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精神分析哲学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大卫?罗伊的文章《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间对话的价值》[1]巧妙地阐释了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在诸多方面的对话,并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对话互有裨益。本文试图通过怀特海关于现实本质的哲学洞见来确证沙利文的心理治疗的人际理论的某些关键特征,从而对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的对话有所贡献。在阐述其对动能的理解时,沙利文写道:“在所有的哲学家之中,怀特海将宇宙视作一个机体,很显然,我们可以将活的机体视为特定的动能。”之后,他引用《过程与实在》中的内容详细说明了其观点[2]102。虽然怀特海并未特别关注心理学这一学科,但是我们发现,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沙利文的临床观察结果一致[3]。正如沙利文自己曾指出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可以为当代精神治疗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基础[4]。
一、关于理论的起源
哲学家时常会迷失在假设性观点的迷宫中,与此不同,心理治疗师必须接触具体的个体。为了治疗病人,心理治疗师必须依靠关于自我和人格的可操作模型。这一理论框架需要关注健康正常的个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假设和理论母体,同时也要有判断和评估良好人际关系模型的标准。例如,指引弗洛伊德的开创性工作的模型就深受牛顿物理学,特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的研究的影响。这一倾向使得弗洛伊德能够类比地将人类视作蒸汽机,这样其中的有限能量无疑在这封闭的系统中得到了诠释。弗洛伊德理论中常见词汇如“阻抗”、“压抑”、“置换”等,清楚地显示了其理论基础。
遵照经典力学原理,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并且强调直接接触对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必要性。随后,克拉克?麦克斯威尔的场理论彻底变革了物理学的机械观念,该理论指出,即使物体相互间没有直接接触,作用与反作用在一个既定的电能场中也会发生。与此类似,参照麦克斯威尔的发现,沙利文通过重点强调关系和相互依靠的概念彻底挑战了弗洛伊德本能驱力理论的基础。
沙利文不主张将个体人格视为如独立的、离散的实体那样的研究客体,而是认为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显现自身。这些他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现实人的人格化象征,如一个小孩的梦境或其想象中的角色。然而,认为个体人格可以在“真空”中讨论可能导致怀特海界定的“误置的精确之谬误”。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人格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词汇。用沙利文的话来说,“人格是在重复发生的人际情境中的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2]110。对于这些可观察模式(即人格)的研究构成了心理治疗职业的本质。
如果人格是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还应该精确研究什么与此相关。对此话题的讨论将揭示沙利文的基本假设在多大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冲突。为了更加充分地解释人类行为,沙利文认为有必要将他称之为弗洛伊德的“机械主义”概念换成他的“动能”的概念。对此,他界定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换模式,这一模式在机体作为生活的机体的过程中体现其特点”[2]103。根据他的模型,人格被视为一个动态的活的有机体,它由很多相互作用的动能和次动能组成,这些动能在身份的重复性模式中得以显示。人类机体不是一个有着长期自我认同的、固定的、静止的物体,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动态关系,它是一个由处于连续的流动或变化状态之中的一些成分动能所组成的。因为在长时间的模式中会有相似性,所以个人身份的意识是被保存的, 尽管总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保存。
所有对于个体的全面认识都必须包含其动能和次动能的范畴,这些构成了个体的生活模式。沙利文写道:“对任何生命个体的考察都必须包含三个终极因素:它与必需的环境媒介的共同存在;它的组织;以及它的功能性活动。”[2]98通过强调这种三层次的方法,即坚持心理治疗应该借鉴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的洞见,沙利文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弗洛伊德。很明显,当有人扩展了人格所存在的母体时,对于临床实践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延伸意义。咨询师不仅需要将个体病人视为操作性的生物组织,同时必须要理解此人的环境媒介,这包括作为功能性活动的发生对象的其他人,以及特定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世界的感知模式)。最后,在心理治疗中,咨询师与病人一起,必须尝试在以上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全部关系上达成共识[5]19-25。
熟悉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人可能会对于沙利文的观点感觉很熟悉。通过自己的研究,沙利文同样认识到了怀特海所宣称的关于实体本质的基本观点,并将其构建成一个适用于心理咨询的切实可行的人格理论。沙利文的理论可以用怀特海的概念性术语(比如合生、现实实有、社群以及联接等)来阐述表达。本质上而言,在对人类个体的概念化方面,沙利文和怀特海一样,拒绝基于一个“物质形态论”的人格模型,并且坚持强调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另外,通过强调人格是其构成关系的综合,并且在一个既定的能量场中,人格受人际间力量的影响,沙利文是在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在怀特海关于“外延性连续体”讨论中的观点。
读到沙利文关于人类个体的三个维度的理解时,怀特海主义者也许会立即想到《生成中的宗教》中一个类似的论述。怀特海指出,当个体有意识地意识到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的合流时,宗教性自我意识开始出现,这三个概念指:关于个体对自己的价值的概念;关于世界上不同个体彼此间价值的概念;关于主观世界的价值的概念,其中主观世界是从其构成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衍生出来的共同体,且该共同体对于每一构成个体的存在都是必要的[6]。
这一思想和表达模式上的相似性不仅反映了怀特海和沙利文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表明了他们共有的对于人类的相似认识。在谈到身体时,沙利文使用动能和次动能的相互作用来阐释;而怀特海则表述为“身体是由各种经验中心所构成,这些经验中心在表达自身时相互影响”[7]32。
同时也要指出沙利文关于自我系统和选择性忽略的观念与怀特海的另外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当前瞬间包含着其所有的过去。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当下总是寻求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些价值可以从这一现实世界的可获得数据中得到。
对怀特海“现实世界”的意义更全面地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母体置于机体形成安全操作的背景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母体。受其主观目标的控制,自然地遵循历史性路径,这些路径指向先前的满足并且避免价值实现的最小化或琐碎化。沙利文对于怀特海模型的赞同可以从他在阐释机体如何对其过去数据进行反应时常会在“摄入”这一词汇[2]28,76-77,141中体现出来。另外,沙利文关于无意识或者选择性忽略的概念,表现出他对于怀特海消极摄入这一概念的创造性临床应用。
沙利文和怀特海都对经验采取一种动态的观点,不同的是,怀特海选择关注微观世界的水平这一领域,这引发了他的机体哲学;而沙利文致力于研究人类经验这一特定领域,这催生了其精神治疗的人际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将沙利文的理论解读为怀特海存在论的子集,或与此相反,将其视为怀特海理论中内隐表达内容的具体化。
二、关于人格发展
沙利文与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于人格发展的看法。同时,在沙利文思想与怀特海机体哲学中所表现的感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一部分将简要描述沙利文的人格发展阶段观点,同时探讨从其作品中搜集出的与怀特海机体哲学相关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明确否定存在能够在持续的转变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物质自我”这一观点。为了呈现他们的发展性洞察,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真正表现他们观点的动态性特点的语言与风格。
缘于其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沙利文不仅逐渐摈弃了弗洛伊德将性能量作为人格发展的唯一动因的强调,也摒弃了弗氏对于人格发展阶段的观点。在沙利文看来,对于个体人格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性能量的流动,并且进一步超越了弗洛伊德所预见的有局限性的时间框架。沙利文将个体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期命名为幼儿期,它从出生开始持续到清晰表达能力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考虑到这是自我系统的开端,因此婴儿与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接下来的阶段是儿童期,这一时期持续到儿童表现出超越最直接的父母和子女关系而去寻找其他儿童作为玩伴的需要。少年期阶段的特点是需要在同龄群体中寻求更广泛的关系,这一阶段接着支配着人格发展,其持续时间是个体在学校的最初几年直到(并包括)个体出现对于自身性别一致性的最初意识这段时间。第四个阶段是青春期,分为前青春期、青春期早期以及青春期后期三个次级范畴。
与其动态性观点一致,沙利文相信,人格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且会受到与新的人际环境相关的改变的影响。他认为,以上列出的四个阶段中确立的模式对于人格动能如何与环境相连以及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加工数据有显著的影响。有时我们无法协调这些阶段,或者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经历每一阶段所界定的特定人际维度,这是由于精神病学调查材料所限。
在个体发展阶段的跨度方面,怀特海与沙利文也存在着一致。沙利文认为正常人际发展的基本过程一直持续到20岁末甚至30岁初。同样的,怀特海在1916年向英国数学委员会所作的会长演说上提到了这样两种观察:“我们要记住,自我发展是有价值的智力增长,并且自我发展大多发生于16岁到30岁之间,”并且“重点不是个体18岁时是怎样的,而是个体在那之后成长成什么样的最重要”[8]1。
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通常都熟悉怀特海教育哲学所拥护的浪漫、精确以及概括阶段理论,但很少有人认为怀氏是一个发展论者。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了怀特海与沙利文在理论起源上的相似点,怀特海关于人格发展的图式也与沙利文相似,这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证据。
与沙利文一样,怀特海强调人际关系在人的整个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其本体论的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对于将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整合到一起的需要非常敏感。从文本上看,其发展的具体阶段(怀特海可能倾向于称之为“节律性周期”)遵循以下的结构:幼儿期、青春期、青年期、特定的自我超越、平和。这些结构与沙利文的发展阶段在特征上很相似。根据怀特海的观点,在这些周期内都伴随有浪漫、精确以及概括三个阶段。
最后的两个周期称为“特定的自我超越”以及“平和”,这反映了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构成它的全部关系。怀特海指出,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平和’的幻象的影响,那是灵魂诸活动的和谐,自有着超越任何个人满足的理想目标”[9]371。尽管青年也许“易受幻象影响”,获取它则要花费些时间,这就是为何怀特海看上去强调中间阶段。对于特定人或物的爱使青年超越了当下的自我关注,同时反映了其自我超越过程的开端,怀特海说“个人之爱的这一方面就是为了自私的幸福而执意坚持一种条件,这没有超越人格”[9]373。
对于怀特海而言,个体能够争取的终极完满状态反映了沙利文为成熟的适应良好的成人所预想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角度,怀特海定义了“平和”并且指出:
“它造成意识兴趣更加宽广的范围,扩大注意的领域。因此平和是最大程度地自我控制――这种程度过大以至于‘自我’消失,兴趣转化为比个性更为广泛的协调行为……这是防止狭隘的屏障”[9]368。
通过这些过渡周期发展出的人格并不是一个物质性“自我”,而是一个动态的“联结”或“样式”,它不断地合并经验,同时逐渐地扩展其对于构成它的关系性因素的意识觉察和反应。对于这一扩展有贡献的不仅有身体机体的生理成长和个体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而且还包括自我系统的动能。沙利文认为这一动能受到安全需要的驱动,而怀特海通过强调在既定联结中美学价值的实现而对此动能进行了讨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格发展的讨论几乎全部聚焦于理想状态,此状态假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成人并能够实现平和的愿景。为了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有关人的真实发展方式的描述,有必要对前述内容进行拓展。而达到此目的的一种做法就是去检验语言在沙利文和怀特海思想中的作用,而这一做法这也将有助于理解被阻滞的发展的这一话题。
三、关于语言的作用
除了列出其理论中人格发展的各个阶段,沙利文同样提到了人类感知和评估他们的经验的三种“思维”模式。沙利文给出了这三种模式的希腊文中对应名称的词形变化,这有助于理解这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分别是:原型态,字面而言是处于第一位的意思;偶合态,表示一种并排的顺序或安排;综合模式,表示按顺序放在一起。
原型模式描述的是婴儿首次遇到随机的模糊刺激,它不连贯而且没有逻辑或者理智。婴儿以一系列互不相连的瞬时状态的方式摄入世界,在这些状态中没有自我与他人或者自我与世界的直接区别。
偶合模式使得儿童能够构造一些联结,但是这些联结通常是无序的并且缺少任何的逻辑基础。“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的推理代表着一种偶合态推理模式,同样,游戏“躲猫猫”背后的滑稽元素,就是利用了在这个阶段儿童缺少那种皮亚杰称为“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一特点。
综合模式使儿童能够开始对世界以及构成世界的关系形成现实的理解。尽管每个对应模式都倾向于支配儿童发展的顺序性阶段,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在后继的发展阶段中,思维的两个原始模式可能会再次出现,并且影响个体在压力、疲乏、精神疾病或者梦境时期的推理过程。
沙利文认为,语言对于理解这三种思维模式是如何工作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语言”这一词汇用来表达社会化过程所必需的一系列的符号生成活动。沙利文指出,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儿童可以对一个健康的自我概念内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人格化身进行融合[2]172-189。
除了具有交流的作用,语言也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随着儿童不受约束的好奇心开始接触世界,焦虑的来源威胁着要对这种好奇心进行缩减。根据沙利文的观点,语言通过隐瞒和扭曲对于现实的感知而将焦虑尽可能地最小化,由此保护了自我系统。儿童能够迅速习得何时和怎样使用这一防御姿态。
在描述一个在经验的综合模式中运转的过程时,沙利文对于这种人际现象作了讨论。被他称为“一致性确认”的这个过程,使个体能够通过别人的一致看法而证实其观点,进而支持他们的感觉、感知或者关系。在相对无焦虑的人际背景中,“健康”个体能够用一种与事物的模式相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而在焦虑水平较高的环境中(这种焦虑可能来自当前环境也可能来自这种环境所唤起的痛苦记忆),一些人发现很有必要进入沙利文称为“偶合态扭曲”的状态中,在此状态中,自我系统对现实进行某种程度的扭曲从而抵消焦虑。临床现象“移情”代表了偶合态扭曲的一个情形,以至于病人倾向于将治疗师视为他们记忆中的人。
个体对于综合模式的正当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其沟通的有效性并能提升人际关系,而偶合态扭曲导致个体误解经验的真正本质,并能妨碍健康的生活。因此在沙利文看来,精神病治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找出并清除这种偶合态扭曲。
同样,对于怀特海而言,语言对于理解人类经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将语言视为“表达的系统化”,并宣称“毫无疑问,在所有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语言是最重要的”[7]48。尽管他没有具体地谈到经验的原型、偶合以及综合模式,但在其关于智力过程的第一周期的叙述中反映出了相同的顺序模式,这一周期包括了“从获得知觉能力到习得语言,从习得语言到分类思想以及敏锐的知觉”[8]31。
怀特海对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的探索,开始于他的《思维方式》中名为《创造性灵感》的讲演的核心内容以及构成其作品《符号主义》的几篇讲稿。与其存在论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在前面的讲稿中将语言的功能描述为个体过去和现在的联结。语言对经验之流的片段进行组织并使其能够被理解。怀特海将对语言的掌握视为自我身份和理解的关键元素,他写道:“《圣经》第六日的记录应该这样写:上帝给人以语言,他们便成了灵魂。”[7]57
因为语言在调节人际表达形式时具有社交功能,所以对于沙利文和怀特海而言,语言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确的。从心理学的视角而言,个体越充分地表达和理解塑造人际话语的操作性因素,个体越有可能意识到构成人格母体的因果维度。正如对于事物的命名代表着儿童的首次归类行为和在社会习俗下的分享能力一样,对于塑造个体经验的因素的命名是迈向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步。通过阐释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沙利文和怀特海不仅表明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一重要心理治疗学洞见,同时也阐释了他们如何将这一见解融入他们关于人的动态性观点中。
四、关于治疗实践
在《精神治疗访谈》[5]19-25中,沙利文列出了他认为的精神治疗的四个阶段:开端、勘察、详细询问以及干预(或终止)。在这四个人际阶段中,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了解来访者的过去以及来访者与他人的联系模式从而进入来访者的世界。基于在咨询中获得的语言或者非语言信息,咨询师必须不断地测试各种各样的关于访客症状的真正本质,才能帮助病人更好地适应他或她的世界。
在怀特海的术语中,精神治疗访谈代表的是治疗师的控制性尝试,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理解来访者的现实世界从而帮助来访者。从这一角度,治疗师可以与来访者分享一个替代性主观目标,或者帮助来访者意识到消极摄入可能是针对病人经验的拒绝性因素。尽管将沙利文和怀特海的观点完全地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说:因为咨询师的视野很少被阻碍了病人观察世界能力的偶合态扭曲所阻碍,所以怀特海的哲学和沙利文的心理学为对抗和治疗来访者焦虑的源头提供了相同的临床方法。
关键词:血液透析;精神神经障碍;临床分析
血液透析患者出现神经精神障碍往往提示其病情加重,预后差。现将我院自2006年~2014年血液透析患者出现神经精神障碍的45例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提高认识,探讨其特征及病因,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同时给予正确治疗,以降低其死亡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45例患者中男28例,女17例;年龄22~78岁,平均年龄57岁;透析龄2个月~8年。导致尿毒症的原发疾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15例,糖尿病肾病8例,高血压肾透析病9例,多囊肾5例,梗阻性肾病4例,痛风性肾病2例,狼疮性肾炎2例。均符合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诊断标准,且既往无精神、神经病病史,并排除肺性脑病、高渗性昏迷及低血糖昏迷等;在肾功能衰竭期间出现有精神、神经症状。
1.2方法 采取费森尤斯透析机,使用碳酸氢盐透析液,聚砜膜中空纤维透析器,透析频率2~3次/w,维持性血液透析时间为4 h/次,血流量为150~250 ml/min,透析液流量为500ml/min,全身肝素化抗凝或无肝素透析。
1.3临床症状 意识障碍12例,表现有嗜睡、昏睡、昏迷;精神障碍23例,表现为精神异常、认知障碍、抑郁或亢奋、烦躁不安、胡言乱语、失眠等;偏瘫型6例;抽搐型10例,表现为癫痫大发作、小发作,多部位肌肉痉挛,手足震颤,头部抖动等;头痛7例。
1.4神经精神症状出现的时间 入院前出现神经精神症状15例,入院后出现神经精神症状30例。
1.5分类 脑血管意外8例、韦尼克脑病10例、透析失衡综合征5例、尿毒症脑病3例、抗生素脑病15例、反应性精神病4例。
2 结果
除合并脑血管意外患者,其他患者神经精神症状持续时间为1~7 d不等,平均3.5 d。治愈44例,因经济原因拒绝继续治疗死亡1例,脑血管意外遗留后遗症者2例。6例脑出血患者,5例在诊断脑出血后,开始行无肝素透析,3次/w,1例予以床旁血滤,1次/d,均予甘油果糖脱水及对症支持治疗,其中死亡1例,遗留后遗症2例。2例脑梗死患者均予以低分子肝素抗凝及予以改善脑循环等对症治疗。10例韦尼克脑病病例,均予以补充维生素B族后,2~4 d症状开始减轻,4~7 d症状完全缓解。15例抗生素脑病患者,经过加强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后,2~5 d开始减轻症状,7~10 d症状完全消失。5例失衡综合征患者均在透析中或透析后数小时出现症状,静脉注射高渗葡萄糖20~40ml后,症状严重后予以甘露醇125ml静滴以减轻脑水肿后症状缓解,无死亡患者;其中2例患者出现于2006年~2007年,因经济原因,采取1次/w血液透析,出现症状后增加透析次数至2次/w,2~3 w症状缓解。1例患者为2次/w血透且饮食不规则,透前血肌酐长期在1700 umol/L以上,经加强透析并改善饮食后症状缓解。4例反应性精神病患者均联合精神科辅助诊治,予以心理辅导及药物治疗后症状得到控制。
3 讨论
慢性肾功能衰竭可以引起全身多脏器功能损害,而神经精神病变是慢性肾功能衰竭中的严重并发症,众多学者认为与多种因素引起的尿毒症脑病有关[1],传统的治疗强调针对原发病,认为充分透析一般可以改善和缓解症状,但临床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在透析中出现神经精神障碍,且症状缺乏特异性,起病急,变化快,病情进展迅速,导致透析患者生活质量及生存率严重下降,故要求我们医务人员需高度重视,现将资料中导致神经精神障碍的具体疾病因素予以分析。
3.1急性脑血管意外 终末期尿毒症患者有潜在的血小板功能异常和凝血机制紊乱,加之血液透析患者有脂质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长期血液透析导致血管内膜损伤、透析应用肝素抗凝,均增加血透患者颅内出血的危险性。透析中血压突然升高或降低,可触发脑血管痉挛,会诱发脑梗死[2]。如果尿毒症患者出现有神经精神障碍症状,尤其是合并有神经系统定位体征时,应及时行头颅CT或MRI检查,以明确是否有脑血管器质性病变,以避免延误病情,导致不良后果。
3.2韦尼克脑病 韦尼克脑病是一种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营养代谢性脑病,多见于饮酒过度、酒精中毒和存在营养不良的患者。维生素B1是葡萄糖代谢过程中必需的辅酶,也是神经系统细胞膜的重要成分[3]。血液透析可以清除维生素B1,透析患者如果丢失过多、摄入过少或某些病因如呕吐、感染、输注葡萄糖等使得机体对维生素B1需求量增多,均可造成透析患者出现韦尼克脑病。有时神志改变和昏迷可以是WE的唯一表现,极易误诊和漏诊,该病在早期阶段如果不能予以诊断及治疗,脑损害则难以逆转导致死亡。
3.3抗生素脑病 尿毒症患者常合并感染,需应用抗生素治疗,其中约有40%~45%的患者会联合使用抗生素。患者出现有神经精神症状一般在抗生素使用后2~7 d不等,易导致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抗生素有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碳青霉烯类,其中第三、四代头孢类抗生素,尤其以头孢哌酮、头孢他定多见,可能因为此类抗生素肾毒性小,常被医师使用有关,但此类药物主要经肾脏排泄,肾功能下降后药物易蓄积,引起脑细胞中药物浓度过高,通过各种机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性神经递质作用。
3.4透析失衡综合征 多见于初次透析及老年患者或透析时间间隔过长患者,主要原因是由于血液透析清除速度过快或初次透析时间过长,在血脑屏障作用下,患者血液中毒素快速减少,脑细胞内的毒素下降较慢,从而形成脑细胞内高渗透压,导致脑水肿。可表现为头痛、恶心、血压升高、烦躁不安、胡言乱语、抽搐、昏迷等。预防透析失衡的方法可充分诱导透析、增加透析频率、降低血流量及透析液流量等。
3.5尿毒症脑病 多见于透析时间间隔过长或不注意饮食,长期血肌酐在1500 umol/L以上的透析不充分患者。由于血中毒素的长期大量积聚,导致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脑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神经细胞与胶质细胞膜特异性改变,大脑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脑内毒性物质大量蓄积,从而影响脑代谢,导致脑功能减退。早期表现为疲劳、乏力、头痛、头晕、理解力和记忆力减退等,进一步发展出现烦躁不安、肌肉颤动、幻觉,严重者还会出现嗜睡、昏迷及死亡。
3.6反应性精神病 此类疾病属于心理性精神病范畴,主因血液透析患者长期受死亡威胁、生活限制及经济困难、被迫治疗等原因给其沉重的精神压力,特别是有肾移植史的患者,可产生种种精神障碍的表现[4],对于此类患者应加强心理干预,辅以恰当药物治疗往往可以收到理想的效果。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患者出现神经精神症钣攵嘀忠蛩赜泄兀其中常见的原因有抗生素脑病及韦尼克脑病,如能及时发现并干预,治疗效果较为肯定;合并脑出血的患者预后较差,需要提前进行预防;失衡综合征患者如能正确诱导透析,可避免发生;精神病患者需结合心理干预及辅助相关药物。因此需要我们临床工作者加强对于疾病的认识,规范血液净化的操作。只有根据血液透析患者出现神经精神障碍的原因,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救治,并提前进行预防才能有效的降低疾病的发生几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长期生存率。
参考文献:
[1]李雪斌,王洁.58例终末期尿毒症并发神经精神症状原因分析[J].右泽民族医学院学报,2003,6(25):311-312.
[2]李六生,谢希,陈飞.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神经精神症状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0(24):3049-3050.
关键词 肾衰竭 神经病学表现 精神障碍
慢性肾衰晚期患者常有多系统的临床表现,有部分患者可出现神经精神症状。本文通过分析住院治疗的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慢性肾衰血透患者资料,探讨慢性肾衰血透患者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常见原因及转归,以协助临床诊治。
资料与方法
2006年6月~2010年8月收治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慢性肾衰血透患者36例,男24例,女12例;年龄18~76岁,平均46.5±3.2岁;病程2~72个月。原发病分别为慢性肾炎16例、糖尿病肾病6例、高血压肾病6例、梗阻性肾病3例、多囊肾3例、慢性间质性肾炎2例。随机选择同期接受血透治疗的无神经精神症状的慢性肾衰血透患者22例设为对照组,男15例,女7例;年龄44.8±3.6岁。原发病分别为慢性肾炎14例、糖尿病肾病3例、高血压肾病2例、梗阻性肾病2例、多囊肾1例。均符合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诊断标准【sup】[1]【/sup】,且既往无神经、精神病史,并排除肝性脑病等。两组性别、年龄、病因具可比性。
神经精神症状:①意识障碍型:表现为嗜睡3例,昏迷11例,谵妄4例,昏睡1例。②精神障碍型:表现为反应性意识模糊状态1例,反应性兴奋状态2例,反应性抑郁症2例,本观察未发现反应性木僵状态【sup】[2]【/sup】。③抽搐型:表现为癫痫大发作2例,局部发作2例。④不自主运动型:表现为头部抖动3例,扑翼样震颤5例。
辅助检查:所有患者均检查肾功能、电解质和血糖,出现神经精神症状者行头颅CT,发热者行血培养。
分析指标:分析引起神经精神症状的常见原因构成及其与患者年龄、透析龄、肾功能及血压水平等的关系,并分析其转归。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行统计学处理,P<0.05差异有显著性。
结 果
辅助检查结果:血肌酐值均≥707μmol/L;2例患者血糖<2.8mmol/L;血培养2例患者发现细菌生长;7例脑血管意外患者均经头颅CT证实5例为脑出血,2例为脑梗死。
引起神经精神症状的常见原因:36例出现神经精神症状的慢性肾衰血透患者中血透失衡综合征11例(30.56%)、脑血管意外7例(19.44%)、尿毒症脑病6例(16.67%)、反应性精神病5例(13.88%)、药物性(头孢他啶、雷米封、胃复安)3例(8.33%)、败血症感染中毒性脑病2例(5.56%)、低血糖2例(5.56%)。
讨 论
血透失衡综合征是一组全身性和神经性症状,常在透析过程中和透析后不久出现,轻者恶心呕吐、头痛不安,重者抽搐、迟钝、昏迷,常在24小时内缓解。本观察发现失衡综合征多见于初始血透即透析龄极短(P<0.05)的患者,其原因是透析过快,细胞内氢离子增加,透析时血PH值升高,但脑脊液的PH值却下降,脑细胞内酸中毒使细胞内渗透压增高,导致脑水肿。另外,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血液透析时尿素从脑脊液清除比血浆清除慢,脑脊液尿素浓度增高而引起渗透压升高。预防失衡综合征主要是缩短透析时间,增加透析频度。对于严重水肿、酸中毒、血尿素氮过高或初作血透的患者,不宜用大面积和高效透析器,透析液钠浓度以140~150mmol/L为宜,不宜试图用低钠透析液来纠正患者的高钠状态,轻度失衡可用高渗氯化钠或葡萄糖溶液,严重者应停止透析【sup】[3]【/sup】。本观察中11例血透失衡综合征患者经缩短透析时间,增加透析频度,使用高渗葡萄糖或氯化钠溶液治疗后症状均消失。
脑血管意外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脑血管疾病,表现为意识障碍并出现神经定位体征。本观察发现有7例脑血管意外,均经神经科会诊并头颅CT证实,多见于长期血透并高血压的老年患者,即患者的年龄、透析龄及血压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考虑高龄慢性肾衰竭患者常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而维持性血液透析可以加重原有的脂质代谢紊乱【sup】[4]【/sup】,长期慢性透析可导致血管内膜的损伤,另外透析过程中使用肝素等抗凝剂,可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等情况的加剧。本观察7例脑血管意外患者虽经积极治疗仍有4例死亡,1例自动出院,说明慢性肾衰血透患者合并脑血管意外者预后差,提示要加强对慢性肾衰竭长期血透患者血压、血脂的监控和治疗,预防动脉硬化,以减少神经精神症状的发生率和血透患者的死亡率。
参考文献
1 叶任高,陆再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542-542.
2 费强.反应性精神病与尿毒症[J].中国血液净化,2002,1(9):33-34.
【关键词】 高血压急症; 神经内分泌; 免疫学
中图分类号 R392.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17-0056-02
doi:10.14033/ki.cfmr.2015.17.030
临床上,高血压急症属于较为常见的内科重症急症,该疾病发病率高、病情凶险,致残率与病死率居高不下,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与预后[1]。神经内分泌因子、免疫指标在高血压急症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2]。为进一步探究高血压急症患者神经内分泌免疫学变化,本研究收集了2012年1月-2013年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60例高血压急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详细研究,现将研究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12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60例高血压急症患者临床资料进行详细研究,上述患者均与高血压防治指南临床标准相吻合[3]。其中,男38例,女22例,年龄45~78岁,平均(65.9±10.5)岁。高血压脑病8例,颅内出血11例,缺血性脑卒中15例,心肌梗塞5例,急性左心衰6例,急性肾衰竭5例,不稳定心绞痛7例,鼻出血3例。选择同期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60例高血压患者作为参照1组,其中,男35例,女25例,年龄43~75岁,平均(60.5±8.7)岁。选择同期来笔者所在医院进行体检的40例健康人群作为参照2组,其中,男19例,女21例,受试人群年龄48~68岁,平均(55.6±3.2)岁,患者均无严重心肝肾疾病。三组受试人群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清晨、空腹状态下,采取上述三组患者5 ml静脉血,在12 h内进行离心处理,300 r/min。离心10 min后,静置,选择上层清液,置于-20 ℃冰箱中保存。通过同位素放射免疫方法测定上述研究对象的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水平、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通过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补体3(C3)水平与免疫球蛋白(Ig)水平。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三组受试人员Ang-Ⅱ水平比较
高血压急症组患者的Ang-Ⅱ水平(45.6±36.5)pg/ml显著低于参照1组的(91.1±77.9)pg/ml、参照2组的(133.5±111.2)pg/m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0969、5.6922,P
2.2 三组受试人员各项免疫学指标比较
高血压急症组患者的IL-6水平、C3水平、Ig水平均显著低于参照1组、参照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在高血压急症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显著的神经体液因子激活现象。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这种神经内分泌因子在高血压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4]。西方研究人员指出,Ang-Ⅱ能有效提高心肌收缩力,缩小动脉平滑肌,进而兴奋中枢神经,导致交感神经冲动上升[5]。Ang-Ⅱ水平及肾素水平显著上升,这会导致有机体血压水平进一步加重。相关研究证实,Ang-Ⅱ导致血管损伤,其在高血压急症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6]。高血压患者的细胞免疫指标与体液免疫指标均存在异常现象。有机体处于高血压状态,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显著上升,合成增加。与此同时,IL-6水平会进一步诱导VSMC水平上升,导致患者血压水平进一步上升。高血压患者的免疫球蛋白(Ig)水平显著上升,在机体血压上升的状态下,会出现免疫功能紊乱现象与血管损伤症状,这会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疾病发展。B淋巴细胞在高血压患者身上呈现异常活化状态,该细胞能生成免疫球蛋白复合物,进一步损害血管屏障功能与血管完整性。释放的神经内分泌物质、细胞因子,会导致机体内皮细胞增生或血管收缩。Ang-Ⅱ的快速激活,会进一步导致IL-6等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上升。Ang-Ⅱ与IL-6相互影响,共同促进血压上升。高血压急症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因子、免疫指标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简言之,免疫系统紊乱、神经内分泌紊乱共同促进了高血压急症的形成与发展。神经内分泌因子、免疫指标在高血压急症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高血压急症患者自身神经内分泌因子、免疫指标均处于紊乱、激活状态,两者互相调节、共同作用,促进了高血压向高血压急症的病理发展,这将成为高血压急症预防与治疗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周全,魏宗德.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动态脉压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05,21(9):519-521.
[2]王文清,李玲,徐丽梅,等.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体液免疫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J].心脏杂志,2007,19(3):320-322.
[3]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1,19(8):701-708.
[4]黄巧娟,黄於娟,朱继金.降压治疗对高血压急症患者血浆BNP与AngⅡ浓度的影响[J].广西医学,2009,31(3):353-354.
厦门市仙岳医院检验科,福建厦门 361012
[摘要] 目的 分析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分析血脂异常的发生和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600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测定其血脂水平并分析结果。结果 137例(22.83%)患者在检测中出现了血脂异常;将患者按照病程15年为界分为两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氯氮平引起血脂异常明显高于其他药物(与氯丙嗪比较χ2=4.42,P<0.05),其次为利培酮和氯丙嗪。结论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与病程、抗神经病药物的使用情况等有关,在临床上应引起医师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 慢性精神分裂症;血脂;抗神经病药物
[中图分类号] R4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7(b)-0037-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必须要长期服用一些抗精神病药物来治疗,而在治疗过程中由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导致代谢紊乱[1],最终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该研究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间该院收治的600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生化水平的改变,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厦门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60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38例,女162例,年龄(54.62±12.5)岁,病程(24.56±13.35)年,住院时间(11.99±10.45)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时间为(7.83±8.94)年。
1.2 病例选择标准
入选病例的诊断符合CCMD-3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排除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以及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性疾病。脂代谢异常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学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制定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3]。
1.3 方法
采用该院自制的资料调查统计表,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资料、文化程度、精神疾病病程、抗精神药物使用情况、住院时间等。所有患者在确定符合入选条件后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5 mL,静置30 min后3 000 r/min离心5 min待测。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血脂水平:直接测定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酶法测定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4]。
1.4 仪器与试剂
贝克曼DXC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用试剂为贝克曼公司提供的原装试剂。
1.5 统计方法
该研究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患者血脂水平异常情况
137例(22.83%)患者在检测中出现了血脂异常,其中TC升高35例(5.83%),TG升高94例(15.67%),TC与TG均升高8例(1.33%),利用χ2检验上述三项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将患者按照病程时间是否>15年作为界限,将600例患者分为两组,病程<15年患者187例,血脂异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413例,血脂异常者64例(15.50%),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
2.2 患者血脂水平异常与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的关系
该组600例患者,使用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341例,其中血脂异常者57例(41.61%,57/137),其中TC升高者16例,TG升高32例,两者均升高9例;使用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259例,其中血脂异常者80例(58.39%,80/137),其中TC升高者17例,TG升高52例,两者均升高11例。两组比较,使用非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患者血脂异常明显高于使用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的患者(χ2=8.42,P<0.05)。常用抗神经病药物与血脂异常关系见表1,由表1可知氯氮平引起血脂异常明显高于其他药物(与氯丙嗪比较χ2=4.42,P<0.05),其次为利培酮和氯丙嗪,其他药物因使用例数少不列入比较。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5],中国18周岁及以上人群的血脂异常发生率为18.6%,该研究中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为41.61%,这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和国内一些研究[6]得出的结论相似。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可能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的特点和长期服用抗神经病药物有关[7]。
该研究中,将患者按照病程15年为界分为两组,两组患者血脂异常的发生率分别为病程<15年患者血脂异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血脂异常者64例(15.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提示病程的长短与血脂的异常呈负相关性,这可能与病程较长的患者因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疾病特点而逐步发生精神衰退、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等情况有关。
该研究中,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血脂水平异常明显高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χ2=8.42,P<0.05),而氯氮平(33.66%)引起血脂异常又明显高于其他药物,其次为利培酮(18.46%)和氯丙嗪(18.43%),这与相关研究[8]得出的结论相似,分析原因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能够影响患者体重和患者因为疾病原因而造成的生活习惯不规律有关,而抗精神病药物对体重的影响非典型抗神经病药物明显高于典型精神病药物,尤其以氯氮平最为显著。另外当体重增加时会引起胰岛素等激素的分泌增加,继而导致脂代谢的异常。
该研究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尤其长期服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脂代谢紊乱的危险性更高,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医师应对具体患者具体治疗,密切监控患者体重和血脂水平。
参考文献
[1] 孙静,张志珺,王丛杰,等.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对脂肪酸与血糖的影响[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4(5):259-261.
[2] 罗小年.对《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讨论(四)CCMD-3在编写中存在的问题[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3,13(2):103.
[3]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J].中华糖尿病杂志,2004,12(3):156.
[4] 黎柱培.利培酮和舒必利治疗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及其对糖脂代谢的比较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2,19(19):103-104.
[5] 赵文华,张坚,由悦,等.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血脂异常流行特点研究[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5):306.
[6] 周联军,杨忠,李正华,等.长期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分析[J].吉林医学,2011,32(10):1932-1933.
[7] 张向荣,张志瑁,姚志剑,等.抗精神病药治疗急性期体脂分布特征及其与血脂代谢相关性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2004,30(5):271.
[8] 汪卫华,赵汉清,王焕林,等.抗精神病药治疗与体质量和血脂等的关系[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8,18(1):21-22.
(收稿日期:2014-04-15)
目的:对神经内科脑出血患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进行观察和分析。方法:随机选取2014年9月—2015年9月到我院神经内科就诊的90例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45例。对照组行基础的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行临床护理路径。结果:实验组的满意度、健康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神经内科脑出血患者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缩短了住院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得到降低,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脑出血;临床护理路径;观察
神经内科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病情多变,发病急,涉及疾病种类繁杂,患者多为老年人。其中,脑出血是神经内科常见病,俗称“脑溢血”,很容易造成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比如消化道出血等,发病后,大多数会导致患者肢体或语言障碍,这样给护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随着护理模式的逐步完善,临床护理路径刚好迎合了脑出血患者对护理的需求。本文选取了2014年9月—2015年9月到我院神经内科就诊的脑出血患者90例,在护理中进行了临床护理路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2014年9月—2015年9月到我院神经内科就诊的90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45例,对照组。其中,男52例,女38例。年龄在46-78岁之间,平均59.6±0.1岁,出血量在9--67ml;对照组45-78岁,平均57.6±1.2岁,实验组45-19岁,平均58.6±0.8岁,41例患者为基底节区出血,脑叶出血19例,脑干出血12例,小脑出血12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基础资料上相互比较后,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方法
将我院内科进行就诊的两组患者进行一般的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行临床护理路径。(1)临床护理路径。首先,确定临床路径的小组,由主治医师牵头,带动护士长、住院医师、康复医师以及责任护士。临床路径的内容包括任定入院确诊起直至患者痊愈出院的整个过程实施的护理方案(2)临床护理路径的主要方法。①人性化的病房环境病房是患者就医治病时的重要场所,病房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在病房中是否舒心,对医院服务是否满意等。护理人员在整理病房的时候,应该要保持好病房的清洁整齐,还可以布置些花卉,这样能让患者的精神愉悦。同时,在病区可以设立一些关于脑出血知识的宣传栏,方便患者了解更多与该疾病相关的知识,加强患者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人性化的服务不仅要求护理人员帮助患者适应医院的环境,更要力求为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环境。②健康教育。护士应向患者详细解释脑出血的相关发病原因、症状、治疗方法等,让患者充分认识到疾病并不可怕。尤其是对于卧床期疾病,还应讲解脑出血的主要临床症状等,使患者明确相关治疗的意义和采取护理措施的重要性,让患者更容易配合医生的工作。对患者的合理饮食提出建议,并使用的各类药物的作用、用法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等。③心理护理。及时了解患者和他们家属的心理动态,医护人员应及时与患者谈心,消除患者因为住院产生的恐惧,尽最大可能解决患者的问题,使他们感到安全舒适,保持患者良好的心理状态,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护士要多注意主动和患者打招呼,嘘寒问暖,以消除其孤独和恐惧感,以解除其心情抑郁。④康复护理。在住院期间,护士注意对患者进行的护理,为了让口腔黏液或呕吐物流出,一般取平卧位,头偏向一侧,保持了呼吸道通畅,防止发生肺炎,同时给予吸氧,保暖,如翻身、按摩、关节被动及主动运动,指导患者进行自理能力康复训练,如吃饭、换衣服、去卫生间等。在病情有好好转的条件下,护士要鼓励、指导患者进行的语言功能、站立以及行走训练,促进患者早日康复。⑤出院护理。出院前,应教会患者及家属脑出血的有关护理要点,让患者掌握随后进行的功能康复训练内容,做好用药指导,交代清楚患者出院后用药的注意事项,指导患者对饮食、运动习惯按照恢复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避免患者因缺乏护理知识而导致意外发生。
1.3统计学分析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之间收集到的资料使用SPSS18.0进行统计比较处理,两组计数资料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4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住院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
2结果
经过对实验组的患者进行临床护理路径后,实验组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健康知识知晓率业提高了,住院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效果显著。详见表1。.
3讨论
神经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就是脑出血,其最主要是由于高血压或动脉硬化造成的,是一种较严重的疾病,要在早期进行诊断治疗并对其进行护理,否则非常容易造成患者死亡。由于大多数脑出血导致患者肢体或语言障碍,这样的疾病对护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量,所以,对患者进行临床护理路径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本研究选取2014年9月—2015年9月到我院神经内科就诊的90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45例和对照组45例。对两组患者均进行一般的常规护理,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行临床护理路径,经一系列的护理后,实验组的满意度达到99.8%,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93.2%,明显高于对照组。相比于对照组,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了,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了,且结果P<0.05,统计学差异显著。总之,按照规范化的护理路径,提高了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减轻了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罗凤云.临床护理路径在脑出血护理中的应用及体会[J].中国医药指南,2013,14(11):747-748.
[2]赵春苗.神经内科脑出血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护理路径应用[J].临床护理,2014,12(20):338-339.
【关键词】网络环境 身份认同 人机对话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国开始迅猛发展。2004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使得网络化学习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相对于课堂学习而言,网络学习是一种基于资源的学习[1]。这要求学习者对自己的需求和学习目的要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对自己在网络中的身份要有清晰的认定。网络学习缺乏课堂和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学生身份认同的迷失,具体表现为:学习者面对虚拟的网络学习环境迷失自我,被动地在各种社会角色中穿梭。因此,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寻找身份认同感,成为网络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者的“身份/认同(identity)”是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加拿大语言教育学者Bonny Norton,她使用“投资”( investment) 的概念来分析认同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学习是对理想认同建构的一种“投资”,与学习者对“收益”的预期有关。
二、网络环境下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观
笔者对使用《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说(网络版)》教材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观察和个别访谈,试图了解他们在这种虚拟的“人机对话”网络学习模式中,如何实现自我定位,寻找认同感,并尝试以语言学家Norton的身份认同观分析网络环境下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观。
1. 在网络环境下,学习者的性格角色得以创建
在网络学习中,“人机对话”的虚拟沟通让学习者拥有两个自我,即现实生活中的“我”和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我”。学生A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害羞、沉默寡言、不善言辞,这对于英语学习是不利因素,但到了网络虚拟空间中,面对网络中虚拟的“人”,学生A开始重建自己的性格,变得滔滔不绝,爱开玩笑,容易接纳别人。显然,当在现实生活中的英语“投资”没有“回报”时,学生A选择了在网络环境中“投资”英语学习。正如学生A所说:“我不喜欢现实中的‘我’,我正在试着改变自己”。久而久之,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的性格角色得到重建,朝着对英语学习有利的方向发展了。
2. 在网络环境下,学习者的社会角色得以重建
网络不仅为学习者使用外语进行沟通提供了平台,而且促成了学习者多重社会角色的生成。“‘人机对话’时我把‘机’想象成‘人’”,学生B这样描述自己在进行“人机对话”时的学习策略。在网络虚拟的空间里,学生B仪式化地扮演某类社会角色,在与网络中的“人”对话过程中,她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社会角色的扮演者。她不断重新设计自我,呈现自我并重新建构自我,维持或变更她被给定的社会角色或身份认同,在主动重现或重置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提高英语学习水平。
3. 在网络环境下,学习者的主体性得以张扬
在网络学习中,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体现在他对现有话语和语义呈现模式的改造性使用。学生C说:“在进行‘人机对话’时,我总是尝试使用一些我刚学到的词汇、短语和句型,有些单词学过就忘了,或者变得记忆模糊了,但当我努力去用它的时候,这些词又变得清晰起来。”显然,在网络学习中,学生C成为了英语语言的主宰者,他的主体性得以张扬,这也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对英语语言的模糊容忍度,减少英语学习过程中的焦虑状态。
三、结语:网络学习有助于建构“第三种地方”的身份认同
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建构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建够起来的。即便是学习者只将英语作为“基本技能”和“工具”,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都会不可避免的建构新的认同,比如“具有竞争力的求职者”“能言善辩外交家”“性格外向的主持人”等等。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种多媒体手段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在外语情境下的学习者提供了“大剂量”目的语学习情境建构的可能性,学习者“高动机、高情感”的“投资”有助于获得高“收益”。
网络 “人机对话”有助于英语学习者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通过“投资”获得“收益”,最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值得指出的是,二语习得的结果并非完全是学习者被目的语的文化同化,学习者的取向不同于经典的双语认同类型( Lambert, 1974) , 既不是“削减性”(subtractive bilingualism)的目的语认同取代母语认同, 也不是“附加性”(additive bilingualism)的保持两种语言文化认同,而可能是建立一种跨文化的处境,即“第三种地方/中间地带”(the third place),最终产生“生产性”的“1+1>2”的学习效果。人机对话的网络学习模式就是在建立这种“第三种地方/中间地带”,学习者在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两种语言共同发展,对两种文化的理解相互促进和深化, 最终学习者整体的认知、情感、行动能力得以提高[3]。
【参考文献】
[1]Norton,B.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M].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2000.
[2]顾曰国. 网络教育的基本理念、现存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 [J].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2004 (9).
doi:10.14033/j.cnki.cfmr.2017.12.03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2-0062-03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MICU patients,and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were discussed.Method: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in our hospital 288 cases of patients in MICU were selected,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the causes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n it were analyzed,and the related nursing measures were discussed.Result:With different primary diseases,the incidenc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as different,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MICU patients; Deep vein thrombosis; Cause analysis; Nursing measure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China
深?o脉血栓是MICU患者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类型,也称为DVT,多发于患者的下肢部位。深静脉血栓的病理主要是深静脉中血液异常凝结,造成深静脉血液回流障碍,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肌肤颜色异常、浅层静脉非正常扩张、双腿胀痛发麻、双腿异常肿胀等情况,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疾病康复十分不利,具有较高的致残率,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基于此,在MICU患者的日常治疗及护理当中,应当充分了解深静脉血栓的发病原因,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护理和治疗,降低MICU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2016年1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MICU患者288例,其中男156例,女132例。所选患者中,经多普勒超声检查显示单侧或双侧存在深静脉血栓的患者36例,发生率为12.50%。其中累及左下肢患者18例,占50.00%;累及右下肢患者16例,占44.44%;累及双下肢患者2例,占5.56%。所选患者中,包括肿瘤患者47例,占16.32%;脑卒中患者115例,占39.93%;严重细菌感染患者53例,占18.40%;严重外伤骨折患者68例,占23.61%;其他疾病患者5例,占1.74%。
1.2 方法
对所选的288例MICU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整理患者入院的原发病资料。整理288例MICU患者中发生深静脉血栓的3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调查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的原因,同时整理深静脉血栓患者的原发疾病、年龄、卧床时间,分析其与深静脉血栓发病之间的关系。
1.3 观察指标
【关键词】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合并肺炎;临床分析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是常见疾病[1],可以由于多种致病因素导致,近年来随着介入开展和应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病率增加趋势;由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可以造成血栓脱落发生肺栓塞,10%发展成致命性肺栓塞,肺栓塞可以导致20%~30%死亡率,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构成严重威胁[2],对防治肺栓塞已经得到临床高度重视,但临床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往往被误诊为肺栓塞,造成患者不必要的检测和治疗,现对近年来诊治的32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进行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来自2008年1月至2012年1月收治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32例,其中男20例,女12例;年龄42~89岁,平均年龄723岁。
12 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特征 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14例,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18例;其中骨折术后患者为6例,腹部手术后患者为4例,癌症患者为5例,脑血管疾病15例,长期卧床2例;所有病例均出现患肢肿胀,皮温升高,有胀痛感,患肢活动障碍或受限,部分患者伴有张力性水泡,所有患者均行下肢彩色超声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伴有糖尿病16例,冠心病8例,慢性肝肾疾病4例。
13 深静脉血栓形成治疗 所有病例经明确诊断后给予溶栓抗凝治疗:尿激酶50万iu,1次/d,连续应用5~10 d;每12 h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一次,连续应用3~7 d,使aptt为正常值15~25倍;同时应用低分子右旋糖酐、丹参、川芎嗪等,停用肝素前两天开始口服华法令,维持国际标准比值(inr)在2~3。
14 临床特点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临床表现为呼吸系统临床症状,具体临床特点见表1。
2 治疗及结果
32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经ct检查及肺动脉造影明确诊断后,依据痰培养、药敏试验,给予敏感抗生素,促进气道分泌物排出,支气管解痉剂及对症支持治疗,12例治疗10日后临床症状消失,19例经治疗19日后临床症状消失,3例合并呼吸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3 讨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需要具备血管壁的病变[3]、血流缓慢和血液的高凝状态的多因素共同存在,近年来随着静脉介入技术的广泛开展,安放起搏器、血液透析、静脉插管、静脉应用化疗药物、静脉输入高营养液等因素造成血管壁、血流状态发生改变,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显著增加。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可以造成血栓脱落发生肺栓塞[4],10%发展成致命性肺栓塞,肺栓塞可以导致20%~30%死亡率,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防治肺栓塞已经得到临床高度重视;肺栓塞临床表现为突发的呼吸困难、胸痛、咯血(肺栓塞三联征)[5],心悸、晕厥,体征主要包括紫绀、端坐呼吸、肺部啰音、心动过速等。如果在临床中突然发生的无法解释的胸痛、呼吸困难、咯血患者及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应警惕肺栓塞的可能性。螺旋ct血管造影和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对于肺动脉血栓栓塞的诊断,有较大的帮助,良好的可靠性,特异性96%,敏感性87%,可也有效的进行鉴别诊断。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一定要和肺栓塞进行鉴别[6],通过本组病例观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合并肺炎者具有在血栓形成后较长时间发病,起病缓慢、临床症状以发热、咳嗽为主,呼吸困难、胸痛、咯血不显著,经抗生素治疗临床症状体征可以显著减轻,能够达到良好治疗效果临床特点。
参 考 文 献
[1] 孔瑞泽.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治进展.中国血管外僦(电子版),2010, 2 (3):193.
[2] 马和平腔静脉滤器的临床研究进展.内蒙古医
学杂志,2007,39(2);201203.
[3] 程志远,彭晓新,张雁伟下腔静脉滤器预防肺栓塞及其并发症.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2007,4(1):1923.
[4] 雷维民,孙跃华,周俊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96例临床总结.介入放射学杂志,2008,17(1):1921.
关键词作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10.036
资料与方法
我院2007年共受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刑事案例421例,其中在归案后曾有过否认作案的共39例。39例中男32例,女7例;平均年龄30.5±10.0岁;文化程度中学19例,小学15例,文盲5例;已婚20例,未婚16例,离丧3例;农民21例,工人及无业者各5例,经商4例,学生、教师、士兵及干部各1例。
方法:根据案卷资料及鉴定检查所见,统计入组者的犯罪类型,否认案件的时间,鉴定的医学诊断,以及责任能力评定,并分析其否作案的可能原因。
结果
犯罪类型:凶杀14例,伤害6例,抢劫、盗窃、诈骗、受贿8例,、容留或强迫妇女7例,贩毒、妨害公务各2例。
否认案件的时间:归案时承认,司法鉴定检查时否认26例;归案时否认,司法鉴定检查时承认1例;归案时否认,司法鉴定检查时也否认12例。
医学诊断:依据CCMD-3标准,诊断精神分裂症17例,精神发育迟滞3例,脑外伤所致人格改变、癫痫所致人格改变、人格障碍2例,品行障碍1例,拘禁性精神障碍2例,无精神病9例,诈精神病1例。
责任能力评定: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者17例,限定责任能力者12例,无责任能力者9例。因被鉴定人为疑犯而未评定责任能力者1例。
否认案件的可能原因:属自我保护性质,对案件采取否认,或避重就轻,或将责任推卸给别人及受害者有22例,主要见于无精神病者及各类人格障碍和人格改变者。司法鉴定检查时处于精神病发病期,精神状态明显紊乱而否认作案13例,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司法鉴定检查时处于患病期,因受妄想等症状影响而否认作案2例,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因出现拘禁性精神障碍而否认作案2例。
讨论
本资料表明,对作案行为采取否认态度的被鉴定人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①否认作案的时间:本组有2/3的被鉴定人在归案时都承认作案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复审或鉴定检查时才原来的口供。事实上,不管被鉴定人处于何种精神状态,通常在归案后不久,其所交代的作案过程是比较可信的。②否认作案者的医学诊断:由于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以诊断精神分裂症为最多见,故否认作案者也以精神分裂症者为多,本组共占43.6%。但本组案例中无精神病及诈病者高达25.6%,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本院同期所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中无精神病仅占6.7%。③否认作案的原因分析:除非否认作案的违法者自己最终坦白交代,否则肯定地分析其否认作案的确切原因有时是困难的,但通过分析案情特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况和医学诊断,以及被鉴定人的犯罪心理等方面资料,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推测出其可能的原因的。本组资料表明,否认作案者大多数(56.4%)是属于自我保护手段,他们或采取断然否认的方式,或采取避重就轻的方式,或将责任推卸给别人,或将自己由主犯推卸为从犯及不知情而上当受骗者,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作案行为记忆清楚,且多数为无精神病者或诈病者。其次是各种人格障碍和人格改变者,只有少数(本组中有5例)是精神病患者,但这少数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而确实有病的作案者病情常较轻。否认作案行为者的第二位(33.3%)原因是被鉴定人处于疾病的发病期,多见于精神分裂症,由于处于精神紊乱之中,对检查不配合,其否认的原因既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也可能是纯粹的精神错乱,与正常人的有意否认作案存在明显区别。仅有2例因存在明显的妄想,将作案的性质进行病理性的解释,从而将作案的责任推卸给对方,自己则变成受害者。
掌握上述特点,有利于及时识破否认作案行为的被鉴定人的实质,作出正确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准确的证据。
关键词 抗精神病药 血糖
近年来,国内外多个报道指出,抗精神病药物能导致患者体内血糖代谢紊乱[1]。本研究就患者服用氯丙嗪、利培酮、奋乃静等抗精神病药物对血糖的影响进行了对照研究和分析。
资料与方法
2005年1月~2010年1月收治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诊断标准的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院前空腹血糖在正常范围,排除糖尿病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无药物、酒精依赖史的精神病患者120例,年龄18~60岁,平均30.68±8.72岁。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以下3组:氯丙嗪组、利培酮组、奋乃静组。
研究方法:⑴各组患者入院前1个月内未服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且患者入院后均为单一用药。治疗剂量分别为:氯丙嗪300~600mg/日,平均438.4±49.8mg/日;利培酮2~6mg/日,平均3.65±0.8mg/日;奋乃静治疗剂量2~40mg/日,平均30.2±1.2mg/日。⑵研究期间如出现锥体外系症状,允许使用抗锥体外系反应药物,但禁用其他任何对糖代谢有影响的药物。⑶血糖检测采用自身对照法,利用全自动化分析仪,分别在患者入院次日和接受治疗12周后抽取早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糖。采用1998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糖尿病相关状态的诊断标准:①糖尿病:空腹血糖(FPG)>7.0mmol/L或餐后血糖(GTT2h)≥11.1mmol/L;②FPG 6.1~7.8mmol/L或GTT 2小时7.8~11.1mmol/L。
统计学处理方法: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治疗后各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浓度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升高,且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尤以利培酮最为明显,见表1。
讨 论
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物普遍都能引起葡萄糖调节功能的异常[2],因此引发血糖浓度的升高,诱发糖尿病的发生,但其作用机制目前仍不明确。有研究提示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改变血浆皮质醇的浓度,具有抗肾上腺素、阻断多巴胺受体以及5-HT受体的拮抗作用有关,也有可能是抗精神病药引起的胰岛素抵抗、体重增加导致胰岛素过度使用、食欲增加以及神经内分泌改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所致[3]。
本资料显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12周后均可引起血糖浓度不同程度的升高,而且与年龄、性别和病程等无统计学意义。同时不排除患者自身具有的如高血压、吸烟、肥胖等危险因素所致的糖尿病,加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
近年来抗精神病药物对血糖水平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就目前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氯丙嗪、利培酮、奋乃静等3种药物对血糖的影响做了比较,选择首次发病、首次住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入组,同时排除影响血糖浓度的其他干扰因素。通过观察患者服药后l2周内的血糖变化,证实长期应用(12周)3种药物能升高空腹血糖水平,其中尤以利培酮影响最为明显。提示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服用上述3种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应定期检测血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年龄较大的精神疾病患者,在选择用药时,也应注意血糖浓度的监测,做到及时预防及早发现即时治疗,以降低诱发糖尿病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徐成惠,刘光美.长期服并抗精神病药对患者的影响[J].检验医学与临床,2009,6(9):666-667.
2 牟晓冬,张志瑁.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血糖调节紊乱[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4,1(2):86.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隐性感染;白细胞;中性粒细胞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4(c)-0039-03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white blood cells from blood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V Dong1 XIAN Jun-ding2 XIE Bo3 WEN Jin-feng4 YIN Ling5 CHEN Ming-yang2 YIN Jing-wen1 LIN Ju-da1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ic,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01,China;2.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ife Quality and Applied Psychology,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guan 523808,China;3.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ospital of Nansh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Shenzhen 518000,China;4.Department of Psychology,Guangdong Three Nine Brain Hospital,Guangzhou 510510,China;5.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men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Jiangmen 52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white blood cells from blood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and look for the basis of recessive bacterial infections as an originatingreason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6 to December 2014,schizophrenic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case group,and cases of healthy people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and classified into control group.The case control study in one to one matching was carried out,and thes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description,t test,and univariate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re were 247 cases collected in each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In the case group,white blood cell count,and neutrophil cou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
[Key words] Schizophrenia;Recessive infection;White blood cell;Neutrophile granulocyte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在青壮年中多发,常有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和精神活动的不协调,一般无意识障碍和明显的智能障碍,病程迁延[1]。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复发率、致残率高[2],终身患病率为6.55‰[3],疾病将导致部分患者的认知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能力逐步衰退,生活不能自理,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负担。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临床诊断和治疗、功能康复等无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学者致力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多种假说,分别有神经生化假说、神经发育障碍假说、遗传假说及自身免疫障碍相关、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假说[4-5]等,这些假说目前仍不能充分地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病过程。同时也有学者根据以上假说开发了一些抗精神病药,如利培酮、氯氮平、丙戊酸钠等,其能较好地缓解阳性症状,但对阴性症状仍无效,同时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不容忽视[6]。虽然这些抗精神病药在临床治疗上让患者看到了希望,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治疗问题。律东等[7-8]通过临床观察和实践提出,精神分裂症的始发原因源于脑外隐性细菌性感染。血液检验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均是反映人体细菌性感染的有效指标。本次通过对照性研究血液白细胞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性,旨在为精神分裂症的细菌性感染作为始发原因寻找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组:2006年1月~2014年12月于我院精神心理科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选标准:①符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在我科第一次住院;③进行血常规检查;④年龄18~60岁。排除标准:具有其他独立诊断的感染性疾病患者。
对照组:按1∶1匹配并按年龄分层随机抽取2013年3月~2014年12月于我院体检科进行常规体检的健康人群。入选标准:①健康体检者;②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者;③年龄18~60岁。排除标准:有精神疾病及有系统性感染者。
1.2 研究方法
回顾性收集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rophil,NE)、中性粒细胞百分比(percentage of neutrophile,NE%)等感染相关指标,我院血常规检查采用贝克曼库尔特LH75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分析。WBC正常范围为4×109/L~10×109/L,NE为2.0×109/L~7.0×109/L,NE%为50%~7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单因素条件性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共收集了494例,病例组和对照组均247例,病例组年龄18~60岁,平均(33.90±11.66)岁;其中男性133例(53.85%),女性114例(46.15%)。健康对照组年龄19~60岁,平均(34.90±10.30)岁,其中男性141例(57.08%),女性为106例(42.92%)。两组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2 病例组与对照组血液白细胞水平的比较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WBC、NE平均值均在正常范围内,但病例组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70%赋值为2,NE%进行二分类处理后,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病例组与对照组血液白细胞水平的比较(x±s)
202/36指病例组中202例NE%>70,36例NE%≤70%;235/9指对照组中235例NE%>70,9例NE%≤70%
2.3 精神分裂症患者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上述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WBC、NE、NE%分别为自量表,是否患精神分裂症疾病为因变量(健康=0,患病=1)进行单因素条件性Logistic回归分析。WBC、NE、NE%均为精神分裂症的高危因素(表2)。
表2 精神分裂症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关键词】 宫颈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护理分析
宫颈癌手术是一类常见的妇科手术, 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能性较大,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全身麻醉术的普遍应用, 宫颈癌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趋势不断加强[1]。所以, 正确及时的护理和治疗则显得至关重要。本院就宫颈癌手术患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这个课题展开研究探讨,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抽取在2010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收治的90例宫颈癌手术患者, 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 每组45例, 研究组患者年龄20~74岁, 平均年龄(56.0±3.3)岁, 体质量46~70 kg, 平均体质量65 kg。对照组患者年龄19~75岁, 平均年龄(57.0±2.9)岁, 体质量45~69 kg, 平均体质量66 kg。两组患者在年龄、体质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化的生活护理, 包括帮助患者翻身叩背、处理口腔卫生、饮食结构调整等。
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①中西药结合干预:在手术进行的当天应用川芎嗪:5%GS 500 ml+160 mg川芎嗪静脉滴注, 1次/d。低分子肝素:速碧林, 体质量为60 kg的患者使用0.6 ml, 腹壁皮下脂肪层注射, 每12小时1次, 连续使用3 d[2]。②促进血液循环:手术后将腿抬高大约20~30°, 多做膝、踝关节的屈伸运动, 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可以考虑在术后第2天帮助患者下床活动。对于年老的患者, 由于是患有高血脂和静脉曲张的患者, 身体免疫机制下降, 可以采用弹力袜促进患者的静脉回流, 大约使用1~2周。③防止血液高凝状态:及时补充血容量, 手术后禁食期间每天的补液量不得少于2500 ml, 要尽量避免下肢输液, 不能在下肢同一部位反复的穿刺, 尽量不输库存内的血液。
1. 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1例发生深静脉血栓, 占2.22%, 对照组8例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 占17.78%,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n, %)
组别 例数 发生血栓 发生率
研究组 45 1 2.22
对照组 45 8 17.78
P
注:两组比较, P
3 讨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临床上一种比较常见的由于血液在深静脉处凝结, 阻塞管腔, 使得静脉回流受到阻碍, 进而引起血栓后综合征和肺栓塞等严重的并发症。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会造成患者肢体局部甚至是全部功能丧失从而导致残疾,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活[3]。本院在这项研究中发现,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与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血液凝固性增高以及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发热症状有关。本院90例患者中有9例患者发生血栓, 其中有7例血小板高于正常水平, 有8例患者长期使用止血药, 导致凝血机制异常, 9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热症。本院对此进行护理干预措施, 使用低分子肝素的优势在于抑制血小板的功能比较弱, 微血管通透性增加不明显, 而且出血的副作用小, 半衰期时间较长。川芎嗪是一类中药, 功效在于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改善血管舒缩功能, 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改善血液的流变学特性[4]。
综上所述, 在基础护理之上, 加上川芎嗪和低分子肝素中西药结合等护理措施, 有效预防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提高了疗效,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1] 季红薇, 王向云, 徐庆娜. 妇科腹腔镜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7例分析. 中国医师杂志, 2009, 11(11):1489-1490.
[2] 陈志龙, 邓强, 张彦军.消肿止痛合剂预防骨折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甘肃中医, 2009, 22(12):28-30.
[3] 张国凤, 陈月芳, 戴亚萍.妇科肿瘤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13例护理体会.中国乡村医药, 2007, 14(4):71-72.
(谷城县中医院湖北襄阳 441700)
【摘要】
目的:重点研究农村低保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所致低血压反应的临床相关分析。 方法:对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在我院精神科住院的患者共419例,其中精神分裂症衰退型141例,未衰退型215例,双相情感障碍29例,分裂情感障碍12例,偏执型精神障碍12例,癫痫伴发精神障碍6例,重度精神发育迟滞4例,符合美国DSM-Ⅲ R和中国精神疾病分类的诊断标准,年龄,性别不限,排除脑器质性、慢性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按照临床分型不同,给予对症服药治疗,初始量为一周内,治疗量为二周内,八周为一疗程,12周后缓慢减到维持量,A、B两组精神分裂症衰退型患者相当P>0.05,两组抗精神病药物剂量大体相等,药物对衰退型患者致低血压反应呈正相关。A、B两组两年内所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分型,统计分析对照。 结果:A、B两组二年内所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A组 200例,有62例呈衰退型,服药出现低血压反应35例,血压下降波动在90-86-80/60-54-50mmHg之间;B 组219例中,有79例呈衰退型,39例血压下降基本与A组相当,给予对症处理及多巴胺40-60mg静滴升压不理想,A、B组未衰退型患者治疗量基本相当,药物治疗基本相同,维持量相等,患者对药物的耐药量及敏感值基本相同,P>0.05,无显著差异,A、B两组衰退型与未衰退型的耐药量及对药物敏感值有较大差异,P<0.01,认知功能缺陷,对生活质量有负性影响,患者体质差,消瘦,营养不良,对抗精神病药物耐受性差,反应大,敏感,二者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从农村低保精神分裂症服抗精神病药物从初始量、治疗量、维持量三个方面分析考虑,认知功能保持良好,生活无负性影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无衰退型的初始量、治疗量、维持量治疗对血压的影响要明显优于有认知缺陷及生活质量有负性影响的精神分裂症衰退型患者。
关键词 农村低保精神病; 抗精神病药物; 致低血压反应
【中图分类号】R246.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9561(2015)07-0140-03
农村低保精神病人服抗精神病药物引起低血压反应的临床相关分析。精神病人服抗精神病药物出现性低血压反应,临床上屡见不鲜,故临床上较常见,但很少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低血压反应临床上较少见,则少有报道。本研究农村低保精神病人419例,服抗精神病药物后出现低血压反应,按照精神分裂症分型,衰退型141例,未衰退型215例,精神分裂症合计356例,双相情感障碍29例,分裂情感性障碍12例,偏执性精神障碍12例,癫痫伴发精神障碍6例,重度精神发育迟滞4例,合计63例,总计419例,两组出现低血压反应的病人74例,他们都是慢性衰退型精神分裂症病人,共同点是体质较差,消瘦,营养不良,认知功能缺陷,服药依从性差,个人生活不能自理,社会适应能力差,无自知力,作对照分析,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于2011年3月—2013年3月两年间农村低保精神病人在我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的病人。入选标准,均符合美国DSM-Ⅲ诊断标准[1、2、9]。也符合CCMD-3R中国精神疾病分类诊断标准,方可入组。入组病人来自 湖北襄阳市谷城县全县农村低保病人。按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18项,七级评定方法进行评定,检查治疗前,A.B两组的因子分在35-50分以上。排除标准,排除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及慢性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见表4。
1.2 方法
1.2.1 评分工具,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18项七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分析在入院治疗前,治疗后8周、12周进行评分,按治疗疗效的治愈标准,[3](显效、进步、无效)三个标准评定,对社会适应能力(良好、一般、差),人格障碍,认知功能缺陷,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营养状况,体质消瘦,机体抵抗药物能力差等项目进行对照比较。见表2、4。
注:卡方分析,t检验,A、B两组治疗效果相当,两组衰退型141例,其中74例无效,并出现低血压反应,67例疗效进步,无低血压反应,两组经对照分析,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2 对入选的精神病人,按照湖北省卫生厅规定的六类重型精神病人方可入组。于2011年3月-2012年3月收治200例为A组,2012年3月-2013年3月收治219例为B组。二组中有精神分裂症 356例,其中衰退型141例,无衰退型215例,双相情感障碍 29例,分裂情感障碍12例,偏执型精神障碍12例,癫痫伴发精神障碍6例,重度精神发育迟滞4例,总计419例,用药分为精神分裂症组,衰退组,无衰退组,情感障碍组,癫痫伴发精神障碍组,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组。一般入院第一周为初始量,二周以后为治疗量,十二周以后缓慢调整维持量。个别病人例外[1、2、9]。见表3。
1.2.3 评定程序:由2名量表学习班培训高年级医师评定,两者评定结果有相当好的一致性(r=0.89-0.91),进行一般资料,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比较,见表4、5。
1.3 数据处理,卡方检验,t 检验。
2.结果
2.1 一般资料,共收集419例病人,其中A组200例,B组219例,入组病人年龄,A组 最小年龄9岁,最大年龄78岁,平均39.71岁,病程最短1年,最长28-38年。平均为19.54年。B组 最小年龄17岁,最大年龄75岁,平均38.92岁,病程最短3月,最长26-36年,平均21.41年。两组年龄、病程、性别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值>0.05,见表1。
注:卡方分析,t方检验,经对照分析,两组治疗前相当,无显著性差异(P>0.05),总减分值,(GI-S1)减分值比较(X±S),除了因子分和敌对性,猜疑,兴奋等症状差异有显著性外,(P<0.05)。(BPRS)因子分其他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2.2 临床疗效评定比较,按1984年夏镇夷教授主编的《精神病学》疗效评定标准 [3],按显效、进步、无效,三级评定,入院时(BPRS)总分与治疗8周后(BPRS)总分减少评定比较,入院时,两组(BPRS)测试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治疗前与治疗后(BPRS)测试减分值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两组治疗疗效相近,见表4。
注:两组治疗有无家庭条件好与坏,生活自理与不能自理,自知力完整与不完整,体质消瘦,营养状况差,对药物敏感与不敏感,引起低血压,经卡方检验,患者反应有显著差异,P<0.01。
2.3 家庭经济条件的好与坏,治疗及时与不及时,认知功能有无缺陷,服药依从性好与不好,自觉与不自觉,自知力的完整与不完整,衰退型无衰退型等比较都对治疗有无低血压反应有密切关系。对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8、10、11]见表5。
3讨论
3.1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氯氮平、奋乃静、利培酮、阿立哌唑等药物如病人服初始量不适应,或者加药稍快剂量时,病人对药物反应敏感,出现性低血压,这在临床上是很普遍的,较常见,本研究小剂初始药物量引起低血压反应,临床上较少见,(关于椎体外系反应,肝功能变化,视力模糊,胃肠道反应,皮肤过敏等)多系统反应曾有文献报道,不列于分析。本研究分析低血压反应对病人的治疗影响。A、B组两组常有低血压反应,二组治疗反应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05)。
从两组低血压反应,患精神分裂症衰退型共141例,有低血压反应A组35例,B组39例,都是衰退型,合计74例,其中67例无低血压反应,虽然都是衰退型病人,但是67例病人无明显的认知功能缺陷,虽有个人卫生差,但在督促下自行能进食,无明显的营养缺乏,对患者生活质量无负性影响,病人体质较好,对抗精神病药物无明显的敏感性,药物对病人反应较小,所以病人虽然有精神衰退,但无体质虚弱,其中74例低血压反应病人中都有生活不能自理,进食差,病人体质差,不能坚持服药,精神病的症状反复复发,加速了精神病人的精神衰退,当然精神病人对服精神药物有明显的个性差异,有的病人服用氯氮平50mg/日,出现低血压反应,有的病人服用氯氮平250-300mg/日,还联合用药,抗躁狂药物等,血压也波动在正常范围。初始量、治疗量、维持量等个体差异大,与病人的耐药量大小、体质强弱有关,不适应的病人衰退后对药物反应大,临床疗效与病人康复指数有关,经卡方检验,t检验,有明显差异,P<0.05。
3.2 精神分裂症未经治疗的病人可自然衰退,一般在发病3-5年,也可在发病10年左右,甚至时间更长可自行精神衰退。1896年德国克雷丕林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提出早发性痴呆。他说明了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的基本特殊规律,非常符合现代当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殊转归,充分证明他的这一英明论断,高瞻远瞩,肯定了现代精神分裂症临床特别特殊的规律。
参考文献
[1]张明园:美国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实践,[J ],华精神病杂志 1982,15:162.
[2]杨德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M],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12-519-539.
[3]夏镇夷,精神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35-136.
[4]余西金,王李娟,李秀平等,缺陷型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对照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 1999,32:192.
【关键词】 慢性肾功能衰竭 血液透析滤过 腹膜透析 营养状态 瘦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erum leptin level with nutrition status against different ways of blood pur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CRF).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patients with CRF were pided into 4 groups (n=40 each): NHD group(non-hemodialysis), HD group(hemodialysis), HDF group(hemofiltration) and PD group(peritonial dialysis). Another forty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to form a normal control group. Serum leptin level was detected by radioimmunoassay. Blood tests were made to meaure Cr, BUN, Alb, Hb and TC. Their body mass index (BMI)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serum leptin level in CRF patient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P<0.01). HDF could lower the leptin level in CRF patients, but NHD, HD and PD had little effect in this respect. Besides, the leptin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 (P
Key words: chronic renal failure; hemofiltration; peritoneal dialysis; nutrition; leptin
瘦素(leptin)是由Zhang等[1]于1994年发现并命名,是肥胖基因(Ob)的蛋白产物,是一种肽类激素,由167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16×103。瘦素与啮齿类动物及人类的食欲和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瘦素与营养状态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5],并用于研究尿毒症患者营养不良。关于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患者非透析治疗(NHD)、血液透析(HD)、血液透析滤过(HDF)、腹膜透析(PD)系统性研究国内报道较少。我们比较了不同的血液净化方法对CRF患者血清瘦素清除能力,探讨血清瘦素与CRF患者营养状况的关系,目的是为CRF患者营养状况的改善选择较好的血液净化方法。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NHD组 40例尿毒症非透析治疗患者,非透析治疗1年以上。无合并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急慢性感染,肝功能正常;未使用糖皮质激素及降脂药;血清肌酐(Cr)>500 μmol/L。
1.1.2 HD组 40例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所有患者均病情稳定,规律透析1年以上。无合并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急慢性感染,肝功能正常;未使用糖皮质激素及降脂药;行节食治疗者不进入研究。每周透析2~3次,每次5 h。全部应用聚砜膜透析器,透析液为碳酸氢盐,血流量200~250 ml/min,透析液流量500 ml/min。
1.1.3 HDF组 40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滤过患者,入选条件与HD组相同。常规血透2次/周,每次5 h;透析液为碳酸氢盐,血流量200 ml/min,置换液流量200~250 ml/min;血液滤过1次/周,每次5 h。全部应用聚砜膜滤过器,规律血液净化1年以上。
1.1.4 PD组 40例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腹膜透析治疗1年以上。无合并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急慢性感染,肝功能正常;未使用糖皮质激素及降脂药。
1.1.5 正常对照(C组) 为40例健康志愿者,常规体检均正常,无糖尿病和肝肾疾病。
1.2 研究方法 NHD组、PD组和C组于晨空腹静脉采血6 ml,离心分离血清后,-20℃保存,同时测身高(m)、体重(kg),计算体重指数(BMI, kg/m2)。HD组和HDF组均于治疗前后静脉采血6 ml,离心分离血清后,-20℃保存,于治疗后测身高、体重,计算BMI。所有实验对象均检测血清瘦素、尿素氮(BUN)、Cr、白蛋白(Alb)、总胆固醇(TC)、血红蛋白(Hb)。
1.3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血清瘦素水平检测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试剂盒由美国DSL公司提供。BUN、Cr、Alb、TC均应用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身高、体重测3次取平均值,计算BMI。所有测量均由一人完成。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以±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强迫引入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CRF患者血清瘦素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NHD组和PD组血清瘦素水平较HD组和HDF组透析前血清瘦素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HD组透析前后血清瘦素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HDF组透析后血清瘦素水平较透析前明显降低(P<0.05):其中16例(40%)患者透析后血清瘦素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有所升高;24例(60%)患者透析后血清瘦素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这40%患者血清瘦素水平较其他慢性肾功能衰竭各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HDF能有效地清除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清中瘦素。各组CRF患者和对照组的指标测定结果比较见表1。
2.2 各组CRF患者血清瘦素浓度与BMI呈明显正相关(P
3 讨 论
于1994年Zhang等发现并合成瘦素及其受体以来,距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目前认为,瘦素由肥胖基因(Ob)编码,由脂肪细胞合成并分泌,是一种肽类激素。肾脏是清除瘦素的主要器官之一,瘦素先以原型形式从肾小球滤过,然后肾小管摄取原尿中的瘦素并对其降解,降解产物随尿排出。血浆中81%的瘦素是由肾脏排出的。尿中瘦素含量甚微,其生理半衰期为12 min。瘦素作用于下丘脑,抑制神经肽(NPY)的分泌,后者有促进食欲、减少能量消耗的作用。当瘦素抑制NPY的分泌后,食欲被抑制,蛋白摄入减少,能量消耗增加,呈负氮平衡,体重减轻,发生营养不良[6]。CRF患者营养不良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与增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密切相关。用酸中毒、胃肠功能障碍、透析不充分等对CRF营养不良的解释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近来发现,CRF患者血清瘦素水平明显升高,且常规血透不能清除,因此认为瘦素可能是中分子毒素,影响机体能量代谢。
本研究发现,NHD组、HD组、PD组和HDF组患者血清瘦素水平与BMI呈显著正相关,与C组比较差异显著(P
本组结果提示,HDF是CRF患者的理想血液净化方法,并且操作简便,在临床上应普遍开展,以提高CRF患者的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改善预后,降低尿毒症患者的病死率。
参考文献
[1] Zhang Y, Proenca B, Maffei M, et al. 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mouse obese gene and its human homologue[J].Notore,1994,372(6505):425-432. [2] Sharma K, Considine RV, Michael B, et al. Plasma leptin is partly cleared by the kidney and is elevated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J].Kidney Int,1997,51(6):1980-1985.
[3] Nordfors L, Lnnqvist F, Heimbürger O, et al. Low leptin gene expression and hyperleptinemia in chronic renal failure [J]. Kidney Int,1998,54(4):1267-1275.
[4] Johansen KL, Mulligan K, Tai V,et al. Leptin, body composition, and indices of malnutrition in patients on dialysis [J].J Am Soc Nephrol,1998,9(6):1080-1084.
[5] Rodríguez-Carmona A, Pérez Fontán M, Cordido F, et al. Hyperleptinemia is not correlated with markers of protein malnutrition in chronic renal failu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predialysis, peritoneal dialysis and hemodialysis patients [J]. Nephron,2000,86(3):274-280.
[6] Young GA, Woodrow G, Kendall S, et al. Increased plasma leptin/fat ratio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a cause of malnutrition? [J]. Nephnol Dial Transplant, 1997, 12(11): 2318-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