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理论精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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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太极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最高范畴。“太极”一词，从其通常被使用的意义的角度看，出自于《易传》。《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易”有变易、简易和不易的二层意思，后世用阴阳鱼图将“易”的这二层意思图解，创造了阴阳鱼太极图。太极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统一阴阳、五行观念的最高范畴。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无一例外地都建立在阴阳、五行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说阴阳、五行是用以描述自然界的规则与秩序的，那么太极则是用来揭示这种规则与秩序的源泉。

太极拳是以周易为依据，以太极来命名的拳术，象征着太极拳是圆转的、弧形的，而且说明了它的拳法、拳理包罗天地变化，博大精深，是一阴一阳，刚柔相继的高深拳术。太极拳鼻祖是根据《易学》八卦中的卦画、卦名、卦位、卦象、卦与卦的交错，爻位的变化，将其运用和贯穿在拳义、拳理之中，创造出太极拳“十三势”。太极拳依附于太极阴阳学说，以此为拳理的理论基础和行拳的根本，谓之：“凡身处处皆太极，一动一静，俱浑然。”[2]

（一）太极拳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原初性的宇宙生成观

《太极拳论》说：“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3]太极拳参悟人与天的同一性，具有哲理丰富的“圆、空”特色。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做到活泼自如，循环无碍，变化无穷。在拳技中则表现为“无使有凸凹处，无使有断续处”，“随屈就伸，引进落空”等，太极拳不仅是一种符合宇宙自然规律和人体自身规律的运动方式，是一门技艺，而且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载道的方式，蕴藏着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髓。

太极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中是阴与阳的共同体或统一体。虽然统一体应当是有序的，但太极这个统一体将无序也蕴藏于其中，无序不过是有序的一种特殊状态。自然界从混沌走向有序，自然界的第一个存本文由收集整理在样式是混沌，从自然界存在样式的角度来理解太极，太极的一层意义应是自然的混沌状态。太极是混沌的原初状态，是变化之始，是起造万物，化生天地的根本。太极的自然界混沌存在样式意义，可理解为宇宙产生之初的混沌。《周易正义》引王弼注云：“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极，况之太极者也。”太极无知，无名，是生命万物的起源地，混沌中蕴育着生命的种子，它好比宇宙之基因或者分子，不断裂变，生化万物。《易纬·易乾凿度》将这生化过程说得更为具体：“孔子日：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一，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适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周敦颐称太极亦为无极，《太极图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4]，就是这个意思。他试图说明有序之太极与无序之太极有区别，又试图说明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无序不过是有序特别的一种，故说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乾坤凿度》说：“……有开生于无形……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混沦。混沦者，言万物相浑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为一。”“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一，故生天地。”“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5]从现在的角度来理解，太极有两种状态，一种即混沌；另一种是“一”，即“易变而为一”之“一”。混沌是气形质万物相浑未离的状态，是气形质万物都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其中的、从它宇宙转变为此宇宙而无序的物质状态。“一”则是此宇宙之始、发展出具有气形质且万物相分离的有序物质状态。虽然“混沌”与“一”、太极与无极其区别若此，但“混沌”与“一”、太极与无极依然是一个统一体。有的思想家们则倾向于将混沌看作一种独立的存在，如邵雍《观物内篇》说：“混成一体，谓之太极。太极既判，初有仪形，谓之两仪。”[6]依据这种理解，就把太极独归于混沌，把有序独归于具体一物，将有序无序判然分离，割断了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桥梁，最终有序与无序都变得难以理解。这种理解显然将混沌看作是自然的一种独立存在。

（二）太极拳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动静结合的宇宙变化观

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开篇就讲：“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7]太极拳起势这一混沌寂然的无极，在精神理念的作用下引发感应的通遂，即太极。在由静而动将动还静这一状态和趋势下，由太极而产生阴阳两极。

太极之道，有无相生，亦阴亦阳，一动一静。动为运动、变易，静为静谧、休止。在动静的关系中，要一张一弛，一动一静。光动不静，则躁而不宁；光静不动，则伏而死寂。但动静有致之时，亦各有侧重之处，有时应强调动，有时该强调静。老子是强调以静制动的，在《道德经》中经常突出静的功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王弼注曰：“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8]这里，强调虚静制动，是深得老子精义的。老子云：“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我好静而民自正”(五十七章)，“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六十一章)。这些，都是深得静的真谛的言论。但老子并没有舍弃动字，而是在以静制动的前提下谈到动，所谓“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是也。王弼注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9]静之所以能够制动，动之所以起于虚静，是由于虚静终归于无。这便是以无为本来解释以静制动的玄学思想。在《易传》中，也吸取了老子的部分动静观，但却没有全部吸取老子的动静观。如果说，老子强调静，则《易传》却强调动。换言之，《易传》对老子的动静观进行了改造，在重视动静有致之时，更侧重于突现动。之所以如此，是同《易传》十分突出地关注变易的思想息息相关的。《系辞上》“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第2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　“象思维”

虽然我们并不缺乏思维理论，比如创造性思维、联想思维、想象思维、情感思维、概念思维、判断思维、推理思维、类比思维、比较思维、递进思维、逆向思维等，都从不同维度为语文思维教育提供了依据或参照，但是从现行教材的课后练习，以及中高考题看，语文思维教育已走向歧途。试问：假设语文教学对以上我们所提到的各种思维培养都极其重视，那么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教学中是否也要重视呢?答案是当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是所有课程的任务。但是一门课程有其固有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对培养学生思维品质方面和其他学科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更适合于培养学生的概念思维，而语文最适合、最应该培养学生的何种思维呢?“最适合”是从语文课程的本体特点来说的，“最应该”是从语文课程本体特点出发而作出教育价值选择来说的。

许多学者研究《易经》，认为其内涵的根本是“观物取象”、“以象尽意”，即借助“象”的想象和现实把握整体世界。《易经》的比兴、类比这样一些“象思维”表征形式在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及至魏晋、唐宋元明清等大师和时代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庄子用“鲲鹏”、“庖丁解牛”、“混沌”等这些寓言之“象”隐喻生命和宇宙之思。庖丁从“见全牛”到“未见全牛”，再到“官知止而神欲行”，正是一个从具象、意象到“大象无形”的象思维过程。中国先哲正是以“立象”、“取象”、“象以尽意”的“象思维”打通了宇宙体悟的本真本然方式，创造了生命世界的诗思境界。从《诗经》、《楚辞》到魏晋诗，再到唐诗宋词，从书法、绘画等抒情写意精神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之象”，从本质上说“象思维”之“象”乃是“精神之象”。

因而“象思维”和西方文化之根的“概念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概念思维”借助概念体系，包括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是对把握对象内在本质的抽象性，是对对象的规定和表述。科学需要概念思维，不断地对对象进行深刻的把握，提示出其本质，给对象越来越明确的科学规定性，促进多门学科的发展，这对人类进步具有极大的意义。概念思维是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它对一切进行规定、对象化，从而在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却处于为物所累、为物所役，甚至“殉物”的悲惨境地，人的存在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概念思维”不可能使人回归到“本真之我”之生命和宇宙息息相通的境界。而“象思维”则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达到思想与精神完全自由的境界，让我们回到自身本真本然的境界，它是非实体、非对象、非现成的。

语文课程是母语教育的重要载体。遗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在内容取向上必须重视和突出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学习和吸纳这些传统文化精髓的教学范式也必须适合创造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整地学习和吸纳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失去母语教育的根基。因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象思维”的产物，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用“象思维”去学习和吸纳这种精髓，语文课程的设计也要充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象思维”。显然，现在的课程设置把语文和其他课程同样沉淹于理性的枷锁中，失去了语文本应有的特性。语文教学应在诗歌、神话、先秦寓言等方面培养学生的“象思维”。

一、发掘诗歌的直觉

汉字的基本特征以象形性为根基，汉字特质是诗歌特质的根基，诗歌教育在根本上就是弘扬和继承我们伟大祖先给我们创造的汉字的智慧。

中国诗歌的凝练、形象、意境之深与广阔，是“象思维”的特性决定的。宗白华在《美学与艺术略谈》一书中说：“诗歌是艺术中之女王，艺术是自然中最高级创造，是精神化的创造。”“波撼岳阳城”、“大漠孤烟直”、“暗香浮动月黄昏”等境界的创造，就是一种“直觉”、“灵感”，正是这种思维品质打通了人自身通往宇宙万物神灵的必然路径，从具象到表象再到意象，就是“象思维”的过程。无数的“意象”构成了汉字的“精神之象”，源源不断地流淌在民族文化的血液中。柏格森认为运用直觉即可直接掌握宇宙的精神实质，阿恩海姆认为它是对本质的直接知觉。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年来人们把本来意义下的“存在”忘记了，并从诗歌中寻求“诗意”的倾向，他在解读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时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然而语文教学的现状是学生成天像学数学一样地做语文练习，把语文学习建立在知性解剖方式上，使学生的思维枯竭、心灵浮躁，即使是诗歌的教学也是所谓技巧的分析、主题的理解，远离了诗歌教学的本质，让诗歌的面目变得可憎。尤其在写作教学上废弃了诗歌的写作。让语文教学远离了直觉和灵感，远离直觉和灵感，就是远离了人和万物息息相通的一种能力，远离了人和万物存在的诗思境界。我们需要怎样的诗歌教学应该有更多的呐喊和研究。

二、汲取神话的智慧

“真正的神话是对人类共同点的记录，它和纯意识形态相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精神、文化、传统及宗教的联络媒介”，“当我们失掉了感受神话的能力时，我们就失掉同体现最基本和最普通人性的事物的联系”。由于神话的人类共通性、价值永恒性，以及神话形象的涵容性，神话具有深层象征性意识。原型理论家弗莱指出，人类的想象发生一开始便遵循着某种由大自然现象的循环变异所提供的“基型”：阳光每天都要消失，植物每逢冬季即告枯萎，人类的生命每到一定期限也要完结。但是，太阳会重新升起，新的一年植物又将发芽，新的婴儿也要问世。或许在这个生命世界中。想象的最初的、最基本的努力，所有受教和艺术的根本要旨。都在于从人的死亡或日和年的消逝中看到一种原生的衰亡形象，从人类和自然的新生中看到一种超越死亡的复活形象或基型。象形文字就体现了原始思维中的这种宇宙模式。比如“昆”和“昔”、“旦”和“昏”构成了垂直线时空系统和水平轴线的时空系统。庄子《应帝王》中关于“倏”、“忽”、“混沌”的神话，则是从“日”引申出的三分世界。此外还要从“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圣经的创世纪”等众多的神话中汲取我们原初人类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和引发人们创造想象力的作品一样，是科学发展的前进动力或思想原动力。也正因其不确定性，突发的人类潜能才可以更生动、具体、深刻地展示出来。弘扬它，可以使人们在不断重复的明确规定性和系统性的理智思维中不至陷入僵化。儿童是一个人成 长中的“童年”，去汲取神话的智慧则是一种本源的汲取。因为在孩子最初的思维中本来就渗透了这种原始性、联想性、突发性。神话对儿童早期的意识培养、潜意识的发掘的意义是巨大的。神话是尚未形成抽象的、概念化的定性思维符号呈现方式，具有独特的编码的方式。那就是混沌的时空宇宙观、具体与抽象、自然与社会、生物的与文化的、时空因素与非时空因素等，均表现为尚未分化的浑然一体状态，这不就是“象思维”的整体性、生动性、想象性的本然表现吗?

三、体悟先秦等经典之哲思

第3篇

关键词：一画论；道；美学

石涛是清代初期杰出的山水画家，他的《画语录》又叫《苦瓜和尚画语录》，它受到很多画家、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绘画美学著作。石涛美学在美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就是“道”和“一画论“。他认为，“一画”是世界万物形象和绘画形象结构的最基本因素和最根本的法则，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它还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而“道”又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最高范畴，“道”和“一画论”是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掌握了这些便更能具体的来研究美学。

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范畴，在《老子》这本书中，关于“道”它主要有五个性质和特点：第一，“道”是原始混沌。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先就存在的原始混沌，它不是依靠外力而存在，还包含了形成万物的可能性。第二，“道”产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三，“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道”虽然产生万物，但是它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便是这个道理。第四，“道”自己运动。它并不是静止不运动的，是自己运动的，正是这种运动便构成了宇宙万物的生命。第五，“道”是“无”与“有”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高的艺术精神来源于最本质的、最根源的“道”和石涛美学理论中的“一画论”。《画语录》是石涛创立的艺术哲学，“一画论”又是石涛美学体系的核心。“一画论”的体系，是一个宇宙万物运动规律与绘画美学规律上的统一。石涛的一画论，从宇宙的发生引出了万物形象和绘画形象结构的最基本的因素和最根本的法则。石涛的这个美学体系，使得绘画史上关于创造自由的探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哲理化而又更具体化了。

石涛论绘画的法则和自由

在一画论的基础上，石涛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关系。也就是《了法章》的内容，它所讨论的就是如何打破束缚而获得绘画的自由的问题。

世界上什么东西也都是有规律的，因此绘画也不例外。但是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会被绘画的成法束缚而得不到自由，画家往往会被法障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把握“一画”这个根本法则。如果把握了这个根本法则，画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想法来画画，从而达到高度自由的境界，因此画家也不会被束缚而得不到自由，画家把握“一画”是十分重要的。

古代画家进行绘画创作都是依据一定法则的。“一画”的这个理论它并不是要人们放弃任何约束，也不是要让人们墨守成规，它是要让人们在懂得法则的同时也会获得自由。如果人们被一些成法束缚失去了自由，那么法则也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还是等于否定了法则。绘画的法则都是从绘画的实践中产生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打破所谓的“法障”，从而获得绘画创作的自由。根据石涛的思想来看，我们创作的时候就应该把法则和自由统一起来，对每个画家都是十分受益的。

石涛论绘画的继承与创新

在石涛的《画语录》里用了两章的内容来论述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它是从两个层面来说明的，一个是“古”与“我”的关系，另一个是“识”和“受”的关系，其实这两个层面讲的都是一个问题。

绘画是一种审美创造，“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为了创造，我们应该学习古人，但是也不能墨守成规，而是应该要创新。他说“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借古以开今也。”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要讲究一定的法则规律，并且在这同时还要注意其中的变化。因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创造，也要尊重自己的个性，因此不能把自己成为古人的奴隶，我们要有创新。这里的“识”并不是泛指一般的认识或理性认识，它是指对于古代绘画传统的学识和修养。“受”指的是画家本人的创造力，不是画家对外界事物的感性认识。这样看来应该把“受”放在第一位，画家的创造力应该作为基础，然后才有古代绘画传统的学识修养来规范自己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说画家在发挥本人的创造力，学习古代的绘画传统，如果只想着要表现个别的具体事物，那是很有限的，画家应该着眼于“一画”这个最普遍最根本的理论法则才能更好的表现万物的自由。

石涛论“蒙养”与“生活”

以“一画论”为基础，石涛把“笔”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把“墨”和“蒙养”联系在一起，还提出了“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的命题。他所谓的“生活”是指山川万物的活生生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形态。书中第五章是这么写的“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渺，此生活之大端也。”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生活”或者“社会体验”。“蒙养”是指太古时代宇宙浑然一体的混沌状态。画家在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必须时刻想着这种原始状态，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尽管打破了混沌，但是画面形象还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这里强调“生活”是着眼于绘画形象的多样性和生动性，“蒙养”是着眼于绘画形象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石涛说过：“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则受生活之任。”操笔要追求画面形象的多样性，运墨要追求画面形象的统一性，这也是笔墨的审美功能。“笔”“墨”无论是作为艺术技巧的概念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美的概念，都和绘画的整体形象紧密的联系起来了，石涛提出的“蒙养”“生活”都是以“一画论”为基础的绘画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形象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一画”，由一到万，千姿百态的万物都主要靠笔，用笔要有对宇宙万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意识。但是万物之间又不能没有没有规矩，它要组成一个整体形象，所以又得靠运墨，运墨要有对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意识。“蒙养”和“生活”的统一就是“墨”和“笔”的统一，也就是绘画形象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由于石涛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理论无不渗透着道家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份。石涛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强调个人的创造找到了一块牢固的理论基石。通过“一画”，他始终对艺术本体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放在首要地位，构架起自己富有创建性的绘画艺术、绘画美学理论体系。在现代，在学习借鉴西洋画和西方美学精神的同时，也要继承这种宝贵的经验和美学精神，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中国绘画的瑰宝流传下来，发扬光大。石涛画论内容广泛，其美学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富，是我们研究、学习、创新发展中国画的基石，这个画论思想，至今仍为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革新精神和典范作用。（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