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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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

作为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结果之一，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与其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不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龄化也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作用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国家也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改革的困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形势，因此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降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养老保险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态势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济高速发达，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备了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能力，而我国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即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区域间人口老龄化差距明显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由东向西的区域差异特征。显然，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比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比农村地区更严重。说明在选择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城乡、区域间的特殊情况。

（三）2000-2025年间“人口机会窗口”期会始终打开

“人口机会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龄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孩子数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几十年后，老龄人口才会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这一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会造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总人口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构成形状，使得劳动力供应充足，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人口学家称这一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①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龄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抚育比也较低，因此这段时期为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基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应利用这个机遇期来大力发展我国经济。

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一）老龄化导致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

人口抚养比包括老年赡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国际上通常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儿人口，15-64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很明显，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赡养比的不断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赡养比仅由9%上升至12%，而从2020年至2050年老年赡养比将从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儿抚养比将稳步下降。在发达国家，少儿抚养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老年赡养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表2）。总之，在老龄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负担系数总体将呈现赡养比不断上升，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及总抚养比整体上升的态势。

（二）老龄化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不断提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未来劳动人口也越来越少，相应地缴费人数也会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以我国为例，从1998至2005年，各级财政针对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资金支出约在4000亿元，3600亿元左右为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在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97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为774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9.2%和42.3%②。近年来，虽然政府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养老保险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资金的匮乏问题，逐年扩张的基金缺口正在使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风险。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战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企业年金规定投资于银行存款等流动性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这种投资保证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

三、国外应对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两德统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续增加，德国的法定养老金开始趋于萎缩，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不断加重，因此德国进行了以开源节流为主要手段的养老保险改革。

首先，提高养老金缴纳比例。为解决不断增加的养老金领取人数与缴纳人数比例不断下降带来的收支失衡问题，德国一直在不断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比例，同时，降低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率，德国政府正设计将退休员工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逐渐由53%降为2020年的46%，到2030年降为43%。

其次，鼓励支持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德国政府为鼓励雇主和雇员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从2002年1月起，允许雇员以工资转换方式建立自己的企业补充养老金，同时政府对企业建立的企业补充养老金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相关补贴，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继续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德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同政府的社会政策密切联系，政府组织、规划和推动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为养老保险的持续运行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同时政府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制定和适时推出社会保障政策，对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监督。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之一，其制度的创立和成长也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比如德国完善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法定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龄化趋势下引入的长期护理保险和“个人服务时间存储制度”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并适当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更好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养老保险制度应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会保障具有互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无疑也具有这种功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建立一个统一的保障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非福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且还可以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励的功能，这也是我们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更加灵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家庭养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都是建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通过建立多层次、多支撑的养老保险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险责任，给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应坚持广覆盖的原则，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保持养老保险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寿命延长而下降，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储蓄养老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也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市场化步伐

虽然安全性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基金不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实现保值增值。应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除银行存款、国债、股票等品种外，国家还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给予优惠，让养老保险基金积极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也出现了由政府部门投资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资运营的趋势。私人运营的社保基金具有灵活性和盈利性，体现了市场作为基础手段配置资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过挑选相关私人基金投资公司运营部分社保基金，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通过市场化道路不断壮大社保基金规模实现保值增值。

五、小结

为了应对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对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有益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处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必要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的定位和选择。通过坚持保障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注释：

①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2]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4）.

[3]杨燕绥，李学芳.“创造”老龄人口红利[J].中国社会保障，2010，（5）.

[4]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经济科学参考，2011，（34）.

[5]张车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6，（4）.

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

1、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现状与预测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底达到13.7%，占全球老年人口近24%。

预计到2014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4.37亿，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到2100年总量仍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带来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社会的总消费与总支出会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资金以及证券的支配方式将不同于以往，因此，人口老龄化会对金融体系产生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2.1.1储蓄角度

根据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人口增长初期，社会年轻人口较多，高生产力带来高额财富，可用于储蓄的资金充足，社会净储蓄为正值；随着年轻人口年龄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随之产生，一方面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社会中可储蓄的资金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减少总储蓄金，甚至使社会净储蓄接近于零。

另外，从家庭角度来说，老年人口越多，家庭养老负担越重，家庭资产配置将发生变化，其中用于老年人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等的支出会显著增多，从而减少商业银行中的储蓄金。从社会角度来讲，对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担心使得现阶段家庭和个人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当人口老龄化阶段到来时，为维持老年人日常消费支出，大量储蓄资金将从金融机构抽离，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周转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与扩大再生产，减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2.1.2投资角度

首先，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从68.55岁上升到71.40岁，2010年上升为74.83岁。可看出我国人口的期望寿命不断提高，家庭数量减少速度不断放缓，房地产需求量攀升。另外，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效果较好的投资方式之一，受到了众多个人以及企业投资者的青睐，也使得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然而，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年轻人口的数量却在下降。2008年我国年满18周岁的人口有2800万人，2012年下降到1800万，新增年轻人口减少了1000万；预计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亿人，远超世界其他国家。这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个极大的危机，住房需求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疲软态势，房地产投资个人以及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银行的呆账、坏账将增加，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信贷融资、房地产保险、房地产证券、房地产信托等众多金融业务将陷入危机，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其次，对家庭与个人来说，根据生命周期投资理论，个人财富由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构成，当人力资本价值较高时，购买金融风险资产的行为会增加，而当人力资本价值下降时，人们会主动减少高风险金融财富的持有。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及年轻人口数量相对减少会降低年轻家庭数量，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财富下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会下降，这将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2积极影响

2.2.1个人理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个人和家庭的理财方式。目前我国政府为老年人提供政府养老保险，但这部分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应对老年人所需的各项生活支出，人们希望通过购买适当的理财产品缓解压力。随着金融产品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倾向于将储蓄资金分别投资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以分散风险，获得最大收益。这不仅会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且高收益的养老保障，同时促进年金市场、保险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银行开展相关理财产品与理财服务，为金融创新也提供了机会。另外，与其他投资产品相比，债券安全性高、收益较为稳定，符合老年人对资金的需求，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更可满足老年时期较大开支的要求，因此，债券市场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较快发展。

2.2.2行业发展。人口老龄化将大大促进契约型储蓄机构发展。契约型储蓄机构包括各种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以合约方式定期定量从持约人手中收取资金，再按合约规定向持约人提供保险服务和养老金。通过对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分析可知，老年人期望在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较高收益。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存款型金融机构相比，契约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较差，但能提供较低风险和较高收益，同时有助于个体在进入老年前做好养老金的规划，避免冲动消费。因此，契约型储蓄机构在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3、结语

有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发展。开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可为金融机构带来利益，优化老年人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民众在非银行类金融市场中投资较少，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这一现象，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对金融市场而言，人口老龄化既可能是一次挑战，也可能是一次机遇，把握好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本峰.人口老龄化与金融市场[J].经济学动态，2006，（5）.

第3篇

说起老龄化社会，许多人会想到日本。

日本学者近藤大介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因为周围年轻人多，他这个50多岁的人会被当作老年人来照顾，乘坐地铁时，会有人让座。

等他习惯了这样的“待遇”，回到日本后，却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错位。在他想买二手房去看房时，中介总会礼貌地说：“真希望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多买房呀。”被重新划分进“年轻人”的行列，这让近藤大介惊奇不已。原来，眼下日本买房的客户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相比之下，他还真算年轻。

对日本来说，寄希望于近藤这样的“年轻人”迸发活力，以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日本总务省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数字为2898万，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增加了0.6%，达到22.7%。也就是说，老人现在已经几乎占到日本总人口的1/4，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

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努力延缓城市变老的进程，但收效并不明显。老龄城市正缓缓走来。 老龄化社会对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要求出现了改变。

而在城市变老的过程中，人们熟悉的一些“常识”正被改写。 老年犯罪为什么增加了

老龄化社会对城市的结构和功能要求出现了改变。比如，老年人增多，会导致医疗保险的需求上升，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考虑建设更多的医院而非体育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成功申办了2020年的奥运会，东京大兴土木建设奥运场馆遭到了不少社会团体的批评。批评人士认为，将这些经费花在一些老年健康问题上，会更有效地提高居民福祉。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统计显示，和2014年相比，2015年全国急救出动次数增加1.1%，达到605万次，连续6年刷新纪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认为，这是受到了社会老龄化的影响，因为需要急救的老人增多了。

老年性痴呆症，也称为“阿尔茨海默氏病”，更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临近而成为社会挑战。

2015年7月，BBC播发了阿尔茨海默症协会的一组数据，称全球共有4400万例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13500万例，治疗费用需耗费6000亿美元。

阿尔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公布的研究报告称，老年痴呆症是本世纪最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在全球财政负担继续加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研究人员警告说，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该病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将会有显著上升。

报告称，到2030年，全球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将翻一番，而到2050年将增加3倍以上。专家们说，未来为看护老年痴呆症病人的开支将迅速上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老龄化对城市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体育场和医院里，甚至监狱这样相对阴暗的角落也被波及。

日本最新犯罪数据显示，大约35%的入店行窃罪是由60岁以上的人所犯的。在60岁以上的惯犯中，40%的人会犯同样罪行的次数超过6次。

相关报告得出的结论让人啼笑皆非，简直是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不少老年人为了进监狱而故意犯罪，因为监狱里能提供免费食物、住宿以及医疗服务。

在这种省钱的“养老方式”诱导下，日本老年犯罪案件高发趋势正在加速。数据显示，1991年至2013年间，重复犯相同罪行超过6次，且正在服刑的老年罪犯人数攀升了460%。

虽然日本没有明确提过“养老不能靠政府”，但“老人变坏”和“变老的坏人”都在用实际行动给政府敲响警钟。 亚洲地区韶华易逝吗

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表报告，警告世界各国为人口迅速老化做好准备。报告指出，全球60岁以上老人总数将在十年内突破10亿大关。报告预言，到2050年，全球老人的数量将超过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

该报告预测，亚洲老龄化速度尤其需要注意，因为到2030年，65岁和65岁以上的亚洲人将达到5.65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激增到9亿，约为亚洲人口的1/6。而8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亚洲总人口的4.3%，是如今的3倍多。

而就在几年前，亚洲还被普遍认为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地区，这一转变不禁让人感叹韶华易逝。

香港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合主管弗雷德里克・诺伊曼说，“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到来的速度之快。”他说，亚洲的“人口红利”（即凭借大量年轻劳动力推动快速发展的现象）即将终结。

对亚洲不少城市来说，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而在欧美国家，虽然已经富了几个世纪，但在应对老龄化时仍感力不从心。

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上升。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年龄在这个人以上的人数和以下的人数相等。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0年之间，美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从35.5岁升至39.3岁。而同期欧洲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从37.5岁升至39岁，预计到2050年将升至49.5岁。

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对世界经济会造成负面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力萎缩上，也会在金融市场变现出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少子老龄化，将妨碍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要求各方早日应对。

拉加德指出，如果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的能力会下降。

她还表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养老金成本会大幅上升，导致企业和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从而使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令人担忧。 受益者：从便利店到纸尿裤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老年城市的图景并非只有伤感。虽然老龄化带来了经济风险，但同时也为城市创造出“银发经济”的大把机会。

金融机构瑞信的数据显示，来自退休老人的需求提振了日本服务业的就业情况，因为退休老人将大把的积蓄花在跟团游、方便食品和医疗等项目上，而支撑起日本消费的，正是这群人。

老龄化社会也改变了城市的商业布局，比如街边便利店，它们曾经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挤压得透不过气来，如今重新迎来了扩张的时代。因为随着顾客的年纪增大，他们不会前往喧嚣的购物中心采买日常用品，而是转向小型社区便利店购物。而且，由于在那里购物的大多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便利店也因此能发挥社交场所的作用，对老年人充满了吸引力。

老年人的护理也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市场。在工业4.0时代，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开发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目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科学家就正在研制相关机器人，能够陪伴老年人，并对其提供照顾。正在开发的机器人可以帮助老人订货购物，并提醒老人服药时间;而另一种机器人，则可以帮助使用者在中风后恢复其手臂的力量。

布里斯托机器人实验室认为，护理机器人可以帮助老年人在家中独立居住更长的时间。

纸尿裤行业也意外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受益者。

第4篇

王恩平（1988.05-），男，汉，河北秦皇岛，硕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金晶（1991.06-），回族，云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多的来源于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协调、不适应造成的矛盾。本文通过阐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厘清我国在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选择，旨在更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政策选择

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不单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好老龄化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背景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7%，就称为人口老龄化。早在二十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因此我国早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在经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而“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时期，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有所贡献，但是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我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老龄化增速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老龄化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并且根据数据研究显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老龄化趋势在大体上是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将常态化。

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实现工业化，后进入老龄化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应该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模式下，根据自身特点提出更加可行的，适合本国发展的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类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一段时期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改变生育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作用，即使现在改变生育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上的逆转。同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全是其本身带来的，更多是因为现有制度与人口结构不适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从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改革，调节公共政策来协调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将是常态，需要提出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实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及商业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1.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从现收现付制到统账结合制的转变阶段，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在现实实行过程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混账管理”，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因此形成大量“空账”运行，出现挪用个人账户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当前个人账户空账累计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到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据社会保障国际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报告统计，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收支缺口达到767亿元。

2.养老保险金缺乏保值增值性

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并且，通货膨胀的速度远远超过银行利率，存放银行只会造成养老保险金的贬值，是社会财富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的效率。

3.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加上保费欠缴的情况严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保费收不抵支，原有的积累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却不断减少。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二）、现行退休政策及其弊端

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规定：一般来说，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退休必须是男年满55周岁，女满45 周岁。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加上生活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国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有关专家预测我国2000年老年抚养比为10%，2010年为18.6%，2020年为26.3%，2030年为40.2%，2050年为58.7%，2060年为60.3%。

劳动年龄的上下限不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提高改变。我国现行的劳动年龄的上下限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条件确定的，已逐渐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全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比起世界平均年龄低了将近10岁。如果继续按原定的上下限执行，以后将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比、总供养比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的不利局面。

（三）、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弊端

1.“现收现付”为主的筹资模式使医疗保障面临未来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虽然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但个人账户积累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积累。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统筹基金的现收现付制，而对其他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也主要是现收现付制。根据医疗保险理论，现收现付制需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在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医疗保险基金主要依靠现收现付制筹集，每个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负担将不堪重负，最终将带来保险基金紧缺的危机。

2.服务提供上的问题

我国虽然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医疗机构、人员、床位数最大幅度增加。但仍然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势头。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出现的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住院难”问题已证明这一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

我国医疗资源不合理利用的表现主要为：（1）重治轻防；（2）病人不合理流向；（3）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特别是高新技术手段、药物的超标、过量使用。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我国医疗服务成本居高不下，且增长迅速。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将加剧我国医疗资源和卫生费用的压力，甚至导致医疗保障体系的崩溃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选择

（一）、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35年前年轻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人口转变带来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支撑我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加上健康老年人口参与对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让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发掘老年人消费潜力，从内部发掘社会发展潜力。积极促进老年人健康宣传，树立健康理念，延长老龄人健康期，适当拉长就业和准就业年限。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寻找能充分发挥老年人特殊技能，丰富经验的工作机会。例如，退休老年人对年轻人进行特殊技术岗位的培训。不仅能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的机会，还能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自我养老和消费能力。

人口红利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撑，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大就业参与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两次人口红利的对接。如果利用好人才资源，“第二次人口红利”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改变。

（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项基金存人银行或购买国家公债，这虽然是一条营运途径，但其保值和增值的程度大打折扣。要想使养老保险基金有效运营使之保值增值，可以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放宽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限制。政府应制定适当政策以引导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向低风险、高收益的领域投资，如住房贷款、基础设施、教育产业等。其次要积极推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从而提高基金投资效益。第三要坚持专业化运作，委托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世界银行的一份全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民营机构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门经营的养老金。

养老金入市也是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将养老金投资于市场，可以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也可以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由于养老金属于社会保障范畴，投入市场难免存在风险。广东省率先开始了千亿养老金入市的尝试。

（三）、完善医疗保险体系

目前医疗保险筹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企业和职工缴费，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职工与退休人员负担比的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有必要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的来源，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民间慈善捐款，从社会福利彩票所筹集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老年人医疗保障事业，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也可以划拨一部分用于补偿医疗保险费用开支，也可以通过征收烟草税、发型彩票等方式增加医疗保险金的筹集渠道。

（四）、调整人口年龄结构

必须承认，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延长退休年龄会带来两个积极效应：一个是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一个是领取养老金总量的减少。这一多入少出，从整体上减轻了社会负担，有利于高度老龄化国家挺过老龄化危机。

虽然目前遭到多方反对和质疑，但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在相关政策的具体制定上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元化，多层次的弹性退休年龄结构。有的特殊行业，例如矿井工人，具有危险性的行业，由于挑战身体极限，若和一般职业一视同仁采取相通的退休政策，则显得有失公平和平等。有的行业例如律师，教授等技能、经验、智慧和阅历型的职业，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甚至年龄越大对社会越有价值，贡献越大，不能因为僵化的退休政策而使社会失去宝贵的社会价值。

（五）、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WHO曾经于1990年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提出，联合国也于1992年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呼吁全球共同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种体格，精神和社会活动能力上的完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老年人群不仅是社会的服务对象，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要构建这种状态，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老龄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尽管老龄人口的劳动力会随着年龄削弱，但却不会因为60或者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并且，人生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有不同的潜在可塑性，虽然老龄人口在体力上不如年轻人，但是在知识经验，阅历尚占有很大优势，所以说，老龄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充分挖掘的重要资源。老年人可以参与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应该充分发挥他们阅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优势，对年轻人进行指导和引导，推动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例如有经验的，在某个行业有成就的退休老龄人可以通过给年轻人上课，传授经验，不仅能大大提升社会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能使老年人得到社会认同感，提高晚年生活的意义和质量，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不仅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而且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也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继续发挥余热。

第5篇

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就职于中国一所高校的营销与创新课题的副教授科尔巴赫曾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1年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之后于去年8月移居中国。科尔巴赫从事的是关于老龄化与社会课题的研究。

科尔巴赫称，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首先是规模性的，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扩大了这种趋势。日本在老龄化人口增多前已经是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他警告称，“整个(中国)社会体系还未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政府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的8%与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有关，这一市场的价值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老年人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将增加三分之一。

科尔巴赫教授称，“这是真实的商业机会，尽管2050年可能还比较遥远，但这应当是即刻引起重视的事情，而很多企业都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贯彻的态度。“管理者在将这些趋势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上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人口统计资料是可以预见实际工作的。”科尔巴赫教授说。

老龄化问题还将对商业产生影响。

第6篇

【关键词】老龄化 投资机会 健康 医疗 旅游

一、我国老龄化阶段的现状与预计未来趋势

据中国老年高龄委员会的预测，直到202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可能将会达到2.74亿人，老龄化的阶段水平将会达到18.17%；老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3.19%之高，远远超过总人口的年平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老龄人口数量总量可能将超过4.2亿人，老龄化水平扩张到30%以上。到2050年之后，将进入持续平稳的高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将稳定在3～4亿人，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2.3%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

逐渐扩张的老龄化阶段所带来的刚性消费――巨量老龄人口，就确定了老龄产业在未来5到20年具有良好的长期发展空间，可容纳的就业总量也日益明显。尤其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老龄产业市场面对需求量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难道就没有任何想法么，这其中存在多少的潜在投资机会呢，就从健康；医疗；旅游：金融几个大方面谈下我的想法。

二、老龄人群的需求

第一，民以食为天，谈到生活就不能离开一日三餐。那面对巨大的老龄人群，他们需要的是低饱和脂肪酸、胆固醇、糖、盐、卡路里且具有一定的调理身体，滋补和治疗作用的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产品。现在的餐厅推出的产品虽然品种很多，质量了也很高，但多是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真正适合老龄人生理需求的却很少，因此专门提供质地软，少调味品且又是调养型、预防型、补充型产品的老龄人餐厅，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随着老龄化阶段的到来，老龄人群的消费观念也在渐渐的发生着变化，在平时的生活中对各类老龄用品的需求面也将逐渐的扩大，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诸如全天候监查护理设备、智能服装、GPS心率血压器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需求会有明显增加。

第二，老年生产照料服务需求强烈，特别是空巢老年人的需求更为强烈，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110个，床位573.6万张，这些床位是远远满足不了巨大的刚性需求的。能够健康长寿，能够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晚年，不仅是现在每个老年人的心愿，同样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如果医疗看护服务能在专人专护和老龄人真是感受上不断提高、日益完善，那么必将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在未来养老机构的成熟不仅仅是行业的成熟，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旅游业近5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出游变得平常许多，而对于老龄人，很多由于各种各样或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影响着出游的可能性。在满足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后，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更多的于外界接触就变得必要。如何提供适合老龄人慢、耐、细的特特殊要求的特殊旅游产品是老龄旅游未来发展的方向。还有就是消费观念的转变，追求高品质的服务和全面的体验，让老龄旅游市场未来的利润不可估计。

第四，金融业老龄人产品的缺少。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定位在老龄人群的产品是少之又少的，可能是因为我国居民老龄金融意识缺乏导致的，在未来20年，面对庞大的老龄人口，市场迫切需要创新理念、转变战略，顺应老龄社会的要求，构建包括老龄金融在内的、适应老龄化经济体要求的新型金融体系。很多人觉得老龄人大都不愿意有太多的风险存在，随着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金融已经是生活中时时刻刻不在接触的东西，现在的老龄人也都主动或被动的去了解金融产品去学习理财，所以让老龄人正确认识风险，理性面对风险才是金融机构要承担的责任。老龄人慢、耐、细要求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服务需要积极耐心的去帮助他们办理业务，要为老龄人了解有关知识创造条件。注重服务。

三、结语

人口的老龄化是每个社会发展都要面临和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等原因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的特定社会发展过程。怎么样为未来大量的老龄人群提供完善，贴心，切实为老龄人考虑的服务才是我们投资者思考的重点。以上就是我对老龄人市场投资的见解。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规模大，将是较早面临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从实情看，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空间大，不只是上面谈到的医疗护理、老龄旅游、老龄金融这几个行业，还包括老龄IT，老龄房地产，老龄用品等都很有发展空间。与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市场都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对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越早的进入，就能获得先机。

参考文献

[1]⑺彰.老龄化社会养老模式探讨.现代商贸工业[J].2016- 10-21.

[2]樊晴晴.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实施问题论析[J].企业导报.2015-08-31.

[3]高晓璐.城市居民对养老机构的偏好特征及社区差异[J].中国软科学.2013-01-28.

第7篇

一、中国M型社会正在形成

所谓的“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最稳定的社会类型是橄榄型或倒U型。但是M型社会正在出现……

一个社会里有多少人是中产阶级？有多人只是自认是中产阶级？大前研一给那些自认是中产阶级的提出了3个问题：一、 房屋贷款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或是你根本不敢购置房产）？二、 你打算生儿育女吗（或是你连结婚也不敢）？三、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或是你连生孩子也不敢）？这三个问题，只要你有一个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你不算是、不再是中产阶级了，富裕和安定，正离你愈来愈远……

根据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统计，去年日本已有八成人口，沦入中低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形态的社会里，如果企业与个人都不展开自救，政府又继续往错误的方式施政，恶性循环下，社会的失业率和物价将年年上扬，收入永远跟不上物价，整个社会对于未来，都将失去积极性。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关于M型社会的言论，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基于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大前研一认为日本已经进入了M型社会。

在中国由于房价的持续高涨，医疗改革的失败，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房价、交通能源上涨的速度，一套房消灭一个百万富翁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两极分化，中间断层的M型社会结构，所谓中产阶层无疑是一个真实的谎言，通过分期付款，银行贷款消费的“中产阶层”抗风险的能力比较有限。

在我国：最高收入及最低收入的群体差异高达10倍，而一般国外标准约为5～6倍左右。有69%的家庭年收入在3～5万人民币之间，贫富悬殊差别很大，原地踏步就会变成中低阶层。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某些行业的从业者一个月的收入超过普通行业从业者三年的总收入，即便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所谓中产阶层，还不够买上海外环内，北京五环内的普通住宅1个平米的居室。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写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催生的诸如世界服装巨头H&M、ZARA，以及平价汽车吉利等品牌的成功，淘宝购物的盛行，山寨家电的普及，近日劳斯莱斯推出了399万元车型，上海一地当天便预定30多辆，也暗含了M型社会营销转型而带来市场“蓝海”。

当消费者日益向贫富两极分化而中国市场日益萎缩时，消费品企业如何实现增长呢？快速便捷时尚以及个性化定制、奢华、具有体现社会地位的产品与服务，将越来越受到欢迎，例如经济型酒店莫泰168、如家、七天的成功，高端游艇、宾利豪华轿车卖断货便是证明。

二、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两个方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包括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问题，而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相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一般把有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看作"老年人问题"，把有关老年人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老龄化问题"，这是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来认识老龄问题。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80年代以来，联合国曾两次召开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并将老龄化问题列入历届联大的重要议题，先后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十.一国际老年人节》、《联合国老年人原则》、《1992至2001年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目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1999国际老年人年》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和文件。提醒各会员国"铭记着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吁请各会员国"加强或设立老龄化问题国家级协调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制定综合战略，把老龄问题纳入国家的发展计划中"，"为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口号，以期增强人们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的重视。

老龄化为什么会成为问题？根据美国普查的研究，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象"。人们可以把这一现象当作历史进步来庆祝。从根本上讲，这种人口转变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下个世纪前半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由柳洪平创建。

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3。

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从1999年起即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达到世界最长寿国家的水平，个别区早在10年前老人比例已接近四分之一。同时，也有少数省份人口仍然十分年轻，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人口及其相关的政策上不宜一刀切，应当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

这样对以新婚群体、婴幼儿为主要市场的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今后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结婚群体减少，出生率不及死亡率，学校招不满学生，企业将面临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困境。如何提前做好准备，进行转型，适应未来的市场特征，将自身的技术优势、或品牌优势延伸到“银发群体”成为一个趋势。

银发群体的不断出现，将在医疗护理、药品保健、旅游观光、健康餐饮、交通出行、健康食品、娱乐服务将面临一次新的市场机遇，例如上海的冰火工坊的巨大成功，说明了老年人的市场潜力，以及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质的改变。

三、剩男剩女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大城市剩女问题，已经成为众多媒体和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所谓剩女指现代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因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女青年。

“剩女”是那些大龄女青年得的一个新称号，也可以称为3S女人：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单身，这些人一般具有高学历和高收入，条件优越。比她们年纪大的女人，孩子都上小学了，比她们年纪小的也在挑三拣四之后喜气洋洋地嫁人了；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可偏偏被剩下的就是她们。有的人说，剩女是被男人制造出来的。因为她们独立，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普通的男人不敢往旁边站，至于优秀的男人，他们更不急。他们改追事业追名牌，泡健身房泡咖啡馆，就是不泡妞。

剩女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生活环境舒适幽雅，却在爱情上迟迟停留不下来。她们有充实的干劲追求高层次的生活质量，远大的理想，出类拔萃的另一半。出类拔萃的男人是不会在他们背后默默付出的。要做好她们背后的男人，压力太大。这样导致长时间感情生活不协调，迟迟徘徊在婚姻的殿堂外。随着年龄增长，也就在社会上剩了下来，所以成为了剩女。

剩女的级别

25--27岁为初级剩客，这些人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故称“剩斗士”；

28--30岁为中级剩客，此时属于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又因为事业而无暇寻觅，别号“必剩客”；

31--35岁为高级剩客，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被尊称为“斗战剩佛”；

到了35岁往上，那就是特级剩客，当尊为“齐天大剩”。

这一现象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了婚庆消费、家电、房地产、家居、家纺、孕婴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家庭消费的增长，许多企业对此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商机和危险。

而在另一方面，剩男问题也将出现，目前在幼儿园和小学的男女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调的状态，比例超过115：100的警戒线，剩女问题之后将紧接着是剩男问题的出现。同样对提升内需带来了严重的阻力。

可是我们现在的家电企业、房地产公司、家居家纺机构，都在做什么呢？除了使用惯用的价格战、促销战、广告战、渠道收购战外，对自身未来的前景缺少前瞻性的把握，如此多的剩男剩女问题，将严重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什么显有企业通过公益活动或者公关活动，来解决剩男剩女婚姻的问题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松下电器，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家电巨头，超过技术导向的创新公司索尼，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人性的把握，已经对未来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把握，在日本的松下家电专卖店，往往都用一个婚前咨询中心，有专业社会学工作者，为前来访问的情侣、新婚夫妇、剩男剩女、甚至是老年父母提供贴心的指导和意见，告诉从恋爱到婚姻、生育抚养子女、夫妻间沟通等一系列的咨询，得到了日本广大各个阶层人士的青睐和欢迎，日本想到这些问题，需求帮助往往会去松下电器专卖店，这样提升了松下和客户保持长期紧密关系，更关注到客户的终身问题和情感所在，往往来的客户都会成套购买松下的电气设备，实现了可持续的增长，由解决了许多大龄男女婚恋、社会和谐发展等社会问题，成为世界500强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民众的支持。

而我们众多的消费品企业在做什么呢？忙着圈地？忙着圈钱？就是没有在忙着圈消费者的心智与情感。值得深思，随着这一问题的凸显，谁先以服务导向的，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和体验的企业将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松下。

第8篇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第9篇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第10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新型老年公寓；新疆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现状

随着近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等地，已经在近些年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新疆老龄化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预测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重度人口老龄化省区；二是老龄化来势猛。老年人口以每年4.36％的速度增长，高出全国1.16个百分点，已呈现逐步加快趋势；三是“未富先老”。我区人均GDP低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属于典型“未富先老”地区；四是高龄化老人比例高。目前新疆8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28万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95%，属于高龄化地区。据调查统计，城乡“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的高龄“空巢”老人中，50％以上常年患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30％左右的“空巢”老人则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问题，甚至患有抑郁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大幅增加，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等压力和带给新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已经凸显。其中最基本的是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最直接的是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社会化养老需求迅速增长，加重劳动人口和社会负担等。在此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老龄化进程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愈加明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人对养老机构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切促使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新型老年公寓养老应运而生。

二、发展新型养老模式的意义

从比较优势中理解老年公寓是解决当代老龄化问题的良方之一。老年公寓是一种新的居家养老方式，不仅拥有分散的居家养老所没有的各类保障服务设施，让老人居住得安心、舒心；又拥有一般养老机构所没有的家庭氛围。所以，其比较优势是十分明显的：(1)减轻子女养老压力,提高社会效率；(2)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3)服务专门化、系统化，使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真正实现我国提倡的“五有养老”；(4)老人仍拥有自己的居所、配置自己喜欢的家具，让老人既有“家”可归，又能享受一般住家无法享受到的配套服务。

这种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正在成为新疆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新亮点。新型老年公寓的示范作用可以辐射到养老体系的各个层面：

首先，新型老年公寓起点高、理念新、融入市场会很快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变老年人“望寓生叹”为“养老首选”，让养老产业的经营者看到了光明的前程。老年人养老观念的革新又直接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家庭观、生育观和事业观，将拓宽更大的养老产业市场激活“老年经济”，形成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循环。

第二，新型老年公寓由于身临改革前沿是一个探讨养老社会化的实验平台。新的经营理念可以加速养老福利型向社会化养老型转变;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供养型向康复型转变“注入型”向“自我造血型”转变。

第三，新型老年公寓对促进本地区文化水平和服务形象对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新养老模式―新型老年公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新疆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表明，人口老龄化使新疆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社会养老模式亟待创新和完善。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新型老年公寓管理追求硬件设施的优质，更注重在养老理、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独具匠心地把现代服务业引入传统养老业，形成“物业服务+养老服务”的双重服务模式，使养老在传统意义上实现质的飞跃。具体而言，实现这一想法有以下三个关键点：

（一）提高对养老服务业的认识，优化和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职责。从优化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政府应尽快转变观念和职能，明确职责。政府对养老机构的补助程度，不应以机构的所有性质为依据，而应以社会需求和解决养老问题的实际效果来确定，对国办养老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一视同仁，实现国办养老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公平竞争，不论谁提供公共服务，都应受到同等待遇，都会得到政府补贴。这不仅会提高现有民办养老机构的“社会地位”，改善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还会鼓励更多的私人或市场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弥补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不足。

（二）注重观念革新，以全新的理念指导经营管理行为。

1.以人为本变一般化管理为人性化的家庭式关怀。新型老年公寓分不同区位以满足不同状况的养老需要。不同区位要配备具有相应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以家庭式关怀作为服务标准。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融入与老年人的亲情交流中。

2.树立“老年人也是财富”的思想变“消极养老”为“余热生辉”。新型老年公寓为所有有一技之长的老人创造发挥余热的机会和平台，充分体现“老有所用”。公寓引进“教育养老”机制坚持“老有所学”学了本领再“用”，形成良性循环。

3.树立市场意识摈弃旧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强化“自我造血”功能。新型老年公寓有自己的养老服务产业，走自己养活自己，自我发展之路。

（三）走养老服务专业化的道路。其一，实行准入制度。当前应尽快出台老年服务的相关法规，规范服务市场，严格就业门槛，实行资格考试，从业人员通过考试后方可从事相关职业。其二，加强学校教育。随着养老形势日益严峻，未来对老年服务专业人士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学校教育应契合社会形势的发展，加大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力度。其三，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培训。如社区、各职业学校也可以开辟这块阵地，从事培训，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通过以上方式，老年公寓养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就能得以储备与保证。

探索“现代养老”之路中，健全的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将给老年人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低碳的服务关怀。新型老年公寓用一种新的理念指导软硬件建设，将更多的老年人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家”的温暖和优质的服务，将更多的资源集约化、精简化，从而积极应对新疆人口老龄化问题，实现新疆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言奇：《关于中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发展》，2007年3月。

【2】赵一贫、王哲：《新型老年公寓及其在养老服务社会化中的示范作用》，《中国民政》,2006年2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第11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第12篇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第13篇

事实上，营销人关心的许多热门话题都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市场营销人需要明白老龄化所带来的启示，使组织及时对老龄化带来的变化做出反应，同时通过合理设计经典的4P来与年老顾客群建立并维持巩固的关系

“当我64岁的时候，你还会需要我，抚养我吗？”39年前，Paul McCartney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今年，他64岁了，一个被大众认为该退休的年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事业不但没有褪色，反而发展得更快了。而且，这种情况在现今社会十分常见。据说，在二战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把80岁才看作是老年的开始，这比世界人均寿命还要多出3年。

世界人口年龄统计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例如，越来越长的寿命，越来越低的出生率，等等，这些变化都改变了人们对“老”的定义。有关这些变化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比如德国和日本，据估计，这两个经济强国在未来25年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从20%上升到差不多50%。至于美国，只要移民率能够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老龄化的问题就能稍微放缓。

事实上，营销人关心的许多热门话题都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的：

由于老龄化而引起的人们对保健的日益关注。

一个庞大而不断增长的富裕老年人消费群体促使着“新奢侈品”消费的出现──更高质量、更高品位的产品和服务。

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较后的年龄阶段重回校园进修，提高自我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业。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市场营销人需要（1）明白老龄化所带来的启示；（2）使组织及时对老龄化带来的变化做出反应。可以说，建立及维持年老顾客群的忠诚度对于所有消费品行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可是这件事说比做要简单。著名的潮流预言家Faith Popcorn指出，二战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因此，任何和年老有关的词汇对他们来说都将是一种侮辱。他们希望他们特别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但同时又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一个特别的群体。

市场营销人可以通过合理设计经典的4P来与该群体建立并维持巩固的关系。

产品（product）：简单易用

对于大多数消费品而言，简单易用是关键的。LG公司最近推出了一款专门针对长者的手机，这款手机体型较大，键盘字体较大，方便阅读。

Frog Design(为众多大品牌如苹果、索尼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资深分析员Gretchen Anderson建议说，企业尤其要重视产品的功能，使用天然材料以及好看的颜色会使产品对于长者来说更富有人性化。

价格（Price）：让购买持续到未来

与未来的长者们维持一个巩固的长期关系的最好办法是现在就把他们包拢进来。对于那些提供高级奢侈品的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为潜在顾客提供一个可以建立和发展品牌联系的入门价格，当这些顾客的富裕程度随着年龄逐渐增加时，再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购买的一系列高价格商品。例如：

高级汽车制造商，像梅赛德斯（Mercedes，生产奔驰等高贵豪华轿车）很早就以中等价格的车型来吸引他们的顾客，同时随着顾客消费能力的提高提供不同价格组合的商品。

在发展中国家，标准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试用包或小袋化妆品、个人护理品，和其他一些奢侈品。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他们就会选择完整的包装和支付全价。

在印度，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消费品公司的洗发水销售主要来自一次性使用的小袋装。

在金融服务业里，定价就是金融服务企业的商品，提供早期的低利率（便于长期锁住顾客）可能是金融服务企业获取重要的、能够适应年龄结构变化的市场份额的常规方法。

渠道（Place）：维持传统的渠道，改良新的渠道

为了提高效率，很多公司推出了顾客自助渠道，例如互连网和电话服务中心。到目前为止，对于消费者来说，自助的新渠道无法成功地替代传统渠道。而且，效率──从衡量完成一项交易的角度来说，对于长者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们通常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交易。因此，那些拥有多种渠道的企业和组织（例如银行、保险公司）必须注意维持足够的人工服务以及面对面的服务。

对于新的渠道，例如互联网，网络适用性规范的领导者Jakob Nielsen说，虽然互联网丰富了许多长者的生活，但是大多数网站并没有遵守网络适用性规范，并因此增加了长者操作的难度。事实上，长者操作互联网的难度是年轻人的两倍。到2025年，大多数长者将会懂得使用电脑，因此，设计出适合长者使用的硬件和软件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促销（Promotion）：适应年老阶层

“那些传统的关于长者的说法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在人们活跃的生活方式了。” 在2006年3月出版的 Parade 杂志中，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Susan Moses如此说。

相应地，了解到这一点的营销人将会把“高龄公民”、“上年纪的人”或者“老人”这些称呼改换成新名词：“活跃的长者”，“经验丰富的人”，甚至还可以称为“上天的恩惠”。

营销人应该制定沟通的内容然后使用专注于这个阶层的媒体，并和这些强大的媒体联合，比如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是合作营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企业将因此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这些机构（例如AARP）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会员的认知。

一个没那么激烈而又具有潜力的竞争领域是口碑宣传促销，这种通常用于年轻人身上的营销方法同样适合长者。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编织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同时被看作是明智可靠的信息来源。

等待的命运

我们知道在应付不可避免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多机会和风险。对于那些始终不相信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可以考虑一个最终的想法：不仅仅是经济成熟而稳定的国家会出现老龄化问题。中国，一个被认为将成为经济头号强国的国家，在年龄结构上可能会出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变化。事实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社会会迅速老龄化，所以，和现在的中国消费者建立纽带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第14篇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机遇。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闻喜县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地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总体来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闻喜县65岁以上人口达到32724人，占总人口数404150人的8.1%，60岁以上人口达到49696人，占总人口数的12.3%。分别超出联合国标准1.1和2.3个百分点。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分别高出1.9和2.1个百分点。闻喜县已属老龄化地区。同时闻喜县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

1.“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多，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逐渐增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数据查显示“三代户”共35128户，占全县总户数102652户的34.22%，比2000年高出2.53个百分点；具有60岁及以上老年的户共33893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3%，并在继续增加。本文由收集整理

2.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闻喜县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8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4168人，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8.4%，比2000年的5.8%高出2.6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闻喜县是在尚未全面达小康，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2010年闻喜县人均gdp为2028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9992元还相差9708元。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35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5919元低1564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6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9109元低5545元。属于未富先老。

三、人口老龄化对县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力价格上升。历年来闻喜县主要依靠玻璃制品、金属镁、钢铁冶炼及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并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将会弱化这种优势。近年来尽管县劳动部门一直努力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是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断增加。2010年全县玻璃企业共关闭25家，其中30%的企业是因劳动力短缺而关闭；全县65%的饭店和宾馆从业人员不足，短缺人员在20%以上；全县近30%的门店因人员不足以各种方式招聘从业人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据统计，2007年，玻璃企业的人均工资3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60元/天；住宿餐饮业的人均工资20元/天，到2010人均工资达40元/天；建筑业从业人员工资人均40元/天，到2010年达到80元/天，均增长1倍。

2.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增加。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均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同样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加大产品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同样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随着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4.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增大。闻喜县老年人口的近7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刚刚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很不健全，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还有待加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年轻人的3-5倍。2010年闻喜县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约占全县gdp的0.5%。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2%，2030年将达到3.1%。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加剧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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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推算，全县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2010年达1400多人，2020年超过2500人。目前，县老年人服务机构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床位却很少，其中的长期照料服务床位更是少的可怜。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到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尚需大力发展长期照料服务机构。

四、促进人口老龄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县政府应该整合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资源，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服务筹资体系，并从政策优惠、服务机构设置、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以便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大力发展银色产业。老龄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不断提高，从2005-2007年，国家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月人均养老金从714元提高到963元，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月养老金超过1200元。老年市场商机无限，购买力非常可观。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将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企业开发产品时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根据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同时还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健机构、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老年人体力上的衰退，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实现了老年人的价值，增加了他们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返聘退休或退二线低龄老龄人，到适合或展示其特长的岗位，继续发挥余热。

4.引导老年人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鼓励老年人调节好心态，增强心理上的自力意识，生活上锻炼自己的自力能力；鼓励老年人劳逸结合，加强身体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鼓励老年人学习新事物，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寻找精神寄托，充实晚年生活；鼓励老年人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

第15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