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我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联系

一、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界的说法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的发生与民俗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民俗密不可分，它们是一种相依相存、互相融合的关系。学术界虽然观点不一，但无论秉持怎样的主张，文学界对民俗活动是文学起源的土壤这一点是十分认可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断在创造，他们出于本能的对宇宙的畏惧、敬仰，也在历史车轮滚动中创造了丰富的鬼神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最基本的民俗活动和文学活动［。］。"周易的出现，就是最早民俗与艺术交融的作品与载体。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宗教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活动。宗教巫师就像文学的歌手，比如说，少数民族哈尼族在每年的-月会有一个特别的民俗活动来祈求上苍下雨，以求来年的丰收。人们在呼唤谷魂的过程中，创造了"叫谷魂歌。，这个宗教仪式不断沿袭至今。在那些传达情感的民俗活动中，文学的内容和样式更让人神往。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常常取材于各种民俗活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与文学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的。民俗作为文学的中介和渊源，可以说，文学和民俗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没有民俗这片土壤，文学也就得不到蓬勃的发展，反之，没有文学，民俗也很难得到继承和发扬。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五四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工业的崛起之时，"自然%现代$"科学

二、民俗在文学中的渗透

民俗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自然环境和文明发展之外，民俗不屈服于权威的人或者事物。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是客观存在的，它具有绝对性和永存性。在某个群体中生活的所有人，都将接受到民俗活动、民俗文化的洗礼，并且但凡人，在自然环境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尤其是随着的开展，人们开始觉醒，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中也自觉渗透了民俗学艺术，正是因为民俗学艺术的渗透，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融入底层，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所富有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对于乡风民俗的描写，在有意挖掘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对乡风民俗寄予深刻内涵。比如说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面描绘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画卷: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等等。青山绿水，小桥古塔，在我们看到民风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对比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从文学民俗学视角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致力构建的精神家园以及深邃幽远而宁静淡泊的乡土意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展示，同时独特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也得以呈现。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民俗生活的本质，往往体现在对独特现象的描绘之中。北京的胡同、茶馆店铺、下层市民、幽默的京片儿，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特色;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竹林、古道热肠的人物，这是废名创作的江南水乡世界;小酒店里的曲尺柜台、茴香豆、戴着卷边毡帽的古朴乡民，这是鲁迅描绘的江浙农村。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从表象来观察似乎只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一些偶然的生活事件的触碰导致的，而我们究其根本，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范式等因素影响的必然事件。［］在我国现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民俗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春。秋等，其内容不乏对中国传统的%宗族本位文化***雷雨也是如此。民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存在，本质上是民俗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深入影响。这种影响培养了作家创作民俗文学心理，也确定了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作家笔下人物的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某些经典作品的题材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被拍成电影，皆因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活动符合现实生活。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出自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妻妾成群里面的妻妾们，她们为争宠，为夺取家庭地位，勾心斗角，用尽一切手段，在明显的家族本位文化以及旧社会民俗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了极其压抑、令人窒息的抗争。鲁迅笔下的"祝福是年关将近，请福神献福礼的祈福习俗，在当地，祝福是一种祈福仪式，这是江浙一带所独有的古越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味。而作品中的寡妇祥林嫂被认为是不祥之人，碰祭器贡品是大忌，因此她决定去土地庙捐门槛，试图通过这种宗教民俗仪式来改变不详之身。这些情节不仅是民俗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也是民俗文化深层价值取向的内在体现。正是民俗文化的多层渗透奠定了"祝福这一小说的文学价值基础。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艺术

文学和民俗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显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蕴含丰富的民俗学艺术，我们只能说文学民俗化是所有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做到民俗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品是否民俗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气质和魅力价值永恒度的衡量标准。

(一)文学作品民俗文化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涌现了不少文学思潮，但是不论是寻根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还是其他的文学主张，其本质都是对文学民俗化的追求、对生活深层文化背景的认可、对民俗乡风是文学作品的培育基础的认可。

(二)人物塑造中的民俗学艺术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心理性格特征，以及民族集体思维模式。因此现当代文学中但凡出现对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物进行民俗化定位。文学创作者只有对人物形象民俗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历史角度上的人物特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和透析。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得了肺结核，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医学条件导致华老栓愚昧地用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病，通过对陋俗的描写，鲜明地刻画了旧中国民众的麻木心理和典型看客本质，反衬出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惨与孤独。

(三)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

优秀的民俗化作品，抓住了民俗的形、神特点，便达到了民俗艺术最佳的审美意境。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首先是民俗环境和人的民俗化行为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的"阿H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阿H软弱无知、封建固执的性格是后天的环境所形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偏僻愚昧、思想封建的未庄，阿H无力从行动上改变贫穷困苦的命运，他在无望中创造了所谓的精神疗法。此外，对反抗的懵懂和无知也是阿H悲剧人物形象的必然结果［,］。此外，就是通过描写民俗寄托情感的审美意境。莫言，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坛闪耀的巨星，他的很多作品民俗学色彩就十分浓厚，不仅蕴含着一种精神，而且还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那就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所带来的思想的传承，可以说，民俗化也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

四、结语

文学当中的民俗学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文学民俗化应该是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者应该意识到民俗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达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华3民俗文化与小说的人物塑造论’世纪初乡土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5］3科技创新导报

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汉语言；继承与发展

一、引言

汉语言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渗透其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包容、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文化的精髓。汉语言主要以人们日常交流和文学作品的形式存在，即口语与书面语，前者灵活性强，不具有具体的形式。后者包括小说、散文、史记、传记等形式，以及独有的格律诗、词、曲、赋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存在，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本文将会以现代汉语言文学为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汉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来探讨现代汉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二、汉语言的发展历程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经过多次历史演变发展至今，成为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其发展历程如下表：

三、汲取文化精髓，传承文化经典

随着社会的发展的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现代汉语言发展至今，也吸收和改良了本民族以外的文化，尤其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作品上体现比较明显。但是更多的创作者还是选择取传统文化之精华继续传承了下来，成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经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现代汉语言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1、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往往渗透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作品中。例如，现代汉语言文学就深受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再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积极革新，在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新诗、杂文等形式上又建立了现代小说、话剧、文学报告等文学体裁。2、文化民俗我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承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产物。现代汉语言文学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对民俗文化的描述，作者将民俗文化融入作品，可以借用具体民俗来表现地域特点或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可以将某一地域的人文素养呈现给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语言特点汉语丰富、灵活，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问文学句式、句型的多样，包括长句和断句，整句和散句等，现代汉语言文学中虽然有所改良，但是依然有很多作品采用传统句式与现代句式相结合的表达方法，增加作品的可读性。

四、创新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文明

改革开放的实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现代汉语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和创新，出现了外来语言的增多、新词的大量出现、网络用语的传播等现象。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形式现代汉语言文学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产物，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现代汉语言文学在文学形式上进行了革新，除了传统的诗、词、赋、曲、史记、传记等还建立了现代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的形式。2、文学语言现代汉语言文学作品语言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日常语言也包括艺术语言，既包括常规语言也包括变异语言，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新词热词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方言也成为地域特色被应用于其中。此外，现代汉语言文学作品也对抒情方式、叙述方式、议论方式等进行了自我创新。可以说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文学语言更加丰富。3、文学作品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创作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每个人在语言风格上都独具特色，通过语言的运用和句式的变化可以大体判断作者是谁，或者是哪一流派，例如鲁迅的文学作品语言使用都极其质朴，鲜有新颖的词语。五、结束语汉语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重要载体。其发展至今，依然富有生机的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创新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在信息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文学热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颖慧.现代汉语对《诗经》重言的继承与发展[J].人文研究,2010(04).

第3篇

一、莫言作品中的乡土乡情的民俗文化体现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部文学作品，不但创造被读者评为“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的神话，甚至超越了中国以往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由于是“真刀、真枪、真性情”的大胆进攻性语言，使得在作品刚刚发表不久，就已被各大发行商抢购。为什么在如此挑剔的发行商、文评人面前，《红高粱》还依然能受到盛赞一片呢?刨除掉作品构思的巧妙、人物塑造的生动认真这些外在因素外，更让国内外读者叹为观止的是由“民俗文化”所传达出来的东方文化内涵，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所在。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乡土乡情”，民俗文化美的丰富性，跟体现一定审美心理的“乡土乡情”有关，认为这是民俗之所以为美的根本属性。民俗的丰富性，物化形态中体现为“乡土乡情”的不同。就以莫言作品中的《红高粱》为例，姑娘出嫁要坐花轿，这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有体现，于是小说中开篇就出现了余占鳌做轿夫，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让后将女人劫走，进了高粱地……“花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正所谓，“上错花轿，嫁错郎”，说的就是忠于礼俗，忠于民俗。将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早见于宋代，它诠释出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喜庆、富贵和吉祥的含义。在利益相争的社会乱世中，更为显得难能可贵。作品《红高粱》表现了抬轿这一乡土乡情，而作品《红高粱》酿酒、饮酒则表现出来的同样是民俗文化中的“乡土乡情”。作品中的余占鳌本是血气方刚的青壮年，心里有着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追求，憧憬并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也是作品最初给他形象上的定位。于是他喜欢大碗喝酒。正如莫言所说:“酒在中国人心中带有某种非常传奇的色彩，读者会觉得他以一敌百、力压群敌的拼命气势似乎就因为与喝酒有关。《红高粱》中强调酒的重要性，就是要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华民俗文化的传统味道，和它的文化内涵性。无论你武功多强大，在困难面前你都可能很难去面对，但只要有了酒，即便你是拼了性命也会勇敢去面对。我想这也是《红高粱》一文几度让人落泪的原因。正是因为《红高粱》中对酒文化的深刻描述，才让这部作品有了独特的政治色彩和民俗色彩，才让它更有了时代的色彩。

二、实作品中的礼仪的民俗文化体现

一部文学作品要传递某种价值观或是要摒弃某种价值观，就无法割舍下特有的礼仪性。实的《白鹿原》是其一部最具民俗文化底蕴的代表作，作品对于“礼仪民俗”给予了充分的描绘和定位。尤其是长子白孝文和长女白灵的诞生礼更是“礼入三分”的深入描写，将礼仪之道最为突显。实作品中集中体现了作为“有礼志士”的博大情怀以及由其“礼仪”所引申出来的民族气节。如在写到白赵氏的葬礼，白嘉轩本想隆重地埋葬这位劳苦功高的母亲，可乱世的岁月不容他尽这份孝心，于是，他在灵前对母亲祷告说:“过三年时世太平了，儿再给你唱戏”，在这里他就体现出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有的“厚葬”习俗。“万事礼当先”，这是中华民众遵循的公共规则。而“礼”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治国安邦的根本就在于“礼”。实在作品中强调了这个“礼”，他用这个“礼”字也诠释了对生命和生死的看法。“礼制”“礼貌”“礼节”“礼让”，可以说实作品是“礼”的典范，从热烈而隆重的诞生礼到众多人的葬礼，“礼仪习俗”贯穿整部作品始终，也正因于此，此作品被海外推崇为最具有中国味道的文学作品。

三、莫言作品忠、勇、毅精神的民俗文化体现

作为社会统一体的维护，必须要有一个统一体的精神，这个精神就像是一种记忆，又像是一种历史使命，不容违背，这就是一种精神。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寻求到这样一种精神，或者我们更确切地归类为中国人的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所指，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国人的描述，描述他们的性格或是特征。而在于挖掘出中国人所赖以生存之物，这个“物”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如果将这些词语灌输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并从中去寻找，我们会发现，莫言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感官效果，但这样的感官刺激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既不明了又必须明了的内涵性，这个内涵性或许早已渗透到读者的思想意识中，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和感召力，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方精神，或者说的具有民俗文化体现的一种精神性。这是中华儿女们在内心深处隐藏的一种集中感应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思想的传承，是一种文化意识。而恰恰是这种文化意识，形成了无数中华儿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这也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才让这“民俗文化精神”更加丰富，更加坚毅。《红高粱》这部作品是一部让国人警醒的励志作品，也是体现出中国特有精神面貌的作品，是忠、勇、毅民族精神的写照。也是部体现“民俗文化精神”的作品，通过讲述青年余占鳌的成长历程，展现出他的日渐成熟。然而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影片通过余占鳌的成长历练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忠、勇、毅”的道理，一片关于赤子的心。

少年轻狂，放荡不羁，为解一时之快，做了很多傻事。他个性张扬，充满野性，在外闯荡多年后回归，却发现万事已是面目全非。唯有国人身份未变，面对民族遭受的侮辱和欺凌，余占鳌充分地意识到，什么都可以丢，但民族气节不可丢。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中国文化的主脉络，也是中国人民质朴的情感和品格。影片作品中的余占鳌就是沿着这条“主线”，凭借着这份“忠、勇、毅”的心，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之中，为了胜利，更是为了证明，证明一份胸怀，一份精神，爱国的情感。即便最终走向了消亡，他也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民族的尊严。是这份爱国的“忠”让他在这场善与恶的悲剧性较量中，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红高粱》描写余占鳌用他那精湛的武学，坚毅的眼神，将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描写为“灵”与“肉”的结合，他是复活了那些游荡在红高粱地中的冤魂们，将悲壮、永恒成为这部作品中的里程碑。余占鳌和日寇搏斗，他用他的勇气和机智打退了众多敌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他凭借着“勇”和“毅”一步一步走下去，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地前进，诠释出了誓死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英雄人物形象。

四、结语

第4篇

关键词：方言；文学创作；功用；语言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12-01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作为构成文学的语言这一要素，既是工具，也是手段。实事求是地讲，各类语言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的恐怕非方言莫属。在文学创作中，文学采撷的确实不单是标准语。它还包括方言俚语、文言古语、外来语等成分等，空间和时间上都超越了现代普通话的范围。而方言的一些成分如：语言、语法、词汇、修辞现象，倒是常被标准语吸收。个别的也还进入文学，充作地域和方言的标志，负有修辞的使命；甚至还发展起一种“乡土型”的文学语言。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近代经典小说几乎篇篇如此，即使在现代小说中，方言写得有声有色、耐人寻味的也不在少数，如的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阿城等人小说。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乡土味。使用本地方言行文，从而带有了很强的地域色彩。

所以，方言在文学创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方言的文学功能表现为铺垫文化底色。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因为北方话在汉族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语言（方言）的历史。

就方言小说而言，晚清的方言小说主要产生在吴语方言区，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围有关。对于晚清文坛来说，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吴地，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这样的人物对话已不再仅仅具备写实的意义，而更多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小说中，用什么“话”开口，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小说当然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三部巨著中的方言成分及其有关问题。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就说：“我虽然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仁之目，不亦宜乎？”

《红楼梦》一般认为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的范围很大，内部又有次方言的划分。《红楼梦》的语言除了北京话以外，还跟江淮方言有关。我们细细考究会发现，作品人物的身份与江淮方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方言包含的文化信息有多少，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民俗文化交流等等都可以从方言中得到丰富的信息。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之所操的方言之中必然熔铸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也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在审美、教育功能之外还获得了认识功能。

其次，方言的文学研究功能。在文学方言的接受中，一方面以它生动的、深刻的魅力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另一方面从专业接受者的角度看，方言有着突出的资料价值。如果说今天的普通话是以典范的文学作品为语言规范，那么昔日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包括方言）也真切地透射着从前的语言面貌。许多文学作品的方言是当时口语的生动记录。

方言是中国文化中渗透力较强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可以说方言是文化的凝聚点，其文学功能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方言曾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中扮演了比较的重要的角色。既使本地人觉得亲切也使外乡人感到新奇，浓重的乡音中还浸透了厚重的文化。

概而言之，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语言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较多情况下，叙述语言由普通话承担。人物语言常常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在普通题材的作品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话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方言是真正的来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而普通话由于是一个整合的语言，代表了汉民族语言的总体面貌，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宏大题材。当然它也可以表达日常情感，只是从语体风格和题材的和谐角度说，它比较适宜于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语言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较多情况下，叙述语言由普通话承担。人物语言常常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在普通题材的作品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话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方言是真正的来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翻译伦理 文学翻译 文化误读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31-0076-01

在传统观念中，文学翻译的文化误读就是单纯的翻译错误，是对文学作品的不尊重，是篡改文学作品的行为。其实，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基本上所有的文学翻译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文化误读的现象，因为译者与作者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思想境界体会。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也不一定就是一种错误的现象。

一 对翻译伦理的理解

翻译伦理是近代提出的一种基于规范翻译效果为目的的伦理模式，主要包括传承文学作品的本质模式、重视读者的需求模式、注重文化的交际模式以及语言文化的规范模式等。但在翻译过程中，要完全根据翻译伦理翻译，达到翻译伦理的模式需求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许多文学翻译中，就出现了文化误读的现象，并且一直普遍存在着。而从翻译伦理的角度与解读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则可以对文化误读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对文化误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译本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上面。

二 文化误读现象实例解析

在文学翻译中，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的文化误读，包括译者和作者所处空间、时间的不同，所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的不同等方面。以下两例就是文化误读现象的典型表现。

1.政治环境上的文化误读

特别是对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学翻译来说，政治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到晚清时已经处于政治体制极为腐朽的阶段。而西方的不同国家则相继经历了政治与工业上的大革命，国家整体实力有了非常巨大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难免被政治环境所桎梏。

如“One day more ！ One day more to revolution. We will nip it in the bud. We’ll be ready for these schoolboys. We will wet themselves with blood！”这一句话，就被翻译成“只等明日，革命蓄势待发，我们会把他扼杀在萌芽，会管教这群小孩，让他们尝尝鲜血的滋味。”虽然说基本上尊重了原文的语义，但在被翻译成了中文之后，就会更加突出传统老派思想的顽固，突出其对革命新生力量的憎恶。甚至在一些其他相似语句的翻译中，还加入了孔孟思想的元素，将传统孔子思想看作是革命路途中的阻碍。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使得近代的译者在翻译这类文学作品时格外突出对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孔孟思想的意愿。

2.宗教与民俗文化上的文化误读

宗教与传统文化的误读是文学翻译文化误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在翻译过程中最难避免的现象，在近代至今的许多文学翻译中，都出现过这方面的文化误读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人信奉的是九天仙境与九幽地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对基督的信仰十分普遍，很多地区的神话系统中信奉的是“一神论”，即只有基督这一位创世神，但也有天堂与地狱的观念。这方面的差异就注定了在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成译本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背景差异。

如“If those disciples ever really existed，they were certainly not alive at that time，and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y left any writings...”这一句，就曾被翻译成“如果那些神官真的是存在过，他们当然不会生活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留下过任何经典。”虽然说“disciples”是“门徒”的意思，但在东方宗教思维观念里，西方传播基督的门徒也就相当于东方的神官，为了符合中国大众的阅读习惯，而出现了这种文化误读。

三 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综合看法

从以上两个翻译的例子可以看出，之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经常容易出现文化误读现象，除了译者与作者本身的文化差异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译者为了贴合译本读者的阅读需求而故意这样处理的。文化误读并不一定就是翻译中的错误现象，根据不同的文化需求背景来看，将会对文化误读现象有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 结束语

文学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实现思想文化交流的必要途径，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也已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翻译现象，甚至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翻译文化”。以全新的翻译伦理视角来解析文化误读，是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融入自我理解的最深刻体现。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一些适当的文化误读使不同语言的文学原著有了另一番价值内涵。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 高中语文教学 民俗文化教育 民俗精神 民俗知识 民俗资源

民俗是一种拥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人文共同体，是一个民族的标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我国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民俗史，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为华夏儿女增添了无限乐趣，由此而产生的情感是历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契机，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描写民俗的佳作。因此，语文教师应加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文化渗透，高度重视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现象，向学生传播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知识。

一、思想上重视民俗精神的德育作用

1.充分发挥民俗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的教育作用。爱国主义教育是高中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信念，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不变主题。我国众多的古代典籍都充溢着先贤们的爱国思想，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文，让学生接受爱国思想情感的熏陶。我国古代著名文人大多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章著作都可以作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屈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创作的《楚辞》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如“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操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执著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信念。屈原作品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坚忍顽强的意志力教育。现在的青少年生活在和平年代，人生道路相对平稳，经历的事情太少，这使他们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较差，不能正确面对挫折和磨难。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应有目的地加强学生的意志力教育。如教学《史记》时，让学生收集有关司马迁的生平资料，通过阅读《报任少卿书》进一步了解司马迁的生平。他在遭受宫刑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选择奋起，以超人的毅力完成《史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顽强意志的精神财富。

二、在课堂上发挥民俗知识的智育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重视民俗教育，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文学知识。在阅读课上教师应注意把民俗教学作为分析课文的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以学习《孔雀东南飞》为例，这篇课文内容比较丰富，情节较为繁琐，学生往往学习兴趣不浓厚，这时教师可以利用文章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刘兰芝和小姑告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指七夕，也可称乞巧节、女儿节。教师可以顺便讲解七夕节的风俗，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七夕节大概起源于西汉，每逢七月初七，人们会举行节日活动。按汉朝习俗，这一天要晾晒衣服和书。乞巧节的习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而来。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课文中。另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刘兰芝被遣回娘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求婚？教师就可以介绍汉朝的婚俗：汉朝时对妇女的贞节不是特别看重，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对女子是否曾经结过婚不是特别在意。如我们熟悉的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才女蔡文君也曾改嫁多次。汉末有些不仁的叔伯、兄长为了钱财或者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这些寡妇为了抗争甚至被逼死。刘兰芝以死抗争兄长的逼嫁，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可见，教师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对语文教育教学是非常有益的。

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地方民俗资源的教育作用

课本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教师应把对学生民俗文化的培养延伸至课外，因为民俗文化产生于民间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民俗课外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的民俗文化，这种形式比简单讲授教材知识更有趣味性和生命力。因此，教师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收集和整体由广大劳动人民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各种物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各种神话传说、有趣的俗语、俚语等。如河南地区各种有特色烙印的民俗文化：刚健勇猛的少林功夫、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司马懿得胜鼓、三门峡地区的百佛顶灯、淮扬的太昊陵庙会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调查，并采用讲座、报告、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报告汇演、征文等形式对所调查的民俗文化做总结，让学生真正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师还可以通过传统节日进行节日文化教育，使学生真正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如清明节有扫墓的习俗，目的是表达生者对祖先或者死者的深切怀念，找回民族之根；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还可以搞一些采风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民俗特色节庆活动，体验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既可以深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效果显著。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所以，民俗文化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关注和利用。

参考文献：

第7篇

关键词：方言文学作品功用

一、引言

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的功用，不仅在于交流，更多的是传递蕴涵其中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方言还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人情风貌，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创作元素和重要的表现手法。同时，方言还具有珍贵的史学及语言学研究的导航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研究其中使用的方言，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意图，发掘人物特点，挖掘作品技巧与内涵。

二、关于方言

方言（Dialect）是英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作为一个学术用语从希腊语中借用而来的。原意是指在古希腊语中一些有明显差异的书面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都与不同地区有着某种联系并且大量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如今，方言的含义已经与其原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家将其定义为一种语言变体，这包含由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语言变异。方言，主要分为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两大类。地域方言是一种民族标准语的地方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在一个地区使用。它与标准语的差别体现在语音、语调、词汇甚至是句法结构上。以英语为例，其地域变体有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所谓社会方言是一种方言的社会变体，它与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即每个人说出的话都是其身份、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的真实反映。例如，中国20世纪初的常州方言有街谈（一般用于平民百姓）和绅谈（多用于文人或官吏家庭）之分。同样，在国外，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

本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结合一些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探讨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用。

三、方言和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

纵观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几乎每一部都会涉及某一种方言或者几种方言的运用。了解这些方言不仅对欣赏作品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能为考证小说作者，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重要的线索。所以说，方言词语恰到好处的运用，能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的凸显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地方方言，甚至是俚语。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在该小说中，作者使用第一人称，让哈克贝利用当地方言讲述了自己帮助黑奴吉姆逃跑的经历。小说中黑奴杰姆的语言也属于黑人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很有特点。马克・吐温还大量融合提炼了当地的地方语言，如密苏里黑人土语、西南边疆地区方言等，凸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种族色彩，塑造出了成功的人物形象。方言的独特魅力使这部小说的韵味大大增强。

同样，作者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为地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方言，通过当地作家的文学创作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如威廉・福克纳运用小说提升了美国南方语言的威望。在中国，鲁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文学语言中随处可见绍兴方言的痕迹。此外还有老舍作品中地道的京腔京韵，张爱玲作品中的吴方言，无不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作家都喜欢用方言来表现当地地域的风俗人情。

四、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

如上所述，几乎文学史上的每一部经典作品都会涉及到方言的运用。那么，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有什么主要功用呢?

第一，方言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承载体。

在欧美文学史上，英国在九世纪时就出现了方言诗。接着到14至16世纪，骑士传奇故事和戏剧盛行，部分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如“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他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使用了伦敦方言，使得书中的语言生动幽默，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的生动画面。著名诗人彭斯从地方生活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运用苏格兰方言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歌谣，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转观中国文学，也不乏将地方方言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的大家。如老舍，他于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直至今天，那些纯粹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老舍在创作上强调保持口语化方言的原汁原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的构筑展现了北京世俗风物和历史文化的全景，表现了纯粹的“京味”和北京的精神文化意蕴。还有被读者公认的，“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他在《小二黑结婚》等文学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晋东南地区的方言，使得其作品山西风味十足，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小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而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地域方言承载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对社会、文化、人生的经验和感受，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方言中蕴含着古朴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通过方言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文特征和其中独特的文化意境。

第二，方言的使用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地位和社会关系。

仔细阅读文学作品就能发现，一般上层社会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是不讲方言的。讲方言则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下。虽然这一传统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但作家们常常利用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着的这一印象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例如，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吉姆和哈克都是没有或者受过极少教育的身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方言也是被虚伪的恶棍使用。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用方言塑造了一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Morel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上层社会的人物主要使用的还是标准语言。

同样，方言的运用也可以表示人物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一方面，方言的使用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亲密感；另一方面，它也与标准语形成了对比，能在交际成员之间形成障碍。如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方言，这点可以在很多作品中找到例证。

第三，方言是作品中“情感激发”的手段。

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由说话人到听话人的接受过程，文学言语行为同样如此。成功的文学作品若要争取激发读者的情感，那就要争取得到读者在情感层面的共鸣。方言的使用能拉近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亲切感。从这一点上来说，方言在争取读者情感方面无疑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方言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本篇论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和两者间的关系，肯定了它在文学创作和读者鉴赏中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随着对方言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一定能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带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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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耀信.美国文学研究评论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3]成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陈望道.大众语论[J].文学.

[5]张德禄.功能文体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6]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8篇

 

一、教学总目标

以《课程标准》的新理念和新目标，致力于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感受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体会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品味和积累优美的文学语言；体会作者的丰富的情感学会说真话，抒真情，写出真实感受；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会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学习记叙和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了解议论和说明的一些方法，学习写简单的说明文；了解联想、想象和夸张的作用；在写作中学习运用想象。

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学习习惯，在课外辅导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多方面强化教育，是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建立起学生自己的自信心。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语文作文大赛，在与外面接触的同时提高自己，最终达到学生的全面进步。

二、教学分目标

欣赏名家优秀诗文，萌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感受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体会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懂得写作文要有感而发，主动观察并感受生活的变化；投身“我爱文学”主题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亲近文学，热爱文学，尝试表达，学会合作。

认识作品展现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体会作者的丰富的情感；根据作品的内容展开联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体会文学作品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意义，珍惜金色年华；回忆过去的生活，学会说真话，抒真情，写出真实感受；主动与人交流，说话注意对象、场合，用语文明得体。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学习古代成名诗人作家的学习方法与事迹，建立起学生心中的那股奋发图上的学习精神。对面前的所有事物进行分类，观察，摘抄。

联系作品的文化背景，了解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欣赏作品展现的优美画面和语言风格，体会作者的美好情思；调查家乡的风俗民情，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懂得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学会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走进图书馆，学会检索书目，查检工具书，根据需要进行摘录，做读书卡片。

欣赏散文优秀、精辟的语言，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了解课文抓住特征写景的方法和写景的层次；学会观察景物的特点，并作简单描述；说话有针对性，有吸引力，善于打动别人。

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学习记叙和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了解议论和说明的一些方法；学习写简单的说明文；进行采访、调查等实践活动，了解身边的科技发明情况，学习写科技新闻，并进行口头。

三、教学重点

欣赏名家优秀诗文散文，萌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感受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体会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学会观察景物的特点，并简单描述。

体会作者的丰富的情感，根据作品的内容展开联想，发表自己的看法，珍惜金色年华。

了解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欣赏作品展现的优美画面和语言风格，体会作者的美好情思。

感受文学作品中生动的形象，体会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品味和积累优美的文学语言；体会作者的丰富的情感学会说真话，抒真情，写出真实感受；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创新精神，对自己进行鞭策。

初步了解联想、想象和夸张的作用，在写作中学习运用想象思维。

四、教学难点

懂得写作文要有感而发，主动观察并感受生活的变化；亲近文学，热爱文学，尝试表达，学会合作。

根据作品的内容展开联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会说真话，抒真情，写出真实感受，说话注意对象、场合，用语文明得体。

体会作者的美好情思，学会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学会检索书目，查检工具书，根据需要进行摘录，做读书卡片。

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学习记叙和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了解议论和说明的一些方法；学习写简单的说明文。

初步了解联想、想象和夸张的作用；在写作中学习运用想象；学习婉转拒绝。

有步骤的渗透教学思想方法，培养起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初步培养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形成观察、分析和推理的能力

五、教学心得

第9篇

    一、思想上重视民俗精神的德育作用

    1.充分发挥民俗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的教育作用。爱国主义教育是高中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信念,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不变主题。我国众多的古代典籍都充溢着先贤们的爱国思想,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文,让学生接受爱国思想情感的熏陶。我国古代着名文人大多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章着作都可以作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屈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创作的《楚辞》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如“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操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信念。屈原作品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坚忍顽强的意志力教育。现在的青少年生活在和平年代,人生道路相对平稳,经历的事情太少,这使他们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较差,不能正确面对挫折和磨难。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应有目的地加强学生的意志力教育。如教学《史记》时,让学生收集有关司马迁的生平资料,通过阅读《报任少卿书》进一步了解司马迁的生平。他在遭受宫刑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选择奋起,以超人的毅力完成《史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顽强意志的精神财富。

    二、在课堂上发挥民俗知识的智育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重视民俗教育,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文学知识。在阅读课上教师应注意把民俗教学作为分析课文的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以学习《孔雀东南飞》为例,这篇课文内容比较丰富,情节较为繁琐,学生往往学习兴趣不浓厚,这时教师可以利用文章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刘兰芝和小姑告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指七夕,也可称乞巧节、女儿节。教师可以顺便讲解七夕节的风俗,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七夕节大概起源于西汉,每逢七月初七,人们会举行节日活动。按汉朝习俗,这一天要晾晒衣服和书。乞巧节的习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而来。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课文中。另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刘兰芝被遣回娘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求婚?教师就可以介绍汉朝的婚俗:汉朝时对妇女的贞节不是特别看重,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对女子是否曾经结过婚不是特别在意。如我们熟悉的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才女蔡文君也曾改嫁多次。汉末有些不仁的叔伯、兄长为了钱财或者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这些寡妇为了抗争甚至被逼死。刘兰芝以死抗争兄长的逼嫁,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可见,教师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对语文教育教学是非常有益的。

    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地方民俗资源的教育作用

    课本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教师应把对学生民俗文化的培养延伸至课外,因为民俗文化产生于民间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民俗课外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的民俗文化,这种形式比简单讲授教材知识更有趣味性和生命力。因此,教师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收集和整体由广大劳动人民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各种物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各种神话传说、有趣的俗语、俚语等。如河南地区各种有特色烙印的民俗文化:刚健勇猛的少林功夫、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司马懿得胜鼓、三门峡地区的百佛顶灯、淮扬的太昊陵庙会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调查,并采用讲座、报告、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报告汇演、征文等形式对所调查的民俗文化做总结,让学生真正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师还可以通过传统节日进行节日文化教育,使学生真正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如清明节有扫墓的习俗,目的是表达生者对祖先或者死者的深切怀念,找回民族之根;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还可以搞一些采风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民俗特色节庆活动,体验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既可以深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效果显着。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所以,民俗文化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关注和利用。

    参考文献:

第10篇

关键词：文学方言；杂合理论；文学方言翻译；语言；译文杂合；文学作品；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2-0038-03

文学方言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翻译活动，它涉及众多领域，如语言学、翻译学、文学等等。语言体现着社会文化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方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语言社团成员共同遵守的语言表达习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文学方言是“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1]（P96）。文学作品中方言根据作者的写作意图，对于方言本身的熟悉及敏感度等，在作品中以不同层次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原汁原味的方言展现了浓郁的民族气息，浸染着地域文化色彩，传承着地域文化，是构成其整体的一部分。“文字本身没有什么头等二等的分别，全看我们如何调遣它们。”[2]（P138）翻译作为文化与文化间实现交流的手段，其主要功能就是把源语言当中的文化移植到目标语言中去，从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交融。而文化间的交融并非二元对立，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间存在一个杂合的空间，因为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相容性。因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模糊、杂合的“发声的第三空间”。[3]（P37）文学方言的翻译不论是在语言文化方面，还是在翻译策略方面，都存在“杂合”，而这一杂合的“第三空间”一直是译者苦苦探索的问题。在杂合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将原语中的异质文化成分进行保留，对西方文化霸权起到一定的颠覆作用。

一、杂合理论

杂合（hybrid）概念最初属于自然学科的范畴，它的意思是“具有了发生交流的双方特点，但又不同于双方的混合体，而且具备母体双方不可比拟的优点”。[4]（P54）巴赫金对杂合作了界定，他认为，杂合是指“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类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混合”。[5]（P358）文学研究中的杂合是指“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6]（P55）在翻译的过程中，杂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原语文本杂合，另一种是译入语文本杂合。本文旨在讨论译文杂合。译文杂合指的是在翻译时，译入语文本中既有原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又有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两者相互混杂，相互交融，从而使得译入语文本展现出杂合的特点。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时，译者一方面要向原文靠拢，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时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得译文成为杂合体。“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表演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7]（P85）

二、文学方言与文学作品

方言的形成源于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方言一直是创作者的桎梏。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开始成为创作者丰富的资源库。创作者使用方言来反映某个地域文化特色，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色。“思维是人类都有的，但不同民族对客观外界的主观认识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这些必然制约和产生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民族对相同概念，在语言上采用的不同结构和不同表达形式同样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风格。”[8]（P7）

文学方言形成于特定的社会语境，是人际间从事沟通的一种语言形式，“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9]（P1）这也就是说文学方言是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通过文本语言形式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开展的交流活动。所以文学方言本身既具有文学的基本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

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文学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自成一体，因而具有自身的语言特征。“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0]（P332）

（一）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社会内涵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主要是用以刻画说话者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地域气氛，往往成为衡量人物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标准。语言是人格的体现，对方言的使用常常暴露出说话者的某些信息，比如说话者来自何地、受过何等教育以及处在何种社会阶层。[11]（P26）韩礼德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说的语言标准程度低，且地域性变体程度强；反之，社会地位越高，受过的教育越好的人们所说的语言标准程度也越高，并且地域变体程度较弱。实际上，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处于社会阶级顶层的人们用的就是标准英语。[12]（P18）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是绝对的。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主要取决于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效果，方言便是其中的一种。有时候说方言并不意味着说话者的地位低下或者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话人粗俗，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所以在翻译时，译者要充分理解把握原作的真实意图，恰当的传达原作的意思。

（二）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艺术效果

文学是运用语言文字为载体，表现一种想象的艺术形象，再现现实生活，表达作者意识的一种形式。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法则形成了语言的意义内容。文学作品语言的采撷不仅仅局限于标准语，为了更好地表现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还会采用方言。文学方言的艺术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运用方言来展现地域背景，使作品地域色彩更加浓重，展示色彩斑斓的生活特点，同时使用方言带给读者的感受更加真实自然。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经过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其文化资源以及风俗习惯都具有地域性特征，而方言则是对人们影响的一个因素，通过方言，我们能够了解到相关作者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的时代背景，所以很多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能够在无意识中流露出自身的情感，从而更加深入地塑造人物。文学方言是作家的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手法，作家运用这种手法能够展现出地域特色。

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能够很自然的将读者带入到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以此来增强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以及感染力。

2. 运用方言塑造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方言有助于于表达人物性格特点、行为举止、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方言作为一种系统的，有规律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能够表达人们最初的情感体验，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每部作品都是一个声音，一个整体，都是作家自身情感的表达，并且在作品的内部对于语言的运用都构成了一个声音的序列，作品以及声音序列组成了两个层面。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候，根据自身的情感，对方言进行了提炼，并且进行了选择，从而引入到了文中，并且增加了作品中方言表达的典型性。而读者在进行阅读时，根据方言，能够更好的对作品有一个理解，并且能够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到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能够还原文学语境，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不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具有很深厚的象征韵味，文学中的语言都是为人物进行量身设计的。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能够带给读者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觉，在进行信息的传递时，能够将相应的文化背景展现给读者，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性以及感染力。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方言，可以有效地提升作品的韵味，使读者深刻地了解到当地的民俗文化以及生活背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作品的表达效果。在文学作品中渗入方言成分，能够十分深刻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想法，并且能够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杂合理论与文学方言翻译

文学方言作为语言既存在内部杂合，又存在外部杂合。文学方言翻译中的杂合主要源于外部，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语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种族等。当弱势语言与殖民语言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时，就必然会需要一个特殊的空间来化解融合两种语言间的对立，而这一空间的产物兼有两种文化的性质，这便是“杂合”。文学方言翻译中的“杂合”使得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推动两种不同文化彼此间的了解和渗透。译者要真实的传达原语文本的语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以外，还必须使文学方言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表现文学方言质朴的本色。译者明乎此理，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分寸，若是“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文学方言翻译真正的美在于此。译者可以充分利用文学方言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将文学方言的精髓得以再现。译者必须从原作出发，尽量向目标语靠拢。在翻译时，译者应在自己的译文中多保留一些原语文本的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学方言具有各自的特点。所以译者最棘手的是如何在保留源语言文化和语言的同时，为目的语文化所理解和接受。译者在翻译方言成分时首先要准确把握文本中使用方言的原因是什么。尽可能的让原语文本自己“说话”，以信为前提，避免铅华虚浮，披沙沥金，使译文更有真实之感。对于译者来说，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时，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翻译时如何处理文学方言中的文化空缺。实际上，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主要是如何在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找寻一个“交汇点”。

四、结论

杂合理论为文学方言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视角。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利用“第三空间”，实现两种语言间完美的融合。文学方言的主体大多为人，译者在转换时，应选择最能再现原文本人物形象，突出人物语言个性，体现人物独特的“私人语言”，进掘纵深，挖掘原语文本中人物潜藏的内质，体现方言的深度和力度，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把握，将其和作品融为一体。译者，作为“媒人”，在译作中将两种不同文化联结在一起，恰当地处理原作中文学方言，在最大限度上为译文读者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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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32.

第11篇

一、《梁祝》的文学表现形式和音乐表现形式

（一）《梁祝》的文学表现形式

1.民间故事

《梁祝》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广泛，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地方言特色民风民俗也为《梁祝》的故事版本增添了一抹色彩。如：《梁祝》在演绎天庭的情景时多次使用了诸如阳世阴间等富有迷信色彩的词语；《梁祝》和双蝶节则将江浙一带的双蝶节与故事很好地结合起来，地方文化的融入为《梁祝》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艺术张力。虽然 《梁祝》 版本众多，但核心内容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故事的主要情节大多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梁祝》从结拜到相爱、最后祝英台坟前化蝶等。这些情节都是大同小异，尽管不同地区的《梁祝》故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语言都采用简朴直白的方式，偏重于口语化，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亲切感，也正因如此，它才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2.小说及电影

《梁祝》先以故事与传说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来，人们把这个美丽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有一部分作家青睐于这样的题材，他们写过同名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为人们熟悉的是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三位作家撰写的。张恨水的作品影响力最大，作品在继承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将祝英台的个性刻画得更加刚烈，充满了浓浓的反封建主义思想，通过细腻的语言更加全面深刻地展示出《梁祝》故事的悲剧色彩，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到了当代，《梁祝》故事更是成为爱情的典范，许多爱情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梁祝》的影子，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一定的影响力。电影方面，《梁祝》已经成为导演炙手可热的素材，几十年来，《梁祝》故事被翻拍过无数次，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更是数不胜数。

（二）《梁祝》的音乐表现形式

《梁祝》音乐文本种类多样，形式各异，流传最广的为戏剧音乐、民间歌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三种形式。

1.戏剧

《梁祝》在戏曲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元代的祝英台与明代的同窗记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到了近代，随着戏曲种类的蓬勃发展，《梁祝》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京剧、昆曲、吕剧、川剧中都能找到《梁祝》的影子。当然，最出名的要数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作为中国第二大剧种，主要流行于江南地区，相对于其他剧种来说，越剧对于唱腔板式上音乐的选取较少，在抒情和表演方面有着独到的表现，所选取题材多为民间感人传说故事，因此常常催人泪下。

2.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梁祝》被人们传唱的程度很高，而且这些被传唱的歌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个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生活条件的《梁祝》版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在这些独特性中可以发现一些着共性：大多数的《梁祝》民歌歌词通俗易懂，节奏丰富多变，再加上衬词衬句的使用更增添其表现力，很好地演绎出《梁祝》爱情故事的悲剧性。表现形式上，以小调为主，小调雅俗共赏的特性对歌曲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内容上，《梁祝》民歌以叙述为主，用曲折的唱腔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传播给听众；在调式上，多种多样，宫调式、商调式都有所涉及，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总体来说，民间歌曲很好地继承了原著的思想，只是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将这一故事加以宣传推广。

3.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于1959 年创作完成，这一家喻户晓的题材很快就得到了大众认可，不久就以其悲剧性和民族性走向世界。由于篇幅的原因，作品主要选取了《梁祝》故事中的三个主要情节：《梁祝》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为了更好地表现忠贞的爱情，作品将这三个故事分别放入起始部展开部和最后的部，协奏曲连贯自然，最后对于化蝶的处理更加贴切，迷幻的音乐仿佛将人带到了梁山伯坟前，目送着两只蝴蝶翩翩起舞，相偎相依。

二、《梁祝》两种表现形式的相似和融合

以《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和戏剧文本为例，我们来分析文学与音乐这两种表现形式的相似和融合。

（一）文学形式与音乐形式的相似

1.结构上的相似

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或是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般而言，都包含开端、发展、戏剧性冲突和结束几个部分。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其音乐结构的呈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中分别用音乐的方式演绎了草桥结拜、同窗共读、长亭惜别英台抗婚、楼台相会、哭灵投坟与双双化蝶翩翩起舞的等故事情节，小提琴协奏曲的几个部分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基本上吻合的，音乐家很奇妙地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美丽感人的故事。

2.展现方式的相似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延续性的展现过程。文学作品的展现方式是通过人们对作品文字的阅读来理解感悟其主题，体会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音乐作品的展现方式则上借助一系列器乐，采用一定的技术技巧，通过表演者对乐谱的完整准确诠释，呈现精彩的音乐情节给听众。这两种展现方式都有一定的时间性，读者和听众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体会这样的展现过程。通过阅读完整的文学作品，人们了解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而获取审美体验，使得读者的心灵得到升华。通过聆听和欣赏完整的音乐作品，人们也可以体悟到音乐者想要表达的动人情感 。这样的阅读过程和观赏过程也是一种互动交流的过程。在这样的展现过程中，文学作品中的字、词、句、段、章节，音乐作品中的音符、乐句、乐段、乐章，都上帮助人们了解作品主题的载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表现了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活热爱之情，真情的渴望之情，英雄的敬仰之情等。

3.表现手法相似

文学作品利用文字来诠释外部世界，而音乐作品则通过声音采取模仿来的方式来反映外部世界。在音乐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笛子模仿小鸟的叫声、竖琴模仿流水的声音等。在许多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还采用一系列象征比喻的手法，常见的有：文学作品中的十字架和庄严教堂，象征着宗教；音乐作品中的弱音象征静谧、铜管音乐象征英雄人物的不朽气概。这两种文艺作品都善于通过细节来进一步深化作品主题，触及观赏者的内心。比如说：文学作品的场景描写可以暗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音乐作品的声音气氛也可暗示某些事物及现象。

（二）文学与音乐的融合

正因由于文学和音乐具有诸多的相似，因而使得他们进一步的融合成为可能。下面，我们以《梁祝》的戏剧文本和其小提琴协奏曲为例来详细阐述这种融合的过程和效果。

1.文学作品中的音乐韵味

音乐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在西方，浪漫主义时期诞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出受到文学的很多影响。在中国，直到标题音乐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音乐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才逐步深刻化。《梁祝》的文学文本与音乐文本能很好地体现出这种相互影响。一方面，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音乐韵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音乐修养对于文学家创作的影响上。《梁祝》文学文本对音乐文本创作的影响，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和主要戏剧矛盾冲突影响了音乐文本的呈现顺序和表演节奏；小提琴协奏曲的音乐文本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去阅读文学文本的《梁祝》，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动容。

戏剧文本的《梁祝》体现出民众思想积淀，它极大满足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它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多为具有一定音乐修养的人所喜欢。二者在语言使用和情感表达方式上有很多差异，但在内容和主题诠释上则呈现出异曲同工之特色，呈现出相通相融之处。音乐与文学存在着文艺共同性，因此具有相汇相融的特点。《梁祝》文学作品中蕴含中浓浓的音乐韵味。文学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在音乐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音响动态极好地演绎了戏剧的冲突。而小提琴协奏曲的逻辑与发展，随着音调、音韵、节奏和语气等特殊声响性的表现，传达了文学作品想象与联想的，达到了一种视觉与听觉的和谐。我们在欣赏戏曲时，能感悟到浓浓的音乐韵味。

2.音乐作品中的文学内涵

我们在观赏《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一方面可以感受到鲜明的，极具民族韵味的音乐语言；另一方面，其强烈的西洋音乐气息也扑面而来。二者的融合蕴含了丰富的音乐内容，传递出作品真实而感人的情感。浓郁的民族文学风中蕴含强烈的西洋风味，极富艺术感染力。作品在展现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西洋音乐演奏手法，同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其民族性，又从我国丰富的戏曲样式中吸收精华，并采用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和效果，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通俗易懂的内容，种种手段极大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曾一度被誉为民族的交响音乐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它广受欢迎，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受到国际认可。

戏剧文本的《梁祝》是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来源，戏剧文本对小提琴协奏曲的取材的方向、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都是音乐逻辑所要遵循的顺序；这部作品的文学内涵体现多个方面：

其一，上海尹桂芳“尹派”的唱腔特点对旋律音调的影响。作者借鉴了这一学派的唱法，使得作品中波浪式的旋律线条蕴含了柔和、温柔、平和、纯洁、细腻的美感。

其二，情节内容对作品的节奏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叙事抒情情节的乐段部分：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亭畔、双双结拜、两人同窗三载、共读共玩的幸福生活、化成彩蝶、翩翩起舞等。这些乐段多采用西方音乐的节奏节拍，律动规整、拍速平稳一致。到了演绎强烈的戏剧冲突（如祝英台的强烈抗婚场面）时，作品则则采用中国的自由散拍，以渲染音乐的张力，淋漓尽致地表达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内心的纠结挣扎。作品中西张弛相结合的节奏形式，极好得升华了作品的主题，凸显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

第12篇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有很多之前只是研究较于局限的文化现象，如今都已具有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学术的昌盛、学术品种的增多，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标志着人类对知识探究心的增强。

藏族文化如今在国际上已专门设立为一门学科，称之为“藏学”，这一文化体系的广博和鲜明的特色是人人皆知的，并为举世所瞩目。它的大五明和小五明的文化分类，在过去的年代里取得过丰硕的成果，历代的学者们对大小五明的划分方法和内涵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意见和有益的见解。先贤们纷纷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化遗产。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藏族的许多名著都是文、史、哲不分的作品。一本藏文著作，既是历史名著，又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佳品。比如：《巴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等等。某一作品往往就是某一时期的“综合小百科”。

19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科学领域里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与分支，在藏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吸收和借鉴，但发展得不太完善，或者说还很不够，有些学科甚至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各门现代学科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一定规模。这与传统治学者“重材料，轻理论”、“重师承，轻开拓”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对他民族文化的了解，以促进各种文化的比较、交流、吸收与融合。在这一新时期，更全面、更精细、多角度地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藏语言文学教学中设立民间文艺学课程是十分重要的。

二、藏文化与藏文学的内在关联

1、藏族文化与藏语言文学的同构关系

人类文化由部落文化向城邦文化、民族文化、国别文化、东西文化和全球文化方向发展，而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和提高，学科与行业的进一步细分，逐步形成了各行各业的文化，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但我们同时又看到，文学主角涉及的范围和空间却逐步扩大到世界范围，部落之神扩展为国家的国王、世界范围的普通人。文学所关心的主题、空间也从部落扩大到民族、国家、区域、全球甚至全宇宙的范围。因此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大趋势，也是走向松散的联盟。明确了文化与文学的接受状况之后，就能更切实际地从创造的角度来考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2、藏文化与藏文学的内在关联

考察藏文化，离不开对西藏文学作品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对历史的直接考证依据，但其折射出来文化特性，是可以作为佐证来参考的。例如，《格萨尔王》是藏文化在演变过程中的起点，几乎涵盖了整个文明化的过程。其文学史价值长期以来是被弱化了的，这与藏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实力有关。长期以来，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地理位置偏僻，文明度不高，难以形成一种被人关注的引力，因此也就决定了《格萨尔王》的张力不足，尽管《格萨尔王》是比《荷马史诗》更早也更恢弘的史诗文学作品。

因此我们可以对藏文化和藏文学之间的关联做出以下几点结论：

藏文化是藏文学一切思想性的来源与支撑。西藏文学之所以有叙事性和思想性上的独到之处，与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分不开。

西藏的作家都离不开自己特殊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认知，从而独特派别和艺术风格，这是创作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可忽视的佛教密宗文化，对西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思想上的修正作用，使得西藏文学作品的风格在大方向上是趋同的，也有着可以折射出来的哲学系统。

如何吸收世界文学的有益营养，是当代藏族作家提高作品的主流的重要课题。因为西藏文学主要的审美对象是在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不免有些局限性在其中。

三、藏语言文学教学中设立民间文艺学课程的意义

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群众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理论的探索和阐明，或对这种理论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它所表现的事物，是广大劳动人民所熟悉和关心的。它所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是书写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它跟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直接联结着，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有所不同，在题材、构思、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特殊方式。

众所周知，藏族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的，它的民间文学。但是，在众多的文学理论著作中，专门论述民间文学或论述民间文学的某一文学体裁的著作，还很难见到。历代的学者十分注重对作家诗的理论著作?D?D《诗镜》的研究，这在藏族的传统文化学习与继承中蔚然成风，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如此，有名的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往往少不了使用那些人民大众创作的、来自于生活实践中的精辟语言，越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优秀作品，越是具有生命力，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精华。

今天，我们处在内外条件都十分有利的时期，这外部条件就是当今国际上非常重视对民族文化的全面研究，以此推动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并以此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著作问世，成绩较突出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加拿大等等。他们尤其对藏族民间文化和民俗有浓厚的兴趣，投入不少的人力与物力，在这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浪潮中，寻找着远古人类文明“灵魂”的净土。

内部条件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有了一定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还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刊物，为我们提供了交流与研究的阵地。为此我们应在教学过程中开设这一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迅速培养出我们藏族自己的专门研究人才，直到培养出这方面的高级人才。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无法推辞，也不应推辞，必须尽快在民间文艺?W在藏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开设与实施。

第13篇

一、古代文学中松柏题材与意象繁荣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赞美松柏的作品数不胜数，松柏这一意象如此繁荣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松柏自身的原因，松柏作为树木品种，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同时因为其生命力较强，对于土壤和水分的要求较低，可以生存在众多气候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使得松柏的种植面积更为广泛。而且松柏本身还具有其他树木所不具备的特性，那就是松柏能够一年四季保持常青，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那一抹绿色更是显示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松柏这一意象格外吸引文人的注意。其次是文学发展的原因。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与文学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山水文学、咏物文学等的发展，都为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古代很多文人墨客喜欢寄情山水，高山、流水、明月等都成为当时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意象，这其中松柏意象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唐代时，山水诗发展迅速，各种关于松柏意象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使松柏这一意象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坚韧、孤傲的代名词，例如《寒松赋》等。由此可见，松柏题材与意象的不断繁荣与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松柏文化意蕴及典型意象分析

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松柏意象寄予了文学创作者的众多价值观念，具有多重表意抒情的作用，文学创作者通过托物寓意、借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了松柏意象的多种意义。

（一）墓地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在墓地中种植松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因为松柏抗寒，并且对于土地的适应性强，因此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的习惯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丧葬制度，寄托着后代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是我国先民的一种情感观念的体现。因为墓地松柏的特殊意蕴，使得松柏时常被古人用来追悼、祭祀逝去的亲人。墓地松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自汉代开始就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墓地松柏意象的发展更为兴盛，成为了文人用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感慨生死等情感的重要意象。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墓地松柏所具有的作用：首先把松柏栽种到墓地可以起到标识作用，由于古时土葬制度的影响，人们在去世之后的坟冢多为土堆，在经过长时间雨水的洗礼后会逐渐成为平地，因而将松柏种植于墓地之中，能够起到标识的作用，后人可以通过松柏的位置来判断先人的埋葬位置。其次是松柏具有护佑亡灵的作用，在古人眼中，松柏可以驱邪，保护亡灵，所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通过墓地松柏这一意象来表达松柏对亡灵的护佑。正因如此，墓地松柏对于在世的亲人来说十分重要。例如：《晋书·庾衮传》记载：“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墓地松柏彰显古人对于逝去先人的情感寄托，并且松柏象征万古长青，寓意着死者可以子孙延绵。

除此之外，松柏具有较强的抗旱抗寒性，是墓地之木的首选。而且，松柏还是一种长寿之木，符合人们渴望长生的理念，因此四季常青的松柏就成为人们用来寄托仙寿的载体。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墓地松柏还有一个寓意，则是希望先人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以长生。

（二）涧底松柏题材与意象分析

涧底松柏生长于山脚下、溪水边，这种地方相对来说土壤、水分较为充足，因而涧底松柏生长得更为苍翠葱郁，是松柏树中的佼佼者，但是因为地方比较偏僻，故而常常不被人关注到。晋代诗人左思发现其特殊之处后应用在作品内，并流传开来，随后，不同时期的众多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多会对其进行描述，使涧底松柏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在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当中就有众多描写涧底松柏的，例如“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何等悲痛。然而白居易仍然觉得不尽意，又直以《涧底松》为题，写了首政治讽刺诗，在诗中白居易为出身寒微的学子鸣不平，同时也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批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晋代左思的《咏史》描绘出的涧底松是艰苦、挺拔的形象，这一形象后来也象征寒门弟子，被不同时期的文学家广泛沿用，通过对涧底松生长环境的描写，来表现寒门学子生活的不易，以及难以被世人所发现而产生的一些愤懑之情。由于涧底松生活在幽深的谷底并且依然坚韧挺拔，与文人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古代文人在被贬或者郁郁不得志时就会在作品中加入涧底松，表达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怀和流落异地的凄凉感情。同时，涧底松这一形象还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虽然其生长在谷底，但是因为其有志，坚信终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所以诗人也常以涧底松来鼓励处于低落期的人们。

涧底松柏意象代表了文人对松柏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展示出涧底松柏的生存状态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并具有相应的人格寓言。

（三）老怪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唐代之前，松柏主要是以常青和劲直为主要特点出现的。而到了唐代之后，老怪松柏开始受到了更多文人的关注，文人对于松柏的描述更加丰富多彩，不管是从容挺拔、枝繁叶茂，还是老、枯、怪等都生动形象地进行描述，使世人可以根据描述在脑海中再现一棵真实的松柏。

对老松柏这一形象的描述是从唐朝兴起的，唐朝文人多以老松柏或者是古松柏为题材来创作文学作品，例如皇甫松的《古松感兴》等。另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以松柏为题目，但是其文章所描写的形象依然是古松柏，这些作品的出现已然能够表明，在唐代古松柏的形象普遍被文人所认可。老松柏这一形象具有独特的色彩，可以让人产生色彩美感，在形体方面，老松柏与挺拔的松柏不同，其形貌体态扭曲，无论是枝干还是树根等，都能够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因而在当时的很多画作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在姿态方面，老松柏也具有独特的美感，通过树干、树叶、树枝等各个方面来呈现一种形象，这一形象使老松柏产生一种姿态美。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老松柏的姿态也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一姿态美也打动了文人的心，从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神韵美是老松柏通过内在精神韵味表达出来的一种美感，极具自然属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从文化意蕴方面来看，老松柏刚开始是在神话作品当中出现的，这些神话作品当中的老松柏具有长寿的特性，因而老松柏也逐渐成为了长寿的代名词。“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在民间传言中，松柏是长寿的代表，有着“木中之仙”的称号，通常老松柏要很久才能形成，因此其独特的寿龄是人们所向往的、敬重的，有着高尚的人格、风格、品格之美。在古代众多诗词当中，都对老松柏所体现出来的人格之美深有感悟，例如白居易的《题王处士郊居》中有：“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饮啄闲。”表现了寒冬里的松树纵然苍老，但是仍然保持着挺拔的风格和品格。

（四）连理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不老松柏意象、连理松柏意象，其具有特定的民俗意蕴和内涵，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连理松柏是一种奇特的现象，生长枝干相连但根部却各不相同。道家作为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因此很多文人便为连理松柏赋予了丰富的文学寓意，连理枝也常象征着夫妻和睦恩爱、不愿分离，被人们认为代表着祥瑞。在宋代那个文人墨客众多的时代，连理枝的形象更加丰富，寓意着人们对岁寒同心的美好意愿，也表达出古代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对连理松柏这一意象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连理松柏具有吉祥的文化寓意，古代人们因为缺乏抵抗大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大自然长存敬畏之心，而连理松柏这一形象在众人看来，是一种吉祥的预兆。作为一种祥兆，当连理松柏被发现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参观，并吸引众多夫妻前来许愿，甚至当作吉祥的象征而送给当时的帝王。其次，连理松柏象征着爱情，夫妻同心、坚贞不渝。白居易曾写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一著名诗句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表达忠贞爱情的绝美佳句。连理松柏的树枝和树叶相互交错，在文人墨客的作品描绘当中，表达了对爱人的忠贞、对爱情的向往。

第14篇

松柏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大区域。在古代，松柏这一意象备受广大文人墨客的喜爱，这些文人都喜欢将松柏题材应用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以表达自己的情怀。本文以墓地松柏、老松柏和连理松柏为切入点，详细具体地对我国古代文学松柏题材及其意象做了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

古代文学;松柏题材;意象;分析

松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花木，但和其他花木相比，松柏又具有特殊性。松柏不仅不畏严寒、四季常青，其枝干也非常坚韧挺拔，通常都被用来作为名堂梁柱，能够跨越千年却不衰，所以很多文人墨客都非常喜欢借松柏这一意象来“咏志”。在中国古代，关于松柏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并且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质量都非常高，还有不少文学作品被后世广为传颂。

一、墓地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开始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这对我国古代的社稷和丧葬制度造成了一定影响。墓地松柏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先人们渴慕长生、尊崇祖灵和崇拜土地的意识，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心理和情感观念的特有体现，更是其生活中的一套较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因为墓地松柏与历史和声名牵连甚密，所以成为了追悼、祭祀和怀古一类的文学题材的重要意象。从汉代起，墓地松柏就开始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出现在文人的各类文学作品当中，在魏晋六朝时期，尤为兴盛，常常被文人墨客用来表达怀亲吊友、生死之叹等各种复杂情感。墓地松柏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墓地松柏以一种坟墓标识的形式而存在。《礼记•檀弓》对孔子安葬其父母的情形做了如下记载:“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可见，孔子将墓改成了坟，其之所以要崇丘四尺，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使其更加易于识别。从古至今，大多数平民都是用土堆坟，只有少数的富贵人家会用砖来砌坟。因为土丘被雨水冲击之后，就会被流失，经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平地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墓地前面种植松柏作为表识，后人见到松柏时，便可知其墓。因为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也易于操作，所以很快便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开来。在《三辅旧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霸陵，稠种柏树”。另外，在《驱车上东门》中也有这样的表述:“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除上述例子之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表述。因此可见，无论是在帝王还是平民的墓地前，松柏森森的景象都是极为常见的。另一方面，墓地松柏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护佑地下的亡灵。前引《风俗通义》里曾经就有这样的记载，据说秦穆公时，到处都流传着“媪食死人脑，但是松柏却能杀其首”的这样一个传说，这也反映了在民间人们还是存有松柏能够驱邪除恶、保护亡灵的意识。后来，唐代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组》、元代陶宗仪所著的《说郛》、以及明代彭大翼所著的《山堂肆考》、清代陈元龙所著的《格致镜原》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引用到这一传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人更倾向于对墓地松柏进行细心的呵护，并不允许他人有任何的侵犯行为。比如，《晋书•庾衮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或有斩其父墓柏者，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自责焉，因叨头泣涕，谢祖祢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树，衮之罪也。＇父老咸为之垂泣，自后人莫之犯。”子孙通过在先人墓地种植松柏或者是选择松柏较为郁葱的地方作为先人的墓地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先辈的孝敬之情，同时也希望能够由此获得各祖灵的庇佑，以保后代更加发达和昌盛。有的子孙为了对祖先的福佑之德进行表彰，还专门为墓地松柏修亭和赋诗。除此之外，松柏的耐旱抗寒性较强，栽培历史非常悠久，是墓地之木和社稷之木的首选。并且，松柏还是一种长寿之木，具有一定的医病和延年功效。因此，其在各种民间传说中便成为了人们仙寿理想的精神寄托，松柏四季常青和岁寒后凋的属性与人们渴望长生的理念有着较高的契合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墓地松柏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希望亡灵们在另外的世界中能够如松柏一样，长生不死、永葆青春。

二、老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从先秦到六朝时期，常青和劲直是松柏比德和审美的核心所在。而自唐代起，松柏的雄奇、苍老和丑怪等便开始受到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关注。这些文学作品将老、枯、病、怪的松柏意象描摹得非常逼真，将其真性情展露无遗，而对其所做的审美评价也是合情合理，让人产生了不少美的感受。这不仅仅只是让松柏审美的表现更加全面，还是对自然审美的一种充实和丰富。如下，是对老松柏意象和枯、怪、病松柏意象的具体分析。就老松柏意象而言，其形象美是在唐代才被全面发掘出来的，唐代出现了一系列的以老松柏或者古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庄南杰著有《古松歌》、孙妨著有《老松柏》、齐己著有《古松》、皇甫松著有《古松感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没有用古松为题，但是其所描写的对象仍旧还是古松，比如孟郊的《品松》、齐己的《灵松歌》等等。这些作品能够明显说明，在唐代，关注和描写老松柏古柏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当然，在宋代和元明清时期，也有大量有关古松老柏的文学作品出现。例如，在《全宋诗》中，以其为题的诗歌就有54篇，元代李材曾著有《席上赋老松柏怪柏》，明代金幼孜著有《古松图》、吴宽著有《马远古松高士图》等等。老松柏这一意象能够使人产生极强的物色美体验，其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形体美。所谓形体美，是指某一自然物的外在形貌体态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无论是老松柏树叶、枝干还是树皮或树根等方面，都能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其次，姿态美。所谓姿态美，就是指老松柏整个整体形象的特点，是老松柏的树干、树枝、树叶以及树皮等因素的一个综合呈现。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老松柏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比如晨昏晦明发生变化之时的老松柏姿态一定和光影声色衬托之时的松柏姿态是大不一样的，但其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就是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最后，神韵美。是指老松柏所表现出的内在精神韵味及其审美个性，是其自然的属性美的一种凝聚和升华，具有更高层次的美学意义。其精神美主要体现在沧桑、丑怪、以及雄奇这三个方面。就老松柏的文化意蕴而言，老松柏这一文学意象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风俗继承中还是积淀了一定的比德内涵和文化意蕴。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仙灵长寿。老松柏这一意象最早出现在汉晋朝代的各种仙话传说当中，这些神话将长寿仙灵的各种神奇魅力彰显出来，鼓舞人们去追求成仙之梦。“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就是在说，在木中，松柏以长寿著称，其还被称为“木中之仙”，而老松柏的仙灵之性主要体现在其独享的寿龄之上。另一方面，仙灵人格。唐人对老松柏所体现出来的人格之美深有感悟，宋之问曾经在《题张老松树》中提出:“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此外，白居易也在《题王处士郊居》中写到“寒松纵老风标在”，这些对老松柏的描写，处处都体现着老松柏的孤高正直，其格调也是风骨凛然。

三、连理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连理松柏虽然异根，但却枝干连生，是一种不为常见的自然现象。而中国道家思想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所以，非常善于联想的文人墨客便赋予了这种自然现象极为丰富的文学和文化内涵。连理松柏在民俗理念中被视为祥瑞之兆，是“仁木”。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这些文人墨客便由木及人，将连理松柏比喻成为恩爱的夫妻。尤其是在宋代，连理松柏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蕴更为丰富。因为宋代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松柏的连理属性还被生发出了岁寒同心的美好爱情寓意。并且，对佛理非常精通的黄庭坚还挖掘出了“随俗婵娟”这一禅学至理。对连理松柏这一文学意象的分析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具有吉祥嘉瑞的文化寓意。受古代“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观念影响，很多自然现象都被赋予了“上天”吉凶征兆，连理松柏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预兆，晋代《中兴征祥说》中有这样的描述:“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同一，则木连理。连理者，仁木也，或异枝还合，或两树共和。”很多地方官员发现松柏连理的现象之后，就会将其上报朝廷，就是因为无论是在帝王还是平民眼中，连理松柏都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次，忠贞不渝的爱情象征。白居易曾经在《长恨歌》中写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见连理枝的爱情寓意也是相当美好的。连理树枝树叶覆盖、树枝相交，在很多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中通常被用来作为夫妻恩爱和至死不渝的爱情象征。通过上述对松柏意象的分析可知，松柏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审美和认识价值。在文学表达上，墓地松柏既可以用来表达忧生之叹和悼亡之情，还可以用来咏史怀古。老松柏这一意象的文化底蕴不仅体现在各种有关仙灵长寿的神话中，还体现在孤高正直和风骨凛然的人格品质当中。而连理松柏这一意象所蕴含的美好爱情寓意也承载了世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寄托。

作者：曾萍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颖．中国古代文学松柏题材与意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第15篇

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