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与社会发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把追求物质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标，这种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一方面破坏了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同时导致了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则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观念要求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在发展中，一是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自觉防止竭泽而渔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与他人之间的公正，倡导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自觉抑制种种无节制滥用资源环境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三是主张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代内平等，以及当代人的发展为后代人发展提供进一步发展潜力，实现代际公平。

第2篇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第3篇

1.1数据收集与指标选取

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借鉴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指标，在指标选取时，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采用2000—2011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Cranach’salpha系数对全部数据做信度检测。结果显示，总体Cranach’salpha为0．831，表明所采用数据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1.2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求解

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综合相关决策影响理论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所选指标体系，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H1：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假设H2：经济发展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3：经济收益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4：收入分配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5：收入分配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6：社会结构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7：社会结构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8：人口素质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9：生活质量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0：生活质量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运用AMOS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运算，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潜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模型不显著性概率值P，说明本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与对应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指标选取合理，各指标对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假设成立。绝对适配度指数中，统计值为4．18，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5．0；近似误差均方差（RMSEA）为0．076，符合参考标准；GFI的指标为0．814，略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9。增值适配度指数中，NFI的统计值0．901，高于理想模型的参考值0．9；IFI的统计值为0．815，高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8；CFI的统计值为0．71，略小于参考值0．8；简约拟合指数PNFI和PCFI符合大于0．5的参考标准，整体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此认为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发展因素影响显著。

2结论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目前第二产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作用亦是越来越强。因此，在日后发展中，青岛市应有效推进工业化，支持海尔等龙头企业产品创新。经济收入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用其“生活质量”的状况来表示。收入水平过低，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