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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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商业信用风险一旦产生，也就意味着应收账款不能按时按量收回，直接对企业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如果应收账款拖欠时间过长，成为坏账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如果企业同时进行多个工程项目，垫资情况严重，若融资渠道不顺畅，将会引发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对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如何对国际承包工程的商业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保证项目应收账款安全、及时、足额的收回，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业信用风险成因

虽然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商业信用风险主要是由于业主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企业自身管理层的不重视、管控职能的缺失也会诱发商业信用风险。

（一）外部因素 商业信用风险的外部因素主要指业主拖欠账款的风险。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境外建筑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项目的发包方建设资金紧张，业主有意或者无意拖欠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工程款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款项不能及时回收，应收账款金额逐年攀升，建设工程的项目垫资金额巨大。虽然应收账款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形式为资产，是企业的债权，表面上无法看出风险所在，但在应收账款确认的当时，潜在亏损的风险已经产生。

一是不能收回产生坏账，直接影响企业利润；二是即使一两年后能够收回，但应收账款逾期收回所带来的资金成本以及收账费用也由企业负担，降低了项目的收益；另外，国际承包工程大多采用外币结算方式，账款回收时间过长，汇率变动带来的汇兑损益也会影响企业利润。这些外部因素具体表现在：工程承包合同中账款回收条款不明确；业主经营不善，无力按期支付工程款；业主故意占用承包方资金；蓄意欺诈等。

（二）内部因素 商业信用风险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管理层面的不重视、相关职能部门的缺失以及没有应收账款管控措施。有关研究表明如果企业能够进行有效地信用管控工作，有八成的坏账是可以避免或者成功追回的。对于对外工程施工企业更是如此，企业整体的关注点都在工程的招投标和建设中，对于应收账款的管理仅限于催收，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全面风险管理环境下企业对于商业信用管理的需要。这些内部因素具体表现在：管理层对信用风险关注度不够、整个企业都没有树立起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对业主信息掌握不全，对客户信用判断不准；没有专业的信用风险管控人才和技术力量；结算方式不当，信用政策不完善，对拖欠的工程款缺少有效的追讨手段等。

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业信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

资金的顺畅流转是企业正常运行的保障，而应收账款的及时、足额的收回则是保证企业现金流入的一大决定性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个部门、一种方法就可以完成的，必须要构建企业信用风险管控体系。对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来说也是一样，必须要改变工程企业一贯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建立起适应当前纷繁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信用风险管控机制。

商务部研究院提出的中国出口企业“3+1”信用管理模式可以说是我国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信用管理体系。这种管理模式也适用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信用风险管控，本文尝试在借鉴此种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信用风险管控机制。

在市场化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商业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海外失利的案例层出不穷。因此，从企业的管理层开始就务必树立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能够深刻认识到商业信用风险的危害性和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培育企业的商业信用风险管理文化，加强全员参与商业信用风险管理的力度。优良的管控环境，是管控机制有效运作的基础，必须从总经理到各级分管领导、施工人员、业务人员、财务人员，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握各个环节，从签约、洽谈、组织施工到确认工作量单、账单确认、结汇收汇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按规定操作，将信用管理工作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落实到每个工作人员。

（一）管控部门——独立的信用管控机构 在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大都利用业务部门或者项目施工负责人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这容易导致施工部门、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沟通不畅也会导致信用风险，形成“滞后”管理；再者由于业务部门的经营目标、施工部门的项目进度和施工要求与信用风险管理目标不一致，在缺乏相应信用管控技术的条件下，业务部门或者施工部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会在不同目标的激励下形成更大的商业信用风险。

只要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使用商业信用手段，那在在获得益处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潜在的风险，这个工作不可能单纯依靠某个部门来完成。因为商业信用管理所牵涉的是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必须设立信用管控部门来专门进行商业信用的管理，包括在多个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技术上对商业信用风险进行有效地分散和规避，对应收账款实施及时的催收、制定和执行相关信用政策等。

（二）事前控制——业主信用风险调查和评估 企业必须在合同签订之前，通过多种途径对业主的财务情况、主业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历程等进行了解审查，保证在正式确定合作关系之前，完成对该客户的资信调查、分析和评级，建立资信管理档案。尤其是对于新的合作伙伴，有必要时还应该通过专业的机构进行信用调查，目前国际上对企业信用评级有很多方法，如：5C 、5P、5W、4F 等方法。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建立正式的业务往来之前，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信用评估方法，对国外客户进行科学的信用分析。

经过信用评估之后，对于信用评级较高、信用状况优良的业主，可以与其进行正常合作洽谈以促成项目成功；而对于信用等级较差、信用不良的客户，即使与其继续合作关系，也要采取更为严格的信用政策，否则必须终止业务往来。对于一些中小型的工程企业，由于业务量较小，对于这种专业的信息管理、分析评估工作没有能力和必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这项工作的，也可以将部分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委托给专业机构，这也是国际上信用风险管理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事中控制——工程进行过程中重点环节的把握 承包合同一旦签订，信用风险防范的重点就要转移到工程施工过程的内部监管、债权的确认、应收账款风险的转移上。在合同中必须明确业主支付工程款的条件、收汇方式、授信条件、信用政策、违约条款、纠纷解决办法等。对于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采用不同的信用政策来拟定合同条款，选择不同的收汇方式，如电汇、票汇、托收、信用证等。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的约定，同时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建立严格的分管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制。

各个工作环节和流程都必须按照明确的制度、具体要求和奖惩办法来执行，并接受定期或随机的监督检查。国际工程承包的特点导致应收账款的确认与其他企业不同，一般来说业主根据施工进度，确认施工单位申报的工作量量单。经过审批的工作量单与工程账单在双方确认之后，施工单位即可确认收入，相应地形成应收账款，业主根据合同确定的付款条件和商业信用政策支付工程款。在整个工程进行过程中，信用管控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国际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福费廷业务、银行保函、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等方式来转移商业信用风险。

（四）事后控制——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 事后控制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收汇损失，主要就是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和追收，建立、实施专业化、规范化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和跟踪管理制度，防范工程款拖欠的风险。管控部门指导业务部门和施工部门要随时与业主保持联系，及时与业主确认量单，督促业主按照合同要求付款，在账款逾期的早期积极自行追讨。若账款拖欠时间较长，应及时与业主沟通，若沟通无法解决问题，必要时应通过法律途径来降低可能的损失。

信用管控部门还要根据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通过债务分析技术评估确定应该采取的欠款追收方式，采用诸如自己追讨、委托专业商账公司追讨、诉诸仲裁或诉讼等手段，力争将商业信用风险控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三、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业信用风险管控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为控制国际工程承包商业信用风险，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建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 强化信用管控，企业必须从源头开始，加强对潜在合作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建立健全客户信用资料库，而这些工作需要企业制定标准的、规范的客户资信管理制度进行指导。

首先，要确立信用管控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保证信用管控部门在实施风险控制时能够得到各部门的配合，并设置信息搜集、档案管理、资信分析等的具体岗位，明确岗位职责；

其次，要对资信档案库的构成要素、信息的储存方式、档案库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第三，充分挖掘与信用风险相关的信息，制定出一个较为通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标选择上，应从定性和定量分析、财务和非财务、历史和未来、静态和动态、正向和反向等多个角度评估信用风险，以体现信用风险评估的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

第四，根据搜集到的指标数据和资料，确定企业使用的信用评估的模型，保证分析人员在进行信用评级时能够较为便捷的确定公平、合理的评价结果。

此外，还需要设置一个定期检查和更新资料库信息和评估结果的自我调整的机制，让客户信息资料库跟随外部环境而随时更新，才能满足企业信用风险管控的要求。

信用管控部门还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工作：不能满足于最初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要不断更新、检查在库业主的信用信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客户资信档案积极的进行管理；另外，制定科学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环境和行业状况进行更新，同时不断学习科学的、适用的信用评估模型，增强客户商业信用评估的准确性。

（二）采用风险转移方式 我国跨国工程承包企业一般采用出口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的方式对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加以转移。一般选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规避对外承包工程应收账款可能无法收回的风险。与一般保险公司不同，中信保是国内唯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它表面上是对由债务人原因导致的无法支付的工程款进行承保，更为本质的是为企业提供了风险防范和损失赔偿的机制。风险一旦转化为损失，该损失不完全由企业承担，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给予企业承包范围内大部分的经济补偿，企业亏损将大大减少。

此外，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更为专业的技术和人员，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共享，提前风险预警，能够帮助企业提高风控力度。国际保理是指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向保理商转让应收账款的业务活动。当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获得业主确认的工作量量单和工程款账单，保理商买断债权后，企业就能够从保理商那里得到支付的工程款，提高了资金的回笼率和周转率。由于债权的转让，使企业不再承担由此债权产生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企业债权管理费用，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外汇的核销和出口退税手续，保证了工程正常施工所需的资金需求。

（三）制定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制度化的应收账款管理方法也是指导信用管控部门保证收款的必要条件之一，主要包含信用限额制度、内部准备金制度、账龄分析方法、欠款催收制度等。信用管控部门根据信用评估模型的评级结论，确定该项工程对于业主是否采取商业信用工具，即是否给予授信。

若允许授信，确定对该客户采用何种信用政策、给予多大的信用额度。企业在具备了客户信用评估体系和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信用政策制度外，还应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学习，在企业内部设置准备金制度。因为造成客户违约的原因除了客户自身的内部原因，如财务危机等，还有不可抗的外部原因，不确定性极大。

当企业客户大量违约时，如果企业没有一定的准备金，就会造成资金链断裂，资金流严重缺乏，企业将会面临极大的破产风险。账龄分析虽然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应收账款管理方法已经被许多企业所用，但是在粗放式管理的工程承包企业中仍没有作为一个日常管理的方法。账龄分析能够检验企业信用管控工作的成效，信用管控部门将账款逾期情况录入客户资信档案中，一方面可以对其进行及时催收，对应收账款进行跟踪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以后合作授信额度的考虑因素。

通过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商业信用风险的成因的分析，了解到应收账款回收风险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的不到位。因此，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内部首先应设立独立的信用管控部门，这样才能解决业务部门、施工部门、财务部门在赊销中分工不清、受利益驱使而忽视风险的现象。其次，应针对应收账款进行事前控制，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必须采用系统的、规范的作法来构建客户资信资料库。再次，在客户信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应收账款管理方法，保证企业在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风险最小，并且在业主违约的情况下不会因现金流不足而被迫破产。建立有效的信用风险管控机制，才能使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降低信用风险，增加商业信用利用程度，帮助企业现金健康快速流转。

参考文献：

[1]林均跃：《企业信用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钟朋荣：《中国企业留心十大陷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戴彬：《商业信用风险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27期。

第2篇

【关键词】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管控策略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五、结论与建议

第3篇

一、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控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加大其风险管控力度是关键所在。在稳健的经济政策下,银监会虽然公布商业银行劣质贷款在不断减少,然而涉及“股改剥离”政策的施行,到201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劣质贷款高达2.3万亿元,劣质率高达24%。根据财政在区域性金融平台的投资项目中,供过于求的企业较多,房地产项目是其中之一,这一现象导致劣质贷款数额居高不下。以上现状表明,商业银行在面对只增不减的贷款问题时,需要加强风险管控,选择较为稳健的道路。

二、国内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控体制不完善

1.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首先,国内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信贷风险管控认知不足,一味追求业绩,不注重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这无疑给银行带来无形压力。另外,他们只着眼于短期盈利,忽视了未来商机。最后,信贷风险管控理念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在商业银行整个人才体系中全面施行,导致工作人员误入歧途。

2.缺乏信用风险管理专业人才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总体综合素质偏低: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业务方式不当、没有管理分析能力。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责任感较低,未根据贷款要素对贷款人进行严格审核,缺乏及时处理并调整贷款类别的积极性,没有核实贷款要素是否如实填制。基础数据的不统一和不准确严重阻碍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制水平提高,即使是简单的分析工具也会导致数据出现质量问题,从而造成结果信任度低。也就无法建立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无法把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运用到银行实际的信用风险管制中去。信用风险量度模型和技术落后是造成专业人才稀少的根本原因。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法人构架不稳,董事会和监事会权利过于集中,不能相互制衡;其次,风险管制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影响风险管控的效果;最后是银行内部稽核部门没有独立性。我国推行贷款风险分为五大类,但存在很大缺陷:(1)主观性思维比较严重,贷款界限模糊,结果不一致;(2)对资产质量恶化的预估能力较低;(3)分类结果是粗线条分类;(4)利用带块五级分类计提贷款准备不能遮盖银行的信用风险;(5)五级分类不能区分借款人风险和债务风险。我国商业银行信用缓释方式单一不能够分散风险,各商业银行在抵质押率、后续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创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尚未实施统一风险要素调整规定,我国拍卖市场不完善,质押品处理难度高,银行不仅仅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更是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1.树立全面控制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在完善风险认知程度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全面控制管理,还要注重部门全体人员的参与意识,强化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操作执行者的监管问责制度以及参与意识,以此达到增强内部评级体制治理有效性的目的,强化内部控制的目标。银行把分离且落后的业务同互联网结合,加强内部监管力度。银行需要规范员工业务操作,合理设计监管制度。杜绝银行内部犯罪,明确职能权利和责任。银行需要加强奖惩力度和监管考核,以此强化员工在工作中的执行力度。

2.吸收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

银行利用相关待遇政策吸引优秀管理人才,并且调整团队构造,让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善于发现工作人员特长并且给予合适的岗位。与此同时,银行需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使其技术和体制能够跟上时展步伐,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对员工风险意识和专业道德素质训练,以此保持体制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银行便能让整个人才系统随时保持在最优状态,员工素质得以提升,以此来降低信贷风险强度。

3.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方法

银行内部创建独立的审核部门,在贷款之后进行跟进工作,不定时对信贷等级进行复核,调整信用等级,还必须保持这个部门的独立性。除此之外,还需加强信息的管理,引入先进的度量模型和内部评级法。银行需要规范员工的业务操作能力,按流程办事,把奖惩制度完善化,加强监督体制,银行还要善于和银监会互相配合,落实相关经济政策。

健全风险预防机制上,商业银行把可以通过相关操作作为预防基础,建立内容详细、真实、完整的体制,并且对风险进行分析、测量、监管,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还要把风险预防体制同其他方式进行对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主要依靠动态信息、整体化、准确性内部系统进行测评,工作人员还需结合预防机制增强防火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