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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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开创了国内技术创新哲学系统研究的先例，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话语、范围到方法在内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笔者确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导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全面把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也定将取得应有的发展。

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熊彼特论证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还根据创新对利息、利润、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现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人们开始相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加上研究开发方面公共投资的意义相继得到证明，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的共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今，技术创新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愈来愈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

我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在1973-1974年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上，有专文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再次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熊彼特以后创新理论的发展。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介绍国外创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译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系列报告》(《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年第1期)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就是在企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的技术条件或水平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结果将带来经济效益，因而技术创新的结果，首先将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与利润。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逐渐地从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于技术创新这个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目前技术创新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类别：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即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人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目的的社会行动。

二、《技术创新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有益尝试

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以下简称《技术创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该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对技术创新哲学进行思考的一个归纳，共分五章来展开叙述。第一章是绪论，作者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多重视角，说明了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较少的社会学层面展开的，哲学层面的研究目前则是处于技术创新研究的边缘。不过，他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的兴起持乐观态度，因为，技术创新中确实包含令人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章是技术创新本质论，作者从熊彼特、马克思、对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出发，阐明了技术创新的特点，揭示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并给出了技术创新的哲学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作者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点加以总结为：(1)历史性(2)不确定性(3)创造性(4)过程性(5)协同性。对于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作者提出，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分，借用日本学者森谷正规的话就是，技术创新不是技术发明，确切地说，它是通过技术进行的革新(即创新)，技术本身无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总结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各种研究之后，作者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了技术创新的本质：(1)技术创新是主体参与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2)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过程。

第三章是技术创新活动论，作者探讨了技术创新从创新决策，到创新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的活动特点，说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和技术创新各阶段协同作用的必要性。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作为行为者的创新主体依一定的中介作用于作为行为对象的创新客体而使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同时发生改变的过程：创新主体把创新客体的特征、本质和规律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技能等本质力量，完成“人的自然化”，而创新客体则按照人的目的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被改造为适合主体需要的创新结果，变成“自然的人化”。作者指出，技术创新决策就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面对实然创新客体作出选择，从而形成技术创新活动方案的过程；创新R&D是从无形技术到实体产品的过程，是创新决策方案的第一个物化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则是从一品技术到多品技术的过程，标志着技术创新从技术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进入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市场创新则是从创新产品到创新商品的过程，即把创新产品变成消费者满意的创新商品；管理创新则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过程。作者在分析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线性的过程，相反，创新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

第四章是技术创新能力论，作者从剖析技术创新的能力系统结构人手，提出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第五章是技术创新条件论，探讨推动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如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制度以及文化创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详细介绍。

总的说来，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活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所覆盖，对于受众而言，《技术创新论》提供了一个了解技术创新学术界信息的好机会。阅读本书，读者会感受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庞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见解，尽管对于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读者可能见地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全新视界，毫无疑问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论》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兴起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究其根源，这与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哲学一科学”史从苏格拉底一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创新活动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作“应用科学”，对技术及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属产品。因此，尽管技术(及技术创新)与人类同时产生，甚至人类漫长的历史是由它来标识的(石器、铁器等)，技术及技术创新对历史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及技术创新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不过，夏保华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虽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中，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他列举了八组技术创新的哲理性问题，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客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动机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条件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为此，他呼吁科技哲学界应着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以“面向文本”、“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的发展中派生出技术创新哲学，而是要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引导出技术创新哲学；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这样才能显示出哲学关注时代变迁，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

第2篇

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因培养音乐教师的属性使然，除了一般的钢琴弹奏技术和钢琴演奏能力的培养，更注重对学生全面音乐文化素养的培养。它不只是钢琴演奏的知识讲授与弹奏技术的传授，它需要涵盖更加丰富的内容。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更具文化内涵，更具思想内涵，更具人文内涵，更具教育内涵，更具理论研究的内涵。

【关键词】

音乐教育；钢琴教学；教学内容；教学需要

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与钢琴演奏专业的钢琴教学在演奏属性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又有其不同的特点。因为在培养目标上学生是做为未来教师而培养的，不是以舞台演奏为目的的教育，所以，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除了一般的钢琴弹奏技术和钢琴演奏能力的培养，更注重对学生全面音乐文化素养的培养，更偏向对学生理论研究能力的提高，强调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方法和发散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在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中，就不只是钢琴演奏的知识讲授与弹奏技术的传授，钢琴教学需要涵盖更加丰富的内容，归纳如下。

一、艺术哲学的内容

一般来说，艺术哲学是指用哲学的观点探讨艺术问题，还有另一个定义是作为美学的别称而被人们所熟知。在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中，艺术哲学主要是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美教育的内容，钢琴演奏教学是以表达音乐审美为终极目的的教学，审美意识决定了演奏者和教学者的艺术水平。二是美学要回答的音乐哲学的根本问题，既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的目的是什么，音乐内容与音乐形式的关系如何理解。艺术哲学的内容，对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和实践指导的作用。

二、教育学的内容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教育现象的发生与条件，教育教学的内容及其方法，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外历史上都留下了无数的教育理论遗产，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学理论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不仅在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上达到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出新、不断的现代化。在音乐教育专业的学习中，虽然教育学是一门专业必修课，但它主要还是一门理论课程，而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的把这种理论用于钢琴教学的实践中，使学生明白教育学理论的实际意义。

三、运动学的内容

钢琴学习与演奏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肌体运动和技能练习，现代的钢琴教学和学习与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运动心理学和运动医学的研究学习。钢琴教学在技术训练中很大程度上与运动学研究的内容是一致的，也是研究运动技能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运动心理学主要是研究教学和训练中动作技能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研究运动知识的传授和运动技能的形成，研究运动技能迁移和反馈。运动心理学对于研究钢琴演奏技能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研究钢琴演奏知识的传授和演奏技能的训练和提高，对于钢琴演奏心理的训练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运动医学作为专门研究运动及缺乏运动的集体生理病理影响的综合科学，在防治各种运动创伤和运动疾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评定程度，促进疲劳恢复等方面所运用的各种医学方法，对于钢琴技术训练中如何避免疲劳性损伤，从而发挥最大的训练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四、音乐学理论的内容

音乐学是研究音乐的基本理论的学科。与钢琴教学关系密切的相关分支学科有音乐史学的内容，在钢琴教学中对钢琴文献的学习和诠释，对钢琴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不同作曲家的作品风格的把握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外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对钢琴教学中准确把握作品中各种民族音乐的韵味，乐曲中民族音乐的特点，演奏中民族音乐的风格等有极大的作用。音乐律学的内容，钢琴的音律是十二平均律，不同于其他音律，平均律是人为计算出的音律，不是自然产生的律，有其独特的音响特点，对律学的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把握钢琴的声音变化，更好的定位钢琴演奏中声音的优劣和取舍。

五、音乐技术理论的内容

音乐技术理论包括乐理知识、读谱知识、听觉训练、和声理论、复调知识、配器常识、音乐分析等等内容。由于音乐的内容是音乐形式的内容，音乐形式是音乐内容的形式，这一音乐美学的定义，使得钢琴教学中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学习占据了大部分教学内容。音乐技术理论是研究音乐形式与内容的主要理论方法，是钢琴教学的主要内容。由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和虚幻性，要真正理解音乐的内容，准确诠释作品的含义，就必须从研究音乐的形式入手，这就使钢琴教学中，师生要用一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音乐技术理论的分析和研究上，花在对音乐形式的学习上。

六、钢琴教学法的内容

钢琴教学法主要从研究钢琴演奏技术和音乐表现为出发点，以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为依据，对钢琴演奏方法进行理论的归纳和总结。它借鉴教育方法论的成果，把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教育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使理论指导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它使钢琴教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钢琴教学方法，是钢琴教学最核心的内容。钢琴教学法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初、中级的钢琴教学，对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意义。

七、系统论的内容

钢琴的教学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涉及到乐谱的阅读分析、演奏技术的掌握、舞台演奏的方方面面、技巧与情感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等等，领域广、层次多，要想得到理想的教学目的必须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建立结构与功能完善的、适应钢琴演奏和教育的钢琴教学体系。系统论的研究意义在于从事物普遍联系发展的整体去探索对象的规律和特点。它使钢琴教学得以综合多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深入探讨钢琴教学中最复杂、最困难、最深层次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总之，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不能局限于钢琴弹奏和演奏的范围，不能等同于钢琴演奏专业的教学，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乐器的学习。要始终坚守教师教育的属性，要意识到为未来培养教师的使命，要注意深入研究、广泛涉猎，要为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能力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努力。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师应该是技术的传授者，是文化的传播者，是思想的点燃者，是未来音乐教师的引路人。

作者：王珀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曹理,何工.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第3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第4篇

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式教学要求授课教师既要完成该课程的授课任务和教学目标，又要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授课教师在进行专题设计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教育部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对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大纲对教学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大纲明确指出，本课程主要对学生进行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教学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为专题的设计提供了范围依据。因此，所设计的专题必须在大纲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反映大纲的主旨，遵循大纲的基本要求，实现教学目标。

第二，以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为切入点。专题的选择既要紧密结合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当代科学技术前沿问题，更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关涉他们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既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引导他们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研究意识。每个专题都有一个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通过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即问题“是什么”、“有哪些表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解决”、“对你有何启示”等，通过层层深入的问题剖析，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笔者在一个学期的授课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关注、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前沿问题，如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海洋经济快速发展”问题；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出的“未来人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问题、“仿生机器人的开发利用”问题等。二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房价何时能降”、“节假日出门难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风气如何改善”、“大学的教育体制如何完善”等。三是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研究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常常迷茫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最优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工作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等。

第三，以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为主要内容。自然辩证法从学科性质上来说，属于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的特点。因此，在设计专题时，必须符合自然辩证法学科性质的要求，内容上要充分体现自然、科技与人文的融合。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学科，但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它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考察自然界以及科技运行的基本规律。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困惑与问题。设计教学专题，应该教育学生学会用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回答当代科技革命中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帮助硕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功能。

专题设计举例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共有18课时，最多只能设计9个专题。这9个专题不可能覆盖《教学大纲》中所有讲授内容，只能打破章节的限制，筛选、融汇其中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以6个专题为例，阐释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专题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启示。主要是作为绪论部分来讲授。目的是想通过对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和启示的探讨，让学生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了解自然辩证法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哲理性特点，以及该课程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领域，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以及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专题通过对玛雅文明的介绍，着重让学生们分析、讨论两个问题：其一，玛雅文明失落的原因是什么？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学生们分别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战争、精神信仰体系瓦解等方面探讨了玛雅文明失落的根源。其二，玛雅文明的失落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启示？答案方方面面，包括要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如此层层递进，启发学生思考，最后引导学生自觉认识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专题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一章的内容，即自然观。该专题回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始的低层次的和谐到近代人与自然的对抗到现代生态自然观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剖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到对抗再到新的阶段上更高层次的和谐，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专题通过一部有关地球的纪录片《家园》，又名《地球很美有赖你》导入，然后着重让学生分析造成今天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中，尤其突出分析了“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硕士研究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学生非常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有着深刻的启示。总之，通过该专题的讲解和讨论，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意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养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也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题三：科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专题通过科学的本质特征来透视科学精神，探讨科学精神的内涵及现实表现，着重讨论和分析当前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及重建的路径，如何掌握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活动的方法等。专题从“太极高手‘隔空打人’的神功”的相关新闻报道导入，通过对该现象的讨论和分析，揭示各种伪科学产生的根源，揭示科学精神缺失的危害，从而得出培育和重建科学精神以及掌握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专题四：李约瑟难题及其启示。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社会论。专题主要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方案、李约瑟难题的当代启示。专题以“近代科学为什么未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导入，让学生开动脑筋，分析其原因。学生分别从经济发展方式、封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探究了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根源，通过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哲学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的科学技术社会运行观。

专题五：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第四章的内容，即科学技术社会论。通过对科学技术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和把握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掌握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规范，培养学生的责任伦理意识。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自觉遵循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专题以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案例导入，分析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影响。揭示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维度，以及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包括航天技术的伦理问题、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问题、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等。通过对当前科技伦理问题的分析，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只有把握的科学技术伦理观，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专题六：学习十报告精神。涉及《教学大纲》第一、二、三、四、五章的内容。专题主要是把十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融入到“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内容之中，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实践要求的深入讲解，通过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内容的详细介绍，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我们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解科学技术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专题以作十报告的视频导入，简要介绍十召开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重点分析和讨论三个内容：第一，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第三，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课堂讲解和讨论，学生充分认识到了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只有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才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总之，通过该专题，将十报告的精神实质与《教学大纲》中的内容有机结合，让学生充分领悟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专题教学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专题式教学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教学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进行专题设计的时候，要紧密联系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要点，每个专题要关注和讲解不同的问题，要各有分工。看起来好像与其他专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分工的基础上，又要注意专题与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把每个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给学生分析、揭示出来。比如，讲自然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人的实践活动或科技活动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离不开科技，同样涉及科技伦理问题等，这样看似是一个个孤立的问题，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人、自然、科技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第5篇

关键词：工程观；工程方法论；工程哲学；李伯聪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2.

［2］LouisL.Buccirell.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3：236.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4］黄顺基.《工程哲学》的开拓与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4.

［5］远德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3.

［6］徐匡迪.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90-92.

［7］汪应洛.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陈子辰,许为民.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7-239.

［9］谢寿生,杨秉政.工程方法论案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4.

［10］教育部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联盟,大力推进工程哲学发展［J］.哲学研究，2004（9）:93-94.（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YANG Shui-yang

第6篇

关键词：人类起源；裂谷学说；劳动创造学说；突变选择学说

以前小时候对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祖辈或者是父辈给我们讲述，大多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神话传说，对于年幼的我们对此却记忆深刻，长大后对人类的起源进行系统的学习，才发现原来人类的起源还和生物学有关系，虽然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够对此全面的了解其中全部的细节，但是我国的研究学者们还是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主要的人类进化是通过南方猿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这四个发展阶段谱线进行。

一、捏土造人

首先是女娲造人，在上述中说道小时候祖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都人类的起源，主要是通过泥土造人的的形式，这也是一则神话故事，在埃及的神话故事中则是说哈奴母作为鹿面神在陶器厂中创造了人类，在这之后赫脱女生将这些陶器泥人赋予了生命，因此有了生命体，是人类的最先起源。

二、裂谷学说

裂谷学说的由来主要是现代的科学家普遍认为，非洲是人类起源的唯一发源地，因为所有相关的人类物种化石都是通过非洲所发现的，这种说法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何谓裂谷学说主要是指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地区是我国人类发源和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的化石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现的，后来的长者智人的头骨化石的又一发现更是为非洲人类的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而作为人类起源的最开始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起源在这区域，我也对此进行了了解，根据资料显示是由于东非大裂谷的特殊的地质运动，促就了猿人不得不离开树林，进行直立行走活动，经过不断地演化，促进人类的出现。

三、劳动创造学说

1.对于劳动创造学说得提出，主要是通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一知识我们咋初中的时候就对此有了简单的了解。经过生物进化论，人们也开始相信了人类是生物通过不断进化的产物，提出了现代的人类和类人猿两者之间有共同的祖先。从理论上将人类分为三个阶段，即古猿阶段、类人猿阶段和制造了利用工具的阶段。我们在初中时老师讲述在1859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中就对提出了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而来的，但是在这项学说中没有对人和生物之间的本质做出区分。直到再1876年的时候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才对此做出明确的划分，主要是指出了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的主要分界线是劳动，随着这些知识的不断深化，在大致上可以勾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2.以人类进行劳动作为人类起源的线索，对于人类起源地就被认为是欧洲，其中又特别是西欧地区，对于这种说法，我了解到的是：许多的科学家认为现代的人类起源是从开始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作为前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人类起源时需要明确的知道人类只有一个生物物种，只有一个最开始的祖先进行讨论人类的最初起源。自从在1924年的非洲找到了第一个幼年的南猿头骨的之后的70个年间，陆续的构建了相关化石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多数的古人类学家还是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在非洲的可能性比较大。

四、突变选择学说

1.对于突变选择学说是现在近几年讨论比较激烈并且争议也比较大的人类起源学说。我对此也抱有怀疑的态度。突变x择学说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外星论为代表，对于外星论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佛教中就有记载人是通过阿卫或罗从天上下来游玩，由于吃太胖，不能够飞回去，只能够留在地球上，现在听起来，我还是会有听神话故事的感觉。外星论在国外的影响比较大，人们想象出了很多外星人的外形、容貌等情况的刻画，对于现代国外的外星电影，这我们应该不陌生，甚至还有人称自己见过UFO，在1947年的时候还有人声称在新墨西哥地区有一架UFO发生了坠毁，美国军方还在其中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同时还对此进行了解剖，无论这是否是事实，可以确定的是，外星论已经在人们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对于外星论我们可以自行进行想象，如果我们是从外星人进化而来，那么外星人的生命又是从何处而来呢。对于人类的起源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就又回到了原地，我国对此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地球，从地球上的相关科学发展来对人类的起源来自外星进行论证，我国的雷元星先生在《人类的科学》中提到行星只是人类进行生存的一座大房子，由于行星轨道的变化就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人就会迁移到另外的行星，那么地球最终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因此外星论不能够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对此还需要我们现展的科学技术和更多的人类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最终将谜底揭开。

结语：

在本文对于人类起源的最新进展的研究中，通过我对儿时最初的从祖父的神话故事中对人类起源学说的最早意识，然后渐渐在长大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现代人们进行人类起源的不同定论和研究的了解和分析。对于人类发展的三种不同学说的主要类容和支撑这一理论的证据支撑点进行了解，促使我也对人类的起源发展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和框架的建立。在文章中的三个方面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我的观点还是靠近于劳动创造学说中人类的起源，除此之外，现代还涌现出了许多对于人类起源的其他学说，但是由于缺乏理论事实支撑，后来不了了之，有一定的理论支点的还是裂谷传说和劳动创造学说这两种，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对于这一知识，我们终将会对此得出一致的答案。

参考文献：

[1]王聪慧.中日开辟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的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2]邓晓芒.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的角度看（上）[J].湖北社会科学，2015，（7）：88-99.

[3]邓晓芒.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角度看（下）[J].湖北社会科学，2015，（8）：94-105.

第7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学科整合；必要性

1 绪论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学校教育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家庭电脑的普及，整个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的又一个崭新阶段。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加强信息技术教育，促进教育技术现代化。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预示着教育将迈上信息化之路。实践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教育中的应用，为教育信息化、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由此我们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了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的变化，由此带来的是教学内容呈现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因此，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的优化改造，学校教学方式的变革成为了教学改革的制高点、新的教学模式的生长点。我们通过对“整合”的深入研究，探索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育教学手段和课程模式，旨在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发展。

2 信息技术是中小学教学广泛采用的必然要求

现代教学是为了培养创造性人才，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共同发展。只有重视学生能力的提高、知识的掌握、素养的形成，才能真正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网络信息技术为传媒的三维目标的落实。在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手段，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信息量急剧增加的今天，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学校教学活动，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解为主和粉笔加黑板的单一形式，从而适应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否则就会失去它在基础教育中的应有地位。所以，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采用信息技术来解决以往教学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优化教学手段，推进课程改革，这是时展对学校教学活动提出的必然要求。

3 理论依据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理念中强调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改变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师生互动方式的积极作用，确定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将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作为课程改革的着眼点，强调尊重学生学习方式的个性化和独特化，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协作与交流的能力。这些理念将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我们正确定位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与教师。信息技术与学生的关系、正确认识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学生只有在信息化环境中，成为学习的主体，将信息技术变成独立探索、合作交流、开展个性化学习的工具，才能使学生在学科学习过程中，形成新的学习方式，进而形成信息素养。

现代课堂教学研究成果表明：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了信息技术，能够以一种超越传统的教学法的方式，一方面使学生的兴趣得到激励和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使既是学生自我引导，又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受到鼓励，使学习活动充满活动化的色彩，使学习充满了好奇与挑战。

简言之，本课题研究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本课题研究的哲学基础，以当代课程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作为课题研究的课程学基础和模式理论基础，并以实验心理学基础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撑。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并研究“整合”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式方法，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教学模式。

4 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信息技术教育为学生营造了一个网络化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学习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生可以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由过去的被迫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生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种信息工具和各类信息资源参与教师的教学活动，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实现了学习的彻底革命，促进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通过几年的信息技术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当信息技术与其它学科整合，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辅助课堂教学时，不仅优化了教学效果，提高了课堂教学容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还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5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是全新的教育。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带来教育观念、教学组织形式的又一次革命。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教学的整合，可以改变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达到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比拟的良好效果，能加快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信息技术和数学学科的整合，还有大量值得探讨的问题。我相信，只要信息技术运用得恰当，必定能为新课程改革“插翅添翼”，大幅提高学校教学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教科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白皮书，2001年4月。

[2] 。

[3] 《中国电脑教育报》2004年8月16日的教育信息化专刊，其中有关美国著名信息技术教育专家观点的报道。

第8篇

一、创新理论：对语文教育进程的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

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指出：“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教育的奥秘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魅力，教育界有这种魅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①这种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就是创造精神。30多年来，曾祥芹在语文学界发表了“一语（语言）双文（文章和文学）论”，率先阐述“文章学课程开发论”；在语文教学界主编出版了《语文教学能力论》，阐发了“语文教师业务修养”的“十能”体系；首倡了“快读快写比翼双飞”的语文教育高科技；在文章学界最早《呼吁开展文章学的研究》，率先主编出版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和《文章学教程》，将文章学视为指导语文教育的主干理论；在阅读学界主编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阅读学丛书》5本；进而自我超越，主编出版了有中国特色的《阅读学新论》；创编了《历代读书诗》，彰显了阅读诗性文化论；主编出版了“阅读动力学”专著《阅读改变人生》；主编出版了《文章本体学》，建构了前所未有的实用文章概念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周庆元教授在《浅谈曾祥芹教授对语文教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一文中称曾祥芹先生在语文教育学中以上五个方面创新突破贡献为“五论创新”：一语双文论、两学指导论、文章课程论、双快比翼论、教师能力论。以上理论填补了我国语文教育学中理论建设的种种空白，对中国语文教育进程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概念快速作文就是在“双快比翼论”中创立的，该理论和实践成果已让数以万计的师生受益。

二、开拓精神：深入文章学、阅读学、语文教育学等学术前沿

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开辟精神、拓荒精神。陶行知先生认为“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开辟时，目光要远”“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②曾祥芹先生从教52年，治学33年的经历何尝不是一直都在开辟、拓荒呢？曾先生就是怀着教育报国的责任，凭借高远的学术境界，依照“开辟拓荒”的高标准，开创了两门新学科。“实用文章学”超越“广义文章学”，与语言学、文艺学鼎立，属于语文基础学科的创新；“汉文阅读学”超越“普通阅读学”，与外文阅读学并立，这属于语文技术学科的创新。这两门新学科的建立对于填补“语文学”的空白有开创之功。因为“学科创新”是高难度的尖端创新，它不限于某一观点、某一材料、某一思路的局部创新，不是写几篇、几十篇有创新点的论文就算了事，而是“发现新大陆”的别开天地的综合的体系的创新。从创新范围看，它包含“学”的原理创新和“术”的技法创新以及“行”的工程创新。从创新内涵看，它既包含科学性的创新（如新观念、新事料、新思路等），又包含人文性的创新（如新体验、新情感、新心态等），其成果要经得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检验。曾先生认为，勇于创新，开辟新学科，这是做学问的无穷乐趣；不拘泥传统，敢于向权威挑战，这是做学问的可贵性格。只有这样，才能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正是他多年来对学术研究“荒地”的关注和开辟，对学术创新的不懈追求，让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筑起了实用文章学和汉文阅读学两座“学术山峰”。

三、哲学依据：保障曾祥芹学术思想健康深入持久开展

世界教育的趋向从“知识中心”到“能力中心”再到今天的“人本中心”，是和哲学的发展史分不开的。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代的本体论、近现代的认识论演化后，发展到了当代的生存论。人类则经历了从古人对外部世界的惊讶，到近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认识，再到当代人对自身生存境域和状态的困惑。哲学研究已经整体性地开始了“生存论转向”。曾祥芹先生更是顺应哲学的历史轨迹丰富完善了阅读哲理的“三体框架”：从宏观视角，立足哲学高度，建构中国阅读学的理论体系，把“阅读本体”界定为阅读主体（读者）和阅读客体（读物）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他响亮地提出“阅读是为人的，它要满足读者的精神生活需要”；“阅读又是人为的，它要展现阅读主体的本质力量，追求真、善、美的发展水平。”

曾祥芹先生根据科学学中的科学原理――科学技术――科学工程三级体系，提出了阅读原理――阅读技术――阅读工程三级体系和快写原理――快写技术――快写工程三级体系。笔者正是根据以上三级体系探索了快写原理，完善了快写技术体系，总结出版了快写工程实用成果。让学生愿写、会写作文，不再怕作文；让老师会教、善教，不再愁作文。

由以上可看出，哲学依据是保障曾祥芹学术思想科学健康持久开展的基础。

四、实践意义：在语文教育教学、阅读和作文领域让无数人受益

曾祥芹先生在语文教育学、阅读学和文章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让无数人受益，有很强的实践意义。1980年以来，曾先生已506篇；1986年以来，已出版著作33本，1000多万字。这些成果已经远传五大洲，遍布全国各地。不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小学教师；不论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是中小学生；不论是国家首领，还是贫民百姓；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专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了实用文章学、汉文阅读学、语文教育学创新理论带来的益处。仅在其语文教育学“双快理论”下创立的快速阅读、快速作文实用成果就多达600多万字，普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让数以万计的人受益。

五、长期影响：突破时间空间发扬光大曾祥芹学术思想

曾先生强调，要立身学坛，自成一家，一靠学术领先，二靠人格纯正，即使学术一时立不牢，至少人格要立得稳。追求人品俱佳的人，其学术的每一步进展都要靠人格的磨练来支撑。曾先生长期兼任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和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两个会长职务，团结带领数百位教授、研究员、编审，以及硕士、博士生导师。这靠的是他的博采众师，广结人缘，善待诤友，外圆内方，不为书奴，志当文胆，耐得寂寞，愈挫愈奋。靠的是他的治学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当你根据社会的广远需要和个人的才学潜能选定了学术拓荒的目标之后，切忌见异思迁，中途转向，一定要矢志不移，终身以之，才会最后胜利；“百炼成钢绕指柔”――当你在治学的坎坷道路上遭遇各种磨难和挫折的时候，一定要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用“创商”去指挥“情商”，用“情商”去提高“智商”，“三商”兼备，方成大器；“学海迷茫未有涯”――当你在学术中披荆斩棘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一定要戒骄戒躁，反思得失，通过科学扬弃确立拓荒新标，让问题意识引导自己不断开拓前进。细数曾教授的治学历程，30年文章学“拓荒”，27年汉文阅读学开创，52年杏坛执教，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让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不能不肃然起敬。正是他的这一份坚持，让他成就斐然，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由他的创新理论衍生的实用成果多达几千万字，曾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果突破时间和空间发扬光大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当下的教育家具备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两要素当中的一种，就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第一流的教育家。拉斯克在1918年提到，伟大的教育家有五个标志：对教育进程的理论做出过贡献；观点背后有明确的哲学依据；提出过新观点；所作的工作有实践意义；在很长时期内都被认为是有影响力。③无论从哪种标准来看曾祥芹先生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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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余子侠：《陶行知教育名篇导读》，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4页。

第9篇

论文摘要：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中对人的价值追求的不同观点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的理念选择。认识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体现是理性知识和真理，求知和知识是人存在的最高形式。政治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侧重体现在社会价值方面。在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也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之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⑤刘志洪.认识论哲学观及其超越[J].攀登(双月刊),2010.4(29) .

第10篇

1.感悟是创新的必由之路难以想象没有创新人类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失去创新的灵感与动力，人类将故步自封，世界也会呆板僵化。犹如鸟儿需要飞翔，人类需要创新思维的释放。是什么禁锢了我们的思维，令我们的前行步履沉沉？我们以严谨的逻辑能创造现实世界纷繁的物质现象，却难以破除它同时施以我们的桎梏，难以拨开眼前物质现象的纷扰。唯有感悟能使人穿越外在的纷杂，触及内部的和谐与宁静，从而发现规律。感悟对于创新来说尤为重要。2004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的《创新美国》计划中提出：“创新是把感悟和技术转化为能够创造新的价值、驱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和新的服务。”在这一创新的定义中，感悟是创新重要的前提条件。

2.善意的关爱是创新的根本目的国家鼓励创新，创新可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创造财富使人民富裕幸福。国家期盼自主创新的项目，跟在别人的后面跑，自己肯定会越来越短智。然而对人类生活善意的关爱才是创新的根本目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能够看到创新的行为。大的方面如水利工程、交通设施的创建，小的方面如锅碗瓢盆、医疗药品器械的设计更新等。没有创新，如今的人们还得穿着兽皮树叶，住在洞穴里。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由不断的创新串联而成的。这些创新，无不来自于善意的关爱。比如伞的“创新”，雨伞是在春秋时期发明的，因鲁班的妻子看到鲁班淋雨做工而想到制作雨伞遮蔽风雨。雨伞的发明为人们雨天出行创造了方便，当时的雨伞用竹棍或木棒蒙上油纸制成，分量比现在的伞重，体积也较大。之后人们改进了雨伞的材料，使用布和金属骨架，携带较以前方便。随后人们又发明了折叠伞，分量和体积都要小很多。现在的雨伞，除了款式繁多，更有一种“铅笔伞”小巧轻便，较之以前的折叠伞更加易于携带。这是伞的创新历程。从为丈夫遮蔽风雨，到进一步携带方便，每一次创新举动，都包含着善意的关爱之情。

3.创新的定义与创新的目的性辨析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释“创新”的含义，并且试图给“创新”下一个完整而具有普遍性的定义。在张武升先生所著《教育创新论》一书中，为创新下了如下定义：“创新是指主体（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的整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总之，创新包含目的性、规律性、变革性、新颖性和发展性等因素。”这是对创新进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创新”一词在经济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定义。比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把“创新”引入经济发展理论，被认为是经典的对创新的定义，其“创新”指人们在经济发展中拓展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来源、新组织的行为。国内葛霆先生在《要准确理解“创新”的概念及其本质》一文中列举了两个他认为目前在国际社会较为权威的“创新”的定义：一是2000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在“学习型经济中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创新的含义比发明创造更为深刻，它必须考虑在经济上的运用，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只有当发明创造引入到经济领域，它才成为创新”；二是2004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的《创新美国》计划中提出“创新是把感悟和技术转化为能够创造新的价值、驱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和新的服务”。在这里“创新”的定义是在经济学范畴之中。熊彼特之后又有研究者将“创新”概念引入科学技术领域，目前可以看到对于科学技术创新的定义有多种讨论。

在罗明星、罗永峰先生的《科学技术创新定义浅析》一文中就曾列举了40个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创新定义。也有学者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探索对“创新”的定义，将“创新”定义为：“创新是人利用现有条件，亲自用工具完成的一件满足需要，达到目的的新事物的过程。”哲学领域的创新、观念和风尚的创新是否一定要用工具也还需要讨论。无论创新的定义有多少种，创新的根本目的都只有一个，即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创新与急功近利无关。充满野心与私心地扩张并不能够刺激“创新”的产生，只能够带来劣质产品、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心的不安宁。人们要尊重和顺应自然，使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相和谐，尽量减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耗费，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创新”所带来的安逸舒适。这需要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少贪欲的和谐环境。“创新”，是自然状态下由关爱之情而生发的行为，目的善良纯正，与急切的想借助“创新”牟利的心态完全不同。真正的“创新”产生于安心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才能够生发关爱之情，考察到人的需求，从而着手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所做的“创新”也能够成为经典，永远值得纪念。在创新的目的性这一点上，我们需注重“创新”是以改善人类生存状态为目的，出于善意的关爱之心。关爱之心是人们创新的真正原动力。

二、以善意为基础的感悟是视觉艺术与创新之间最根本的联系

以善意为基础的感悟是视觉艺术与创新之间最根本的联系。感悟是视觉艺术的基本要求，且是创新的必由之路；视觉艺术感悟的基础是善意，而善意的关爱正是创新的根本目的。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来说，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创新的先驱，认为艺术、哲学和科学同样是人们摆脱贪欲、寻找宁静和安定的方式。他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更进一步，在科学家强调的能够给人们带来宁静、安定的艺术、哲学与科学等学科中，令人惊奇的是“美”显得尤为重要，“美”居然能够作为他们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杨振宁教授在《美和理论物理学》一文中说：“由于在理论物理学中这样强调美，你会毫不奇怪地发现，现代许多大物理学家反复地强调美对物理学中将来的工作的重要性……对爱因斯坦和狄拉克来说，这种强调并不奇怪，如果你注意一下他们研究物理学的风格，美始终是一个指导原则。”可见艺术与科学不是孤立存在的，拥有一颗善良的关爱之心使人们更容易发现美、创造美，从而更好地进行科学技术创新活动。能够以从事视觉艺术的感悟之心来进行工程科技创新的人古已有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创作出《蒙娜丽莎》这样经典的画作，而且在医学、生物、地理、建筑工程和军事工程等方面有诸多的杰出发明创造，他的设计包括自行车的“祖先”、潜水者的呼吸器械、悬挂式滑翔机、升降机、降落伞、嵌齿轮、传动装置、云梯、军用坦克和军舰或飞机的雏形等。150多年前的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我国北宋的画家燕肃发明了指南车以及计时器莲花漏，撰写了著名的《海潮论》。近代台湾漫画家刘兴钦发明了138项专利如丁字形冷热水龙头、有橡皮擦的铅笔等。这些列举使我们想道：若是以视觉艺术教育来培养人的创新能力，或许是个很好的培养途径，因为创新与视觉艺术之间有“感悟”为其根本联系，通过视觉艺术教育我们能够提升人的感悟能力；且通过视觉艺术教育，我们可以培养人的善与关爱，这直接关系到创新的目的与意义，也关系到感悟能力的强弱。“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要知道对人来说什么是善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1899—1977）如是说。除了知识技能之外，“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更加丰富而敏感的关爱之心，这种关爱之心使得人们能够敏锐感受到自己或他人生活之中的苦与乐、方便还是不便，并在关爱之心的驱使下努力改变现有的状况。这是创新的原动力。因而培养“创新型”人才，除了对其进行知识技能的培养，应特别重视培养其关爱之心。这种关爱之心无法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生发，它生发于安宁的心境之中。安宁的心境来自于淡泊名利与有耐心等美好的品质，它能够使人生发善意的关爱之心。视觉艺术中的多种艺术形式比如绘画、艺术设计、工艺品设计制作、民间艺术等都需要以观察力、手脑眼的配合以及耐心来完成，从事视觉艺术活动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耐心，耐心则可以成就善意的品质。

三、以视觉艺术教育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第11篇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沉淀在企业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是一种文化哲学。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探讨了有关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并提出了现代企业深层次文化建设的三个主要方面。

关键词 企业文化 理念 管理 行动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企业经营哲学，是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在当今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适应激烈竞争而生存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愈显示出它的功能。综合国力的竞争是这样，企业实力的竞争同样也是这样。

1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建设

企业文化是一种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产生了许多的理论成果，而且中西方许多学者对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中国著名学者霍桂桓曾对文化哲学定义：“文化哲学就是‘通过从哲学所具有的总体性立场和理论高度出发，运用融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为一体的、个体主义生成论、方法论视角，对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变迁规律、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互动过程加以研究，构建而成的哲学理论体系’”。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本质有过很多的表述，如美国的威廉·大内认为：“一个公司的文化由其传统和风气所构成。这种公司文化包括一整套象征、仪式和神话。他们把公司的价值观和信念传输给雇员。这些仪式给那些原本就稀少而又抽象的概念添上血肉，赋予它们以生命”。我国也有学者把企业文化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企业文化。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企业文化就是指企业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其内容有价值观念、经营哲学、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制度、企业目标以及企业文化载体等。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改变着市场的游戏规则。在企业发展的诸多生产要素中，知识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因素。企业的知识创新将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企业管理活动的中心。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尊重员工的自我价值，引导员工的自我管理。这种企业文化是一种结合时代背景，体现实际需要的创新性文化。现代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体现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以物质和精神为载体的经济文化。

2 现代企业文化实践建设

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许多知名企业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型的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理念。但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深层次的企业文化建设如何更加深入？企业如何建设一种更本色而更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了新世纪企业经营管理者值得思索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许多思想渗入了现代管理经营的过程之中，对形成良好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中国企业管理中起核心作用的主要是儒家管理思想，其思想精髓是讲求“中庸”之道，强调管理伦理与道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人的创造性。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又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之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21世纪的企业面临着一个竞争加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企业要具有领先一步的优势，更应该在深层次企业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我们认为，加强企业文化的深层次建设应着重以下三个方面：

（1）深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理念。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其思想理念，它决定着企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能激发员工的士气，充分发掘企业的创新潜能。理念是指企业价值理念系统的确立和共识， 企业文化中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是企业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密不可分。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可形成一套自身的经营哲学，它体现在企业的制度、产品、人力资源和创新上。企业经营哲学是经营企业的最高精神和指导思想，正如一个人的人生哲学一样，是指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企业的经营哲学贯穿于企业的各个方面，形成企业文化的核心。一个企业的生命力之所在，在于它的切合企业实际、凸现企业个性、具有企业特色的企业理念力。这种理念力可在企业的管理干部与员工中形成一种统一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提升、一种动力。在形成企业的产品特色、优质的企业品质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性资源。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而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就必须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念。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建立学习型组织相结合。通过在企业员工之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念，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锻炼员工的品质与能力，培育员工的敬业与献身精神。

（2）优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管理。

企业文化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包括建立有形的和无形的企业文化实质内容。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人的参与，而人的活动需要制度的规范与管理。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与实践，其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纯”理念性的东西，它应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管理应该是一种文化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所形成的应是一种管理文化或制度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当以管理为重中之重。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内涵、科学的管理理念、开放的管理模式和柔性的管理手段。而管理是一种理念的灌输，是一种价值的导向，是把企业提出的价值转化为全体成员的价值共识，转化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企业的管理人员应首先遵守企业的管理制度，以身作则地将价值理念体现在日常管理的点点滴滴之中。一定要把提出的价值观，通过有效的制度准则贯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与企业文化的“本源”相背离。

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管理效应。现代企业应优化其管理机制，以企业文化为引导、鼓励员工自我管理，自主管理，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效率和效益。

（3）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行动，也就是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是复杂的社会存在，人性也是复杂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还是在于人。运用理念、加强管理、落实制度，归根到底是要调动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管理中人力资源的作用，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对象是全部具有创造精神和能力的员工，企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文化管理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行动准则所强调的就是企业每一层面的员工都能接受企业的价值理念，以此作为自己的工作标准，在自己的岗位上严格遵守，忠实履行，创造性地搞好自己的工作，自觉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行文化管理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于人的灵魂、情感、需求、潜能和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和谐协调。而人的行动是一种自主行为，是一种自主实行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行为。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起着主体作用，不仅是指理念形成过程中的出谋划策，积极参与，而且更应该是他们凭借其丰富知识、能力和优良品质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所迸发出的能力与优势。行动力的建设，不仅有目标管理的方式，还应形成一套创新激励机制。如海尔的“创新文化”，就在于创新已渗透到了每位员工的行动中，在于每天有两项专利的发明创造。宝钢的“用户满意工程”，就在于通过推行“用户满意管理”，形成“我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我的用户”的共同认识和运行机制。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追求。

总之，企业文化的建设应跟随时代的潮流，融入传统文化的精华，突出企业的特色，建设一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霍桂桓.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J]．哲学动态，2000（4）

2 庄培章.现代企业文化新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第12篇

关键词：竞争；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浅析儒、法、道家基本管理哲学思想对HRM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7年1月23日

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不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本身都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如此背景下，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认识到其竞争的实质是知识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而，人力资源问题，越发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不可否认的是，HRM（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企业如何才能做好HRM的工作，我们不妨从先秦时期儒、法、道三家的基本管理哲学思想之中来寻求答案。

学术界一般把HRM分成模块或者六大模块，分别是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服务管理以及劳动关系管理。HRM是一种管理员工关系的战略方法，它强调开发员工的潜能对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可以通^将雇佣的政策、计划和活动等方面综合起来达到这一目的。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角度，所谓管理的本质，就儒家而言，是“安人行为”；就法家而言，是“功利行为”；就道家来说，是“自然行为”；就墨家来说，为“利他行为”；就易学的观点来看，是“人道行为”；就宋明理学的观点来看，则为“循理行为”。实际上，管理哲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它属于哲学的范畴，具有较高层次的概括性，这是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它是从管理活动和管理科学中概括出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对于管理领域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中国管理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历史的沉淀使其熠熠生辉。现从先秦时期的儒、法、道三家基本管理哲学思想，来探究其对当代HRM的启示。

一、儒家“仁学思想”

儒家的管理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换言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长河之中，儒家哲学思想的主流地位从未撼动过。谈及儒家管理哲学，则不得不提“仁学思想”。就其内涵而究之，儒家所谓的“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上来说，“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有两条原则：其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有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庸也》）自己想要“立”和想要“达”的事情，也要尊重其他的人有“立”与“达”的权利和愿望；其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尼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于他人。儒家所倡导的以“仁爱”为纽带的人本精神，对现代企业HRM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招聘与配置的角度来看：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每一位前来面试的求职者，无论他是才华横溢还是平庸无奇。公司的领导者应该制定一份详细的带有“人情味”的招聘流程，例如通知求职者前来面试的电话、短信或是E-mail，都应给人带来亲切、尊重之感等；在培训与开发的角度来看：公司无论是聘请外部培训师还是内部开发的培训师，都应使其深刻的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例如，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前，要充分了解每位员工的工作经历、知识背景等，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在对老员工进行培训前，要充分地了解每位员工的培训需求、适当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等。

广义上来说，“仁”是全德的意思，它包括人的各种美德。陈淳说“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孔子弟子有若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樊迟问人。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在现代HRM中选人用人的标准尤为关键，只有选到“健全人格――内圣外王”的人才能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作风，才能调动员工自觉遵守。儒家教我们在用人时要考察德，而德历来也是儒家经典文化所一直强调的。从这个层面而言，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各种美德。一位具有美德的人肯定是一位具备人格魅力的人。可想而知，作为管理者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领导魅力，他必然能够在带领员工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作为企业的普通员工也应该具有尽可能多的美德，因为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企业而言都有积极的作用。如：员工能够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等，成长为让企业放心的好员工；企业能够更主动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发展为让社会放心的好企业。因此，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关于美德方面的培养。

二、法家“治国之道”

法家的治国之道与儒家相比却有不同。若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以“仁”为主要内容的柔性管理，那么法家的治国之道则是以“法、术、势”为主要内容的刚性管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领导者应做到趋利避害、刚柔并济，构建科学的管理思想体系。

（一）关于“法”。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指出：“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这形象而生动地体现出了只重视人情管理与教育功能而忽视法律与制度管理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与影响，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首先，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具有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管理公司的意识；其次，公司领导者无论是聘用外部专业人士还是内部人才来制定规章制度，都应使其重视人情管理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最后，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该尽可能的全面，如企业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绩效评估体系、薪酬管理体系等，这样才能在对公司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

（二）关于“术”。在《韩非子・主道》中，韩非指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君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这便是法家为君主设计的理想的治吏之道。在处理员工关系时，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员工，做到公正无私，有贡献者则“奖”，有过失者则“罚”，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发展得更好。正如美国的加里・德斯勒说的那样，“公平性是与许多积极的员工结果联系在一起，这些结果包括员工的组织承诺度提高，对组织、工作以及领导的满意度提高，同时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为了支持组织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三、道家“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一个颇具道家色彩的观点，尽管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等都有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而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治”，是凭借道家的“顺其自然”的“无为”哲学智慧而进行科学管理，并不是凭借“法律”和“道德”而进行管理的。中国学者葛荣晋先生认为，“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如何为’才是科学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在现代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可以作为企业管理者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所能采取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在道家的哲学思想中，“无为”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道法自然”，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在现代管理中运用“道法自然”的思想，就需要企业领导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提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六十四章）。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领导者既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要符合实际情况，不能天马行空的想象，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比如在确定薪酬水平时，需要五个步骤：第一，薪酬调查；第二，职位评价；第三，将类似职位归入薪酬等级；第四，为每一薪酬等级定价――工资政策曲线；第五，对薪酬水平进行微调。这五个步骤缺一不可，领导者如果不进行最初的实际调查，而是只凭借主观的想象，那么所得出来的薪酬水平必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最终必然导致企业亏损或者人才的流失。

在《道德经》中，老子推崇“不争之德”（《老子》第六十八章），认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第七十三章）。他以水为例，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因樗“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不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管理者既要做到“竞争”，又要做到“不竞争”，适时推出“不竞争”的退出战略。例如：不加入市场卖得正火热的产品竞争、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不参与恶性的市场竞争等。同样，在岗位竞聘、职位晋升等类似的需要竞争的企业活动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应做到“竞争”，又要做到“不竞争”。应该把握尺度，避免掉入“不正常竞争”或“恶性竞争”之中。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重视处于其核心地位的HRM。中国管理哲学思想在历史的沉淀中熠熠生辉，对当代企业的良好、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在HRM中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的理论或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精髓，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特色的管理理论。希望读者能从本文儒、法、道三家基本管理哲学思想的简单阐述中，形成自己对当代HRM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曾仕强.管理大道――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M].北京大学出版，2004.

[2]葛荣晋.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13篇

关键词：道德;后现代主义;生活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0-0245-5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0.103

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实效性低下，形式化严重，改革呼声不断。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从一系列哲学派别中脱颖而出，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对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放置于后现代视野下，有助于帮助德育找到跳出困境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一、 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现状

（一）概念

迄今为止，有关于德育概念的问题仍存在争议。学者鲁洁和王逢贤在借鉴了我国“大德育”特色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了“德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们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外化，来发展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和法制等几个方面综合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1]。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本文也采用此观点。

（二）德育困境日益突出

第一，科学主义掌控道德教育，知识德育盛行。在“知识就是力量”思想的冲击下，科学主义的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对我国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洁教授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得科学技术统治了思想领域，实证思维成为一种霸权[2]。石中英指出：“我们不能把道德与生活割裂开来，作为一种技术来训练，作为一种知识来教。道德教育也按照技术教育、科学教育的方式进行，就脱离了生活。”[3]杨东平等人则把这种片面科学主义取向的道德教育弊端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这样会忽略教育的人文内涵，削弱教育的教化功能，从而影响教育功能的实现[4]。道德教育绝对不能仅仅是知识性的学习，仅仅是懂得和了解知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意识，要把道德意识内化，并进一步影响人的道德情感和行为。

第二，道德教育长期脱离生活，空喊口号。一直以来，学校的思想品德课程均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忽视在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情操陶冶。“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剥离可以说是20世纪道德教育的一个误区。”[5]“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学生，人格被无情地割裂，成为两个根本无法融合的世界，在一个世界，学习者像木偶一样被掌控进行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中里，儿童通过一系列违背自己意愿的教育的活动来达到自我实现。”[6]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更是如此。刘超良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校的德育内容多注重“生活性”，并且在德育实施过程中，把学生的学校集体生活和课堂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7]。

第三，德育的功利化。在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教育特别是德育也深受影响。鲁洁教授认为现代教育一直在致力于传授“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与此同时，却无视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这是因为“现代人”局限眼前，醉心功利，遗忘未来，失却崇高，人成为物化的人，被自然所操纵的、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人，丧失了生命激情的人。因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适应、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8]这种教育目标的功利化，导致了德育的功利化，教育不再关心人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完全服从外部利益，忽略内在意义。学者檀传宝更认为：“功利主义是现代中国德育的‘症候群’之一，主要表现在工具主义的德育研究、功利主义的德育功能观、功利主义的德育目的观、功利主义的德育课程观、功利主义的德育过程观。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导致了德育信度、效度的缺损，并影响了德育地位的提升。”[9]

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现状

（一）概念

后现代主义首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最初以文学术语的形式出现，到20世纪末期，成为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迄今为止，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复杂，其概念的界定仍没有统一标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福柯认为对传统进行批判即是后现代，而我国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就是表征区别于现代性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产生的。但是，综合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自于对“后现代状态”的描述，是一种崇尚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于对现代主义追求进步、权威、理性、普遍化、体系化和对评价知识价值的一系列标准的批判[10]。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一，反对现代主义中唯科学的现象，强调多元，提倡批判。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永恒的真理，因此，它更加宽容、多样和丰富。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理性崇尚至极，工业革命的浪潮让科学技术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太过于迷信某个东西，往往会沦为其附庸，而这点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在道德教育上更是如此，“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 道德的意义， 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11]

第二，后现代强调流动性，强调生活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的个体性，关注生活。有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当今世界，生活瞬息万变，以至于所有的道德都相当于审美的，生活将所有的道德都化为乌有。”[12]生活对于生活来说是如鱼饮水，这说明脱离了生活空谈道德教育是无效并且缺乏实际意义的。

第三，由于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和差异，他们极为推崇对话，强调通过对话把充满差异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这种对话必须是平等且公开的。“对话的本质并不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 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 而是和平相处，试图改变双方的观点以达到一种新的视界。”[13]

三、后现代主义给德育的启示――从知识德育到生活德育

目前道德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知识德育的盛行以及和生活实际的脱离。把这个问题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突破。

首先，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反对绝对的科学主义。按照后现代主义学者波普尔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事情的先验性，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证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也不会知道它们原来是否正确。后现代主义强调批判和多元，通过理性批判我们可以取代对其正确性的检验，体现多元化。在道德教育的领域里，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都知道道德教育的内容离不开价值判断，没有价值批判，就不会出现新的理论，并且，批判不仅仅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性的。生活德育就是建立在对传统学校知识德育批判的基础上的。近年来，学校德育问题层出不穷，学校德育时效性低下、形式化严重、道德教育严重脱离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德育理论才应运而生。

其次，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只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等文化因素之中，脱离了这些，知识也毫无意义。这是因为知识不仅仅是文化的因素，而且是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时空、地缘都会产生不同的知识类型和知识体系，任何知识的意义表达都不仅仅依靠其自身意义，也要把知识所处的整体意义拿来分析研究，任何知识都需要强调境域性。因此，要掌握这些知识不仅仅需要把握认识中对象的性质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亲自实践和思考领悟，才能把握知识的整体和境域，抓住知识的内涵和本质。而生活德育恰恰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在生活的过程中实行的德育，它克服了传统德育过度强调知识性的弊端，正是后现代哲学体系中强调“批判性”“境域性”的集中体现。

再次，后现代主义强调对话，尤其强调一种“语境的体验化”，后现代学家认为人的存在绝大多数是作为交往形式存在的。人作为一种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对话必不可少。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探讨师生关系，就不得不谈到民主与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提倡反思和批判精神、反对权威和绝对。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师生关系需要从“主体间的关系”来重新建立。在教师进行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提供学生探究的材料、环境及表达和交流的机会，并且要坚持理解宽容、平等对话的主体间的行为，用以消除教室里的隐形霸权。教师要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选择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例子作为德育的主题，并积极创设有意义的教育情境，时时刻刻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学生德育的自我理解、陶冶的过程中，做到必要的价值引导，提倡积极的价值选择，以此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激发学生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教师在面向学生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必要的思想文化的陶冶，用能体现整个人类、民族信念与精神的精华文化来熏陶感染学生，不断启迪他们的心灵，丰富他们的灵魂，不让回归生活的德育走向另一个贫瘠的极端[14]。

最后，也应当看到，由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反传统、反现代、反中心、多元化以及主体消解性，也会导致价值观多元化中一些不良的倾向。德育工作者应该在尊重这些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德育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增加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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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铁芳.面向生活引导生活――回归生活的德育内涵与策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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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under Post-modern Perspective

WANG J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12， China）

第14篇

关键词：阴阳哲学 市场营销 阴阳相成 阴阳相交 阴阳转化

阴阳哲学认为，宇宙中万物万象具有的性态，无论多么繁复多样，总会有一方属阳，一方属阴，永远逃不脱阴和阳的范畴。利用阴阳属性的关系可以描述和解说生命和宇宙中的任何变化。根据我国阴阳哲学的辩证学说，市场营销中的诸多关系，自然也可以构成阴阳两极，并用阴阳哲学解释其运行的规律。

阴阳哲学概说

在我国古代，阴阳的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朝着日照的一面是阳，背着日照的一面是阴。后来用阴阳指两种相反的气或气的两种状态。“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的这段文献，被看作是使用阴阳概念的开始。“其阴其阳，以征以行”（《商周金文遗录·伯子铭》），所谓“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说文通训定声》），都是阴阳观念的原始意义。

有学者认为，用阴阳作为物的普遍性范畴，是从《易传》开始的。《易经》用符号表示相反的事物，认为只有阴阳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才能走向符号化。“阴爻、阳爻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是既成的符号，它们的实际功用已经泛指天道、人事中的各种阴阳现象及其性质、状态、结构和功能”。《医贯·阴阳论》说“夫阴阳者，或指天地，或指气血，或指导乾坤，此对待之体”。阴阳符号已经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般来说，属“阳”的事物特性为主动、明亮、男性、光明、坚硬等，代表积极、向上、进取、刚强的精神；属“阴”的事物特性为被动、阴暗、女性、冷、柔软等，代表消极、向下、退守、柔弱的状态。

我国阴阳哲学有三重含义：一是指阴阳相交而成万物。二是指不同的关系，如向背、明暗、虚实、刚柔、正反、上下、动静等。三是指不同的事物，如天地、日月、男女、成败、增减等。从阴阳所指可以看出，阴阳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市场营销中的阴阳相成

（一）市场营销中阴阳两极的分界

根据阴阳哲学对于阴阳两极特征的界定，具备向上、积极属性的对立方为阳，在市场营销活动中，也有很多的阴阳二元。譬如，菲利普·科特勒在定义营销时，提到了“营销者”的概念，所谓营销者是“从被称为预期顾客（prospect）的群体处寻求响应（态度、购买、选票、捐赠）”，同时他指出，“如果双方都在积极寻求交换，那么我们把双方都称为营销者”。从“营销者”的界定来看，具备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交换的积极性。营销者属于“阳”。“被营销者”或称为“预期顾客”在行为上较营销者更为被动、消极，需要营销者用营销刺激调动需求或者激发购买动机，所以“预期顾客”属于阴。再如，从市场竞争者的角度而言，市场领导者积极、主动，市场追随者被动、退守，可以认为市场领导者属“阳”，市场追随者属“阴”。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刚刚进入市场处于“成长期”的产品，显示了勃勃生机，企业用大量的资源培育他的成长，这时产品的状态属“阳”；处于“衰退期”的产品，市场反应冷淡，企业的投入减少，呈现衰落、被动的状态，这时产品的状态属“阴”。运用阴阳哲学，可以将营销中的事物和状态无限地划分下去。

（二）阴阳相成是市场营销的基础

阴阳相成，是指宇宙间万物必有阴、阳两个对立面。我国阴阳哲学强调“孤阳不长，独阴不生”。《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就是说世界包含阴阳两个不可缺少的对立面，阴阳相成才能化育万物。《易·系辞》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万事万物的规律，必须具有阴阳两极。《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1.重视培育预期顾客。所谓预期顾客，是指营销者所确认的、具有某种潜在愿望和支付能力，在现在或以后可能与之交换的人。营销者具有积极、主动的特性，属阳；预期顾客相对消极、被动，属阴。根据阴阳相成哲学思想，预期顾客没有营销者，就如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不可能产生市场及营销行为，同样，如果企业不重视培育预期顾客，不注意预期顾客的消长，盲目扩大规模，就会产生阴阳失衡的结局，自然不可能“阴阳相交，化育万物”。

2.重视行业与消费者的动态平衡。如果从整个行业考察，除非垄断市场中的营销者可以成为“太阳”，其他市场形态中的企业，所处的“阳”只是“少阳”，行业与市场阴阳相称是指在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循环系统中，市场营销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力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状态。这一状态在阴阳运动中动态存在，虽不是一个常态形式，但阴阳相成是阴阳相交和阴阳转化的前提和基础。

市场营销中的阴阳相交

（一）交换与交合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1985年对营销的定义是：市场营销是对思想、产品及劳务进行设计、定价、促销及分销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从而产生满足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市场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市场营销的学科核心是交换。

组织和其顾客之间多数营销交换的特征是涉及出售产品或服务以换取金钱的交易，而该交易潜在理由的本质是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基于这一潜在的结构，营销交易可能是经济的、象征性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作为经济交易的营销交易，它是建立在经济人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一概念假定人们：行为是理性的；试图通过交换使其满足的程度最大化；拥有他们所面临选择的所有信息；交换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外界影响。

我国传统阴阳哲学认为，阴阳相交则万物通也，正是说明，只有营销者和预期顾客产生了感应和交换，营销者才能创造利润，继续进行再生产，消费者得到了所需所欲之物，才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整个社会才能顺利地运转。同时，阴阳相交不仅强调“交”，更强调“合”。“交”是指交汇、交换；“合”则强调利益的统一，一方面在“交”的过程中既实现组织使命，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交合产生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譬如，产生强烈品牌忠诚的消费者群，通过反复的交换，达到与品牌或是企业强烈的共鸣。品牌受损或者企业遭遇风波，都会在这一群消费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二）消费者至上

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四十二章》），阴阳两极天然的存在感应交合的基础，作为营销者，目光应该是紧盯预期顾客的，在对待预期顾客的态度上，《易经·泰卦》给了我们启示。在《易经》中，泰卦（）是“天”在下而“地”在上，与现实中正好相反，它象征着天地交感，故泰卦为吉。而否卦与泰卦刚好相反，“地”在下而“天”在上，看似这符合客观现实，但这样就表示没有阴阳交感的动因，没有前途，因而否卦表示不吉。泰卦与否卦的“象”相反，一吉一凶，其根据就是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交与不交。因此企业的营销活动，应该立足消费者，面向消费者，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与体验，把属阴的预期消费者，真正放在企业的中心位置。现代营销学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营销是在开展“需求管理”，但我国很多的企业没有很好地实践，以竞争为目标，忽视消费者，营销道德缺失，追逐短期效应。因此需要从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反思营销的使命和营销之“道”。

（三）运用全息理论动态预测营销环境

《易纬·乾凿度》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日易也。易无形坪也”。“故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阴阳感应相交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基本法则。阴阳相交能通泰，所以阴阳相交是营销的目的。阴阳相交需要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即营销环境。企业营销成败的关键正是在于企业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营销环境。为实现营销目标，企业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市场营销环境。实践证明，凡是善于分析研究环境、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机会，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企业必须建立专门的市场机构，经常监测其周围市场营销环境的发展变化，鉴别主要机会和威胁，及时提出参考意见。《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对于阴阳相交环境的分析，除了运用现代营销学实证分析开展市场营销调查与预测以外，还需要复归东方思维模式，运用特有的方式筛选出有关的信息元，“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内经》），动态预测营销环境。

市场营销中的阴阳转化

（一）“预期顾客”向营销者的转化—促使品牌忠诚

在营销关系中，大多数形态是企业作为营销者积极、主动，属阳；消费者被动、消极属阴，然而在产生了强大品牌偏好和品牌忠诚的消费者群中，却有阴阳转化的现象。品牌忠诚是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国际上对品牌忠诚的研究由来已久。品牌忠诚是对顾客依附于某个品牌的测量，反映了一个顾客从一个品牌转移到另一个品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产品价格或特征发生的时候。品牌忠诚是靠交互性建立的，也就是说品牌忠诚寓于阴阳转化之中，可以将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关系用我国的阴阳思想进行分类，进而从中找到转化的途径（见图1）。

（二）产品生命周期新老转化—强化产品创新

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简称PLC，是指产品的经济生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弗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场上的经济生命，产品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从形成到衰退的周期。具体而言，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与引入、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双方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在运动中双方此进彼退、此消彼长。

现代市场营销理论认为衰退期的主要战略是抽资和改变，却忽视了转化过程中，我国阴阳哲学的阴阳转化思想更强调新产品在其中的孕育。宋人周敦颐（1017-1073年）《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阴阳两级并不是阴极就灭亡了，当产品进入衰退期时，企业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衰退过程中的“新阳”，加强产品创新，进而使阴阳周而复始的运行（见图2）。

总之，我国的传统阴阳学说、辩证思维推之而大，至于无限的营销思维视角和方法论是一种包含分类、演绎、归纳、联想及类比的带有散发性和创造性的逻辑思维方法。运用阴阳哲学分析营销学问题，既反映了中国阴阳家管理学派逻辑思维的独特风格，又可以为突破现代营销的理论研究范式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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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创新/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制度创新/创新

【正文】

马克思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比较研究，存在着三种传统。一是研究“熊彼特”而形成的传统，二是研究“思想史”而形成的传统，三是研究“当代创新格局”而形成的传统。第一种传统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开创的，（注：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其后，为马克·伯尔曼（为MarkPerlman)所继承，并于20世纪80年代为熊彼特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所发展，成为“熊彼特”的首要。（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xlv;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传统又为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专家所重视，出现了像盐谷(YuichiShionoya)这样著名的代表人物。（注：YuichiShionoya,SchumpeterandtheIdeaofSoci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78-83.）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传统。第二种传统以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等人为代表，（注：JurgNiehans,AHistoryofEconomicor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137-155.另有观点认为“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个人还在继续和发扬这一古典传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5页）。）具有广泛的国际。第三种传统是有待发展的新传统，也是本文所要坚持的传统。下面主要从创新主体、创新发展观、创新模式、创新目标、创新综合性、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哲学基础等六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创新主体

尽管熊彼特和马克思都关注创新主体，（注：金斯基：《熊彼特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7页。）但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的主体观是一般主体观，熊彼特的主体观是特殊主体观。在马克思的体系里，创新主体是一般讨论的对象，而在熊彼特的体系里，创新主体是特殊讨论的焦点。（注：著名学者爱德华·马兹(EduardMarz)在《约瑟夫·熊彼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熊彼特经济学和学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是家。”(EduardMarz,JosephSchumpeter,YalaUniversity Press.1991,19.)）

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一般主体可以胜任的事业。其主体至少包括：(1)工人。（注：金斯基对此曾明确指出：“在经济学家中，马克思是将人作为经济要素并从正面给其以深入论述的少数学者之一。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力量在于工人，即在于资本家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的理论里，人（工人）一跃成为经济学体系里的中心。”（见《熊彼特经济学》第66-67页。））(2)企业家。尽管在他生活的，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还没有熊彼特时代表现得那么充分，但他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并深入分析了企业家产生的两种方式：(1)生产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企业经营者的职能，加速了资本管理者与资本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注：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2)工具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加速了资本家职能的弱化。（注：马克思曾指出：金融工具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3)国家。这是马克思的一大特色。（注：马克思把国家作为创新主体的思想，受到约瑟夫·熊彼特、保罗·斯威齐等人的重视，熊彼特曾指出：“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家领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来代表的。……在这里我只想预先强调，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阶级理论和国家（政府）理论，一方面是使国家从茫茫云雾中落到地面上来的首次严肃尝试，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边沁派理论的最好批评。”(JosephA.Schumpe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54,433.)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也明确强调了这一点（见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3-277页）。）(4)科学技术人员。从目前的创新格局来看，马克思的一般主体观已为当代出现的创新主体泛化现象、尤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出现所证实。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由“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主体所从事的事业。（注：金斯基对此评论道，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是“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的人，绝非普通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强烈个性的超常天才。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由这些天才们创造的。……在经济学史上，从这个角度构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人是熊彼特。他从经济主体里摈弃掉不具有强烈个性的平庸者，而代之以具有非凡天才的经济主体（企业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他的经济体系的中心轴就是企业”。（见《熊波特经济学》第67页））“企业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资格。（注：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8.）它不仅包括一般的企业家，而且也包括金融方面的企业家以及其他从事开办新企业、实现新组合的有关人员。（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4-75.）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界定明确了这样的观点：其一，创新是断续的。在他看来，创新是一个间断的过程，企业家只有在进行“组合”时才是创新。这虽然与当时的创新难以发生的状况相吻合，但在现在看来却是比较狭窄的理解。事实上，人们没有停止创新所需的科研活动、经营活动、生产活动、管理活动，创新是一直进行着的。只是这个过程过于缓慢，难以察觉，以至于得出了“间断”的认识。其二，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显然是狭窄的。创新主体至少还应该包括参与创新的产品开发人员、市场开发人员，以及大学、政府中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员，当然，也应包括企业、政府、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法人。但是，由于当时的创新还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或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许多人不愿从事被认为冒险的创新，大学、政府以及其他人员对于创新的意义还不像以后发展所表明的那样积极而明确，所以，企业家致力于创新的突出形象，奠定了他们作为创新主角的基础。“为此，让我们暂时把领导者的作用看成是第三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于是，显而易见，新产品的某些价格应归属于它的名下。”（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143.）

他强调，企业家的动机是理解创新本质的关键。它包括：其一，独立行动、自主支配资源的动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这种动机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但经济不能解释动机的全部。因为在这里，经济上的成功只是被视为获得独立和权力的一种手段。其二，证明自己优越的动机。这种动机更多地表现为精神上的需求。其三，创造的动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94.）这种类型的人把创新本身视为目标，而不再需要另外的社会承认或者其他的精神需求，尽管也不排除社会承认和由此带来的其他满足。

动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创新是克服困难的创造活动，要求其主体必须具有特殊的心智、性格、能力等方面的品质：其一，社会承受力。在创新过程中，他需要不断抵制来自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的压力、来自难于找到必要合作者的压力、来自难于赢得消费者的压力和来自新产品本身固有的高风险及其附带的其他后果的压力。其二，创造力。在他看来，任何创造不仅意味着个性的、心理的倾向，更为主要的是，它意味着为改变已有的习惯、规则而作出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人在每一种场合都必须重新创造那些指导他的日常行为的一切规则，那他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3.）“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5.）其三，需要特殊的个人知识和能力。在制定计划、实施计划的创新过程中，创新者要时刻留心机会，做出决定和行动。这种把现有思想于实际所需要的个人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的投入，比单纯地创造思想或者创新经验所需要的投入要多得多。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主体进行创新是一个的历史过程，是客观需要。“技术发展水平”在创新主体的创新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体进行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特殊的天赋、特殊的动机、特殊的才干，是主观需要。“动机”在创新主体的创新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创新是一个社会现象，具有统计，是一个上升的曲线。而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一个个体现象，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其二，熊彼特开创了把“企业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这在当前、尤其是在“企业家”相当匮乏的，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知识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个人、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在创新中的地位也在上升，这符合马克思关于“一般主体”的理解。

二、创新发展观

首先，马克思与熊彼特都承认，世界是发展的，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注：《熊彼特经济学》第77页。）金斯基甚至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是明显的马克思论者”。（注：《熊彼特经济学》第132页。）

其次，他们对于“创新动力论”的理解，存在着如下差异：

第一，确定性。在马克思看来，创新动力具有确定性。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动力是不确定的。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创新是可以预期的、控制的，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按照创新规律促进创新。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难以人为地进行设计。因此，当美国在20世纪30年生经济危机时，熊彼特并没有开出一个振兴美国经济的药方。

第二，继承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基本不存在继承性的问题。

第三，层次性。在马克思看来，创新动力是一个系统，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从生产力到经济基础再到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而在熊彼特看来，影响创新的因素很多，很难按重要程度排出一个顺序；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创新的内容和过程。这实际上反映了两者之间考察创新动力的不同视角：马克思倾向于从宏观、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熊彼特倾向于从微观、从个体活动来考察。

我们也注意到，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不仅是一个经济术语，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技术术语，创新是基础。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是一个经济术语。他虽然也注意到了发明、创造，但并没有看到这些发明、创造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发明、创造。认为它们的“创新”价值在于偶然地被应用于经济过程。相反，马克思则看到了发明、创造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甚至明确地肯定：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或迟或早地总会被应用于生产领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动力不能简单地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它主张各种要素均起作用。至于如何起作用，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样就很难圆满地解释社会的“进化”问题，很难说明经济发展的一般现实。而马克思则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整个创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从而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熊彼特也谈进化，但他的“进化”更多的是从时间顺序、从年代先后来划分的，并不全是“发展”意义上的进化。

第四，系统性。马克思形成了系统的创新动力观：创新主要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利用、技术组合的可能性不断扩展，创新空间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新源于技术内在的规定性，源于社会需要与技术手段的矛盾运动。而熊彼特则没有形成这样明确的、系统的创新动力观。他只是强调，实现“新组合”是企业家的职责，创新源于企业家的动机：物质上的独立、社会承认、建立自己的”王朝”等等。

三、创新模式

这里主要从结构模式和过程模式展开比较研究。

其一，结构模式。在马克思看来，创新主要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包括新产品、新、新工艺、新市场、新组合等，（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他虽然也涉及到了科学发明、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但并没有讨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认为不存在这种联系，或者这种联系不具有马克思认为的必然性。

从结构模式来看，马克思比较注重科学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熊彼特虽然也强调技术层面的创新，但他真正关注的则是新产品、新方法、新工艺、新市场等方面的开发，而不是技术本身。这与马克思直接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尽管他也关注制度层面的创新，但他却基本忽视了科学层面的创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创新是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熊彼特看来，只有进入经济领域内的科学发现、发明，才被视为创新模式的范畴。

其二，过程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主要是由如下“积累”引发的：(1)人力的聚集。马克思曾举例：单纯的同一劳动场所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就可以实现创新，就可以提高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362页。）(2)生产规模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这种聚集不仅促进了制度的创新，而且也促进了科学创新和其他形式的创新。(3)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的创新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他还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具有间断性，这种间断性是由新旧组合的交替所引起的，它可以说明有关经济周期、私人财产形成的机制等其他的现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67.）

从过程模式来看，马克思认为创新首先是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的“积累”过程，然后是相互伴随的制度创新的“积累”，创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不断以“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的过程，而且仅仅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四、创新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创新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但根本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目标主要有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尽管他也提到人的发展，但主要是指企业家。

他们在对创新目标的理解上存在着如下差异：其一，在马克思着来，创新是实现全人类全面发展的根本，也是实现每个人发展的根本。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主要是企业家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据。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的异化，使人成为机器一样的附属物。就是说，技术进步对人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而熊彼特只看促进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对企业家的发展具有促进的一面。其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但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相应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保障。而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自然会引起企业家阶层的变化，自然会促进人的发展。

五、创新的综合性

综合性既是马克思创新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要特点。正如金斯基所言：“就体系的独立性和涉及范围的广泛性而言，熊彼特的经济学说在近代经济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尚有哪一位经济学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话，那只有马克思一人而已。”（注：《熊彼特经济学》第35-36页。）

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的综合创新论是多元的，而熊彼特的则是二元的。在熊彼特看来，其一，创新集中表现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其考察的重点。他考察制度，并不倾向于认为存在着某种合理的适于创新的制度。创新主要依靠企业家在实际经营管理中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创新是非决定性的。其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熊彼特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所理解的技术创新主要局限于产品和工艺。其三，两种创新统一于市场。技术活动只有与市场结合，转化成经济活动，才具有创新特征。其四，在他的综合创新体系中，基本上没有科学创新的位置。他只是把科学发现、发明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活动，与创新活动相去甚远。金斯基曾指出，熊彼特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对于创新没有直接的作用，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注：《熊彼特经济学》第69页。）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发明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一项发明或迟或早会应用于实际的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其一，创新集中表现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科学创新。尽管他十分强调制度创新，但他同时也强调技术创新和科学创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关注的制度与熊彼特关注的制度并不是一个概念。他所谓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制度、经济制度，也包括更为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不仅对于工厂制度、工厂分工与协作进行过细致的讨论，而且对于市杨扩张和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根本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变革都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近年来各国的创新实践可以看出，一方面，企业制度对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企业制度依赖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制度。其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对于企业创新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在增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家”的基础通讯设施、基础体制和用人体制、基础法制环境、人们的就业观念、商业信誉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创新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以致于每个人、每个企业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依赖于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看法与当今世界的创新基本是一致的。其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马克思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他看到了社会的技术结构，看到了创新对于既定技术结构的依赖性。这与熊彼特的观点存在着质的区别。同时，马克思理解的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工艺，他在相当程度上把制度创新视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0,11.）在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马克思看到了科学对于技术创新的基础作用和互动作用，并倾向于认为只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成为可能，因为只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才真正成为科学，成为生产的应用。在熊彼特时代，由于管理科学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使得企业要素的合理组合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构成了熊彼特注意企业家创新的主要背景。但是，由于熊彼特在科学技术方面知识的缺乏，因此没有看到基础研究对于产品开发的重要支持作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与生产的深层次的联系。另外，他虽然承认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但是，对于马克思著作中的这部分内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在他的综合创新中缺少了科学创新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其三，在马克思看来，产品的价值主要依赖于生产领域。而在熊彼特看来，产品的价值主要依赖于流通领域。其四，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是创新的重要方面，而熊彼特对于精神生产基本上没有重视。

六、空间和基础

一方面，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理论空间和哲学基础存在着相似之处。这正如熊彼特在《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所承认的（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和创新理论，并在其后的一些著作中对这种理论加以阐述，从而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JosephA.Schumpeter,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他关于经济学基础的观念和目的与马克思是相同的。（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vliv-xlv.）金斯基也强调了这一相似性：“与其说熊彼特接受了马克思的，莫如说他在有些方面和马克思酷似，甚至视马克思为必须超越的一个高峰。”（注：《熊彼特经济学》第39页。）

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形式、与本质三个方面：

其一，形式上。在熊彼特那里，基本上没有系统的创新史观和马克思那样的精致的哲学基础。熊彼特仅仅一个，确切地说，仅仅研究近代社会的一个时代的创新史，因此，很难有马克思那种广阔的视野。同时，又由于熊彼特的历史研究主要限于非技术层面，因此，他对于和技术的理解，与精通于史的马克思相比，亦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再者，在熊彼特看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并非必然的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割裂了它们之间固有的联系，而马克思则明确揭示了科学、技术、制度、文化等创新因素之间的内在的联系。

其二，内容上。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存在着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延伸。他明确了这样一个机制：科学、技术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人类的进步从认识和改造自然开始，并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基本格局。制度的变迁最终影响文化变迁，或者与文化同时变迁。另一方面，文化领域、制度领域的因素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反作用。人们要通过制度变革来解放生产力，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基本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体系。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并没有系统的哲学基础，他本人的哲学成就也远远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新理论不仅在时间上晚于马克思，而且在大的方面、在基本的构架和逻辑体系方面也弱于马克思。

其三，本质上。(1)马克思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创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创新是有的、可以认识的。人们可以通过认识规律进行有效的创新。而熊彼特是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创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并不主张人们主动地去“干预”创新过程，这一观点在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时表现得比较突出。从当今创新的发展来看，政府“干预”已经成为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这与马克思的看法是吻合的，而与熊彼特的观点却存在着一段距离。(2)马克思是科技决定论者，而熊彼特是非科技决定论者。在马克思看来，创新首先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其他的一切创新，包括由此引起的经济的、社会的变革，都根源于科技创新，从而把科技视为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科技与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因素并不明确，如果有，它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只有涉及经济，科技发现、发明才具有创新意义，才被视为创新的范畴。在他那里，科技与经济被分割开来，他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内在的统一。这样，他就忽略了技术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从的创新实践来看，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已经成为最大的投资热点和最具活力的新经济的增长点。这种现象与马克思的看法基本吻合，而与熊彼特的看法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