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危机和次贷危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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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声誉顾虑；报酬刺激；中小微企业

一、我国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恶化

调查表明，我国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多数企业在三年内倒闭，小微企业的境况更差。全国一项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调查结果则表明，90%以上的受调查民营中小微企业表示，实际上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从2003年至2009年，金融机构信贷量在增长，但是实际上用于中小微企业的投放量占比却越来越小。银行不愿意贷给对贷款如饥似渴的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这个理论上的大客户与商业银行无法实现顺利对接。

中小微企业信贷困境形成和恶化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声誉顾虑和报酬刺激是恶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的重要原因。

二、声誉顾虑恶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职业经理人如果关注别人怎样评定他们的能力并据此做出判断，他们往往选择跟风。

假设市场上存在几家银行，它们的信贷投资决策者设为A、B、C……这些决策者可能是水平极高的，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进行风险、收益的预测，从而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可能是缺乏能力的。所有对他们的评价和能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确定的。在决定是否对某家公司投放贷款的时候，A先根据自己掌握的该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信用状况等的信息进行决策。B在进行决策时，需要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同时还要兼顾A的决策举动。由于B并不清楚自己的能力，以及这次决策的最终后果，他不敢冒风险采取和A相悖的决策行为。在看到B的这种举动时，原本不能肯定自己能力的A也因为B的跟进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如果这种行为被推广，显然对于整个信贷市场来说是无效率的。因为如果第一个决策者的决策是无效率的、错误的话，后来的所有的决策者就都选择了错误的决策。但是，同时，后面的决策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做法，使得自己即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出现不好的后果也不会受到责备或是太大损失。对于先做出决策的那个决策者，如果有人跟风，那么自己也更有信心，这样，即使最后的结果出现了不良贷款等不好的后果，也可以以信贷市场本就瞬息万变、运气不佳、不可抗力等理由逃避责任，即出现“共同承担责备效应”。

商业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越关注自己的声誉，越容易忽略私有信息，越多关注他人决策行为，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平均业绩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声誉。即使信贷投资失败，罚不责众，在高度竞争与保护的环境下，也可使主管机关给予较轻的处罚，使最差劲的银行也能生存。作为决策者，他要做的就是要使银行的所有者实现满意程度最大化。在对自己掌握的信息不确定时，跟随其他银行进行决策，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以客观理由逃避责任；若是因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做出与大多数决策者不同的行为出现了不良后果，银行的所有者就会追究决策者的责任，也会降低决策者的声誉。基于此，决策者一般会选择跟随大型商业银行或其信任的银行，而不管它们的信贷决策是否正确。大型商业银行倾向于放贷给大企业，拒绝中小微企业的申贷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投放贷款出现危险时，很可能会基于自己的声誉顾虑而逃避监管，尽量延迟暴露其风险状态，其他银行并不知情。由于声誉考虑，其他决策者还是非理性地跟随，这样就造成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拒贷，而其他商业银行紧跟其后，也向中小微企业拒贷。

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机制追求“零风险”与“双百”的方针，更加剧了信贷人员对于丧失声誉的恐惧。大多数基层信贷员只考虑两个问题―“要不要放这笔款”和“这笔款是否能收回”，这往往促使银行更加倾向于模仿同业。

另一方面，一般中小微企业在逐步扩大规模的过程中，管理权与所有权逐渐分离，聘请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市场上关于管理层人员的能力的信息是不确定的，声誉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经理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信贷融资成为企业融资潮流时，基于声誉顾虑，一些企业经理人很可能会跟随大多数经理人的选择，放弃其他更适合自身的融资方式而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这种行为很容易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里，致使中小微企业信贷越来越困难。

三、报酬刺激恶化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难

如果银行的信贷投资决策者的报酬数量依赖于同其他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比较后的表现，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激励将被扭曲，他们的投资行为也将以一种不合理的投资方式开始和结尾。考虑这样一群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他们的收益以彼此之间的相对表现来决定，即对于每一个决策者来说，其他人为参照物，每个决策者的报酬随自己表现的提高而增加，随参照决策者的表现的提高而减少。这样的话，银行的决策者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参照其他决策者的行为来做出自己的决策。基于报酬刺激，其投资决策也与其非常相似。

根据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商业银行人员的绩效薪酬主要根据当年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来确定。在我国信贷市场，商业银行信贷人员的贷款考核主要是负向考核，即对形成不良贷款的实行处罚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因此，银行一般都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因为大企业财务状况明了，信用良好，形成不良贷款的几率小。而中小微企业，财务状况不明，很多企业生命很短，形成不良贷款的可能性较大。银行决策者基于报酬的诱惑，会尽量规避不良贷款，拒绝中小微企业的申贷。决策者们彼此参照，使群体的行为逐渐趋同，恶化了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难。

虽然，银行决策者们可能会因为业绩持平而只能获得基本水平的报酬，但是与因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使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等实际损失而使自己的报酬受损相比，决策者们宁愿获得平均水平的报酬而不愿意承担损失。而且，大企业贷款期限更长，贷款额更大，决策者们得到的绩效薪酬也就更多。故此，基于报酬刺激，决策者们也会选择向中小微企业拒贷，中小微企业信贷处境进一步恶化。

企业经理人的报酬也是与其他经理人的表现相比较而确定。选择企业融资方式时，经理人基于报酬刺激，和企业贷款的紧急性、短期性等特点，经理人一般会选择跟随一些较大企业或是某些信得过的企业的经理人的选择，盲目跟风，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全然不顾使企业所有者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管理原则。这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也会加剧。

四、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

中小微企业信贷一般是小额贷款，笔数多、户数多，工作强度大，风险度高，这就要求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采取适当的用人机制，才能有效促进业务的发展。采用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经理人负向激励，促使其保持优于平均水平的业绩，以保证不会被银行淘汰，避免经理人基于声誉顾虑而拒绝中小微企业信贷要求。

中国民生银行关于考核退出规定，客户经理季度考核未达标、且工作态度及综合素质达不到要求的，经分行考核委员会审批，提前一个月告知后，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民生银行通过建立经理人退出机制，负向激励经理人不断提高个人业绩，以逃避被退出的境地。

（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我国商业银行考评系统不够完善，科学性不足；银行内部员工职位考核与绩效评价执行不彻底，很多时候只是流于形式。绩效与努力不一致，薪酬与绩效评估结果的依存度低，难以充分发挥激励效果。有效的考评体系可以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决策所需的人力信息和数据，保证加薪、晋升、调职和降级、培训安排等活动具有公平性，鼓舞员工士气；通过评估结果的反馈，使员工为获得薪酬目标，进行自我对比优化；能够鼓励低效率员工自动离职，降低银行人力成本。所以，逐步完善银行绩效考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银行浙江省金华分行引入了“信贷工厂”模式，其中的团队人员绩效考核内容按照中小微企业业务的特殊性和岗位的不同而定，依据“平衡记分卡”进行指标设计，每个岗位均设有关键性指标和定性指标，从而实现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专业化、规模化。

综上，声誉顾虑和报酬刺激进一步恶化了我国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可以通过建立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的办法加以控制和解决该难题。相信，随着我国中小微企信贷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这个难题一定会解决，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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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时隔不久，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同时，温州市政府设立5亿专项资金；温州市组织25个联络协调小组派驻全市25家商业银行，“督查”银行对生产正常的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不延贷；为救市，温州各大银行向各自上级总行申请追加信贷规模，力挺当地企业……

面对时局的扭转，作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孙福财回来了，胡福林也露面了，众多“跑路”企业家纷纷返回温州等待救赎。

但是，温州信贷危机就此解决了吗？危机下面又掩盖着什么？

信贷危机表象下的地产泡沫

“温州问题表面上看是信贷危机问题，实际上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告诉记者，如果救温州就得救房地产市场，只要救房地产，就会造成更加疯狂的炒房。如果不救温州，这个泡沫将会波及更多的城市，信贷危机就会向其他城市蔓延，整不好将会造成全国性的爆炸。

温州问题，救与不救都是错！

温州人向来有“冒险”、“抱团”的传统，曾几何时，温州购房团成了地产商的救世主，温州购房团走到哪儿，哪儿的房价就会出现瞬间高涨。据记者了解，2001年前后，“温州购房团”一夜间名声鹊起，胃口之大，以至于将整个楼盘，乃至整个社区买下。此后，2004年和2009年，温州相继爆发两轮房产投资热潮。房产投资热点从上海、北京转移到海南、东南亚和中东。一个温州老板在越南芒街建成中国轻工城，温州同乡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十个温州人中至少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2004年，叫价960万的迪拜“耶稣岛”别墅，温州人是最大的主顾。2009年，温州人又成为“海南岛开发热”的主力军。

温州人在地产中尝到了甜头，“制造业基地”这一美称离温州似乎越来越远。

此后经年，温州制造业日渐萎缩。2009年，金融危机之下，温州打火机企业锐减至100多家，上百家鞋企破产，“鞋王”霸力集团颓然倒闭，幸存鞋厂停工歇业，鞋企遍布的龙湾区俨然空城，实业已不足以承载新富阶层日益膨胀的财富渴求，而信奉“钱生钱”的温州人并不喜欢炒股，买国债，只觉得“房子实在”，现金纷纷流入房市。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其中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市场。

“温州的高利贷市场这么厉害，涉及范围这么广，显然后面是有产业和利润支撑的，谁能支撑这么高的高利贷？只有房地产。”对于这一点，袁钢明毋庸置疑，“任何制造业企业，再有暴利也不可能用得起高利贷，能用得起高利贷的，只有搞投机的人，只有搞房地产的人才能那么快回笼资金。全国到处都是温州炒房团，甚至各地政府都向温州炒房团招商，从而助推当地房价的上涨，开发商把他们都当成救命恩人。”

换位思考，放高利贷的人也要考虑对方拿这个钱干什么，如果贷款方是用高利贷去搞小商品生产，鬼才会相信。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一场表面上的高利贷危机其实就是房地产高息借贷暴露出的冰山一角，继而会全面爆炸。”袁钢明补充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紧缩造成的温州信贷危机。”

记者回忆，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各大媒体纷纷爆出温州炒房团相继退出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房地产市场的消息，而且不是一般的退出，大都是用“溃败”或者“惨败”来形容。温州炒房团大手笔甩盘，紧跟着就爆发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在涉及老板“跑路”的企业中，均涉及房地产领域。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近日的数据获悉，新建商品住宅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有46个城市价格环比下降或持平，与去年9月相比，涨幅回落的城市达59个，其中，温州房价环比下降1.3%，成为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降幅最大的一个。而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州也成为唯一房价下降的城市。

从“热炒”到“退出”，由“溃败”至“溃逃”，这似乎原本就是一个苗头。

救温州先严控地产市场

温州问题如果不是信贷危机而是房地产泡沫问题，那影响的将不是温州一个地区，危机将会波及全国。

据记者了解，就在温州信贷危机不久，就有消息爆出：因涉民间借贷，鄂尔多斯一房地产老板自杀，其商业伙伴遭追捕，此前三起亿元非法集资案正在侦办。一时间，鄂尔多斯也处于疯狂民间借贷的整顿气氛中，至此，鄂尔多斯政府相关部门已将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融资大户列入重点监控，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鄂尔多斯是典型的用高利贷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因房子卖不出去而无法回笼资金的案例。”温州大学民营企业家成长研究中心一研究员告诉记者，高利贷开发地产的周期一般为两到三年，如果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没有还钱，就会出现兑现危机，鄂尔多斯目前仅是到了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下一步将是资金无法回笼的高峰期。

据记者了解，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之外，民间借贷在中国众多城市均有涉及。

“我想说的不是救温州的高利贷，而是要更加注意调控房地产。”袁钢明明确表示，现在这些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到位的，包括限购措施，应该采取比限购措施更有效的措施，比如房产税。

在袁钢明看来，无论是推出房产税还是提高贷款利息，均是一项不错的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一旦推出，房地产的上涨势头马上就会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就会爆破得更早，这就意味着提前主动调控，提前刺破比暴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崩溃的结果要好得多。”

“对于温州这件事情的处理，应该是对房地产泡沫处理的开始，不能让温州老板再去走炒房这条路了。我认为这次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好处就是让老百姓不敢再去搞高利贷了，老板们也不敢再去用这些钱搞房地产了，这就使房地产高涨的势头得到遏制。”袁钢明认为，温州此次高利贷破产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有开发商恰恰持相反的态度，“如果温州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那么，恰恰说明是限购造成了当前的房地产危机，资金不能回笼，最终造成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按照这样的逻辑，要救温州，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松银根，放弃房地产限购，让房地产市场勇往直前地上涨。这样，温州炒房团才能解套，资金才会回笼，温州老板就自然不会‘跑路’了。”

持此等观点的不乏任志强这样的大开发商，在他们看来，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让房地产重新起来，才能避免出现温州老板“跑路”潮，这才是硬道理。

第3篇

民间借贷链条的成因

温州危机的核心其实就是民间借贷，更为准确的说应该是民间高利贷的危机。温州地区高利贷的迅速发展，成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民营经济的扩张。温州地区，向来以民营经济活跃而著称。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自身的不断积累，也更需要利用外部资金快速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扩张。大量企业需要外部信贷的支持是促成本地民间信贷市场极为发达的基本因素，而国有银行长期信贷供给的不足，在民营经济扩张与国有资本信贷不足的双重挤压下，使得本地的民间信贷甚为活跃，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民间信贷市场。

其次，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主的众多温州企业，力度实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但总体时效甚微。大量的温州民营企业集中于外向型加工产业，受外贸环境和汇率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提升，欧债危机的暴发，温州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率被摊薄，使得来自于欧美的订单也随之锐减。企业经营的压力迫使企业主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大量的民间资本成为首选。

再次，虚拟经济升温使大量实体经济资金外流。民营企业在实体传统产业利润率下滑的情况下，纷纷转向短期暴利的投机行业。大量的温州民间资金规模化的进入房地产、证券、大宗商品、矿产、贵金属等领域，逐步使资本远离实业经营而进入到“虚拟经济”。而实业资本进入股市、楼市、期市，导致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变成投机性资金需求。在房地产市场一度高涨的态势中，全面拉动了温州民间信贷市场的虚拟经济量，信贷的利率也轮番上涨，一些民间借贷的年利率甚至高达180%。

高利贷的延续和资金链的维持，依靠的是大量资金的不断供给和房地产市场暴利增长方面的维持，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房地产市场日趋降温，房地产市场中的民间信贷无法实现快速增值，资金链的破裂就成为必然。

实际上，温州地区大量的借贷人，绝大多数都是拥有实业的企业所有者，甚至不乏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身份，才有可能让他们能够以实业做抵押担保，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获得大量的贷款，用于支撑实业的发展。

但也有一些银行贷款、民间贷款，未用于企业发展，而是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回流进入民间贷款，甚至一些国有企业、政府官员也加入民间放贷的大军。形成一条庞大复杂的资金链条。

危机背后的选择

温州的信贷危局，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的重视，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温总理亲临温州，调研探寻破解之策。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九项措施，从金融信贷和财税政策方面为中小企业减负，而且浙江省、温州市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自救”。

实际上，温州信贷危机的暴发只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危机的一角，拯救温州的实际意义远大于解决信贷危机事件本身。关键是要找准症结、切中要害。温州民间信贷危机至少暴露出两大症结。

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畸形发展。长期以来，国有金融机构的贷款一直实行所谓的“双轨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却占用了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却只享用了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20%。

而且，贷款利率长期处在非市场化的状态，在通货膨胀高企、银根紧缩的当下，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化状态下的“平衡利率”。使市场呈“供远小于求”的态势。

另外，由于长期对民间信贷缺乏监管，使民间信贷逐渐演变成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空心化也是温州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大潮中，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的现象愈发严重。在虚拟经济快速增值的表象下，中小企业主经不住诱惑，放弃经营实业纷纷把自有现金和银行贷款，转向快速“赚钱”。可以说，大量温州企业主普遍充满着迷茫和浮躁的情绪。尤其是楼市的暴涨，更是让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杭州、上海乃至世界各地，遍布着“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未来，路在何方

温州信贷危机的破解之道，是应该以这次信贷危机为契机，从导致信贷危机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营环境来着手。

在金融体制方面，首先，要加强贷款数量和比例向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的倾斜力度，保障有经营能力和真实需求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其次，逐步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调整，压缩民间信贷的“寻租”空间；第三，要加强对民间信贷的管理，积极引导民间信贷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成为投机者的高利贷天堂。

在经济运营环境方面：要从我国的整体经济大环境着手，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中小型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加强财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金融机构在贷款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合理支持，减少各级行政机构的寻租空间，简化各类审批程序，以服务中小企业为导向，真正为企业创造做实业的环境。

在国家产业发展思路方面：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通过积极的政策导向和财税倾斜支持，推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中小企业搭起“施展才华”的舞台。坚定不移的实施投机性行业的调控政策，全面抑制投机性行业的发展，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