定位槽且能贴合所述乒乓球球拍拍柄握柄区形状，套体长度与球拍拍柄长度相适应，两个端部中的一个具有能与球拍拍柄底部形状相贴合的形状的底盖，另一个端部固定有上述接合定位部件，接合定位部件能锁紧所述端部，使其与球拍拍柄相对固定，在握拍手捻动拍柄套时使该另一个端部不会相对于拍柄产生位移。乒乓球球拍握拍定型器接合定位部件采用带状收紧部件、扣件、粘结部件、弹性套件、粘扣件中的一种。

工作性质。采用肌肉记忆法（肌肉记忆法是人体的肌肉是具有记忆效应的，同一种动作重复多次之后，肌肉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人体肌肉获得记忆的速度十分缓慢，但一旦获得，其遗忘的速度也十分缓慢）通过长期肌肉固定，达到长久记忆的目的。

三、应用分析

本新型乒乓球拍握拍器在使用过程中，需注意几点：首先，应该根据每个使用者的个人特点来选择。其次，在使用过程中需使用者放松，不要刻意去记住手型，让手上肌肉自动去适应拍型。最后，在练习过程中应间隔使用，注意手部的休息来提高效果。

四、前景分析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乒乓球拍握拍定型器，本作品是采用硅胶材质，对人体无任何伤害，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吸附性，不已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我们利用人体的肌肉记忆法，通过乒乓球拍握拍定型器，使乒乓球初学者长期保持一种握拍姿势，对肌肉形成条件反射，以达到长久记忆的目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全民健身的行列中来，且乒乓球项目是一项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体育运动，更加重要的是我国乒乓球健儿在乒乓球世界级比赛中一次次取得辉煌成绩的影响下，对未来开展乒乓球项目的道路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乒乓球拍握拍定型器对每一名乒乓球初学者的帮助都是极大的，建立了良好的市场。

参考文献：

[1]李村.论乒乓球健身与终身锻炼的价值取向[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4.

第3篇

[关键词]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作业成本法

前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运动员培养模式基本采取的是举国体制，即靠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支撑的培养模式，很少涉及对运动员培养成本的研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深，主要靠市场而不是靠财政来配置体育资源将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就很有必要对举国体制下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成本进行研究，以适应对现行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的需要。

对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分析的必要性。我国学者对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研究的必要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基础变化导致体育体制改革。举国体制的培养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讲求国家管理的高度集中性和计划性，体现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的优越性，强调国家计划的权威和民族荣誉的至高无上，特别在一些国际活动中，强调竞技体育的政治效益，忽略其经济效益。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被定位为社会事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需要，归并为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变化的内在要求。随着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振奋民族精神，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我国加入WTO、融入国际大市场后，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对精神文化层面的促进，而且还表现为对市场的参与和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三、我国对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对于优秀运动员培养的研究，我国学者做了不少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领域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运动员管理体制模式方面的研究，注重宏观发展的分析；二是细化到运动员培养成本核算的分析，注重微观成本计量的研究。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具体研究成果集中研究我国运动员培养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运动员的专项及文化基础、项目分布、训练及比赛、管理体制、经费、竞赛体制、教练员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合我国各项目的现状及客观实际探讨了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解决建议。尤其着重于对运动队的教练员及运动员的配置上应尽量合理。建立完善的选拔制度，对不同级别的运动员的待遇及奖励应有所区别，使有限的经费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第二个方面，细化到运动员培养成本的核算，学者们着重研究了培养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需要多少成本，需要什么成本，成本如何衡量等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培养运动员归集起来的费用大部分属于间接费用，其形成有各自的特定原因，应合理选择费用的分配标准。同时还应考虑会计年度与培养学生年度、成本折旧等方面的问题 [2]。大体可将培养费用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即直接投到运动员身上，直接为运动员服务的费用。为运动员提供训练、教学安排，运动服装、器材，营养及热量配餐，卫生保健、运动创伤的治疗，以及运动员的比赛、训练所需要的差旅费、场地费、工资等。间接培养费用是训练、教学的管理，场馆及后勤各部门的办公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等管理费用。把各项费用分配到各专业运动员的培养成本中。即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总成本 [3]。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培养成本可分为三部分，即获得成本(包括招生、选材、培育)、开发和使用成本(包括训练、比赛、学籍管理、医疗保健、文娱生活)、保障成本(包括意外伤残保险、后学籍管理、训练学习生活) [4]。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模式和成本核算的研究仅限于规范、概念层次上的分析，而真正细化具体到成本核算的研究较少。综合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运动员的培养成本大多是间接的，这更适合用作业成本法进行计量研究。

作业成本法在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核算中的可行性探讨

该方法的着眼点放在作业（即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上，以作业为核算对象，依据作业成本动因追踪到产品成本（即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由此而得出最终产品成本。

具体来说，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的核算分为以下步骤 [5]：

（1）直接成本的归集

此部分的成本计算与传统的成本计算相似，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成本费用的总数是多少；二是确定这些成本费用由哪些对象来负担。

（2）成本库费用的归集

若成本费用中某些项目无法在成本库中进行分配，对于这类项目可归集在一起，单设为其他成本库。其他成本库的费用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例在一定程度唱反应作业成本核算系统的正确度，其他成本库的费用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例越小，说明制造费用的可归属性越强，从而成本分配越切合实际。

（3）成本动因的确定

这一步的关键在于为每一个成本库选择一个与成本库费用存在强线性关系的成本动因。如纯数量成本动因、加权数量成本动因、随情况而定的成本动因等。

（4）成本动因费用率的计算

（5）成本库费用的分配

（6）培养运动员总成本的计算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加速转型阶段，体育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也日渐凸显。对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成本进行分析，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从培养成本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样才会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充分认识其稀缺性所在，从而凸现出培养成本的特征，加强管理和规划，正确、充分地利用有限的体育资源。因此综合了国内学者的观点，从宏观和微观方面阐述核算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成本的范围和层次，笔者提出采用成本作业法进行核算的观点，尝试通过运用具体的成本核算方法为核算优秀运动员培养成本提供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鲍明晓：《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12月，32-35

[2] 周亚静，运动员培养成本的计算[J]，辽宁体育科技，2003，5（3）：41

[3] 周雷，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成本及其特征[J]，体育学刊，2005，12（4）：83-84

[4] 林婕、林建华，关于培养竞技体育运动员的成本问题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5）：687-688

第4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大众体育；社会变迁；休闲；政策导向；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4-0063-04

Policy guidance for mass leisure and sports in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XU Wan-bing1，JIN Yin-ri2

（1.Chengdu Sport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2.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examined and analyzed policy guidance for leisure and sport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Japan from the 196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gained policy experiences of Japan whose social development was carried out earlier than that of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1)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Plan for Sports Revival” enabled Japan to perfe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sports revival,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 and measures; 2)in the late 1980s, an aging society lacking of children was a national problem fac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career sports became a new orientation of mass sports; 3)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life environment enabled mass sports in Japan to boom; 4)policies such as NPO act promoted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mass sports business mode to a civil business mode.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mass sports；social transition；leisure；policy guidance；Japan

随着经济发展，日本的大众休闲生活方式在二战后出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首先，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并先后承办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在这一阶段日本制定了“体育振兴法”，并根据这一法案研究制定了关于体育的普及与振兴的基本方针。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日本大众体育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具体的休闲体育活动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低谷。而这一阶段日本进入老龄化时代，社会福利政策压力骤然增加，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细致、完备、符合大众价值取向的体育政策；20世纪初，以信息化社会为起点，日本社会进入了多元、需求稳定的大众休闲时代。但是依然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严重挑战以及泡沫经济崩溃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压力外，20世纪90年代之前建设的休闲娱乐设施出现过剩的局面。在这期间，日本除了积极推动大众休闲体育活动以外，还积极探索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的推广，从而有效整合各区域的体育资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令世人瞩目。这种发展的客观环境为我国大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转型。对日本大众休闲与体育政策措施的研究将会为中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日本社会生活环境变迁

1.1市民思想意识与生活取向的变化

1)思想意识趋向注重精神生活。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在现代化社会建设过程中，大量生产、消费、代谢的循环体系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这一过程中国民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1980~1998年的近20年时间里,比起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日本国民注重精神生活的比例不断提高。对于精神生活的界定非常主观抽象，但是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于经济增长或物质消费之外的精神生活的摸索与追求日益显见。

2)“自由时间”支配与生活取向变化。“自由时间”是指以个人的意志自由支配或使用的时间。一般认为其中不包括睡眠或饮食等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时间以及工作、学习、家务等具有约束性的工作或工作时间。近年来有些日本学者将“自由时间”定义为“与活动种类无关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能够体会到自由的时间。”[1]自由时间中可以从事的活动多种多样，也有人统称为“余暇”活动。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快速进入高龄化社会，男女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0岁。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对于“今后的生活着力点”的询问，“休闲、余暇生活”的需求增加显著，表明与日本社会工作时间的不断缩短有关[2]。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人们对休闲生活的需求也逐步增加。

1.2“社会性休闲”生活方式的产生

积极人生乐趣与生活目标往往通过和人的交流与社会贡献获得。社会生活中如果更多赋予“社会性休闲”的元素，将会使更多人确立积极的人生目标。这不仅能够满足个人的积极愿望，也可以使社会文明得以进步与发展，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与良性循环的发展。日本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期后，经济停滞，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地凸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于每个社会人提出了在自主支配的时间里如何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以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问题。一方面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以个人自由为主的，而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社会的交往过程中，需要尊重与包容他人的个性与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于是产生了“社会性余暇”的概念，同时也赋予了日本社会具有创新意识、多元化、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2日本大众休闲政策导向

2.1“生涯学习振兴法”和“海外旅行倍增计划”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日本国民对休闲的需求也前所未有地高涨。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行政报告书中开始出现“生涯教育”的概念，各种宾馆设施及休闲娱乐设施等公共休闲设施相继投入建设。作为生涯学习的政策指导，1990年开始实行“生涯学习振兴法”。1992年以公立小中高等学校为对象，规定每月的第2周星期六为公休日，逐步开始实施“学校5日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休闲全球化倾向。1987年日本运输省(现国土交通省)发表了“海外旅行倍增计划”，伴随着日元增值的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每人海外旅行人数已经达到了1 000万人。1987年日本政府施行“综合保养地域促进法”，也称“度假地法”，加上“泡沫景气”扩大使日本各地兴起了度假地建设风潮。

2.2工作时间缩短及带薪休假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社会对日本人工作时间长的状况进行批评。日本政府制定了“年总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1 800小时”的具体目标，积极推行国家公务员和金融机关实行双休制，促使企业协会与劳资双方普及双休制的工作制度，而由大型企业主导的支援与奖励志愿者的“志愿者休假”制度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及。经济泡沫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刺激国民消费，日本政府讨论通过了“生活大国5个年计划(1992-1996年)”，明确指示工作时间的缩短是实现“生活大国”计划的最重要课题，规定了“连续休假”、“因病休假”等详细的休假制度。1993年规定降低加班时间的上限，逐步实施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制度[3]。到1997年4月，日本社会正式进入了“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社会”。

2.3节假日法修正案

“有关国民节假日法修正案”于2000年正式实施。这一新的节假日法被统称为“快乐星期一”，即将此前的以日期设定的节假日改为指定星期休假的制度。2000年开始，日本的“体育节”和“成人节”改为星期一。由此，规定周六休息的企事业单位在该周就成为连休3天，全年中的三连休情况不断增多，2003年开始“海洋日”和“敬老日”也成为了“快乐星期一”。2002年4月，日本全部实现了学校5天学习制，再加上加入“快乐星期一”节假日的增多，国民带薪休假时间随之增加了很多。一系列新的休假制度的普及使得个人与家庭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不仅促进了休闲活动与社区活动的开展，大众对与休闲时间增多相应的活动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2.4“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实施

1998年日本众议院全会一致通过了为促进社会福利与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市民自主性公益活动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并在同年12月开始实施。所谓NPO法，是以追求非特定人群的利益为主要目的(政治与宗教除外)的市民组织，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申请法人资格的制度。涉及12个领域，包括医疗与福利、社会教育、城市规划、文化与体育、环境保护、灾害救援、区域安全、人权平等、国际协作、男女平等参与、儿童健康养育、NPO活动支援等。这一法案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给日本国民带来了空前灾难，而其中由市民自发的救助活动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实施使不单纯依靠政府或企业的支撑，普通市民也可作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推行的综合地域型体育俱乐部计划基本上是以NPO团体法人的方式施行。NPO法实施以来，日本社会对团体性、公益性社会活动的认识逐渐加深。日本余暇开发中心(现称为“自由时间设计协会”)在其1998年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将这样一种社会活动形态称之为“社会性休闲”，并将其定义为人与社会积极的沟通过程中，以兴趣为主导的各种活动，活动内容各种各样，大多数以志愿者形式参与，不记酬劳、不分老幼。可以为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也可以是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性的活动，其结果有利于社区社会的和谐。

3日本体育政策导向

3.1“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实施背景

1961年6月日本制定了《体育振兴法》。该项法案中明确了有关体育的相关定义，设置了各公共团体层次的体育振兴审议会，培养设置了非正式公务员身份的体育指导员，并且明确了与区域体育振兴相关的公共体育运动设施资金辅助方式与标准。其后，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的咨询机关保健体育审议会于1972年审议通过了“关于体育普及振兴的基本方针”，明确了社会体育环境设施整备的方针政策。这一方针借鉴德国“黄金计划”，该项计划为日本的体育设施整备提供了可参考的数据[4]。

乘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在日本涌现的社会体育振兴之风，各地区普遍实施了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决策。此后相继出现了休闲度假村的建设风，普及并扩充商业体育设施，以及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大型体育场馆建设或高尔夫球场等体育运动俱乐部建设风潮，迎来了空前的体育产业泡沫化时代。受欧洲兴起的大众体育运动影响，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使用大众体育的概念，而在1988年文部省体育局改组中采用了“生涯体育”的概念[5]。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在生涯活动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持续性进行并享受符合自身生活方式的运动。”[6]

20世纪90年代末，保健体育审议会对“为保持增进终身身心健康为目的的健康教育及体育振兴战略”的提案进行审议，其中提出为了实现终身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方式为目标。对于地域体育环境，提出了将推行学校体育设施由单纯地向地域居民提供运动场所的“开放型”，向学校与地域社会“共同利用型”的政策转换，以使地域居民更加有效地利用完备的学校体育设施[7]。此项提案反映了“振兴生涯体育”的政策意图，揭示了为促进大众体育运动持续性开展而制定的设施环境政策的基本思路。

3.2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实施重点与导向作用

2000年8月，为应对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环境，保健体育审议会进一步明确了通过更加具体的定量数据和制定目标来振兴体育的方针。尤其在报告中提出对于实现终身体育的地域体育环境整备政策，将成人体育参与率从当时的37.9%提高到50.0%。

为达到此项政策的目标实施的有力措施是，大力促进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的培养和辅助事业。这项计划目标是从1995年开始利用9年时间，建立以区域居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居民提供运动、交流与活动场所。提出了“为了在21世纪初实现人人参与和亲近体育的生涯体育社会，作为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而备受关注的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的全国性范围推广为重点措施”的政策指针，设定了到2010年全国每市町村中至少有一个，而各都道府县中设置至少一个广域体育中心的政策目标。直到2008年7月，日本1 046个市町村中已创立了2 768个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8]，其中多数以NPO法人组织形式经营管理。

“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中的大众体育政策经过了从硬件到软件建设的过程。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后，这项计划可以说是由此前的抽象性观念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政策，为迎接未来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国家重大问题做好准备。

4对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4.1社会发展与变迁对大众体育需求的启示

王揖涛[9]的研究表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二者高度相关的程度说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步性。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基础，是必要的物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与社会一直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居民文化娱乐(含体育)的服务性消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势看，可以预言，我国今后必将掀起一次新的、更大的群众体育浪潮。推动着这一浪潮向前发展的既有必需的客观条件因素，有其时展的特性，也有人们主观内在的需求。这种发展的客观环境为我国大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另一方面，社会文明病越来越多，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最为关心的大事。中国经济赶超日本还需时日，却几乎与日本同时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信息化、汽车化等时代性特征均已出现。日本社会已经经历了这些时展过程，对日本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大众休闲政策导向的研究将会为中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4.2生活方式变迁对大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目前，中国正在迈入小康社会，而中国社会除具有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年龄差别和社会阶层差别之外，还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的时代性差别。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大众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与时展特性[10]。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时代，并且随着余暇时间的增多和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的发达，可支配收入增多，生活方式有了根本的转变。但是余暇时间浪费、活动量减少和老年病年轻化等社会问题给大众体育提出了新的时代性课题，大众的体育参与程度与方式需要适应时展要求。日本的政策决策部门不断观测大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了解大众需求，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如NPO法案促进低于体育俱乐部建设等开发大众体育的社会经营新模式。这一点对我国的大众体育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4.3对“后全民健身计划时期”大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199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通知》，对1995~2010年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群众体育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是体育事业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也对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0]。《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顺应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所制定第3阶段计划至本年度将基本完成并取得重大成功。展望后全民健身时代，全面健身计划的措施也应该进行更加顺应时展的变革。日本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中提出的创建“人人参与和亲近体育的生涯体育社会”的理念及其相关政策，对我国目前提出的创建以人为本的体育事业发展目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4.4国民休闲政策对大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袭来,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国民休闲计划”，各省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求拉动国内旅游的发展。国际市场的萎缩将国内旅游市场推到了竞争的风口浪尖。而“国民休闲计划”预备实施的更多背景是因为全体民众的工作时间缩短，节假日增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对精神生活的更多追求。而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提出的“海外旅行倍增计划”虽然是为摆脱经济危机，提高国内消费而制定的政策计划，但结合日本推行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体育与旅游结合，使得日本国民生活方式发生积极变化，使国民从中受益，对我国“国民休闲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自由时间设计协会. 休闲白皮书2001[M]. 东京：园企划印刷出版，2001：6.

[2] 日本内阁府. 国民生活にする世论调查[EB/OL]. ，1999-12-20.

[3] 日本厚生工作省. 每月勤劳统计调查[EB/OL]. ，2001-12-21.

[4] 川西正志. 生涯体育实践论[M]. 东京：市村出版，2002：26.

[5] 野川春夫. 生涯スポツ基础理论，世界のスポツ・フォア・オル运动－生涯スポツ[M]. 鹿儿岛：鹿屋体育大学，1996：2-11.

[6] 山口泰雄. 生涯スポツ理论とプログラム[M].鹿儿岛：鹿屋体育大学，1989：4.

[7] 陆作生，刘宪军. 日本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的运营机制及发展[J]. 体育学刊，2009，16(3)：33-36.

[8] 日本文部省[EB/OL]. mext.go.jp/，2008-07-01.

[9] 王揖涛. 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研究[Z]. 北京：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软科学研究成果汇编，2003.

第5篇

关键词高校教育成本模式核算

旧的高校会计核算体系，通常只核算经费支出，至于开支是否合理和必要，则无人问津。高校既无筹措经费的压力，也不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成了经济核算的从动者，从而淡化了效益意识，忽视了经济效益考核，也排斥了教育成本核算。因此，高校对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只是简单地计算支出数，并以此作为向国家申请预算的数据资料而已，长期处于“年初报预算，年终报决算，支出靠拨款，不足伸手要，教育成本不计算，经济效益无人管”的状况，从而造成高等教育人、财、物的极大浪费。虽然后来国家对高校财务制度进行的改革中取消了预算内外割裂核算和使用的办法，实行了“核定收支，定额或定向补助，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预算管理模式，但由于其仍局限于计算预算收支余超的阶段，并未真正实行教育成本核算，从而致使高校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益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种教育成本核算的滞后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弊病，严重制约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使高校有限的教育经费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这与目前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不相适应。因此，必须改革高校现行的会计核算模式，建立新的教育成本核算体系。

1确立教育成本的概念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范畴，随着产品交换而产生，又随着产品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其表现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了全新的意味。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是指高校在教育活动中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所耗费的物质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总和，并且这些资源的价值是那些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教育成本是指培养一名合格人才，国家、家庭和社会所耗的全部费用，其中包括：第一，有形成本，即可以用货币计量和表现的耗费。它又可分为：社会成本，即国家和社会直接承担的教育费用；个人成本，指学生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包括学生在校期间交纳的学杂费、住宿费和必要的生活费用等项开支。第二，无形成本，指学生由于把时间用于求学而引起的机会成本。狭义的教育成本是指高校培养每个学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目前主要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①传授知识消耗的活劳动报酬，如教职工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部分、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支出等。②学生助学金(包括学生奖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困难学生补助费)、物价补贴、医疗费用等。③传授知识所应具备的物质技术条件消耗费用，如实验器具、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等的消耗。④教学和行政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实习费、水电费、取暖费、差旅费、行政仪器设备费、校园绿化卫生费等。⑤其他费用，指除上述耗费以外的其他开支，如外籍专家费、外事活动费、学生活动费等。

2确定教育成本的核算对象

根据高等学校的特点，应分别按照各专业、类别、层次的学生作为成本核算对象，编制成本计算单，全面反映各专业、各层次学生生均教育成本和教育总成本。高校成本核算对象按专业性质划分为：理工、农医、文史、艺术、财经、师范等；按培养学生层次划分为博士、硕士、学士(本科生)、专科生等等。划分成本核算对象，有利于教育成本的归集和分配，以便于准确地计算各级各类学生的培养成本。

3明确教育成本项目

教育成本项目的划分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教育成本计算的准确性。教育成本按计入方式不同分为直接成本项目和间接成本项目两大类。直接成本是指适宜于直接计入培养对象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①学生费用。指直接用于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学生物价补贴、特困生补助费，以及学生实习实验费、医疗费、学生活动费、招生费、毕业生派遣费、体育维持费等等。②教学费用。指直接从事教学的教师、教辅等人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医疗费及教学差旅费、水电费、资料讲义费、其他业务费，和修缮费等等。间接成本是指不适宜直接计入，但为了组织和协调整个学校正常的教学及与教学相关的活动而开支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①管理费用。指从事教务管理、图书管理及党务、行政、后勤等部门人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医疗费、办公费、差旅费、师资培训费等。②社会保障费用。指学校离休、退休人员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等费用。③固定资产折旧费用。④其他费用。

4选择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有学年教育总成本、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三种方法。

（1）学年教育总成本是指某一学年在校学生所发生的全部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教育总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通过对教育总成本的核算，可以了解和掌握学校教育成本总水平，便于从宏观上控制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是指某一学年在校学生的生均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如下：

学年生均教育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某学年在校生折合人数

某学年在校生折合人数的计算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本科生数为标准，将各类在校生折合成标准单位数，即本科生为1，硕士生为2，博士生为3，专科生为0.5，据此计算出某学年在校生折合人数。某学年在校生折合人数=某学年在校本科生人数+某学年在校硕士生人数×2+某学年在校博士生人数×3+某学年在校专科生人数×0.5。

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是高校培养某届毕业生正在发生的教育成本，它为高校通过对不同年度教育成本的比较，分析升降原因，找出差距，及时提出改进措施，降低教育成本提供了可靠依据。

（3）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是指某毕业生在校期间全部的生均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毕业生在校期间每个学生生均教育成本之和

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是培养某届毕业生已经结束的教育成本，将这一指标在同类高校这间相互比较，可以促使高校开展降低教育成本的经验交流，起到降低高等教育整体教育成本的作用。

运用以上3种方法核算教育成本，对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5建立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原则

5．1实际成本计价原则

实际成本是指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实际投入的人、财、物的货币表现值，按实际成本计价方法核算，方法简便，结果也较准确。

5．2会计期间学年制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教育成本核算期间的划分不同于企业会计期间的划分，不能采用日历年制，而是采用培养周期学年制。这里所说的培养周期是从培养对象入校至毕业的时间，我国学年制是指从每年的8月份至次年的7月份为止的时间。

5．3权责发生制原则

在学生培养期间，培养投入与收益对象的培养进度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教学仪器、设备、房屋、图书等，在一定时期内均为一次性投入，这些投入可以培养很多届学生。一般情况下，投入在先，实施培养在后。因此，先开支的费用应按照比例计入当期和以后各期的教育成本中去，而不能将当期开支的所有费用全部计入当期的教育成本中去。为此，须增设“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累计折旧”三个总账科目。“待摊费用”账户，是用来核算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次性投资可在本学年和以后各学年重复使用但又不构成固定资产的图书资料、低值易耗品、小型仪器、仪表等的购置费。该费用需要分摊到以后各学年的成本中去。“预提费用”账户，是核算应属于该学年成本负担，尚未支付但预先按规定提取计人本学年的费用，如应付税金、提取的职工福利费等。“累计折旧”账户，是用来核算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过渡性科目。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　高校　教育成本　模式　核算

1　确立教育成本的概念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范畴，随着产品交换而产生，又随着产品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其表现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了全新的意味。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是指高校在教育活动中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所耗费的物质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总和，并且这些资源的价值是那些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教育成本是指培养一名合格人才，国家、家庭和社会所耗的全部费用，其中包括：第一，有形成本，即可以用货币计量和表现的耗费。它又可分为：社会成本，即国家和社会直接承担的教育费用；个人成本，指学生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包括学生在校期间交纳的学杂费、住宿费和必要的生活费用等项开支。第二，无形成本，指学生由于把时间用于求学而引起的机会成本。狭义的教育成本是指高校培养每个学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目前主要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①传授知识消耗的活劳动报酬，如教职工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部分、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支出等。 ②学生助学金(包括学生奖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困难学生补助费)、物价补贴、医疗费用等。③传授知识所应具备的物质技术条件消耗费用，如实验器具、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等的消耗。④教学和行政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实习费、水电费、取暖费、差旅费、行政仪器设备费、校园绿化卫生费等。⑤其他费用，指除上述耗费以外的其他开支，如外籍专家费、外事活动费、学生活动费等。

2　确定教育成本的核算对象

3　明确教育成本项目

4　选择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

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有学年教育总成本、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三种方法。

（1）学年教育总成本是指某一学年在校学生所发生的全部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教育总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通过对教育总成本的核算，可以了解和掌握学校教育成本总水平，便于从宏观上控制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学年生均教育成本是指某一学年在校学生的生均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如下：

学年生均教育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某学年在校生折合人数

（3）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是指某毕业生在校期间全部的生均教育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某届学生生均教育成本=毕业生在校期间每个学生生均教育成本之和

运用以上3种方法核算教育成本，对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5　建立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原则

5．1　实际成本计价原则

实际成本是指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实际投入的人、财、物的货币表现值，按实际成本计价方法核算，方法简便，结果也较准确。

5．2　会计期间学年制原则

5．3　权责发生制原则

参考文献

第7篇

Abstract: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s strategy of Shaanxi. Therefore,Shaanxi must increas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pay attention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vesment o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y,and provide the enviroment that can strengthening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关键词:陕西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马晓梅(1972-),女,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及研究。

作为影响陕西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已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陕西能否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对人力资本的开发进行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后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阶段,因此,分析这一阶段陕西人力资本问题,对于陕西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陕西人力资本的开发

人力资本作为“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 ,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复杂劳动力,是人通过学习、培训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的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体力、智力的综合能力。“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支持越大,企业对专门劳动力和劳动熟练的投资越多,社会介入科学技术进步的范围越广,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就越多,质量也越高。” 1978后,陕西经过三十多年年的改革开放,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体制构成的综合体制的运行,人的身心、文化素质和劳动力质量都得到了提高,使人力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陕西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医疗、教育都经历了发展和提高的过程。教育体系逐步健全,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基本形成了层次、结构比较合理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陕西教育无论从学校数量、招生数量,还是从办学质量来讲,都已步入全国的先进行列。

但是,陕西人力资本的开发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的不合理,存在着质量上的短缺。陕西人力资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平衡,陕南、陕北人力资本的密度远远低于关中,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占全省面积26.7%的关中地区拥有全省人力资本的2/3,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更为集中。陕南、陕北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关中,对人力资本的开发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教育、培训及医疗保健上的投资与关中相比严重不足。

陕西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劳动力人口的79%分布在农村。由于经济落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教育发展缓慢,基础教育尚且薄弱,成人教育与专业技术培训更是不足。而在城镇,“高级人才闲置浪费和中级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缺乏”,“人才结构断节现象严重” ,加上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结构性失业,未能实现充分就业。人力资本结构和配置的不合理造成陕西人力资本质量上的短缺。

同时,陕西地处西北,人力资本受传统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缺少良好的开发环境,未形成有效的人才激励和奖励机制,专业技术人才岗位匹配性差,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人力资本的利用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吸引,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使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损失。

二、陕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一时的利益。就其范围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焦点在于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保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面向21世纪的共同选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但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陕西的可持续面临着以下问题:

1、人口形势严峻。由于陕西人口基数大,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远没有到位,致使陕西人口密度逐年提高,列西北五省第一位,人口总数接近全国总人口的2.9%。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口多虽是一种资源优势,同时又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扩大资源开发,致使资源相对短缺。除人口数量外,人口质量更是潜在的严重问题,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01%,表明陕西已进入老年化社会初期;陕西的人口性别比为113,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往往集中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不足导致新生一代的素质总体低下,这又实际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和教育含量,形成恶性循环。

2、自然资源状况。陕西土地资源占国土面积的2.1%,但人均土地不足10亩。由于非农业用地迅速增加,耕地逐年减少。陕北、陕南土壤肥力较差,生产水平较低。陕西森林覆盖率低,植被条件差,水土流失面积13.7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以上。陕北黄土高原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最严重的地方。由于过度放牧,滥垦滥伐,使森林和草原面积退化,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陕西水资源较缺乏,人均水量、单位耕地面积平均水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不仅给开发带来困难,而且会造成水、旱灾害。城市缺水严重,低下水开采超标,导致低下水位下降。陕西矿产资源丰富,但总体勘查程度低,可经济开采量低;种类齐全,但结构不尽理想。能源矿产占突出优势,但一些支柱性矿产如铜、铁等,或贫矿多,或探明储量少,或开发利用条件差。

3、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造成陕西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调动起来了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政策、制度不能及时到位,导致了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掠夺性开发,使陕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在陕北神府煤田,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地表塌陷、水资源破坏、大气、噪声污染、加重水土流失等使矿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严峻的人口形势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引发了人口发展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资源型的经济模式的潜在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最终影响陕西的可持续发展。陕西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协调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是陕西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三、人力资本积累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而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 。陕西作为中国相对落后的省份,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人的健康存量、知识和技能存量越高,其生产潜力和能量越大。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增长的结果,因而人力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从不同方向、不同渠道,通过不同机制,特别是通过劳动力质量和生产资料质量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还有助于重塑人的精神本质,而人的全面发展,将为经济的增长创造基本动力。1978-1998年期间,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16.69%。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式趋于合理,加快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和连续性。人力资本积累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使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有利于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较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积累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陕西人口问题的症结是人力资本质量低下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的持续发展,取决于社会活动的主体,即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和对生产的控制能力,只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调节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实行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思路出发,陕西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通过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事业投资,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劳动技能水平,从而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本开发。“人口不仅是自然环境的重要力量和动力,也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过多的人口将对自然环境构成压力” 。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产生。陕西人口的量大与质差,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在贫困地区,人口增长愈大,对人力资本投资愈少,造成人口素质低下。因此,必须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特别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家庭对子女教育成本的增加,将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使人们自觉地调节生育行为,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为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创造条件,那么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力量。

其次,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投资被看作人力资本开发的主要途径,可陕西作为科技大省,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背离,科技教育实力较为雄厚,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业化进程相对滞后,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模式,使教育、培训与实践相结合,加强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孵化能力,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

第8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西部；东部；旅游业；投资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103－06

一、引言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当前如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旅游优势产业，成为西部地区关注的焦点。

人力资本一般认为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使其获得知识和技能的积累。Adam Smith是最早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思想的学者，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Alfred Marshall认为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Walsh(1935)、Friedman and Kuznets(1945)从不同角度对各种职业与教育等级的经济收益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现代人力资本的奠基人Mincer(1958)、 Sehultz(1961)首次从劳动者能力角度全面深入地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生产者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的研究开始涉足其对经济增长作用，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说明人们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使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提高；Lucas(1988)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引入经济生产函数中，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Romer(1990)，Nelson和Phekps(1996)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Mankiw，Romer和Weil(1992)构造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因素的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西部旅游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分析

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产业，其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的发展能力、经济的发展能力、文化的发展能力、人口发展能力等都会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前人力资本对旅游业的作用研究比较少，但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刺激旅游需求，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旅游行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旅游市场的刺激，旅游环境的优化，旅游相关产业的推动和对旅游人才升级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如图1。

1、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Solow(1956)测算出1909－1949年美国人均产出的增加量中有12.5％来自人力素质的提高；fCDenison(1967)计量了教育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Sengupta(1993)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Benhabib和Spiegel(1994)通过跨国人力资本经验数据，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Black和Lvnch(1996)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中在职培训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作用；Barro(2001)通过跨国数据分析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在国内，近年来相关研究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赵兰香、林生(2004)提出人力资本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获得技术能力提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和产业优势；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的素质，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环保意识，有利于扩大市场，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2、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需求的刺激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促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据Schuhz的实证研究，美国接受12年教育(高中程度)的人，每增加一年教育其收入就增加17.2％，在此基础上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8.8％。收入的提高促使人们追求更多的享受，为人们实现旅游需求奠定了基础。同时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的投资有利于提高人们文化水平，激化旅游需求。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出游率高，文化水平低的出游率低，这一方面与他们相应的高收入有关，另一方面出于对探求新知识的兴趣。卫生保健方面的投资则可减少使人们生病的机会，从而提高个人收入；科技文化方面的投资则可刺激人们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使更多的人们参与旅游。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与城市差距比较明显，城镇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优于农村，居民从收入到文化素质差距都比较明显，这也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明显高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占我国总人口的70％以上，旅游人次却不到城镇居民的2倍，而旅游总花费更是不到城镇居民的二分之一。可见，农村居民收入如得到大幅的提高，其旅游需求必将提升，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源泉。

3、人力资本投资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主要是对旅游资源的直接开发和利用，旅游产品附加值较低。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观光旅游被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科技旅游等高层次旅游形式所代替，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具有相应的人力资本作为保障。但在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力有限，不仅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更高层次要求，而且对旅游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忽视旅游生态的保护，旅游资源的高层次开发和创新乏力等。而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旅游人力资本存量，直接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各种旅游人才，还可优化人才结构和强化人才的交流，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只有不断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大力加强员工技能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断引进高级旅游人才，才能实现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4、人力资本投资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

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和对社会环境的直接优化。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促使与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得以快速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环保意识等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无疑对优化旅游产业发展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西部与东部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产业发展影

响的实证对比分析

对于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Denison(1967)、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通过将劳动者按照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进行细分，建立了不同质的劳动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Beeker(1962)首次将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迁移等不同形式。国内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教育、健康等要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构成形式，人力资本也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健康素质构成，是劳动者综合素质的具体反映。但对人力资本投资指标的选取和度量是一个难题，方法通常包括受教育年限法、劳动者报酬法、学历指数法、技术等级法和教育经费法等。人力资本是区域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因素等共同作用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所以本文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采用费用法，利用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各种费用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计量依据。结合旅游产业的实际，本文选取影响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科教文卫四种经费的投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计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且政府投入是其中的主体，本文主要选择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计量指标。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尝试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并与东部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所述的西部地区指西部大开发所包括的12个省级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对旅游业发展的计量指标，本文主要选取2000年到2005年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四个代表旅游业发展状况的指标。

1、西部旅游业和人力资本投资与东部的对比分析

(1)西部地区旅游业与东部对比分析

从表2和表3可见，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西部旅游产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都与东部地区相当，即使在2003年“非典”期间，西部国内旅游收入仍然实现了小幅增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西部地区国内旅游收入占GDP比重与东部相比还有差距，但增长率却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显示出旅游业在西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由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旅游高等级交通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制约了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入境旅游和旅游外汇收入增幅明显低于东部，且在GDP中的比重比东部地区下降得更快；同时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的比重要远远低于东部，且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入境旅游受到了比东部更加严重的打击，直到2004年才恢复到2002年的水平，说明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在对入境旅游服务方面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受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

(2)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东部对比分析

由表4和表5中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在科教文卫各项人力资本的投人明显低于东部。从增长速度上看，西部地区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经费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是很大，落后两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教育经费增长与东部地区接近，这可能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加大了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有关；但科技投入的增长方面，西部地区仍然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仅投入费用的绝对数相对偏少，且增长幅度也明显偏低，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落后和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但是从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的增长幅度上看，西部地区下降只有0.56％，而东部地区则下降了1.3％，说明西部地区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已经加大了力度，只是限于各种条件与东部地区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2、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与东部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数据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判断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由于旅游人次与人力资本投资单位不同，旅游收入是表现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故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旅游业发展指标仅选取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鉴于东部地区在旅游业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所以本文将通过对比东部和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业的相关性，探索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

(1)西部和东部整体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业发展的回归对比分析

科教文卫整体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业发展回归分析中，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占财政的比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考虑到回归方程的常数项显著性水平大于0.05，故本文采用标准回归系数，不考虑常数项，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据表6分析发现，不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旅游外汇收入，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国内旅游收入方面，回归方程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系数为1.73，仅为东部地区3.28的一半多一点；旅游外汇收入方面，西部地区的0.15尚不足东部地区0.58的四分之一。

科教文卫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与旅游业比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加明显。国内旅游收入方面，回归方程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比重系数为0.15，不足东部地区0.34的一半；旅游外汇收入方面，西部地区的0.03仅为东部地区0.064的一半。

综上可见，西部地区总体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的贡献明显偏低，说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较低，西部地区还需要优化投资的结构和比例。

(2)西部和东部单项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业发展的回归对比研究

由于各个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之间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面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利用SPSS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多个对旅游业有明显影响的指标由于显著性较高而被排除在方程之外，难以就单个项目进行全面分析。所以本文利用单个投资指标与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分别进行一元回归。同时由于常数项的显著性较高，故在回归分析中仍然采用标准回归系数，如表8和表9所示。

就表8分析中可以发现，除了科技三项费用西部地区稍高外，东部地区的各项经费与旅游收入回归方程的标准回归系数基本都达到了西部地区的两倍，显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各项投资对旅游业的贡献显著低于东部。

从表9分析中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各项经费对旅游业的贡献度，都与东部地区的有明显的差距，除了科技三项费用为东部地区的一半以外，其他项目都在三分之一以下。这可能与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东部地区具有发展国际旅游的各种先天优势，而

西部地区不仅科技落后，文化体育产业不够发达，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设施更加落后，难于适应国际旅游的高层次需要。

就不同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之间的对比情况看，西部地区和东部的差异并不明显，不同项目的影响排序相同。就西部地区来看，科技经费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文体广播事业费，贡献最小的是教育经费。从中可以发现：第一，科技投入是区域创新的主要力量，是西部地区实现旅游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途径。第二，西部地区的教育整体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收入，故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的影响还不明显；同时教育投资的效益还比较低下，西部地区必需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益，使之对旅游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文化旅游是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而文体广播事业费对西部地区发展文化旅游具有异常重要的现实作用，所以西部地区需要加大文体广播事业费的投入。第四，西部地区的卫生水平还异常落后，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对基本卫生医疗条件的改造，而旅游业对卫生的要求相对较高，卫生投资对服务产业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所以西部地区的卫生人力资本投入结构需要优化和升级。

3、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面的对比分析，西部人力资本投资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1)西部人力资本投入总量偏少导致旅游经济落后。经济落后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收入水平偏低，人力资本投资经费来源有限，投入量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恶性循环：经济不发达－低人力资本投资－低素质的人－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不发达，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的扩大。

(2)西部人力资本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偏少。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仍然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考虑到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对数值和增长速度都明显的高于西部地区，这种结果势必加大东西之间的差距，使西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的缺失更加落后，必然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西部人力资本投入效率低下。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也明显的低于东部地区，只及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左右，对国际旅游的贡献与东部相比差距更加明显。目前西部旅游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旅游高级人才严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不高，旅游科技创新等比较落后，制约旅游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西部地区旅游业要实现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大力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

四、改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

1、西部地区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发展，做好旅游人才发展规划，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9％。确立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是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央和地方要进一步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多渠道、多形式鼓励全社会共同关心和资助中西部教育投入。同时还要实现制度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向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协调的方向转变。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激活”，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能力，存在于劳动者个体之中；社会资本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中，信任也是生产力，这两种资本结合有利于创造和维持旅游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2、完善人力资本市场机制

西部地区要采取积极措施引进高级旅游优秀人才，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机制，实现人力资本产权激励，不断优化环境，真正把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政策留人。通过产权利益驱动，激发人的积极性，实现各产权主体利益目标，有利于推进和合理引导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并在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提高人力资本效率，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增长。

3、西部地区要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第9篇

那什么是“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呢？“海里的东西”是指鱼、海鲜、贝类、紫菜等海产品制作的菜肴，“山里的东西”是指蔬菜和肉类等。蔬菜和肉类虽然不是产自山上，但相对于“海里”的食物而言，牛、猪、鸡等家禽家畜是在陆地上生长的，为了让孩子较好地记忆，将其归入“山里的东西”。这是说，校长先生要求家长给孩子准备的午饭便当中必须包括这两类的食品。而且，每天开饭前，校长先生会带领孩子合唱《划船歌》，一首由英文儿歌Row， row， row your boat改编的《吃饭歌》――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嚼慢咽哟！要细嚼慢咽哟！他用孩子喜闻乐见、易于记忆的方式，把健康的饮食观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脑海中，影响着他们的一生。

在日本东京荒川区的中小学校，我们会发现“食育”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会出现在孩子们的餐桌上，还会发现现实生活中它一直贯穿在日本教学及生活的点滴中。

什么是“食育”？简单地说，食育，即关于饮食的理念教育和行为教育。具体到儿童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是指从最基本的食物来源入手，通过多种方式方法，从儿童幼年时期开始就对他们进行营养学、价值观甚至人生观的教育。这些教育会渗透到儿童的“基因”中，贯穿一生。通过“食育”，可以让儿童深度了解本国、本民族的饮食文化，形成正确的饮食观念，具备膳食营养知识，注重饮食卫生安全，懂得珍惜食物，尊重自然。它主要包括：科学的饮食习惯，食品常识，营养与健康知识，食品制作、烹饪知识，环保意识，艺术想象力的培养，惜食教育，传播饮食文化。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正确的“食育”会为“天”开个好头。简单朴素而轻松愉快的教育实践中，儿童会逐步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方式，形成终身习惯，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日本“食育”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也是我国教育可资借鉴与参考之处。

一、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明治时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食育”概念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这时，真正意义上的以追求健康为目的的“食育”才得以开展，即从“吃饱”向“吃好”发展，但并未进入法律层面。

近20多年来，日本的偏食、肥胖、浪费等现象频出，传统饮食文化的式微及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和警醒。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健康“食育”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进入立法程序。

2005年7月，《食育基本法》开始正式实施，其序言中说道，“食育是生存之本，是智育、德育和体育的基础”，强调“食育”具有的核心地位。“食育”之重要，可见一斑。

为了推动实施《食育基本法》，日本内阁府设置了食育推进会议，首相出任议长，相关部门大臣和行业专家担任委员。各地方的都、道、府、县、市、町（相当于我国的镇）、村各司其职，层层推进，负责制订和实施“食育”推进计划。

而且，“食育”的参与者涉及多个层面，几乎包括每个人，不但有儿童的监护人及教育、医疗、保健等工作人员，还包括食品来源处――农林渔业、食品制造业的从业者，以及热心于“食育”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每年6月是日本的“食育月”，就像一个“嘉年华”，全国范围内都会开展关于“食育”的各种生动活泼、参与性强的活动，并将6月19日确定为“食育日”，每年的主题和口号不同，各有侧重，但这些主题简单鲜明，易于践行。

二、自上而下，从小抓起，全民参与

日本政府制订了“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将“食育”目标具体化和标准化，以保证《食育基本法》能够顺利和有效地实施。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政府明确提出必须达到的“食育”目标，并逐步推进和提升。这些目标清楚具体，细节完备，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不吃早饭的国民小孩由4%减少到零”等。

“食育”的重点对象之一是少年儿童。从2005年起，日本的每所小学都配备了营养专家，为家长和学校提供饮食咨询服务，有针对性地对少食、偏食、肥胖儿童进行个别指导和跟进服务。

作为日常课程的一部分，学校会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等地方参与劳作，让他们亲自体验耕种、饲养家畜家禽等农活。一些学校，甚至幼儿园，还专门开辟实验田、饲养角，让学生编组分工，责任到人，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有机联系。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加深学生对“劳作”的尊重、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更加珍惜“盘中餐”，不浪费一粒米。可以想象，那些参与劳作的孩子，当他们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会是多么的开心！

《食育基本法》序言提到：“人们需要知道‘食’应有的状态。先人在绿色和水的恩惠中自然哺育出的，带有地域多样性、丰富的味觉，充满文化气息的日本‘食’文化有逐渐失去的危机……”现实生活中，通过教育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同心协作，对日本儿童进行卓有成效的“食育”，这一“危机”正在逐渐消散。

三、学校及家庭的落实和配合

学校文化教育主管部门会将关于食育的内容和方法作为知识课程编入校本教材，每月会发给学生《给食通讯》，介绍饮食知识和健康资讯，由学校主导，与家长、孩子一起共同搭建稳定而科学的膳食结构。

除了常规的知识课程外，生活课程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什么是健康食品，如何选择健康食品，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又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前提是要认识食品。因此，学校食堂会把每天的主菜、主食、甜点的名称以及制作材料，甚至调味品都一目了然地列出来，让学生可以非常直接地了解食物及其来源，品尝它们的味道。

生活课上，教师也会结合现实生活，选取实际案例，教给学生有关生物学、营养学等知识，如原材料、温度、湿度、发酵等基础知识。他们还会带领孩子，把这些知识直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让小学生自己泡豆子，添加天然酵母发酵，做味噌酱（味噌汤的最主要原料）。通过参与味噌酱的制作，学生不但能够了解食品的生产过程，增长知识，而且能体会亲手劳作带来的快乐，品尝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日本，有些学校还会在附近的农村建立水稻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真正参与水稻生产的一系列过程。即使有些学校条件有限，也会在校园一角设立“农业角”，种上几垄蔬菜，养些鸡鸭猪羊，让学生真正参与种植或饲养工作。这样的劳作，会让学生对大自然及食物来源有更加全面真切的认识。

学校会强调让学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每日学校的供餐过程，如运送餐食、收拾餐具、打扫卫生等，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已形成一整套的规范流程，不管年级高低，人人都要参与。下课后，值日生会进入工作状态，换上特制的白色工作装，戴上口罩和小白帽，或推或拎，把饭菜和餐具从食堂运送到教室，有条不紊地分发给大家。不管学生的年龄大小，整个过程都干得有板有眼，忙中有序。用餐时，学生会将餐盘中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分类厨余垃圾时，也有专门的程序，把餐具摞好，将食物残渣和包装盒袋等根据材质的不同分类归置。例如，把牛奶空盒展平铺好，摞起来。用过的塑料吸管归置起来捆扎好，再由值日生把厨余垃圾、包装盒袋，与餐具一起，整齐放上膳食车，推回配餐室。整个送餐、吃饭、收拾餐具的过程中，学生都做得轻松且快乐。可以说，他们会在自然而然与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健康的饮食观和环保理念，“从小做起”。

此外，食物的选择以营养均衡、种类丰富为原则，教育学生珍惜食物，不挑食，不偏食，不追求奢侈，在此基础上产生艺术化的美感。例如，一份常规的午餐，通常包括主食（米饭团/寿司/面食）、两个菜品（荤素搭配）、一碗酱汤（豆腐清汤或西红柿鸡蛋汤）、饮料（一小盒牛奶或豆浆）及一份餐后水果。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快餐盘中红的是猪肉，绿的是蔬菜，白的是豆腐，黄的是酱汤，黑的是紫菜，颜色鲜艳，分量适当，色香味俱全，营养丰富均衡。有时，教师还会引导孩子对食物进行艺术化的联想和描述，教会他们用美学的眼光欣赏面前的食物。例如，豆腐上的葱花，就像远观富士山上的小松树;排成一排的寿司，就像一列小火车;一碟海带丝，就像姑娘头上的黑丝带……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前“我要开动啦！”的话语，表达出孩子对自然馈赠、对他人劳动的感激，有时还会产生励志的作用。

而且，日本还会根据国人的体质特点及本地物产选择食材，注重传承日本饮食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岛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海产丰富。选用海产品，不仅会使食物的选择更为本地化，降低物流成本，更会为日本人提供更多的钙质来源。虽然日本是一个小国，但其南北方的饮食各有特点。食物名称的特殊含义，食物与节气、节日的关系等，都能体现出地区的饮食文化。学校常常会在食谱中予以介绍，特意安排，让学生品尝不同地区、不同风味的饭菜，这会让学生对本地区以外的饮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

随着外国文化的进入，日本学校和家庭中也会增添不少异国风味。一般来说，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食物，如生鱼片、海产品、蔬菜等，加工方法或蒸或煮，很少有油炸食品，常吃的食品有生鱼片、寿司、纳豆、紫菜、酱汤、梅干等。这种低盐少油的饮食习惯，在对孩子进行“食育”时，会得到很好的传承。而饮食习惯一旦在人们幼年时形成，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良好的饮食习惯，使日本人的心血管更为通畅强韧，身体更加健康，“世界长寿大国”并非浪得虚名。

第10篇

《中国城市经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国务院总理及随行8个救灾工作小组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在此后的抢险救灾过程中，我国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效组织有目共睹，也赢得了国际赞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应急机制在经历了非典、洪灾、大冰雪等频发的灾害之后，已经完备与完善，并跨入国际领先水平行列呢？

金磊：一方面来看，这确实体现出中国应急机制运转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效。近年非典、洪灾以及暴雪等突发灾害频繁，中国积累了大量应急经验，并于2006年1月公布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进一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今年5月1日则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保机制化和透明化的抢险救灾应急体系。在地震领域，早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8）、《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等。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在灾害处理和应急管理上还不健全。总理第一次奔赴地震灾区，非常感人，令人敬佩。但执行力是需要落实在各个层面不同的人身上的，人的安全素质、人的安全责任心、人的安全投入做的够不够呢？我们在研究灾害本身及其影响的同时，必须要跳出震灾看城市安全，要站在城市高度去关注城乡发展中一切灾害风险所引发的问题，反思经验教训，否则就会重蹈覆辙。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发生地震，倒塌房屋1.8万间，损坏15万多间，那次教训告诉我们：农村民居不能再不设防了；而这次大地震农村民居大量倒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都表示要加强住房的安全建设。是建设部、地震局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实施吗？不是，大致归纳一下，有40多个法规。问题是缺少执行力、缺少落实。

应该承认，与地震多发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居民防震教育和意识还不够强，近年来地震多发生于西部人烟稀少地区，日益繁荣的人群密集区缺乏警惕。在日本每年有法定的“防灾日”，全国上下都会动员市民参与大规模的地震防灾演练，首相与全国200多万人投入到防灾演习中，针对如果东京等城市发生8.0级、甚至8.5级地震时该怎么办，让市民懂得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也提醒市民居安思危。这并不是说日本做得多么好，而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差距。

《中国城市经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那么在中国城市防灾减灾管理机制中，有没有针对具体城市或地域特点，譬如说，深圳与成都所面临的灾害的种类与发生概率就不一样，就该灾害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在地域上采取相应的减灾方案呢？此外，城市应对这些灾害时，是采取单一灾种规划还是综合防灾体系协调运作呢？

金磊：早在2000年8月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持下，出版了《西部开发的警示――灾变防范・安全投资・决策指南》，分灾种、分省份，以城市化为研究重点，各省编写各省的问题，特别真实地梳理并分析了历史与今天发生在中国西部的灾情，对西部灾害区划及规律、西部城市化与小城镇减灾建设、国外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启示、西部开发综合减灾对策及政策建议等专题作了很好的归纳。应该说，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倡导下，各界把着力点放在生态环境及沙尘暴的治理上，忽略了对西部固有重大自然灾害“国情”的分析与传播，不能不说使本来就难以预测的地震的危险性的防范增加了难度。

从综合灾情出发，西部除了严重的地震与地质灾害外，还有水资源安全、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沙漠化灾害、农林牧灾害、地方病与流行病灾害等。要看到，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已热火朝天，但应更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综合抗灾能力的低下，任何开发建设项目都要按总体规划去做。要通过“5・12”四川汶川大震，提升西部城乡规划政策研究在防灾减灾认识上的“起点”，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在西部城市化建设及其开发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对于第二个问题，以北京市规委的防灾规划为例，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减灾规划。2004年12月7日《北京城市防灾减灾综合规划研究》经过北京规划委员会评审，它作为一个“亮点”成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30年）修编中的重要成果，因此可供城乡综合减灾规划借鉴。所谓综合性原则是全面分析城市各灾种的综合作用所进行的灾害区划，其主要标志可视单一灾种的形成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不是单一灾种区划的“再版”，更不是把各种灾害区划的简单地重叠，它是一种系统思想下的多灾种降临在城市层面上的一个整合。单一的灾害也会引发和衍生出各类次生灾害，这个规划就是要调动北京市的各个委、办、局综合防范，突破单一灾种防灾规划的局限性，着重解决城乡综合减灾的共性问题，用综合减灾规划协调联动，协调应急预案，协调综合减灾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等。当然，即使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也不是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的综合防范都包括进去，什么都可以防，而是把相关的主要部门集合到一起。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把任何发生的灾害及后果都能预见到的，所以也不必要成立数不清的各种应急指挥中心或指挥部，只要能够认真执行相关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落实好应急预案就可以了。假如北京应对暴雨，就不仅仅是市政排水和河道管理部门的事情；气象局有没有及时地提供精确的信息，例如几点几分会在二环还是五环的局部形成强降水等等；交管部门也不能只是在电子指示牌上显示一成不变的几个字“雨天路滑，小心驾驶”，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前方车辆不断驶入积水区域熄火堵塞整个交通的危险情况。

确立城乡安全发展的系统观，开展巨灾综合管理与技术对策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这次汶川地震，感受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人为本”，抢险阶段争分夺秒地抢救生命，那么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又怎样具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呢？

金磊：灾后重建不只是要给灾区人民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它是要通过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建设，使灾区经济能健康正常运转，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都能受益。这当中，遵循“安全发展”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它既是科学定律，也是这场劫难给人们的启示。

如果初步观测“5・12”汶川灾区建筑倒塌情况，至少发现如下特点：大量房屋位于山坡和河岸边，地震引起房屋地基失效（滑坡）是造成本次地震中房屋出现大量严重倒塌的原因之一，山区震害高于平原地区；砖混结构和砖（石）墙木架结构建筑居多，水泥砂浆勾缝砌筑，水泥砂浆强度低、粘结力差，导致墙体整体抗震能力低；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多采用强梁弱柱、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但柱体尺寸小，填充墙砌缝砂浆强度低，墙体难以与梁柱共同工作，它极易造成倾覆式坍塌破坏；由于底层抗震性能差，从而导致整个建筑坍塌；无论是何种结构建筑，普遍存在基础浅、基础与柱体连接弱或无连接的不安全形式，这是导致严重坍塌的主因之一。

众所周知，地震造成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房屋倒塌带来的人员伤亡。因此，减少了房屋倒塌，也就等于减少地震的损失。重建后的房子一定要抗震，这并不意味着都要把房子盖的像碉堡一样，八级地震，烈度11度都不怕，这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房子倒塌了，也可以尽可能不砸死人。在地震面前，我们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完全可以将地震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方面，是有经验可借鉴的。

新疆是国内知名的地震多发区。南疆有些地州，几乎年年发生地震灾害。2003年发生在巴楚县的“2・24”地震：那场震级6.8级的浅源地震，曾使许多村落顷刻间夷为平地。灾难促使建筑专家们发现，南疆维吾尔族传统民居中有一种“木全梁”建筑，具有惊人的抗震效果。这种建筑，并不复杂：四壁由木料相互咬合在一起，然后房梁再与四壁咬合在一起，如此，整个建筑就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遇到强震，顶多是墙皮脱落，很难将整个房子震塌。建筑专家们将这种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在地震多发区推出了“抗震安居房”。这种房子，造价不高，却安全实用：今年3月21日，和田地区的策勒县发生7.3级地震，其他结构的民居损坏达21100间，而政府建设的67177户“抗震安居房”，无一间出现问题……

地震工程专家陈永祁曾指出，结构保护系统，是国际地震工程界借鉴机械、宇航等行业的经验，将其成熟的研究成果、设备和理论引入抗震工程后提出的新概念，它会给传统地震工程带来强大活力。经过十几年的淘汰发展，液体粘滞阻尼器耗能技术、基础隔震技术、金属屈曲约束支撑成为国外应用发展公认的成功技术与产品，但中国城市化建设太快，对这一系列技术手段来不及消化，不仅市场混乱，还不负责任，不顾也不问效果，甚至有弄虚作假的事发生。

《中国城市经济》：唐山大地震之后重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提高住宅的防震性。但是，这次汶川地震后发现，只关注建筑物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是不够的，还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地质结构，如活断层分布。有观点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全方面考察是异常重要的，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来改变区域规划，使之适合地质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而不能一味依赖历史、市场以及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城市群地理发展路径。也有观点认为，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考虑上述因素进行城市规划不仅不经济，更不现实。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磊：第一个观点是，仅以地震为例，四川汶川一带是构造活动极为强烈的地区，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中国东部向西部推挤的联合作用，使西部地区有呈一定方向的多条活动断裂带。西部地区的地震大多位于地下30-40公里处，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较大破坏；地震活动周期短，20世纪历经百年西部共发生7级以上大震27次，其中震中在四川的有五次之多。研究表明：以东经107．5°为界，我国大陆西部的地震活动频次与东部比例为6.7∶1，地震释放能量之比高达25∶1。据国家地震局研究报告预测，未来50年西部地区南北地震带活跃，地震遵循西密东疏、西强东弱的规律，西部城市地震灾害会加剧。所以，能否利用这次重建的机会进行整体迁移呢？重新进行新城规划，旧址可以作为纪念遗址，这种做法初期投资大，但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强调城乡巨灾的综合技术对策研究要汲取并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作为多震国度，其经验之处在于将防止巨灾与城市化战略非常充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在其早期的城市化防灾进程中，也是将重点置于建筑本身上，大量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痛悟到研究防灾技术十分重要但必须透彻了解城市化建设中地质结构不能有“硬伤”（地震和活断层分布），这就要求城乡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要从城市的地理、历史、地质构造等综合要素出发，研究真正适宜城市安全的建设项目选址，这是站在系统观上看城乡安全发展的崭新技术与管理新理念。

另一个观点是，没有什么事不能用安全来解决，把所有房屋都建得倒塌不了，是不现实的，但哪些建筑是必须不能倒塌的呢？从立足中国城乡安全减灾建设的高度出发，我们有决心为灾区设计“震不倒”的中小学，“震不倒”的医院，“震不倒”的抗震救灾指挥所！特殊场所要特殊考虑。

2008年10月8日是“国际减灾日”，联合国早在2008年3月便确定了“防灾减灾重点在医院及弱势群体”的主题。但从目前灾区反馈的受损严重的情况看，中小学及医院的建筑尤其明显。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执行主任强调，医疗体系受损会再次造成毁灭性灾难。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冲垮了印尼整个国家医疗系统，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建造一所安全的和不安全的医院，在投资上没有很大区别，但直接导致的生与死的社会结果却完全不同。为此联合国要求：第一，确保医疗设施的抗灾能力，保护病人和医务人员的生命；第二，在突发事件中和灾难后最需要的时候，确保医疗设施和服务能够持续有效地工作；第三，提高医务人员及相关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包括应急管理能力等。

这里不追问为什么四川汶川大震中学校及医院损毁严重，而特别希望从四川每个灾区的校园或医院开始：中小学（含托幼）、医院等建设项目要成为该城乡的“特别保护区”，其硬件设施建设要真正落实“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具体措施是必须保证国家甲级设计施工单位去完成，绝不可因资金短缺压价而放任不管，在此基础上还要重审相关设计标准的安全项目，最大限度地落实联合国“国际减灾日”的目标要求。

《中国城市经济》：我们国家已经颁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的规划期为2006-2020年，以“十一五”期间为重点，其中就我国防震减灾现状及面临的形势指出：“改变广大农村不设防，地震成灾率高，人员伤亡严重的现状，为城乡提供无差别公共服务；保障长江中上游、黄河上游及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工程的地震安全”，而这次地震的发生，可以说是规划没有赶上变化。那么，今后如何尽快地实现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呢？

金磊：中国超过80％的5级以上地震发生在农村，由于经济的制约，长期以来广大农村民居基本不设防。2006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令，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意见的通知》。截止到2006年底，已有23个省（市）组织了该工程，20个省（区、市）编制了农居地震安全工程的设计图集。但四川汶川大震所暴露出的数十万间倒塌房屋看，平安农居极不乐观。从防止余震及次生灾害入手，必须加快对受损各类建筑的风险评估，这不仅是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要求，更是恢复重建工作的基础支持。民政部在《灾区民房恢复重建管理工作规范》中要求，依据统筹规划、科学指导、协调发展的原则，切实指导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按现有情况看，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要依据其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上的综合优势，在“大安全观”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参与到城乡建筑受灾风险的评估中，不仅为救灾，更为大力推进的城乡防灾减灾综合规划奠定技术与数据基础。

从“5・12”大震的考验看，暴露出我国城乡防灾规划上的漏洞。为此我建议：

其一，借“5・12”大震，应最大限度地要求各省（市）在原有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上，编研城乡综合减灾规划，其中一定要包括农村新农村与新农村建设的防灾对策；

其二，借“5・12”大震垮塌的绝大多数是民房的事例，启动我国农村住宅设防实施对策研究等项目，从多维的经济性、从农村应急管理的迫切性、从农村生命线系统建设的欠完备性，建立“平安农村”的模式，切不可因为资金不落实，再让农村不设防局面延续下去。

“安全奥运”观与国民安全文化教育

《中国城市经济》：“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也包括改组政府机构，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防范对策管理体系国土安全部。请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保障体系，仅以北京奥运而言，即使是临时设立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呢？

金磊：通过灾难的教训，必须要联系实际，那就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在即，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正确的态度是要从错综复杂的发展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要素，发现我们自身安全建设中的弱项，必须极大地关注并把握城市安全的总体状况，必须从城市客观存在的事故灾害风险的高度会看待城市备灾的种种能力，尤其要从整个城市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体系建设上去考察并评估城市公众及中外宾客的安全文化自护能力的素质。

安全奥运建设尽管已很完善，但仍要临深履薄。2003年6月，我特别建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一定要补上综合减灾立法这一项目，然而此后，一直没有具体的立法出台。之所以在北京防灾减灾及应对危机事件上特别强调综合减灾立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从形式上构筑起法制的“防火墙”，而在于从实践上有着迫切需求，它是北京作为首都这样一个特殊城市所决定的。如何使“安全奥运”观落到实处，如何使北京潜在的自然与人为灾害化解为最低，如何提高北京市民的防灾应急救助能力，如何从根本上构筑起北京的安全屏障，这些都不是某一个单项法规可以解决的。可以设想，北京虽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制定实施细则，其内容再细，也有必要在奥运之前就出台具有自身特点的城市综合减灾和公共危机管理法规。现在北京市针对奥运有70多条相关法规，甚至具体涵盖到街道环境卫生方面的法规，但唯独没有应对重大“灾事”发生的法规。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法律来支持保障“安全奥运”呢？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市情”，什么市情呢，就是固有灾害的背景：北京地处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带，有较重的旱、涝、风、雪、雾、雷等气候灾害；北京地处华北地震带北翼，受河北、山西地震带“静中总动”危险之包围，近3800年的统计，北京处在6大地震带包围之中，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80次，其中7级以上大震6次；北京城市灾害种类随城市的发展而变迁，可能出现的灾害状态比城市化进程中固有的灾害更复杂、层面更多。

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更要按自然规律办事。针对北京的特点，专家认为在奥运会期间出现的灾害状态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社会事件以及公共卫生安全四大类。现在由于恐怖袭击的威胁暴露较多，大家都意识到恐怖袭击是一个必须要遏制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些偏颇，过于注重恐怖袭击，未按照公共危机的四大灾种展开，仅仅局限于奥运安保建设上。城市现代化及北京城市综合减灾研究表明，考虑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及一流奥运会召开的安全目标值，应特别关注的灾害类型是：极端气象灾害、生命线系统事故、高技术事故、地下空间场所的致灾隐患、恐怖袭击与社会灾害。

《中国城市经济》：在四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国家非常重视人的心灵建设和安全文化教育。对此，您怎么看待？

金磊：谈到安全文化的基本问题对文化的领会，从汶川地震之后再次认识“什么是文化”，我的感觉是，经受了这样一次磨难洗礼后的升华。如果说重建是“改善体质”，那么安全文化的建立就是“改善品质”。对于人类来说，不一定五体健全就是幸福，还需要内心的充实。我们必须加强国民安全文化教育，不仅是老百姓的素质，也包括公务员的素质。“安全知识＋安全自护技能”是老百姓应该掌握的；“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安全责任心”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美国不仅强化国民的防灾自护文化教育，在学历及学科中也突出城市防灾工程学科的建设。据统计，国外可至少有百余所院校开设工程防灾减灾专业，因此城市防灾规划设计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在国外能见到许多内容详实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设计图纸，相对中国，我们尚属“空白”。我建议要在注册制管理中补防灾减灾的继续教育课程，更要有针对性的充实各类注册制课程的防灾减灾强化教育的内容。

由于近年来疏散避难场所的推进与普及，国家现有以唐山地震为代表的一批纪念馆，城市各类防灾公园也大批涌现，但现在缺少的是供专业人员学习并掌握各类防灾知识的“学习馆”，因此建议研究并筹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国家防灾抗灾技术学习馆”，并赋予它相应的学习、培训、演练等职能，相信它对推进中国建设系统防灾减灾技术水平及事业的提高会有极大的促进。

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发生完成一个从预报、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全寿命过程的分析；大地震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有所为。在这场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获得对防震抗灾有科学理性的全新认知。国家已将5月19日―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这是全民自觉接受防灾减灾教育的好时机，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提高国民安全文化素质，也是汶川地震之后全民族的最大受益。

第11篇

一、坚持以规划纲要为引领，进一步转变教育发展理念。

在新时期新阶段，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以教育规划纲要为引领。省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结合实际，制定了《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明确了未来10年全省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提出了“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实现协调、增强活力、强化服务”的基本要求，确立了全面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建设教育强省的总体战略。这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战线要认真组织实施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切实推进教育现代化。

转变教育发展理念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其核心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遵循人才培养和成长规律，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质量观，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实施素质教育。一是更加注重德育。要完善不同学龄阶段的德育内容和要求，使德育既坚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中国道德文化基地，又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吸收现代化营养；要改进德育方式方法，寓德育于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和学生生活之中，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更加注重能力培养。要进一步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不仅仅满足于传授知识，更要把着力点放在提高能力上来，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着力培养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三是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把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进一步完善适应不同年龄特点、中小学有机衔接的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加强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有机衔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加强学生身心健康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学生成为身心健康的社会有用人才。

二、坚持以公平优质为重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把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作为两大重点，加快实现“有学上”、“有书念”向“上好学”、“念好书”的新跨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基础教育均等化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公平优质教育。

办好更加规范的学前教育。要逐步规范幼儿教育，提高办园水平，以建设等级幼儿园为主要载体，积极引导和促进现有幼儿园上等级、上水平；要着力提高幼儿保教质量，大力开展幼儿园保教人员培训，切实落实保教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严格执行幼儿园教师资格标准，努力提高学前教育保教队伍整体素质；要重点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充分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指导示范作用，加快完善以乡镇中心幼儿园为骨干的农村学前教育网络；要加强管理，加大扶持力度，健全学前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强化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职能。

办好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要突出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两大重点，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在投入、设施、师资、质量等方面的基本均衡。要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进一步优化城乡中小学布局；要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发达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机制；要缩小校际差距，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大力推进县域内中小学教师的合理有序流动。普通高中要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新需求方面作出更多努力，要大力加强优质特色高中建设，大力扩展优质高中资源，全面改善一般高中办学条件，整体提高高中教育的办学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的需求。

办好更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就业、抓民生、抓产业竞争力。要抓好一批国家级、省级改革示范学校，重点建设一批特色专业、新兴专业和骨干专业，逐步形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专业结构体系，实现职业学校规模化、专门化、特色化发展；要加强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大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相关设施建设力度，适应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结构，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被征地农民、新型农民的技能培训及学历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实效性。

办好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要着力提高创新能力，适应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要求，大力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机制，扩大高等教育的选择性，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要着力提高服务能力，包括人才服务、创新服务和科学决策服务，不断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着力提高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发展能力，继续加强“重中之重”学科建设，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建设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并通过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建设增强学校综合实力，促进一流大学建设。

办好更加完善的其他各类教育。要完善特殊教育布局，到年形成基本覆盖所有残疾人的特殊学校网络；要积极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努力满足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更多教育的需求；要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多形式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努力建设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

三、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教育发展迈上新台阶。

教育要发展，根本在改革。要继续把改革创新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突出针对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教育体制机制，促进教育科学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

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政府管理教育，应该是宏观、间接的管理，而不是微观、直接的管理。要在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同时，加强和改善监督管理，切实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公共财政等手段引导和支持教育发展，形成统筹管理、分级负责、权责一致、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尊重、扩大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办学自。加快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为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省里将成立省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教育改革工作，力求改革取得突破和实效。

第12篇

（一）能力及其与大学生就业关系能力是人能成功完成某项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人素质，人的能力包括人的智力水平、知识技能、体质体貌等。较高的能力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作为追求生产效率，力图获得更多利润的企业等组织，必然要选择具有较高能力水平的大学生等劳动者进入组织。如下的能力资本影响大学生就业水平。1.智力水平智力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人得智力包括感知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以及实践能力等。人的智力水平可通过智力测验结果的智商指标来衡量。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较多的智力测试方法，许多国家挑选员工须先进行智力测验，只有具有某些智力结构，达到一定智力水平的人方能进入组织。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LeeThorndike）1926年把人类智力分为三类：一是抽象智力，即了解和应用文字或数学符号的能力；二是具体智力，亦称“机械智力”，即了解事物、应用机械技术和科学能力；三社会智力，即了解他人和与人相处的能力。他认为科学家、教师等应有较高的抽象能力；技术人员等应有较高的机械智力；政治人员、销售人员等应有较高的社会智力。许多学者认为人的“情商”为情感智力，也属于社会智力范畴。戈尔曼（Gorman）1995年认为，人对自己情绪的体察、把握，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自己进行要求与激励是人的一种情感智力，认为人的情商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作用大于智商。可见，大学生的智力水平，尤其是情感智力对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找到符合自己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2.知识与技能知识是人们头脑中所记忆的经验与理论，或者说是人头脑中储备的信息。知识常常分为一般知识，反应个体一般文化的水平；专业理论知识是个体接受不同等级教育获得的理论知识；工作知识是个体职业技能操作水平、工作经验知识、职业阅历等。而技能是指人的技术与技巧，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关键能力。技术技巧可提高工作速度、降低错误、提高生产效率。知识与技能是大学生就业中进行与专业相符岗位工作的主体保障。目前，很多企业等组织选拨员工都要进行知识与技能测验。为此，专业成绩好，技能优秀的大学生容易被企业等组织选中。3.体质体貌体质体貌主要表现为人的体质健康和外貌形象状况。人的体质体貌是人们将拥有的知识与技能发挥出来的重要基础保障。费雪认为体质健康是一种财富，因为疾病会带来较多经济损失。如因早亡带来未来收益损失；因疾病而失去劳动时间，而治疗需要花费金钱。医疗保健等可增加人的健康时间，延长寿命，形成更多有效率的劳动时间，形成较多产出量，减少劳动者与企业等组织的医疗成本，促进组织绩效提高；为此，许多企业在招收员工中要进行体质测试，对人健康程度进行体检，进行人的力量、耐力、协调性和敏捷度等测试。此外，体貌端庄，举止得体的员工，容易与人和谐相处，善于交流合作，提高生产效率。目前企业等组织选拨员工常对人的体貌进行评估，偏向录用体貌端庄，举止得体的大学生。

（二）人格及其与大学生就业关系人格或个性是指影响个体行为的、相对稳定的一系列的个人特征，如性格、兴趣、态度、气质、价值观等。库尔特•勒温（KurtLewin）提出了一著名公式B=f（P×E），指出一个人的行为（Behavior）是其人格或个性（Personality）与其当时所处情景或环境（Environment）的函数。当E=C（常态）时，行为函数B=f（P）。可见，人格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人格特征不同，影响人们实施不同的工作行为，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绩效，为此，企业等组织一般要通过人格测验进行人才的选拔和相应工作岗位的配置。如下人格资本影响大学生就业水平。1.气质与性格气质常指人的性情或脾气，也可以指个人心情随情境变化而随之改变的倾向。气质一般可分为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四种类型。现实中很多人常是以某种气质为主，而又兼有其他某些气质。不同气质的人适合不同岗位的工作，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反映。荣格（CarlGustavJung）的内向、外向的划分是一种较受重视的划分方法。对人热情、与人为善，乐于沟通等良好的性格利于大学生与人交流与协作，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团队精神，大学生良好性格是企业等组织选择的重要标准。2.兴趣与价值观兴趣是对事物喜好或关切的情绪，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和从事某项活动的意识倾向。它表现为人们对某件事物、某项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的情绪反应。不同兴趣形成了大学生不同职业选择。为此，根据职业兴趣差异，约翰•亨利•霍兰德（JohnHenryHolland）提出了人格—工作适应性理论，认为人们劳动效率和对职业的满意度与人的兴趣特点有很高的匹配程度。认为现实型的人偏好技能、力量协调的体力活动，偏向选择机械式、装配等职业；研究型的人偏好思考、组织和理解活动，偏向选择科学研究之类职业。社会型的人偏好帮助别人的活动，倾向从事社会工作、教师等职业；传统型的人偏好规范、有序、清楚明确的活动，偏向从事会计、银行出纳员等职业；企业型的人偏好能影响他人和获得权力的活动，偏向从事法官、企业主等职业；艺术型的人偏向创造性的表达模糊的且无规则可循的活动，偏向舞蹈、写作等艺术性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的素质，包括了个体的信仰、伦理道德观、生活目标和处世哲学、理想等。良好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观念意识。在市场化就业中需要人们创新、诚信、竞争、合作等市场意识来适应市场就业需要。创新形成企业等组织的生产力；良好的诚信环境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减少机会主义、降低交易成本，获得较好的经济绩效；竞争与合作利于促进制度与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具有市场意识的大学生是企业等组织喜欢选择的人才。意识形态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具有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员工具有良好的意识形态，良好的意识形态可促进员工遵纪守法，促进合作，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工作的行为与态度。企业等组织招收员工一般要进行价值观的测试，从而选择那些乐于工作、遵纪守法、团结互助、有理想、有创新意识的员工。可见，价值观影响大学生择业观念，影响其工作态度。3.态度态度是人们在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的素质表现，比如赞同或不赞同，喜欢或不喜欢。态度表现为基于某种价值观对外界事物形成的内在感受，产生喜欢、厌恶、爱、恨等情感，从而引发的谋虑、企图等意向。员工的基本态度素质影响工作态度形成。工作态度是员工对工作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包括工作的认真度、责任度、努力度，从而形成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对组织的承诺感，即形成员工对组织目标、价值观的认同，愿意为组织发挥个人能力的一种心态。为了提高组织的绩效，企业等组织常对招收大学生进行工作态度的测试，偏向招收那些具有责任感，敢担当，积极进取态度的大学生。弗兰克•帕森斯（FrankParsons）在其《选择一个职业》的著作中提出了人与职业相匹配是职业选择的焦点的观点，为此，企业等组织招聘中常进行人格测验。目前人格测验比较有影响的是卡特尔（J.M.JamesMckeenCattell）16种人格测验、艾森克（HansJ.Eysenk）人格问卷等。有研究表明，能力测验能更好预测员工任务绩效，而人格测验能更好预测周边绩效。周边绩效是人们相互合作，以及遵循组织的规则和程序而为企业做出的贡献。周边绩效可促进任务绩效提高，促进企业等组织的发展。人格测验对选拔招收到需要的某类人员很重要。如销售人员需要果断和外向、极强沟通和社交等素质，通过人格测验就可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员进行辨别挑选。为此，大学生的人格素质影响其就业。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1964年在《人力资本》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并指出“对于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于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提高来说，可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与各种培训、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接受宣传、自学与迁徙流动学习等获得。弗洛姆（ErichFromm）认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会成为生产性的人，一个人发现自己人格素质存在不足，找到原因和改变方法，做到知行统一完全有可能完善自己的人格。可见，大学生发现自己人格素质不足是可以通过训练健全自己人格的。对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学生自己、学校、政府和社会共同形成投资体系，提高大学生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

二、人力资本增进驱动大学生就业

（一）提高能力资本水平，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1.加强智力教育，提高智力水平要提高大学生的一般智力水平，即提高大学生一般的具体智力与抽象智力。人的后天的教育锻炼是提高学生一般智力水平的关键。目前，许多大学生对其所具有抽象或具体的智力状况不完全了解，为此，高校应设置大学生智力测评服务项目，让大学生通过一些智力测试认识自己的智力水平，发现自己所长，认识自己智力不足地方，并根据自己学业专长和兴趣进行相关智力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如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大学生就业中需要展示的素质，是企业等组织所需要的能力。应通过课堂教育与课后实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应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即培养起大学生能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能力。为此，大学生应该多参与校内外实训教育，并在假期到企业等组织进行就业活动的实践，进行迁徙流动学习，体验就业技巧，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培养实践能力。其次，学生的社会智力是促进学生就业的关键智力要素。大学生应该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如通过具体社团活动、演讲比赛、模拟应聘活动等培养起这些能力。同时，培养起良好的情商，让大学生自己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形成统筹应用的能力，在就业测试中能沉着展示自己的这些素质，获得招聘单位的青睐。2.加强知识技能教育，提高知识技能水平目前许多大学生存在知识与技能掌握不足，学业不佳的问题。首先在于学校开设的专业滞后或超前经济社会需求，导致学生专业不对口；一些学生学习不认真或注重应付英语四、六级等考试学习，忽略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导致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为此，大学应该基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专业设置。针对当前存在“有企业招不到人，有人找不到工作”的结构型失业现状，大学应积极投入到社会发展需求量大但设置少或没有的专业，让大学生获得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本。大学应进行教育理念的转变，积极建设应用型大学，大力培养学生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为此，要完备师资，创新教育方法，尤其是要大力实施实训教育，对学生进行应用知识技能培养。大学生除进行普通话、计算机和英语等基本知识技能学习外，更重要的是应有针对有选择地进行专业相关或自己职业发展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取职业证书，积极参与一些企业等组织的工作实践，并获取实践证明材料，从而让大学生掌握好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相关应聘的知识与技能测试，并通过自己的专业成绩与技能资格证书的证明获得就业的机会。3.强健体魄、提升外表形象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外表形象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大学应完善体育教育的课程设计，加强学生体魄锻炼，进行大学生体能测试，让大学生的体能达标。同时，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让学生获得体育锻炼提升其体力、耐力、协调力和敏捷性等。同时举办各种文娱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提升自己的形象。目前，一些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礼仪课，甚至一些美学、音乐舞蹈、服饰、化妆等选修课程，这些课程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外表形象。为此，更多高校应积极探索设置这类课程，完善相应教育体系。而作为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发展规划，进行相关外表气质的训练，提升自己的形象，为就业做好相应的准备。

第13篇

教育成本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三类：统计调查、利用现有会计资料转换计算和成本核算。从计量的主体看，教育成本有社会成本、学校成本和个人成本之分。高等院校的功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所以高校教育成本就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目前，高校教育绩效的评价，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迫切需要进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但迄今为止，各高校都难以得到系统、准确的教育成本数据。本文拟对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意义与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目前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存在的问题

要讨论高校教育成本计量问题，首先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提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二是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1]。第一部分成本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校管理人员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房屋、土地等的折旧、报废及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的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不能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第二部分成本可用学生上学而放弃的收入来衡量。科恩提出教育成本可分为两大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但也有一部分是学生因上学而发生的支出；额外（比不上学的）住宿费、服装费、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交通费，以及书费、运动器械等学校用品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有：学生上学放弃的收入，学校享受的税款减免，用于教育的建筑物、土地等资产损失的收入（利息或租金）[2]。王善迈认为，教育成本是“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方——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成本，不包括学生(或家庭)支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不包括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间接教育成本(或机会成本) [3]。”

从上述各学者对教育成本的阐述，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人们对教育成本的含义和计量原则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教育成本的实际计量工作却不尽人意。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分析教育成本时曾指出，教育成本的资料来源于“学校经费”的统计，而“学校经费”并未包括全部的成本内容，但又包括一些并非教育成本的内容。他列出的六个未解决的教育成本问题，几乎全是教育成本数据计量问题。迄今为止，教育成本还仅仅是一个质的概念。现行高校财务会计制度因不适宜于生均教育成本核算，并且学费与教育成本之间并无确切的因果关系。高校实行的收付实现制，并不象营利机构那样实行权责发生制，高校通过投资和采购形成的固定资产，包括各种建筑物、价值较高的大型教学仪器设备等也不存在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和折旧基金的提取制度，导致高校不可能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信息。现有所谓教育成本信息不过是按照实际发生支付作为计量依据，由学校财务决算给出的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并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分摊，也没有区分成本和费用的差异，成本项目与非成本项目的界限比较模糊，难以准确反映高校成本项目与成本水平。因此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和核算，明确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模糊界限，解决近几年高校收费上涨过快，收费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二、合理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

1、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亦即教育成本核算主体或成本主体的确定。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指在什么空间范围内计量教育成本，计量谁的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必须从产品生产者或提供者的角度考虑。具体到教育产品，其提供者是学校，学校就自然地成为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也有人认为高等学校的院系可以作为准会计主体[4]。院系作为一级记账单位或记账主体，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成本核算的主体是不恰当的。首先，院系不能独立提供教育产品，它需要学校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教学辅助服务，如图书馆、计算中心、后勤等各项服务，才能开展正常的教学服务。院系的教学服务成本只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院系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无论是财政和经常性拨款还是资本性支出拨款，政府都是直接向学校拨付的。学费的收取也是学校统一组织的。院系不能独立取得经费来补偿所消耗资源的支出。但是从学校管理的要求出发，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内部成本核算，提供管理所需的成本信息以考核、控制院系的成本支出，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将高等学校作为对外提供成本信息的教育成本核算主体，院系作为提供内部成本信息的成本核算主体。在具体的核算组织上，可分为两级进行：院系一级核算教学成本；学校一级核算公共成本，并将公共成本分配到教学成本中去，核算出完全的教育成本。

2、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是指教育资源耗费的载体或目的物，即计量什么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学校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知识、能力、价值等变化是学生接受教育服务后的结果，是教育服务和学生自身因素结合的产品。所以教育成本的计量对象应是教育服务，是计量教育服务的成本。服务产品的基本计量单位是时间长度，教育产品的计量单位有学时、学期、学年等，因此可以计量学时成本、学期成本、学年成本等[5]。学校向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不同年级的学年作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高校中，相同年级的学生还有专业的区别，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是不同质的，因而应视不同专业的学年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实际上核算中，应是先将各年级、各专业的学年教育服务总成本核算出来，然后除以年级、专业学生数，就可以处到向每一学生提供一学年教育服务的成本，即单位成本，也就是人们常用的年生均成本。将各年级教育成本相加就可得到全校的教育总成本。

3、明确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是指核算、报告教育成本的周期。从正确的核算成本的要求看，以自然的业务运作周期作为成本核算的期间比较适当。如将教育的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到的一定时间的教育服务，则学期或学年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如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各级毕业生，则各级毕业生的培养周期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笔者倾向于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的教育服务的时间量，主张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为学年。因为学校的教学是按学年组织的，政府对教育的拨款是学年(年度)拨付的，学费是按学年收取的。将几年学年的教育成本相加，很容易得到各级毕业生培养周期的教育成本。不过将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确定为一个学年，就与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规定的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年度的要求不一致。可以有两种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学校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周期不要求一致，即学校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教育成本核算期间为学年，教育成本报告与其他财务报告分别编制。从现实的可能性看，这一思路更可行。二是修改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允许学校将会计年度按学年确定。这样，学校的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期间就能保持一致，成本报告与其他报告就能同时编报。但按这一思路，由于政府财政年度为公历年度，会使学校会计年度与政府财政年度不能保持一致，不利于政府部门对教育经费的年度统计。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要求学校按每月的会计报表，形成1～12月的公历年度会计报告上报，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要。

4、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计量单位。货币计量是任何会计记录的基础，教育成本核算自然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进行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教育成本核算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教育成本的可比性受到影响，需要用物价指数最好是教育物价指数进行调整，才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比较，才能发挥教育成本信息考核、控制、预测、决策的作用。二是按历史成本原则(遵循货币计量币值不变的要求)核算出的教育成本，但不能完全补偿真实的资源耗费——主要是固定资产的耗费。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一般大于其原始价值，按原始价值提取折旧费，重置时就会在使用价值上减少固定资产的数量。在以教育成本为基础确定学费、教育拨款时，应考虑以重置价值矫正历史成本计量的不足。

5、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内容。对于教育成本的界定，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论。笔者将其定义为：办学主体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按国家有关标准和高校现行实际支出指标测算的各种教学性直接支出和应计费用总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办学主体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剔除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本文研究的教育成本是标准成本，也就是相当于工业企业中的计划成本的内容，而不是各主体的实际财务成本。同时，本文也只研究与教学有直接关系的成本，而不考虑各种非教学性支出，譬如有关税费、筹融资金成本、后勤社会化成本等等。具体来说，本文所指的办学成本的基本成本要素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费以及其它费用等项目。

（1）人员经费支出。它类似于企业的人工费，但又不同于人工费，包括教师及教辅人员工资、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奖助学金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但不能包括后勤社会化后的后勤人员、专职科研人员、校产经营及管理人员等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校内人员的工资支出。这里的工资项目主要包括学校支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各种津贴、授课费、福利费、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障费等，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成本内容。用于学生的各种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生活补助等学生事务支出，已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们也将其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人员经费中。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包括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及活动费、医疗费、公积金、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这部分费用在人员经费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2）公务费。它是指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日常支出。如办公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交通费、车辆使用费、会议费、接待费等。

（3）业务费。指高等学校为完成高等教育任务所发生的消耗性费用。如实习费、招生费、毕业就业指导费、资料印刷费、教学实验用材料消耗费、外事经费、教研教改费、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费、体育维持费、网络使用费、教学用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等。

（4）固定资产使用费。它也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成本中关于固定资产使用费还有很多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合理的折旧年限的选择。理论上，固定资产使用费包括三部分：固定资产日常维护维修费；固定资产大修理费（计入成本的大修理费是指会计期间内按一定标准计提的大修理基金）；固定资产折旧费。

（5）其他费用。是指不包括上述内容但应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费用。如：学生医疗费、学生活动费、按规定上交政府的有关政策性基金、罚款、捐赠、意外损失等。

三、高校收费的管理和制度设计

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分析后，政府或高校就应该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高校收费管理制度，从而更好的解决目前存在的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问题。

首先，高等教育收费要遵循公平、效率的基本原则。自90年代以来高校收费政策已对社会公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大学的学费是地方政府管制价格，学费标准差异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教育成本分摊属地化。既没有明确学费统计口径，也没有统一收取标准，各校学费自收自用，从学费上反映不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层次和特点，也无法反映学校所能提供教育服务产品质量的高低，尚未形成一个以质量、生源、学费为主要指标的市场竞争体系。单凭收费各自定价，对就读于不同学校的学生来说有失公平。加之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生均成本的计量缺乏可比性，所以，对大学收费这一技术性和制度性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合理性和政府职能的发挥。学费不是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教育成本的分摊，它必须依照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

第二，利用收费机制加强高校的成本约束和核算。高校的成本约束问题有着众多体制性原因。从收费管理角度看，最根本的在于作为投资者之一的学生在教育体制中没有选择权。因此，只有在学生的自主选择和院校间的有效竞争这两前提下，高校才能主动压缩成本，高等教育收费才能合理发挥成本补偿功能，并促进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有效配置。所以，如何改革现有的教育机制和相应的收费形式，强化学生作为教育投资者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应作为收费体制创新的重要目标。试行学分制收费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其一，通过学生对专业甚至学校的选择，可促使学校尽可能压缩教育成本，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的教育投资。其二，为保证生源，学校将改变原有各专业“一刀切”的收费形式，而是根据各专业热门程度来确定有差别的收费标准，使区别定价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其三，可推动学生尽可能通过缩短教育时间或同一时间尽可能多地加修学分，提高投资回报率，也为贫困生通过自身努力减轻学费负担提供了另一条有效途径。

第三，高校必须确定合理的高校办学成本。引起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一个原因是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导致高校教育成本上升。在通常情况下，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有其合理的原因，比如社会工资水平在提高，研究和教学活动对仪器设备等投入要求越来越高。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高校生均培养成本增加？据有关资料，兰州大学生均成本1999年比1998年增长64.5%，而两年支出项目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1999年人员经费仅仅比1998年增长了15%，公务经费增长了19.8%，生均业务费却减少16.2%，增加最多的是其他费用，增长479.3%，从生均812元增加到生均4704元，修缮费是另外一项增长最快的费用，增幅达246.5%，“修缮费”与“其他费用”两项开支的增加额占到了生均成本增量的79.8%[6]。很显然，生均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教学业务费的增加，即不是直接教学成本的增加，可见在校学生的直接受益是十分有限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增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增加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从许多高校装饰豪华的办公大楼和令人惊叹的办公条件中也不难获得一些感性的认识。教育经济学界一些学者指出，如果不受到约束，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

最后，必须制定合理的会计制度。改革现行会计核算制度使其与社会对接，改变目前教育成本核算滞后形成的种种弊端。实行财务监督，使学校由财务核算型向经营核算型转变，促进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优化资源配置，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高等教育规模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高等教育经费还非常不足的前提下，为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适当缴费，是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条可选之路。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和收费管理时应该尽可能地降低高校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将一些与高校教学无关的费用剔除出去；政府加强对高校成本核算的监督，以平均教育成本作为收取学费的根本依据，而不是以各学校自己上报、自己计算的所谓“成本”为基准；同时还应将高等教育成本个人的分担比例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严禁各高校私自提高比例，多收学费。

参考文献：

[1]舒尔茨. 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2]科恩[美]. 教育经济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王善迈. 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24-29

[4]荆新. 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14篇

从成本的分担者角度进行划分，我们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为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

（一）个人成本个人成本主要包括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迁移成本、在城市工作生活所增加的生活成本、适应城市生活的融入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1.迁移成本包括变卖和处理其持有的农村资产发生的损失和迁移到城市的费用。受现有制度约束，农业转移人口变卖房屋、农业生产资料和持有的其他农村资产通常面临较大的价值损失，构成迁移成本的主要部分。2.生活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生活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住房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价格水平高于农村，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的物价水平消费，必将支付更多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市民化后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再享用在农村时的免费物品和服务。如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要交纳物业费、租金、排污费、水费等费用，其子女随迁到城市接受教育，在选择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时，也可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3.融入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活而发生的成本。农业转移人口离开熟悉的生活的环境，进入城市，为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城市生存能力，必须进行自我学习和培训，适应城市生活规则，价值观向城市市民转化等，均需花费时间和金钱，形成成本。此外，农业转移人口远离原来的亲朋好友，忍受孤独，遭受城市歧视，需要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构成隐形的融入成本。4.失业风险成本主要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失业风险较大，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制度，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明显少于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市民，加上长期形成的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难以在短时间完全消除，其失业风险高于城市市民。一旦遇到经济衰退，农业转移人口将承担额外的失业成本。

（二）企业成本企业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企业工作，企业为他们支付与城市市民相同的薪酬引起的费用增加，包括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支付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的人力资本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目前往往从事劳动时间长、危险程度大、收入不稳定的工作，企业支付的工资较低。此外，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劳动市场分割，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市民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广泛存在。企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也低于城市市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农业转移人口不熟悉法律法规，对自己的权益认识不明确，维权意识不强，即使在福利待遇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也很少进行维权。这反过来助长了企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工资福利，实行歧视性待遇政策。但是，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都会提高，企业将无法继续实行歧视性的工资福利政策，工资福利性支出将明显上升。

（三）政府成本政府成本是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1.公共服务成本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享受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包括享受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公共交通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服务，政府所增加的费用。如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成本，我国长期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近几年虽有一定程度好转，但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接受义教育依然设定了很多限制条件，未能和城市市民子女同等对待，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投入明显不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新建扩建学校，增加教师数量，以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公共服务的其他方面，政府也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引起支出增加。2.社会保障成本是政府承担为保证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增加的投入。目前我国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许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真正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很多城市虽然规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必须和城市市民以相同的费率参加社会保险，但同时又规定了他们参加社会保险后享有的权利和城市市民明显不同，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享受到参保带来的好处，逐渐形成了“只参保、不享保”的局面。市民化将要求对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和城市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在社保资金存在收支缺口尚需要政府不断补充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此外，由于城乡社保体系的分割，农业转移人口过去缴纳的社保费低于城镇居民。为进行有效的接续，确保农业转移人口能享有和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也需要政府进行投入。3.住房成本是政府为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的住房需求所承担的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市民，大部分属于城市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大部分住房需求都不能通过市场化的商品房来解决。市民化应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目前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考虑农业转移人口，政府必须增加对保障房建设的投入，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4.就业成本是政府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所承担的成本。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要顺利融入城市，政府必须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体系，健全失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功能，均会引起政府支出增加。

二、构建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由个人成本、企业成本、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仅依靠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企业或政府任何一方均无力承担，必须构建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成本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

（一）构建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顺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巨大，政府承担大部分成本，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必须建立起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政府事权多，财权少；而中央政府财权多，事权少，形成了权利和责任不匹配的财政体制。要快速、大规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改变过去市民化基本依靠地方政府承担成本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应分担市民化成本中支出压力较大、外部性较强的领域，主要包括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公共服务需求，守住底线，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生活，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接续成本。中央政府应对社会保障成本、就业成本、公共服务成本和住房成本进行兜底，通过构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数量挂钩、和市民化成本种类挂钩的机制，把相应事权委托给地方政府，解决好兜底问题。通过核算，合理确定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均就业培训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和保障房建设成本等，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确定转移支付额度。根据转移人口类型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构建差异化的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成本分担机制应区分农业人口的跨省区转移和省区内就地转移。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中西部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农业人口的跨省转移的主要流出地经济发展缓慢，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很难分担市民化成本。流入地虽然经济发达，但流入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多，存量大，且单个市民化成本高，地方政府也无法单独承担全部市民化成本，需要中央政府分担一部分。在确定中央政府兜底时，可以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兜底成本比例，流入地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部分成本。对农业人口省区内就地转移，应视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实行差异化的兜底分担政策。对发达地区省区内的就地转移市民化成本，中央政府分担小部分或不承担兜底成本；对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分担大部分或全部兜底成本。

（二）构建地方政府主导的成本分担机制市民化引起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主要分担者。除中央政府承担的兜底部分外，地方政府应分担由于人口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公共服务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应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宏观调控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做好地方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则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也应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而且，农业转移人口长期服务城市经济发展，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推动城市发展的贡献者，理应为他们提供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住房条件。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的大部分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补课而已。在地方政府分担的成本中，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基本权利保障等成本所占份额大，资金缺口大，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应分担不同类型的成本。省级政府应主要分担涉及农业人口跨省区、跨市县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以及影响全省区范围、在市县之间有一定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分担部分流入地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保障房建设成本。市县政府则应担负起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到城市的市民化成本、上级政府未能分担的跨区域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市县政府还应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短期内转移大量农业人口的压力，为推进市民化进程赢得时间。同时，还应建立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成本协同分担机制。对省区内的跨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推行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同分担的机制，让流出地政府分担部分市民化成本。对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接续问题所需政府投入资金应由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分担。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房建设资金，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由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共同分担，有序推动市民化进程。

（三）构建企业主体的成本分担机制企业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的主体，在成本分担体制中具有主体地位。企业主要分担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保障、技能培训、住房补助等市民化成本。企业承担市民化成本并不是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责任，而是要求企业按照“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的原则，在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同等对待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市民。为此，大多数企业可能要全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水平；按城市市民相同的标准，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五险一金”；要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条件，为他们提供住房补贴；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给予他们同样的激励政策和晋升机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素质，使他们更好融入城市。此外，在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企业应积极引导社会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参与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吸收的各种类型资本作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和住房保障的补充，缓解企业在成本分担过程中的压力。

（四）构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辅助的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是市民化的受益者，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居于辅助地位，应负责承担个人的迁移成本、生活成本等。尽管农业转移人口过去生活在农村，收入低、资产少，分担成本能力较弱，但其必须承担起变卖农村资产所遭受的损失，分担起迁移到城市及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增加。此外，对于个人的养老保险，在允许其把在农村办理的养老保险转入城市的前提下，个人应该按照城市缴费标准，补缴个人部分差额。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在市民化过程中总体收益，是成本分担机制设计的出发点，但面对巨大的市民化成本，应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持有资产的变现能力，使他们成为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一部分。

三、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应处理好的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分担机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市民化成本的主要分担者，必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成本分担机制的有效运行。现在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并不合理，导致过去在市民化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给地方承担，但出现地方政府挪用资金，拿钱不办事的现象，损害农业转移人口利益。在推行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前，必须划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确保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兜底比例和分担的成本范围，保证地方政府有财力分担成本。中央政府应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列出中央政府准备分担的成本类型，分省区和地方政府逐个确定各种类型的市民化成本和中央政府应该分担的比例，在此基础上核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单个农业人口跨省区转移市民化成本和省区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把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完全挂钩。通过这种形式，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激发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积极性，真正发挥地方政府在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主导作用。

（二）处理好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担原则，应该按照转移范围确定。下级政府主要负责农业人口在所管辖区域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上级地方政府则应分担跨区域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二是处理好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跨省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分担成本。但对省区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还应建立起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协同分担成本机制。流出地政府应该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险接续问题，流入地政府负责农业人口流入以后的市民化成本。此外，流出地农民大量转移会腾空部分土地资源，将流出地的部分宅基地指标转移给流入地政府，建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制度，调节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指标数量。这既有利于坚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持建设用地指标的总体稳定，又有利于提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平衡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担。

（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各级政府并不能完全分担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巨额成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让社会直接或间接分担市民化成本。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本，投向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培训、城市文化传播、应急救济等方面，减少市民化直接成本。另一方面，在考虑社会资本逐利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资产变现损失，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分担市民化成本的能力。通过投资方式、盈利模式和监管制度等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减少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的压力等。（四）处理好企业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处理好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市民化进程中，企业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和稳定收入流的主体。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和城市市民同样的劳动合同，相同的工资和职业培训、晋升机会和工作环境等，是农业转移人口能真正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的关键。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企业并不能分担额外的市民化成本。但同等对待农业转移人口，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增加企业实际的经营成本。为此，政府应加强立法和制定规章制度，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保护，加强监督检查，使同等对待落到实处。此外，政府应以身作则，彻底改变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对农业转移人口、其他聘用人员与正式员工之间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及同工不同权的歧视性现象，减少示范效应。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制度保障

（一）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分担能力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是农业转移人口持有的核心资产，是提高他们成本分担能力的主要着力点。长期以来，受法律法规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持有的资产变现能力差，变现损失大，导致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下降。应尽快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上市交易，实行同权同价。尽快放开宅基地上的房屋交易及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入股、合作和抵押融资，减少农民的迁移成本，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资产变现能力，推动保值增值。同时，应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出台适合国情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彻底扫除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富的重要手段。成功的改革能大大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分担成本的能力和份额，减小政府的分担压力。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的成本分担能力改革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提供可靠收入来源，是提高地方政府成本分担能力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权越来越小，事权越来越多，导致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为解决资金问题，城市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但土地是有限的，卖地收入并不能完全弥补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又建立了数目众多的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不仅筹资成本高而且债务风险大，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不可能依靠现有方式筹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分担成本。因此，必须从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两方面改革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减少支出责任，增加税收来源，建立起事权和财权相一致的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提供可靠保证。

（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尽快出台社会保险的城乡转移和跨地区转移办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低水平的养老保险转移到城市养老保险的接续问题，明确接续费用的分担方式。整合职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保障水平低，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缴费标准统一、保障标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注资和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增强城市社保体系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要通过立法规定财政收入划拨社保资金的比例，全面推行划拨部分国有企业股权给社保资金持有，让社保资金按持有股份参与国企经营分红，确保国有企业经营利润成为社保资金的稳定补充来源。提高社保资金的管理水平，实现保值增值。

第15篇

教育成本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三类:统计调查、利用现有会计资料转换计算和成本核算。从计量的主体看,教育成本有社会成本、学校成本和个人成本之分。高等院校的功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所以高校教育成本就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目前,高校教育绩效的评价,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迫切需要进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但迄今为止,各高校都难以得到系统、准确的教育成本数据。本文拟对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意义与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目前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存在的问题

要讨论高校教育成本计量问题,首先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提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二是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1]。第一部分成本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校管理人员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房屋、土地等的折旧、报废及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的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不能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第二部分成本可用学生上学而放弃的收入来衡量。科恩提出教育成本可分为两大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但也有一部分是学生因上学而发生的支出;额外(比不上学的)住宿费、服装费、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交通费,以及书费、运动器械等学校用品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有:学生上学放弃的收入,学校享受的税款减免,用于教育的建筑物、土地等资产损失的收入(利息或租金)[2]。王善迈认为,教育成本是“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方——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成本,不包括学生(或家庭)支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不包括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间接教育成本(或机会成本)[3]。”

从上述各学者对教育成本的阐述,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人们对教育成本的含义和计量原则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教育成本的实际计量工作却不尽人意。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分析教育成本时曾指出,教育成本的资料来源于“学校经费”的统计,而“学校经费”并未包括全部的成本内容,但又包括一些并非教育成本的内容。他列出的六个未解决的教育成本问题,几乎全是教育成本数据计量问题。迄今为止,教育成本还仅仅是一个质的概念。现行高校财务会计制度因不适宜于生均教育成本核算,并且学费与教育成本之间并无确切的因果关系。高校实行的收付实现制,并不象营利机构那样实行权责发生制,高校通过投资和采购形成的固定资产,包括各种建筑物、价值较高的大型教学仪器设备等也不存在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和折旧基金的提取制度,导致高校不可能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信息。现有所谓教育成本信息不过是按照实际发生支付作为计量依据,由学校财务决算给出的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并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分摊,也没有区分成本和费用的差异,成本项目与非成本项目的界限比较模糊,难以准确反映高校成本项目与成本水平。因此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和核算,明确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模糊界限,解决近几年高校收费上涨过快,收费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二、合理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

1、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亦即教育成本核算主体或成本主体的确定。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指在什么空间范围内计量教育成本,计量谁的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必须从产品生产者或提供者的角度考虑。具体到教育产品,其提供者是学校,学校就自然地成为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也有人认为高等学校的院系可以作为准会计主体[4]。院系作为一级记账单位或记账主体,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成本核算的主体是不恰当的。首先,院系不能独立提供教育产品,它需要学校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教学辅助服务,如图书馆、计算中心、后勤等各项服务,才能开展正常的教学服务。院系的教学服务成本只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院系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无论是财政和经常性拨款还是资本性支出拨款,政府都是直接向学校拨付的。学费的收取也是学校统一组织的。院系不能独立取得经费来补偿所消耗资源的支出。但是从学校管理的要求出发,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内部成本核算,提供管理所需的成本信息以考核、控制院系的成本支出,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将高等学校作为对外提供成本信息的教育成本核算主体,院系作为提供内部成本信息的成本核算主体。在具体的核算组织上,可分为两级进行:院系一级核算教学成本;学校一级核算公共成本,并将公共成本分配到教学成本中去,核算出完全的教育成本。

2、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是指教育资源耗费的载体或目的物,即计量什么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学校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知识、能力、价值等变化是学生接受教育服务后的结果,是教育服务和学生自身因素结合的产品。所以教育成本的计量对象应是教育服务,是计量教育服务的成本。服务产品的基本计量单位是时间长度,教育产品的计量单位有学时、学期、学年等,因此可以计量学时成本、学期成本、学年成本等[5]。学校向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不同年级的学年作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高校中,相同年级的学生还有专业的区别,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是不同质的,因而应视不同专业的学年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实际上核算中,应是先将各年级、各专业的学年教育服务总成本核算出来,然后除以年级、专业学生数,就可以处到向每一学生提供一学年教育服务的成本,即单位成本,也就是人们常用的年生均成本。将各年级教育成本相加就可得到全校的教育总成本。

3、明确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是指核算、报告教育成本的周期。从正确的核算成本的要求看,以自然的业务运作周期作为成本核算的期间比较适当。如将教育的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到的一定时间的教育服务,则学期或学年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如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各级毕业生,则各级毕业生的培养周期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笔者倾向于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的教育服务的时间量,主张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为学年。因为学校的教学是按学年组织的,政府对教育的拨款是学年(年度)拨付的,学费是按学年收取的。将几年学年的教育成本相加,很容易得到各级毕业生培养周期的教育成本。不过将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确定为一个学年,就与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规定的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年度的要求不一致。可以有两种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学校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周期不要求一致,即学校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教育成本核算期间为学年,教育成本报告与其他财务报告分别编制。从现实的可能性看,这一思路更可行。二是修改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允许学校将会计年度按学年确定。这样,学校的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期间就能保持一致,成本报告与其他报告就能同时编报。但按这一思路,由于政府财政年度为公历年度,会使学校会计年度与政府财政年度不能保持一致,不利于政府部门对教育经费的年度统计。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要求学校按每月的会计报表,形成1~12月的公历年度会计报告上报,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要。

4、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计量单位。货币计量是任何会计记录的基础,教育成本核算自然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进行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教育成本核算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教育成本的可比性受到影响,需要用物价指数最好是教育物价指数进行调整,才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比较,才能发挥教育成本信息考核、控制、预测、决策的作用。二是按历史成本原则(遵循货币计量币值不变的要求)核算出的教育成本,但不能完全补偿真实的资源耗费——主要是固定资产的耗费。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一般大于其原始价值,按原始价值提取折旧费,重置时就会在使用价值上减少固定资产的数量。在以教育成本为基础确定学费、教育拨款时,应考虑以重置价值矫正

历史成本计量的不足。

5、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内容。对于教育成本的界定,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论。笔者将其定义为:办学主体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按国家有关标准和高校现行实际支出指标测算的各种教学性直接支出和应计费用总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办学主体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剔除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本文研究的教育成本是标准成本,也就是相当于工业企业中的计划成本的内容,而不是各主体的实际财务成本。同时,本文也只研究与教学有直接关系的成本,而不考虑各种非教学性支出,譬如有关税费、筹融资金成本、后勤社会化成本等等。具体来说,本文所指的办学成本的基本成本要素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费以及其它费用等项目。

(1)人员经费支出。它类似于企业的人工费,但又不同于人工费,包括教师及教辅人员工资、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奖助学金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但不能包括后勤社会化后的后勤人员、专职科研人员、校产经营及管理人员等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校内人员的工资支出。这里的工资项目主要包括学校支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各种津贴、授课费、福利费、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障费等,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成本内容。用于学生的各种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生活补助等学生事务支出,已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们也将其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人员经费中。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包括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及活动费、医疗费、公积金、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这部分费用在人员经费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2)公务费。它是指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日常支出。如办公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交通费、车辆使用费、会议费、接待费等。

(3)业务费。指高等学校为完成高等教育任务所发生的消耗性费用。如实习费、招生费、毕业就业指导费、资料印刷费、教学实验用材料消耗费、外事经费、教研教改费、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费、体育维持费、网络使用费、教学用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等。

(4)固定资产使用费。它也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成本中关于固定资产使用费还有很多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合理的折旧年限的选择。理论上,固定资产使用费包括三部分:固定资产日常维护维修费;固定资产大修理费(计入成本的大修理费是指会计期间内按一定标准计提的大修理基金);固定资产折旧费。

(5)其他费用。是指不包括上述内容但应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费用。如:学生医疗费、学生活动费、按规定上交政府的有关政策性基金、罚款、捐赠、意外损失等。

三、高校收费的管理和制度设计

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分析后,政府或高校就应该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高校收费管理制度,从而更好的解决目前存在的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问题。

首先,高等教育收费要遵循公平、效率的基本原则。自90年代以来高校收费政策已对社会公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大学的学费是地方政府管制价格,学费标准差异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教育成本分摊属地化。既没有明确学费统计口径,也没有统一收取标准,各校学费自收自用,从学费上反映不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层次和特点,也无法反映学校所能提供教育服务产品质量的高低,尚未形成一个以质量、生源、学费为主要指标的市场竞争体系。单凭收费各自定价,对就读于不同学校的学生来说有失公平。加之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生均成本的计量缺乏可比性,所以,对大学收费这一技术性和制度性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合理性和政府职能的发挥。学费不是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教育成本的分摊,它必须依照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

第二,利用收费机制加强高校的成本约束和核算。高校的成本约束问题有着众多体制性原因。从收费管理角度看,最根本的在于作为投资者之一的学生在教育体制中没有选择权。因此,只有在学生的自主选择和院校间的有效竞争这两前提下,高校才能主动压缩成本,高等教育收费才能合理发挥成本补偿功能,并促进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有效配置。所以,如何改革现有的教育机制和相应的收费形式,强化学生作为教育投资者的自和选择权,应作为收费体制创新的重要目标。试行学分制收费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其一,通过学生对专业甚至学校的选择,可促使学校尽可能压缩教育成本,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的教育投资。其二,为保证生源,学校将改变原有各专业“一刀切”的收费形式,而是根据各专业热门程度来确定有差别的收费标准,使区别定价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其三,可推动学生尽可能通过缩短教育时间或同一时间尽可能多地加修学分,提高投资回报率,也为贫困生通过自身努力减轻学费负担提供了另一条有效途径。

第三,高校必须确定合理的高校办学成本。引起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一个原因是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导致高校教育成本上升。在通常情况下,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有其合理的原因,比如社会工资水平在提高,研究和教学活动对仪器设备等投入要求越来越高。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高校生均培养成本增加?据有关资料,兰州大学生均成本1999年比1998年增长64.5%,而两年支出项目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1999年人员经费仅仅比1998年增长了15%,公务经费增长了19.8%,生均业务费却减少16.2%,增加最多的是其他费用,增长479.3%,从生均812元增加到生均4704元,修缮费是另外一项增长最快的费用,增幅达246.5%,“修缮费”与“其他费用”两项开支的增加额占到了生均成本增量的79.8%[6]。很显然,生均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教学业务费的增加,即不是直接教学成本的增加,可见在校学生的直接受益是十分有限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增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增加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从许多高校装饰豪华的办公大楼和令人惊叹的办公条件中也不难获得一些感性的认识。教育经济学界一些学者指出,如果不受到约束,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

最后,必须制定合理的会计制度。改革现行会计核算制度使其与社会对接,改变目前教育成本核算滞后形成的种种弊端。实行财务监督,使学校由财务核算型向经营核算型转变,促进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优化资源配置,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高等教育规模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高等教育经费还非常不足的前提下,为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适当缴费,是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条可选之路。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和收费管理时应该尽可能地降低高校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将一些与高校教学无关的费用剔除出去;政府加强对高校成本核算的监督,以平均教育成本作为收取学费的根本依据,而不是以各学校自己上报、自己计算的所谓“成本”为基准;同时还应将高等教育成本个人的分担比例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严禁各高校私自提高比例,多收学费。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2]科恩[美].教育经济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王善迈.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24-29

[4]荆新.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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