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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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目前，大黄石生态系统面积达48562~72843km2，横跨怀俄明、蒙太拿和爱达荷三州，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地、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著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5]，黄石国家公园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大黄石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热泉特征、野生动物、湖泊、大峡谷以及石化树构成了大黄石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财富。其中野生动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国最大的放养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见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种类涵盖了67种哺乳动物、322种鸟类、16种鱼类、1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000种昆虫和1150种原生维管植物[6]。大黄石生态系统内的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在栖息地的环境质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质运动、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黄石生态系统由气象气候、地质地貌、生物水文和人类土地使用构成，而各要素之间随时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黄石地区独特的间隙泉和温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热泉中硫、碳、氮含量对水体底部的微生物(嗜热菌、细菌、古生菌)等产生影响；土壤和水体中的矿物质、大气温度湿度等变化带来植被分布和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着食草动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数量。同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类在大黄石地区的伐木、狩猎、采矿、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动直接影响了植物和动物廊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废水、空调等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灾也对黄石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成为维护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动力之一。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结语
第2篇
1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因子
1.1人为活动
包括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放牧，滥砍滥伐，种质低劣，经营管理不当等，这些因素造成定位空间或地段内生物物种多样化减少，土壤侵蚀程度加重，加重了森林的碎裂程度，加速了生物多样性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或经营型低效松林。
1.2立地条件
在自然状态下因立地条件较差或生长环境恶劣，导致自然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原生型低效林。
1.3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火灾，松毛虫、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干旱，洪涝，霜冻等，致使多数珍惜的、受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消失或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低效松林。
2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维护方法
2.1增强生物多样性
按照长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标准，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全面进行“封、改、补、造、抚”的规划和稳步实施。加速森林“效应岛”的形成，同时，采用林隙、林缘适当补植虫媒花植物（花粉和花蜜资源）和拒避植物，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了丰富马尾松毛虫虫源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松林对生物灾害自我调控功能,赣州曾充分运用“封、改、补、造、抚”等措施，稳步实施了虫源地治理，达到了丰富生物多样性效果。共实施虫源地封山育林72.366万亩，占虫源地面积的100%；成功改造虫源地4789个,占虫源地总数的73.3%;改造虫源地面积50.2319万亩,占虫源地总面积的69.4%。通过治理的虫源地，平均灌木多样性指数从1995年的0.42上升到2003年的0.78,平均针阔混交比例由9:1上升到7:3,平均植被盖度由32%上升到81%,为实现马尾松毛虫的可持续控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2.2从严管理“三害”
在林政管理上，应健全基层护林组织，全面封山育林，制止乱砍滥伐和乱猎滥捕的行为；在森林火灾管理上，各级政府要签订防火责任状，严格控制火灾的发生；在危险性病虫防范上，重点加强外来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的管理和控制。对危险性森林病虫等应列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同时加强复检，控制疫情传播，限期拔除疫点，以防松林抗逆性下降。
2.3清理不健康林木
对近期内由于干旱、病虫害和森林火灾而出现大量死树的松林，要及时采用对死树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对将要出现大量死树的林分，结合生态疏伐或景观疏伐，对可疑木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以恢复到可持续生长的条件。
2.4强化生态阈值管理
全面封山育林，对少量或零星的经森防机构确认的非危险性有害生物致死木，可依据森林健康有关原理方法，鼓励林业主管部门采取禁止采伐的措施，以实现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制止乱砍滥伐行为双重目标。在疏伐过程中适当保留少数倒木和枯立木,以保持林间野生动物和鸟类食物链的持续2；对近期内林业生产或生态保护效益不构成大的危害的病虫，其测报和防治不作硬性要求，便于利用“天然防治”调节病虫种群，以丰富松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
2.5依法保护林地
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等,致使松林的碎裂程度和林地土壤侵蚀程度加剧。关键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和生态学原理，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管理。
2.6适时评估效果
依照“近天然林”模式经营松林，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主导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时，适时评估经营效果。主要内容是对这些主导因子作危险性分析，如对现有或可能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每3—5年定期调查1—2次，参照国际上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PestRiskAnalysis）方法，对有害生物进行危险性分析和制定防范策略。对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情况如蚯蚓、甲虫、蚂蚁、蜂类、寄生植物等森林健康关键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应进行总结评估，作出决策，制定方案，付诸实施。
2.7开展科学研究
开展科技攻关，开发应用有效的、经济的和环境可接受的森林保护核心技术。主要包括自然界不同时空尺度生物多样性的类型与格局，决定生物多样性进化的生态学因子以及进化与生态学过程；景观破碎对种群散布、持久性及种群灭绝的影响及其恢复；制约群落和生态系统聚集的因子，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胁迫反应的途径；将遗传、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编目，确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速度及其对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以及决定各层次生物多样性的因子；有害生物及病原生物的入侵、扩散和爆发基本规律的研究。
3结语
一个理想的健康森林应该是在这样的森林中，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如病虫害、空气污染、营林措施、木材采伐等）共存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的目标[2]。为此，松林生态系统的健康，除经营管理要素外，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火灾的控制等应当是维护松林健康和活力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第3篇
1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含义及特性
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生态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上，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功能、过程进行科学的理解，综合考虑生态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通过制定目标、合理规划、科学研究、有效实践、有力监测等手段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整理性、多样性、可持续性，提高身体系统的健康活力，以保障森林能持续的获得理想状态和期望的产品服务。基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含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表现为整体性、可持续性、社会性、适应性和复杂性[1]。整体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特性，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必须将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生态过程等当作整体进行思考，即要重视生态系统的等级结构，维持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格局，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要确定生态边界和合适的规模，要仿效自认干扰机制。可持续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最终目的，反映了生态系统动态的维持其组成、功能、结构的能力，保持高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能持续的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社会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组成具有社会性，生态系统管理要考虑社会价值、组织协调、公众参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等关系[2]。适应性是指将生态系统管理的民主原则、教育、法规学习和科学分析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可持续地管理资源。复杂性是指森林生态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表现在内部物质循环、信息流、能量转换等关系的复杂性。
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关系
2.1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联系
传统的森林经营主要研究森林的永续利用和其在技术上的反映，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科学的原则来管理森林产业，实现经济目的[3]。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是“法正林思想”，该理论是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林业学有效结合的产物，将森林、林地当中获取效益的资资本，通过对森林和林地的集约化经营和管理，不断提高其生长量，并对林地进行出租获取收入，增强其经济效益。这种经营管理理念是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去的近200年中，支配着整个森林经营活动，其可持续思想的核心是以木材进行生产。而森林的生态系统管理正是起源于这种传统的林业资源管理和利用过程，传统森林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发展下，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推进了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产生，促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认知度不断加深。可见，传统森林经营是促使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前提和保障，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两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联系。
2.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区别
虽然传统森林经营是推进森林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弊端仍然很明显，如传统森林经营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较低、生态功能低下等。因此，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是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两组具有本质区别。
2.2.1核心理论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即为“法正林思想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4]。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理论上是现代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系统理论的有效结合，注重了生态系统、生态结构、生态过程的可持续性发展，利用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森林的生态环境问题，确保了人与森林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维持了森林生态系统理想中的产品和服务。
2.2.2管理目标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管理目的是以林产品的产品生产为核心，将森林生态系统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归置从属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木材及其他林产品，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管理目标是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作用出发，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在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为核心，向社会输送生态化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森林的生态安全。
2.2.3经营对象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经验对象为以乔木为主的植物群落、森林自身的变化、森林资源实物量的保存和增长、森林生态系统物质产品的生产等。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了生物和非生物环境资源，在生态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整合生态系统内部再生能力要素，注重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注重利用外部手段来调控森林资源、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2.2.4经营尺度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是基于林班、小组的空间尺度产生的，经营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为林场。而森林生态系团管理的经验尺度是景观尺度，主要组织形式为社会化、区域化的管理形式。
3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现代化森林经营策略
首先，要构建一个时间尺度长、空间规模大的森林生态经营体系。对此，管理工作者必须广泛的调查森林资源，明确“景观”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具体含义，要在短周期内对集约化的林业和长周期的林业中开展科学有效的实践，完善生态过程，要不断跟踪林地上和社会价值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确定更为合适的经营体系。其次，要转变思维方式，进行系统性地思考。系统性思考与生态系统方法是一致的，是学习型组织建立的核心基础，在具体的管理中，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将管理重点放在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来。最后，要提高每个职工的素质和专业技能。只有较高素质的职工才能明确系统内的各种关系，针对自己认知的实际情况，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促使系统作用的最大化发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
4结语
第4篇
由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的先决条件，就是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想的方向，所以所有的研究方向都是相互关联的，只要专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不同形式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根据水资源对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从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出发，例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系统研究等方面提供参考。根据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水资源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一步研究水资源的水权，建立水资源综合管理，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铺垫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的概念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评价体系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得到实现和完善，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并进一步得到重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怎样确立一种制度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供给和保护资源或公共产品。从制度的角度探究可持续发展，转变分散的管理体系，创建全面控制社会生产结构与功能、信息反馈灵敏、高层次决策生态的机制和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关键。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价值，并认识和把握生态研究服务系统的价值。国际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和商品。皮尔斯、麦克尼里、特纳等人的研究是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理论的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使用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的存在和受损生态系统的价值、生态系统恢复的服务价值的评估。也有一些国际性的研究，LoomisJ等运用了这样的评价方法（CVM），来对恢复美国普拉特河流域的水自然净化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研究。但是CVM主观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调查目标作为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此外，国内外生态农业也进行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例如GolamRasul等进行的综合分析。根据生态系统的过程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职能的认识，生态系统的定价理论和评价研究，例如缺乏必要的研究信息资料，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一定的量化难度。其价值评估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创新的学科有机集成的组合，进行生态、经济、社会体制的综合分析。根据R.KerryTurner的建议，创建生态分析、经济分析、经济评价、综合分析、用户分析，并结合多目标决策，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生态配水研究
水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确保生态用水，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研究生态用水分配与水资源有关，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内部配置、模式和方法以及实用、合理的评价研究。国际河流流域的配置行为，内部机制取决于边际成本，可划分为水资源的分配（MCP）、对公共（行政）水量分配（P/AWA）手段的管理、以水市场（WA）自来水分配机制和水资源用户（UA）等四个方面的分配，而生态系统配置的构成部分主要是行政和市场方式。按照生态经济学的方法，Giannias和Lekakis提出，从政策的角度来确保水问题的生态分布。在明尼苏达州，通过立法生态用水实施，根据水权的优先级、水务部门进行配置。有的非洲国家是经过供水能力和水权许可制度来确保水资源的分配。现在我国仍是以行政职能配置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机制，也存在市场配置和用户参与型的配置，例如东阳的部分水权交易，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非市场水交易。一般来说，水量的分配模式包含市场配置、行政配置、用户参与式配置和综合配置模式。生态配水的问题是近年来在生态水这一热点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课题，提出要保护生态系统和改善生态环境，旨在合理配置水资源。现在按照水资源的分配模型和方法，认识到生态系统、生态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根据从水分配系统的配置中，优化内部结构和协调配置。制度配置通常是按照非科学技术手段对生态用水进行的一系列配置。
4启示
生态水利工程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过去的水利建设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很严重，水利建设管理的改善要以生态技术为立足点，科学、合理地促进生态水利建设。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定向，以全面协调为主，认识到生态系统本身需要水的分配关系，平衡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使水利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的影响，如何建立供水系统，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利生态系统的保障。
4.1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
增强功能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从目前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准确评估是很难实现的，怎样体现和提高生态系统的评估造成的生态、社会和经济表现是研究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4.2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制度体系
进一步研究相关制度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制度，研究系统成本的影响，创建和完善相关制度针对政府的补偿、绩效考核的制度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实现水利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3建立水利生态库
最好的水利生态系统需要一定量的数据来支持，所以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以收集和整理信息。水供应系统基本信息，例如水可用于不同的频率和其他径流量。相关的生态系统数据，例如珍稀动植物、湿地系统的生态多样性监测、住宅周围的生活条件等，通过收购和改进基本信息，逐步建立节水生态资源库。
5结束语
第5篇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厌学;学习态度
一、前言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知识获得、能力提高以及品德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根据一个研究小组对1600名学生下发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约20%的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约30%的学生认为学习内容枯燥乏味，约10%的学生不愿意上学。厌学这一现象逐渐成为中学生诸多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厌学逐渐成为学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1]。
厌学，是指学生对学校生活和学习失去兴趣，产生倦怠情绪并持冷漠等心理态度以及在行动中的不良表现。厌学行为是学生消极地对待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模式，学生经常表现出三种逃避：逃避学校，常常无故旷课或以各种借口请假不上学;逃避课堂，躲在寝室甚至是厕所里或者人在教室心在外、趴在桌子上睡觉、玩手机看其他和课堂无关的书;远离学习任务，不听讲、不做笔记、抄袭或者不完成作业[2]。厌学现象可导致学生辍学的发生。因此，帮助中学生走出厌学泥沼是中学教师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中，将个体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由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这4个层次是以行为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直接程度分界的，从微系统到宏系统，对儿童的影响也从直接到间接。微系统是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微系统仅限于家庭。随着婴儿的不断成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幼儿园、学校和同伴关系不断纳入到婴幼儿的微系统中来。对学生来说，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中间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如果微系统之间有较强的积极的联系，发展可能实现最优化。相反，微系统间的非积极的联系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外层系统是指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就是外层系统影响因素。儿童在家庭的情感关系可能会受到父母是否喜欢其工作的影响。第四个环境系统是宏系统，这一系统是指存在于以上3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4]。
对中学生厌学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能够为解决厌学问题提供有效的、可靠的支持。中学生产生厌学的成因非常复杂，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能够对中学生厌学的成因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究。
二、中学生厌学的成因
1、学生个体原因
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学习成绩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而慢慢产生厌学情绪。中学生在入学时由于基础知识、学习能力的差异较大，部分学生难以适应中学阶段的繁重学习压力。随着学习内容的日增月累、学习节奏逐渐加快，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这加重了他们的厌烦心理，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另外，中学生的学习主要受外部动机的影响，缺乏“我要学”的内部动机，处于一种“要我学”的学习状态中。他们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还有少数学生甚至从来没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只是在学校漫无目的地“混”日子。再则，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情绪和思想不稳定，过于关注自我。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克服困难的意志力较差，容易出现学习考试焦虑。他们一旦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或偶然的失利，便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和自卑感。此外，因为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易受到外界各种不良环境的影响，如网络游戏、黄色书刊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厌学、拒学心理的产生。
2、微系统因素
（1）家庭的不良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家庭结构正向规模小、结构简单、形式多样的趋势发展变化。家庭结构对中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常的家庭结构――即指父母均未发生离异――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和完整人格的形成，有利于学生的认知能力、人格、情感以及价值观的养成，而与之相对的异常结构家庭主要指单亲家庭、再婚家庭或隔代家庭，这类结构家庭中，学生情绪浮动大，甚至对其心理健康情况有负面作用，这些都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和学习态度。近年来，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异、单亲家庭的子女越来越多，在父母离异的过程中，父母吵架、争执，甚至拿孩子作为发泄对象，导致孩子变得忧虑，对人、对事麻木冷漠，他们极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单亲家庭的学生由于缺失从父母亲处得到的关爱，在性格上大多内向、自卑、抑郁、敏感、执拗，久而久之，没有精力去学习，长时间积累下来，这类学生极易产生厌学情绪，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讲，学习成绩不佳，进而更加重了厌学情绪。另一方面，有的单亲家庭或是隔代家庭子女由祖辈看管，大部分祖辈只关心孩子生活上的问题，对于教育和学习缺乏关心或者不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长此以往，对自我要求低的孩子变得不热爱学习，甚至厌弃学习。
此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中学生学习态度的重要原因。父母教养方式是指抚养、教育子女日常活动中表现的行为倾向，是父母教育观念和行为的综合体现，也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发展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3]。家庭教养方式大致分为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和忽视型。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给孩子一定的空间，自由平等，有利于发展孩子的认知能力，发现并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找到自己的优点，发挥特长，进而激发起孩子的学习热情。反之，有的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要求过严，甚至不顾及孩子的实际能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高度期盼使孩子不堪重负，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感觉希望渺茫而导致厌学。有的家庭对孩子过度关照，百般疼爱，甚至是溺爱，这种始终生活在家庭溺爱环境里的孩子承受不了挫折，在学校和社会中遇见困难，则紧张、恐惧、空虚、无所依靠、不思进取，在学习压力下往往会采取逃避的态度，甚至对教育者产生敌视心理，对一切都看不惯，厌学厌世。
（2）教育者的问题。在如今现代化的社会，很多教师的教育观念落后，缺乏教学技巧和教学艺术，而且教学评价方式不当。他们仍旧按照传统、刻板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照本宣科地把知识“灌”给学生，教学过程和课堂气氛难免沉闷、毫无生气，学生便对学习失去了新鲜感，从而失去了学习的欲望，长久以往容易产生厌学问题。
（3）学校机制的欠缺。由于素质教育理念未得到落实，应试教育的影响仍未真正消除，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仍然占据教育的一线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肆意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如作业量过大、教学进度加快、考试次数过多等，慢慢消磨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学校的教学模式陈旧，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单一枯燥，促使一些中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
3、宏系统因素
虽然中学生主要接触的环境是家庭和学校，但社会作为一个大环境，对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有着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现今社会，由于网络的高度发展，各类观点、论调的传播十分迅速，其间不乏“读书无用论”、“书读得多不如钱挣得多”的错误言论。作为心理不成熟、尚缺乏正确判断力的中学生，面对社会上各种非主流价值观，目睹现实生活中一些学历不高，甚至小学都未毕业的人如今却成了“爆发户”，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却还在为着生活发愁，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容易引起他们对学习本身价值问题的思考，丧失了学习的内部动机和兴趣，逐渐产生了厌学心理。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网络等媒体在给中学生带来丰富信息的同时，也给中学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容易沉迷于黄色书籍或网络游戏等一系列不良活动中，从而产生厌学心理。（作者单位：银川市实验中学）
参考文献：
[1]周秀菊.初中学生厌学情况调查分析及矫正――滕西中学学生厌学调查报告.学周刊，2010（4）.
[2]杨李砚.对中学生厌学现象的几点思考[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2.
第6篇
摘 要：生态系统理论的行为矫正技术认为，在问题行为这个生态系统中，如果教师能够从自身的态度、观念以及行为入手，改变该生态的部分因素，必将促进儿童在某些程度上的变化，进而间接矫正问题行为。本文运用生态系统理论的重构技术，对幼儿园的一例个案开展研究，总结出了运用本技术的要素。
关键词：生态系统；问题行为；重构技术；个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4）03-0020-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社会环境的变迁，儿童的问题行为，即不能遵守公认的正常儿童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不能正常与人交往和参与学习的行为[1]，愈加受到关注。全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组曾经调查了两万四千多名4～16岁的儿童少年，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超过10%，4～5岁组的问题行为检出率为14.0%[2]。探索合适的儿童问题行为矫正技术并培养期望行为已成为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生态系统理论的行为矫正技术
行为矫正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在教育教学方面，它既可以减少个体的不良行为，又可以增加个体的良好行为，激励个体的学习动机。早期行为矫正的理论基础在于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惩罚法、塑造法正是由其而来的具体应用方法。但这种植根于行为主义的矫正技术很少去关注意识、认知等隐性心理过程，因此能够暂时改变行为却不利于长期维持这种变化，也无法教给儿童某种矫正策略来预防将要出现的行为问题。
梅肯鲍姆（Donald Meichenbaum）认为行为主义的行为矫正无法准确地预测和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个体的行为改变是透过一系列的中介历程，包括内在语言的交互作用、认知结构、行为以及因行为而产生的结果而发生的。在对待诸如冲动和攻击行为时，应拓展其理论基础，以包括认知成分[3]。他提出的认知行为矫正技术（CBM）中指出，人的行为改变包括自我观察、开始一个新的内部自我对话、学习新技巧三个阶段，主张个体行为更多受到内部认知、思维模式的控制，要从信念、认知等内部过程入手改变问题行为。
既强调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又关注认知等内隐心理过程对外显行为的作用逐渐成为行为矫正的发展趋势，生态系统理论便是如此。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幼儿园中人们所持的观点和行为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构成一个较大的生态系统，其中蕴涵着若干次一级的生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只要有任何东西发生变化，相关变化就会在整个系统中显现出来。因此，生态系统理论在儿童行为矫正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理念：首先赞成从个体的观念入手改变其行为；其次它强调教师和问题情境对儿童的影响，鼓励教师关注自己对问题儿童的观念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并以此为出发点间接地矫正问题行为，这与以往主要从幼儿入手直接改变其行为的理念不同。这种矫正理念为我们思考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问题行为这个生态系统中，如果教师能够从自身的态度、观念以及行为入手，改变该生态的部分因素，必将促进儿童在某些程度上的变化，进而间接矫正问题行为。
在具体的行为矫正技术方面，生态系统的重构技术（the Reframing Technique）[4]有助于我们从中获益。在生态系统论者眼中，一种行为同时可以有多种含义。低幼儿童的许多“问题行为”只是由于认识或能力水平有限而出现的一些成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这便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所面临的问题情境。重构技术即要求教师放弃对问题行为原有的看法，从肯定性的角度寻找一种新的、符合问题情境并合理可行的认识体系。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确定行为的肯定性动机并寻找行为的肯定，进而重新认识问题行为的情景。
二、对个案的研究
・职教方略・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问题行为矫正技术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点点（匿名），男，6岁，被幼儿园老师称为“问题儿童”。据带班老师反映，他在其他小朋友集体活动的时候去玩自己喜欢的玩具，在别人做操时去拿其他小朋友的书包，也常因打人被其他小朋友告状。本班老师认为，他是班上最令她们头疼的孩子，每天都要有一个老师专门看着他，稍微不注意他就跑出活动室了。
（二）问题行为的表现
老师正教小朋友一首儿歌。大家都坐在椅子上，一边听老师弹琴一边学唱歌，只有点点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动来动去。他一会儿摸摸旁边的小朋友，一会儿发出奇怪的叫声。老师看了看他，没理会。没多久，点点突然站起来，跑到老师身边，在电子琴上用力敲了几下，电子琴发出一串杂乱的声音。小朋友开始大笑起来，老师生气地拉开点点说：“请你回到座位上！”点点一边傻笑一边跑回座位。但没一会儿，点点又站了起来，跑到玩具区，拿起积木玩了起来。
早晨户外活动的时候，老师牵着点点的手向操场走去。思思突然跑过来说：“老师，点点不好，你不要和他玩。”老师问：“为什么呀？”思思答：“他调皮，不听话。”
过了一会儿，老师带领小朋友玩“丢手绢”的游戏，点点又是一个人跑开，东瞧西望。老师问：“点点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吗？”点点回答：“不想，他们不喜欢我。我不和他们玩。”
（三）问题情景的重构
点点由于未能遵守幼儿园的规则而成为众人眼中的“问题儿童”，他总是不断出现问题，成为一个令全幼儿园老师都头痛的特殊人物。在这个问题情景中，点点捣乱、其他幼儿的哄堂大笑以及教师对点点的训斥等诸行为都成为这一问题的组成部分。教师与点点的行为、观点之间形成了冲突，其他幼儿的哄堂大笑使得这种冲突更加尖锐化。在儿童的发展中，幼儿的自我观念来自于他们的生理、发展能力以及人际环境的交互作用。幼儿由于分不清自我和外界的区别，经常把别人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在此问题情境中，教师对点点的态度和评价不仅影响到其他幼儿对点点的评价，同时也影响到了点点的自我评价。该情境所涉及到人的观点、行为已经僵化、凝固化。
两种情况可以打破这种僵化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一是问题行为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得到了改变；二是对问题行为的解释发生了变化，该行为不再被看作是问题行为。前者属于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道路直接但难度较大，后者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针对根本问题，却有“曲线救国”的优势。生态系统的再重构技术支持后者的做法。教育者也许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直接的控制，但教育者却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僵化的相互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中，教师改变自己要比改变他人容易得多。[5]
（四）具体操作
1.改变教师自身对点点的态度、观念、行为。如，增强与点点的交流。每天争取一个小时和他聊天，了解他在想什么，并力图从儿童的角度来体验他对人、对事物的感受。尊重他的选择，以理解和宽容心态来对待他犯的错误，一步步给予引导，纠正其行为偏差；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以增强他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教师通过眼神、微笑、语调等非言语的方式传达对他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2.改善点点在班级中的人际关系。
为了改善点点和其他幼儿的关系，教师经常从改善自己的行为出发，加强点点和其他幼儿的沟通。如，课堂上请点点给小朋友做榜样：“点点，和小朋友比赛，看谁最认真，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老师会发小奖品给最认真的小朋友。”点点马上抬头挺胸，小手放在膝盖上，做出认真投入的姿势。这时教师就及时给予表扬：“小朋友们看看，点点很认真哦，小朋友要向他学习。”让点点获得成功的体验，受到老师的表扬，同时得到其他幼儿的认可。
（五）矫正结果
教师从改变自身的观念出发，改变自己对点点的态度，进而影响了班里的小朋友。逐渐有小朋友和他一起在操场玩了，有小朋友愿意和他牵手了：“点点，我们去玩滑滑梯吧！”虽然时不时还会来告状：“老师，点点又打我了！”“点点又把我建的城堡弄塌了！”但赞扬点点的话语也多了：“点点帮保育老师洗杯子了！”“点点跑步跑的真快！”点点脸上的笑容多了，违反集体纪律的行为明显少了，跟小朋友之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
三、个案反思
教师容易有这样的倾向：想方设法改变儿童的观点和行为，却假定自己的观点和行为静止不变。生态系统理论要求教师首先抛弃这一观念。教师必须改变自己对问题行为的观点和行为反应，同时必须客观地分析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情境。
无论什么意义深长的问题，都包含着暂时相互冲突的种种因素。解决的方法，只有离开那些已经固定化了的名词的意义，从另一种观点看这些因素，也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因素。[6]由于教师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时刻都在影响着他人，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问题行为。另外，它还提醒我们，通过改变那些似乎与问题无关的行为和事件，也可以改变问题情境，最终矫正问题行为。面对儿童的问题行为，当教师采纳一种新观念时，教师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幼儿受到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一过程正体现了教育中的“罗森塔尔效应”。
参考文献：
[1]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全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组.儿童行为问题影响因素分析：22城市协作调查24013名儿童少年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1）.
[3]T.Rowand Robinson，Stephen W. David Miller & Mary T. Brownell.（1990）.Cognitive Behavior Modification of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and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Stud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91， No.2，195-203.
第7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河道；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型河道；浙江省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3．2．2景观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1)构建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上游有潭，主静，文昌阁高耸潭西。下游为滩，主动，关帝庙动峙滩头。中间两弯是村落居处，缓急适中。由此，营造出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丰富水域生物多样性。(2)在中游清溪坊两湾处，保护当地条石砌石驳岸，加砌水下种植池，种植水生植物。在岸坡防护工程上，选用具有良好反滤和垫层结构的条石块石和当地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3)在下游枫影滩处，利用具有透水性能的卵石、砾石等构成河床材料，为生物提供栖息地。
第8篇
[关键词] 品牌；品牌生态；品牌生态系统；隐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F2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056-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科技品牌创建及其可持续成长管理理论与案例研究”(批准号：70372015)
[作者简介] 王兴元，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市场营销系主任、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多家大型知名企业集团战略与营销管理顾问，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创新管理以及企业系统管理。(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品牌研究的生态隐喻方法
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经常使用诸如企业或品牌的生存与死亡、企业成长与成熟、企业生命周期、经济进化、文化基因、商业生态环境、蓝海战略等词汇与说法，这便是典型的生物学隐喻。生物学隐喻的广泛使用一方面说明人类习惯于使用自己熟悉及容易理解的语言及交流方式，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生物；另一方面，人类使用生物学隐喻方法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要启示与成功案例，比如通过飞鸟的启示人类发明了飞机，通过蝙蝠的启示人类发明了雷达，通过对生物食物链的研究人们开始注意商业系统中的购并现象及供应链复杂性管理问题。
复杂性科学既要研究整体系统构成与行为，又要研究微观子系统的构成与行为，它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有机结合。国内外学者霍兰、钱学森等率先提出了非线性、非平衡系统等理论，而这些新理论可归纳为隐喻、集成、建模、虚拟和定性定量结合等具体的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其中，隐喻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复杂性问题研究方法。复杂性学者霍兰不仅公开承认隐喻方法在复杂性科学中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隐喻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比拟，在不同范畴及领域的事物之间建立对比或对应联系。科学理论中隐喻的使用是当代科学哲学家所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一般都把隐喻视为描述科学理论构成要素的一种有启示的范式(黄欣荣，2006)。一旦我们注意到隐喻包括源事物和目标事物，就可以在科学创新中将其构造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理解与创意。隐喻将源主体的某些特性与机制作为相关启示应用到目标主体上，通过源主体与目标主体共有性的隐喻，在人们心目中形成适当情境下的非自然暗示(霍兰，2001)。生态系统经常被用作其他复杂系统的隐喻(米哈依洛夫，2002)，将品牌商业系统描述为生物生态系统是一种隐喻，通过借用生态学语言、生态学原理以及生态学方法进行隐喻类比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描述与探索品牌商业系统的复杂性现象及其内在机理，并且可以得到人类最容易理解与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因此，隐喻研究方法将是品牌研究使用的一种最重要研究方法。生态系统隐喻方法主要包括哲理隐喻、原理移植隐喻以及分析方法隐喻等三种，其中哲理隐喻法最易被理解与接受；原理移植隐喻以及分析方法隐喻由于涉及生物与非生物比拟，因此常常存在一些术语及描述的疑义，因而需特别注意。
在进行品牌生态研究中首先需要明确品牌的“拟生物化”主体，笔者认为这个主体实质上就是品牌企业或品牌产品，也就是说，品牌生态实际上是品牌企业生态或品牌产品生态的简称。如果认为品牌生态中“品牌”概念属于纯粹的市场营销领域中品牌概念，将会引起品牌生态涵义的混乱。因此，可以将品牌生态描述为品牌企业或品牌产品本身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环境的依存互动关系。如果能够将品牌视为具有生命的商业主体，那么完全可以利用生物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二、研究的意义
1.以生态学隐喻品牌商业系统，整合社会网络理论、供应链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等，为整体品牌运作提供新的基于对象的动态战略规划框架，丰富品牌战略理论。品牌生态理论有助于企业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及生态系统构成状况，为企业品牌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奠定基础。另外可丰富发展目前的静态市场营销理论，为品牌区域市场经营提供有效工具，从而形成基于对象的品牌市场操作的生态模式。通过对品牌生态系统的整体描述与运作机制研究，形成新的品牌生态调查与分析方法，为品牌进入、拓展、领导、抵御、转移、重建区域市场提供有效策略模式与运作工具。这可有效解决品牌市场运作的片面性、零散性，有利于提高企业品牌市场管理效率。尤其是为品牌企业在更大尺度上考虑系统之间的竞合战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品牌市场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可为区域市场商业发展提供指南，尤其对于经销商、商及各种零售商的品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依据品牌生态理论方法优化业务范围与操作模式，可有效提高中间商及零售商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益。
2.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区域内品牌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及市场品牌竞争状况，为政府制定公平竞争规则，建立良性的区域市场秩序，优化区域商业布局，避免恶性品牌竞争，节省社会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塑造百年名牌提供理论依据，为地区、行业、企业制定持续发展的名牌战略，为品牌生态系统尤其是中小品牌生态系统长期生存与成长壮大指明道路，尤其对进入WTO后中国品牌应对国际品牌挑战创造国际名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3.品牌生态系统理论为研究社会商业生态系统打下基础。一方面品牌企业的市场绩效主要取决于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由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及动态性，品牌产品也需要作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品牌企业在市场上则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市场上，品牌企业是参与竞争的主角，是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可为整个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打下基础，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深入系统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品牌生态基本概念、术语与原理体系以及实用方法的研究，为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及方法支持。
三、品牌生态研究动态
1986年美国Moore在《哈佛商业管理》评论上发表了“新竞争生态学”，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Business Ecosystem)，指出“商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是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厂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他们相互配合以生产商品和服务──组成的群体，同时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等。随后他在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利用生态学原理初步建立了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Moore强调，企业要成功，仅仅完善自身还不够，还要塑造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因为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前景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扬西蒂(2004)进一步阐述了从商业生态系统出发制定战略的方式，提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了解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及公司在商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总之，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企业是它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作为传统管理理论最新进展的社会网络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等，其内涵及本质基本上都属于超越企业边界和关注企业环境的理论延伸。社会网络理论则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企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强度等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治理所需考虑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基于企业权力强度的关系理论；而供应链管理理论则主要从物流信息流优化平衡角度对前后关联企业实体运作的管理进行研究。这些理论体现了新时代复杂多变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的新进展，为企业更加有效运作提供了方法与工具。然而，从理论深化、推广及应用情况看，上述这些理论尚缺乏协调性及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理论不能系统描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机制；另一方面也不能给出一些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系统管理模型与方法。生物生态学在商业管理中的应用成果在描述企业可持续机制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为深入理解企业可持续成长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方法。在品牌管理方面，生物生态学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的进展。而在当代品牌理论中，品牌被比喻为“生命体”，使得品牌理论从静态走向了动态，从个体走向了整体化，生物生态学为品牌可持续成长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方法借鉴。
当对品牌进行生态学考察时，就会发现品牌像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即品牌生态系统，自然界中的生态规律同样适用于这些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品牌企业是其关键优势物种，它决定了系统的规模及核心竞争力。个体品牌生态系统由品牌产品、品牌拥有企业、股东(或投资人)、员工、经理人、供应商、最终顾客、金融机构、大众传媒、社会公众、中间商、政府、竞争者、其他相关企业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组成。品牌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中关键及优势物种组织。众多个体品牌生态系统与其他品牌生态系统一起组成了区域市场品牌生态系统。实际上，个体品牌生态系统是由关键及优势种群――品牌企业、供应商群落、分销商群落、零售商群落、消费者(或用户)群落、中介成员群落、政府及其他成员群落以及社会自然环境等组成，而区域市场品牌生态系统则是由众多品牌群落及市场环境所组成的。品牌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品牌的生命周期过程。名牌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可以描述为：非品牌生态系统――准名牌生态系统――名牌生态系统――领导名牌生态系统――老化名牌生态系统――退出的过程。它的运行具有极强的自组织特征，较一般商业生态系统更具扩张性，各方分工协作形成商业生物链与共生协作体系。名牌生态系统是以品牌为龙头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品牌作为市场存在物，具有类似自然生态的特点。品牌时刻与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更能把握品牌运营的实际。名牌生态系统的概念由王兴元(1999)提出，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中对最为典型的品牌生态系统―名牌生态系统的构成与结构、名牌生态环境、名牌生态系统演化及运行、名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及扩张性、名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与合作、名牌生态系统的创新与重构、名牌生态系统的评价与诊断、名牌生态系统对现实的启示等作了系统研究，初步构建了名牌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名牌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系统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必须做好系统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应对策略(王兴元，2000)。名牌生态系统的竞争存在于三个层次：一是名牌生态系统与其他同类品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二是名牌生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三是名牌生态系统与其他非同类品牌产品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竞争主体根据各自的目标和所处的环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名牌生态系统竞争的强度可由市场中品牌数量及其实力的大小、市场需求饱和程度等来描述，成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与合作策略。名牌生态系统成员众多，含有的信息庞大而复杂，为了使名牌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程运行保持高效的状态，必须对系统进行优化控制，名牌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的主体之间含有不同的知识，存在复杂的知识交换，为促进名牌生态系统知识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组织创新和知识编码的工作。另外，对名牌生态系统的创新与重构，名牌生态系统的运行及动力机制，名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调控，名牌生态系统的系统评价与仿真以及名牌生态系统的系统管理策略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系统研究。此外，还对品牌生态系统的若干概念及原理进行系统论述，分析了品牌生态系统的适应复杂性、品牌生态系统结构等，建立了品牌生态位测度模型等。
国内许多学者先后对品牌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及方法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张，张锐对品牌问题的复杂性及生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品牌经济与政治结构、品牌生态系统领导的新兴模式等。邓旭东、杜晓娟等在论文“培育品牌生态环境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中通过对品牌生态环境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概述，阐述了培育健康良好的品牌生态环境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就我国企业在品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和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企业培育品牌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李振键、韩伯棠等在其论文“生态学原理与品牌研究”中对品牌产生与成长涉及到的品牌特质、品牌之间相互作用、品牌与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与生态学研究生物个体与种群和环境的关系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品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可以基于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在原理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从而引申出品牌个性、品牌生命周期、名牌生态系统、品牌生态学等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些跨学科隐喻或类比研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意义。胡望明在论文“品牌生态战略的宏观管理模式研究”中对品牌生态战略的宏观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品牌生态战略宏观管理模式的“三角”架构。唐兴莉、魏光兴在其论文“论品牌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个层次”中提出了品牌生态系统管理应包括管理对象、管理方法以及管理哲学三个层次。黄喜忠、杨建梅在论文“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研究”中对品牌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可以借助生态学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品牌系统，进而关注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健康问题。王雪莲等在论文“对国内外品牌发展比较及我国品牌生态战略系统的构建”中探讨了我国品牌生态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陈绍愿、赵红等在其论文“品牌生态学：生命原理时代的品牌控制论”概述了品牌生态学的产生背景及相关原理。韩福荣、王仕卿等在论文“品牌理论发展评述”别介绍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孙莉莉、韩福荣等对品牌生态位适宜度进行了分析。韩金童、汪波等基于生态理论对自主品牌以及中国农机品牌培育进行了系统分析。吴卫杰等对品牌生态安全体系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基于生态学视角对品牌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新的热点，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吸收了自然智慧的理论方法，可以更好地诠释品牌成长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并提供可供借鉴的品牌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与方法。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品牌生态的研究状况看，只能说尚处于初级阶段，提出的概念、原理及方法比较初步，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使之成熟。依笔者之见，品牌生态研究可沿着如下三条技术路线进行：一是品牌生态学基本概念、术语与原理体系的系统化及确立；二是生物生态学分析方法移植到品牌研究领域从而形成新的品牌生态学方法；三是品牌生态的实证案例研究。可以相信，通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品牌生态理论将会成为品牌管理领域的前沿与热点，其研究范围也将会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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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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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第11篇
关 键 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02-0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了｡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见表2)｡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2)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例),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3)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二是克瑞格(1997)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基于此,我国的理论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的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用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将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力量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则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渊源
笔者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1973年,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瑟・威斯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
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2)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我们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子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2)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3)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毋宁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可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1)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2)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基本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
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1)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3)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4)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文中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简称金融生态)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体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它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restis,Philip and Demetriades,P.Finance and Growth:Institutions Considerations and Causality, paper, swansea U., April 1996
[2]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
第12篇
论文摘要:由于传统的水利建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大，各种不合格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稳定，洪灾、水资源的恶化及缺乏等都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需要，在全面认真总结旧水利建设理论好坏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建设理论，全面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文章就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及我国水利建设新理论的形成展开探讨。
随着近年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在深刻总结传统的水利建设旧理论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理论，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的水利建设观念还比较落后，分析我国水利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及为适应水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新水利理论应运而生。
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 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总结
21世纪的新社会，人们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在总结传统的旧水利建设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水利建设的新理论，平衡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稳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新理论的指导下，充分体现我国水利事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庆元.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D].河海大学，2001.
第13篇
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京东；战略演化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一、引言
Moore在企业竞争战略中应用了“生态学”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商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包括很多的参加者，参与者之间必须相互依赖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企业的经营环境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生态体系，而且企业需要依赖这样的经营环境才可以与其他企业协同并进，与此同时，它也实现了“双赢”的竞争观念。本文立足商业生态系统对我国电商平台企业的发展演化展开研究更为必要。
（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是一系列联系紧密的企业和组织机构，它围绕电子商务企业，突破地理位置的障碍，通过虚拟、联盟等形式进行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互联网为竞争和交流平台结合而成的有机生态体系。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以职能标准为依据划分的不同“物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划分种类如下：
1.领导种群。即主要的电子商务企业，是整个生态系统资源的领导者，它协调整合电子商务系统中的资源，并提供平台以及监管服务。
2.关键种群。即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如：消费者，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其它物种所共同服务的“客户”。
3.支持种群。即网络交易必须依附的组织，如：金融机构， 它并不是依赖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而存在，但它们可以从优化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获得远大于依赖自己优势可以得到的利益。
4.寄生种群。即为网络交易提供增值服务的提供商，如：技术外包商。这些物种存活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之上，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共生死。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
Moore以商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为基准，将商业生态系统从产生并初具规模，到稳定发展最终走向死亡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依据笔者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特点的分析，以及结合相关研究学者的观将演化路径划分为开拓、拓展、协调、进化四个阶段。
开拓阶段。它是指电子商务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运营模式来吸特定的目标客户群体，进而创建新的电子生态系统的过程。
拓展阶段。随着系统核心种群自身的不断成长，在拓展阶段系统的规模不但扩大，寄生种群也不断的出现。以不同领导为核心的相同性质生态系统之间的角逐日益激烈，最终市场竞争局势基本被确定下来。
协调阶段。拓展阶段业务飞速增加，这使协调各企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逐渐重要。此时电子商务系统进入协调发展阶段。
进化阶段。信息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原来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也会受到其他模式的冲击，或者受到被取代的威胁，所以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即进化阶段。进化阶段需要大大的改变原来的模式，进行模型改造或技术创新，从而变为一个崭新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二、基于京东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
京东是我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它拥有自己的商品销售平台和购物APP，在公司成立的几年里，它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光磁产品的商，开通京东多媒体网，创立京东拍卖场，成立京东广州全资子公司，创建3C网购平台。近几年，京东商城集团启动了电子书刊业务，销售平台与智能手机/PC阅读客户端软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
发展阶段包括：
1.开拓阶段。创始人刘强东于1998年在中关村创业，成立了京东公司，在2001年，京东成为光磁产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2004年，开辟电子商务领域创业实验田，正式开通京东多媒体网。同年，在全国首创京东拍卖场。从创建公司初期，京东商城，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使之初具规模，完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拓阶段。
2.拓展阶段。经历开拓阶段以来，京东不断拓展，自身的生态系统逐渐强大。2005年，京东多媒体网日订单处理量稳定突破500个。在2007年京东建成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物流体系。2009年，京东单月销售额突破3亿元。同时，日订单处理能力突破20000单。2012年，京东商城佳通英文网站，开拓西方市场。京东完成第六轮融资，融资金额为3亿元。由此使其成功的进入商业生态系统的拓展阶段。
3.协调发展阶段。京东于2014年宣布家电“京东帮服务店”在河北省赵县正式开业。并声称，未来三年，“京东帮服务店”将在全国区县铺开，达到千余家。借此，京东大家电可在四到六线城市进行物流提速，解决了物流慢的问题。2015年，京东因C2C模式当前监管难度较大，无法杜绝假冒伪劣商品，停止提供其C2C模式的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并在三个月的过渡期后将其彻底关闭。京东集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无疑是在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从而确保自身的生态系统可以继续协调稳定发展的举措。
4.进化革新阶段。京东从成立发展到今天，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许多劣势，京东的商业生态系统虽然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但越是发展到后面，就更应该注意和反思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自身可能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从而才能使得自身的生态系统进入进化革新阶段，得到飞跃的发展。
三、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出现。近几年来，电子商务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许多的利益相关集体不断几句，逐渐形成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且日益生态化。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不断地演化和发展。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主要是初步形成、拓展、协调发展以及进化革新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威胁存在，因此，只有系统内部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共赢，才能促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电商企业才能在这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岗岚，卢向华，黄丽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路径[J].经济管理，2009，06：110-116.
[2]郭旭文.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构成、特征及其演化路径[J].商业时代，2014，10：71-72.
[3]朱锐鹏.基于平台视角探究商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动力巧机制一以阿里巴巴生态系统为例[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5，11：1-48.
[4]Moore，J.F.The Rise of a New Corporate Form[J].Washington Quarterly.1998，V01.21（1）：167-181.
[5]资料来源：京东商城发展历程.http：//.
第14篇
论文摘要：加强诚信教育，对于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意义。重建大学生诚信系统应从整体着眼，进行生态考量，并且依据生态系统的原则，建立良性循环的诚信生态系统。
诚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以生态系统理论对大学生诚信进行考量是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又一有效路径。
一、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生态内涵
1.生态的内涵
生态，又称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这一概念是1935年由英国生态学家泰勒斯(A·G·Tansley)首先提出的。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 Faulcott)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用以指自然环境没有遭受人类严重干扰的天然状态。
现代生态学在与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渗透融合的同时，也与人文社会科学生机勃勃地交叉综合着，由此诞生了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心理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并迎来了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的进化与发展，和由自然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的必然跃迁，从而开创了当代生态科学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2.诚信教育生态系统
“诚信”即“诚实、守信”，在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诚实守信”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认为，一个人的言行如果失去了诚信原则，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诚”就是诚实、真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自欺、不欺人。《孟子·离娄上》篇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认为诚是自然的根本规律，做诚实的人也是人的本性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国宋代著名思想家司马光强调，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坚守一个“诚”字，他就必然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信”就是守信，就是一言一行都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论语·为政》篇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对信的形象比喻说明信在人际关系中是最关键的环节，缺少这个重要因素就无法做人。因此，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凡是自己承诺的事情，就一定要使其实现。
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高校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把诚信，诚信关系运行问题视为一个系统，诚信也是一个具有许多生态学特征的范畴。诚信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诚信教育实践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在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系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各种因素既自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一种因素的变动会影响到其他因素乃至整个系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因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系统内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受教育者的情智和人格得到全面和谐发展。
诚信也是一种“生物”，它的命运如何，关键要看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否适宜它生存和发展，能否维持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平衡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就是诚信教育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整体互动，而个别的诚信教育活动或环境改造也无一不影响到诚信教育总目标的实现。这个原则要求我们要有整体关联的全局意识，把诚信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在物物相关、事事相联思想的指导下，优化和利用环境因素，避免系统的分割和单方面着力的现象。第一，把德育和其他的教育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互相呼应，获得整体效益。学生的诚信水平与学生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诚信教育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既要把诚信教育贯穿在学校所有课程之中和寓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同时诚信教育活动也要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目标。第二，从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来寻求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学生的诚信状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也要从整体上考虑，既注意从思想上加以引导，也要注意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和交往等方面出现的困难。只有从宏观、整体上着手，才能使各种工作形成合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在诚信教育的内容上也应注意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在保持个人的独创性、主动性的前提下，要适应社会整体的需要，以推动社会大系统的良性发展为己任。
(二)开放性原则。诚信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组分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开放的。这就要求诚信教育内外系统都具有开放性。首先要实现诚信教育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开放。从生态学角度看来，诚信教育与环境构成一个密切不可分割的大系统，诚信教育不应躲避、也躲避不了环境。相反，我们应顺应生态系统开放性的要求，把诚信教育置于环境之中，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而诚信教育的任务就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和条件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抵抗能力，只有这样的学生才能以自身的努力改善环境。因此，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还要依靠社会和家庭的共同促进。多种渠道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采用多种形式，有理论的灌输，有学生充分参与讨论，还有各种轻松活泼的课内外活动，在多种形式中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其次，诚信教育系统内部要实现多种形式、方法和渠道的融会和沟通，如高校之间、学科之间的广泛交流。
(三)多样性原则。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多样性原则要求：第一，诚信教育内容的多样性。这要求我们结合我国的国情，确定诚信教育的内容。第二，诚信教育要求的层次性。学生个体诚信水平和发展阶段是多层次的，学生的诚信水平也不可能在完全划一的水平和发展阶段上。不同学生掌握的文化知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交友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诚信意识。这就要求诚信教育应与学生的个性发展相结合，区别不同的教育对象，根据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诚信教育要求。第三，诚信教育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决定和影响诚信教育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应该改变单一的诚信教育形式，充分挖掘社会潜力，使各种教育形式形成合力增强诚信教育实效，避免出现目前“在学校里进一步，回到家庭退二步，踏上社会退三步”的不良现象。
(四)动态性原则。在高校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期的诚信教育实践探索而形成的。系统内部物质的循环、能量的转换、信息的交流达到一定的动态平衡。但生态理论告诉我们，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平衡和动态的平衡，决定和影响德育的环境因素是多变的，环境的变迁不断为德育提出新的课题和提供新的工作条件。所以，德育系统应根据德育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变观念，调整德育目标，更新教育方式方法。这就需要改变以往德育相对滞后于客观环境要求的情况，要求教育工作者有丰富的理论、敏锐的触角、准确地捕捉诚信生态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促进诚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总之，以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则，维持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构建高校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上海 创新 创业 生态系统
顺应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目标，打造全球知识策源地和创业高地。对此，建设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发达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环境营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国际全球城市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未来趋势，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设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纽约、伦敦和东京》一书中研究基于城市生产业，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网络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李志刚、吴缚龙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全球城市。屠启宇（2012）强调，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钟形”结构发展的格局；以服务业为主向产业均衡形态发展的产业结构；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关键性标杆的社会环境以及向产业乃至城市总体定位渗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创新系统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赵黎明等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建立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创新系统为主线，较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于晓宇、谢富纪（2009）指出，我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长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导向，也要考虑到本市创新体系过往的历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创新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进创业活动、知识开发、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扩散、帮助并引导创新参与者找到自身的作用点、市场形成、资源调动、法律制度的形成、积极的外部效应的开发。
（二）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Prahalad C. K.（2005）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允许有着不同传统和动机的私营部门和社会角色共同参与的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它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这一共生关系下创造财富。Florida（2009）解释了创业生态环境运行过程――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密度的生态体系中，直接互动，产生思想，将其变为产品和服务。林嵩（2011）认为创业战略和创业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微观属性特征；创业网络研究从中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创业环境研究从宏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
二、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识存在形式和研发创新活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外部资源（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实现性不断提高，企业将获取创意的范围拓展至全球，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GIN）有效获取全球创新资源。
（一）全球化和网络化
全球化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方面是“区域化”的趋势，即以TTIP、TTP、TISA为代表的区域化将成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呈现出区域管制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趋势，即在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全球将着力突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实现“再平衡化”，所有国家将会进一步开放与合作。
网络化对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带来的变化将体现在四个方面：海量微主体、低边际成本、碎片化多样化、后喻文化，这对创新创业环境都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
生物产业、信息产业、材料产业或能源产业的单一产业突破很可能带来累积效应，引发全社会的整体变革。如能源领域，太阳是未来人类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数千倍于世界上的人类所消费的能源，理论上说只要捕获其中极小部分就能足够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的电力，而且不会改变气候、损坏环境和穷竭资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储存是决定太阳能发电未来的关键性挑战。
（三）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全球环流”
全球人才流动和集聚将出现一体化趋势，同时全球人才虚拟化趋势显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才将进行更为广泛和频繁的跨全球流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高端人才的环流和聚集，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更为频繁。
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对创新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研究显示，以色列的企业与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区工作的以色列国民之间的频繁联系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台湾裔的美国工程师成为硅谷与台湾之间的纽带，为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风险资本跨境流动
在未来的创新系统和创业生态环境中，随着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开发，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风险资金体量将变得更为庞大，资本性质将更为国际化，资本结构将更为多元，资本的流动将更为开放和自由。其中，未来资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势位将逐渐下移，即原来只有富商或大企业资金才能流入风投市场，而未来通过金融创新，普通大众的资金也将参与市场的博弈；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全球化的资金将更为精确地指向任何高回报率的领域，并通过信息技术形成资本运用的高度协同。
（五）知识的全球化流动
未来30年，要素流动将呈现知识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动主要是来自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密集要素和资源丰富国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识密集要素的流动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动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增速是劳动密集要素的3倍。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与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渐明朗，由知识流动主导支撑的“全球创新网络”将在下一个三十年逐步成为未来全球化内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未来趋势分析
（一）创新主体多样化，创业行为常态化
创业物种的多样性是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创业物种通过人才、资本、知识、技术为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因此，未来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将形成囊括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用户，并形成“四螺旋”产学研用“共生”的状态，用户将成为城市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这也使得整个创新体系将变得更为扁平化，而“体验+服务+产品”将成为创新体系的价值实现载体，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业的门槛将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有能力获取创新资源，并以个体形式创办企业。伴随着越来越多以个体形式成立的小微企业将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中最富活力的创新主体，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平等，并在科研机构、用户群体的协同下全面参与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二）创新活动全球化，创业活动社区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生态圈”，而是建立了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每一种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的发展进化均依赖于其他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以及周围环境，人才、资金、信息将自由、高效流动，进而更加高效地汇集全球的创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维夫创业生态系统堪称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维夫吸引着全世界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创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特拉维夫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包括google、微软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同时也有许多以色列创业公司被国际知名公司收购。又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其科技园有注册运营的企业超过130 家，其中65%以上为跨国公司，微软、英特尔、IBM、通用电器、朗讯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强企业均在园区设有离岸软件研发中心。
（三）创新系统开放化，创业生态繁荣化
未来创新体系是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随着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成为全球价值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创新体系将与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大系统产生更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动。而未来城市创新体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交互，协同创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系统价值。与此同时，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三十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机会将不断涌现，而创业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创业生态将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也为创新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和辐射作用奠定了基础。
四、对策建议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应当聚焦关键问题、突破制约瓶颈，分阶段、有层次地推进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在城市创新发展理念上，从工程化思维转向生态化思维
生态化思维的创新发展，更强调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等反馈机制，注重创业生态物种、要素的多样性、异质性，且更迭多，要素间关系更为复杂。重点要突出不同主体间的有机联系，突出政府内部及与各要素的协同，高度重视“选择机制”，如创业要素与“创业环境”（生境）间的选择与适应问题。
（二）在系统运行机制上，要更注重系统可持续演化发展
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从低阶到高阶进化发展的过程，系统从单个主体集聚，不断成长、发展、演化过程中，通过“涨落”正反馈机制中达到有序，从微涨落经过要素非线性作用逐渐放大为巨涨落，引起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新的有序结构和突变的产生。
（三）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上，要以更加全面的开放来促进创新
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流与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以开放竞争促进创新发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创新的产业转化平台。
（四）加快建设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充分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进化的促进性作用，重点发展提供全球化服务的生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以服务型制造推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从而使上海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产业群落演替和进化的重要“风向标”。
（五）引导企业培育创业生态系统
强化企业间共生合作，规范大企业并购中小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引导、鼓励上海制造企业强化研发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嵌入式创新，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建构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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