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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时代;经济学;网络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5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25-02
一、网络背景下网络经济的发展历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旋风就席卷全球,伴随着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和现象,网络经济这个名词也逐渐开始进入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当中。
1、出现新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在网络快速发展后,世界经济变得更加紧密,跨国集团变得越来越多,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世界各国间投资和贸易逐年增长,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并且充满生命力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企业规模和企业数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其中高风险的企业占到很大的比重,在高风险带来高回报的诱惑下,风险企业的数量激增。在企业数量增加的同时,竞争也在加剧,因而产品的创新化速率也变得越来越快。
2、出现新的经济问题。网络环境下,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也逐渐吸引了一批学者来研究,并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模型去得出可供参考的理论,比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
3、出现新的经济理论。投资步入新世纪,网络的影响力可谓空前巨大,经济学界也受到了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始终是随着社会潮流而变化的,当网络出现并发展迅速时,伴随而至产生的新理论也逐渐产生,网络经济学应运而生。虽然网络经济学这门学科目前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但是理论成果却逐步增多,相关的研究学者也对这门学科开始关注,经济学的方向在当下网络发展的背景下向网络经济学的学门倾斜,网络经济的研究开始成为当前经济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二、网络经济学相关理论
1、网络经济学的定义。网络经济学是进入新世纪才产生的新型的经济学,在很早之前也有叫做网络经济学的学科,当时它的含义是在通信工程之中,是对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科。当前网络经济学有了新的定义,网络经济学是随着网络即Internet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麦克奈特的《网络经济学》著作中,明确了网络经济学的英文名称为Internet Economics。
2、网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一门经济学都是研究一个领域或者一个范围内的经济矛盾,网络经济学也不例外,网络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网络经济当中产生的矛盾。网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在网络贸易当中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与之前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截然不同,由于这种特别的矛盾,网络经济学才变得重要。
3、网络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网络通常包括互联网、局域网和公司内网等几种形式,网络是网络经济的媒介,是连接贸易经济体双方的纽带,没有了网络一切都是空谈,在当代网络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网络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其实就是网络经济学的核心。
(1) 网络资源的特性。一是共享性。在网络中,任何网络资源都是提供给使用者使用,除了机密内容不对外公开之外,在网络经济当中,所有的买家和卖家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报价信息,不分国界民族。二中垄断性。互联网通常都是由大的公司掌控,一切的交易规则和标准由强者说了算,普通的小的竞争者无法与之抗衡。三是风险性。在网络信息和资源当中,存在许多有用和完全无用的信息,信息量巨大,如何分辨出有用的信息,而排除没有用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判断错误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风险巨大。
(2) 网络经济运行机制。资源如何分配就要看资源的运行机制如何,网络经济发展迅速,资源宝贵,网络经济健康长久的发展就需要网络资源的合理公平公正的进行分配,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网络机制目前有这么几个要求:一是分配要迅速,二是分配要灵活多变,三要具有创新性,网络经济要发展就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也要求不断创新。
(3) 网络经济的一般规律。目前网络经济有这么几个一般规律,一是网络经济很超前,二是网络经济具有扩散的特性,三是网络经济可以整合世界各地信息以及人才等资源,将同一公司的各个分公司联系起来共同经营,化为一个整体。
三、网络经济学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比于国内来说,国外对于网络经济学起步就早得多了,而且到目前来看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对于网络经济这一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很多,因为是新型的领域,需要探索的未知还很多,下面只介绍一下目前研究网络经济领域并且有自己研究成果的一些学者专家及其研究理论。
夏皮罗和瓦里按都是美国的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两人同时在大学任教,并且经常一起探讨许多经济问题,在网络经济领域内,两人也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提出在网络经济内,工业经济的许多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仍然是切实有效的,这为后来人的研究开了一个先河。
同样是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谢伊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虽然有许多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仍然有效,但是也是有区别的,他提出了相区别的四个特性:互补性、标准型、兼容性和消费外部性。这为后来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此之外还有一位经济学者名叫了维斯,他将20世纪90年代到当前的关于网络经济的相关理论命名为非摩擦经济,也就是网络经济学。在他的观点中,他认为网络经济学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共同性可言,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传统经济学中经济媒介是实体经济,人与人之间的谈判协商是贸易的必经之路,而网络经济下完全不一样。第二,他认为在网络经济之中,虚拟经济的产生已经将之前的工业经济带入了历史,成为了过去,开启的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就像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一样,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经济理论也与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
2、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对网络经济的研究就要滞后许多年了,原因是多方面的,网络进入我国发展本来就比西方国家晚很多年,不过还是研究出不少问题和成果。
我国学者纪玉山就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网络经济其实质是一种有关知识信息的经济,并且对网络经济学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表示网络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延伸出来的小领域的经济学,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规律定理都是实用的。
还有一位来自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学者张铭洪教授,他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建立了一个框架用来解释网络经济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后来也有许多像司志刚、孙健等我国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网络经济学的看法,并且有的还给出了网络经济的概念特征以及基本理论和经济运行规律,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对于在我国新兴起的网络经济来说是可喜可贺的。
四、网络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展望
当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网络经济之上,都去尽力想将这一新型的经济研究透,以便为经济做出指导性的规划,防止经济出现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教授学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理论,将网络经济建立一个完整而有效的理论框架,这一任务还有待后来人去完成。
另外网络经济学这一学科与其他传统的经济学科之间还是一直存在着联系,有时还将网络经济作为独立一章放到传统的经济学内,没有完全将网络经济学独立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供学者研究探讨。
目前对于网络经济的研究,许多研究人员还是把注意力和重心放到微观方面,只是研究许多目前精力内发生的现象,想用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却没有观察到宏观方面的问题,当然任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定性都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网络经济学会成为一门成熟的理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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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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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经济学;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2012年5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加强信息技术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以先进教育技术改造传统教育教学,以信息化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信息化这一大背景下,运用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学生为主、教师引导”的教学理念,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高职经济学教学的现状
《经济学基础》是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一)课程特点
1.理论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而且是一些理想化的假设,大多高职学生表示这样得到的完全数学化、模型化的理论不能够指导我们的经济生活。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不会根据无差异曲线来进行购物选择,生产者也不会按照成本曲线来进行生产决策。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高职学生确实没有多高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
2.数学推导和图形分析较多。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较多的数学函数、曲线、图形和方程,对于数学基础较差的高职学生来说,确实感觉晦涩难懂。比如,以“生产成本”一章为例,光是“短期成本理论”,就有七个变量七条曲线需要学生掌握,学生如不能理解其特点,光凭死记硬背,是不能完全掌握的。因此,从学习难易程度来说,高职学生肯定会产生畏难和厌学情绪。
(二)学情分析
1.乐于实践,接受新生事物较快,但目的性较强。一方面,90后高职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创造性较强,对于感兴趣的内容愿意尝试和研究,但不感兴趣或觉得与以后就业无用的内容,他们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另一方面,90后高职学生比较喜欢活泼、有趣的课堂,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课内外实践,“学中做、做中学”是他们乐于接受的教学形式。
2.基础较差,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大多高职学生中学基础都不好,尤其是数学,有的学生连基本的微积分知识都未掌握,逻辑性强的理论再加上抽象的数理分析,学不懂是共鸣。相反,90后学生却很喜欢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案例和新闻,希望只讲案例不讲理论,自己也愿意收集一些例子进行分享,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和学习经济学。
二、信息化手段对教学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高职经济学传统的教学模式遭遇挑战,现代化教学手段在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及丰富教学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传统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教师为中心、学生为从属,缺乏学习主动性。教学地点一般是普通教室,主要通过板书教学的方式,教学资源多来源于书本或生活经验,某些教师仅仅只是照本宣科,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虽然有些教学设备较为先进的院校也尝试了多媒体教学,但也只是把多媒体当作课件播放器,把一些抽象、复杂的图形和公式罗列在上,学生自然很茫然。
(二)信息化教学手段
在信息化环境下,课前,通过网络或资源库,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预习和自主学习;课堂上,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但不仅限于PPT授课,还应包括合适的新闻、短片、电影等视频资料,以具备足够的课堂吸引力;课后,不同于以往面对面的交流,学生更多地运用邮件、微信、QQ等手段,与授课教师进行探讨。如此教学,既增加了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更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思考力,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方案――以《基数效用论》为例
《基数效用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章节的重要内容,为消费者均衡的学习奠定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进行教学创新,以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
(一)教学思路
围绕“网上预习――下发任务――游戏导入――课堂翻转――实际运用――课后答疑――无纸化考试”这一主线,利用多种信息化手段及平台,使学生学习并掌握基数效用论的基本知识,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二)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学生在教学资源库平台上观看视频《水和钻石――价值悖论》,通过发帖交流的方式,预习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相关内容。教师在QQ群上“换客游戏”方案,学生根据预习情况,了解游戏内容,准备相关物品。
2.课堂教学:学生进行“换客游戏”,自主进行消费决策,对消费者行为有所感悟。教师讲授总效用、边际效用及二者关系,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视频资料:吃面条),消费者剩余(新闻链接:阶梯水价如何影响消费者剩余)。针对课前预习资料《水和钻石――价值悖论》,教师组织学生利用本次课所学内容进行分析。
3.课后评价:学生在教学资源库平台上提问或发帖讨论,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学生在无纸化考试系统上进行自测,教师收集测试结果并汇总。
四、结束语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必然将会越来越紧密,也必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作为高职教师,我们应紧跟时代潮流,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改革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思维,吸引学生从被动听课向积极参与转变,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文件.教职成[2012]5号《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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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寅龙,李前进,李志祥,王希武,林克成.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过程、方法及评价要点探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6).
[关键词] 安倍晋三;安倍经济学;日本自民党;日本经济;日本银行
【中图分类号】 K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16-2
一、安倍晋三的基本资料
出生年月日:1954年9月21日(现年59岁)
身高・体重・血型:176cm・70公斤・B型
座右铭:不忘初心
爱好:电影鉴赏
爱好的体育活动:高尔夫、游泳、射箭
尊敬的人:吉田松阴
喜爱的食物:烤肉、日式排骨面、冰淇淋
出生地:东京
毕业大学:成蹊大学法学部
1954年9月21日,在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安倍晋太郎和妻子洋子的家里,诞生了第二个男孩子――安倍晋三。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地是日本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现为长门市)。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经担任过日本的外务大臣,即外交部长。安倍的爷爷安倍宽曾经担任过日本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外公岸信介也曾经是日本的首相。同时,担任过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是安倍外公岸信介的弟弟。安倍可以说是一个出身于地位显赫的政治世家,并从小就对政治有所耳濡目染的人。并且,安倍的先辈们在日本政界上积累的广泛人脉对安倍的从政之路有了很大的帮助。
和日本众多的首相所毕业的三所名校(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不同,安倍晋三毕业于日本东京的私立成蹊大学法学部。成蹊大学的毕业生中从事政治的较少,有一些成为了有名的作家和企业家。成蹊大学在名气上不及三所名校,但是否毕业于名校只能说明一部分,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安倍晋三通过自身的努力,在2006年击败了众多竞争者,成为日本二战后最年轻的首相,并且在2012年第二次成为日本首相就能说明这一点。
安倍晋三于1977年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并于1978年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主修政治学。1979年安倍晋三从南加州大学退学,进入神户制钢公司,成为一名公司职员。和其他的日本首相大学毕业后马上进入政界不同,安倍晋三曾经当过公司职员的经历比较特别。安倍晋三曾经回忆说:“那段公司职员的经历是我进入社会的起点。”
二、安倍的从政之路
在经过神户制钢公司工作3年后,1982年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就任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三便辞去公司职员的工作,成为了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官。在秘书官的岗位上,安倍晋同父亲一起参加了许多同外国首脑会晤等外交活动,积累了许多从政经验。1993年安倍晋三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并成功当选,之后,相继担任过内阁官房副长官、自民党干事长、干事长、内阁官房长官等职务。
2006年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2007年9月26日辞去内阁总理大臣。2012年9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日本第46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远远领先于其他政党取得294个众议院议员的席位(众议院的总席位数为480个席位),自民党时隔3年3个月后,再次成为执政党,安倍也成为了日本首相。同样,2013年7月举行了日本参议院议员选举,自民党再次取得胜利,成为了参议院的第一大党。自此,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日本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成为了第一大党,结束了所谓的“扭曲国会”的现象。
日本国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所谓的“扭曲国会”的意思是执政党占有众议院的一半以上的席位,而在参议院却没有占有超过一半的席位。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相比,众议院有一定的优越性。具体的优越性权限有以下几点。1.各种决议的通过。如果在众议院投票通过后决议,送到参议院再议进行投票被否决后,该决议可以返回众议院重新决议。在众议院只要获得全体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算作国会通过从而成为法律。2.预算的通过。如果众议院和参议院对预算持不同意见;或者众议院通过的预算送到参议院再议,而30天内无法在参议院通过时,众议院通过的预算将自动成为国会通过的预算。从而最低限度的保证了执政党的国家运营。3.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选定。也就是说众议院可以决定日本首相的人选,按照惯例占据众议院席位的第一大党(执政党)的总裁或代表当选为日本首相。
同时,有一些决议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方面都必须获得通过才能生效。比如有各种人事安排,包括日本银行(央行)的政策委员、审计院的检查官、人事院的人事官的就任必须获得众参两院的两方通过。如果人选在参议院被否决的话,政府就必须再重新物色人选。此外,自卫队的出动和NHK的预算也都必须要获得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方面的通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据优势的自民党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党,从理论上说不再会有自民党想通过的决议而在国会通过不了的情况。凭借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优势,自民党和联合执政的小党公明党一起,可以推动包括修宪等的任何政治和经济政策。
三、安倍晋三的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也就是在自民党和安倍内阁的高支持率的背景下提出并迅速产生作用的。最先对安倍经济学作出积极反应的,是日本的汇率和股票市场。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也从2012年末的1美元=79日元到2013年5月的1美元=103日元,形成了日元急剧贬值的情况。日元的贬值对以出口型企业为主的日本股市形成了利好消息,同时也有利于国外投资者购买日本股票,因此日经平均指数从2012年12月的9000点左右到2013年5月的15000点,短短的半年时间不到,就上涨了将近6000点。
政治家的名字后加上经济学的叫法,最早起源于美国的里根时代,当时里根为了提升美国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减税和促进投资的经济政策。人们对里根的经济政策创造了一个叫法,即里根(Reagan)和经济学(Economics)的两个单词进行组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单词Reaganomics,翻译成中文就是里根经济学。2012年12月26日安倍内阁成立的同时,安倍立即发表了重振日本经济的所谓“三支箭”的综合经济政策,人们便把安倍的这个综合经济政策称为“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激进的金融政策(设定了2%的通货膨胀率、无限度的量化宽松、引导日元贬值、改革日本银行法)。安倍内阁采取了大幅度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日本央行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使得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便于向银行融资,而获得融资后,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就扩大厂房、增加生产、雇佣更多的职员等。最终,经济变的景气起来,打破多年来困扰日本的通货紧缩的局面。
同时,安倍内阁对日本央行施加影响,形成了日元贬值的倾向。日元贬值对经济的积极面是刺激出口,增加出口相关产业的生产,随着出口企业生产的增加,相关企业的设备投资随之加大,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会增加,企业的工人工资同样会上涨。同样,日元贬值对日本的观光产业也是一个好消息,汇率降低后的日元会带来大量的国外观光客,对增加观光产业的就业和收入都有很大帮助。但是,如果过度的日元贬值的话,会造成国外的原材料和商品的价格上涨,物价也会随之上升,上升的物价会降低人们消费意愿,将不利于经济成长。日元贬值固然对现阶段的日本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一味依赖日元贬值的话,它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
此外,安倍内阁还要求日本银行(即日本央行)签订必须达到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的协议,以确保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实施。如果日本银行不同意安倍内阁的通货膨胀目标的话,自民党将改革日本银行法来迫使日本银行同意决定。日本银行是一个可以独立决定金融政策的机构,它以物价的安定和金融系统的安定为目标来指定各项金融政策。日本银行依据法律其职能有以下几点。1.发行货币。2.决定各项金融政策。3.作为央行给商业银行提供货币流通性。4.进行与外国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国际业务。5.搜集金融和经济信息。该行的各项政策主要由政策委员会的9名委员集体决定。政策委员会的构成分别由总裁、副总裁、审议委员构成,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的任命必须获得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方的同意。虽说日本银行可以独立于政府制定金融政策,但还是受到占据众议院和参议院优势的执政党的影响。现任的日本银行的总裁为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黑田东彦。在他上任不久后即信心百倍的表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日本摆脱当前的通货紧缩的困境。黑田东彦1967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后取得了经济学硕士的学位。他是赞成货币宽松政策的人,并支持安倍内阁为了摆脱日本通货紧缩而设定的2%的通货膨胀目标。在安倍晋三眼中,黑田东彦是一个忠诚地执行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的最佳人选。近期,黑田东彦再度力挺安倍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黑田在记者会上指出,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温和复苏的阶段,并正在接近预期的通货膨胀目标。
第二,以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等(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通过日本银行购买建设国债并长期持有)。安倍提出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中的5万亿日元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的方向主要为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以及防灾设施的建设、老朽化道路和桥梁的改造、学校的抗震设施的建设等。实施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投资,承担公共事业建设的业界和相关产业就会增加设备投资,从而带动就业增加,工资上涨,对刺激消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度的公共事业投资会带来大量的国债增发,财政赤字增加等消极影响。日本国民会对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疑虑,并担心养老等社会保障相关问题。
第三,激活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低利率政策、通过建立健康长寿型社会带动相关产业、全体国民可参与的成长战略)。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审批,赋予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在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的产业上,政府通过给予资助等方式激活中小民营企业的活力。比如,对绿色再生能源产业、高科技医疗研究领域等给予财政补助,从而帮助这些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发展,增加就业,促进经济转型。到目前为止,安倍内阁的第三项“激活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的政策还模糊不清,同时政策能否有效落实仍有待考证。
安倍内阁接下来还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消费税率的增加与否。如果按照预定计划从2014年4月份开始,消费税由现行的5%增加到8%的话,将消减民众的消费意愿,从而拖累经济复苏。这对初见成效的安倍经济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增加税率的话,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持续增加,民众会担心政府是否有财力实现养老、年金等社会保障服务。安倍晋三将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
四、结论
从目前来看,安倍内阁的量化宽松和日元贬值等政策,对股票、不动产的持有者和出口型企业形成了的利好消息。但是,安倍的政策最终能否惠及全体日本国民,形成生活改善、收入增长、就业增加的经济复苏仍然是一个问号。
安倍经济学可以说是一个冒险。如果成功将可以使企业利润增加、扩大就业、收入增长、经济变的景气起来。如果失败将产生大量债务、税收减少、国债等信用降低、和日元贬值形成的物价上涨。从目前来看,说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与否仍为时尚早,今后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一、从诺贝尔奖看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一)内容上的发展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纵深发展、横向扩张以及模型建立三个方面。从纵深发展角度来看,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相关理论,费里德曼则在该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货币需求的函数;索洛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这对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促进经济增长重要因素的传统观念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费尔普斯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纳入到政策分析当中,让人们对长期与短期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从横向扩张角度来看,舒尔茨与刘易斯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将时间连续性纳入到了动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当中,为制定连续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增强了经济政策的可行性。
从模型建立角度来看,国民账户相关体系是由库兹涅茨与斯通共同创建起来的,它为科学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提供了数据参考。希克斯与蒙代尔建立了一般均衡相关模型之后又对其进行了修正,以便对经济政策进行更清晰的分析。克莱因建立了很多相关模型,并在分析经济政策时对这些模型进行了充分运用。20世纪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高失业与高通胀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于社会上,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随后费尔普斯在该曲线基础上融入了预期的通货膨胀这一因素,提出了新菲利普斯曲线,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二)研究方法上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上看,将数学方法运用到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当中是一个比较显著的进展。在数学工具的帮助下,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认识、分析以及判断经济现实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为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纵观历年来的诺贝尔奖可以发现,应用数学方法所带来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创立了经济计量学并推动了其发展,二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国民经济相关统计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例如196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格纳·弗瑞希与简·丁伯根两位学者创立并发展了经济计量学;1975年获奖者佳林·库普曼斯在经济计量学中对数理统计学进行了应用;1989年获奖者特里夫·哈维莫在经济计量学基础上提出了概念分析法,并将其运用到经济预测当中;库兹涅茨建立了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随后斯通将这一核算体系转变为具体的应用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
与此同时,一般均衡相关理论逐渐成熟。希克斯、德布鲁和阿罗三位学者对原有的一般均衡相关理论进行了改进,使经济理论变得更加科学缜密。随后克莱因创立了很多关于市场经济的相关模型,并对一般均衡相关理论与最大效益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希克斯创建的一般均衡相关模型可以用图示来更清晰的展示经济政策实际的应用效果。
二、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在研究时应当找出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有效对策。目前大多数增长模型都是着重从某一方面来对技术进步展开探讨。日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应将对经济增长过程进行解读作为研究重点,以便从政策层面为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目标提供有效支持。
(二)宏观经济学相关研究会逐渐转向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指的是提高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实用性,通过分析卢卡斯、詹姆斯·托宾、蒙代尔、普雷斯科特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为制定出更加科学精确的经济政策,他们都嘗试了很多不同的办法,并对各种条件下政策可能与政策后果做出了比较。另外,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种手段的优势,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
(三)预期在未来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使得理性预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对经济政策中时间的延续性进行了研究,这是考虑到预期因素的一种具体体现。费尔普斯在菲尔普斯曲线中加入了预期的通货膨胀这一因素,合理解释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间的关系。结合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萨金特与西姆斯建立了宏观经济的模型。加入预期因素可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因此预期必然会越来越重要。
(四)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将成为热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增强,国家内部和外部所要面临的均衡问题给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挑战。各国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实施开放政策,将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所以在开放背景下对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政策进行研究将会是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郑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宏观经济理论[J].管理学刊,2012(01)
[2]吴海民.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04)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1]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日本学刊,2013,(6).
[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关键词】南方科技大学 新经济制度
一、筹建背景
(一)深圳高速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和建设高速发展。同时,深圳近年来还计划成为跨国公司采买中心。此外,深圳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居全广东首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3%。加上深圳正在向国际化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以及正在扩展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因此深圳急需大量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性、创新性人才。
(二)我国教育现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正处于最为尴尬的时刻,从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虽然各类高校在校人数到达空前的高度,但各高校的教学质量都出现了下滑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1)交易费用过高。新制度经济学科是认为:交易费用指“度量、界定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如把高校当做替代个人自学高等教育知识的企业来看,交易费用的多少是衡量企业产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高校交易费用是指高校交易内外部各种交易活动所花费的费用支出。我们可以看到扩招之后的高校的交易费用明显增高, 其内部交易成本偏高表现在其管理费用太高,流通成本高,制度的实施、执行成本高等;而外部交易成本偏高则是为了用于处理好与外界各种组织、部门关系的业务等。此外,很多高校校长都深深感到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是将过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费在应付各种繁琐的事务上,管理的机会成本高。(2)高校产权不明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在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国有资产产权意识不强、产权不清的问题。国有资产由于没有人格化的自然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缺失,其产权功能大大弱化。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公办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大学校长在拥有的权利和责任方面极为不对等,使大学校长在管理方面不敢创新,唯恐责任重大。
二、南方科技大学的与众不同
(一)目标的独特
2007年,深圳市宣布要创建南方科技大学,并且初步决定南方科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该校是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十几年,就已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因此,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深圳不假思索的选择。
(二)校长招聘的不同
2008年,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校长招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委托猎头公司和同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人选由校长评选委员会评议评审后提交市委市政府。之后2008-2009历时一年的校长招聘的过程在中国内地还是首创,过去都是直接由上级任命,朱清时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海选”出来的大学校长。
(三)机制设立的不同
朱清时校长上任之后,宣布了他的教学理念,即“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自上而下,学校将建立依法治校机制。由深圳市政府任命南方科大理事会,其中四分之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四分之一是南科大校领导、教授代表,四分之一是深圳市企业家,四分之一是国内外教育家。而横向的院系设置,其核心则是不设院系。
(四)招生的不同
2010年12月16日,南方科大在其网站上公布,将自主招生自发文凭。南方科技大学表示,即使没有获得招生权,也不会坐等相关部门批复,南方科技大学将颁发自己的文凭。“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一决定,犹如向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投掷了一枚原子弹”。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人类社会任何一项交易的实施都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而人之以趋于最小或零的代价取得趋于最大、甚至无限利益的有限理性本能,因此,为了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会出现制度变迁,即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生同样也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即双方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规避风险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满足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对教育的不同期待。而当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不能够满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方的最大利益时,他们就会转向收益更高的另外的学校教育制度。因此,为了实现将南方科技大学建立成高技术的科技大学,就必须实现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变迁,而事实也证明了南科大新的教育制度也符合了广大被教育者的利益,提高了他们对教育期待的满足度,因此,虽然南方科技大学是在没有获得教育部招生许可自主招生,但在南科大2010年12月份的招生咨询会上, 2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里都站满了咨询的学生和家长,加上采访的媒体记者,整个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家长对于文凭的问题,认为对是不是教育部认可不在乎,他们最在乎的是这所学校能不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真才实学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够在南方科大这样一个创新的学校里,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把孩子真正培养成人才。
【参考文献】
[1]花长友.高校办学的经济效益探析.扬州大学学报,2001(6).
尽管早在1980年代,后现代的理论思潮就已悄然在中国登陆,但它真正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突破理论瓶颈的路径选择之一,却是1990年代的事了。19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此前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对于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面对新兴大众文化的精神困窘、历史与现实叙述的话语贫乏、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内在分裂,以及在一个日益清晰的全球化世界图景之下构想中国之未来的悖难等等,都在敦使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进行知识结构和学术理路的刷新。在不长的几年时间里,一般被宽泛地(但显然也是甚不确切地)指称为“后现代”的各种理论思潮被大量翻译和介绍过来,结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等既相互关联又各独树一帜的思想和学术脉络,很快被陷于理论饥渴的人文学者各取所需地吸收并为我所用。
这期间,身体理论是有其特殊而暧昧的位置的。
首先从概念上说,即便在西方的相关学术语境内部,“身体”理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而歧义频出的,它经常被用来笼统地涵盖“肉体”、“欲望”、“无意识”、“狂欢”、“性”、“愉悦”等一连串炫目的理论(或非理论)术语,但真正使这些理论术语获得某种内在一致性并以此而能够汇聚于“身体”之下的,并不在这些术语本身,而是在于它们所对抗的以理性主义为首的全部宏大叙事――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以前,正是通过对这些物质性存在的他者化,西方社会文化借以从自身内部确立和维系理性主义的自我;而二十世纪的诸多理论家都致力于对这些范畴的理论话语的建设,尤其是通过一种美学规划,将它们策略性地运用作反理性主义的对抗性的理论武器。因此被笼统地归之于“身体”的各种话语,实际是有着相当不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脉络的,它既和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传统相关,更直接地联系着“六十年代”西方大都市的反文化传统。
然而,当身体理论于1990年代后期被引入和实用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时候,它所面临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境况。彼时,以消费和赢利为根本驱动的大众文化早已在中国内地全面兴起,而身体也以最快的速度成为文化工业创造价值的最主要领域。这种以最大限度的商品化为标的的身体解放,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实际上是“新时期”倡导的“个性解放”,也就是说,它是1980年代国家/个人二项对立的意识形态实践的逻辑延伸。这一背景下,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身体话语的空前高涨,其实并不具备西方相似文化表象之下的反理性主义的诉求,因为在西方的相关文化实践中,个人/社会的旧有命题已经瓦解,基于理性自我的“个人”本身就和国家政治一样需要被彻底抛弃。当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身体的商品化、身体话语的泛滥早已成为欧美社会文化“后现代”状况的具体表征,但是这一现状的最终形成是和“六十年代”的消逝、批判思想和反文化运动的式微等历史过程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本身是1970至1980年代西方文化史的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而反观中国大众文化中的“身体”爆炸,则恰恰是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得以更充分展开的时代里,仅只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意义上实现国际接轨、同步于(西方)世界的文化事实。于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欧美社会经历的一个历史的问题(随着“六十年代”的退去,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衰变为一种“激进的保守”)就被减缩为一个理论的问题:身体所面临的审美化和商品化的悖论。
二
正是在这样一个稍嫌复杂的脉络里,南帆先生发表于《天涯》2000年第六期的《身体的叙事》一文,便别有意味地记录和提示了相关理论自身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那份紧张。如果仅从写作的情况来看,这篇文章或许不够严谨和完整,但它作为一次实验性的理论实践的意义却超出了文章本身。在《身体的叙事》中,作者不仅对相关的西方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而且尝试将这些理论观点以及引申的思考实用于解析体育(的政治问题)、暴力(叙事对暴力的规训)、明星(看与被看)等中国社会当下的文化议题。
这篇文章自始至终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身体叙事”内在悖论性质的自觉。需要指出的是,在文章自身的语境之内,“身体的叙事”是一个比身体理论更为恰切的指称,因为它容纳了更为丰富的身体话语,借此便可以更为自由地穿梭于理论思考与批评实践之间,而且也能够更为充分地展现关于身体的不同规划与设想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在进行理论梳理当中,作者先是明确了身体理论的提出背后的反理性主义诉求,接着便沟通了理性的同一性力量与商品社会对于一个可计算的世界进行数量化规划之间的一致性。于是,面对“现代社会的专制体系――不论是源于极权政治还是源于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强大控制”,“身体再度被赋予特殊的理论分量”;“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身体内部不驯的欲望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对身体的政治性加以理论化的工作,主要是由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完成的。通过引述马尔库塞和伊格尔顿,作者勾画了“将美学、身体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及限度。不过,正是在这个地方,或者准确说,是在伊格尔顿的认识中,身体―美学的悖论性质开始显现,因为伊格尔顿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审美中所蕴涵的解放和规训的双重涵义。作者没有论及的是,伊格尔顿在他后来的理论工作中更加明确地回归的身体观念,并对同时代的后现代身体理论提出更为激烈的批判。但不管怎样,美学既有解除理性束缚的潜力却也有可能推行“理性的殖民化”,身体始终是统治性的与反叛性的力量争夺的一块阵地;更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并非不可能发生转化,反意识形态的实践也会蜕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审美化的追求反而有可能助推了消费主义和商品化对于身体的更为彻底的殖民――而这一变化在今天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正在成为(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
因而在转入对中国当下社会文化议题的讨论时,作者就更加注意如何从具体细节去阐发“身体叙事”的这种双重性。就此来看,体育比赛无疑是最典型的:因为一方面,体育比赛“时常是一种身体的对决”,它能够充分调动起身体的;但另一方面,纯粹游戏性质的体育比赛虽然表面上超离于现实政治之外,但是它的胜负逻辑同样创造出或者说复制出一个想象性的权威和统治者,它是强力意志在象征性空间的延伸。作者援引詹姆逊指出,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是有着双重焦点的:在一个消极的层面上,只能提供局部的自足的消遣,它最终很可能只沦为享乐主义的身体消费;但在一个积极的面向上,“的意义是整个社会的”,它是和总体的乌托邦以及整个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身体可以成为“社会关系转变”的载体。涉及暴力的问题也是如此,暴力本身并不只停留在直接地对既存社会秩序的挑战和对抗上,暴力本身的美学潜能存在于它最真切的“浪漫”之中,因为它可以不受任何叙事的规范与限制,但它同样也可能构成叙事的强大动力,社会秩序和象征秩序在被突然地打断之后便获得了更好的进行秩序重建的理由。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暴力文化作为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也就是说,暴力的影像和叙事不一定就是在煽动某种不安定的情绪,反而有可能提供一条释放和疏导暴力能量的渠道,在想象性的层面上缓解社会矛盾造成的巨大压力。随着讨论的深入,围绕身体的权力技术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尤其在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建立在男权主导的性别秩序之上的看与被看,已成为权力关系的最直接的操作模式;但是,性别表述的维度并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是和阶级、种族/民族等范畴交织在一起,相互转写、互为遮蔽或支撑,因此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现实中,任何视觉呈现都有可能接合着完全不同的表意实践(比如女性主义话语的操持就很容易变成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权性的身份标识)。特别是考虑到文化商品化的时代状况,对身体美学的革命性力量的张扬,就必须要避免使“一种解放成为另一种压迫的循环”的陷阱。
基于对身体的两面性的清醒认识,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正确地总结道:
这一切无不表明,身体范畴的再现仅仅是增添了一个主导未来蓝图的重要因素。的确,身体隐含了革命的能量,但是,欲望以及仍然可能入消费主义的槽模。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可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局部的。局部的解放可能撼动整体,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脱离整体。也许,整体论已经变为一个不实际的幻象;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被另一种更加强大的传统所俘虏。因此,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三
作者结尾的这一段话里面,实际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阐明。这一问题就是个别性与总体性的两难。它涉及到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境,也涉及到整个批判思想――尤其是围绕后现代论争――的批判策略。问题可以拆分为两个层次进行讨论。第一,今天我们是否依然需要面对某种总体性?回答,是的。只不过,这个总体性并不是黑格尔以来现代性的危机中不断呼唤拯救的那个总体性。那个停留在现象学层面上的总体性并不是真的瓦解或消失了,它只是被替换了,被替换为资本的总体性;商品/货币的关系(商品的幽灵化)是个别性/总体性的最新版本。第二,面对这种总体性,是否存在替代性也即变革的方案?这一次的回答是,不一定。首先,哲学自身早已被证明是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的(实际上,用不着等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穷途末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到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已经宣告了哲学正统的破产)。其次,融汇了美学与政治经济学脉络的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多诺),除了把希望寄托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辩证想象之外,他们拒绝提供总体性的构想。最后,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放弃了任何总体性的许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也放弃了对于个别与总体之间辩证关系的观察与思考,转而一味抱守着表象世界的物质现实;不难理解,对这些绝对的、不可化约的物质现实的推崇,是以牺牲可理解性的必要规范为代价的,其结果就是它实际上召唤回来的只能是最为保守的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思想――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些后现论一直备受争议,而且从现实的情形来看,它们已经是彻底失败了:“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已然淡去,反理性主义与宏大叙事的初衷也早被遗忘,剩下的就只有一种永远断裂在当下的此时此地的狂欢式的生命体验。
身体的悖论与此直接相关。尽管有着不同线索的理论话语资源,但总的来说,身体理论分享着后现代主义的尴尬境遇,把它归之于无根基的“后学”(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贬义)也并不为过。这里,至少有一个理论偏颇是急待修正的:对于审美化的身体的强调,往往伴随着一个严重的疏漏,即对劳动的身体的轻忽。如前所述,把欲望的、的、力比多经济学的身体打造成革命力量的动员地带,这一文化实践背后是有着非常具体的西方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后工业社会背景的,其先决条件就是基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化,身体不再从事体力劳动。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审美化的身体,同样也不是要简单地肯定劳动的身体。对劳动的肯定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不把它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结构中去加以认识,仅仅单纯去鼓吹“劳动者最美”就只能是一种廉价的人道主义,而且,更危险之处是在于,这种肯定还会变成是对现存秩序的默认和共谋。所以,一个正确的思路就是要尽量避免任何片面化的认识,而应当把审美的身体和劳动的身体放在它们原本就存在于其中的关系结构中加以考察。生产的身体和消费的身体、劳作的身体和休闲的身体、被剥削的身体和享乐的身体,从来都处在一种交换的关系中;在最初的生产/再生产结构中,休闲是为了再生产出具有充沛劳动力的身体,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就是围绕着工作与生活的二重奏组织起来的;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向外转移(先是海外殖民地,后是第三世界国家),这种社会空间的部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这一旧有的政治经济体内部,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事实――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生产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日趋脱节,不仅不再维系于一个完整的时空连续体,甚至也不维系于一个完整的社会个体。在欧美大都市中心的后现代文化中,身体之所以能够被充分发掘它的美学维度,恰恰是因为它最恰切不过地体现了艺术作品的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说,只有剩余的身体才能被赋予那种的政治性。
回到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实中,我们马上也会想到要去质疑身体理论(“身体的叙事”)的正当性。这还将牵涉到广义的后现论(“后学”)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受到的普遍抵制和攻击。诚然,在1990年代中后期,相关学科或思想脉络(如文化研究)一度使学界趋之若鹜;但时至今日,这股热潮已明显降温,人文诸学科已纷纷回到不那么激进或“浮躁”的治学理路上去。身体理论也不再像世纪之交时那样能激发人们的学术兴趣,曾经兴盛一时的各种理论话语也早已成为陈腔滥调。对于后现论的一个最常见的诟病,就是认为它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对于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的中国来说根本不适用。必须承认,这一批评有其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尤其对那些熟练操弄后现论话语做自我玩味状的学院游戏者来说,这样的指摘是很有针对性的。然而,这一批评及其背后的策略主张自身也同样错误地估计了时代状况:当持此论者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一厢情愿地以西方(无论是美国还是北欧)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制度为度量标准的时候,就会完全无视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经济体可以自外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基本事实,那种线性时序、进步史观的现代化进程从来就不存在(几乎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就是以空间形式展开的),中国当下遭遇的现代性悖难本身就已经是后现代的时代症状。因此,在笔者看来,那种对于“民主”、“自由市场”的执迷,与时髦理论游戏者对于“身体”、“酷儿”的把玩,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因为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结构于商品/货币之上的那个个别与总体的辩证关系,从而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理论的偏颇。
这个刻薄的结论让我非常之郁闷。虽然我很同意他说的,这部电影没有能够在斯特里普身上拍出PRADA名字背后的道理,但是如果影后仍然穿不出PRADA的风采而被他讥笑为步入高龄的阿婆的话,那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适合穿PRADA呢?
正在我忧伤的时候,一个远在日本工作的男同学,发了一堆劳力士手表的图片给我,说让我帮着看看,打算买一个。我说,有钱我也反对买劳力士,第一这个品牌在亚洲已经彻底被“暴发户化”了,你做的是法律界的高尚职业,不应该去趟这混水;第二,劳力士在中国A货的泛滥程度可以与LV媲美,你花了几万的银子买回来,等你一回国,就立马被打入A货的行列,怎么想怎么不合算。
他说,这叫形势逼人买,人不得不买。日本就是一个这么虚荣的、崇拜名牌的国度。工作一两年的小男生,每个人手上都戴一块明晃晃的劳力士,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伸出手来胳膊上没有一块劳力士壮胆,那是一定被人鄙视至死的。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很庆幸自己是个中国人,没有受到以虚荣为荣、不虚荣为耻的思潮的影响,否则……他顿了顿说,你这个年纪还不穿PRADA,那也基本不用混了。
我很心虚,但是我咬牙说,我这个年纪,属于勉强还能穿MIUMIU,不到逼不得已,绝不往PRADA身上靠。再说了,虚荣心虽然人皆有之,可是君不见上海的小白领们买LV手袋出门就坐公车,吃两个月泡面,已经沦为全中国人民的笑柄了。这就是虚荣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能不鉴啊。
他就说,有一个叫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家,有一套著名的理论,意思是说如果花500美元吃一顿晚饭,跑堂的伙计就能够因此受益;买一只价值100万美元的钻戒,钻石矿工就能够过个好年……可见虚荣心能够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几年,中国的媒体明里暗里地鼓动民众崇拜奢侈品消费,一讲到社会名流、富户商贾、明星、跳水运动员,都喜欢说他们又在某处一掷千万金买了豪宅了,他们开的是什么什么车,私会情郎的时候拿的是什么什么手袋,两人喝了一瓶价值多少的红酒。想一想,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理论,这些名流们的消费,为社会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啊!
我突然想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他因为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打动了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促进民主和平,一定程度上解决穷人脱贫的问题。所以这位曾经努力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阴差阳错得了个和平奖。可是,如果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理论,那诺贝尔和平奖最应该给的,就不是他而是败金女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了。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上海电视台一个办了好几年的真人秀节目,类似于《学徒》的那种,要开新的一季,于是在电视上天天打广告,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有100万,你会怎么办呢?”广告中出现了许多个上海年轻男女,面对电视镜头,他们没有说要买10个劳力士或者买50件PRADA之类的话,但是他们说,我要在上海市中心投资房地产、我要盖一个室内篮球场、我要开一间咖啡馆……只有一个国籍不明、大着舌头说中国话的黑人说,我要帮助那些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们。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强大的国家机器保证了国家的强制力的来源,军队是国家权威的最后的支撑。但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在政治和经济,文化等看不明晰的层面上,通过法律、政令、道德教化等形式已经确立了国家和统治阶层的绝对地位,即各类事务的主导和支配的权利,尤其是在国家经济活动和占有财富的优先。这种优先几近于霸权。这种优先保证了统治阶层的强势,压制了民众使其屈服于统治。历史的习惯甚至成为一种习俗,接受统治和认可国家的绝对权威,是最根深蒂固的,最古老的习俗。无论是封建制替代了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给资本制送入坟墓,这种习惯并没有更改。只不过是人的身体自由和生命尊严一点点的进步,民众还是必须接受来自于无形的力量的管理和支配,首先是从自己的劳动中被剥夺掉一些财富,其次是很无奈的服从既得权的神化,再次是遵守那些规则,最后就是在那些规则里老实终生。奴隶的生命如牛马贱,农奴的自由仅是没了镣铐,而操纵大机器的产业工人绝对自由了,为了生存却不能对工资过于挑剔,否则,失业比就业更加自由。
在一个时代,生产力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他没日夜的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也是有限。但他紧张到极限的神经能坚持多久呢?发条拧到承受的度,再过了就会崩溃。人的肠胃就那么点空间,过食美味会撑了肚子。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要受其生产关系的制约,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资本并非万能,但人们更关心:没有资本万万不能。的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固定资产的购置和熟练技工的加盟,生产只能是画饼充饥。在大时代的上升时期,厌倦了饥饿和贫穷的经济体,为了粮食而奋斗,经济的发展速度高的惊世。但这个经济体填饱了肚皮,他那进取的劲头就不那么饱满,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容量,产生了寻找利润的游资,这一非一般意义的金钱,它的身上被赋予了厚望和使命,就是做一个母体,去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可以直接投资,可以间接投资——无限扩张的生产需要源源不觉的资金,就像生命必须血脉循环,借贷应运而生。扁平的,各自为政的生产,以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引导资本流向的经济模式看起来很精确无比,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经济的参与者最后是人的主体,并非一个可归于公司的空洞的符号。人不能永远理性。人类发明了酒精,是因为醉的妙处——人类的经济有时也会晕晕然。在某个领域扎堆,因为利润相对居高,急功近利是制造泡沫的原由,而基础产业却无人问津。泡沫吹的大了,就会破灭。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被忽视,就是生产的东西到底何效用?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为了什么?一个饥饿的人是为了生存,一个温饱的人是为了享受,一个奢侈的人是在浪费——他以嚐不出什么滋味,以不稀罕鲍鱼山珍。不稀罕鲍鱼的经济体,生产已成了一种棋子,不仅仅是财富的追求,更希望一种垄断的强势,利用经济的形式建立一个资本的帝国。经济的参与主体常常认为是企业,国家,和从事个体劳动的个人,产业工人被排除在经济活动的概念之外。因为,产业工人的劳动已经给企业主吸收了,产业工人参与的只是劳资关系,和经济活动不沾边儿。产业工人没有一点生产资料,充其量是到银行存钱,在股市做个小散户。没有参与经济活动的资格。产业工人只能依靠企业的施舍过日子,就像寄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乞丐,给你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问,你可以选择别人的屋檐,跳来跳去,天下的屋檐一般宽,而且,没有空间愿意收留“不讲职业道德”的人。靠施舍度日的人,凭什么又给企业主的阶层做一回购买力大军呢?经济被误以为就是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不断的循环乃至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要给下游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吸收,生活资料没有完全离开流通领域,囤积的商品就是垃圾,占用的资本和劳动根本没法实现价值。要么丢掉腐蚀,要么减价处理。利润没了,甚至亏空,长时间这么搞,就有企业倒闭,那里的产业工人做个乞丐的资格也没了。
我已浅薄的知识和笨拙的脑子做了一个推理,经济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大部分人能够消化掉生产力的大部分。生产力必须要在各个部门之间均衡的进行,和谐的发展,不能过于超出生产关系,不能一个理性的容量。分配是经济的重要一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生产的关键,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是刺激内需的根本动力。经济活动不能以经济而经济,人类的生产力,应当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的统一。人类的生产力,是为了在自然的生存里更加自由。我的结论绝对的错误,等着批判。
咖啡而已
央视报道称,星巴克一款354毫升拿铁咖啡,北京最贵售价27元,孟买售价折合人民币14.6元,伦敦售价合人民币24.25元、芝加哥售价合人民币19.98元。
央视采访了上海咖啡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振东。他说,一杯中杯拿铁咖啡的物料成本还不到5元。这家连锁店之所以能收取较高价格,主要是中国消费者盲目相信星巴克和其他西方品牌。星巴克在中国已违背了WTO公平贸易原则,对中国消费者构成歧视。
对此,有关人士表示,关于星巴克咖啡价格有若干认识需要澄清。首先,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商品不必全球同价;其次,品牌商品的价格中有大部分是超出物质成本的,这是品牌价值;第三,中国实行间接税制,价格中包含税收,不能直接与外国比价格。
就算星巴克有垄断和价格违法行为,也应当依法检查,而不用诉诸“民族大义”。
倒掉的咖啡也要计算成本
财税专家马靖昊听闻央视报道的第一反应是,央视的计算方法有失偏颇,“缺乏财务知识”。
他所说的缺乏财务知识,是指根据公开信息,星巴克亚太地区的营业利润为32%,营业毛利率=(销售收入-营业成本)/销售收入×100%,以此推算一杯咖啡的成本约18.37元,营业利润8.64元,扣除一些费用后,一杯咖啡的净利润也就两三块,“根本谈不上暴利”。
几天前,咖啡行业专家钱嘉鹰刚从美国回来。听闻央视的报道,他无奈地笑了。“这样的报道显然不对。咖啡豆、设备、损耗、人力、水电费和房租等很多因素制约着一杯咖啡的价格。”
此外,咖啡行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咖啡豆种植受天气影响较大,稍微干旱一点儿,产量就会下降,咖啡价格就会很贵。而咖啡店不可能今天变一个价格,明天变一个价格,所以咖啡采购商需要综合一年的咖啡豆价格来预估成本,以此计算咖啡价格。”
事实上,国内咖啡馆与星巴克的咖啡豆来源地大体相同,成本构成也相似,咖啡价格与星巴克相差无几。同样以中杯拿铁为例,雕刻时光的售价为38元,COSTA为28元。
很多人不知道,一杯咖啡成品端上来以前,或许要经历几次失败的打磨,这便是间接成本。“咖啡师不一定能一次直接出品,做不成功得倒掉,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一杯成功的咖啡,而倒掉的咖啡当然也是要计算成本的。”钱嘉鹰说。
星巴克一般在繁华地段选址,租金高昂。而且星巴克在中国咖啡馆的营业面积也远远大于美国,因为多数中国客户喜欢在店里逗留,一待就是几小时,而80%的美国人拿了咖啡就走。
《华尔街日报》曾就星巴克2012年财报绘制过一张中国星巴克定价图,以一杯售价4.8美元的星巴克拿铁咖啡为例,在除去房租、原材料、劳动力、设备和税收等支出后,利润仅为0.85美元,占18%。
买1件和买100件怎么可能一个价
过去5年,中国咖啡馆数量翻了一番,从1.5万多家跃升至超过3万家,1/5的城市消费者表示,过去一年至少去过5次咖啡馆。据预测,未来中国咖啡消费每年增长速度为15%,远远高于2%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
然而在钱嘉鹰看来,中美两国的咖啡消费文化仍不可同日而语。有专家做过统计,在中国,100个人里面平均有一个人喝咖啡,还不是天天喝;而美国18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天都要喝一杯甚至更多的咖啡。“国外的咖啡成本低,这是很正常的,买1件商品和买100件商品怎么可能是一个价格呢?”
钱嘉鹰并不喜欢喝星巴克的咖啡,不过他承认星巴克对于培养中国咖啡文化的贡献。“在中国,星巴克与雀巢有相似的贡献,雀巢让中国人知道了咖啡;星巴克则让中国人知道了咖啡豆,可以现磨咖啡,可以喝新鲜的,可以开店。”
一位曾在德国开过咖啡厅的业内人士认为,星巴克卖的不是咖啡,而是一种模式和文化。“星巴克很聪明,它强调咖啡品质,消费者没有回嘴的余地。在咖啡消费不成熟的市场,这会被视为专业和有品位。”
一、固定资产投资是老百姓货币保值增值的希望所在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财富的迅速积累,寻找新的投资点成为全民的共同需求。那么在如今的世界经济范围内,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比房地产投资更值得信赖和寄托的。想当初2013年年初黄金价格的一路下跌,让很多国人趋之若鹜。可是事实又证明了追跌黄金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迅速就得以印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讲的:中国的投资环境比较恶劣,股票市场的变幻莫测已经让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而黄金市场的琢磨必定更让投资者心惊胆战。只有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能让老百姓看到保值增值的希望。事实上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股市又二千点一路飙涨至七千点,可是如今连两千点都无法企及。黄金的投资更是在最近几年才有了起色,当然也随着黄金投资者的掏空策略实施,让黄金这种硬通货也变得疲软不堪,套牢者不计其数。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一路高歌猛进,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都用房价的高增长和稳定性告诉了国民一个不争的事实:投资固定资产最合适。所以在现有投资环境下,房地产的高增长必然仍旧是一种趋势。财富的增长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旺盛,而这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房价的不断稳步上涨。
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必然依托
房地产经济作为我国基础性、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十分明显。因为发展房地产经济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机械、冶金、陶瓷、仪表、森工、化塑、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据测算,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每投入100元的住房资金,可创造相关产业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便可带动130~150元的其他商品销售。因此,住宅建设若增加10个百分点,可望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经济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作用。而数额巨大土地出让金也是地方政府扩大收入,保持良好政绩的简易途径。因此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对于高价地块的出让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个最集中的表现自然就是核心重点区域地块的集中释放,比如天津市的天拖地块90多亿元的挂牌出让,北京朝阳区核心地块更是以楼面价七万元/平米让融创中国摘得,这些都一次次给地方政府偿还银行贷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能量。
三、政府货币超发的结果
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的信号。因此,当CPI出于对财富缩水的恐惧心理,会积极买房,把手里的纸币变为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的购房行为,实际上相当于被动的投机,这时的房屋实际已经变成了存款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力量,就不仅仅局限于实际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越宽松,货币供应量越大,流动性越充足,房价的上涨速度越快。至于政府为什么要超发货币我们就不在本文中探究了,但超发的钱哪里去了?全世界货币超发的国家都在拼命为货币找出路。超发的货币就像是悬在头上的堰塞湖,积累越多越早决堤,因此必须为其寻找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美元的蓄水池分布在世界各地,其形式是货币、证券、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而中国的蓄水池是楼市和股市,这两大领域的吸纳能力一旦受限,就会促使货币向农产品领域流动,出现如“蒜你狠”、“豆你玩”这样的局面。为了避免民众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过于激烈,当农产品价格上涨,CPI涨速较快时,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会放松。
四、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国要全面实现城镇化,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对于当前中国积极推进的新一轮城镇化,中国新晋首富王健林在今年刚刚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表示: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但是回避不了房地产,这个市场还将扩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城镇化目标的提出,如给十年调控之后房地产市场打了新的强心针,需求的旺盛背后是中国房地产再次重振雄风。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的全面消失,各行各业劳动成本的全面增加,而在劳动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这个表现更为突出,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房价成本的扩张。而中国城镇化浪潮的全面推进,更是把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表露无遗。需求的旺盛、成本的直线增加,双重效果的叠加使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和房价的推高成为必然。而且现在我国农村也正在积极推进土地确权制度的落实,原有宅基地的权属的变革,进一步促进了农民的进城速度,大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居民对于居住环境改善的大量需求。
五、热炒房价背后的媒体推手
在房地产行业里,除了开发商、建筑商以外,最期待房价高涨的则是媒体。这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最大的利益均沾原则。在房价高涨、房市火爆的日子里,开发商会有大把大把的推广营销费用投放在媒体推广上,对媒体而言,只要依附开发商就可以轻易获得推广市场份额,这就造成了媒体对于开发商的依赖。而对于普通购房者而言,媒体又是他们获得最有效的购房参考信息的重要来源。在多次调控之中,媒体对于调控政策研究对策往往比开发商更高明,而对于市场舆论的引导作用更是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需要经济来源,开发商需要有效的市场宣传,因此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开发商和媒体保持了高度的默契,这种利益捆绑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体在房价看涨的舆论氛围中为开发商打造了买涨不买跌的市场环境,都直接导致了房价的高歌猛进。
六、开发商对于居住理念的再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旨在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尽管此奖项并不属于1895年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个奖项,但一般认为此奖项与5个奖项地位相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0月11日,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David Card、Joshua D.Angrist、GuidoW.Imbens共同获得获得这一奖项。
202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原因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实证经济学贡献者,分别是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伊本斯(GuidoW.Imbens)。相对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这些具体的学科,经济学更加抽象和不确定,使人们低估了经济学奖带给人类的价值,但是基于人类是群居社会生物,绝大部分人类的日常是在应对人为的资源分配,而非独自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反倒是经济学更加与个人的生活和生存息息相关。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改过去几届对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视,本届将奖项授予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从颁奖词和各个经济学家的背景来看,获奖者主要贡献来源于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现实社会中,国家的教育政策应该如何制定?最低工资水平又要如何调整?这些政策的设计和评估关系着国计民生,需要很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往往不易在实验室进行随机控制实验,而现实社会中复杂的多重因素又使得这些问题中的因果关系难以识别。这使得对这些政策的研究和设计存在难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社会政策问题。
他们首先努力找到一些不由人们本身控制的外部事件,如自然变化或政策改革等。
面对这些外部事件,人们只能被动接受,避免了很多复杂因素的干扰,实际上创造出一个近似于理想的实验环境。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政策价值。
诺贝尔奖奖项综述诺贝尔奖包括由诺贝尔基金会官方颁发的6个奖项,分别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奖项,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以及瑞典中央银行1968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规定:“奖金数额可以在两份工作成果之间平均分配,每份工作成果都应被视为可获奖。如果一份工作成果是由两个或三个人完成的,则应共同奖励。在任何情况下,奖金数额均不得超过三人。”
关I词:“京津冀”一体化大学生就业对策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意义
当前,河北正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既是重大的机遇,又是巨大的挑战。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精力充沛、知识丰富、适应力强,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大学生这一群体不能顺利就业,不仅会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并相应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反之,如果大学毕业生都能够人尽其才,找到其理想的工作岗位,对中国梦的实现、对人力资源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对区域经济持续强劲的发展,都将意义非凡。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大学生就业不容乐观的原因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使河北省迎来了新的产业升级换代,这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一)毕业生就业期望与现实就业环境不匹配
其中有一部分毕业生青睐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北上广地区高校众多,人才济济,竞争极其激烈;一部分毕业生受传统思想意识、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倾向于留在河北本地发展,但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重点主要在第二产业,如钢铁、石油化工、医药等,且受到压减产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不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力。而主要接受大学毕业生的第三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再加上部分行业就业岗位缩减,下岗职工的安置又占据了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另外,由于河北省城乡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存在,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多位于城乡结合部甚至更为偏远的乡镇,与毕业生追求的薪酬较高、工作稳定、环境优越等要求背道而驰;还有一部分毕业生追求铁饭碗,一心只想成为公务员,或至少在公共事业单位供职,但是国考竞争难度逐年上涨,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压缩编制,也不可能大量接受毕业生。
(二)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错位
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再加上一方面,有的高校专业设置常年一成不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学生学无所用;有的高校在专业设置过程中并未与时俱进的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意设置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导致其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毕业生供大于求,热门专业热不起来,影响了就业;另一方面,大多数院校重理论,轻实践。即使已有的实训、实习环节也只是做做表面功夫,缺乏必要的实训设备、技术过硬的指导教师和仿真度较高的实习环境,导致学生上手能力不强,竞争力较弱。
(三)不少用人单位在招工时存在着偏差
主要表现在:1.盲目追求高学历。不少用人单位不是根据需求而是根据学历来选人,认为学历越高越好。这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学历低但动手操作能力强的高职毕业生不好找工作,又使得高学历的毕业生能力与岗位不相适应,以至于跳槽或是怠工情况频繁。2.性别歧视。用人单位由于女生存在生理、生育等因素,同等情况下女生比男生就业几率低,造成女生就业更难。3.过分看重工作经验。很多单位要求求职人员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经历,可是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难以满足此条件。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大学生就业解决办法研究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责任和利益,促进大学生就业需要政府、高校、企业以及大学生自身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解决河北省内大学生就业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政府应从经济调控、法律法规、提供服务等方面为大学生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产业结构改革。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下,为解决我省毕业生就业问题,河北省应大力发展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
2.完善就业保障措施和服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简化毕业生就业程序,完善人才市场的各项服务;放宽户籍限制,加强区域性就业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制定相关就业法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毕业生,消除就业歧视;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等。
3.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利用其拥有的先进的技术手段与灵通的信息来源,建立全省用人信息平台,实时权威的职场供求信息,架起用人单位与毕业生有效沟通的信息桥梁。
(二)高校要以市场为导向, 深化教学改革,重新规划学校定位及专业设置,做好职业教育和就业指导, 提高学生素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1.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紧密围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引导学生树立区域就业的新观念,拓宽择业范围。同时,主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把学生的求职信息和单位的用人信息挂在网上,并且到毕业生青睐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进行宣传,加强学生与企业的沟通。另外,联系三地用人单位到校园举办招聘会,畅通大学生的就业渠道,给其更多的就业机会。
2.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时,要加大对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调查力度,科学分析出人才需求状况,进行合理的专业设置,实现招生、教学和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时,高校要解放思想,拓宽办学思路,改革办学模式,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与交流,进行订单式培养。
关键词:经济转型;自学考试;特征;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1-0283-01
我国自学考试制度诞生于1981年,其社会经济原因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的文化人才,在自学考试蓬勃发展的三十多年中,始终伴随并见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经济正进入现代化阶段,人力资源在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劳动者要不断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经济转型不仅对自学考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影响着它的方方面面,过去自学考试"重考试轻学习过程"的模式将难以维持,要从纯粹的考试向考试及为考生提供学习指导服务转型,要将自学考试定位于"社会需要什么人才,人们需要什么新的知识技术,自学考试就提供相应的服务"。
1.近几年我省自学考试的发展呈现以下四个特征
1.1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学历教育呈现平稳发展,非学历教育快速增长,初步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发展的局面,非学历教育规模和学历教育基本持平。自学考试的平稳发展不是大起大落,说明制度走向成熟。
1.2考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职人员逐步成为学生主体,继续教育功能更加凸显,自学考试成为深受学习者欢迎的一种继续教育形式。
1.3在学历教育方面,专业层次结构进行了调整,本科层次有了较大发展。
1.4专业设置向多样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使人能够更好地发展,不可能一个模子去培养人,自学考试满足了社会和考生多样化的需求。
面对社会经济的转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如何紧紧配合社会需求,经济发展的需要,怎样不断与时俱进,利用高新科技整合各方面资源,为自身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2.展望发展趋势,自学考试要创造更大的辉煌,需要实现如下战略转型
2.1积极调整自学考试教育功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找份好工作"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是当前大部分考生的目标,因此,他们更想要获得技能型的知识和市场导向的就业资格证书,而不是对高深知识的理解,因此针对自考生这个特殊群体,根据国家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就需要研究国际国内明显与潜在的市场需求,把专业创新与需求创新结合起来,重新设计核心专业课程、选考课程及考试内容,建立注重职业性、应用性、技能性特点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同时加大实践环节考核力度,有效利用高校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图书馆资料室等资源,注重培养考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将应用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作为自学考试教育的重要目标,将考生自学和网络辅导及教师现场指导巧妙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学考试的质量,注重培养应用型、技能型的职业人才。
2.2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推进学习机制和助学机制的转型。借鉴互联网等现代科技,为考生提供自考信息、学习指导、督学导学、互动交流等较全面的学习服务和助学支持,改善传统的单纯纸质型学习材料,纯粹个人自学的学习方式和以面授为主的助学模式,将自考的开放性、灵活性与网络学习的便利性结合起来。同时将考生的学习过程、学习实践纳入考核范围,实行网络注册学习,注重考生的学习行为、学习效果、学习过程和实践操作能力,凸显教、学、考统一的教育本质。
2.3迎合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推动自学考试面向农村的转型。自学考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业中,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是农民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本质是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面临经济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由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经济转变,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因此农村高等教育资源的缺乏,决定了自学考试在农村、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的过程中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必将更加大有可为。
【关键词】知识经济;中国哲学;哲学
1.知识经济的内涵
知识经济以知识作为资源,以知识作为基础,以知识的创新和生产作为动力。知识经济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力量,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当代科技革命空前显示了科学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1]知识经济改变了原来的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大工业时代的束缚关系得到解放,变得更加自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更加自由。知识经济的发展同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的交往实践也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交往活动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少。知识经济也从内容、时效、价值取向等方面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今全球化的基础。
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必须加强知识的创新,创建知识论的唯物史观。知识经济时代实质上是对大工业时代的继续进一步发展,大工业时代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将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成为了一种新的主导性发展力量。
知识经济时代也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向自由全面个性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它将人们从机器的奴役束缚中解脱出来了,增强了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人的再生产、知识的创新已经超过了人们对物质生产的依赖,社会的进步更加依赖知识的进步和人才的培养,这也为人们向自由、全面、个性、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2.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中国哲学的反思
中国哲学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哲学研究范式和价值取向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主要是在发展观念、主题意识、实践的理性方面取得了进步,对精神文化的复兴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如果想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就必须顺应新的变化,重新思考哲学的本性,创新哲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
哲学不应该只是知识的体系,对哲学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把哲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思考过程。哲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对现状的批判和反思,为新观念的变革提供批判基础,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的新发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科学门类都倾向于经验科学,这也使得学科分化更严重,要想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哲学必须做好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精神文化的融合,必须突破哲学知识论的观点。
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关注人类的现实世界,哲学在理解问题上应该以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式理解,承认人的相对性和主体性。这就需要改变一下传统的物质和精神二元论的思考方式,更加注重实践的思维方式,从多维度思考从而揭示人的全面性和多样性。我们要对历史和生活进行哲学批判,为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和价值支撑。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解答。[2]哲学要融入这个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确立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就必须与大众文化向结合,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已经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时代的主题。哲学的思考须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去找寻新的启蒙,提高主体的自我启蒙。
哲学要想改变现今受到的这种冷遇状态,使哲学更具有生命力,就得让哲学回归到生存本体论上来。把握事物的根本,深化哲学的价值研究。
3.对哲学的新理解
当前哲学理论中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很多学者认为哲学的知识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不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当前的哲学正处于一种分化和转型状态中,而很多人没有分清哲学的分化和转型。中国哲学在转型过程中只是对哲学对象进行了转型,并非是哲学状态的转型,这是一种哲学的分化过程,正是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哲学的世界观凸现了本体论存在的必要性。
哲学并不仅仅是主体性的哲学,也是实践性哲学。哲学是对实体性哲学范式和主体性哲学范式的超越,它克服了主体性理论哲学在近代所陷入的困境。中国哲学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就得将实践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性融合研究,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化之路。哲学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哲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它有着强大的自我批判和修复能力,它的本质精神就是批判否定和实事求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发展中国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哲学中国化的进程。[3] [科]
【参考文献】
[1]叶险明.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J].哲学研究,19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