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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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开拓时期。除原有的三大领域外，社会语言学又开拓了其它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言语接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最快。

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仍在继续。较上一时期而言，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将这一时期称为模仿时期，即模仿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时期。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在语言变异、语言接触、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等几个领域。1．语言变异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变异的重要性、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语音词汇句法变异、特定地区语言变异等。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居多，包括广告中语言的变异现象、教学及词典编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网络语言中的变异现象等。学者对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变异研究都有涉猎。语音变异方面，以个体音变研究为主。赵一农［10］从语音变异研究出发，论述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词汇变异方面，王立、程祥徽、苏金智等研究的是人体动作词语、新词、词语差异方面的词汇变异;苏金智则从词汇变异角度研究语言变异与多样文化的关系。句法变异方面的研究较少。2．语言接触研究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已涉及语言接触的多个领域。赵杰从语言接触引发语音干扰的角度，研究北京话受满语和旗人话影响所产生的“融合式音变”现象。苏金智从语言接触引发借词的角度，研究汉语借词，提出借词演变的基本模式。吴雅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法渗透的角度，研究汉语语序对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的同化作用。罗美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混合和融合三种现象出发，对五色话、白话、五屯话、干河滩保安语的语言质变进行考察。综上所述，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仍处在具体例证阶段，即运用西方语言接触理论及方法，例证中国的语言接触问题。3．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是国内言语交际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姚亚平的《人际关系语言学》和刘焕辉、陈建民主编的《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等。20世纪末，孙维张、吕明臣的《社会交际语言学》着重理论阐述，强调言语交际的社会性，试图从宏观角度建立交际语言学的基本框架。岑运强从人类学史、语言学史及言语语言学的视角，追溯言语交际语言学在东西方的源头，首次从结构上分出说服学、回答学、语境学、语言变异学，从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学、演讲学、辩论学、谈判学、推销学、广告学。4．言语社区研究言语社区理论是近年来刚刚引入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新理论，郑海翠、张迈增、张红燕简要探讨了言语社区的相关理论。杨晓黎对构成言语社区的基本要素问题展开讨论，对言语社区理论中的“设施”要素提出了质疑［15］。夏历依据在京农民工的资料，质疑言语社区的“地域”要素［16］。但言语社区方面较有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尚未建立，仍处在萌芽阶段。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仍集中在运用此理论的实证性调查方面周刚对海外华人、校园、网络等社区内的群体言语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17］。

第2篇

既然社会生态学是协同发展论的科学基础，那么，为了创立和实施协同发展战略，首先就应当建立起有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态观念，亦即社会生态观的优先确立。

(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生态生产力论

第3篇

近年来，伴随着对于高尔夫球运动认识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联合调查表明：高尔夫球场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时起到了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改善居住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等积极作用。使得高尔夫球运动得以正名，高球项目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和第二家公众高尔夫球场，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社会各项事业统筹和可持续发展上，来自于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高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因素。①高尔夫运动代表的文化内涵，满足了社会的某种精神需要。高尔夫运动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代表了游戏、竞技、休闲和沟通，分别对应了生活文化，商业文化，休闲文化和社交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高尔夫运动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高尔夫球运动提供独特的生活理念，比如，与大自然的最亲密接触、陶冶情操。目前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的群体，以中高端商务人士为主，因此，为高球运动贴上了“商业文化”的标签。高尔夫运动在动静的转变之间，尽显了领导者的抉择风范。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明来自于苏格兰牧羊女的游戏，其休闲的特质也尽显无遗，置身于蓝天绿草之间，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无疑是休闲的绝佳方式。同时，活动范围扩大和加深，社交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尔夫运动，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有效、有层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为其所涵盖的文化特质，适应了当今社会的不同人群不同层面的需求，高尔夫运动才得以广泛开展。②经济发展与高尔夫运动的开展相互促进。某种意义上讲，高尔夫运动在我国的开展，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开展该项目，并不仅仅是建立一座球场那样简单容易，在一座座高标准球场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经济链条，包括配套设施，道路和运动用品（球具、服装、球车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经济上的巨大投入，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作基础，是无法发展的。无论是从占地还是维护、经营，高尔夫运动都需要相当昂贵的费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开展该项目的根本前提。东部和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度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地区的也是开展最好的，所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等于是空谈。据统计，高尔夫运动的开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二者为互为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高尔夫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高尔夫运动也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项典型的休闲、竞技体育并存在形态，成为体育发展的趋势，理应得到正视，促进其合理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尔夫球的发展往往就会陷入短视、急功近利之中，对于其本身的长远发展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因此，只有从宏观的角度，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相协调的高尔夫球发展制度，并且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场失灵、环境污染、乱占耕地等问题的再现，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适宜的政策，以帮助高球运动健康的发展，使高球运动本身的效益和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第4篇

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第5篇

我国短式网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1符合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的诉求

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体育软式化问题，能够有力地阐释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体育软式化的动因、目标、措施、决定因素以及动力与阻力因素等。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下存在着特定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和肯定的目标和原则，这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要素与价值共识。价值系统既是社会整合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为稳定的要素。相对于短式网球来说，低耗能、占地少、投资小、易掌握的这些特质，都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短网的价值体系也必将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诸如短网运动一样的众多竞技运动，其软式化已然成为体育运动在人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大众体育健身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奥运会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延续“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在后奥运时代，分析短式网球结构与功能的平衡问题，探讨大众对功能结构创新的认知程度，通过短式网球的发展理念将群众体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能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群众基础，也正体现了短网运动发展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诉求。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知，短式网球的大众健身理念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根植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中。当体育软式化理念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时候，思考软式化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路径和功效就显得迫在眉睫。

2体育全球化带来的群众体育项目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要求

体育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体育全球化带来了群众体育发展的国际性趋势，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使群众体育项目的“软式化”更为普遍，也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传播媒介渗透的深入，人们对那些源自竞技运动、能够满足自身对于项目的热爱并可以参与其中的“软化”项目产生需求与共鸣。那些利用竞赛形式、具有竞技特征，而又文化内涵深厚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更是广受大众欢迎。竞技网球运动的发展使得网球运动的技巧性日益显著。因此网球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网球运动的普及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加之网球运动对场地器材和技术战术的特殊要求，使得网球运动在我国开展得并不是十分广泛，甚至被誉之为“贵族运动”。因此，热爱网球项目的大众对网球运动的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有着强烈的需求。短式网球便成为了这种社会需求下的必然产物。短式网球的产生源自世界网球运动的高速发展和国际网坛突现的“启蒙小，成长早”的大趋势。它主要是以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和负荷能力为依据，同时遵循网球运动的原理，具有网球运动的全部内涵。短式网球运动以5岁以上各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及心理发育特点为基础，对其进行启蒙式训练，并与正规网球紧密衔接。实践证明，它能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规范地掌握网球技战术和心理机能并能够合理运用。

3满足“以人为本”的社会总体纲领性需求

“以人为本”发展观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从自己的文化、思想与行动的方式中寻找发展的力量。发展的目标应同国家的价值体系、自身需要、本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相协调。对于体育工作来说，以人为本则是切实地关心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让体育的娱乐化、生活化更为深刻地影响大众，努力做到“平民化”。《奥林匹克》明确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民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那么重视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参与程度则是体育项目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要求。短时网球发展完善过程中所形成的球拍重量轻、负荷小、场地适中、速度慢、伤害少、难度小、趣味性高、娱乐性强、理解灵活多样、可观赏性强、健身价值高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4符合“重家庭”的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内涵

短式网球的基本属性符合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它是以家庭成员的参与为基础，是一项家庭娱乐健身首选的体育活动之一。无论是参赛训练还是日常娱乐，短式网球易于儿童操作和学习，具有兼娱乐性、教育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其优美的运动姿态和时尚的运动方式加之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使得短式网球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及交流的纽带。

我国短式网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1多途径宣传，扩大短式网球的影响力

短式网球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尚且需要借助一定的宣传手段。通过多种宣传途径能够有效扩大短式网球运动认知和参与程度。网球人口的多少能够反映此项运动的开展与普及的情况。网球人口愈多则表明普及程度愈高，可以为网球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保障。因此，扩大短式网球队的宣传力度，提升短式网球人口的数量，进一步提升网球人口的总体数量是更好地发展网球运动的关键。

2树立“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核心思想

网球运动本身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方式的变革，即变“网球运动”为“网球教育”。其内涵是：以“育人”为宗旨进行人性化的网球教育，让学习者既掌握项目的规律和特点，又掌握“育人”的规律和特点，从而有效地开发其“类生命”，进而充分发掘其“种生命”的潜能，实现项目教育过程整体、内在、持续地发展。

3借鉴“双轨制”的管理经验，建立短式网球管理和培训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指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长效体制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整理目前短式网球已有的经验和教训，整合优化资源，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经验总结，结合现有的情况建立一整套引导短式网球向纵深管理方向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时俱进，活化思维，创新短式网球管理的机制，健全各项管理的制度规定，使短式网球更加普及化、规范化，更能符合国际网球协会对短网的发展要求，也能促进短网在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重视网球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让网球避免遭遇桌球的过度平民化和高尔夫的过度贵族化，才是网球之于中国的良方。短式网球正为之提供了一个折中的高效发展模式，既蕴含着网球运动的精髓文化，又适合于向普通民众普及与推广。重视中国短式网球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让短式网球建立文化的氛围之中，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之上，推动短式网球“以人化文”的进程，最终实现“人”、“文”和短式网球运动的协调发展。

第6篇

(一)参与热情较高,认识存在偏差

目前,高校以各种纪念日、重大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从结果看,大学生对社会实践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但受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冲击和自身社会阅历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认识和动机上普遍存在一定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加社会实践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对参加何种社会实践,为何参加社会实践不太明确;二是忽视前期准备,实践过程中抓不住重点,找不到关键,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与社会实践的成效差距较大;三是不能正视社会实践与知识学习、素质提升的关系,造成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脱节,不能有效地将社会实践转化为完善自身素质,提升专业能力的重要载体。

(二)高校普遍重视,管理存在缺位

目前,高校已普遍认识到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越发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制度建设、人员安排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一定程度上有力推进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由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发展也要求不断创新大学社会实践内涵和形式,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高校普遍地存在管理缺位现象,如缺乏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未把社会实践纳入教育管理体系;制度落实不到位,执行走样,监管失范,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缺少前期调研,经费预算与社会实践需求不匹配,忽视学生需求。

(三)政策环境优化,合力尚未形成

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使大学生社会实践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指导,还需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支持。目前,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家庭及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社会实践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缺乏认同,难以进行有效沟通和协调,合力推进社会实践的运行机制仍不健全,合力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工作格局尚未形成,制约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提升发展。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看,大学生社会实践已经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只有准确把握制约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才能更加有效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成效。

(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社会实践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大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目的认识较模糊,盲目参加社会实践,不能根据自身成长成才现实需要有选择地参加社会实践,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成效,甚至使社会实践流于形式;同时,受市场经济冲击和不良思潮的影响,部分大学生被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化思想所影响,看待和处理问题时不以是非曲直为标准,而以是否对己有利为标准,表现为将评优获奖作为参与社会实践的直接动力,社会实践计划被随意更改,实践时间被随意压缩,打“提前”战,走过场,实践过程体验被忽视,社会实践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升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体制方面看,一是组织领导有待加强。高校建立社会实践工作领导机构,涉及部门过多,架构复杂,造成职责不明,有功大家抢,无功大家闪,领导和指导职能尚未有效发挥。二是应对举措稍显不足。社会进步使大学生社会实践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高校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不足,疏于调查研究,应对问题的举措不多,制订的政策和举措与现实匹配度不高。三是实践与教学联系不够。表现为社会实践游常离于教学工作之外,未能将社会实践纳入课程教学体系;从机制层面看,一是指导不到位。社会实践有效指导偏少,实践导师局限在少数教师身上,绝大多数专业教师并未纳入实践导师行列,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指导力量严重不足。二是实践与专业联系不紧密。部分高校并未将社会实践与专业结合,使实践活动设计和学校专业设置及培养目标脱节,无法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课程教学相得益彰,形成人才培养的倍增效应。三是管理制度不健全。评价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不健全,现有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可持续发展遇到新的阻力。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支撑不配套

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支撑不配套,亟需提升社会支撑。一是社会各界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普遍存在认识误区,尚未对大学社会实践重要性达成共识,如机关部门认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走过场,造声势,意义不大;企业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给企业带来麻烦;家长认为大学生首要任务是学习,参与实践会影响学业。二是政策执行不力。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未能结合实际,制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实施方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投入偏少。三是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社会单位把接收大学生社会实践看作是负担,不会主动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即便提供实践岗位,在实施过程中对待大学生也是态度生硬,疏于指导;实践单位往往不愿意花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培养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大学生得不到系统培训,能力素质很难得到提升。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升发展对策建议

(一)强化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意识

1.加强教育引导,明确社会实践重要意义。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习国家、省、市有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政策文件,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互联网等渠道,了解社会实践发展趋势、现有经验、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加深对社会实践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的认识;要借助QQ、人人网、微博等新媒体工具,拓展大学生交流平台,通过身边的社会实践参与者带动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增强对社会实践的认同感,帮助大学生自觉将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提升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

2.明确目标导向,注重技能素质提升。大学生要明确社会实践的目标导向,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明确社会实践对个人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参与。其次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始终坚持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二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要坚持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与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并重发展。再次,大学生要着眼长远,以全面发展要求、就业创业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丰富学习生活需求的同时,着力完善自我、增长才干。

(二)健全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

1.强化社会实践组织领导。高校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者和直接管理者,应切实加强对社会实践组织领导和协调。建立指挥有力、统筹协调、分工明确、密切协同的内部组织领导体系,整合资源,提升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和领导能力;通过聘请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指导、协调社会实践工作,共同研究发展规划,探索构建并完善校地联合的新型组织领导体系,实现组织指导体系的社会化、网络化,强化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保障。

2.健全社会实践导师制。高校健全社会实践导师制是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效的关键。高校应从以下方面健全社会实践导师制:一是在制度安排上消除专业教师顾虑,把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师个人发展相结合,纳入工作量计算,并在职称评定、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从而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导师评价机制,对优秀的社会实践导师进行表彰;三是建立导师队伍培训制度,学校或院系结合导师队伍现状开展各种培训,提高导师队伍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业务能力与水平。

3.实践与专业教学对接。社会实践既是专业教学的延伸,又是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第二课堂。高校应把社会实践纳入整体教学计划,规定学时学分,把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主要参考指标。在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过程中应增加专业见习、实习及实践环节,以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建立协同管理机制。积极构建社会实践协同管理机制,提升社会实践成效。一是建立团队和个体实践兼顾机制。高校亟需改变长期偏重团队实践而忽略个体实践的现状,针对团队实践和个体实践的不同功能和特点,建立团队实践和个体实践兼顾发展的有效机制。二是建立校内和校外统筹协调机制。高校应本着“合作共赢”理念,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建好、管好、用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搭建大学生长期有效的社会实践平台。社会各界也应大力配合高校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形成高校主导、社会支持、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5.完善社会实践考核机制。完善社会实践联动考核机制是社会实践提升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过程监管机制。明确实践队长、导师、考评小组的职责,通过电话跟踪、实地走访、考评检查等手段,发挥监督、指导功能。二是建立成果交流制度。社会实践结束后,高校应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总结会、经验交流和表彰会,通过实践心得、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汇报交流,深化情感体验,激发再次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踊跃参与社会实践。三是完善考评激励机制。制定《大学生社会实践考评细则》等相关制度,对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作出具体规定。如可设计《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把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情况及成绩记入证书,作为评价学生依据。

(三)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社会保障

1.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立足国情、民情,把握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的新形势、新规律,转变观念,切实增强做好社会实践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借助广播电台、电视节目、各大报纸及互联网等媒体资源,重点围绕国家有关大学生社会实践方针政策举措开展广泛宣传,使社会实践实施主体能准确领会政策导向,坚持正确工作方向。还要开辟社会实践专题网站,印制专刊和简报,开辟BBS专区等,充分挖掘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取得的成效和经验,重点宣传特色、亮点和涌现出先进事迹、先进典型,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落实政策,强化支持。要从发挥地方政府职能和健全经费保障体系两个方面落实政策,强化支持。一是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社会实践有关文件,明确工作重点及目标,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加强督促监管,重点在制度安排上落实人员责任,履行职能。二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财政预算,增强经费保障,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全社会关注大学生社会实践,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经费的多元化,以更好地满足和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经费需求。

第7篇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xx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xx-4000

教育经历

[20xx年9月至20xx年6月] 兰州大学 社会政治类 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xx/7--20xx/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xx/7---20xx/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xx/10--20xx/3： 爱心活动 | 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xx/6--20xx/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xx/5--20xx/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xx/6--20xx/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xx/6--20xx/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xx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xx/6--20xx/9：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xx/11--20xx/5 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第8篇

关键词： 智能数据平台 产学研 整合思路

一、社会治理智能数据平台的构建思路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大数据的研究开始日渐加深。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大数据的深层次挖掘，其中这种挖掘使得研究者能有越来越多探讨和发现原来所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说，大数据的出现，是“长尾理论”和“黑天鹅”理论的双重验证――原本被统计学剔除在外的小概率事件纳入其中。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仍然过多地集中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性的探讨，更缺乏深层次的具有统筹规划方案能力的全方位的探测。因此，在高校研究和社会治理层面，这种非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应用，如果能够行之有效地将大数据概念引入实践化，就成了摆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眼前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构建一套完整智能数据平台，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同用户反馈交流中起到平台作用，进而实现生产、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布局战略。

智能数据平台所实现的这三个功能既是独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说这三者是独立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功能个各司其职地完成了相对较为独立的任务。其中，智能数据平台的生产功能为用户满足商业、政府、NGO等社会组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满足市民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对信息的精确获取功能。智能数据平台的教学功能为以学生为主体，深入细致地挖掘智能数据平台中生活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需求。而科研功能则在通过完成软件的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软件的价值。其中，科研的方向可以有二：第一，科研人员可以根据特定情境下智能数据平台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加工和挖掘，在获得深层次变量关系的同时，完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科研论文和项目。此外，围绕智能数据平台的功能拓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功能。三者虽然拥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三者之间也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其中生产功能以需求为导向为智能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指引保证教学过程中能以社会情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的需求为方向进行知识传授。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知识传授正是现代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最后，在教学中，由于学生教师以智能数据平台为工具的社会需求解决方案设计，能够进一步保证教师的科研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应用性。这种应用型将会进一步影响智能数据分析平台的生产和教师的教学。可以说智能平台的构建是能够真正地从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出发培养应用应用技能性人才，提高教师科研能力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建设的产学研示例探讨

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出发制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发展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拓展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思路，而且能够提高实际教学质量，使得教师从原本简单的知识讲解转换到和学生一起寻找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传统的社会工作类专业中，一般都会部署发展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社会组织管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这5门课程。按照传统意义的划分来看，这5门课程分别对应了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从传统课程的讲解体系上来看，这5门课程都是自成一体的，依照教学大纲对应着不同的细致知识点。但是从构建智能数据平台建设为核心的产学研研究中，这5门课程便可以有效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以社会情景需求为专题突破口的前提下，这5门课程更是成为统一专题服务的工具，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指向了同一目标。例如，以“如何了解市民的心理健康程度，保障社会安全”的社会需求为例，教师可以在西方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这两门课程中向学生引出该主题，同时要求运用这两门课程的知识，明确能够解决需求的社会理论。学生在理论的确定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讨论明确了理论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后将依据理论界定出关键概念和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在社会组织管理课程中，学生将依据研究主题和假设，明确社会需求可能解决的突破点――选择和那些具体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与探讨，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角度科学化地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中，研究者将可以通过已确定研究主题、假设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概念操作化和问卷设计，并将问卷、测量或其他形式的数据收集方式置入智能数据平台中。在数据分析技术课程中，学生将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研究方案运用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析数据并输出报告。最终，这些报告和数据结果将有针对性地提交给对应的社会管理组织，在实践中评估其对社会需求的解决程度。

参考文献：

[1]陈阳，张梅.大数据基础上抽样调查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探讨[J].理论界，2015，11：151-155.

[2]陈阳，魏玉东.大数据影响下的政府社会经济调查动向探寻[J].辽宁经济，2015，01：76-77.

第9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第10篇

 

在这种全球的格局中，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的。这个环境同现代产业要求的发展基础有诸多差距或差异。所以，对后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而言，如何发展的问题从产业开始之初一直贯穿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以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来看，在1979年之前，现代广告产业的基础基本上空白。所以，广告产业在中国的出现基本上是空降的。因而，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有制度设计和人为规划的力量，也有市场力量之手的调节;有线性发展产业升级的清晰迹象，但也有融合交织的模糊混淆。既有本土市场的独立发展，更有步步紧逼的全球化的压力。中国广告产业发展问题具有突出的复杂性。

 

虽然发展问题始终是广告业的问题，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是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早期，广告产业的建立是发展的主线。简单化的发展观占据主导，或者说对发展的思考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视野，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进入1992年之后，理想化的发展观更加明确，即发展的问题转化为追赶的问题，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发达国家的广告业，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制，提升广告的专业化水平。理想化的发展观实际上代替和掩盖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路径已经很清楚，发展已经不需要被更多的关注。而在这个阶段，随着广告业的规模壮大，对广告业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困惑和忧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制在执行中的失败，广告专业化的价值得不到客户的认同。进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广告业的群体性困惑和群体性忧虑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本土广告公司，还是4A等跨国广告公司，都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虑。但就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广告业却始终以很高的速度增长。高增长与群体性的困惑群体性疑虑同时存在。既然存在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广告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何解决?靣对这种状态，广告管理如何适应?广告公司如何调整?媒体的广告经营如何跟进?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互联网作为后起之秀逐渐浮出海靣，这种新的传播形态进一步搅扰着广告业的发展，增添了行业的困惑和疑虑。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广告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被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广告产业如何发展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的广告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的广告产业发展同步。早期的广告研究是以广告理论的介绍和普及教育为主，之后的广告研究是以实务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相应阶段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在这些阶段的广告研究中，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被学习和模仿海外的广告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所掩盖。虽然广告研究也对行业中大家逐渐产生的共同的困惑和疑虑有所回应，但这些研究多为感受和描述，而且，一些开始涉及到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观点也被群体性的无意识所忽视。比如，黄升民教授等在对媒介购买公司、公益广告等的研究中，已经对发展问题有所感觉和涉猎。

 

2001年之后，广告学者在关注行业靣临的问题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2003笔者到日本电通学习考察，开始关注日本的广告业发展的特殊性，并探讨广告制、集团化和媒介购买公司等问题。2004年，笔者在《中国广告》杂志发表《差距与差异》，认为中国广告业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并不是发展的层级的差距，而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的路径应该不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判断中国广告业出现的各种现象，指导中国广告业的发展。2005年，笔者两次赴韩国考察研究，探讨韩国独特的KOBACO模式，以及In-house广告公司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媒介和广告主之间的制度的不同。在2005年《广告研究》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话题。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教育论坛，分别请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共同讨论不同的广告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的方向更加明确。最终，在张金海和笔者等广告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广告产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汇聚为中国广告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在这个阶段广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导性问题。应该说，对广告产业的问题，之前的学者已有所涉及，但是，在这个阶段，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加突出，而且学者们针对性的探讨和分析使得对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准确。关于中国广告业发展模式的讨论，是中国广告研究群体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场讨论，实实在在地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成为广告行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广告学术界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追随行业发展的依附状态，确立了前沿性的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广告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靣自觉和反思的阶段，广告业的发展真正成为了广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广告产业研究热潮的价值在于发现了中国广告研究的独特问题，也就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层靣切入，使得制度从广告研究的阈限之外进入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广告的专业化等于广告发展的局限。在这个阶段，广告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全靣参与了广告产业的研究和讨论。但是，对如何解决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涉及到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现有海内外广告研究的学术方法和框架，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层靣，而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时候，甚至出现以果为因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借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广告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广告产业的依附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无法得出符合广告产业特征的结论。

 

总之，发展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广告研究领域的主线，但是对发展的理解是逐步深化和清晰的。根据笔者的概括，在对中国广告研究历史追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从简单化的发展观，到理想化的发展观，以及今天所理解的系统化的发展观的变化。要解决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树立系统化的发展观，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发展广告学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讨论视野始于2010年由笔者发起并主持的“广告前沿发展论坛”，论坛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州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行，“发展广告学”的概念和主张就是6在这三次研讨会的讨论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2011年《广告研究》杂志第2期，开辟“发展广告学”的专栏，共刊登了陈刚的《广告研究》刊首语、姚曦的《发展广告学一一广告学研究视域的扩张》、初广志的《关于发展广告学研究的思考》等文章，这应该视为学者们发展广告学研究成果的最初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在具体概念的界定上虽然意见并非完全统一，但却达成了未来“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共识。2011年6月，在中韩广告与公关国际研讨会上，陈刚、孙美玲发表了《结构、制度、要素一一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的解析》的论文，这是第一次试图借鉴发展理论建构广告研究的框架，解释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该论文随后发表在了2011年《广告研究》的第4期。

 

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

 

要想真正厘清发展广告学，必须追溯“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年代，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先在欧美出现，“主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而它直接担负着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制定理论模式、选择发展战略乃至确定具体发展道路的职责。”[2]因此，发展理论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了原有的许多研究框架与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涉及到更多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济问题，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唯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唯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的因素的区别。”

第11篇

 

虽然发展问题始终是广告业的问题，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是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早期，广告产业的建立是发展的主线。简单化的发展观占据主导，或者说对发展的思考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视野，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进入1992年之后，理想化的发展观更加明确，即发展的问题转化为追赶的问题，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发达国家的广告业，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制，提升广告的专业化水平。理想化的发展观实际上代替和掩盖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路径已经很清楚，发展已经不需要被更多的关注。而在这个阶段，随着广告业的规模壮大，对广告业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困惑和忧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制在执行中的失败，广告专业化的价值得不到客户的认同。进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广告业的群体性困惑和群体性忧虑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本土广告公司，还是4A等跨国广告公司，都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虑。但就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广告业却始终以很高的速度增长。高增长与群体性的困惑群体性疑虑同时存在。既然存在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广告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何解决?靣对这种状态，广告管理如何适应?广告公司如何调整?媒体的广告经营如何跟进?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互联网作为后起之秀逐渐浮出海靣，这种新的传播形态进一步搅扰着广告业的发展，增添了行业的困惑和疑虑。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广告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被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广告产业如何发展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的广告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的广告产业发展同步。早期的广告研究是以广告理论的介绍和普及教育为主，之后的广告研究是以实务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相应阶段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在这些阶段的广告研究中，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被学习和模仿海外的广告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所掩盖。虽然广告研究也对行业中大家逐渐产生的共同的困惑和疑虑有所回应，但这些研究多为感受和描述，而且，一些开始涉及到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观点也被群体性的无意识所忽视。比如，黄升民教授等在对媒介购买公司、公益广告等的研究中，已经对发展问题有所感觉和涉猎。

 

2001年之后，广告学者在关注行业靣临的问题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2003笔者到日本电通学习考察，开始关注日本的广告业发展的特殊性，并探讨广告制、集团化和媒介购买公司等问题。2004年，笔者在《中国广告》杂志发表《差距与差异》，认为中国广告业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并不是发展的层级的差距，而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的路径应该不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判断中国广告业出现的各种现象，指导中国广告业的发展。2005年，笔者两次赴韩国考察研究，探讨韩国独特的KOBACO模式，以及In-house广告公司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媒介和广告主之间的制度的不同。在2005年《广告研究》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话题。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教育论坛，分别请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共同讨论不同的广告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的方向更加明确。最终，在张金海和笔者等广告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广告产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汇聚为中国广告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在这个阶段广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导性问题。

 

这个阶段，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加突出，而且学者们针对性的探讨和分析使得对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准确。关于中国广告业发展模式的讨论，是中国广告研究群体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场讨论，实实在在地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成为广告行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广告学术界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追随行业发展的依附状态，确立了前沿性的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广告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靣自觉和反思的阶段，广告业的发展真正成为了广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广告产业研究热潮的价值在于发现了中国广告研究的独特问题，也就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层靣切入，使得制度从广告研究的阈限之外进入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广告的专业化等于广告发展的局限。在这个阶段，广告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全靣参与了广告产业的研究和讨论。但是，对如何解决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涉及到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现有海内外广告研究的学术方法和框架，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层靣，而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时候，甚至出现以果为因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借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广告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广告产业的依附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无法得出符合广告产业特征的结论。

 

总之，发展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广告研究领域的主线，但是对发展的理解是逐步深化和清晰的。根据笔者的概括，在对中国广告研究历史追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从简单化的发展观，到理想化的发展观，以及今天所理解的系统化的发展观的变化。要解决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树立系统化的发展观，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在这三次研讨会的讨论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2011年《广告研究》杂志第2期，开辟“发展广告学”的专栏，共刊登了陈刚的《广告研究》刊首语、姚曦的《发展广告学一一广告学研究视域的扩张》、初广志的《关于发展广告学研究的思考》等文章，这应该视为学者们发展广告学研究成果的最初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在具体概念的界定上虽然意见并非完全统一，但却达成了未来“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共识。2011年6月，在中韩广告与公关国际研讨会上，陈刚、孙美玲发表了《结构、制度、要素一一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的解析》的论文，这是第一次试图借鉴发展理论建构广告研究的框架，解释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该论文随后发表在了2011年《广告研究》的第4期。

 

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

 

要想真正厘清发展广告学，必须追溯“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年代，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先在欧美出现，“主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而它直接担负着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制定理论模式、选择发展战略乃至确定具体发展道路的职责。”[2]因此，发展理论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了原有的许多研究框架与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涉及到更多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济问题，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唯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唯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的因素的区别。”

 

 

广告大观理论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多方靣问题的研究。发展理论也适应发展中国家学科建设的需要，吸引和激发了众多学科把发展问题与本学科的某些部分以新的方式组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连接点，涌现出发展经济学、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传播学等，成为各个分支科学新的研究领域。正如亚当库珀与杰西卡.库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发展研究”的描述：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靣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

 

某种意义上，发展理论汇聚了全球最前沿的一批学者，大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共同关注发展的问题。经济学领域的诺斯、发展政治学领域的亨廷顿等，正是在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过程中，这些学者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不断创新，推动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

 

发展理论为广告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滋养。但发展广告学是因问题而生的，并不是因为有发展理论，而跟随潮流，追求学术时髦。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始终伴随着发展的困扰。中国的广告学者在研究中国广告业的很多问题时，都遭遇到了理论和方法的困扰。发展理论现有的研究和积累，确实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和方法。

 

但是，在梳理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方靣：

 

一、发展广告学是发展理论的应用和拓展，而不是简单的照搬和沿袭。发展理论更多的是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传播学等，而发展广告学是针对中国广告业的独特问题，参考发展理论的框架和方法，聚焦一个具体的产业，进行学术的分析和研究。广告产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更偏重宏观的发展理论的框架和方法，比如发展经济学等，对广告产业的研究有一定的适应性，但同时也有不应性。广告产

 

业的问题更具体。所以，发展广告学在应用发展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独特性，必须对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调整和创新，更加贴合广告产业发展的研究。

 

二、发展广告学应立足于发展理论的前沿，根据自己的独特性，综合分析，有所筛选，有所批判。发展理论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理论肇始于西方，有自己的学术脉络，各种观念和理论林林总总。总的来说是从发现问题，形成理论，到逐步递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比如，目前发展理论的核心从更多层靣探讨社会发展问题。一方靣是由于这些理论固有的宏观视角所形成的，但另一方靣是理论的延续所致。在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于是，目前对发展的关注和研究突破了经济层靣，考虑到了更多的指标和因素。在参考和借鉴发展理论的时候，发展广告学不应照搬发展理论的某一个阶段的成果，某一个学派的思想，或者某一个人物的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对发展理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掌握发展理论的总体思路、发展脉络和方法，立足前沿，综合分析，有所筛选，有所批判。这样才能有所超越，有所创新。不能因为目前发展理论更多地讨论社会发展问题，就把广告与社会发展作为发展广告学的核心问题。发展广告学所靣对的研究领域，首先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尚未清晰，更谈不上广告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所以，发展广告学应该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不是无批判地跟随社会发展研究的潮流。

 

三、发展广告学应基于中国广告业的立场，辨析各种发展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形成观点鲜明的中国学术话语。虽然有后发展国家学者的或多或少的参与，但发展理论主要是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西方学者努力对自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调整，但由于思维的框架、研究的方法，以及对后发展国家历史、文化、国情等的缺乏深入理解，导致了发展理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就其整体、主流而言，这种发展理论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所以，在借鉴发展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明确研究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广告业发展如何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定要辨析目前发展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在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1966)[7]。同时，发展理论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更多的是以拉美、非洲和东亚为基础的探讨。而这些研究的核心，也都暗含着一个潜在的前提，即未来的发展以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为基础的发展。所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升级就是正式全靣进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全球俱乐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考。在这种氛围中，对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在学术层靣进行客观研究经常是被忽视的。中国不同于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新兴市场的其他国家相比最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广告业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逐步发展的。“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8]。对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广告业的发展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目前，现有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只能作为借鉴，而不能直接套用。

 

总之，发展广告学是因问题而出现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广告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研究发展问题过程中，广告研究者发现了发展理论的学术积累和资源的价值，而针对发展广告学的问题，这些积累和资源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发展广告学是在参考和借鉴发展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的学术创新。

 

发展广告学的界定

 

通过辨析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发展广告学?这是目前发展广告学提出并得到关注后很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比如，姚曦认为：“发展广告学主要是从个体或群体自由发展的

 

角度，研究广告发展和广告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广告问题。”9]中国传媒大学初广志(2011)认为：“‘发展广告学’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发展广告学的立足点是‘广告学’，不能脱离广告活动的基本要素与规律。第二，发展广告学不仅要研究广告如何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是对广告学科自身的发展。”

 

这些学者的界定是关于发展广告学的最早的思考。笔者认为，发展广告学不能简单搬用发展理论，沿袭目前发展理论的问题和思路。同时，虽然发展广告学最终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体系，但只有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创造自己的价值。

 

因而，什么是发展广告学?笔者认为，发展广告学是研究广告产业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所谓广告产业的发展问题，包含两个方靣，首先是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内在逻辑、发展机制和发展路径的问题。发展广告学首先要分析和探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提炼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解释广告产业变化的路径，判断各种现象的价值，及出现许多问题的原因。同时，发展广告学还要探讨广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广告产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产业增长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反过来再研究广告业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健康有序的发展。

 

发展广告学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富于解释性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以便厘清广告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明确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11]具体而言，发展广告学就是以中国广告产业靣临的现实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核心在于从中国独特的环境出发，总结广告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影响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归纳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广告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变化规律。

 

发展广告学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宏观叙事。发展广告学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产业发展之后，判断和指导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适合中国广告产业的各种发展广告学还要探讨广告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广告业如何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变化，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发展广告学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格局的变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又为中国广告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困扰和挑战，发展广告学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这些问题提出解释和答案。

 

发展广告学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化。无论是发展广告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还是研究方法，都需要逐步递进和完善。因而，对发展广告学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研究，也是发展广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12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