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与社会发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把追求物质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标，这种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一方面破坏了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同时导致了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则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观念要求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在发展中，一是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自觉防止竭泽而渔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与他人之间的公正，倡导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自觉抑制种种无节制滥用资源环境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三是主张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代内平等，以及当代人的发展为后代人发展提供进一步发展潜力，实现代际公平。

第2篇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第3篇

1.1数据收集与指标选取

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借鉴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指标，在指标选取时，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采用2000—2011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Cranach’salpha系数对全部数据做信度检测。结果显示，总体Cranach’salpha为0．831，表明所采用数据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1.2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求解

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综合相关决策影响理论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所选指标体系，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H1：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假设H2：经济发展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3：经济收益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4：收入分配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5：收入分配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6：社会结构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7：社会结构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8：人口素质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9：生活质量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0：生活质量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运用AMOS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运算，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潜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模型不显著性概率值P，说明本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与对应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指标选取合理，各指标对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假设成立。绝对适配度指数中，统计值为4．18，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5．0；近似误差均方差（RMSEA）为0．076，符合参考标准；GFI的指标为0．814，略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9。增值适配度指数中，NFI的统计值0．901，高于理想模型的参考值0．9；IFI的统计值为0．815，高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8；CFI的统计值为0．71，略小于参考值0．8；简约拟合指数PNFI和PCFI符合大于0．5的参考标准，整体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此认为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发展因素影响显著。

2结论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目前第二产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作用亦是越来越强。因此，在日后发展中，青岛市应有效推进工业化，支持海尔等龙头企业产品创新。经济收入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用其“生活质量”的状况来表示。收入水平过低，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4篇

关键词：家庭基本支出 民间投资 就业 分配结构 有效需求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费剩余，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家庭的消费剩余一般不用于进行投资，只能通过储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间接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很明显，尤其是消费剩余作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庭投资的多寡取决于基本支出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资所占份额。我国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项目开支过大，致使家庭收入中进入投资领域的份额很小，虽然基本支出类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资资金，因为这部分收入已经预算到基本支出项目上了。

当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基本没有什么消费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虚高。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其房价均异常走高，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价格高。据测算，城市土地费用约占总房价的30%。当前土地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涨，反过来，房价上涨又使地价上扬，但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反应，也不是合理市场竞争的真正反映。二个利润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润率已超过20%，且继续呈上扬趋势。这个利润率不但远远高于我国一般工商业4-6%的利润率，且远远高于国际同业10%的利润率水平。三是财产税赋制度极不合理。目前国内所购的住宅，要把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一次性缴齐。这样的收费办法与逐年缴付的办法在价格上相比，结果差别极大。如果采用逐年缴付的办法，初始房价将会下将30%左右。四是房地产市场不规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团”，人为地抬高了价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个原因列为房价飙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的需求被虚假放大，造成了楼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价却仍在上涨，这正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二是子女费用高扬。据中国社会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总消费中超过了房价，排在第一位。高扬的子女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今，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费用都涨得让人无力应对，教育改革成了收费改革。而教育在我国的需求弹性太小，甚至没有弹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的必须支出项目。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返贫、举债，甚至卖血的事例也不鲜见。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新返贫的农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贫的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i]

三是医疗费用攀升。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近年来，医疗费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逐步成为生活费用中的大项支出。对于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得了相对比较大的病，也许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开始，一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从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的3.6%持平。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因经济困难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对的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的现实，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其价格上涨，都相应地刺激了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民间投资和就业不利。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不是所谓的股市投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无论是绝对投资额还是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较大增长，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近1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年均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量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部分[ii]。可以说，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就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很多行业中的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其中，有制度、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都是外因。这些外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决定民间投资的却是内因，是民间资本本身，民间投资之源。而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无几，对于大部分靠自我筹资的民间投资来说，无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根源上讲，提高民间投资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确定适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适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这个来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谈。而就是这有限的家庭消费剩余，也没有真正投向实业。

根据对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调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投资领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领域而不是实业。在当前金融业不完善，股市与业绩相脱离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向股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结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资本真正增殖，且没有创造就业岗位。其原因，一是资本量太少，那些投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往往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而不能进入，而那些入行门槛低的行业，很多都已经由于投资过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从而使很多小额资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场；二是制度机制的限制和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所造成。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家庭，家庭消费剩余几乎没有，谈不上投资与致富。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就业难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之一。在当前情况下，城镇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就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待就业的人数每年要新增上千万。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投资，尤其是增加民间投资，投资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实施减员增效的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来说，不太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他们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资，自我实现就业。所以，这一部分人员的就业必然会依赖民营企业来解决，尤其是要依赖于一些民营的劳动密集性企业来解决。同时，随着民间投资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而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见，民间投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使得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稳定不利，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其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者说“纺缍形”、“枣核形”，也就是说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会中应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而且这个“金字塔”的顶部应当说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宽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穷的人却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也不多。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要有工资收入，也得有投资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费剩余不足以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从而不利于这种社会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大而且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调解和控制，最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济贫”来实现，而应该让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费剩余用来投资和创业，让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则国强，强国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国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投资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生本来应追求幸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天价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日日见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在焦虑与煎熬中度过。为了住房，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的积蓄，为了子女，只能放弃自己；不经意的一场病，也会让很多家庭一撅不振，从此与致富、幸福无缘而与贫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贫富差距不可能有缩小之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不会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三是对消费需求形成不利。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价上涨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极度上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虽然家庭储蓄存款年年创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小。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费等少数几个大项上，从而造成消费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造成很多产品滞销，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间接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费后所剩无几，不足以用来投资，从而减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不足，是很严重的问题。扩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钱袋上，千方百计地要把十几万亿的民间储蓄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益，储蓄是不能用作消费的。储蓄在当前情况下对老百姓是最真实的保险，是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最实际的保险。扩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在于给民间投资以营养，在于降低比例过高的基本支出，从而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释放民间投资蕴藏的更大能量。

[i] 兰昆，《经济导报》2004年1月1日

第5篇

【关键词】休闲体育经济社会发展构思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②邓志阳：“休闲与休闲经济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第6篇

【关键词】休闲体育经济社会发展构思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转贴于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着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转贴于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②邓志阳：“休闲与休闲经济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第7篇

在上海与中国制定新的5年计划、谋划更高发展目标之际，我据多年的实践与自我感悟及对近年来国际、国内、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认知，谈谈我对今后中国与上海经济社会今后发展的方向趋势、主要问题与风险及对策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与思考，抛砖引玉，以集思立世之良策。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伴随着全球影响力日渐强大，一直处在跌宕起伏的高风险运行状态中。现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且深得社会认同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初级）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中国国家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肯定还能持续很长时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再带动中国高速发展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没问题的。这种观点过于天真乐观了。大国发展过程是从来不可能复制的。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地球环境与世界经济进入极为异常、多难与动荡时期，也许人类已经踏入一个需要改变与调整的发展阶段，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模式，美国近百年的大国风光，可能都将过时。中国、上海，都已经走到了人类历史舞台的前台，只有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智慧、更新的潮流、更高的目标、更强的实力，才能在当代人类历史大舞台上，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地演绎中华民族的华彩乐章，彰显东方大国的风采与魅力。

一、引言

自从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产能过剩与出口一蹶不振，迫使中国经济走向更加依赖刺激内需、鼓励创新的战略调整之路。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慢下来，上海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今后这可能会成为常态。假如国内经济今后数年以8—6%的速度增长，上海可能会是7—5%的速度，这对一个超大国家与一个超大城市来讲，都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横向比较，上海作为国内经济中心的地位优势，在弱化而不是在加强。gdp占国内总量的分额不断在缩小，原有的强势地位不断被兄弟城市超越。以2008年为例，上海的gdp是1369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37亿元、进出口贸易额3221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4829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366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42亿元、存款总额35589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208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350亿元、财政收入2382亿元、人口1888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8：45.5：53.7 ；

而北京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1048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9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718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3826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908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98亿元、存款总额43980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1955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610亿元、财政收入1837亿元、人口1695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25.7：73.2 ；

深圳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780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999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1467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44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012亿元、存款总额13011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9058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260亿元、财政收入800亿元、人口876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1：48.9：51.0 ；

人们一直惯性地认为，上海是至少是国内的金融、贸易中心，但事实上gdp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业附加值、货币存款资源、人均存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已经被北京超越，进出口贸易、高科技产业附加值一直又是深圳领跑，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国内中心地位面临强大的竞争与挑战。

再比较比较发展素质与质量。人均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科研投入、高端产业发展速度等等，已经远落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未来是创新的社会，年轻的深圳本身在国内科技创新领域就走在国内的前列，深圳的金融市场同样又充满活力，具备挑战上海作为国内资本市场领先地位的潜力，2009年满载希望、充满活力的创业板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起航，更使深圳的创新发展与金融中心建设如虎添翼，如果上海不能在代表未来的多种小企业股权融资与转让交易市场的发展建设中有所作为，从最重要的市场交易量与上市公司数量指标来讲，未来深圳甚至存在超越上海的可能。

有比较才有鉴别。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到底如何还是让专家学者们研究分析吧，我在这里罗列数据只是想提个醒：上海要建设国际化的金融、贸易、商业、文化中心，并不完全具备舍我其谁的领先优势。

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在改变中国，也在深刻影响世界。2008年开始的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中国与上海来讲，危机确实孕育着更大进步与更大超越的机会，关键是在战略战术上如何顺应与把握。

二、现实巨变、困境矛盾、内在逻辑及策略选择

（一）巨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以为地球上发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包括：网络社会与网络经济开始盛行，911灾难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以原油达到147美元/桶为标志的能源资源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加剧、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包括大地震、大水灾、大流行病等等），中国开始真正影响世界、全球进入多极化合作时代、美国出现第一位黑人平民总统等。

通信网络与虚拟文化的发展，使地球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类沟通的时空隔阂已经消失，如果再有一种方便流行的语言翻译工具，或人类语言文字实行统一，全世界真的就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网络大家庭了。人类网络时代刚刚开始，仍将呈现巨大的潜力与能量。网络经济与虚拟社会活动，环保节能、思想自由、信息量大创意多传播快、运行成本低等等，但危害也较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接触交流减少，生命的本质属性——自然、运动、社会性，难以表现，长此以往人可能会退化、身心难以健康。网络是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但最好不要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

911灾难是美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形式上虽说只是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恐怖事件，但重创的却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心脏，一个小小的恐怖组织或病毒，能成功挑战强大美国的防务自卫与反击力量，并制造出千古的骇人事件，难以用偶然性解释。与之相关的，美国出兵伊拉克半个月内消灭萨达姆政权，但耗资庞大的军事行动5—6年后仍然没有得到伊拉克民众的认同与拥戴，美国也只有在没有真正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形下决定自我撤兵，强大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并不象以前一样具有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与之相应的，是美元持续走弱了近10年，而且似乎有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之势，可能未来世人面对的将是另一个价值层面的美钞。另一方面，美国人过去一、二十年内消费过度、坐吃山空，而且过度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国家与企业价值空壳化，社会与集体的力量不断被削剪。正是因为此，在2008年开始爆发的、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经济体系表现得不堪一击，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纷纷倒下，美国经济的核心体系——金融与房地产遭到重创。美国可能存在在下坡路上加速衰败的趋势，优越惯了的美国人可能有一个非常长的不适应过程，更多的美国人与美国企业会走出国门来到充满希望的地方淘金，美国也肯定开始走向变革之路。过多的学习效仿美国过时的东西，或者过多的依赖与追随美国，是不明智的。

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是世界步入多极时代的重要推动力。盛衰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一种价值观、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不可能一直处于生命周期的青壮年时期，总有衰落的时候，美国引领世界的时代是该结束了；但人类并不一定肯定迎来中国时代。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靠大规模粗放投资与廉价出口带动，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广大劳动者与全体国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且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重灾频发、产业结构畸形过度、社会矛盾丛生，等等，这些因素无一不是致命的原子弹。虽然幸运之神在关照中国，但未来中国只有主动改变、迎难而上，创造出真正能够担当起领导世界潮流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与人类发展价值观，才可能真正引领人类进入又一个更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代。

(二)困境矛盾、内在危机与出路选择

中国人多，在自由竞争制度下，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改变或污染自然生态，来真正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态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消耗，已经接近自然生态可以承载的极限状态，（流行病肆虐、异常天气天象频繁、水资源能源紧张等等都是具体表现）；局部与整体、城市与农村、西部与东部、规模企业与弱小企业、精英与平民、老板与农民工等等层面或阶层的富裕与收入水平及发展机会差距所引起的矛盾，也到了可能动摇国家稳定基础的程度。我们现在人均gdp才3000美元左右，距离当代人均20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非常遥远；如果我们不改变现有的发展与分配方式，按原有模式再发展十几年，国内经济发展的动态总量在目前的基础上可能会再扩大一倍或更高，人均gdp可能会达6000—7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以上，但持续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紧张的资源供应、持续膨胀的经济与金融泡沫、持续加大的收入差距与财富集中度、让世界更加恐怖的生产过剩能力，等等问题与矛盾，不可能再给我们这么多和平地扩张gdp的时间，这些问题与矛盾都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打垮自己或被打垮的内在因素与主导力量。难以预料、难于抵御与难于避免的天灾、人祸与外来侵害，都会迫使我们改变简单、粗放、甚至是掠夺性的积累扩张gdp与个人财产的生产与创富行为模式。

现在真正到了必须将关心公平、关心未来放在比关心当前效益更为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了。没有将来的利益价值为零，失缺公平的利益价值为负值，掠夺性的经济逐利活动与扭曲性的社会财富分配，终将受到自然与社会的惩罚与唾弃。公平与效益，本来就不适合规范为一个对立的矛盾体。牺牲未来、违反基本公平原则的利益追求，是短命的自私自利行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国家意志与国家策略；个人利益至上、金钱欲望不断膨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价值观是非观扭曲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逻辑，永远不可能成就和谐美好幸福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自然地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富裕。如果社会私欲横流、仇恨累累、一盘散沙，如果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如果资源耗竭、大地干枯耕地紧张，如果大气异常、空气浑浊、洁净水源短缺、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频发，民族、国家、人类的未来都是未知数，一个人的地位、金钱、房产能保自家性命吗？将百年的大树掠栽在自己院中，将生产必需口粮的耕地用于豪宅、高速公路，或用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工厂甚至是污染性的落后作坊，将千万年积累遗传下来的自然资源掏空、破坏与污染，只有贪婪的索取没有奉献，能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吗？地球、大气、自然物态，空气、水、土壤，矿藏、森林，等等，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是不能用金钱、地位、强权来衡量或交换或霸占的，破坏、污染、耗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包括最普通的水与空气，是不能复生的，害了他人，也拯救不了自己。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看是无处不在、廉价的，却是无价的。公平、未来、文明的现实内涵也在此，它不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分配不公，不断改善国民整体生活与社会文明环境，提高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综合效益水平，是三位一体的改善人与人关系的关联方面；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保护水源、大气、地球，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诸方面。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诸多被极化的矛盾，正是今后必须重点解决的。

与大自然比较，个人或者整个人类都是渺小的，人类社会可能只是大自然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地球升温、空气污浊、江湖污染、微生物细菌滋生与弥散、地质构造变异、气候异常等等，对人类来讲，都是灭顶的灾难。整个地球是个有机体，人类的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与改变着地球环境的自然变化状态：人类一年将差不多20亿吨废气排在大气中，平均到人类居住区大约每平方米几公斤；每年向地球制造丢弃的垃圾上百亿吨规模，估计堆积起来超过泰山；每年开挖地下资源上百亿吨，侵吞与破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土地与山水生态，向大气排放差不多相当于百亿吨煤的热量,…。这样的人类活动影响，有机的地球环境能不发生巨变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地球生态因变而变，而且是不可逆的、加速的过程，相对大自然来讲极为弱小的人类，面临不堪想象的生存风险。

未来的5—10年，地球人类处在发展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也是。气候变化加剧异常，导致发生全球粮食突减、奇异病毒流行、超强地震频发等全球性灾难的概率更高；货币持续泛滥，能源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石油价格可能超过200美元/桶甚至更高，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更为恐怖的投机豪夺与金融经济危机或地域冲突；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如果不调整发展思路与生产模式，在扭曲的分配制度、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利机制、自私逐利贪婪的价值观、装备代替人工等社会环境下，非但不能有效增加就业、提高社会广大低中层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全民富裕，而且将使社会积累更为深重的贫富裂痕与不公，环境污染与产能泡沫、资源浪费更为严重，如此以来即使不出现严重环境危机，也必将产生因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金钱财富畸形不公积累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中国经济与社会，现在被高投资、高速度、高资源房产价格、高权利投入与参与度所绑架，就象在高山上弯道下坡行驶又必须加速赶路的重载卡车，随时可能出现翻车危险。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存尖锐矛盾，需要大思想、大智慧，需要精神巨人；在钞票漫天、老总遍地、到处是开发区工厂车间交易场所的今天，中国需要文化思想上的升华巨变。人生是美好的，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有无穷尽的有意义的事情去追求探索，以公司生意、工作挣钱、花钱享乐为生活的全部，对许多人来讲是遗憾的，办公楼、工厂、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等等，只是工作生存的工具道具，没有生命价值；生命是纯洁的，时间是公平的，来去无形，众多人日日追求金钱暴增，参与掠夺性的炒房、瓜分资源与国有公众财产，不劳而获，将本来属于全体国民或广大弱势群体的财富与未来盗为己有，“成就财富梦想”，这些如何让个人的灵魂在岁月时光中留痕？如何面对纯真的子孙，如何面对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一切的生灵？财富都是炒出来的、聪明投机出来的、偷盗来的，这与老鼠有何区别？

中国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行为已经走向畸形，中国现在不但缺失成熟普世的社会价值观，而且正在自私、贪婪、堕落、冷漠的环境世界迷失（一个信仰缺失，或者信仰落后腐朽的国家或民族，很容易自垮或被打垮的）。权利可以商品化（交易）、法律可以商品化（交易），有关国民整体利益与未来、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口舌、甚至民族精神的领域都在商品化（交易），本身必须体现全民意志、应由全民公决的事务，都由私人占有与决定，这是非常危险与畸形恶毒的。吃住是人立命之本，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粮食、房子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作赌注去“竞争”、掠夺、炒赌，实乃灭绝人性，引火自焚。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高涨阶段，按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逻辑”，全国范围内地价、房价持续上涨，资产证券化、全民买房买股、楼市股市持续牛市，对城市化快速实现有利——这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猖狂逐利式的，物极必反，命运更惨；更何况大约有超过50%以上的中国人没有多少钱与能力买房子、买股票，这种自由市场的逐利规则本身就缺乏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讲，如果中国很快就房子林立、道路纵横、车流滚滚，由此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产业集中度达到60%、70%甚至80%以上，然后怎么维持与发展？结局肯定是比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痛苦的漫长衰败！循序渐进，均衡和谐，科学发展，方能持久。中国必须控制商品房、工业厂房的空置率，严格控制居住面积达到平均水平以上的2套房以上的买卖及异地购房行为，加快农村城市化与户籍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计划，加快全民均等公平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速度，不断提高土地、房屋闲置成本，放开股票发行管制、向国内更广泛的小企业与创业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让国内市场价格畸形结构回归公平价值轨道，公平社会分配制度，使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全民得利的、有着美好未来的过程。

（三）公平分配

分配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人生与社会价值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之间，要体现基本的人性平等，在公平的尺度下不但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还要体现应有的互助与人文关爱；人与资本之间，要体现主人与工具的关系，不能让资本剥削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集体与国家，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不但要体现局部服从整体、规模与实力决定责任、现实与未来平衡的原则，还要体现民主、共赢、社会责任与利益均衡的发展理念；个人、集体、国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占有、利用与保护，在已经解决生存、温饱、基础教育、基本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必须体现保护为主、社会与国家利益至上、科学节约开发利用的原则。

现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还要体现对开拓者的尊重，对负担社会责任的人的尊敬，对青年创新精神的鼓励，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与弘扬，对人权、贫穷、落后的尊重与关爱，对国家利益、国家未来的尊崇与保护，对政府组织的权利的制约与监督，对社会未来与现实的平衡，体现正当消费行为的价值。

宏观上讲，社会财富在全社会之间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无偿征收或馈赠或掠夺、盗窃等，其特点是价值单方面转移，是最直接的价值转移分配，正常社会最重要的是税收、财政补贴、政府投资或直接支出（包括货币发行）等，个人或企业的馈赠是很小的部分，政府的税收与财政支出，应该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全社会财富分配手段，其公平性主要应体现全民意志、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建设安全和谐充满希望的社会秩序；二是通过交易活动，实现货币财富转移流动，形成财富分配，这种分配的公平性主要是交易活动的合法性与交易价格的公平问题，一般公民与企业或社会组织，通过合法的交易与公平的价格，以自身的创造与勤劳汗水积累的财富是可以得到社会尊重的，以不合法的交易或不公平的价格或者投机取巧骗得的财富是不应该得到社会尊重与政府保护的。

中国国内现在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更多的是原则性的公平分配问题。首先，国内投机倒把、假公济私、权钱交易等等非法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财产与大众财富，被瓜分盗窃掠夺，富有阶层的非法收入庞大；其次，税收没有真正体现合理均富的原则，对高收入、高消费、高垄断、高占用资源、暴利或坐地生财不劳而获等等，没有真正征以高税或重税或重罚，对低收入、弱势边缘群体，对弱势行业领域，对落后地区，对基础教育、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绿化等等，免税与财政补贴或投资的力度不足；再次，中国“市场化”过了头，一般能使用与消费的商品可以由交易双方确定价格实现利益与需求再分配，但象粮食、饮用水、环卫、能源电力、土地房屋、医疗养老保障、公共交通，等等关系民生的东西，是不能自由竞争、自由定价与自由买卖的，象空气、水环境、土地资源、矿山资源等自然环境与资源，及象货币发行与财政金融政策、教育科学、国防等等，关系全局与未来，更不能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占有；还有，有关个人劳动的价值问题，人们的工作分工可以千差万别，但工作的意义是一样的，工作就是工作，人不能象东西或商品一样划分等级进行明码标价，不能因为单位、行业不同，同样的工作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做同样性质的工作，个人收入差异巨大，因不同的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个人素质与责任心、个人岗位、不同的劳动成果等，可以对个人劳动价值进行合理的修正，动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差异是严重不公平的，国内现在是吹牛皮的投机取巧的挣大钱、老实受苦受累干活的不挣钱；另外，关于政府部门或大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水平问题，这也是对社会“领导者岗位”的认识问题，领导岗位意味着权利、荣誉与责任，权利与责任对等，牺牲、负责、为了集体、为了社会，是领导者的天职，要追求金钱就不要也不配做领导者。

关于企业的价值与分配问题。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小企业是值得社会尊重的，自食其力，自我奋斗，运气好的可能越来越好，大部分平平庸庸，甚至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得不到回报。事实上，中国人多，小企业、自主创业是社会主要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保、技能培训、减免税、小资金鼓励进步等方面，不断规范与稳定扶持政策，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大企业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并不存在大企业就业者比小企业就业者能力强的问题，大企业的超额利润应该无偿上缴国库，而不是内部瓜分；另外，大企业与政府一样容易形成腐败官僚，浪费社会资源，其内部分配制度等应该更加透明并接受全社会监督。一个现代文明企业，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赚钱的工具，更不是个人人生的全部，而是集体服务社会的平台、手段、工具。一个企业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发展起来的，其占有或使用了广泛的社会资源，离开社会与他人的参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价值只是零；搞个公司几年内就成为亿万富翁，这种财富只可能是掠夺盗取来的，招摇过世更是恬不知耻，可悲的是这正是中国的现实！社会责任感与关心回报社会，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企业所有者、有钱人最缺失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吗？！

关于大众就业与财富分配的传导问题。扩大广大普通老百姓真正有效的就业总量，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与劳动技能，是有效提高社会需求总量、提高货币流通传导效率、加速中国真正走向文明富强的主要手段。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实情，扩大普通老百姓的有效就业渠道、提高最广大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有效的政策手段非常多：如提高与普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平，普及医疗社保，建设与普及社区文明与自助文化基础设施与组织，建设与普及自主创业互助组织，加快新农村、中小城镇文明建设（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治安、绿化卫生等等有形的无形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新农业产业整合发展步伐，实施全民环保、绿化、创新计划，必要的基础建设投资，加快落后地区居民的文明搬迁流动，财政直补等等。国内政府部门现在仍然热忠于以扩大基础投资规模，尤其是建大交通、大市政、大工业与大资源工程等，作为刺激经济与扩大就业消费的主要财政经济手段，现在这样做其效果不但日渐递减，而且其负作用越来越大：货币投放过多过于集中、资源浪费与腐败盛行、货币分配传导效用下降，产业投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过剩浪费与资源紧张并存、财富畸形分配加重两极分化等。以扩大有效就业、刺激消费、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政府投资支出行为，关键要看有多少投入资金真正流入到广大劳动者的腰包。事实上国内的投资与建设市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压榨真正劳动建设者的恶性循环，成为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假公济私、吃喝赌等腐败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是中国社会腐败环境的一大缩影。政府或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再多，承包商也都是老面孔甚至非常集中，不管是权商勾结、还是诟病的低价手段，大皮包公司转给“小”皮包公司，层层剥皮，最终只剩骨头留给真正出力受苦的劳动建设者！广大民工等劳动大军几十年来背井离乡、舍妻抛子、风餐露宿、泥尘裹身、披星戴月地建设了一个高楼林立、交通纵横的现代中国，可他们却不能与时俱进，贫穷如故，每年除去平时自用也就得到一个回家过年的路费与可能不如有钱有势人一顿酒席的生活费！最需要消费、最具消费增长效用、最具奉献精神、最厚道的广大劳动者一直在背井离乡、温饱水平线上（1—2万元/年左右）的生态环境中挣扎，而一套极普通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商品房房价就100—200万元甚至更高，这种人间鸿沟，如何填平？13人口的中国，照现在的市场经济政策与社会环境发展下去，这种鸿沟永远不可能缩小，只会不断扩大。僧多粥少，加上弱肉强食的制度与贪婪自私的人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与社会裂痕，在加速扩大，如此下去，最终必将导致全社会在大地震与大劫难中重生。

（四）货币、利率、汇率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伴随着电子货币与互联网的流行普及，货币的功能价值在发生深刻变化。文明社会，金钱只是一个副产品或伴随物，真正有意义的是创造、劳动、追求、互助与共享人生的过程。如果让做事与金钱分开，想做事即可以去做，劳动积极性不被缺乏货币所困扰，每个人在互信互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我创造力与工作热情、享受工作学习与和谐生活的乐趣，这种社会就更加自然、文明、一体化。货币电子化使得信用与金钱可以更为明显的分离开来，买卖交易实现金钱货币无形化转移流动，银行帐户上变化的只是电子数字与信息，看得见的是要做的事情圆满完成了，信用在积累，“看不见”的货币信息内容不重要了。电子货币、信用卡，淡化了金钱意识，方便了交易，提高了支付效率，等同于提高了货币流通与使用效率，让商业活动更为顺畅、活跃，货币流动、分配传导更为畅通，货币也变得富裕起来。

货币流通分配传导规律，用数学语言描述，符合分形逻辑，在时空关系上满足分形规律：用2维的平面坐标来描述，平面空间中任意一个独立的货币投放（聚集）点（可以是中央银行或一个城市、商业中心、银行、规模企业、小企业、人或人群等），所释放出的货币的传导流通“轨迹”呈现分形结构，类似树枝或空中闪电形态，在以货币投放点为中心的平面极坐标系内，货币传导分布密度呈现非线性衰减趋势，分形的分数维接近1.62。货币传导分布密度的这种逻辑规律，有两个非常有用的推论：一、自由市场制度下，不变的货币投放与交易流通模式，必然造成贫富差别趋大化，越“接近”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点的区域或个人货币积累越快，远离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的地区或个人的货币积累可能为零；二、要实现均富或全社会富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设立货币投放（聚集）中心，即全国整体城市化、商业化（当然包括偏远地区人口的整体向城市搬迁转移），全国到处是中小城市（镇），并不断改变成熟地区的分配模式，使全国货币分配分布的分形结构形态密实化，分数维趋于2。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多聚财投资搞开发区确实是有效的致富手段；在货币富裕阶段让货币与资源按人头分配与扩散是正确的均富手段（具体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医疗、社区文化建设、失业与低收入救助补贴、养老、廉租房、环保、绿化等等）。

货币流通的速度与使用效率问题。货币流通速度=年货币化交易总量/年平均货币供应总量。以流通中的现金m0为例，200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2009年末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77%，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32％，现金m0的流通速度=12.5343*0.68/(3.82-3.82*0.1177/2)=2.37次/年。这个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异大：一般来讲，居民收入的现金以工资为主，每月发放，当月储蓄或花掉，年周转至少12次；大额现金交易一般通过银行回笼的时间更短，不存银行的社会消费品现金交易主要是小额交易为主；可以推断，绝大部分现金在富人或企业手里而且并没有参与社会消费品零售交易。这部分现金的使用效率极低，或者说没有发挥现金的正常合法使用功能，估计超过20000亿元规模。分散在一般老百姓与广大低收入人群手中的“沉淀现金”应该不超过m0的20%。真正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活动中流通的现金估计不超过6000亿元，这是非常大的货币浪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货币交易传导体系，步入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效应模式，货币的社会进步价值在消失，货币体系可能已经成为社会有机体的“恶性肿瘤”。

货币的价值体现在真实利率与购买力上。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购买力反映货币相对价值，这一点也可以在货币汇率上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越发越多，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在提升，单位货币的价值越来越小，（极限是趋零）：购买力在不断下降（换句话讲，物价长期走高），真实利率趋零（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甚至长期在零以下。货币利率趋低是必然趋势，利率低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反之，高利率也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良药。中国2002年至2006年、1992年至1996年的经济发展情形正是这方面的好例证。当然，随着货币流通传导效率的提升与市场中富裕流通货币的增加，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反映灵敏度可能在增加。（以上请阅宋太伟《货币、利率与传导理论》）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请参阅宋太伟《汇率机制、波动规律与人民币汇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汇率稳定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对与发达国家，稳定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更为有效。汇率是国际交易的价格基础，频繁的大区间的波动会造成流通性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与大量流动和转移，对真实的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汇率不是影响中国商品进出口现状的决定因素。成本与品质决定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家发展状况与国际分工差异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结构与总量。美国的许多东西是好啊，但中国老百姓想要也买不起呀，汇率变化根本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都是日用品，物美价廉，美国又多不生产，不进口中国的也是进口别国的。美国国际贸易逆差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结构与数量，主要是由于该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导向与需求商品结构所决定，在同等国际环境下，日本可以做到持续贸易顺差，美国做不到不可能是因为中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原因；另外，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人赚大头、亏小头，中国亏大头赚小头，更何况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许多是美国在华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产品的“内部回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一个历史的沉淀，并不存在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有一个理论价格，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人民币应该是高估了：中国的最大宗商品如房子、车子、汽油、粮食食品、住宿、交通等等，同类产品都是美国美元标价的10倍以上，按消费商品权重平均，人民币汇率应该大于10。但是不管是直接将人民币汇率升值至5还是贬值至10，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对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也没有好处，只会给投机者制造瓜分国家财富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与实现自由兑换，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由”总是相对的，现在小额或者有真实贸易与实业投资活动的外汇与人民币兑换已经很容易了。真正需要来去自由的，是投机资本，这种资本永远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牺牲自己，有机会就呼啸而来，无机会就溜之大吉，他是来赌与吸血的，除了对极小部分利益关联者有利外，是国家的祸害。人民币这种自由兑换，最好永远不要出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公民与企业的海外活动，以及外国公民对人民币的认同与需求，需要中资银行的积极跟进参与，如果人民币国际兑换点遍布周遍国家及全世界，每天兑换交易量可观，银行间、货币兑换商与银行间又有便捷的头寸调剂交易模式与渠道，人民币自然就成为国际货币了。估计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民币会成为中国周遍地区的硬通“外汇”，也可能成为大中华的统一货币；但要全球通用至少还需要20—30年。人为的推销人民币与过于宽松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环境，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祸。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建设一个国际投机者的乐园，而是建设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类似超级水库一样的“货币流库”，货币聚集来源丰富、畅通，货币应用渠道广阔、畅通，货币头寸调剂便利，让充足强大的资金流泽惠天下、影响天下。金融中心，不但是资金流的聚散中心，更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聚散中心，没有深厚的商贸基础与繁荣的商贸环境，没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辐射力与承载力，没有畅通的投资、融资、交易渠道，没有足够多、足够广、足够影响力的人流信息流参与其中，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通俗一点讲，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要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容量与交易量足够大，参与者众多且遍布天下，其中国际参与者业务量超过15%以上；二要更多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货币证券经纪商、风司注册落地，其中要有许多国际总部级大银行；三要有众多国际化的大公司的落地，业务遍及中国、全球；四要有统揽全中国、领导全世界的大视野，信息权威灵通，国内国际众多权威机构落地参与；五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中心、信息中心与文化时尚交流中心；六要有日渐发达的国内经济作后盾。繁杂的金融产品与交易手段，只是雕虫小技、副产品。上海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只需要真正做到在影响力、辐射力、承载力等方面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国内金融中心就足够了，因为上海本身就是国际大都市，而中国现在正是全球瞩目、商机无限的国家，要来的自会来的。这一点，上海似乎在加速退步。

（五）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统一起来简单的讲，就是尺度问题，或者说尺度规模决定影响与变化范围，物质从无穷小到无穷大，尺度规律形成一个循环，无穷小与无穷大规律归一，也是内容最简单的变化客体，可能只是一个能量点，一个无边界的能量点。变化最丰富的是人类的尺度层面，即米尺度层面，更宽范围可以从毫米级至千米级。地球的尺度是1000—10000千米尺度，大气、海洋、山脉、河流、森林等等是深刻影响地球有机体的尺度因素，现在人类的活动尺度已经达到“地球尺度”：每天天空中无数的飞机在飞行，成百上千公里、纵横交错的高速道路上车流滚滚，城市的尺度、超大工程的尺度也都上了100千米甚至1000千米的尺度，5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比比皆是，人类年开挖地球矿藏与年制造的垃圾都上百亿吨规模，等等。地球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影响加剧，影响级别达到100千米、1000千米甚至整个地球尺度，其中人类对地球的作用与影响是日积月累、人人叠加的过程，而地球对人类的反作用，可能通过瞬间的山崩地裂、海水倒灌、气候异常、水氧缺失等等来体现，地球自然环境1000千米规模上的任何反作用改变，对人类来讲都具毁灭性的威力。

地球自然生态的不断恶化，是地球上所有人日复一日共同破坏影响的结果，70亿个地球人的能量相加，其力量与影响是无穷的；地球自然生态的恢复与优化，也必须由所有地球人携手努力一起来营造与呵护。这不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体地球人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参与，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无理由例外，任何有人性的人，为了自己、为了子孙、也为了他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努力地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美化环境，这要成为与生命、自由、人权一样性质的人类价值准则；或者说，环保节约、绿化环境、尊重生命、民主自由、互助互爱、共向美好未来，应该成为人类更高境界的普遍价值观，仅有维护人权、民主自由是不够的。人类可以共同破坏一个地球自然生态世界，也应该能够齐心协力恢复“培育”一个更为美好的新自然生态世界。

能源与资源开发利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造成地球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广义上讲，地球万物之能量，全部来自太阳，地球万物的形成，也是由太阳能的自然作用转化形成；阳光、土壤、水份、岩石，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孕育出千姿百态的绿色有机生态世界。人类要学会象大自然一样自然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光合作用、光照作用、光生伏打效应、光电效应、光热效应、光的透视传播等，应该是人类充分利用太阳能的主要理论依据。太阳光的特点是自然绿色、普照大地、无处不在、永不停息，但单位面积功率有限。太阳能利用需要大面积与日积月累，人类要学会大自然动植物利用太阳能的绿色本领与耐心。从光能转化效率来看，光合作用、光热效应等光能转化利用效率更高，人类可以将更多的楼房屋顶、更多的荒郊野岭、更多的戈壁沙漠，变成自然吸收太阳能、释放新鲜空气的“绿洲”，并从人类培养的“自然有机物”中提取“碳氢化合物”等，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充足的绿色原料与养料，既绿化环保地球又创造利用再生资源能源。如果地球上到处是清山秀水、植树茂盛，在无线通信与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人类完全没有必要蜗居拥挤在空气污浊、马路拥堵、嘈杂浮躁、单调乏味的钢筋混凝土大城市中，让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健康、青春、友情、宁静，在喧嚣、急噪、混浊、无聊、无奈中消耗殆尽。

建筑物耗能、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问题，是人类必须尽快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超高层建筑与现代节约节能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应该抛弃；大城市中心城区过于集中密集，造成人流、车流、管线拥挤堵塞严重，诟病多多。建筑物运行耗能又污染环境，是大问题，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技术及环保绝热材料，并结合自身可以节能通风保温的建筑结构设计，让整个建筑成为更节能、更节约的绿色建筑；可以完全将太阳能地热等绿色照明、绿色供水、绿色供冷供热节能技术融入到建筑构造与建筑艺术中，让照明、供水、空调、通风干燥等绿色节能系统成为建筑整体和建筑材料构件的一部分，使建筑一体化综合节能工艺技术成为今后的潮流方向。建筑排污系统，也可以根据建筑自身与周遍环境特点，设计建设成自然转化、循环利用、分类处理的环保系统，让环保、绿化、清洁、自然的生态理念，充分体现在建筑系统的每个环节之中。

汽车耗能与污染，是现代社会人造的另一个大公害。拥堵的马路，破旧的汽车、大排量个人用车，更是城市的毒瘤。更节约、更清洁、更环保、更安全应该成为汽车制造者与汽车使用者的行为准则。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氢能汽车，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方向，电动汽车要解决电池的节约环保问题，氢动力汽车要解决氢气的储藏运输问题。汽车本身是一个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交通工具，城市居民选择公交出行，应是更文明、更节约、更环保、更健康的行动方式。

绿色经济是未来社会的特色与主角。住在拥挤、压抑、空气混浊的大城市，不如住在开阔、悠闲、空气清新的小城，住在小城中被绿色、秀水包围的低矮公寓或小别墅，回归人性自然本源，过从容淡定，自由健康的生活。这需要更多的绿地，更多的清山碧水。绿化，绿化大地，绿化地球，培水育林，应该从现在开始成为更为高尚，当然也应该是更为时尚与赚钱的行业，要将更多的荒郊野岭、黄土高坡、戈壁沙漠、不毛之地，变成河流纵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人间天堂，要让后人足不出户也能饱览江南美景、呼吸清新空气、畅饮甘甜净水。中国中西部、西北部大开发，不能总是走劈山修路、建工厂、开矿山的老路，要植树造林、修渠筑坝、养水培绿，要让昔日的荒野秃地，成为承载中国更多人口的美景小镇。这种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美景，当然不是现在优胜劣汰、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能实现的。中国要更加文明进步，需要全新的分配制度与价值观。

三、未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上海城市已经足够大，城市的管理，至少在未来的20—30年，不宜再过度强调集中、集权，不宜过多的以“中心经济”为中心，要大而自为，大而分散集中，要走绿色经济、绿色政治与绿色社会之路，要成为绿色的城市、宜人的城市、易达的城市、领先时代的城市、令人向往的城市。

上海人多，居住、就业可能永远都是大问题。居住政策要向卫星城镇、廉租社区、便捷城交方向倾斜，就业主要靠商业、餐饮、交通、酒店、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建筑装饰、金融服务、科技产业、时尚会展交流、精品或高端制造业等，传统服务业仍占大头，但上海的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卫生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科技创新、时尚交流、金融服务等产业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服务业的繁荣，离不开大人流、大物流、大信息流、大资金流，这需要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影响力与承载力。

到上海旅游，除了时尚购物、外滩观景以外，缺乏真正吸引点与线路深度。世博会馆、迪斯尼乐园建设，会增加上海旅游的深度，但要建大旅游产业，还远不够。要大力发展绿化经济，将城市森林化、公园化，并将崇明岛建成一个大森林公园、大乐园，同时发展提高上海的餐饮文化、娱乐文化、时尚文化、大体育文化。让上海充满魅力与吸引力，让游客留恋忘返、各得其所。

上海一直以来的国内经济中心地位，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北京的政治、历史、文化、国企总部经济等方面地位优越，上海难以效仿，但在会议会展、现代旅游、时尚娱乐、教育科技体育、非国企总部经济等方面，仍然有一定优势，可以有很大作为，并有巨大的提升潜能；在商业、金融、港运、外贸等方面，上海的先天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上海要将影响力向四周辐射扩散，要将资金、装备、技术、人才、时尚文化、绿色理念等积极地向四方输入扩散，让上海的核心经济圈不断向外扩张，让上海的品牌、资金、信息、技术、运输、服务，惠及更广阔的区域，只有这样，上海才能重新焕发大经济中心的光彩魅力。上海的商务成本在不断提高，对应的商务效率与品质也要相应提升，让物有所值，留得人心。

第8篇

川东北经济区是由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盆周山区的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遂宁市构成，北与甘肃省、陕西省接壤，东与重庆市相连，西抵绵阳市、德阳市，南临资阳市，辖37个县（市、区），其中，市辖区10个，县级市3个，1694个乡镇，幅员面积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3.81；总人口2831.4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54。6市地理位置紧密相连，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近，是我省的欠发达地区，但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将其划分为加快发展地区，以期在发展的政策上给予更大的倾斜，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更加的优化，在发展的措施上更加的灵活，以加快发展的速度，提高发展的质量，提升发展的效益。（一）川东北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区域内建成有宝成铁路、襄渝铁路、达成铁路、达万铁路、成普铁路，基本形成了U字型铁路骨架；国道108、210、212、318线路网贯通全境，建成通车的绵广高速、达渝高速、成南高速、广南高速缩短了到省会成都的时间；广元机场、河市机场、南充机场连接了国内主要大城市，嘉陵江、渠江干流是通往长江的黄金水道。宝珠寺电站，华蓥山电厂，广安电厂，以及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川东北经济区的资源较为丰富

1、川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天然气资源丰富，是四川新的能源储备基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煤、石油、石灰石、霞石、花岗石、大理石、磁铁矿，其他还有石墨、石膏、绿豆岩、钾长石、透辉透闪石、萤石、滑石、蛭石、硫铁矿、磷矿、膨润土及金、银、铜、铅、锌、钴、镍、钨、铀等，其水能资源亦十分丰富，极具开发价值。

2、川东北经济区生物资源丰富，是“四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生物基因库”，具有发展绿色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嘉陵江、渠江水系发达，流域面积广阔，亚热带湿润气候滋润着整个区域，年均日照长，降雨较为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植被保护较好，森林植物种类繁多，不仅有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杜仲、银杏、鹅掌楸、岩柏、蓖子三尖杉、厚朴、红豆树、青檀、大王杜鹃、红椿、黄蘖、八角莲、天麻等数十种，还有被英国剑桥大学皇家物种协会鉴定为世界稀有树种的巴山水青杠。盛产银耳、木耳、茶叶、香菇、核桃、板栗、雪梨、银杏、生漆、杜仲、黄柏、厚朴、天麻、油橄榄、苎麻、蕨菜、竹荪、猴头菇等名优土特产品。

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据考察，境内有野生动物三百余种，其中有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类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梅花鹿、金钱豹、黑熊、麝、猕猴、锦鸡、长尾雉、大鲵等三十余种，省级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赤狐、青麝、豹猫、野猪、小麂等一百余种。

3、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是构建四川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三总故乡，女皇故里和巴人文化、三国文化的发祥地；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同志誉为的“第二大区域”，还是世界十大革命性伟人晏阳初的故乡。

川东北经济区内著名景点星罗棋布，剑门雄关、光雾山红叶、诺水河溶洞、真佛山儒佛道“三教合一”、百里峡、小平故居、阆中古城、大英死海等景点分属多个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独特秀美，历史文化渊源流长，精神深入人心，文物古迹遍及城乡。

4、川东北经济区人力资源丰富，是四川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20__年末，区域内劳动力资源总数1925.4万人,占全省的32.44；社会从业人员1331.86万人,占全省的28.53。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759.2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57.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87.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14.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84.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28.9；乡村从业人员1196.1万人，占全省的31.79；劳动力富余人数达593.54万人,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业劳动。

（三）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20__年末，川东北经济区6市完成地方生产总值（GDP）1053.3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3；其中，第一产业347.85亿元，占全省的30.82；第二产业332.43亿元，占全省的14.67；第三产业373.03亿元，占全省的18.09。人均GDP最低的巴中市为3051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69，全省平均水平的47.52，是省内最高水平的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3.55亿元，占全省的9.9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404.41亿元，占全省的18.74。

传统农业具有较大优势，农林牧渔总产值557.03亿元，占全省31.21；粮食总产量1159.94万吨，占全省的36.44；猪牛羊肉总产量222.95万吨，占全省28.19；出栏肉猪2687.52万头，占全省的36.03，是典型的农业大区。20__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550元，为全省平均的69.5，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1，仅为全省最高水平的42.4。

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冶金、机电、医药、纺织、丝绸、化工、建材、电力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8.74亿元，占全省的12.91；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0.25亿元，仅占全省的6.04。

服务业主要以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项目为主，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和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兴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4.58亿元，占全省的20.7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958.58亿元，占全省的22.12。

二、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川东北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盆周山区，由于地理区位比较偏远，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原因，虽然加快了建设的步伐，但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的“瓶颈”制约还是十分明显。

第一、铁路没有形成环线网络。宝成铁路和襄渝铁路从川东北的西边和东边呈平行线穿插而过，没有形成环线，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二、高速公路没有形成互通互联网络。成绵高速、成南高速、达渝高速相互之间都没有接口，广元至巴中至达州，巴中至南充，巴中至广安均为等次不高的二、三级公路，极大地影响了物流客流的畅通和通达能力；第三、能源建设亟待加强。虽然建设了与国家电网相连的输电工程，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但骨干电源点和骨干调峰电站较少，供电质量难以保证。四是机场均为支线机场，通航能力十分有限。

（二）川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川东北经济区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传统的二元经济形态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巴中市为43.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2.5个百分点，最低的广安市为28.7，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农业经济仍然是“粮猪”安天下，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第二产业比重最低的巴中市为20.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0.9个百分点，最高的广安市为36.8，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缺少高技术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低。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达州市为25.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只有最高的南充市为38.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传统的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占据很大的比重。

（三）川东北经济区科技教育落后

川东北经济区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的问题。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区域内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为212.1万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78；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2，而全国为4，发达国家为20。区域内万人各类专业技术拥有数为100.7人/万人，而全国为240.2人/万人，全省为158.5人/万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仅有8541人，占全省总数的10.34，其中，拥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职称的有3510人，仅占全省总数的7.59。况且科技人员青黄不接、人才外流的现象十分突出，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从根本上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川东北经济区城市化水平低

川东北经济区6市中，巴中市、广安市、遂宁市都是从原达县地区、南充地区、绵阳地区划分出来新成立的市级行政区域，建地设市的时间仅十余年，城市建设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而原来的达县市、南充市、广元市的城市建设，也因为投资政策和区位劣势的影响发展缓慢，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城市，并且城市的功能也不完善，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20__年底，城市化水平在22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而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同时由于限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过于偏小。

（五）川东北经济区对外开放度不高

川东北经济区出口创汇企业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市场发育不健全，体制性和机制比较突出，招商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软硬环境也有一些差距。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农副产品原材料，精深加工度低，附加值低。20__年，区域内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9125万美元，仅占全省的3.39；外商直接投资3879万美元，仅占全省的6.69；共引进省外资金79.84亿元，占全省的26.18。

三、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川东北经济区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北扼秦岭出川之要冲，东有四川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资源富集，人口众多，而发展滞后，是四川需要加快发展的地区。

（一）切实搞好川东北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川东北经济区要加快发展，要实现区域的快速协调发展，首先就要理清发展思路，制定一个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区域发展规划，以统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规划中要明确川东北经济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产业支撑重点，研究着力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融入成渝经济圈、带动秦巴发展的区域合作与协调的长效机制，研究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措施等重大课题，使川东北区域规划成为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纲领，成为全省“十一五”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看点。

（二）建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紧密结合川东北经济区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谋划合作发展，共创未来大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形成互利多赢格局，是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的主要任务。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导机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市长联络办公室，分别由6市市长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也可应多数成员市的提议，临时召开专题会议。主要是在市场运作的原则下积极发挥政府推动的职能作用，使区域交流合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积极推动区域资源整合，积极推动投资与产业合作，积极推动市场、贸易对接，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积极推动科教、文化、卫生、环保合作，积极推动合作机制创新，以开放的理念、务实的精神、真诚的合作，积极协调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共同磋商解决的重大问题。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结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协会（联谊会），分别由6市的发展计划委主任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一般与市长联络年会并会召开，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单独举行。主要是进一步探索合作新路径，发展合作新形式，开拓合作新领域，具体协商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确保口岸安全畅通，加快跨市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化公路、铁路和码头物流交通网络，优化生产力布局，拓展资源和市场空间，加强电力、能源及矿产原材料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等具体问题，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互相补充和错位发展，实现互利多赢，共同发展。

（三）加速建设川东北经济区交通快捷通道

制约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没有形成互通互连的快捷交通网络。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提前开工建设广元-巴中-达州高速公路，广元普济-巴中-达州铁路，力争在“十五”末开工建设巴中-南充高速公路、南江桃园-阆中-遂宁高速公路、达州-巴中-汉中高速公路，构筑起川东北经济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快捷路网，强力拉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着力打造川东北经济区旅游黄金线路

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品位高，景点多，很多是国内独有的景观，但整体包装推介力度不够。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共同打造遂宁大英死海--广安小平故居--南充阆中古城--广元则天故里、剑门蜀道--巴中光雾仙山、诺水溶洞--达州真佛山等精品旅游线路，发展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式样，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五）集中建设川东北经济区能源基地

川东北经济区内天然气储量巨大，合作开发和建设天然气能源基地的前景十分看好，建设大型天然气调峰电站，符合国家和省的能源建设规划，是加强川东北经济区骨干电源点建设的重大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川东北经济区水能蕴藏量大，可供水电梯级开发的河流多，要抓住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时机，立即着手做好流域梯级水电开发规划，迅速启动水电梯级开发项目建设，连接国家电网，搭上西电东送的快车。

（六）精心构建川东北经济区区域产业集群

按照四川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产业整合与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特色工业基地。重点依托6个市府所在地，加快建设功能互补的特色工业园区，集中力量培育壮大天然气化工、煤焦化工、绿色食品加工、饮料、丝绸、轻纺、电力、机械、冶金、甲醇、有色金属、建材等优势产业，努力形成“航母”型产业群体，使工业真正挑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梁。

第9篇

一、经济发展至上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抑制

对于在发展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现象，党和国家把“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作为当前文化改革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提出来，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的意识根深蒂固，其影响在短期难以消除。这就导致了许多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把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推给市场、企业，并由此带来了政府功能的失效，公共事业的衰败。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并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没有真正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放在重要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精神生活的缺少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前，这种只关心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忽视精神世界的充实的现象却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那里成为一种常态，这无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技术主义的泛滥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的发展和解放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却和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现代人也陷入技术主义的“技术陷阱”，在创造和受益于技术的同时迷失了自我，舍弃了自己的灵魂和信仰。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带来现代人的真正发展和解放，却使人陷入一场新的奴役。对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这种悖论，马克思早有所论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或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为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具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可以说，马克思所讲的情况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现实。技术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构造者，一切社会问题都被转化为技术性问题，人则沦为技术意志的奴仆，被化约为实现功用和效益的手段，同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完全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可以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技术主义的泛滥和人文精神的流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和面临的难题。对于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一现象和问题的出现也同样难以避免，而对于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迫切需求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和问题的存在程度。在这一背景之下，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固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技术主义的泛滥，但确实也要求我们在坚持运用生产力的尺度的同时，更加自觉地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的现实任务。

第10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专业设置；原因分析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各地区未来的发展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针对相当多的行业有许多工作找不到适合的专业人员去做，但又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做的现状，明确提出了优化贵州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扩大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的目标。然而，贵州省高等教育的专业与课程设置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在专业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种种问题，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从数量到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据统计，至2010年，贵州省仅有39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院校17所，专科院校22所。17所本科院校又以师范院校为主，占12所，医学类3所，经济类1所，1所“211工程”综合大学；专科院校中，医学卫生类4所，文理类9所，电子类2所，商科类、交通类、公安司法类、电力类、管理类、轻工类、师范类各1所。由此可知，目前贵州高校以教学型为主，不完全符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鉴于此，我们应该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改变高校以教学型为主的状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办学目标。基于这一现实，重新审视、研究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进一步调整学科结构，优化专业和资源配置迫在眉睫。

一、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1. 高等师范院校师资培养与职业教育严重脱节

贵州省现有高等师范院校12所，培养的师资基本能满足普通教育的需要。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和课程都奇缺，极不适应贵州省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而贵州省的工业化、城镇化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培育和壮大中小企业尤其是培育壮大非公企业是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些企业急需大量各类技术人才。职业技术院校师资培养对高等师范院校专业和课程改革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一问题不解决，将会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 地方高校涉农专业明显偏少

许多地方高校自升格以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尽管在专业设置上有所拓展，但多偏重于文理工科，不仅涉农专业明显偏少，而且缺乏与地方支柱产业和特色生态农业相关的专业。如贵州省黔南民族师院仅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铜仁学院仅有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其它地方高校情况基本雷同。这与贵州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延长产业链的需求差距甚远。

3. 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等产业高素质专业人才严重匮乏

众所周知，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贵州省战略性支柱产业，是离不开专业人才培养的。据本项目调查得知，目前贵州省有2万人从事文化艺术业，其中广播电视业有1.2万，文化出版业有4700多人，从事文化产业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仅有3000人左右，占贵州省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15%（2万人中仅有3000人），其比例明显偏小。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人才也偏少。全省此类专业人才仅为93人，而贵州省列入保护名录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的有62项，101处，省级的有440项，市级的有822项，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贵州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目前贵州省绝大部分高校仅设有旅游管理专业，不仅与培育和发展旅游产业的多方面需求不相适应，并且所培养的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根据本项目组的抽样调查所知，贵州部份景区的管理人员中，具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的比例分别为：20.2%、42.6%、22.5%、11.2%、2.3%，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仅占1.2%。

贵州省高校旅游专业与民族旅游产品、民间传统工艺技能技巧开发、整理以及构建相关的课程也几尽空白，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

另外，具有鲜明民生特点的现代服务业，如家政管理服务、老年保健、养生等相关专业，在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尚属空白。

二、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因分析

1. 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总量小，高等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发展支撑力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省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都在逐年增加。“十一五”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投入增长快，2010年已达到33亿余元。但由于贵州省财政收入基数较小，对高等教育投入仍然偏低，普通高校生均增长率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从而导致贵州高等教育规模小，发展速度不快。地方院校与一本院校相比，不仅办学经费少，获得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及社会资助的机会更少，学科发展、专业更新、课程建设滞后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2. 高校自身发展以及办学定位存在偏差

贵州高校除了贵州大学是一本院校之外，绝大多数是地方院校。尽管它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定位不明或定位模糊问题。尤其是每一所学校都想办成综合性大学的倾向，使得地方高校办学定位脱离实际，培养目标泛化，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资源利用率低，规模效益差，没有特色和学科优势，缺少竞争力。

专业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但贵州高校在专业设置时，还没有主动与市场对接，没有全面考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对和专业有关的产业背景、职业岗位背景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大多考虑的是学校里是否有专业教师和相应的办学条件，从而导致专业设置雷同，人才培养趋同。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是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对于高校来说，课程是专业的细胞，专业教育是通过课程来实现的。由于贵州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诸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导致具有浓郁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原生态的音乐舞蹈、民俗风情以及与独特气候相适应的课程资源开发与课程建设严重滞后。

三、改进与完善高校专业设置的政策建议

1. 以开放的、多样化的评估方式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评价和研究

专业设置、招生等是高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的最基本的权力，然而高校事实上并不能自主灵活地设置专业。因此，地方高校对根据地方经济社会需要设置专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各地党委和政府对高校专业设置这个问题虽很重视但举措多不到位，也不具体。为此，建议政府改变封闭、单一的评估模式，建立更加开放、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评估标准，由独立的研究机构组织专家对各地高校现有专业设置进行评估，摸清其在培养人才以及实现培养目标方面具有的有效性；根据各地实施的强省、强市战略对人才的需求，合理布局，集中力量办好各地方高校品牌专业，打造精品课程，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进而更好地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

2. 由政府主导设置专业，服务区域发展，形成地方院校办学特色

各地高校应考虑学校所处的内、外部条件，结合学校经过长久历史发展而积淀下来的文化、学科专业布局、师资队伍和生源现状等若干因素，考虑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结合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教育规划和政策等进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同时，要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准确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点，创建自己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着力打造特色专业，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

3. 优化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课程是专业内涵建设的抓手。地方高校应充分认识课程改革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专业内涵建设，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通过课程的整合、重组，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的整体优化。

根据当地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如贵州省中长期规划将要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高新产业、旅游产业、生态农业等），调整专业设置，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着力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针对高校课程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识性、实践性课程太少，学生动手能力、生存能力、创新能力培养比较差的现状，高校专业设置要依据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不仅关注学生的就业需求、职业要求、技术要求、社会要求，还应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较宽的入口与专业平台，引导学生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学习领域中，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自身兴趣与条件因素等主动地、负责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比如，师范院校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时，应考虑教师教学技能培养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等实践性课程模块的建构。

4. 整合资源，促进高校创新专业设置

各地高校要摆脱“大一统”的传统思维定势，克服盲目攀高、规模扩张、模仿“克隆”、消极畏难等不良倾向，走合理定位、分类办学、特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新的专业或专业方向的生长点。比如，贵州省应对现有12所高师院校的专业进行调整，在满足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前提下，增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专业，为贵州省高、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双师型师资，进一步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培养出数以千万计合格的职业技术人才，以满足贵州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政府要鼓励扶持贫困地区的高校将农村人口负担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办学方向之一，对高校积极申请新增家政专业，养生保健专业，应予以政策支持与保障，辟出专项资金，投入相匹配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其能顺利开办起来，专门培养家政管理和服务人才。这样既能为以家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提供人才支撑，满足国内外对家政管理和服务人才的需求，又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

5. 构建可行的高校发展赞助制度

第11篇

关键词：土地利用；协调度；协调度模型；咸宁市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05-04

引言

土地利用已成为人类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最直接方式。我国人多地少，且土地资源质量分布不均。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就需要在协调土地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土地资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学界对于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对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明晰土地利用是否处于协调状态，为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为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做出科学指导。

随着咸宁市城市规模的扩展，用地需求也越来越大。以2004―2013年为研究时间段，以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因素，建立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对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协调度分析，提出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调控对策。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咸宁市统计年鉴》和《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咸宁市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是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协调度低说明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协调无序；反之，则表示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协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社会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为更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社会协调程度或整体功能的大小，有学者还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协调发展度是度量和评价区域内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与发展程度的定量指标。

二、评价模型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从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土地利用结构指标包括人均土地占有量、耕地比例、林地比例、园地比例、其他农用地比例、居民点工矿用地比例、水利设施用地比例；经济效益指标包括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地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效益指标包括人口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居民消费水平、市区人均绿地面积、农民纯收入。

（二）数据标准化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指数化处理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即当X为正效应时：

Sj为第j项指标原数据值，Smax为原数据指标最大值，Smin为原数据指标最小值。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多种，如德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这里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确定。

（四）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评价函数构建

设{x1，x2，x3...xm}描述土地利用结构，{y1，y2，y3...ym}描述经济效益，{z1，z2，z3...zm}描述社会效益的指标。

那么，土地利用结构函数为：f（x）=Wix′i

式中，Wi为土地利用结构指标的权重；x′i为土地利用结构指标标准化值。

同理可知经济效益函数：g（y）=Wjy′j，社会效益函数 h（z）=Wzz′k。

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C为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λ为调节系数（λ≥2），本研究中选取λ=2。

（五）协调度等级评价标准

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个演化周期内，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拟定协调度的等级及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基于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D=C×T （3）

式中：T为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计算公式为：

T=α×f（x）+β×g（y）+χ×h（z）（α，β，χ为权重） （4）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区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咸宁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

根据《咸宁统计年鉴》和咸宁市土地变更资料，2013年咸宁全市土地总面积975 149.92公顷，其中农用地为830 954.14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85.22%；建设用地70 437.54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7.22%；其他用地190 543.3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7.56%。农用地中耕地和林地比例较大，耕地199 247.38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0.43%；林地543 860.45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5.77%。

近年来，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趋势。2013年，咸宁市生产总值为872.1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0.6%。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8.7∶48.5∶32.8。全年固定资产投资953亿元，增长28.9%。常住人口248.5万人，城镇化率4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 581元，增长9.9%。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480元，增长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协调度评价结果与分析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确定

（1）数据标准化，运用公式（1）将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指标里各个指标数据标准化，除了居民点工矿用地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为负效应外，其余皆为正效应。

（2）根据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 2所示）。

2.协调度评价结果分析

（1）结果

采用表2 的数据，根据公式（2）至（4）测算得出咸宁市2004―2013年的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经济效益评价分值、社会效益评价分值和总协调度C 值，综合评价指数体系T、协调发展度D，确定每年度的协调度结果（如表3和下页图所示）。

（2）分析

第一，从总体状况来看，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D值总体呈增长趋势，这是由于咸宁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得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逐步协调。2005―2006年从严重失调到濒临失调，这是由于2005年开始咸宁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用地效益提高；2007―2013年一直保持平稳上升，从濒临协调到良好协调。这说明随着咸宁市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处于越来越合理的阶段，加之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三者互动效应逐渐加强，使得协调程度越来越稳定。

第二，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呈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总体从2004年的0.4781增长到2013年的0.6251，其中2004―2008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随着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用地的结构和布局随之发生变化，咸宁市的人均耕地比例从2004年的0.21259%下降到2008年的0.1982%。园地从0.0306%下降到2008年的0.0303%；其他农用地比例从0.0692%下降到2008年0.0687%；居民点工矿用地比例则从2004年的0.0366%提高到2008年的0.0378%；林地比例从2004年的0.4276%提高到2008年的0.443%；说明这一阶段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改变，建设用地过快增长导致耕地等农用地面积下降过快，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因而其评价分值从2004年的0.4781直接下降到了2008年的0.1714。2009―2013年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则一直平稳上升，说明随着咸宁市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土地利用结构中的各个指标逐渐达到相应的平衡，土地利用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第三，2004―2013 年咸宁市经济效益发展水平一直逐年稳步增长，其评价分值从 2004 年的0.0151增长到2013年的1.000，呈快速增长趋势，这是因为咸宁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其地均GDP从2004年的2.1 万元/ hm2提高到2013年的8.94万元/hm2；人均GDP从2004年的7 402元/hm2提高到 2013 年的29 408元/km2；地均财政收入从2004年的1 505元/ hm2提高到2013年的8 399元/hm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04 年的2 360元提高到2013年的10 812元，提高幅度非常大；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2004年的0.38万元/人提高到2013年的1.51万元/人。可以看出，地均GDP、人均GDP、地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等指标都在逐年增长，经济结构发展逐步变得合理，因此从2004―2013年咸宁市经济效益评价分值一直持续增长。其中，2010年土地经济效益评价分值快速上涨，是由于借助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展和鄂南经济强市建设重大战略的实施，使得整体水平大幅上升。

第四，2004―2013年咸宁市社会效益评价分值总体呈明显增长趋势，其评价分值总体上从2004年的0.1282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0.8582。虽然其中也有小幅波动变化，但增长趋势明朗。2004―2010年，社会效益评价分值一直处于0～0.3的低值区，但2010―2013年社会效益评价分值持续上升，到2013年达到了0.8582，这是由于自2011年以来，咸宁市致力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使得社会生态总体水平大幅上升，因而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2004―2013 年，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D值从2004年的0.0474增长到2013年的0.8605，总体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咸宁市强化土地管理力度，实现工业进园的制度，大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外延式扩张为内涵式发展，控制了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的速度，加上招商引资的效应，GDP增速较快，社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并逐渐趋于合理，土地利用效益逐步提高。

（二）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调控建议

第12篇

关键词：机场运营能力；区域经济社会；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023-03

0 引言

民用航空运输作为一种现代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民航发展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根据中国民航“十二五”规划，预计到2015年，我国运输机场数量将达220个以上，包括63个机场新建、88个机场改扩建、20个机场迁建在内的工程即将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预计超过4000亿元，较“十一五”增加60%以上。事实上，民用航空运输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其滞后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则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会占用大量的建设资金，影响其他行业的投资，最终同样也会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基于此，有关民用航空运输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与否的问题值得研究。对此进行文献梳理发现，与此相关的研究大多数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民用航空运输业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如国外学者Keith的研究表明，航客货运量和区域经济、就业之间存在一定数量关系，航空客货运输将持续作为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Brueckner的研究认为机场运营不但可以改善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且优质航空服务还对城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内学者刘雪妮采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得出我国的民航运输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谢立等根据投入产出法建立了衡量航空运输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关联性的相关模型，并以此为依据推算出航空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力和制约度，管驰明等从论证航空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发，剖析民用航空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等。

二是民用航空运输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如国外学者Button等将航空运输的社会经济效益分为原生效益、次生效益、衍生效益和永久性效益四个层次，并通过建立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出国际航空运输对美国区域经济和就业的影响，Bowen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大型枢纽机场对城市技术创新有很多贡献，欧洲国际机场协会通过采取向机场发放调查问卷和分析机场社会或经济影响报告的方式验证了机场对国家经济的重要贡献，对区域可达性及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此方面为国内较多研究所参考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北京临空经济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民航运输的影响分为直接、间接、诱发和催化影响，并利用宏观乘数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对首都机场货运大通关建设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此外，戴福青等运用模糊数学和灰色系统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民航空域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齐险峰等以深圳机场为例，运用增加值方法分析了航空运输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并从节省时间、较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等方面对社会效益作了定性分析，王剑雨、陈林则运用投入产出方法，从直接经济效益、前向波及和后向波及效益等方面分别对我国民航运输业、北京民航运输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等等。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用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对两者发展的协调性关注不够，而科学测度其协调性，对于合理推动民用航空运输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实证角度，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简称禄口机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量化方法，具体分析其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以期为正确对待机场及周边建设等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

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确定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机场运营能力方面，综合考虑机场的货运及客运能力两大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现有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消费实力、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外商投资等角度选择指标，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 基于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1.2.1 原始数据标准化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统计方法和代表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因此在综合评价之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已有研究较多采用一种非负值的区间处理法，标准化后，对每一个指标而言，各评价对象中最好者的标准化值为1，最差者为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Uij为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的原始功效值，Um为临界功效阈值，Umax为第i个指标最大功效值，Umin为第i个指标最小功效值，U*ij为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标准化后的功效值，反映了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达到目标值的满意程度1.2.2 指标权重确定

熵权法是根据评价指标信息熵，即评价指标功效的相对变化程度，以及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同层次分析法等其他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相比，该方法相对客观，对于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会赋予较大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及公式如下：

步骤1：计算第i个评价指标的信息熵ei，计算公式如下：

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2.1 协调度模型构建

式（4）中，αi、βj分别表示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U*xim、U*yjm分别表示第m个评价对象在各评价指标下的标准化功效值。

将物理学中的协调度模型与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相结合，得到协调度模型如下：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由于协调度只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为更好地反映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如式（6）所示：

式（6）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协调度，T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δ1、δ2及θ为待定系数，一般取θ=0.5，此外，综合文献及类似研究中的观点，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二者产生的作用并不对等，结合专家访谈，最终取δ1=0.3，δ2=0.7。

2.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的取值在0到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0，说明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越差，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越弱；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越好，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越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设定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

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以2000-2012年为研究样本区间，对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数据均来自历年的《南京市统计年鉴》与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全国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3.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与权重运算

首先根据公式（1）分别对禄口机场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子系统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继而利用公式（2）和（3）求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3.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运算

综合各评价指标权重，运用公式（4）、（5）和（6），得到2000-2012年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结合表2进一步对比分析，可以确定其对应的基本类型，结果如表4所示。

3.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进一步分析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3.3.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

由表4的结果可知，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所研究的时段内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其中2000-2002年这3年为中度失调阶段；2003-2007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08-2009年为中度协调阶段；2010-2012年为良好协调阶段。由中度失调发展至良好协调，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

3.3.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表4中的数据结果显示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得分u（x）、v（y）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在此影响下，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除2005年为0.4919略低于2004年的0.4927外，均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良好态势，从2000年的0.2559增至2012年的0.9496，年均增速约为1158%。值得一提的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3年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均高于0.8，这表明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水平已达相对理想的状态，两者已具备较好的互动能力。

3.3.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原因

由表4可知，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的2000-2002年，前者的综合得分u（x）均小于后者的综合得分v（y），这一结果表明机场运营能力滞后于同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而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的2008-2009年、良性协调的2010-2012年，前者的综合得分u（x）均大于后者的综合得分v（y），且所研究时段内，机场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5.01%远高于同期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19.26%，上述结果表明同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相比，机场子系统在两者耦合协调度提升方面的贡献度相对更高，换而言之，禄口机场运营能力的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

4 结束语

本文在构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系统动力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展开实证分析，并得到如下结论：（1）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研究时间段内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以及良好协调4个发展阶段；（2）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年均增速约为11.58%，当前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已达相对理想的状态，具备较好的互动能力；（3）禄口机场运营能力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原因，所研究时段内，机场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5.01%远高于同期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19.26%，同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相比，机场子系统在两者耦合协调度提升方面的贡献度相对更高。

本文从耦合协调度层面对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展开比较研究，在重点关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确定、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以及耦合协调度标准划分的同时，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展开评价研究，并针对具体结果，进行特征分析与讨论。总之，本文构建和提供了一个分析与比较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框架与方法，其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综合把握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更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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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林.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北京民航社会经济效益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2）：60-63.

第13篇

 

在经济转型期如何提升我国物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质量，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在考察资本循环可知，基于G-W-G`的逻辑结构下，提升综合交通运输能力将有助于缩减G-W和W-G`的流通时间，特别在当前以外包形式为特征的生产中也能压缩生产环节W的时间。不难知晓，这样一来极大的增大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然而在考察各地在建构综合交通运输平台时发现，许多地方在不顾自身需求和资源承载能力一味的追求大而全的交通系统，这样不仅严重侵蚀了地方财政宝贵的资金资源，也形成了使用后的浪费现象。因此，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变动之间的规律，则应成为业界和学界需要关注的课题。也正因如此，本文将在这一范畴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经济社会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内在关联分析

 

在研究商流与物流的关系时都知道，物流为商流服务，而商流成为了物流发展的路径指向。把这一关系具体到本文中，那么商流就可以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而物流则构成交通运输的内容。为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1.1 交通运输体系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斯密在论及分工时有一个核心思想，即分工造就了市场的形成，而市场的不断扩大又促进了分工的延伸。马克思在考察了英国自由竞争时代的商业经济环节后指出，资本的逐利性释然将推动商品流通打破区域界线。这些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若要发展，便需要时刻与区域外的经济体系进行能量交换，这里的交换不仅体现为商品交换，也包含着劳务输出在内的交换活动。为此，交通运输体系便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商流与物流到底谁决定谁呢。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可知，应是商流决定物流。从而，交通运输体系应能动的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1.2 经济社会发展为运输发展提供导向

 

正是因为商流决定物流，而物流需要能动的适应商流的变化，就概括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为运输发展提供导向”的命题。就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承担主体而言，其更多的体现为政府部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现实困境应构成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问题导向，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综合交通系统的建设和优化。这里也包含着一个潜台词，若一味的追求政绩和区域GDP的增速，那么很可能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

 

2 分析基础上对运输变动规律认识

 

在空间范围内在认识运输变动规律，则需要选择代表性区域来作为载体。笔者结合当前国民经济“西进”的态势，就西部地区的运输变动规律展开认识。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2.1 极化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延续着非均衡发展模式，这在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讲话中就已呈现。因此，把优质资源先集中投放到相对优越的地区，也构成了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发展路径。在学界把这种经济能量向一个地区集中流动的现象称作：极化效应。西部首位城市中的成都、重庆(主城区)，就明显存在着这种效应。为此，在物流为商流服务的原则下，极化效应下的运输体系表现为以中心城市为极点，通过绕城环路的修建而逐渐扩张开来。同时，在支持首位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建立起了以公路、铁路为主导的交通运输平台。

 

2.2 涓滴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指出，极化效应将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从而在成本压力和环境压力的促使下，慢慢使得中心城市(区域)的经济能量向四周辐射，进而客观上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已出现大城市病的特征，因此发展经济区范围内的中小城市便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调整，综合运输也应进行适应性变动。主要指向，链接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物流交通平台的建立，如遂宁——重庆、遂宁——成都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及以公路为主导的综合物流系统的初步搭建。

 

2.3 网络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依托成都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港的区位和职能优势，此时也在网络效应下推动着区域运输变动的展开。这里主要体现在，支撑商流的联式运输系统的建立。即，将航空运输、铁路运输为代表的干线运输系统，与以公路运输为代表的支线运输系统相联系，从而推动西部经济社会与域外经济社会的交往。当然，此时仍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

 

3 认识引导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模式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认识引导下，关于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模式的构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3.1 深化对商流与物流关系的认识

 

从政府部门职能来看，主导交通系统搭建的部门为交通部门，而该部门并不直接考察区域商流的发展现状，而是以本地区交通建设的5年规划为蓝本进行平台构建。这样一来，就可能背离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出现上文所指出的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区域政府党委应组织各部门联合对商流与物流之间的关系进行认识，并明确商流决定物流和物流服务于商流的价值判断。相对于物流来说，区域商流环境更显得混沌，因此需要组织专家进行研判从而为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前瞻性指向。

 

3.2 基于历史视野的区域交通认识

 

这里十分强调发展观和历史观的融合，首先来说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一定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其应成为交通平台搭建的原则导向。对于历史观来说，需要知晓区域所在范畴下的交通系统的形成具有历史积淀性和惯性，并在商流与物流的辩证关系下逐渐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商业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自觉，因此在完善和优化区域交通系统的建设上应重视历史传承的力量。十三中全会后，对于城镇化建设已经明确要求突出“乡愁”。这就意味着，交通系统和走向的变更并能随意破坏当地人文生态环境。

 

3.3 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适度赶超

 

遵循非均衡发展模式，必然需要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路径。但与此同时，还应在交通系统的建设上进行适度赶超。究其原因可归因于，相对于交通平台的搭建时间而言，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流通所要求的及时和灵活性要求的。因此，目前沿海、沿江城市已逐步减少了进关手续，从而在制度上助力资本的流动。而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需要实施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不适应商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四川省做的就比较出色，作为西部省份其高速公路里程数已处于全国前列。

 

3.4 整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网络化效应下的交通变动要求，最终还应建立起联系全国乃至全球的交通系统来。因此，针对经济转型期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以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需要，交通大部委还应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随着旅游经济的兴盛、电子商务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还需要从客运和货运的运输质量上下工夫，并强化互联网信息平台与交通平台的嵌入程度。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对于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进行探讨，但基于空间维度的规律研究更适用于我国当下的需要。

 

4 问题的拓展

 

以下再从微观层面对本文主题的进行问题拓展，从而帮助我们全方位的审视交通变动的应对措施。

 

4.1 建立精细化管理的激励机制

 

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不但将产生会计成本;还将产生较大的沉淀成本。这样一来，就弱化了各企业在提升产业结构的意愿。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开展上述工作。同时，针对沉淀成本来说，各级政府应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或组织，开展生产设施设备的租赁业务。通过该业务的开展，将有效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沉淀成本。

 

4.2 削弱行政区壁垒对产业运营的影响

 

受到交通运输业运营特征的影响，在业务开展中一定的经济交通距离，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先决条件。因此，各级政府之间应建立协商机制;并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下，给予对方交通运输企业，在路政收费以及畅通度上必要的支持。惟有这样，通过交通运输业的物流体系，才能支撑起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内在的商流体系。

 

4.3 有效降低交通运输业的燃料消耗成本

 

国内交通运输业主管部门应联动能源生产部门，采取燃料差异化定价的措施。从而，在一定时期稳定交通运输业所需燃料的价格。并且，通过优化供应链系统、大力开展共同配送等工作，也将从技术层面，降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认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变动之间的规律，则应成为业界和学界需要关注的课题。通过关联系分析和对变动规律的认识，应在深化对商流与物流关系的认识、基于历史视野的区域交通认识、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适度赶超，以及整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等方面进行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和优化。

 

具体而言，区域政府党委应组织各部门联合对商流与物流之间的关系进行认识，并明确商流决定物流和物流服务于商流的价值判断;交通系统和走向的变更并能随意破坏当地人文生态环境;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需要实施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不适应商流的问题;交通大部委还应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作者简介

 

冯凤玲(1965—)，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产业创新与管理，交通经济。

第14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 地方经济 水利建设 社会发展

水利工程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及地方经济利益。水电建设是水利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水电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属于一项公益性事业。水电工程的建设有利于转变当地政府干部的思想、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当地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水电建设中，加强水电资源的开发工作能够为水利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促使水利工程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一、水电建设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促进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水电建设中，人们将先进的机械设备以及技术方法运用在工程的建设中，这无疑给传统的工程建设一次沉重的打击。水电站的兴建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并能够创建一个对外信息交流平台。与此同时，由于当地政府加大其宣传力度，使得当地农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以及经济意识，使农民能够有效的运用法律，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可以向政府干部咨询工程建设相关的问题，以此来寻找法律依据，还可以向政府提出相关建议与要求；2）当地农民为了提高法律意识，可以学习相关法律，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3）根据工程建设的要求，需要政府规范劳动力市场，由于国家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所以政府必须要通过相关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以及道德素质。总而言之，在水电工程建设中，转变政府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极为重要。

2、促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以此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以及重点事业的建设进行，从而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进步。水电资源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加快水电站的建设进程，还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城市的整体发展。另外，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实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

3、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由于我国十分重视水电工程的建设，因此越来越多的施工单位以及施工人员开始建设水利工程，此时为了促进水利工程的加快建设，就要求有充足的物资以工建设人员的日常所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农业发展创造力条件。不管是农民在生产蔬菜、瓜果方面，还是在养殖产业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有效的提高了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保障当地经济的增长以及农民作物的增收。水利工程的开发与建设能够有效的推动当地各行各业的发展，凭借发电企业来有效的提高当地的技术水平、加强经济实力，从而形成一个电力产业链，使各个产业共同发展。在水电站周围富有较多的矿产资源，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生物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这就能够保证当地旅游景区的开发，使之与矿产资源开发相互合作，使水电工程的开发与建设积极与地方经济有机的结合，共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4、有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水利工程开发与建设以来，它能够为第三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开发商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推动餐饮、运输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当地的企业有粗放型向密集型转变。

5、市政建设步伐加快，城区面貌有较大改观。

众所周知，水电工程主要是在偏远的地区建设，各种设施设备都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政府可以等到水电工程建设之后，加大其宣传力度，并使开发商对其投资，保证当地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促进当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二、水电开发战略条件下，两种发展观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目前最为浩大的工程之一，其主要是将西部有力的资源合理利用，使西部地区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工程中，政府需要加快交通建设、水利工程的建设、教育等多方面的进程，遵循客观发展规律，使社会与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证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共同发展。在西部大开发工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以下两点：1）工程开发的优势。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广物博，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2）工程开发的劣势。由于西部地区大多比较穷困，缺乏建设资金，以致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的发展，也不能对西部人员进行合理的教育，导致西部人员道德素质不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常年风沙，环境遭到大幅度的破坏。

针对上述问题，在水电工程的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具有有两种发展观的思考：1）归根结底，西部地区恶劣的环境主要与我国国情相关，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中重点对东部地区投资，而忽略了西部地区，并且将西部地区的有利资源运往东部，这就使得西部地区居民产生一些不满心理。所以国家需要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投入大量资金在西部地区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实现东西部的和谐发展。除国家相关政策的限制之外，西部在开发过程中还缺少一定的建设资金。对一些大工程的建设，西部地区居民往往会尽可能支持，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有些工程的建设将不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只能作罢。2）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相关配套项目的建设，带给西部的是思想观念的更新，这种主动创新的、追求持续发展的观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至关重要。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主要分析了水利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水电开发的两种发展观。水利工程的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它关乎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十分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当地还可在水利工程周边开发新的资源，以增强当地经济实力，促进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梅州；三农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业大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梅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梅州解决“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梅州“三农”难题的意义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推动梅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存在二元分割。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一定时间内有所缩小。但是，这种改革只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经济自身的活力，并没有触动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发展体系。随着后来的改革向城市延伸，加上国家财政收支、国民收入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使用及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向城市倾斜，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降。使一度被掩盖的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再度激化，出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难、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难、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等种种难题。

反过来，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增收困难，又严重制约着我国内需的扩大。这一结果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损害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梅州的情况亦如此，一直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也严重地制约了梅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梅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增强梅州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2006年，全国的人均GDP超过1800美元，广东是3500美元，而梅州只有区区900美元，不仅跟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差距很大，就是跟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的差距。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而的差距更加突出：农村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以及水、电、通信等公用基础设施服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与城市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差距的长期存在，不但影响到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梅州农村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不断增强梅州的综合实力，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梅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立足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以工带农，以农促工，城乡协调，共同发展。我国虽然在2000年总体已经上实现了小康，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还较大，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小康，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脱贫。在梅州，情况亦如此。在八个县（市、区）中，仍有三个扶贫重点县，总人口超过两百万人，占梅州总人口的四成多。因此，要把消除贫困、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各地的协调发展贯穿在梅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国家必要的政策扶持下，鼓励贫困地区的广大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采取综合治理方式，集中力量改善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要始终把最低收入的贫困人口作为帮助扶持的基本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只有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奔康致富，才能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梅州“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为了解决“三农”难题，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其中就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放在首位。这表明：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课题。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薄弱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社会安定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梅州作为农业大市，目前有六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条件异常条件下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加上梅州农村耕地的逐年减少、个别地方水资源的趋于紧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农副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等情况，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消除城乡壁垒，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和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梅州“三农”难题的对策

（一）发展和壮大梅州的县域经济

梅州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县域经济。但是目前梅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市（县、区）经济实力弱，还有三个扶贫重点县。因此，要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这是梅州经济加快发展的希望所在。从各地的发展上看，县域经济的壮大和发展，离不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撑和带动。从梅州本地看，市（县、区）工业企业并不多，特别是龙头工业企业更少，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地加以改变。否则，城乡二元结构无法打破，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难以实现。

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牢固树立发展意识，营造良好的环境。借助目前梅州已经形成的招商引资的热潮，下功夫抓好投资软硬环境建设，降低门槛，放宽领域，改善服务，大量吸引外来客商投资置业，鼓励当地能人创办企业，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其次，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在项目审批、土地开发、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子更大的支持，充分调动各市（县、区）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

再次，县域工业的发展要突出特色。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有生命力。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条件，找准优势，认清前景，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发展自己的强项，打出自己的品牌。同时要从众多的中小企业中选择部分有潜力、有前景的企业，重点加以培育扶持，使之尽快发展成为县域工业的骨干和支柱。

最后，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梅州当地的实际来看，民营经济在各市（县、区）的经济发展中都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各级政府要从政策及体制上保护、支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它们在推动生产的发展、提高地区综合实力、增加财政收入、活跃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加快梅州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梅州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得到加速。但是，目前梅州的发展水平还较低，与广东省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要摆脱困境，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式，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把加快工业发展，狠抓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用工业化理念大力推进梅州的农业产业化，重点抓好特色农业和农产品的深加工业。要切实抓好农业企业的发展，培育龙头企业，使特色优势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快工业化进程要与城市化相结合，充分提高小城镇的地位，发挥小城镇的作用，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与工业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推进梅州农业产业化，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由于过去梅州的农业是“重生产、轻加工”的不合理发展，虽然当前农业产业化开发和经营有一定的成绩，但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产业链条还不完整，甚至有断裂。这就要求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某个环节取得突破后，应尽快把整个产业链条续接起来，完成“由一环突进”到“各环节连接”的跨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毋庸置疑，农业产业化是新形势下梅州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必将日益明显。因此，要制定和实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及发展、相应加工工业布局及发展的规划，以利于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向纵深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力布局；以利于尽快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主动地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以利于夯实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以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四）多渠道安置农民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通过发展本地的非农产业，如工业，农产品的深加工业，农产品的流通业，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等，可以大量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业，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政府通过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可以减少劳务输出成本、提高劳务经济效益。

2、广开门路，多渠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各地一定要将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的产业来抓。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要有序地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和外地两个市场实现战略性转移。为此，各级政府一定要安排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村劳务输出、劳动力转移的业务培训和市县乡三级劳务输出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做到条件许可的农户每户都有一人及以上投入到了劳务输出的大军中，这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也可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梅州，也是全国广大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壮举，更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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