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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声誉顾虑;报酬刺激;中小微企业
一、我国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恶化
调查表明,我国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多数企业在三年内倒闭,小微企业的境况更差。全国一项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调查结果则表明,90%以上的受调查民营中小微企业表示,实际上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从2003年至2009年,金融机构信贷量在增长,但是实际上用于中小微企业的投放量占比却越来越小。银行不愿意贷给对贷款如饥似渴的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这个理论上的大客户与商业银行无法实现顺利对接。
中小微企业信贷困境形成和恶化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声誉顾虑和报酬刺激是恶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的重要原因。
二、声誉顾虑恶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职业经理人如果关注别人怎样评定他们的能力并据此做出判断,他们往往选择跟风。
假设市场上存在几家银行,它们的信贷投资决策者设为A、B、C……这些决策者可能是水平极高的,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进行风险、收益的预测,从而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可能是缺乏能力的。所有对他们的评价和能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确定的。在决定是否对某家公司投放贷款的时候,A先根据自己掌握的该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信用状况等的信息进行决策。B在进行决策时,需要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同时还要兼顾A的决策举动。由于B并不清楚自己的能力,以及这次决策的最终后果,他不敢冒风险采取和A相悖的决策行为。在看到B的这种举动时,原本不能肯定自己能力的A也因为B的跟进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如果这种行为被推广,显然对于整个信贷市场来说是无效率的。因为如果第一个决策者的决策是无效率的、错误的话,后来的所有的决策者就都选择了错误的决策。但是,同时,后面的决策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做法,使得自己即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出现不好的后果也不会受到责备或是太大损失。对于先做出决策的那个决策者,如果有人跟风,那么自己也更有信心,这样,即使最后的结果出现了不良贷款等不好的后果,也可以以信贷市场本就瞬息万变、运气不佳、不可抗力等理由逃避责任,即出现“共同承担责备效应”。
商业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越关注自己的声誉,越容易忽略私有信息,越多关注他人决策行为,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平均业绩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声誉。即使信贷投资失败,罚不责众,在高度竞争与保护的环境下,也可使主管机关给予较轻的处罚,使最差劲的银行也能生存。作为决策者,他要做的就是要使银行的所有者实现满意程度最大化。在对自己掌握的信息不确定时,跟随其他银行进行决策,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以客观理由逃避责任;若是因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做出与大多数决策者不同的行为出现了不良后果,银行的所有者就会追究决策者的责任,也会降低决策者的声誉。基于此,决策者一般会选择跟随大型商业银行或其信任的银行,而不管它们的信贷决策是否正确。大型商业银行倾向于放贷给大企业,拒绝中小微企业的申贷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投放贷款出现危险时,很可能会基于自己的声誉顾虑而逃避监管,尽量延迟暴露其风险状态,其他银行并不知情。由于声誉考虑,其他决策者还是非理性地跟随,这样就造成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拒贷,而其他商业银行紧跟其后,也向中小微企业拒贷。
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机制追求“零风险”与“双百”的方针,更加剧了信贷人员对于丧失声誉的恐惧。大多数基层信贷员只考虑两个问题―“要不要放这笔款”和“这笔款是否能收回”,这往往促使银行更加倾向于模仿同业。
另一方面,一般中小微企业在逐步扩大规模的过程中,管理权与所有权逐渐分离,聘请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市场上关于管理层人员的能力的信息是不确定的,声誉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经理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信贷融资成为企业融资潮流时,基于声誉顾虑,一些企业经理人很可能会跟随大多数经理人的选择,放弃其他更适合自身的融资方式而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这种行为很容易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里,致使中小微企业信贷越来越困难。
三、报酬刺激恶化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难
如果银行的信贷投资决策者的报酬数量依赖于同其他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比较后的表现,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激励将被扭曲,他们的投资行为也将以一种不合理的投资方式开始和结尾。考虑这样一群银行信贷投资决策者:他们的收益以彼此之间的相对表现来决定,即对于每一个决策者来说,其他人为参照物,每个决策者的报酬随自己表现的提高而增加,随参照决策者的表现的提高而减少。这样的话,银行的决策者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参照其他决策者的行为来做出自己的决策。基于报酬刺激,其投资决策也与其非常相似。
根据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商业银行人员的绩效薪酬主要根据当年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来确定。在我国信贷市场,商业银行信贷人员的贷款考核主要是负向考核,即对形成不良贷款的实行处罚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因此,银行一般都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因为大企业财务状况明了,信用良好,形成不良贷款的几率小。而中小微企业,财务状况不明,很多企业生命很短,形成不良贷款的可能性较大。银行决策者基于报酬的诱惑,会尽量规避不良贷款,拒绝中小微企业的申贷。决策者们彼此参照,使群体的行为逐渐趋同,恶化了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难。
虽然,银行决策者们可能会因为业绩持平而只能获得基本水平的报酬,但是与因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使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等实际损失而使自己的报酬受损相比,决策者们宁愿获得平均水平的报酬而不愿意承担损失。而且,大企业贷款期限更长,贷款额更大,决策者们得到的绩效薪酬也就更多。故此,基于报酬刺激,决策者们也会选择向中小微企业拒贷,中小微企业信贷处境进一步恶化。
企业经理人的报酬也是与其他经理人的表现相比较而确定。选择企业融资方式时,经理人基于报酬刺激,和企业贷款的紧急性、短期性等特点,经理人一般会选择跟随一些较大企业或是某些信得过的企业的经理人的选择,盲目跟风,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全然不顾使企业所有者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管理原则。这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也会加剧。
四、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
中小微企业信贷一般是小额贷款,笔数多、户数多,工作强度大,风险度高,这就要求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业务采取适当的用人机制,才能有效促进业务的发展。采用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经理人负向激励,促使其保持优于平均水平的业绩,以保证不会被银行淘汰,避免经理人基于声誉顾虑而拒绝中小微企业信贷要求。
中国民生银行关于考核退出规定,客户经理季度考核未达标、且工作态度及综合素质达不到要求的,经分行考核委员会审批,提前一个月告知后,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民生银行通过建立经理人退出机制,负向激励经理人不断提高个人业绩,以逃避被退出的境地。
(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我国商业银行考评系统不够完善,科学性不足;银行内部员工职位考核与绩效评价执行不彻底,很多时候只是流于形式。绩效与努力不一致,薪酬与绩效评估结果的依存度低,难以充分发挥激励效果。有效的考评体系可以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决策所需的人力信息和数据,保证加薪、晋升、调职和降级、培训安排等活动具有公平性,鼓舞员工士气;通过评估结果的反馈,使员工为获得薪酬目标,进行自我对比优化;能够鼓励低效率员工自动离职,降低银行人力成本。所以,逐步完善银行绩效考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银行浙江省金华分行引入了“信贷工厂”模式,其中的团队人员绩效考核内容按照中小微企业业务的特殊性和岗位的不同而定,依据“平衡记分卡”进行指标设计,每个岗位均设有关键性指标和定性指标,从而实现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专业化、规模化。
综上,声誉顾虑和报酬刺激进一步恶化了我国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困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可以通过建立信贷经理人退出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的办法加以控制和解决该难题。相信,随着我国中小微企信贷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小微企业信贷困难这个难题一定会解决,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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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同时,温州市政府设立5亿专项资金;温州市组织25个联络协调小组派驻全市25家商业银行,“督查”银行对生产正常的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不延贷;为救市,温州各大银行向各自上级总行申请追加信贷规模,力挺当地企业……
面对时局的扭转,作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孙福财回来了,胡福林也露面了,众多“跑路”企业家纷纷返回温州等待救赎。
但是,温州信贷危机就此解决了吗?危机下面又掩盖着什么?
信贷危机表象下的地产泡沫
“温州问题表面上看是信贷危机问题,实际上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告诉记者,如果救温州就得救房地产市场,只要救房地产,就会造成更加疯狂的炒房。如果不救温州,这个泡沫将会波及更多的城市,信贷危机就会向其他城市蔓延,整不好将会造成全国性的爆炸。
温州问题,救与不救都是错!
温州人向来有“冒险”、“抱团”的传统,曾几何时,温州购房团成了地产商的救世主,温州购房团走到哪儿,哪儿的房价就会出现瞬间高涨。据记者了解,2001年前后,“温州购房团”一夜间名声鹊起,胃口之大,以至于将整个楼盘,乃至整个社区买下。此后,2004年和2009年,温州相继爆发两轮房产投资热潮。房产投资热点从上海、北京转移到海南、东南亚和中东。一个温州老板在越南芒街建成中国轻工城,温州同乡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十个温州人中至少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2004年,叫价960万的迪拜“耶稣岛”别墅,温州人是最大的主顾。2009年,温州人又成为“海南岛开发热”的主力军。
温州人在地产中尝到了甜头,“制造业基地”这一美称离温州似乎越来越远。
此后经年,温州制造业日渐萎缩。2009年,金融危机之下,温州打火机企业锐减至100多家,上百家鞋企破产,“鞋王”霸力集团颓然倒闭,幸存鞋厂停工歇业,鞋企遍布的龙湾区俨然空城,实业已不足以承载新富阶层日益膨胀的财富渴求,而信奉“钱生钱”的温州人并不喜欢炒股,买国债,只觉得“房子实在”,现金纷纷流入房市。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其中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市场。
“温州的高利贷市场这么厉害,涉及范围这么广,显然后面是有产业和利润支撑的,谁能支撑这么高的高利贷?只有房地产。”对于这一点,袁钢明毋庸置疑,“任何制造业企业,再有暴利也不可能用得起高利贷,能用得起高利贷的,只有搞投机的人,只有搞房地产的人才能那么快回笼资金。全国到处都是温州炒房团,甚至各地政府都向温州炒房团招商,从而助推当地房价的上涨,开发商把他们都当成救命恩人。”
换位思考,放高利贷的人也要考虑对方拿这个钱干什么,如果贷款方是用高利贷去搞小商品生产,鬼才会相信。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一场表面上的高利贷危机其实就是房地产高息借贷暴露出的冰山一角,继而会全面爆炸。”袁钢明补充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紧缩造成的温州信贷危机。”
记者回忆,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各大媒体纷纷爆出温州炒房团相继退出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房地产市场的消息,而且不是一般的退出,大都是用“溃败”或者“惨败”来形容。温州炒房团大手笔甩盘,紧跟着就爆发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在涉及老板“跑路”的企业中,均涉及房地产领域。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近日的数据获悉,新建商品住宅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有46个城市价格环比下降或持平,与去年9月相比,涨幅回落的城市达59个,其中,温州房价环比下降1.3%,成为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降幅最大的一个。而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州也成为唯一房价下降的城市。
从“热炒”到“退出”,由“溃败”至“溃逃”,这似乎原本就是一个苗头。
救温州先严控地产市场
温州问题如果不是信贷危机而是房地产泡沫问题,那影响的将不是温州一个地区,危机将会波及全国。
据记者了解,就在温州信贷危机不久,就有消息爆出:因涉民间借贷,鄂尔多斯一房地产老板自杀,其商业伙伴遭追捕,此前三起亿元非法集资案正在侦办。一时间,鄂尔多斯也处于疯狂民间借贷的整顿气氛中,至此,鄂尔多斯政府相关部门已将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融资大户列入重点监控,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鄂尔多斯是典型的用高利贷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因房子卖不出去而无法回笼资金的案例。”温州大学民营企业家成长研究中心一研究员告诉记者,高利贷开发地产的周期一般为两到三年,如果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没有还钱,就会出现兑现危机,鄂尔多斯目前仅是到了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下一步将是资金无法回笼的高峰期。
据记者了解,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之外,民间借贷在中国众多城市均有涉及。
“我想说的不是救温州的高利贷,而是要更加注意调控房地产。”袁钢明明确表示,现在这些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到位的,包括限购措施,应该采取比限购措施更有效的措施,比如房产税。
在袁钢明看来,无论是推出房产税还是提高贷款利息,均是一项不错的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一旦推出,房地产的上涨势头马上就会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就会爆破得更早,这就意味着提前主动调控,提前刺破比暴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崩溃的结果要好得多。”
“对于温州这件事情的处理,应该是对房地产泡沫处理的开始,不能让温州老板再去走炒房这条路了。我认为这次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好处就是让老百姓不敢再去搞高利贷了,老板们也不敢再去用这些钱搞房地产了,这就使房地产高涨的势头得到遏制。”袁钢明认为,温州此次高利贷破产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有开发商恰恰持相反的态度,“如果温州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那么,恰恰说明是限购造成了当前的房地产危机,资金不能回笼,最终造成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按照这样的逻辑,要救温州,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松银根,放弃房地产限购,让房地产市场勇往直前地上涨。这样,温州炒房团才能解套,资金才会回笼,温州老板就自然不会‘跑路’了。”
持此等观点的不乏任志强这样的大开发商,在他们看来,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让房地产重新起来,才能避免出现温州老板“跑路”潮,这才是硬道理。
民间借贷链条的成因
温州危机的核心其实就是民间借贷,更为准确的说应该是民间高利贷的危机。温州地区高利贷的迅速发展,成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民营经济的扩张。温州地区,向来以民营经济活跃而著称。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自身的不断积累,也更需要利用外部资金快速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扩张。大量企业需要外部信贷的支持是促成本地民间信贷市场极为发达的基本因素,而国有银行长期信贷供给的不足,在民营经济扩张与国有资本信贷不足的双重挤压下,使得本地的民间信贷甚为活跃,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民间信贷市场。
其次,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主的众多温州企业,力度实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但总体时效甚微。大量的温州民营企业集中于外向型加工产业,受外贸环境和汇率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提升,欧债危机的暴发,温州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率被摊薄,使得来自于欧美的订单也随之锐减。企业经营的压力迫使企业主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大量的民间资本成为首选。
再次,虚拟经济升温使大量实体经济资金外流。民营企业在实体传统产业利润率下滑的情况下,纷纷转向短期暴利的投机行业。大量的温州民间资金规模化的进入房地产、证券、大宗商品、矿产、贵金属等领域,逐步使资本远离实业经营而进入到“虚拟经济”。而实业资本进入股市、楼市、期市,导致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变成投机性资金需求。在房地产市场一度高涨的态势中,全面拉动了温州民间信贷市场的虚拟经济量,信贷的利率也轮番上涨,一些民间借贷的年利率甚至高达180%。
高利贷的延续和资金链的维持,依靠的是大量资金的不断供给和房地产市场暴利增长方面的维持,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房地产市场日趋降温,房地产市场中的民间信贷无法实现快速增值,资金链的破裂就成为必然。
实际上,温州地区大量的借贷人,绝大多数都是拥有实业的企业所有者,甚至不乏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身份,才有可能让他们能够以实业做抵押担保,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获得大量的贷款,用于支撑实业的发展。
但也有一些银行贷款、民间贷款,未用于企业发展,而是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回流进入民间贷款,甚至一些国有企业、政府官员也加入民间放贷的大军。形成一条庞大复杂的资金链条。
危机背后的选择
温州的信贷危局,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的重视,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温总理亲临温州,调研探寻破解之策。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九项措施,从金融信贷和财税政策方面为中小企业减负,而且浙江省、温州市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自救”。
实际上,温州信贷危机的暴发只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危机的一角,拯救温州的实际意义远大于解决信贷危机事件本身。关键是要找准症结、切中要害。温州民间信贷危机至少暴露出两大症结。
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畸形发展。长期以来,国有金融机构的贷款一直实行所谓的“双轨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却占用了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却只享用了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20%。
而且,贷款利率长期处在非市场化的状态,在通货膨胀高企、银根紧缩的当下,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化状态下的“平衡利率”。使市场呈“供远小于求”的态势。
另外,由于长期对民间信贷缺乏监管,使民间信贷逐渐演变成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空心化也是温州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大潮中,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的现象愈发严重。在虚拟经济快速增值的表象下,中小企业主经不住诱惑,放弃经营实业纷纷把自有现金和银行贷款,转向快速“赚钱”。可以说,大量温州企业主普遍充满着迷茫和浮躁的情绪。尤其是楼市的暴涨,更是让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杭州、上海乃至世界各地,遍布着“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未来,路在何方
温州信贷危机的破解之道,是应该以这次信贷危机为契机,从导致信贷危机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营环境来着手。
在金融体制方面,首先,要加强贷款数量和比例向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的倾斜力度,保障有经营能力和真实需求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其次,逐步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调整,压缩民间信贷的“寻租”空间;第三,要加强对民间信贷的管理,积极引导民间信贷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成为投机者的高利贷天堂。
在经济运营环境方面:要从我国的整体经济大环境着手,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中小型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加强财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金融机构在贷款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合理支持,减少各级行政机构的寻租空间,简化各类审批程序,以服务中小企业为导向,真正为企业创造做实业的环境。
在国家产业发展思路方面: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通过积极的政策导向和财税倾斜支持,推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中小企业搭起“施展才华”的舞台。坚定不移的实施投机性行业的调控政策,全面抑制投机性行业的发展,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
关键词:印度;中国;小额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0-0055-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14
小额贷款被视为帮助穷人取得创业资金、打破世代贫穷的有效手段。然而,曾帮助千百万穷人摆脱贫困的小额信贷却在印度陷入了危机之中,并影响到其发祥地孟加拉国,给全球各地区的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引发人们对小额信贷行业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一、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及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爆发
2005―2006年,印度小额贷款市场占有率迅速膨胀,利率也居高不下。随着大量逐利资本的进入,小额贷款25%~100%的高利率已经使客户不堪重负,还出现了小额贷款机构骚扰借款人的情况。由于担心小额贷款借款人被高昂的利息压垮,2010年10月,安德拉邦政府在未经调查与确认的情况下,将当地多人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宣布将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政府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遏制性干预措施直接影响了多数贷款人的还款意愿,一大批原本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贷公司资金链断裂,诱发了此次小额贷款的危机。
危机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挽救,小额信贷偿还危机在印度愈演愈烈。由于客户纷纷选择到期违约,安德拉邦的多家小额信贷公司面临日益增加的逾期贷款,平均还款率从原先的99%降至10%以下,资金周转陷入停滞。尽管上述情况目前仅出现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但风向标意义不言而喻。据了解,全印度约35%的小额贷款都是安德拉邦发放,而印度则是世界最大的小额信贷金融市场之一。如果持续下去,很多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可能会因此而破产,进而演化成严重的“小额信贷危机”。
(二)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主要成因
1.盲目的规模扩张和信贷扩张
一是小额信贷机构盲目扩张。高额的利润回报吸引大量趋利资金涌入,小额信贷机构以79%的复合年率激增。2003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客户数分别突破1万、10万、100万和600万。其中,SKS(印度规模最大并成功实现上市融资的机构)2010年每周新增客户达10万名,而印度甚至全球多数小贷机构都不会拥有10万名客户。二是机构重复放贷和客户过度负债导致风险失控。小额信贷机构在扩张冲动促使下,放松风险控制,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同一客户在多家机构获得多重贷款行为,导致客户过度负债远远超过其收入水平和偿还能力,造成大规模的违约事件。
2.减少运营成本以降低风险控制为代价
一是缺乏地区贷款可行性风险评估。由于印度小贷机构人员激增,管理成本进一步上升。为降低运营成本,小贷机构对地区是否适合开展信贷未进行充分调研,未对当地人民的收入、还款能力进行深入了解,单凭身份证和一张照片就能轻易取得贷款,为小贷危机埋下隐患。二是员工培训速度跟不上客户发展的速度。以SKS为例,其贷款人和信贷员的比例由2005年的235:1到2009年的488:1,信贷员管理贷款人数量的激增减弱了贷前审查和贷后监管的力度。同时,在一年时间内SKS由2009年的2000名信贷员发展至2010年的20000人,由于员工人数众多,员工的职业道德和技能、企业文化的传承、机构的内控和管理疏于管理,后果便是信贷纪律的松弛、制度执行的折扣和信贷风险的集聚。
3.追逐利润最大化,违背服务贫苦大众的初衷
一是贷款利率逐步走高。低利率是小额贷款的特色,但由于经营成本高,加上牟利动机,使得小额贷款利率偏高,平均年利率从25%至100%不等,客户普遍负担较重。二是过分商业化导致了危机潜伏。小额信贷机构为追求短期利润,严重忽视了小额信贷应有的社会责任,严重影响了小额信贷行业的形象,恶化了小贷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随着小额贷款机构纷纷上市,当机构股价暴涨而使投资者获得巨额利润时,小额贷款客户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
4.政府与外部势力强行干预
政府在未经调查与确认的情况下,将当地多人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小额贷款机构的高利率,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政府对于小额贷款机构的遏制性干预措施直接影响了多数贷款人的还款意愿,一大批原本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贷机构资金链就此断裂。
二、中国小额贷款困境分析――以琼海两家小贷公司为例
按照机构类型,我国小额贷款零售业务机构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国际和国内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资金互助或信贷联盟、专门小额借贷机构和金融服务中介以及正规银行。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最多,余额约4000多亿元,占了60%~70%的市场规模,其次是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的主体是单笔低于10万元的贷款和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包括合作金融性质的资金互助社)。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信贷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起到补充又是不可忽缺的作用,主要服务于弱势群体、微小企业、个私户和一般农户。然而,没有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小额贷款公司还处于在摸索中前进。从经营现状看,面临资金少、融资难、经营目标偏离、抵抗风险能力弱、转型为村镇银行面临困境等瓶颈问题。
(一)资本规模限制信贷后续供给
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仅限于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资金净额50%。由于捐赠渠道狭窄,大多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后无资金拆借权,农村信用联社也不对外拆借,以及金融机构担心风险问题,多数不愿融资,因此唯有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增加资本金,但目前股东也未有增资意向。以琼海两家小贷公司为例,两家公司资金利用率极高,中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贷款资金占注册资金比例高达95.8%,兆南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兆南)贷款资金占比高达90.3%①,公司流动周转资金不足,小贷公司面临严峻的资金瓶颈问题。随着业务拓展,一旦小贷公司后续资金不及时到位,将严重影响公司的持续发展问题。
(二)贷款流向目标偏差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业务品种本身就具有高风险,而农村市场贷款经营成本和管理难度大的现状很难形成自身积累,一切风险均靠公司自我消化,价格覆盖风险成本的概率较低。导致贷款流向目标偏差。以琼海两家小贷公司为例,一是贷款流向过于单一。两家小额贷款公司70%的资金主要用于投放房地产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销售受阻,收回贷款难度加大,容易转为不良资产,这将严重影响公司流动资金的周转,加大公司经营风险。二是投资者经营目标偏差。由于小贷公司可以转制为村镇银行或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投机空间和套利预期,将小贷公司作为向银行转制的跳板。调查表明,目前主要是支持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和资信较好的客户,没有达到支持“三农”、中小企业和扶贫济弱目的,违背了建立小贷公司的初衷。三是对本地支持力度较弱。虽然两家小贷公司在琼海注册成立,但贷款领域主要集中在海口地区。
(三)经营风险不容忽视
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准确进行资产分类,充分计提呆账准备金,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全面覆盖风险。但从琼海两家小贷公司看,经营风险不容忽视。一是贷款变相超出贷款上限。二是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严重不足。
(四)转制为村镇银行面临困难
一是控股权转让他人,积极性受到抑制。小额贷款公司如果转制为村镇银行,必须将控股权或者话语权交给银行。民企的持股比例将大幅度下降,失去了对企业的控股权,而银行金融机构则成为最大的股东将占主导地位,这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者初衷相悖,民营的积极性将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准入指标设置偏高。规定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只能经营单一的贷款品种,经营区域受限、规模受限、拓展业务受限。由于不能经营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如票据业务、资产转让业务等一些低风险业务,贷款利息收入就成为唯一的获利手段,风险相对较高。三是经营机制转换,改制为村镇银行之后,控股权转让,经营机制必然转换。贷款发放将按照银行的标准流程运作,贷款基本条件又会转移到抵押品上,小贷公司经营上“小而快”的优势难以发挥[1]。
三、印度小额信贷与我国小额信贷的比较
(一)发展规模和速度
自小额贷款在我国全面试点以来,民营资本热情高涨,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6月末,我国共有小额贷款机构3366家,比2010年末增加17.8%。贷款余额2875亿元,新增贷款894亿元。比2010年末增加21.6%。其中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等均超200家。相对于其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而言,我国小额贷款机构发展迅速。虽然我国小额贷款机构按17.8%的增速快速发展,但与印度79%的年增速相比,仍显得较为理性。
(二)目标定位和贷款形式
一是客户群体不同。我国的小额贷款面向的是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等中层客户。以琼海为例,中金和兆南机构98%的贷款均高于10万元,最高达1500万元。确切来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已超过小额贷款的界限(即单笔贷款不超过10万元),即非真正意义上的小额贷款,而印度的小额贷款是正面向穷人发放,均不高于1000美元/笔的水平。二是利率和贷款期限不同。国内小额贷款的利率不超过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平均利率为15%,而印度则可达25%~100%。在贷款期限方面,印度小贷普遍采取分期还款模式,贷款期限可达到2~5年不等,在中国则是3~6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三是贷款担保形式不同。印度普遍采取借款人之间相互联保的模式,而国内的小贷机构则普遍采取担保、抵押等方式,风险相对较小些。
(三)融资渠道
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存在融资难问题,但我国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一是融资杠杆率过低。国外小额贷款机构杠杆率可逐步扩大到4倍以至更高,而按我国的规定小额贷款机构仅能从银行贷到不超过资本金50%的贷款。二是我国尚未有小贷机构上市融资的先例。印度小贷机构已有SKS成功上市融资,而且政府对小贷机构有优先提供贷款的要求,而在我国既未有优先贷款的优惠政策,而且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仅有股东增资扩股、捐赠和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等形式,同时金融机构融资贷款这一渠道几乎无法实现。
(四)监管体制
印度小贷实施双层监管机制,即由央行行业监管,地方政府实施行政监管,并且允许通过资产证券化、公司上市等方式从资本市场取得资金。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由地方政府监管,虽部分公益性小贷(即服务对象为弱势群体,但追求自身自负盈亏和可持续发展的机构)从宏观上得到中央政府文件的支持鼓励,却一直未有具体政策的监管和支持。
四、印度小贷危机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中印小额贷款模式的区别决定了我国不太可能爆发印度式的小贷危机,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应借鉴印度小额贷款危机的经验教训,防止和杜绝小额贷款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一)建立监管体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自上而下的三重监管机制。无论是商业性质还是公益性质的,建议对只放贷不吸储的小贷组织形成以地方政府监管、市场监管、行业自律的三层监管体系[2]。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小额贷款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包括监管机构、小贷机构和借贷客户三个层面的运行、财务和其他必要信息,从源头上控制小贷机构信息的透明、真实及规范。同时将小贷机构纳入征信体系,提高对贷款人信息的掌握程度,从源头上降低信贷投放风险。三是规范小贷机构的管理。对小贷机构的准入门槛严格审定,从指导思想和具体举措上要求、鼓励和支持小贷机构为“三农”这一弱势群体和小企业服务,实现小额贷款机构的准确定位。加强对小额信贷利率的控制和管理,警惕小额贷款机构通过评估费、手续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来限制多重贷款行为,促进小额贷款与正规金融体系的融合。
(二)注重小额信贷发展的“两个”均衡性,突出“稳步”和“健康”的原则
一是注重发展“两个”均衡性。一要均衡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加大对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以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健全发展[3]。二要均衡注意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政府应注意平衡分配和引导资源,提高小额信贷发展薄弱地区的资源配置。二是创造条件使小贷机构政府“稳步”、“健康”发展。监管当局应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等方面支持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促进市场竞争,鼓励面向微小、面向农村、面向弱势。合理指导其制定具有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鼓励小贷机构开发贫困客户需要的各类型金融产品,实现真正服务于贫困客户需要的普惠金融。
(三)打破融资困境,拓宽融资渠道
一是小贷机构依靠自身积累,不断开发内源融资拓展业务;二是政府组建政策性的小贷机构投资和批发贷款基金、小贷机构融资担保基金;三是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组建小贷机构投资和批发贷款基金、小贷机构融资担保基金,或是鼓励现有的担保机构给小贷机构担保,向商业银行融资;四是完善村镇银行准入制度安排,给予小贷机构转型村镇银行的通道,使小贷机构向正规金融转制;五是开辟小贷机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的渠道,或者是探索小贷机构参与中小企业集合债发行的渠道。
(四)提供法律保障,出台优惠扶持政策
一是尽快完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待成熟后形成《小额贷款公司管理条例》,以保障小额贷款机构良性发展。二是扶持公益性小额贷款[4]。从财政或专项扶贫资金中拨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铺底循环基金,或由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信贷资金,政府进行补偿性贴息,以解决合格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严重缺少融资来源的问题,从而与商业小额信贷形成良性竞争,避免小额贷款因逐利而累积风险。三是进一步明确利率监管,既要有利于小贷机构的发展,又要保护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利益。
参考文献:
[1]彭青林.小贷公司持续发展初显四大问题[N].海南日报,2011-07-25.
[2]肖银伟.中国小额信贷现状和发展方向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7):34-36.
高利贷、老板跳楼跑路、企业倒闭……这些敏感词汇最近密集刺激着人们的眼球。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今年尤其活跃,甚至走到了崩盘的边缘。疯狂的背后,实是体制缺失的投射。
“中国式次贷危机”不夸张
面对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风险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更是直言:“处理不当,可能爆发‘中国式次贷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郭田勇看来,当前民间借贷存有三点隐忧。第一,随着股市热、房地产热退去,大量投资性资金已经涌入民间借贷。第二,在民间借贷中,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参与程度较深。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透露,银行资金通过大型企业进入民间借贷领域的资金规模大约为3万亿左右。第三,这些民间借贷资金除了进入中小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郭田勇进一步解释称,如果经济继续减速,房价下降,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房地产商难以支撑,最终使资金需求者无力还钱,资金链断裂。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大面积还款困难的风险将很有可能传导到银行,传导到社会。“现在第一轮是中小企业出问题,未来第二轮资金链条发生断裂会是房地产公司出问题。”
如今,温州问题已经暴露,部分学者将其认定为“地区性问题”。对此,央视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发表博文称,“温州的问题现在还是局部的问题,这没错。但那仅仅说明‘现在’。未来小的系统坏死了,大系统可以安然无恙?”他提醒人们,“别忘了,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是通过银行连在一起的。”
钮文新比较担心,因为“温州信贷危机”,所有银行进一步收紧民营企业融资。“到那时,中国金融系统会发生什么问题?中国经济又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看,至少是混乱不堪,紧急的问题此起彼伏,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威胁,中长期发展规划将被搅乱。”钮文新称。
货币紧缩是帮凶
凡要解决问题,总要先弄清楚产生问题的原因。
目前社会上盛传着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温州的问题在于企业主还不起债;为什么还不起,是因为利息太高;为什么利息高,是因为货币紧缩政策,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融资,只能借助高息的民间借贷。于是,货币紧缩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魁祸首。
但是多位专家学者表示,货币紧缩仅仅是造成温州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是帮凶,而非主谋。
在财经评论员叶檀看来,温州高利贷猖獗原因有二:一是管制利率与民间市场利率差价太大,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贷币市场追求利率差价;二是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炒房团、炒煤团等遭遇围追堵截,成为经济上的贱民,而证券投资绝大多数遭遇亏本的命运,投资者自然兴趣缺乏。
而在郭田勇看来,民间借贷活跃与政策上的金融压抑相关。他进一步解释到,中国存在金融压抑,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要主导经济,就要重点发展一些产业,就会利用一些资源成立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定向为它发展的产业服务。这样导致在民间或者草根性的一些经济活动所需资金,没有金融机构予以满足,自然会延伸出一些民间自发性借贷行为。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温州问题的根源在于信贷长期歧视中小企业,并且歧视的理由现实得让人难以反驳。从银行角度看,首先,大企业是其长期客户和核心客户,无论从现实还是未来的发展,银行必须维护这些客户;其次,在信贷收紧的情况下,银行需要从大企业获取大规模存款。而中小民营企业资金实力弱、企业规模小、可供抵押资产少及信用等级偏低,无可避免地要经常遭遇银行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难以从正规银行体制获得信贷融资。这也是部分学者反对放松信贷以缓解温州危机的主要原因。
另外,赵锡军表示,民间借贷监管缺失也是造成温州危机的一大诱因。据了解,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成立之初就游离于中国银监会的监管之外,由地方政府审批和监管,这基本等于放任自流,使得如今大街小巷、遍布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成为了中国高利贷愈演愈烈的主力军。
化解危机标本兼治
导致温州信贷危机的因素错综复杂,化解危机更需群策群力。总的来讲,目前的情况肯定是先要救急,避免危机扩大化。
救急,首先要做的就是维系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帮助已经出逃的企业解决问题。截至目前,温州政府已推出诸多维稳措施,包括要求银行同进退,不撤资不压贷等。这些当然都是明智之举,但是正如前文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地方政府管不了银行的事,救急也离不开中央监管层面的鼎力支持。
要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赵锡军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避免矛盾激化的善后处理机制,形成民间资金合法、合规筹集和借贷的渠道,每个环节都应有相应的法制约束和纠错机制,避免利益方蒙受损失。
而要想标本兼治,从长期看则是金融业改革问题。人们普遍看好发展民间金融。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近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五大民生政策,试图使目前快跌至谷底的支持率回升。福田的民生政策,被命名为“五项安心计划”,主要包括:一、设立补助金,修改养老金制度,鼓励身体健康的65岁退休人士继续留在岗位上;二、拨出一大笔预算扩充托儿所,增加孩童养育津贴;三、增加产科等关键部门的人员薪金,提高医药服务效率;四、安顿日益增加的无业游民和网吧难民,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支援。五、成立特别智囊团,彻底解决民生问题。
与前两届首相不同的是,他的这些决定重视“民生”,有意解决日本21世纪以后发生的许多棘手难题。
美总统布什批准3000亿美元拯救房市计划
据法新社报道,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30日签署了一项旨在扭转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重大法案。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允许美国政府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入资金的法案。
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将提供3000亿美元的信贷担保,以缓解房地产市场沉重的债务危机。该法案将帮助40万个深陷次贷危机的“房奴”,协助他们保住房子。为制止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滑,该法案将向购房者提供总计150亿美元的购房退税。另据该法案,美国财政部将可向房利美、房地美两家机构提供足够信贷,并在必要时出资购买其股票。这两家机构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万3000亿美元,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近一半。
阿根廷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政府出手回购债券
新加坡《星岛网讯》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股市梅尔瓦指数8月8日狂跌2.16%,创下自2006年10月以来的新低;同时,阿根廷的比索债券遭到抛售。根据摩根大通银行当日的测算结果,阿根廷国家风险指数上升43点,达到727点,创下该国自2005年进行债务重组以来的最高值。为了避免跌势继续向恶性态势发展,阿内阁8月10日紧急决定以回购今后18个月内到期的公共债券的方式,稳定投资者信心并降低阿政府未来的偿债成本。
【关键词】金融风暴 银行业危机 “连锁反应”
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业是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2009年10月2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合伙银行成为第100家倒闭的美国银行。同一天,还有六家银行因信贷危机而加入了倒闭的行列。在其他年份里,有更多的银行倒闭。上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初期爆发了信贷危机,1989年到达顶峰,仅那一年就有534家银行破产,创战后最高记录。2009年倒闭的银行数量创1992年以来的新纪录,华盛顿互惠银行(本次危机中美国倒闭的最大规模的银行)的倒闭意味着在本轮危机期间已经倒闭的银行总资产超过了美国银行业的3%,而在整个信贷危机期间这一数字达到4.4%。
欧洲作为美国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贸易伙伴也受到了较大冲击。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引发了欧洲银行业的接连报损,信贷市场紧缩加剧,市场信心继续恶化,而富通集团的寿终正寝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危机的全面升级,欧洲银行业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新一轮次贷危机冲击波。如此大规模的连锁反应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银行业的一损俱损?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存在的风险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多种银行体制(或称复合银行体制),即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也有人称之为二级银行体制。另一种是单一银行体制,即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和商业银行的职能集中于单一的国家银行,另外仅建立几家专业性银行如外汇银行、投资银行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多属于第一种类别。而银行业的连锁反应也多发生在这种体系下的国家中。
银行业危机现象是指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这里所指的银行,核心部分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可分为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以及中间业务。资本及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筹措资金,借以形成资金来源的各种经营活动。通过这类业务便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的规模及其构成情况。资本及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基础。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其资金运用的业务,它既是商业银行最主要、最基本的盈利来源,又是信用高低的主要标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利用资金、信息、技术、机构网络和信誉等方面的优势,较少运用或不运用银行的资财,以中间人和人的身份替客户办理咨询、、收付、担保、租赁及其他委托事项,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的经营活动。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两项传统业务中,银行是作为信用活动的一方参与;而中间业务则不同,银行扮演的只是中介或的角色,不再直接作为信用活动的一方,通常实行有偿服务。中间业务又称表外业务,目前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主要有本外币结算、银行卡、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票据担保、贷款承诺、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咨询顾问业务等。
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环境下,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市场份额正在不断受到挤压,同时,中间业务也已成为商业银行利润的一个新增长点,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也存在着一定风险。在中间业务经营中,商业银行由于主观决策的失误或客观情况的变化,可能造成其资产、收益及资信的损失。中间业务所隐含的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风险,将会给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国际上就曾先后发生过金融衍生工具类中间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巨额亏损的事件,如英国巴林银行事件、日本大和银行事件和日本住友风波等。
并且,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品种较多,个性差异较大,中间业务风险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所有的中间业务种类中,除了一种纯粹利用物质、技术优势提供的金融中介性、辅、服务性的业务没有风险外,其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风险。
缺乏监管的投资导致商业银行亏损
商业银行业务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成为商业银行亏损的原因之一。商业银行的亏损还来自其他方面,大多数亏损来自于银行使用自己的资金投资,而在投资过程中又缺乏监管,导致了危机。商业银行的基本原则是存款立行。如果商业银行过多地依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资而忽略自己的主业,将把自己置身于巨大的风险当中。北岩银行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北岩银行通过大量吸引存款、同业拆借、抵押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融资,并投资于欧洲之外的债券市场。但在美国次贷危机的牵连下,因流动性不足而最终破产,引发了英国银行100多年来的首次挤兑行为,并实际上迫使英国政府为英国银行业体系负债。因此商业银行发展不应脱离自己立行之根本,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变差,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风险。在本次的次贷危机中,德国银行业受到重创,其原因就是为了迅速提高盈利水平,许多州立银行开始涉足私募基金、地产、债券市场,甚至是次级贷款以及相关衍生产品。大银行可利用综合化经营的业务收入来抵销次贷危机带来的损失,而规模较小、盈利较低的中型银行则出现严重亏损并卷入危机。
商业银行的资金杠杆很大,这也致使他们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杠杆效应撬动经济的增长。其中,家庭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2年后,在低利率、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攀升的环境下,美国普通家庭纷纷利用财务杠杆购买资产,利用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支持消费,但这种消费实质是建立在负债的基础上。许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更是利用高杠杆获取丰厚利润。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大量印钞,以贸易赤字的形式负债消费,并催生了财务泡沫。在泡沫高涨时,对冲基金成为资本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对冲基金证券资产的高流动性,使其可利用基金资产方便地进行抵押贷款,从银行贷出高达数十倍的资金。杠杆效应的存在,使一笔交易在扣除贷款利息后,净利润远远大于仅使用资本金运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在高收益的诱惑下金融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高财务杠杆的经营模式。美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约为10~12倍,投资银行则达20~25倍,对冲基金则更高。当然也恰恰由于杠杆效应,在泡沫破灭或操作不当时往往会面临超额损失的巨大风险。这次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场金融泡沫的形成与破灭。雷曼的破产直接打破了持续多年的高杠杆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膨胀幻觉,进而引发了美国多家银行的连续倒闭。
信心危机是银行业危机的直接因素
从此次的金融危机来看,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还是信心危机。公众信心基础是银行内部脆弱性的一种表现。银行的经营依赖于公众信心。信心的传递性是非常强的,通过示范作用和周边个体的从众心理,一部分人的信心可以向外蔓延,形成公众信心。反之,一部分人信心的丧失也会通过同样的机制,形成公众信心危机。因此,信心既是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的基础,又是导致金融体系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失败的直接原因。
但是,不管公众是对某一家金融机构丧失了信心,还是对整个金融体系丧失了信心,都必须存在一些外来因素。这些外来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崩溃,甚至战争等。金融泡沫的破灭毋庸置疑是对公众信心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泡沫破灭之后,公众财产将面临着巨额缩水,这将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从过去多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可看出,金融泡沫破灭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众产生信心危机。而当公众对银行产生信心危机时,个人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矛盾就产生了,存款挤兑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最终导致银行业的连锁危机。
“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
小额信贷危机在印度发生
2010年10月,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当地许多人因无力偿还小额信贷,纷纷选择自杀身亡。
事情发生后,安德拉邦政府震惊了,他们目瞠口呆,茫然无措,也不派人下去调查和确认,急乎乎下结论,认为全是当地小额信贷高利率惹的祸,于是断然宣布: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政府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遏制性干预措施直接影响了多数贷款人的还款意愿,一大批原来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贷公司资金链就此断裂,从而诱发了由此及彼的小额贷款危机。
危机发生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挽救,于是几周之后,小额信贷偿还危机迅速在印度南部蔓延并愈演愈烈,陷入混乱。由于客户纷纷选择到期违约,安德拉邦的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日益增加的逾期贷款,平均还款率从原先的99%降至10%以下,资金周转陷入停滞。处于危机中心的安德拉邦占全国小额贷款市场份额的35%,被认为是印度乃至全世界小额信贷发展的风向标。事件发生后,社会普遍担心,如果危机持续发展,将导致小额信贷崩盘,进而危及向其提供融资的银行体系;甚至有不少专家认为这次的小贷危机很可能步美国次贷危机的后尘,引发社会风暴。于是,由安德拉邦引发的小额信贷危机在全球掀起了小额信贷何去何从的大讨论。
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谁
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危机既已发生,损失既已造成,一味地捶胸顿足于事无益,只有认真分析原因,从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确的态度。造成安德拉邦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机构和客户过度扩张埋下了祸根。本来,小额信贷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在危机前的印度,与小额贷款公司高回报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额贷款客户的生活状况并未明显改善,这种反差极大刺激了社会神经,使得小额贷款这项以扶贫为宗旨的非营利性行业逐渐倾向私人资本主导的高回报行业。据了解,危机之前的印度小额信贷市场已经显示出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资产回报率高达18.3%,突出的收益一方面来源于从25%至100%不等的平均年利率,另一方面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纷纷上市,股价暴涨,使得公司股东从资本市场上一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高额回报于是引发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迅速膨胀。从2005至2009年间,印度小额贷款总额扩大了十倍,不仅如此,大量国际热钱及私人资本纷纷涌入印度小额信贷市场,甚至出现了一个村庄内有5个小额信贷公司向穷人提供贷款的情况。数据显示,截止2006年,私幕股权(PE)基金已在印度小贷行业投资了600万美元,并在随后的4年中注入6.79亿美元。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7年―2009年,印度最大的14家小贷机构的客户账户以79%的复合年率激增。其中,该国最大的小贷机构SKS去年每周新增客户达10万名。
缺乏监管且政策多变导致危机发生。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小贷危机暴露出政府对小额信贷缺乏足够的监管且政策多变。面对小贷机构盲目扩张,普遍缺乏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政府未能及时调险监控制度而任其发展。在危机爆发后,政府直接宣布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借款,使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服务对象发生畸变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小额信贷本应该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像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一样,他一生从事的小额信贷就是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而且宗旨不变,一以贯之。印度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到后来却变了味,变成了商业性贷款,即服务于那些追求商业性高利润但传统银行不愿或难以服务的群体。这些群体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为国际和私人资本投机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小额信贷成了融资风险汇集之地。
印度小贷危机的导火索是一些媒体夸大其词的报道和渲染,加上一些政客的鼓噪和干扰,导致危机有如顺风放火,火势更旺;事情虽小,被无限放大;社会以讹传讹,终于形成巨祸。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我们如何汲取教训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小额信贷还是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供不应求的格局依旧。也正因如此,迄今试点已逾两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扩张迅速。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已从去年末的2614家增至3027家,贷款余额从1975亿元上升至2408亿元。尽管如此,小额信贷在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是法律、监管、征信和融资诸方面,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其一,尽快立法。根据我国小额信贷发展情况,要尽快制定《微型金融管理条例》;成立“国务院促进微型金融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城乡微型金融,并形成以地方政府监管、市场监管(资金批发机构)、行业自律的多层级监管体系;重视微型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可以预防多头借贷,促进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
其二,亟待建立双层监管机制。印度的小贷名义上由央行监管,但地方政府也实施行政监管,地方法院也对相关诉讼予以审理。这与我国不同。我国的小贷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而公益性小贷组织从宏观上虽得到中央政府文件的支持鼓励,但没有具体政策的监管和支持。为此,不少业内有识之士提出:在我国对于只放贷不吸储的小贷组织,无论是商业性还是公益性的,都应由地方政府监管,但需要有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这样的双层机制既可以保证对重大问题规定、执行和处置的一致性、权威性,又可以保证运行执行的灵活性。从汲取印度的经验教训着眼,我们一是要有统一协调的双层监管机制,二是监管部门的政策法规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又要有利于小贷机构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支持鼓励小贷事业健康发展的规制和执行力。
其三,政府应关心和支持小贷发展。如上所述,印度小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热钱及私人资本的进入使得小贷过度商业化,而政府的政策导向又是想让小贷机构去关注贫困。这种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很多混乱。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如何平衡好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关系呢?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对于小额信贷,应注意防止神化和妖魔化这两个倾向。对各种类型的小贷都应支持,并同时关注解决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问题,才是我国小额信贷的正确发展方向。对真正愿意服务于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客户的属公益性的小额信贷,应给予更多支持和鼓励。迄今,公益性小贷仍没有得到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支持。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小贷发展,防止出现对小贷的误解和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另一方面注意发展的节奏,突出“稳步”和“健康”原则,注意行业发展的健康和监管的有效。
关键词:次贷危机;实体经济;互动机制
次贷危机指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大量违约而导致金融体系连锁反应的金融危机,是二战后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预计,美国不良资产损失将超过1.4万亿美元。目前,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从美国扩大到世界各国,从金融体系内蔓延到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对次贷危机成因和传导的讨论已比较充分,如张明(2008),马宇、韩存、申亮(2008),但这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尚待观察。本文就其不同阶段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
一、危机酝酿和风险累积
(一)房价泡沫形成酝酿危机
得益于全球化和IT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美国经济实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稳定增长,并伴随低利率、低通胀。但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Fed)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房贷政策。
宽松的利率政策表现为2001-2003年间,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使利率从6.3%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跃起来。宽松的房贷政策表现为贷款机构对贷款人贷款条件的放松、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对住房抵押贷款抵押条件的放松等。
美联储的政策令大量资金融入新的投资领域――房地产业,也使美国消费者的购房兴趣大增,房地产业出现大发展。贷款机构推出新的贷款方式(如“零首付”等),更推动房价上涨并刺激投机。美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长达6年的繁荣期。图1反映了美国10个主要城市房价变动的S&P Case Shiller指数在2000年到2006年累积上涨了近1.2倍。房地产(Real estate)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的11.8%(数据整理自bea.gov)。其间,银行信贷增长,2003年和2004年的信贷规模比(信贷/GDP)首次超过200%。美国普通家庭的负债与美国GDP的比值由83%上升到100%。
(二)金融体系传导、放大风险
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行为逐渐背离了政策的初衷。抵押贷款市场的按揭购房者通过将所购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从银行、房屋贷款公司获得贷款用于买房。其中,次级抵押贷款是指美国金融机构为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提供的贷款,利率较高。
对市场另一方的贷款人而言,不断调低的基准利率和不断上涨的房价意味着风险降低和收益提高,而且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安排又解决了流动性问题,所以贷款机构也愿意从事次贷业务,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甚至出现了“掠夺性贷款”。这一方面放大了房价上涨的福利,使买不起房的人买了房,另一方面刺激大量投机。
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在其中扮演着将信贷市场违约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重要角色。它是指相关机构在长期证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 Backed Security,ABS)融资,从而获得流动性并转移风险的过程。资产支持证券盈利主要是相关资产收益。具体来说,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把发放的贷款打包制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MBS),并在长期债券市场发行,用贷款人支付的高利息转移给MBS持有人,同时也将债务人的违约风险部分转移给了MBS的持有者,其中约75%的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ARM)。住房贷款机构在住房贷款违约率上升时有赎回义务。
风险被传导到资本市场后被美国金融体系进一步放大。投资银行将购买的MBS进行风险增级后,与其他债券组合包装成为有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穆迪、标普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以次级债抵押担保证券给出最高的信用评级AAA,使次级债及其衍生品在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中传播开来。这些以房屋价值为基础的金融产品流通所蕴含的风险高于次贷违约直接损失,风险被放大。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外国银行、政府性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共持有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约1.2万亿美元,占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份额的80%以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次贷危机前夜,美国经济疲软、当局降低利率和放松放贷政策、金融体系即组织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繁荣刺激次贷市场发展、信贷市场违约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被金融体系传导、放大。至此,由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产生的信贷违约风险传传导到金融体系并被放大。
二、危机触发和深化扩散
(一)房价泡沫破灭触发危机
美联储的加息导致房价泡沫破灭。图1显示,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上半年美联储指导利率在1%的历史最低点维持了1年。其间,Case Shiller Home Price Indix指数反映的美国主要城市房价较2000年累计上涨达52-75%,由此美联储进入了加息通道。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使联邦基金指导利率从1%增长到5.25%,并一直保持到2007年10月。其间,房价先继续上涨,截至2006年6、7月份达到峰值,较2000年累积增幅达120%。随后回落,2008年6月较最高值已经下跌约20%,较2000年累积增幅为64-76%,这与2004年6月时的累积增幅(61-75%)基本相同,即房价基本回落到加息前的水平。就调节房价过快上涨而言,加息成效显著,但从维持美国金融系统现状稳定的角度看,加息使房价大幅下跌是灾难。
房价泡沫破灭导致贷款人违约率上升。加息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使得次级贷款借款人一方面不能享受房价上涨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要面对调整后贷款的高利率,这让他们选择卖房还贷。供给突增令房价进一步下挫并引起连锁反应,使正常抵押贷款借款人加入进来。当违约成本低于卖房还款,更多人选择违约而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方式应对贷款利率上涨和房价下跌。2008年9月,全美抵押贷款违约率已经高达惊人的9%。房价的大幅下跌带动了与房屋价值相关的贷款和其他资产价值的显著缩水。这直接导致金融机构资产冲销和巨额亏损。房地产泡沫破灭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线。
(二)危机升级为资产价格危机和信贷危机
在杠杆经营模式、以市定价(Mark to Market)原则、信用评级制度、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市场恐慌中,金融机构深陷资产价格危机,金融市场面临信贷紧缩局面。
投资银行采用的杠杆经营模式,杠杆率很高,使其必须不断依靠中短期货币市场为其业务融资,生存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信任。危机中,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的破产、美林连续三季度亏损而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收购以及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从投行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均遵循这一逻辑。
住房贷款公司没有最先受到冲击得益于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风险分担机制变化。违约率上升和房价下跌令其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缩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在违约率继续上升、房价一再走低时,其资产在按市计价(Mark to Market)原则下缩水,股价大跌,被接管的前一周累计跌幅达45%。
保险机构为银行发行信贷保护是其重要的业务部分。美国国际集团(AIG)针对公司债和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的保险业务损失并不是其沉没的主要原因。AIG下属AIG金融产品公司(AIGFP)在金融机构大幅冲减时,在信用违约保护上累计250亿美元损失和AIG的债券被降级而可能引发的要求该公司追加145亿美元融资抵押资产才是罪魁祸首。
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比,前者拥有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储户存款业务、较低的财务杠杆、更为严厉的监管及存款保险制度,所以受冲击较弱。但商业银行通过对对冲基金提供贷款、设立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等方式间接参与资本市场出现亏损并导致流动性问题时,商业银行仍然要为此买单,这影响整个信贷市场的流动性。
总体说来,持有抵押贷款相关资产证券的金融机构试图一次性全部解除这些头寸以满足在险价值资产负债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导致一个只有卖方而没有买主的单向市场。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会努力进一步控制风险、留住资本,从而可能导致信贷状况进一步收紧,推动贷款成本继续上升,并使信贷市场上无钱可借的信贷紧缩局面形成。衡量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的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 Spread,TED Spread)自9月份起大幅上升,反映了信贷紧缩的局面(见图2)。
(三)实体经济缓解危机冲击
次贷危机使得资产大幅缩水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消费者信心瓦解、零售大幅滑坡,占美国经济72%的消费正在萎缩。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又通过拉宾Q效应和流动性短缺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企业投资,新房开工数和工业产出持续下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这有助于美国经济从次贷危机引起的失衡走向新的均衡。
美国已经进入负实际利率时代(见图1)。美联储通过降息避免利息升高使得依赖浮动利息再按揭的购房者再次面临困境而违约,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达到支撑资产价格、增加流动性的目的。因此,美联储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被迫维持低名义利率和负实际利率。但目前包括汽车贷款、信用卡、房屋净值信用额度在内的美国所有信贷状况明显收紧。
美国将面临高通胀压力。美元对美国主要贸易国货币汇率下行和贸易伙伴自身通胀上升明显,将通过主要进口商品价格高涨传到美国国内,形成输入型通胀,而美联储加息对其进行调整的空间有限。由此,美国经济将呈现低增长、负实际利率和高通胀的常态。
美国房价泡沫因美联储加息破灭而得以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危机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内伴随金融工具和金融政策传导、引起资产价格危机和信贷危机。实体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至此,金融体系危机在消费、投资等方面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放缓则是对危机冲击的吸收。
三、结论
美国次贷危机在房价泡沫形成中得以酝酿,在房价泡沫破灭时触发。金融体系在房价上涨时放大其“红利”,在房价大跌时扩大损失。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将放缓以弥补危机引起的失衡,并逐渐实现新的平衡。
参考文献:
1、Fana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Regulatory Policy and Programs Division,Office of Regulatory Analysis.Mortgage Loan Fraud[R].2006(11).
2、Heidi N. Moore.“两房”拯救方案的赢家和输家[N].华尔街日报,2008-09-09.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
1.次级债危机造成国际短期资本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撤离。通过近来全球经济发展情况看,美国次级债危机引起了全球对冲基金调整自身资产组合,增加流动性资金的比例。这必然造成国际短期资本从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撤离,导致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下跌。进入2008年,我国证券市场一路低迷,股票价格连续下跌,市场低迷和悲观情绪浓重。我国股市中银行、钢铁、水泥等企业的股票价格也是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断下跌,从而又影响到了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月5日,在开市不久,美国银行大手笔抛售和减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54亿美元股份,香港首富李嘉诚所属的公司也开市大量减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致使我国股市在新年第一天爬上1900点关口的股市开门红又一次跌到1900点下方。股市的低迷,必然引起房地产业的低迷走势。在2008年下半年,我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走低,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引起房地产商对于市场前景的担忧,以及居民为规避风险而采取观望的态度。此外.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国际市场钢铁和煤炭价格的走低也加速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尽管房地产商在各个节假日前夕纷纷打出让利促销的活动,以及民间团体自发组织的团购队伍进行团购,甚至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集体采购,但这些动作并不能扭转我国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趋势。资本市场全面下跌引致的财富效应可能抑制国内总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2.次贷危机对我国传统房地产宏观调控理论提出挑战。传统理论将居民购房活动主要区分为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两大类。认为前者购买的住房用于自己家庭居住,后者购买的住房是为了出租或者等待房价上涨将其出售以获利。2005年以来,相继出台“旧国八条”、“新国八条”和“国六条”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国家高度重视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鼓励消费,抑制投资”成为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样是居民购房行为,住房消费不仅受到政策的支持,而且在道德层面上也得到鼓励;相反,住房投资不仅受到政策的抑制,在道德层面上也往往受到谴责。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传统房地产宏观调控理论看来,住房投资(或投机)与经济危机有着某种必然联系,而住房消费引起经济危机的概率和风险很小。美国次级债危机是一起典型的由住房消费引起的信贷危机和经济危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信用低的人只能在次级市场上寻求贷款。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利率高,加上美联储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引起美国购房热不断升温。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启示
1.实现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目前,我国的各大商业银行还没有实现资产证券化,所有按揭贷款都存放在商业银行,也意味着所有风险都集中于商业银行。一旦银行遭遇风险,将对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带来致命打击。对此,加快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行抵押贷款债券,引进抵押贷款投资者可以有效解决银行资金问题,避免所有风险都集中在商业银行。并减少风险积聚,把风险分担给其他投资者,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银行的盈利模式,帮助融机构突破资本的瓶颈。当然,在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也要加强监管.注意规避由此产生的风险。
2.要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结构与土地的问题,引导投资与消费行为,建立和健全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要增强信息的流通,尽量避免非理,另外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及早发现并防范治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从而使房地产业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完善金融体制,控制资金源头,金融机构是房产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房产资金的主要来源,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是在房产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介入的,因此,完善健全金融体制,加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帮助金融机构减少金融风险,拓宽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实行金融创新是控制资金源头有效防范地产泡沫的重要手段。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同时要剔除其弊端。
3.切实稳定房价和研究防范危机的措施。我国政府应该切实采取措施稳定房价,研究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住房信贷危机。政府应时刻监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聚集情况,在危机爆发前向放贷者和投资者发出警告,减少或停止新的危险住房抵押贷款。在市场危机爆发初期,政府应该挺身而出,坚定市场信心,防止市场过度反应,导致危机扩散到金融市场其他领域。政府应该稳定借贷者,减少其被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收回房屋资产以降低收回的速度,保障房价稳定,也保证社会稳定,防止危机扩散到社会及政治领域。
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金融监管的作用。如果政府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风险指引和劝告,缺乏对市场运行的监测,不能对金融机构进行及时的风险提示,就会失去对危机的预警。例如,早在2003年末,美联储就已经注意到信贷门槛标准的下降,但由于贷款机构这一做法并没有违规,因此,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未能及时出台专门的次级住房贷款监管指引,这是爆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在坚持以规制性监管为主的基础上,实现规制监管与原则监管的有机结合。同时,不难发现,美国次级债危机反映在债券市场,根源于信贷市场,表明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风险监管不再是单个部门的事情。随着境内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综合经营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应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监管。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我国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机制,强化功能监管,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并建立全国性的独立的第三方资产评级公司,对其加强监管,以避免重蹈美国次级债的覆辙。
关键词:次贷危机 行为金融学 金融监管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投资基金大范围破产以及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同时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萌芽,一直到2007年8月基准利率连续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引爆了次贷危机,危机全面爆发并席卷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此次次贷危机起源于信贷危机, 先是在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 然后传导至实体经济并逐渐向全球蔓延。
一、经济学角度看次贷危机成因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
美国次贷危机生成的大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的放松管制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放开金融管制。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修订法律,不断放宽金融行业的限制,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和自由化。大量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工具将RMBS的泡沫不断吹大,直到不断的加息刺破了这个巨大的泡沫,而此时其积累的能量已经达到摧毁整个市场。
(二)金融创新和监管缺位
在美国,金融机构将次级贷款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流通债券再证券化,使抵押贷款的结构更加复杂化。金融机构在购买MBS 形成的资产池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证券化操作进而形成CDOs,之后再由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不断形成新的衍生品。叠加的的衍生品使风险不断加大,杠杆率也加大。一旦出现按揭贷款违约时, 这必然导致基础资产池恶化,此时各类衍生品面临的风险则会更大。
(三)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扭曲
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是参与者,也是监督者。这必然导致其无法保持客观、中立。普通投资者主要根据评级公司的信用等级来判断投资的风险,然而在次贷危机中,评级公司却积极的参与到债务抵押债券的打包过程中。在自己的评级模型中与投资银行一起评估债务抵押债券,这无异于自吹自擂。
但是,评级公司对抵押贷款的债务抵押债券的评级收费是其他类评级的3倍,这为评级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扩大风险的催化剂角色。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启示
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十分明显的转嫁和放大风险的功能。资产证券化在不断增强市场流动性和为单一金融机构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将更多的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基础串联在一起,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引起链条反应,将基础抵押品市场的信用风险迅速扩散到衍生品市场,从而快速波及到贷款抵押机构、衍生品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等各个相关机构。
因此,我国银行在开发和参与任何结构性金融产品前, 必须深刻理解定价模型背后的各种参数及其对潜在风险报酬的影响, 绝不轻易涉足自己银行风险尽职团队都不理解的产品。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其相关产品虽然可以对冲风险,但不会消灭风险。对于银行和监管机构而言,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控制和监管是核心。
(二)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启示
房地产业的不良发展会导致金融业的危机,使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遭到极大的破坏,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控制房地产市场贷款质量审核以及房地产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当务之是急需建立一套有效的居民住房保障制度,才是房地产回归居住的本质,才能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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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51-03
一、 世界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爆发原因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是源于刺激经济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使状况愈演愈烈终致危机恶化。[1]其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着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病。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利益驱使下,片面的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直线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信用评级机构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放松监管、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2]尽管金融创新和美国次贷危机关系密切,但次贷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却是隐藏在这些创新背后对风险控制的极端漠视。从长远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业的创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如何提升监管机构监管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信贷危机
1.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信息与银行掌握的个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3]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个人信用风险主要有:第一,贷款者收入证明的水分较大,贷款者可以根据自己想购买的住房在单位开出相应的证明。第二,由于银行间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有些贷款者的收入证明存在一式多份,在不同的银行贷款,多处购房。第三,个人住房贷款属于中长期贷款,还款期较长,在此期间,由于个人因素,可能会引起还款能力下降等不确定的情况发生。这使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大。第四,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实行浮动利率制度,贷款者承担了大部分利率风险,贷款者在利率上升周期中可能出现违约现象。
2.商业银行过度放贷风险的放大
[4]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为刺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利率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高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同时,从房地产市场来看,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大量具有住房需求的个人涌入到房地产市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住房开发成本低,市场大量需求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发展并迅速成为各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5]在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而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在我国房贷大部分为浮动利率贷款的情况下,利率的提高有可能导致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下降,商业银行房贷积累的风险不断加大,而且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信贷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内部,缺乏风险市场共担机制,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反转,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也许会发生信贷危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6]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和投入,而房地产业存在着资金需求量大和自我积累有限的局限性,给金融投资带来巨大风险。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尚未证券化,不良贷款的风险全部聚集在商业银行内部,不利于信用风险的分散和转移,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同时,商业银行推出的一系列产品,使得借款人买越多的房产就可以获得越多的信贷额度,受到了“炒房者”的追捧。此外,一些前期还款压力小,后期按揭成本上升的创新产品的出现,也大大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的风险。可见,在银行内部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而外部又缺乏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情况下,部分金融创新产品反而成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不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当面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对于已经办理完按揭房贷的借款人,要逐个重新检查其相关贷款材料。此外,只对银行认定的优质楼盘发放按揭贷款,拒绝与完全靠回笼资金维持生存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从源头上杜绝可能的虚假按揭。此外,全国应集中统一建立个人信用库。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目的是全面反映个人的信用状况。在人员跨地区流动情况下,只有把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信息整合在一个数据库中,个人信用状况的记录才可能全面。目前,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网络已经覆盖全国各地,可以支持任何一个机构从任何一个省、市、县的接入。同时,也囊括了全国各个地区的个人的信用数据。但到目前为止,该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比较单一,还停留在信用报告的简单查询上。[7]如何利用好这个数据库,开发多样化、多层次的征信产品,提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信贷业务经营水平,扩大信贷市场规模,已成为征信和信贷市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8]商业银行流动性是指银行为资产的增加以及在债务到期时履约的能力。一家银行具有流动性,一般是指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客户随时提取资金的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的流动性,主要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前提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资产变现能力越强,所付成本越低,则流动性越强;二是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筹资的能力越强,所付的成本越低,流动性越强。银行的流动性一旦出现不确定性,则会产生流动性风险。经济过热发展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产生影响。近些年,国内经济出现投资需求旺盛的迹象,房地产、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均出现过度投资,这些行业绝大部分的投资资金都来源于银行信贷,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将蕴藏很高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或行业出现周期性调整,银行的不良贷款必然大幅度增加,银行的信贷资产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导致资产的流动性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在经济过热时期,央行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下降,银行筹资成本上升,从而使负债的流动性下降,也将产生流动性风险。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9]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此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正确认识与处理。创新与监管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其二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金融监管在促进创新、引导创新、规范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创新带来的挑战。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往往会改变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在总体上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从而增加监管的难度。因此,监管机构在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的环境,积极推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亦应加强创新过程的监管。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因此监管自身也应不断丰富与创新,监管机构在监管手段、监管方法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创新完善,以适应金融业创新对监管提出的更高要求。 (责任编辑: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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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葛奇.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8 (11).
[2]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5).
[3] 范红雷.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个人住房信贷的警示[J].财经科学,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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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保林.从商业银行战略视角看次贷危机的启示[J].现代商业银行,2008,(04).
应正确看待测试目标
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是风险管理的常规行为,原本没有媒体关注,量化指标和市场预期无关。现在由于观察楼价的山寨人士需要有依据,压力测试目标就变成了被炒作的楼价下跌目标。压力测试的目标是应对金融风险,房地产与金融危机的关联度很高。1997年有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有美国次贷危机,导火索都是房地产价格暴跌而引发的跨国债务链断裂。问题是,房地产关联的金融风险应如何衡量?
本次压力测试的指标从30%提升到60%,并非说明楼价将下跌60%。恰恰相反,说明房地产关联贷款在银行信贷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很低,下跌60%才有可能触发银行的信贷危机。国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说明,房地产相关贷款占信贷资产的比重不足30%,全国银行业信贷资产总额超过40万亿元,其中开发商贷款约3万亿元,占比不足8%。根据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住户中长期消费性贷款余额不到6万亿元,占比不足16%。即使把分类含混不清的地方政府融资总额算上一半,再加上不到4万亿元,总计不到13万亿元的房地产关联贷款占信贷资产总额的比例也才刚超过30%。
金融风险或远 政策风险趋近
笔者建议开发商们尽快主动降价以安抚山寨情绪。判断金融风险远近的指标有4个,一是本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和1991年日本楼市崩盘之前,房地产关联贷款占信贷资产总额之比均接近甚至一度超过了60%。二是美国金融海啸来临之前,房价下跌15%~30%就引发了数百万家庭丧失住宅抵押品赎回权。三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泰国,房价暴跌的原因之一是外资大举撤离,应关注房地产关联贷款中的外资占比。四是房价上涨若激励银行发放房屋净值贷款,房地产信贷规模就有可能失控。
按照这4个标准,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金融危机爆发的迹象,各大商业银行在贷款评级或分类中也都把居民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定义为优质资产。银胨会不断要求商业银行拿出优质信贷资产搞压力测试,用心之良苦,可惜还是被有些专家借题发挥。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快速下滑,房价的不断下跌导致次按及相关衍生结构性投资产品的大幅跳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在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整。早在今年3月美国拯救贝尔斯通事件之际,很多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已近结束,我们就指出本轮美国房地产价格要从高点下降30-35%,在此期间美国金融系统的坏消息还将接踵而至,为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继续带来波动。
美国财长保尔森9月7日宣布,考虑到美国最大两家“政府资助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贷美(Freddie Mac)与整个金融系统的密切关系,美国政府将接管“两房”,对它们各作出上限为1000亿美元的注资,以确保它们能够偿还其债务和维持其正资产值。这次接管保证了美国按揭市场能继续正常运作,给予投资者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额外的信心,稳定投资市场情绪,对美国整体甚至全球经济是一大利好。我们再三指出,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美联储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大幅度减息,但按揭利率却不降反升,无助房市颓势。证明了美联储的减息行动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而不能解决偿付能力危机,所以财政部的介入是必须的。而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加速,出口作为美国经济增长唯一动力的持续性值得怀疑,稳定美国住房市场更是刻不容缓。按揭利率将因这次接管有望回落,对住房市场产生正面作用。但同时,接管“两房”所产生的金融附带损失在中长期内可能将会对美国政府能在2012 年达到联邦预算平衡的预测及其中长期财政状况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
然而,这一政策并不能改变房价下降的周期。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在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整,早在今年3月美国拯救贝尔斯通事件之际,很多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已近结束,我们就指出本轮美国房地产价格要从高点下降30-35%,在此期间美国金融系统的坏消息还将接踵而至。上周末,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为弥补住房相关证券的巨额损失不断与潜在买家进行谈判,但谈判终告破裂,15日正式申请破产保护;美国银行14日晚宣布以4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公司;著名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大规模出售资产;而全美最大储贷机构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亦正在筹集资金来弥补房贷亏损。各大金融机构因其涉及住房投资业务的亏损非常严重,再度燃起市场对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元对主要货币应声下跌。我们已经在此前报告中指出,这一轮由次级贷款问题演变成的信贷危机牵连甚广,时断时续的金融动荡将为美国下半年经济表现带来不确定性,而近日美元的走强亦将因为疲软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在短期内出现反复。
对于中国的影响
1.美元将进一步贬值,促使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升值;
2.在本轮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市场犹如海洋,中国犹如漂流在海上的一叶扁舟,自身政策变化无法改变浪潮方向;
3.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的金融危机至少将对中国房地产与金融市场产生心理层面的冲击。
紧接着美国周末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央行于9月15日宣布降低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降低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1个百分点。这代表了政策“先抑后扬”,但具体时点早于市场预料,我们认为原因在于:1.对于外部环境恶化的担忧,尤其是周末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升级,雷曼、美林两大投资银行或申请破产或被收购,促使中国政府认为外部环境恶化超过预期;2.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以及房价下跌带来风险的担心。
降息的影响不可高估,银行面对房价下跌和经济放缓已加强风险控制,对于房地产相关贷款趋于谨慎,因此利率的下调对房地产市场推动有限。以美国为例,过去一年中美联储多次大幅降息也未改变其房价下跌的趋势,而中国房价泡沫程度较美国更大,不必高估政策作用。
未来货币政策展望
未来货币政策还有继续放松的空间,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有进一步下调空间,降息的空间取决于通胀走势,如果目前美国恶化的局势使得美元贬值并重新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则将推高中国通胀,制约中国降息空间。
8月份主要宏观数据公布完毕,多数符合我们的预期,但超乎市场预期。1).8月份PPI继续上升至10.1%,高于市场预期,CPI显著回落至4.9%,低于市场预期,但均与我们的预期一致。CPI与PPI倒挂扩大至近四年新高,短期内进一步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2).受奥运会期间工厂停工影响,8月份工业增加值大幅放缓至12.8%,明显低于市场预期(14.5%),但与我们的预期较为接近(13.5%),刨除奥运停工效应,7、8月份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为16.1%,略低于上半年16.3%的增速,显示经济逐步放缓。3).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23.2%,保持高位。零售结构从“可选品”转向“可选品”的倾向显著:粮油和肉禽蛋类零售增速大幅反弹,但建筑及装潢材料、汽车等消费增速则继续保持放缓趋势。4).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7.4%,略好于预期。能源供应行业和灾后重建行业,包括煤炭、电力、有色金属、水泥投资加快;房地产开发投资拐点已现,8月份单月仅增长18.9%,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5).8月出口增长21.1%略好于预期,而进口增速大幅下滑至23.1%,使得贸易顺差达28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汽车及配件、塑料、钢材和飞机等商品进口量增长下滑,体现了内需的放缓以及出口前景黯淡带来的加工贸易进口需求放缓。6).货币信贷增速分别回落至16%和14.3%。资金进一步定期化,M2与M1“剪刀差”拉大至两年多以来最高,继续对股市流动性带来负面影响。
鉴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我们将今年通胀预测下调至6.5%,明年通胀预测下调至4-5%。这一预测未考虑政府能源价格调整(我们的敏感性分析显示,水、成品油提价10%,分别带动CPI上升0.2,0.4和0.4个百分点)。
明初沈万三是天下首富,清末叶澄衷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先驱,刘镛、张颂贤、庞云、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阐释着今天浙商的强大:邵逸夫、包玉刚、董建成、杨元庆、马云、丁磊、陈天桥、李书福、郭广昌、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宋卫平、裘伯君、任正非、江南春、楼忠福……
零点调查公司曾调查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目前约450万浙商活动在世界各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数据,2007年,浙江省用全国1%的土地,提供全国4.4%就业岗位,达到全国7.5%的产值。2011年,浙江GDP达3.2万亿元,人均GDP5.9万元,在全国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之外,仅次于江苏省。
波澜壮阔的江底必然有深流暗自汹涌。如果没有历史的长时间沉淀、从商文化的熏陶、数以万计的商人的实践以及整体商业环境的缔造,浙商如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也有人说浙商厉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浙商的影响力让人无法忽视,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据说,温州商人胡福林跑路之后的那一两个月间,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记者在温州大街上比当地人还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浙商,也就是在关心中国最前沿的经济龙头的走向。这个经济的龙头一旦出了问题,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具有不可预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如今,浙商再次获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次的关注却几乎无一例外是关于弱者的呼吁与希望,呼吁政府援助、协调,呼吁银行多多体谅,呼吁社会关注到他们的生存艰难。此时正值温州金改百天,在金改仍然牵扯着全国企业界投资界神经的同时,浙江企业家,痛陈时艰,希望高层关注浙商生存状态。
本刊因此特派多名记者前往一线调查,去当地看个究竟。
浙商,你们还好吗?
一边倒的呼吁,两边倒的看法
7月中旬,浙江省金融办证实了600家杭州企业一事,此事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评论。也有人认为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
600家参与的民营企业当中,除了我们认为一贯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之外,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和家具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中提出: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各部门及各级政府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希望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有分析认为,第一条还可行,后两条希望不太大。事实上省政府一直积极应对此事,除了省银监局立即出台了《关于加强资金链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之外,各种协调会就没断过。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磋商多次,虽然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沟通已经达成了双方的谅解,却未能改变资金链紧张的现状:银行仍然按规定按协议看紧自己的钱袋子,企业无可奈何地接受经济不景气、资金日益紧张带来的压力。政府说,决定权还是在银行。
企业认为情形的恶化是由于银行抽贷、压贷造成的。而银行不及时处理“出事的企业”的资产,相反将参与联保的好的企业的资金看紧,既不符合常理,又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银行则认为企业盲目扩张、部分企业将资金转投矿山、煤矿,却因不能及时实现资金回笼而造成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各种风险,为防范风险,银行才对有联保关系的公司看紧贷款。
流动资金缺失的恐慌不仅在企业中蔓延,银行也面临同样的气氛。一旦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从行长到信贷员都要下课。因此,只要一家银行抽贷,其他银行也赶紧下手。
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论也是针锋相对,基本上代表了企业和银行两方的立场。
以马光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应该出手相救”。他公开发表观点认为,因担保引发的信贷危机,本质上属于杠杆危机,解决金融的系统风险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欧美等国对此都有成熟的应对方案。然而,对于公共资金的使用极为混乱的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危机,银行和国人却表现出高度的市场经济风险自负原则的理念。掩盖了政府金融体系的残缺和责任,更是对市场经济系统风险的误读。
另一种支持“市场经济”的观点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为代表。文章提到,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要不要救华尔街,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国民众看来,华尔街的投机金融家们,在光景好时,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分给社会一分钱,现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机当中,却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情况虽不能简单类比,但同样,在市场自由的经济理论看来,企业经营不佳乃至要破产倒闭,那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无须政府过多操心。如果要求政府救企业,很可能意味着,企业状况好时要“自由”,企业遇到了危机就要政府出手干预。这不仅会遭遇理论困境,也牵涉到社会现实层面的公平问题,毕竟政府救市的钱属于公共资金,不完全来自被救企业的纳税。
搜狐广州网友“搏大精深”在微博中评论:尊崇市场规律不能救,企业要自己负责,浙江民企出现该情况与自身经营直接有关,而银行催贷不是关键,应当培养法制和契约精神,政府不能介入过深。市场机制就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抑制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