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科技水平的进步可以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市场,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高品质的产品才能得到市场的青睐，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这就必须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把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新的农产品不断涌现，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不断增长。

(二)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就业水平,改善产业结构

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应用，使农业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禁锢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农业生产所剩余的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善了我国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三)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

技术进步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消化新技术的能力不断改善。使优质人才在新形势下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使农业技术在劳动者身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虽然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跟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农业科技化水平不高。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科研的成果过分的把目光放在市场上面，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尤其是偏向粮食棉花大宗农产品。对于其他农产品关注少，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在生产中，研究者把目光过分偏重于产中环节，忽视产前，产后的研究，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的问题。我国农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对专家提出的农业科技成果的重视不够，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较低的文化素质降低了技术效益，农民无法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方法，增加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目前的科研体制不完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农业生产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遇事不沟通，办事不协作。遇到问题又相互扯皮推诿，没有有效解决机制，造成了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使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遇到瓶颈。

(二)对策

1、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农业新技术得到革命性飞跃。通过转基因技等生物新技术的应用,科研工作人员培育出了一批超级稻、优质玉米、抗虫棉等转基因优良新品种,有些已经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加快我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我国的农业体制是阻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突破体制障碍,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科技兴农战略,农业现代化的持久动力的保证。

3、强化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发展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是推广农业技术的规范应用，科技成果运营规模量产。对科技成果及时组织实地考核，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据此制定出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程，要求简单宜操，实事求是，方便农民的学习应用，建设农业新技术高产示范区，组织定期专家讲座，结合农民实际问题，改善新技术新方法。要以市场为根本,以高新技术为重点,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4、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推进农业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的最终受益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业相对落后的面貌，科技进步，教育先行，以人为本。逐步建立起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职业化教育，专门培训为辅的专门化多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

三、农业的发展，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一)新的世界性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创新农业体制，加强对外合作，政府组织农业科研项目集体攻关等措施，来加速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特别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生物技术不断孕育产生并加速产业化的步伐。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农业的发展。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使农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使农业结构不断的优化组合，完善的农业结构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护了生态平衡，从而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说着教育的普及，农业科学也随着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差距在渐渐的缩小，但是发达国家处于农业科技主导地位还是没有改变。我国农业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下，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有着巨大潜力和难的机遇。

(二)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更大需求

我国新阶段的农业发展目标主要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保障农民增收。根据此目标，我国制定了务实的计划。要通过专门培育、国外引进、高产高质加快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整体质量和效益；利用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较少农业污染，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村镇企业的机械化水平，培训熟练操作工，转移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用先进的科技武装农业。我国的现状是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这些问题再新世纪又要重新审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科技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在关键技术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农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这就为我国下一步的农业发展指出了方向，攻关农业科技的关键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结束语

第2篇

1仓储、运输环节冷冻、保鲜技术差，且物流成本较高

我国农产品物流中25%的根类和块类农产品，50%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全部的肉、鱼、蛋、奶等新鲜易腐烂食品应采取冷冻、保鲜措施。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市场范围较大，因此农副产品的流通量也很庞大，在现实的物流环节，多数农产品都是通过常温和自然物流运输。由于物流基础设施薄弱，有超出80％的生鲜食品在仓储环节都是保持常温状态。具体原因为：（1）缺乏专用的运输车辆及工具，冷冻、保鲜、冷藏设备和技术较差。（2）缺乏专用仓库，尤其是冷藏库、保鲜库、立体仓库的建设十分有限。据统计，我国每年有12%-15%的粮食在产后流通环节损失，25%-32%的水果蔬菜在采摘、配送、仓储等物流环节损失。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水果蔬菜的物流损失率低于5％，而美国仅为1％-2％。我国2011年的粮食成本中仅物流成本就占了40%，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成本更是高达60％以上，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成本低于总成本10%的水平相比相差悬殊。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物品价格中大约有10％-32％的比重为物流成本，英国物品价格中物流成本的比重大约为8％一25％，而我国货物价格中物流成本的比重却高达20％-60％。由此可看出，我国农产品物流成本较高已成为了影响农产品物流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我国农产品在物流环节未得到有效增值

通过分析农产品产业化结构可看出，我国在农产品的生产种植环节投入比重较大，而对农产品的产后加工、流通环节未加以足够重视，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如果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将使农产品在物流环节的附加值大大提高，从而扩大农业经济的利润空间。例如国内出口日本的水果蔬菜，经物流公司重新加工、包装后，拆分为小包装运往超市销售，其价格高出数倍，使得出口企业的利润额大大增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产品经过物流环节将获得3-4倍的增值，而我国农产品的物流增值能力仅为1：1或者稍高一些。在国外，水果经过采摘、加工、仓储、运输将增值3.8倍，而我国水果的增值比例仅为1：1.8。我国的蔬菜产后仅有l％实现了商品化，在物流仓储中仅有不到20%经过了保鲜储藏，而经过加工包装的蔬菜却不足10％。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产品在销售环节大都还处于原始状态，未能在物流环节得到合理加工、包装，农产品的物流增值能力极为薄弱。

3未能充分发挥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作用

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是农产品迈向市场的桥梁，将农业经济链中各个环节有机的联系起来，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从全球角度分析，荷兰靠合作社为本国蔬菜提供了75％-95％的销售市场，在日本蔬菜也都是通过农业协会统一上市后进行集中拍卖销售的，在生产环节则采取了分散方式，有超出70％的产品是由批发市场直接过渡到零售环节。美国的蔬菜销售则由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经营，各公司在世界各地又都设立了子公司，拥有先进的蔬菜加工、保鲜技术，根据全球各地的环境特点实施不同的运作方式。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基础较为薄弱，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真正起步于90年代，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规范性发展的时间尚短。我国拥有8亿的农业人口，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及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按目前的组织规模，无法有效发挥其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力量及经营规模，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专业合作性以及农业经营效益。

国外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及借鉴

1美国农产品物流

就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农业生产及经济贸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农产品物流规模庞大，且物流业务极为频繁。美国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具有高效、快捷、庞大、综合等特点。批发商规模式经营一直都是美国农产品物流发展所遵循的理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培育较大规模的现代化批发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在其西部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洛杉矶）结集了25家大型的批发商，拥有500多种水果蔬菜品种，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均占有市场；在其东部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马里兰）结集了21家大型的批发商，主要经营水果、蔬菜及水产品，市场主要分布在马里兰周围的五个州。从美国的农产品物流中，可以借鉴以下经验：

（1）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为农产品物流创造和谐的运营环境。美国的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物流业的发展更是跃居全球首位，美国政府深刻意识到物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多种调控手段积极发展物流，在努力推进农产品科研、技术推广、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出台了多项有利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政策、法规，并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和资金投入，为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营基础与环境。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用于道路、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高达300亿美元，这为美国的物流运输设施提供了有利的资金保障。

（2）美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农产品物流运输设备及基础设施。在美国，公路及铁路建设相当完善，每个家庭都有公路相通。美国的现代化物流技术体系尤为发达，拥有现代化的信息服务系统，整个物流过程均采用了冷冻、保鲜技术及设备，使得农产品的耗损率控制在较低范围内。如，在美国蔬菜水果采摘后，经过预冷-供应点冷库-运输冷藏车-批发市场冷库-超市冷柜-消费者冰柜（冰箱），全程冷冻保鲜，将物流环节的农产品耗损率控制在2%以下。

2日本农产品物流

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与物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日本物流服务具有高效、规范、综合等特点。农产品物流更是环环紧扣，组织有序，衔接恰当，效率高超。日本同样借助于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物流，不同的是，日本物流活动的法律约束力更强。日本政府为了规范物流市场，出台了《农业基本法》、《粮食管理法》、《批发市场法》、《反垄断竞争确保公平交易法》等法律法规，在促进农业经济产业化协调发展，规范市场经营环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日本的农产品物流中，可以借鉴以下经验：

（1）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够有序展开并取得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拥有规范化的农产品物流体系，而这些则要归功于日本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严格、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市场经营、管理得以规范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日本政府在1921年颁布了《中央批发市场法》，正式将中央批发市场的设立、管理、经营提上法制轨道。1923年日本第一家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设立。1971年《中央批发市场法》更改为《批发市场法》，从此日本各地方批发市场也被推入法制轨道。此外，采取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避免了多头管理矛盾，由农业行政部门对农产品物流实行统一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

（2）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优势。日本属于岛国，人口密度大，国土面积少，为了降低农民个体入市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多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采取系统化服务，尽量减少分散性生产。日本农协组织充分发挥自身在加工、包装、配送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帮助农民将自产农副产品推向市场，大大降低了入市风险和成本，为农民赢得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依托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农产品物流发展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依托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将有力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体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应进一步加大冷链农产品物流技术投入

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鲜活性，特别是肉、蛋、奶、鱼等易腐烂产品，而仓储、运输环节的冷冻、保鲜技术是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关键。应加强冷藏车、冷库等运输、仓储基本设施设备的建设，从而保证鲜活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产品耗损。只有加大对冷链农产品的物流技术投入才能够促进农产品物流更好地发展。目前，由于农产品加工技术薄弱，限制了农产品的增值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我国农产品种类繁多，产量庞大，运输难度高，产品易腐烂，同时又受到社会、自然等环境影响，具有季节性强、区域性明显、稳定性差等特点。因此，构建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应从运输、保鲜、包装、加工、存储、配送、零售、批发等多环节发展一体化的冷链物流技术。《中国物流年鉴2011》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拥有保温汽车共3万辆，日本大约拥有12万辆，而美国拥有20多万辆。我国铁路运行车辆共有33.8万辆，其中冷藏车仅有6970辆，占总车辆的2％，仅能满足25%的易腐货物运输，此运输量尚不足铁路货运总量的l％。按目前的需求量计算，我国每年要安排调运4000万t的易腐食品，然而采取冷藏运输的仅有l0％，在美国和日本则有80％～90％的易腐食品保证了冷藏运输。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易腐农产品的装运活动都是露天完成的，有八九成的水果蔬菜、肉、蛋、鱼等产品是用普通车运输，个别的采取了棉被保温，效果甚微，造成了大量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损耗，并且构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发展农业经济必须加大冷链农产品物流技术的投入。

2逐步完善物流各环节，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物流的增值能力

农产品物流链包含了产品加工、包装、装配、运输、储存、配送等多个环节，如果只是开展某一环节的产品增值，收效甚微，然而，如果从物流链整体出发，完善各环节，创造性挖掘农产品附加值，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增值能力，有利于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发展经验，不难发现，有超出70%的农产品产值是经过物流加工、包装、存储、运输等环节实现的。因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提升农产品的增值能力。首先，在加工环节增加农产品产值。具体可采取产业化经营模式，对于主要的生产方可实行定向式投入、服务、收购，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与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同盟关系，结为利益共同体，实现双赢。例如可以开展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或者公农贸一体化经营，既能够保证产品供应，又能降低入市风险，加速资金回笼，实现产品增值。其次，在运输环节提升农产品物流增值能力。

大量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物流耗损比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易腐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60％左右。因此，农产品物流运输过程中，应以货运安全、及时准确、保质保量、经济高效为原则，采取科学合理的转运模式，缩减运输环节，选择畅通的运输网络，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最后，在存储环节提升农产品物流增值能力。大多数农产品拥有一定的保鲜性要求，对于存储环节的物流技术要求很高。因此，在该环节应投入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存储设施和设备，并采用现代化的仓储管理模式，科学地对农产品进行分门别类的储存，合理利用存储空间，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损耗，提升其增值能力。

3充分发挥物流中介组织的重要作用

虽然我国耕地总面积较多，在庞大的农民人口基数下，仍然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如果农民采取单一形式进入农产品市场，将会面临市场信息闭塞、交易困难、谈判技术差、监督执行成本高等劣势，进而加大农户的市场风险，增加其交易成本，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有效解决小农户入市问题，应充分发挥农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为小农户提供组织依托，增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一，要鼓励并支持农民自发的建立协会组织。虽然我国农业经济及农村建设不断发展，但就整体经济而言，农民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市场信息获取、谈判技巧、开拓市场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因此为农民提供组织依托刻不容缓。

国外农业经济发达的国家尤为重视发挥物流中介组织的作用，例如在日本有八九成农产品要参与到批发市场销售，其中六成以上是由农协组织批发。第二，发展供应链合作联盟，鼓励个体运输户与民营物流企业组成企业联盟，共同发展。双方都具有灵活的经营方式，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注重企业经营效率，市场生命力旺盛，发展前景良好。但是二者在利益驱使下，容易诱发机会行为，从而产生经营风险。因此，政府应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二者的经营行为，指导其健康发展。第三，大力开展农产品“会展经济”。目前，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展经济”在农产品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应鼓励农产品生产基地、物流企业以及各配送站的农产品合作组织均加入会展经济中，相互沟通、交流、学习，拓宽市场信息面。此外还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利用各地的信息资源，开展并完善农产品的网上会展，为农产品物流发展提供现代化的网络交易服务。

4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

农产品物流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引导、企业的高效运作以及中介组织的密切协调，三者在促进农产品物流稳定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农产品物流业经营与发展包含了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作为基础保障、专业的人才提供优质服务以及现代化物流管理理念作指引，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来推动其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一是在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大农产品物流区域及中心园区的规划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培育现代农产品物流中心，摆脱传统的农产品物流区域模式。

在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销售区域应规划建设专门的物流配送中心或者物流园，充分发挥区域性优势，使得大型农产品产地和销售市场发展成为集农产品、物资、信息、设备、技术、资金、人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物流中心，发展专业型、联合型配送，争取尽快发展为涵盖全球范围的营销网络以及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农产品生产体系。二是政策方面，政府应对以往不合理的政策进行更改和废除，出台一些能够促进和扶持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可以督促金融机构对物流设备技术融资政策适度放宽以及土地规划部门对物流园区土地使用政策放宽等。粮食物流的政策推动作用尤为明显，例如粮食物流调控组织的设立，能够对粮食生产区域划分以及粮食销售、粮仓分布等起到规划和协调作用。总之，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将有利于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结论

第3篇

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调动人们工作中的积极性以及创造力，并且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此条件下，人们能够逐渐提高个人素质、挖掘自身的潜能，改变自身的认知能力。经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可以发现，虽然现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得到了提高，现代科学已经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均需要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予以支持。因此可以说，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对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重要性

1.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先进团队塑造中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人们进行先进教育，我党依靠着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制定出更加具有保障、更加可靠的实施方针，能够团结各个内部团队，能够给予团队凝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支持。煤矿企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经济发展企业。现今，煤矿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若想使煤矿企业的发展得到恢复，使经济得到增长，应该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作为重要的支持力量。煤矿企业的发展，若要做强、做大，需要具有一个能吃苦、肯吃苦、能干事儿、敢干事儿、求上进、思进取的先进团队。但是该先进团队并不会自身存在，需要人为制造。制造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的首要手段便是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良好的解决职工思想方面出现的思想意识较差，安全意识不强、不求上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能够培养职工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技能，具有更高的个人素质。由此便能够创建出适应现今时展的优秀团队。

2.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构建企业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对于企业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将其称为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有效有段。通过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构建的企业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能够为职工提供思想方面的指导和行动方面的动力。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时并不能够仅仅依靠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亦需要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只有将二者进行完美的结合，方能够成功。煤矿企业的发展中，竞争除了表面上的竞争以外，亦包含了背后重要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但是企业的管理工作以及技术工作均需要先进的企业文化作为重要支持。经过大量调查可以发现，现今各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依靠不同时期的企业文化支撑企业不断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煤炭企业在进行思想整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一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突出企业自身的特色。就煤矿行业而言，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具有一定特殊性。重点表现在具有地域性。企业在构建文化时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企业自身所在的地域，根据自身发展的特色制定相应的思想文化宣传方式，构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文化。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者要重点向职工宣传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突破难点的毅力等，使职工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工作。另外，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中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对职工的思想状态进行把握，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出现严重的思想错误。

3.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灵活性对煤矿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并不已成不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煤矿企业的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发展中，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围绕着企业建设的总目标，对煤矿工作中地面以及井下两个重要的工作系统进行恰当分析与安排。同时，能够为矿井的投产提高标准，为矿井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宽度广、深度深的为煤矿企业建设提供实际有效的政治工作点。更加能够稳定煤矿企业中职工的工作，提高职工个人的素质以及工作能力。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十分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各类项目建设。

三、结论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必要性，路径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N]，《经济学季刊》，1950(1)

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银行业发展 影响机制 政策建议

如何使一国的经济长期保持快速而高质量的增长是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经济决定理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许多国内外学者对居民各类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技术创新等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和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经济增长理论重心并非放在金融方面，而是致力于增长因素的讨论，如知识、高新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等对增长影响的阐述，然而要使得这些因素在经济中得以有效释放，金融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弱化金融因素，拉大了与现实经济之间的距离，就缺乏对增长复杂性的一个全面综合的有机认识。因此，除了从增长因素外，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应从金融的角度来考虑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

故本文试图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研究银行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通过对近几年的GDP数据与银行业发展规模的数据做相关的实证检验，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

一、研究背景

1.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从金融体系的功能上来看。金融体系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实现资金在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融通，以及同一单位的资金在不同时点上的重新配置，可提高资金的借出者和借入者的效用，促使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货币资金作为一般的等价物，可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有利于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实现宏观经济高效有序的运行。重要的是，个体资金较分散，任一个体都无法进行得的投资。通过资金融通，这些分散的资金可快速集中以投资盈利较高的大项目，达到规模效应，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其他部门或行业的经济增长。

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各种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金融资产在居民财产中所占比例的提高，金融体系在整个社会生产各个环节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我国直接融资不是很发达，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而言，金融中介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银行业作为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其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必然对经济的增长有重大的影响。

(2)从经济增长与发展来看。根据哈罗德・多马、“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资本的增加有助于产生高的增长率，可见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银行体系可以实现资金融通并且为居民提供了储蓄的渠道，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金融通;(2)为社会生产各个环节提供资金保障;(3)聚集资金，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2.经济增长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有较强的金融体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多种便捷快速的融资渠道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在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太发达的情况下，银行是企业及个人最重要的融资渠道，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融资需求的增加促进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水平，以及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变使得经济的复杂程度提高，联系日趋密切密切，风险类型增多，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成为刺激商业贷款需求的主要原动力。

从微观机制上来讲，收入的提高可以刺激个体进行各种金融投资行为，促进银行业的发展。

二、实证模型

1.变量与数据。为了研究银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择1997年1月到2008年6月每一季度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量度，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使用1997年1月到2008年6月银行业的规模水平，以及其对商业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中相对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这两个指标来对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来进行量度：第一个是金融深度指标X1，反映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等于M3/GDP，由于M3统计数据的缺乏，用M2来代替。由于M2为时点指标，GDP为时期指标，以季度处和季度末的M2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季度M2的值。该指标越大，表明银行系统整体规模越大；第二个是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的债权季度末余额之和(即国内信贷总额)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之和X2，用以衡量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该指标越大，商业银行系统对外生因素的依赖也就越低。

2.实证模型。(1)根据以上选定的变量，以及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计如果如下：

根据上述结果，X1与X2的t统计量显著，说明反映银行业发展的两项指标：金融深化指标X1和商业银行在国内信贷分配中的重要性指标X2都显著的进入到回归模型之中，商业银行的规模水平及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的重要性与经济增长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统计量F为20.13449，，表明模型在整体上也是显著的，回归效果较好，反映商业银行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反映了银行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对整个国民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建立如下两个模型:

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如下：

及之都很小，模型整体上不显著，说明在我国当前状况下商业银行的规模并不是由经济增长直接决定的，这与我国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行为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的特殊情况有一定关系。

t统计量显著，及都比较大，模型回归效果较好，表明经济增长是的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国内信贷分配中重要性提高。

3.实证分析。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与我国银行系统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银行业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了向银行经济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信贷规模呈现出不断发展上升的态势，其结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2002年我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银行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在规模水平还是经营水平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我国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的发展，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市场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使得银行这个最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国内信贷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中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 结论

综上所述，银行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推动与促进作用，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重要性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银行业整体的发展，使得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建设中处理好金融发展尤其是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银行业，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努力推动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改善其经营环境，提高其经营水平，使其与国际金融机构接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金融保障，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其次，要使金融中介机构的规模，以及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的重要性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再次，也要利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来促进银行，以及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其经营业绩、经营水平，努力达到世界一流金融机构的标准。

参考文献:

[1]田文绍:经济运行中的经济与金融增长

[2]谢瑞平 宋文博:宏观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2007中国数量经济年会论文集

第6篇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强,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备受金融界青睐,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开发性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受到关注,更少有人结合开发性金融实践活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有部分学者对开发性金融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说明(白钦先、曲绍光1993;王伟2002,2005;陈元2000;程伟2005;罗学军200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试图检验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温守义2005;苏纬、梁士涛2007;李志辉、张晓明2007),但是他们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度量指标,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因此计量结果与开发性金融实践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构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相关数据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简单评价

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Gurley和Shaw(1950)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近”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开创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并用其来衡量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启了量化的先河。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归纳和分析,得出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10个结论,其中包括金融与经济增长平行发展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随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继对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延伸和推广。

1993年,King和Levine改进并弥补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们运用1960-1989年的数据,对80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统控制其他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检验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广为后续研究者使用。同时他们对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随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如何伴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等问题给出了最为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谈儒勇(1999)首先借鉴国际惯用指标———金融深化指标和银行重要性指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适合我国情况,并且指出金融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随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李广众(2002)认为国内现有的对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金融现状,提出应该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指标体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而东部则有双向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等。

综上所述,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日渐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一类独特性质和特殊职能的金融———开发性金融,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呢?本文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标的构建和改进方法,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纵观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过程,金融发展类型大致分为两类:需求跟进型和供给导向型。需求跟进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指实体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更多额外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要而迅速跟进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发展。该理论是一种传统且成熟的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多适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更为显著。其基本路径可表现为:

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

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超前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其发展模式有两大功能:资源转移和企业孵化。该理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开发性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谢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们可以用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现在引入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时参照赖明勇、谢小晓、包群(2006)进一步拓展的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来描述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定整个经济活动只有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两部分组成。生产函数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和社会总产出;LFt,LRt,KRt,KF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所雇佣的劳动力和使用资本。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门外部性作用存在,实体经济不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也是金融服务的函数,改进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时期金融服务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同时引入适应性预期模型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线性关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门通过不变弹性ω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现对期望外溢因子F*t进行动态迭代,并利用几何滞后变换,可得如下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门外溢效应在当期预期外溢效果与前一期实际外溢效果之间的选择:0θ1;α,β代表某一部门资本,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的线性系数;δ代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不变弹性ω代表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的增加。该模型反映了供给导向型金融部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一是金融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资本利润

率、资产利润率、投资转换率、资本形成效率、规模效应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门的巨大外部性作用,这也是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体现,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产品的创新外部性、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态等因素。

四、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

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从开发性金融运行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构建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

(一)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衡量指标大多采用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几个指标。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际惯用指标,同时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相关衡量指标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选择能够同时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标,以及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银行重要性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的客观性以及开发性金融显著特征,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重新进行了精炼和改进。

第一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深化指标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M2/GDP),该指标所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偏高,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高位。贷款指标在国内外实证分析中经常使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能体现金融中介的直接经济意义,并且(M2/GDP)指标不能直接衡量开发性金融深化水平。考虑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实际GDP之比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季度贷款余额CDB,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因为国家开发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改革,其前后变化较大,统计口径难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运营相对比较稳定,计量分析更加可信。贷款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年报。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

第二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重要性指标CDB:借鉴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指标的计算方法,本文尝试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货币当局季度债权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近似代替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债权之和,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债权的80%,甚至80%以上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基础性贷款②。货币当局季度债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

(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择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计算各季度实际GDP,然后对实际GDP进行季节性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影响,最后利用GDP环比增长率公式(GDPt-GDPt-1)/GDPt-1计算GDP环比增长率。季度GDP来源如前,零售商品价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经济增长有时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控制一些变量,限于数据等原因,本文仅选用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实证经验(谈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季度通货膨胀率始终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独立。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鉴于本文检验的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以及控制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本文选择了比单方程更加可靠的多变量VAR模型③,来检验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多变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中各序列均平稳,所以只有构成ΠYt-1的各变量的是I(0)时,才能保证新信息是平稳过程。

五、结论分析与相关建议

(一)结论分析

无论是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还是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都表明,开发性金融明显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和更大的经济外部性,能在市场框架下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开拓市场、建设制度,主动引领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第一,开发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在制度设计方面,开发性金融无论是贷款期限、利率水平,还是其融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贷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发展类型方面,开发性金融属于供给导向型金融,可以相对超脱于即时经济运行,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失,从市场建设角度构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实体具有更大的经济外部性。开发性金融资金投向隶属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生产领域,具有强烈的乘数传导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开发性金融作为重要的宏观金融工具,肩负着开拓市场、建设制度、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使命,经济外部性显著。

第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支持效应。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着眼于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尤其体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上,所以开发性金融资金投放规模巨大、运作周期较长,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二)相关建议

基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开发性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同时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现状,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认清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开发性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既不同于传统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商业性金融,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而一般金融则隶属需求跟进型金融,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具体表现在运作主体、信用依托、业务领域、运作方式、运营目标等方面。

第7篇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第8篇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依据，从经济要素入手对我国经济增长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进行概述；随后在第三部分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中涉及的资本、劳动与技术等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本文得要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这一结论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应用

2.1经济增长理论构成要素概述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体说来要素供给包括资本与劳动，而生产率方面包括技术与效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或更基础的国家特征，包括政府、收入分配、文化以及全球资源和环境等等。

2.2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增长模型从总量角度开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四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描述，劳动（L）、资本（K）、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和产量（Y），经济体以一定资本、劳动和知识投入并以一定的结合方式实现产品的生产。

该模型生产函数表示为：

其中：t表示时间； A（t）和L（t）以相乘的形式进入模型，AL为有效劳动。

三、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的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1980年-2008年我国的相关数据，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Y，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就业人数N，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进步T作为变量代表A（t）。利用Eviews5.0，假设生产函数为C-D函数，Y=A（t）KαLβ，则建立方程lnY= a lnK+βlnL+lnT+c，从而分析研究资本投入、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阻力。

3.1 1980-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根据所选取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代表我国总产出；就业总人数（万人）代表劳动要素L的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代表物质资本投入K；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亿元）代表技术进步T。其中，α、β、θ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的弹性。对参数进行估计中，首先，在对模型检验和分析之前，分别对全国的生产产值Y（亿元），物质资本K（亿元），劳动要素L（万人）以及技术进步T（亿元）求对数。以lnY代表全国的GDP，以lnK代表我国物质资本，lnL代表我国劳动要素，lnT代表技术进步。

利用Eviews5.0软件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行相应的变量代换后得到回归结果为：

3.2 1994-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将1980-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与1994-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从77.182%和15.3272%下降到43.8724%和10.57%，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资本与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步减弱。而我国技术贡献率从1980-2008年的7.4908%上升到1994-2008年的45.5576%，呈大幅上升趋势，并一举超越资本投入成为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因素，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技术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结论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9篇

关键词GDP增长消费拉动序列相关

消费、投资和出口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根据宏观经济模型GDP=C+I+G+(X-M),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同,它们通过乘数作用,推动GDP的成倍增长。

本文就是试图利用经济模型,找出消费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从而通过增加消费,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增长。

消费在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三分之二左右,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加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拉动投资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知道对数模型反映的是因变量变化1个百分比,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本文就是用对数模型来考察当消费变化一个单位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对策。本文山东省统计年鉴运用1984―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消费对GDP增长的模型推导

我们知道消费和GDP是相互促进的,消费可以促进GDP的增长,GDP的增加也会增加消费,在本模型中对于消费和GDP增长的关系,首先我们判断消费和GDP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首先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消费是格兰杰意义上的GDP的原因,而GDP却不是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

由于人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拉动我们通过模型的估计,求出消费增长的比例与GDP增长的比例之间的关系。由于消费对经济影响的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效应,因此前期消费对本期也有影响,所以在估计模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当期消费,还要考虑前期消费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经济变量本身是非稳定的时间序列,用传统的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并不能全面的反映经济变量间的关系,而且直接运用变量的水平值来研究经济现象间的均衡关系容易导致谬误结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此我们进行对数参数估计使用的模型为:

参数估计后可以发现前期的消费与GDP的增长为负相关,不符合经济意义,同时DW统计量为1.0695,存在正自相关。对相关性进行检验,可得结果:

经检验存在一阶自相关和一阶偏自相关,因此对方程加入ARMA进行修正。得到新的参数估计方程:

参数估计的个参数都有经济意义,赤池准则通过,DW统计量为1.79,序列相关消除,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消除,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再检验异方差,进行White检验,得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

可以得到最终的参数估计模型:

LOG(Y) = 0.7457102455*LOG(X)+0.35141219*LOG(X(-1))+[AR(1)=0.731276904,MA(1)=0.6919759081,BACKCAST=3]

二、模型意义说明

通过以上的参数估计我们的到了最终的估计模型: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期消费对GDP增长具有最大的影响,当期消费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就会增加0.7457个百分点,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扩大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们面对全球性的危机,经济增长的压力增加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率使我们面对的突出问题。从消费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可以看出,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率,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下一个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率,增加消费是一个重要途径。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它增加一个百分点,同样会使GDP增加率增加0.35个百分点。所以,消费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长,还是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模型的滞后项表明,前一期的经济的经济增长也会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前一期的的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本期的GDP会增加0.73个百分点,这正表明了经济增长的惯性。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一段时期就会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可能是前期的投资在本期发挥了作用。我们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率,因此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缩小与先进省,乃至发达国家的差距。

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整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5883.8亿元到2007年的25965.91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从年以来,山东经济发展发生积极变化,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上升势头强劲,生产总值增长持续走高。从三大需求来看,我省的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以“十五”时期的数据为例,我省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3%、47.6%和7.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9、6.2和0.9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2005三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8.1%、54.6%和49.7%,投资己成为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因此,更显出我们下一个阶段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显示了经济的发展的持续性。

三、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慢的原因既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消费对GDP增长的影响分析,促进消费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因素制约着消费:

1.居民总体的收入水平低,而且就结构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消费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收入过低。

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磨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效率追求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的困难加大等因素,都削弱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即使有些钱也不敢消费。

我们可要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消费增长,从来带动经济发展。

1.合理调整居民收人分配政策。一是研究使用税收调整手段,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 减轻中低收人者税收负担。二是落实国家财政直补政策,减少农民税费负担,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转移, 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门路。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先进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经验,探索和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社会公积为辅、城乡居民缴纳为补充的保障体系, 适当提高城市低保,完善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的保障。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改善农村地区水、电、路、通讯等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力度、整顿农村电价、降低用电成本。同时大力发展适合农村地区的商品销售和服务网络,让广大农民方便购买, 放心消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9BTJ011) 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魏凤.山东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2]吴先聪,王成璋.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的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第10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GDP；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不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有社会学的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好、更快地增长，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我们也已经探讨了好多。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可以说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的增长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以下内容我们主要阐述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利用Eviews软件来分析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情况，分析之后发现我国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对此加以重视，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以促进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一国居民对文化需求的满足，而且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

对于文化产业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上定义为，文化产业先前根据生产系统区分，如影视行业、摄影、印刷行业等，因为现在已经是数字融合的社会，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已不再区分。数字技术已大大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媒介。文化产业涉及到人类的创造力，它是对工业生产过程和全球性分布产品的创作生产并使其商品化的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概念会越来越明晰。

二、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加速度。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肯定。它的成立力图寻求重新定义文化产业的标准以及收集文化产业国际数据的标准，以使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具体，以满足各个国家的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化秩序的完善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推进我国文化在国际中的影响力。

(一)文化产业增加值

增加值展现的是各个行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004年到2008年期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08年到10年期间，其年均增长为24.2%，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的速度。10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占GDP的2.75%。说明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二)文化产业就业

文化产业就业指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人员。2000年文化产业就业人数为72085万人，2009年为77995万人。10年间，从事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就业人员以平稳的速度增长，占我国就业人数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创造很多关于文化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带动文化就业人数的增加，对于缓解我国的失业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带动我国整体就业情况的改变，有效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从而降低我国的失业率，而且有利于我国就业结构的改善，这对于改善国民的经济状况，稳定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效用，而且这还有利于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对于我国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文化产业带来的效用，有效地利用我国的文化资源，带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家庭文娱支出方面，从2004年至今，我国的家庭文娱支出逐年增加。从2004年我国的家庭文娱支出为7539亿元，到2009年家庭文娱支出为11489亿元。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分析看出我国家庭的文娱支出越来越多,这也展现出文化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的力量。家庭文娱支出的增多，表示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也暗含了我国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其数值的降低也表现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娱支出的增加同时促进了经济主体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这将更好地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文化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

随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作用，而且还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就旅游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塑造区域文化资源，提升各地方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参观者。发展地区的文化产业，还可以提升地区的地方形象，进而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带动就业，这就有利于区域地方经济的增长，还有利于进而区域文化氛围的发展。

三、文化投入与GDP之间的关系

利用2000年到2007年对8年间我国对广义文化的投入和GDP的数据，建立我国广义文化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即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定义变量为，即为数年的广义文化投入；，即为数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建立ADL（1,1,1）模型，其中含有两个外生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各滞后一期。建立模型如下：，其中为误差项。由Eviews6.0软件，用OLS估计上式得：=2461.9+0.71+0.085—0.099，其R平方为0.99，F值为214.3，模型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此方程成立，各自的P值分别为小于0.05，所以各自都有显著性的作用。从方程式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我国的广义的文化投入主要取决于去年我们对文化的投入，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GDP每增长1%，则我国对文化的投入增长大约0.085%，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文化投入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既然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则我国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加大对当期文化产业的投入，从而可以带来对下期文化产业投入的刺激作用，是文化产业有长足、更深的发展，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效应，从而有效健康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维护与促进我国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

四、结论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多，而文化产业可以说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因素，并且对于未来国家进一步的增长和社会进一步地发展起着非常显著、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2011年11月8日，国家统计局在京举行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成立仪式，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建堂出席成立仪式并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进取，加快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水平，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优质统计服务。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肯定，以及对文化产业的重视。文化产业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文化产业潜在的价值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国际来说，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慢，而且就目前分析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有序、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岳健.我国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1(1).

2.Titan Emilia.THE IMPACT OF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 A QUANTITATIVE APPROACH[[J].Ann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Oradea : Economic Science.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信息技术；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0-0055-04

二战之后，是什么带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或者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分析美国三大行业对综合产值增长的贡献情况，这三大行业是信息技术生产行业、信息技术使用行业和非信息技术行业；然后分析这三大行业对综合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情况，综合劳动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之差额。

要说明作为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需要区分在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中的资本投入、知识产权和其他资本投入的增长情况，区分大学毕业和非大学毕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情况。我们将1947―2014 年作为战后时期，那么，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信息技术和美国增长的复苏》一书中，乔根森、何民成和斯德尔（2005年）分析了信息技术在综合层面上对1948―2002 年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在行业层面上对1977―2000年美国经济的影响。他们分析了信息技术创新简史，这一历史始于1947 年的晶体管发明。乔根森、何民成和塞缪尔斯（2012年）还将其行业的分类方法转换到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并且通过数据延伸至1960―2007年，涵盖了70 个行业。

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分类包括由乔根森、何民成和塞缪尔斯（2012）定义为信息技术生产产业的行业，即计算机、电子产品和软件，以及两个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即信息和数据处理以及计算机系统设计。一些行业的信息技术资本投入大于美国行业中位数并且不生产信息技术设备、软件和服务，乔根森、何民成和塞缪尔斯（2012）就将其定义为信息技术使用行业。除此之外，我们将所有其他行业定义为非信息技术行业。

1947―2014 年，美国信息技术生产行业的附加值仅为美国经济的2.5%；信息技术使用行业的附加值却高达47.5%，非信息技术行业附加值占剩余的50%。信息技术使用行业主要在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业。大多数制造业属于非信息技术部门。北美行业分类系统提供了关于服务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细节。下面我们讨论信息技术生产行业，包括两个信息技术服务部门。

图1表明，1947 年以来，根据附加值的增长情况，信息技术生产行业占比稳步上升，并与非信息技术行业的贡献减少同时发生，信息技术使用行业占比相对稳定。在图2中，我们对1995―2014 年附加值的增长做了分解。信息技术生产和使用行业的贡献在1995―2000年的投资高峰时期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滑。非信息技术行业的贡献在投资高峰时期也出现了增长，但在无就业复苏和“大衰退”期间显著下降。在图3中，我们给出了在1947―2014 年期间65 个行业附加值的贡献，其中，主要贡献者是房地产、批发和零售贸易、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为了评估劳动生产率增长作为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性，我们使用了多马尔的加权方案，即将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表述为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多马尔权重是该行业总产值与综合附加值的比率。可以反映该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升对产出的直接影响，通过半成品实现的产出对其他行业也具有间接影响。

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在各行业中的重新配置。当这些重新配置为正数时，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超过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之和。这种情况发生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不同行业以不同价格支付，且价格更高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投入增长率时。综合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比行业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增长更快，因此，重新配置为正数，反之为负数。

图4表明，1947―2014 年，美国信息技术生产、信息技术使用和非信息技术行业对综合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是大致相同的。非信息技术行业在1947―1973 年的战后复苏期内对综合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显著，但在1973―1995 年低潮期变成负数；信息技术生产行业的贡献在战后复苏期相对较小，但在1973―1995年低潮期，成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信息技术生产行业的贡献在1995―2014 年的增长―衰退期大幅增长。

信息技术使用行业在战后复苏期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显著，但到1973―1995 年低潮期基本消失。资本投入的重新配置在1947―2014年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劳动力投入的重新配置对这一时期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在1973―1995 年低潮期内，劳动力投入的重新配置贡献为负数。

图5表明，在增长―衰退时期，三大行业对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均有贡献。不过，信息技术生产行业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信息技术使用行业在1995―2000 年的投资高峰期贡献巨大，在2000―2007 年的无就业复苏期依然有所贡献，但在2007―2014 年的“大衰退”期间变成负值。非信息技术行业在投资高峰时期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正值，在无就业复苏期间为更大的正值，但在“大衰退”期间变成负数。

在图6中，我们给出了65 个行业在战后时期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在1947―2014年的战后时期，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批发和零售贸易、农场、广播和电信等行业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此间，一些行业对美国综合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负数，包括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如，卫生和政府服务），以及一些资源行业（比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

最后，我们分析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学毕业和非大学毕业的劳动力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由其在产出价值中的比重乘以劳动力投入增长率来确定的。有大学文凭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对应于处理信息的知识型工人。当然，并非每一个知识型工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不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是知识型工人。

图7 表明，在1947―2014 年的战后时期，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贡献为劳动力投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贡献在1947―1973 年战后复苏时期较大，但在1973―1995年的低潮期显著下降，在1995―2014 年的增长―衰退期基本消失。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贡献在低潮期以及增长―衰退期都是劳动力投入增长的主要来源。1947―2014年，资本投入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图7表明，资本投入也是战后复苏期、低潮期和增长―衰退期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图7中，我们也提供了有关资本投入贡献的构成变化。对于整个战后时期来说，研发活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小于信息技术的贡献。然而，其他形式资本投入的贡献占两者的大部分。虽然在战后复苏期研发的贡献超过信息技术的贡献，但是，信息技术的贡献率在低潮时期迅速增长，在增长―衰退时期激增至资本投入贡献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研发的贡献在这两个时期都有缩减，变得无关紧要。图8表明，资本投入的贡献在投资高峰期达到峰值，在无就业复苏期下降，在“大衰退”期锐减，但是，信息技术的相对重要性在整个增长―衰退时期内大致相同。

相对图7 所示的低潮期，图8表明，所有这些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在1995 年之后的恢复都是有贡献的。在2000―2007 年的无就业复苏期间，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非信息技术的资本投入都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但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大幅下降，非大学毕业的劳动力的贡献变成负数。无就业复苏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创新活动非常活跃。

在2007―2014 年“大衰退”期间，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非信息技术的资本投入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研发资本投入的贡献较小，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几乎消失，反映了产出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增大。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贡献依然是正数，非大学毕业的劳动力的贡献变为负数。这些表明资本对劳动力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对非大学毕业劳动力的替代率增大。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其中，资本投入增长比劳动力投入增长更为重要。在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上的投资是资本投入的最重要部分。

虽然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47―2014 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相对重要性低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但它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信息技术生产行业是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来源。信息技术生产行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以追溯到1947―1973年的技术进步及其商业化普及，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天。

第12篇

关键词：创新；经济增长；促进机制

一、文献述评

1.关于创新的研究现状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和格瑞里克斯（Griliches，1957）以及索洛研究了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生产率的等等。伊诺斯（Enos，1958）、布朗（Brown），麦克劳林（Maclaurin，1949）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实证分析。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则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管理》一书出版表明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经由宏观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向微观企业的管理创新转变的苗头。彼得・德鲁克的研究为管理创新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里，我们引用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关于创新的定义，将创新界定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包括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

2.关于增长的研究现状

关于增长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斯密的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提出社会分工等方面的重要性。李嘉图在经济增长方面认为要更加注重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作用。马尔萨斯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杨（Young，1928）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说法。索洛（Solow）和斯旺（Swan）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阿罗（Arrow）、宇泽（Uzawa）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认为知识积累和教育是内生技术的源泉。赫尔普曼（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 I Martion）以及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从 R&D角度对技术是如何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理论发展趋势是从单要素到多要素，从外生到内生的研究，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本质上来说，经济增长问题归根结底研究的是什么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二、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

基于前文对创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的说明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和社会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在均衡状态下，生产者获取的是正常利润。利益的驱使之下，生产者追求超额利润，因此进行技术创新。当一部分生产者展开技术创新时，其余生产者也会被吸引，从而进入到生产领域，争相展开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持，促进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也会促进生产结构的变更。技术创新的背景之下，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在优胜略汰的竞争环境中，低效率的生产者被淘汰，资源被合理配置到生产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高的行业。

关于社会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制度创新形成的产权激励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对人才的管理以及对创新成果的巩固，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和物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通过效应整合实现了经济系统有效资源的放大效应，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中国现行的创新与增长发展模式

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就是对制度创新重要性的有力证明。我国目前的创新，集中于技术创新层面，对于制度创新的重视不够。然而，技术作为一种公共品，生产成本昂贵但复制成本却低廉。可以通过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来保护那些开发新技术的人或企业的知识产权，巩固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现行的创新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在这种创新驱动力下，很难获得长久的创新发展。据统计，我国2013年专利申请数量跃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在“2012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名字。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很难实现创新实质性进展。

以收购式创新为主，本土创新不足是我国创新发展的又一现状。中国企业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这种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最新的技术的方式就是收购式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但是，这种依赖于外国技术创新的并购会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可观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寻求内在创新能力增长和突破，才能为企业发展注入长久的创新驱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战礼.创新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及其贡献变化率测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0.

[2]赵秀丽.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研究[D].山东大学，2013.

[3]孙玉涛，曹聪.中国创新不足探因[N].企业家日报，2015（02）.

第13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 R&D溢出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发展。2007年，我国GDP总额达到了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轻进口”的出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只重视出口和顺差而忽视了进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价格优势的出口贸易推动的顺差伴随是频繁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这迫切需要我们对“高出低进”贸易政策进行新的评估。鉴于此，本文对“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展开综述，并做出简要评析，希望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二、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1、古典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思想表述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通过进出口贸易促进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回本国需要的商品并节约国内劳动。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进口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滑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认为进口为国内经济提供了激励性示范，推动本国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导新的产业的成长。可见，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一贯重视通过进口贸易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受“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力量的影响，早期研究文献往往更多地强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普遍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凯恩斯（Keynes，1936）的“对外乘数原理”更是将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2、新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再考察

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尤其是在南北贸易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在新增长理论和全球国际贸易新态势的共同推动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运用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研究开放经济中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三、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1、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鉴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术创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实证模型来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和外国的R&D都对TFP有着正的促进作用。他们假定国内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国内外的R&D存量相关，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实证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国际贸易贸易技术溢出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继文献在CH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第一，外国R&D资本的计算方法的改进。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简称LP）认为CH模型中有关外国R&D资本存量的权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强度，并对外国R&D投入权重进行了修正，其实证结论与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简称FFG）拓展到用6种方法计算外国R&D资本，使关于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变。学者通过从不同的侧面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对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进行补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不同结构进口商品的溢出效应的研究，FFG（200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性质对R&D溢出变量设定的重要性，仅当被转移到研发溢出接受国的知识属公共产品时，R&D溢出效应才为正并在统计上显著。二是微观层次的研究，Keller（2000）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学者们将贸易国的地理距离与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国内自主研发等因素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实证发现国际R&D溢出依然是显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进口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进口贸易量和其产业结构是否与出口国相似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此国能否成功地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第四，将影响技术溢出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FDI在众多国际技术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备受青睐。将FDI变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义在于便于对FDI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同时，很多学者开始转而关注如教育培训、专业人员的流动、科学文献、国际会议、国际专利等无形的技术外溢。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佟家栋（1995）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时期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不同，但总体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林毅夫，李永军（2001）指出传统方法倾向于低估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重新定义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而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吴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进口和出口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推动经济增长，应将“进口和出口当作不同的性质来处理”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系统产生贡献。同时指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国内紧缺资源，而且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国内学者方希桦等（2004）、李平、钱利（2005）、李小平、朱钟棣（2006）、俞春娇、俞美辞（2006）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观层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钟棣（2004）利用我国1990-2000年的面板数据，从省际和地区层面分析了中国进口对TFP的影响。对于CH模型中争议最大的外国R&D资本的方法的计算方法，李小平、朱钟棣（2006）借鉴FFG模型，采用了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受国际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开始把吸收能力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效果的诸多因素。国内学者（赖明勇等，2005；陈刚等，2006；符宁，2007）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衡量、国内研发存量等因素对增强我国进口技术外溢的吸纳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简要评析

上述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扩展了CH模型，检验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实际进口贸易技术外溢过程，为研究者深化对技术进步、技术外溢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鉴。但是现存的文献针对中国的研究甚少，存在着几点不足：一是国内相关文献偏重分析FDI的技术溢出（何洁，2000；张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开放经济中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分析中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时，忽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应将制度因素纳入模型。三是对进出商品的结构重视不够。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进口贸易的总量入手，而较少具体分析消费品与资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间产品等不同性质的进口的溢出效应的差异。四是未能将人力资本、FDI、国内资本存量等多种影响进口溢出效应的因素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无疑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参考文献】

[1] 佟家栋：关于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99（3）.

[2] 林毅夫、李永军：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J].国际贸易，2001（9）.

[3] 李小平、朱钟棣：国际贸易、R＆D溢出、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06（2）.

[4] 吴振宇、沈利生：中国对外贸易对GDP贡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4（2）.

[5] 尹翔硕：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于中国的实证[J]．世界经济文汇，2005（4）.

[6]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7] 俞春娇、俞美辞：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3）.

第14篇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贡献度

一、引言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一国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就必须保持合理的消费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在不断上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0亿元。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居民消费是促进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于是本文定量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和政府消费支出总额对GDP的影响程度，一定程度上解释了GDP的持续增长现象。

二、文献综述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从供给层面看，潜在产出的增加与成本的降低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从需求层面来看，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强化自主创新等来降低生产成本与增加潜在产出需要长期的努力过程，净出口也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因此可以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我国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国内居民消费 。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引导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消费占GDP 的比重越高，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强，消费率过低将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平均在 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 70%以上。各个国家经验表明,消费需求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远远超过了投资需求增长和出口需求增长。在大多数年份里,主要是消费需求在支撑着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在50%以上。最终消费需求对GDP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将最终消费需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

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已从1981年的67.1%下降到2007年的48.8%。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了促进我国国内消费的重要性,而促进消费就必须使居民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因此,在我国消费占GDP比例持续过低的情况下。要促进消费,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立消费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直是经济学家与政府部门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数据的处理与模型的建立

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率分析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公式：

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 = 消费的增长量 /GDP的增长量× 100%；

消费对GDP的拉动 = 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 GDP增长率%；

利用《统计年鉴》（2009）中的数据，得到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的数据，所有数据均为当年价格。对其进行计算得到我国1978——2008年的消费需求贡献度及拉动，所有数据以不变价格为基础。

第15篇

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的根本途径。以广西地区为例，运用1980-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等技术分析，从本质上揭示广西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规律，并提出实现此二者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投资；经济增长；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8-0039-02

1 引言

2012年7月，教育部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央再一次提出“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各地区要更快地投资教育、发展教育。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其科学技术的创新与长足进步，而教育投资则是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重要源泉，它不但影响着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素质，同时与国家或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教育投资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因为经济的增长不仅能够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同时增强整个社会各方面加大教育投资的能力。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综合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形成现状，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与合理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国最丰富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最优先的发展战略就是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断强化教育投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全区农业人口、贫困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众多，人口整体素质不高，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将广西的人力资源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本以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2 研究现状

教育能够促进区域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就开始认识到人的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并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并将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种可以获得收益、得到回报的投资。他认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之后，西方教育投资理论从辨析教育是否是一种投资，逐渐发现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则通过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因、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发现并提出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资在人本身的资本。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舒尔茨、丹尼森、阿罗和前苏联斯特鲁米林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传统经济理论观点出发，分别用教育收益率法、因素分析法、“干中学”模型和劳动简化法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曲桢森、韩宗礼、沈利生、朱运法等为代表的学者，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分别采用总课时法、劳动生产率法和“沈―朱因素计量法”，就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靳希斌（1997）证实了我国1952-1978年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20.9%，林荣日（2000）的研究结论是1982-1995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46%，安雪慧（2002）的分析认为，1981-1995年我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16%、10%、12%。也就是说教育投资对经增济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经济的互动不是静态因果，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教育的投资规模、制度变迁、投入结构、投入方式等，都影响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进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基于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技术来考察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调联动机制。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在我国，其投入形式多种多样，有政府教育投入、企业教育投入和居民私人教育投入等，因而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众多，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等，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绝大部分。在现代社会，政府毫无疑问是提供教育投入的主体，因此通常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反映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为了较准确地反应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财政支出里面广西的教育事业费作为教育投资来源数据，用《广西统计年鉴》中广西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广西教育事业费与广西GDP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定义为LOG（EI）与LOG（GDP），同时，文中引入的1980―2012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

3.2 ADF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会导致“虚假回归”，因此要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通常使用ADF检验法（扩展的迪克-福勒检验）。

首先，对经济增长即LOG（GDP）使用ADF检验，结果如表1。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教育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教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接受“经济增长不是教育投资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由此可知，在广西地区，虽然教育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反过来迅速带动教育投资的扩大，二者之间还未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这也说明，广西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滞后效应。

3.5 脉冲响应函数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知道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因果影响。为了进一步突出这种影响，下面将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随机扰动项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或变化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以期刻画教育投资变量的随机扰动如何通过系统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

图1是基于VAR（2）模型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所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影响程度，即冲击的力度。虚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图中可以看到教育投资单位标准差冲击对经济增长出现了正效应，并且从第2期到第10期不断增长，第10期的响应值达到了0.12。这说明教育投资的增长使得广西地区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

4 结论建议

前人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双向拉动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虽然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教育投资的有效提高，这说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经济增长还远不是广西地区增加教育投资的原因。广西地处我国西南部，经济基础较差，人力资本整体素质不高，针对此种情况，广西政府应该要充分认识加大教育投入对于促进广西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着力改变目前广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完善教育投资的结构和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努力形成教育促创新，创新促增长、增长促投资、投资兴教育的良性循环模式，这对促进整个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大教育投资总量供给

广西教育投资的总量不足已成为影响教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扩大教育资本供给量。通过扩大教育投资总供给，加快教育投资的理性化和可持续的发展进程，以此来推动整个广西地区经济的增长。

4.2 调整并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教育投资的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从广西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来看，投资结构并不合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众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针对这种情况，一要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提高财政对义务教育投资的比例并保障和巩固边陲县区对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二要调整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结构，增加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4.3 扩大融资渠道，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除了政府通过在财政上扩大教育费用的支出来支持教育投资，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团体乃至个人都应发挥各自的力量筹集教育经费，建立教育基金、发行教育彩票等不失为筹措教育资金的良好方式。

4.4 加大偏远地区教育投资，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共同需求，它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投资公平也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广大的农村是社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劳动力的文化教育素质急需提高。因此广西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和边远贫困县区教育的投资力量，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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