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与茶艺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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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995年全世界很多区域都在进行对于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纪念。在这个年头里，和日本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相反，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以知识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在前提。与此相关，1995年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又一次强化战争记忆、燃起民族仇恨的年头。各种形态的有关历史的回忆，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感情上加深了与日本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它很快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选择，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结构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里，从而发生着不同的作用。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第2篇

关键词：文化教育；价值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08-03

文化教育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意味着不同的教育内容。在西方，文化教育存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倾向之争；而在中国，虽然不存在这种争论，但文化教育实践应包含传统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多层面的内容。这些层面的存在，表明文化教育的内容离不开根本的价值观念。无论从“文化”的内涵、文化教育的实践还是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来看，价值观念始终是决定性环节。

一、从文化的内涵和文化模式的特殊性看价值观念的地位

广义的文化指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文化教育尽管涉及广义文化的内容，但显然不能涵盖广义文化，只能以狭义文化为主要内容。狭义文化专指人的精神状态、思想创造及其成果，包括思想动机、社会认知、人生态度追求、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在内的诸多要素，各种要素均渗透着价值观念，并受其制约。可见价值观念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人们在使用狭义文化概念时，往往在于强调文化的个性，比如，中国文化,即对应于中国以外的文化而言；上层文化即对应于底层文化而成立，等等。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狭义文化决定了文化模式的特殊性。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 ）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分为特殊的文化模式和普遍的文化模式两类。特殊的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各民族或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即文化模式的不同。狭义文化在概念使用上，往往具有比较文化的含义。按照威廉斯的“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1］由此可见，文化的内涵和文化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观念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相应的，立足于多元文化的教育，重点应放在不同文化系统中根本价值观念的分析与比较。

二、文化的核心——思维方式及其与价值观念的关系

思维方式的差异是文化比较中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因为思维方式是引领思想文化的内在动因，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凸显了特定文化的个性特点。而思维方式恰恰以价值观念为根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人本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积极价值观念：相较而言，印度宗教盼望解脱的“苦感文化”、基督教祈求救赎的“罪感文化”以及科学主义倚重工具理性以消除对世界的怀疑和恐惧，都表达了人与追求对象分立所带来的痛苦，这种否定性或怀疑论的价值观念区别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苦”是佛教对于现实人生局限性的的价值定位，那么基督教在神创论和救赎论的信仰体系下将“被造”者——人的局限性概括为“罪”。基督教的价值观既有《圣经?旧约》的影响，又体现在《新约》和后来的神学思想之中。

在《圣经?旧约》神创论的视野下，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有都是上帝——神创造的，相对于神的全能，人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世界万物都是没有意义的（meaningless）：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Meaningless,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2］

这种价值局限凸显了信仰对象（上帝、神、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基督教认为在人的罪恶中，最重要的是“原罪”，指与生俱来的罪过。《圣经》中并没有“原罪”明确的定义，据称它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并被奥古斯丁加以发挥和充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受了蛇的诱惑，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这一罪过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基督教并认为此罪一直传至所有后代，为此需要基督的救赎。奥古斯丁甚至认为没有人在今生能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得救是人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这种恩典只有上帝所挑选的人才能得到，“受永刑，得永生”的这两种人，上帝早预定了。总之，基督教对现实世界和人的行为的价值定位是显而易见的。

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这种合一正是基于对现世人生和现实世界的价值肯定之基础上，现实与超越没有鸿沟。反之亦然，对现世的肯定取决于人与世界本然的内在统一。这就是被新儒家定义为“内在超越”的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文化思维模式。

或有以老子的话质疑“天人合一”说之成立，所举之证即“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其观点似有误解。从哲学上分析，“天人合一”在以下几个根本层面上彰显：本体论、价值论、休养论。简单概括，“道”是本体，具有正面价值，人来源于“道”，人生可贵。人适度的自然需求也是正当的，但人往往放的膨胀，人的妄为就是背道而驰。人本于道、应合于道、能合于道。“无为”——不妄为，就是合于道的状态。背道的状态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应通过修养重归于自然之道。“天人合一”是本然、应然，“合一”显然不是机械一致。

第3篇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