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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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从经验分析上更是没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对亚洲国家的考察，Ito(1996)与Rose（2000）对APEC国家的数据支持中期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产生负影响；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则选取拉美国家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有着很大程度的负影响。而Nilsson(2000)研究100个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与欧的出口，发现贸易量与浮动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Gatour(1985)与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或相关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确定的。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策略。整个东亚各国（地区）更是以低估汇率为基础、保持汇率稳定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典范。

1．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选择

对于东亚汇率制度的经验观测一般选用外部货币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为计值货币，测算各国汇率对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或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以天为单位的汇率运动。

Kawai(2002)与MicKinnon对亚洲外向型国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汇率回归结果都表明，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明显钉住美元，台湾、泰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钉住的一篮子。不过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归结果也大致提示了亚洲外向经济体实际上保持着与美元钉住的稳定汇率制度。

97年货币危机冲跨了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但危机几年之后，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观测了东亚国家危机后的汇率变化趋势。大部分学者发现危机后采取独立浮动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Calvo与Reinhart(2000)与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货币法，认为这些国家危机之后已经回到了危机之间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东亚重新回到了明显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率水平上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持了本币对美元的稳定。”

2．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出口结构因素

以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主的东亚各国有着对钉住汇率的偏爱本质，这主要由各国与地区的出口特点与结构所决定。最初，东亚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进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出口显示为比较优势，产品上竞争不明显，而且出口贸易集中于初级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间品数量有限，即ρ、γ较小，这一时期的汇率稳定主要是出于远期汇率市场缺失与稳定物价名义锚的考虑。但近二十年来，东亚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一个共识的因素-梯形贸易结构的雁形模式。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外从1985年的10.32亿平均增至1995年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四小龙”产业结构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态势，同时高层次服务业不断完善；东盟各国则开始注重由劳动密集为主，向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并存的结构升级。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如表），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韩国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异常突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比较优势产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行业转为资本密集行业，在电子产品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同时部分行业已呈现出技术资本密集特征。比较上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电子产业发展迅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电子产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该地区出口的最主要支柱产业。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普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必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产品出口替代弹性较大。

第二，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贸易中开始转向加工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较早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贸易，产业结构迅速向高新技术方向升级。如新加坡利用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同发达国家在IT产业进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生产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东盟与中国等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和文化素质优势，大规模从事技术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加工。这种进口中间品，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形势必定使得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

第三，出口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东亚经济体产业内部贸易上。东亚内部贸易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如2004年中国区内贸易占35%；而对于东亚大多数其它国家或地区，区内贸易所占份额更大。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与美、日、欧之间的区际贸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另一方面，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流动规模。

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汇率传导η值趋于减小。

三、政策含义与借鉴

汇率波动对各国出口的作用表现是不相同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汇率波动在新兴市场体会抵制出口。

1．政策结论

若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多相似产品、竞争激烈或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时，此种贸易结构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刚性，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这意味着汇率的贬值对贸易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故我们可以说，汇率不变的成本较小；但新兴市场体由于远期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抵消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汇率稳定收益较为明显。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该国政策会极大地倾向于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的汇率稳定。

所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以促进出口为重要目标，可以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为优化，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时，采取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则更为合适。

2．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来讲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口逐年增加，显示了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从1999年起,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递增32.2%。中国的贸易结构日渐与东亚各国趋同。据有关统计，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子产品上。同时，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为55.2%。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也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初显雏形，有着较大的进口依存度。

现行贸易结构下的“出口至上”战略造就了大量贸易顺差，对于汇率稳定无法起到正面效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磨擦，成为“人民币升值风波”的起始原由。当前的出口结构与汇率选择出现了明显矛盾：从出口状况来看，由于出口结构还没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越是恶化，反过来出口就得越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客观条件，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产业结构及至于贸易结构是汇率最终浮动的基础；（2）外向型战略不仅有收益，长期来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战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递减，传统贸易部门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其它非贸易部门如技术、软件发展、金融与服务同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GordondeBrouwerandMasahiroKawai,"ExchangeRateRegimesinEastAsia"[M],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

2.GordonM.Bodnar,BernardDumas,andRichardC.Marston,"Pass-throughandExposure",[J],theJournalofFinance,Vol.LVII,No.1.Feb,2002

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4．世界银行编，东亚的复苏与超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伟，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3第12期

7．宋志刚，丁一兵，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一个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第9期

第2篇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第3篇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营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科性质课程，在教育过程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加强市场营销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营销管理能力。当前我国市场营销教学过程中的内容还比较陈旧，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水平得不到提升。

二、市场营销教学策略探讨

1.更新传统市场营销教育教学管理观念

对传统的市场营销教育管理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保证和现代化的发展理念相符合，是素质教育背景下中职教育进行改革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市场营销教育过程中忽视了激励和引导机制的影响，使得课堂上缺乏积极性和生动性。在市场营销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对教师的教育行为以及市场营销教育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在整体的教育观方面，需要把握市场营销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学生的市场营销管理能力，从而可以使得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提升，加强市场营销处理能力的提升。在未来的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对学校领导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市场营销教育意识进行改观，

2.构建创新型市场营销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进行改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高效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而且是让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相应的目标。为了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意识到新型市场营销学习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对学习的热爱，首先就需要让学生了解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应该学什么，怎么进行学习，才能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传统的教学是让学生等着接受，接受知识的传授，因此少了很多自我思考能力的训练。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要多多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积极思考。第三，教师应该把教学的设计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知识探索的这一过程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要积极加强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和分析，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发现，并且要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结构的改进进行探索，从而使得学生的认知结构内化程度。最后，要进行多元化的评价，使得学生能真正地认识到自己。教学课堂上的评价不是为了给学生一个判断和鉴定，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动机，在评价的过程中应该要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对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掌握能力进行评价，以做到对学生的全面考核。

3.加强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教育过程中对新型市场营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在教学过程中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理论性的方法进行教学，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限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对新时期中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的分析，加强对各种先进的媒体技术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对学生实施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传统的市场营销教育模式和方法进行改革，比如在市场营销中可以加强各种新闻信息的插入；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样的讨论和交流对于学生的综合实践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长期的讨论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的拓展，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同时还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