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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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劳动力；老龄化；结构断层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高度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也高度重视，每年都出台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施，大批素质较高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断层现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笔者对农村基层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及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状况

1.1 农村留守人员是普通家庭劳动力的主力军

据调查，农村从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以留守妇女和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的年龄已超55岁，甚至70岁以上仍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体力上来讲都是在勉强支撑。也有部分在当地工业企业就业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从浙江省临安市某山村调查，有劳动能力人数为420人，在本村务农的仅 98人，所占比重为23.3%，其中55岁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务农人数的73.4 %，而本应作为农村劳动力主体的21至55岁的劳动力只有26人，占务农人数的26.5%。再如某村，所从事的种植业专业性较强，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但从调查显示，务农人员中55岁以上的占71%。

1.2 劳动力年龄结构比较

设施农业比一般传统农业的从业人员相对年青，特别是新兴农业产业的企业法人代表比较年青。从临安市的花卉产业、中药材产业中调查，从事设施栽培的科技大户户主和企业业主年龄在35～50岁的占多数，但聘用的劳动人员年龄偏大，据统计平均年龄达57.5岁。而从事一般露地种植业（主要为传统农业）的业主及劳务人员高龄化严重，从5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业主平均年龄56.6岁。从农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中调查得知：调查了3个种植业专业协会（花卉、蔬菜、水果），调查的农民会员总人数为142人，其中60岁以上32人，占22.5%；50～59岁的74人，占52.1%；40～49岁的28人，占19.7%；40岁以下的8人，占5.6%；30岁以下为空白。笔者又调查了水果、蔬菜农村专业合作社，参加的农民数为446人，其中：60岁以上人数57人，占12.8%；50～59岁249人，占55.8%；40～49岁104人，占23.3%；30～39岁的33人，占7.4%；30岁以下的3人，占0.7%。从调查中得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中，50岁以下的一般为农业企业业主。

1.3 劳动成员文化程度低

从务农人员的文化程度调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务农劳动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构成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劳动力严重短缺

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明显，劳动力使用有闲忙之分，本来就紧缺的劳动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农业种植企业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长期劳动管理人员1人，长期劳动力6人，其余为临时用工。每年劳动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妇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劳力均在50岁以上，最大年龄70岁。

1.5 农业经营者后继乏人

从几家私营农业企业调查，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业主的子女读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大多进城就业，不愿继承父业。就调查的25家农业企业来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继承父业，占调查数的12%。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从事一线劳动的人员严重老龄化。农业已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断层问题，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更是缺乏。

2 劳动力素质和结构断层问题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2.1 文化程度低

农村主要劳动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维方式陈旧，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只能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劳作，不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2.2 技术型农民匮乏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需要实用型、技术型的农民。目前，农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芜，形成农业生产恶性循环，致使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2.3 农业生产缺乏新生力量

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年青人劳动能力退化，以致浙江临安的山核桃产地出现了50～70岁的人在树上打山核桃，20～30岁的人在地上拣山核桃的场面。农村普遍出现了“老倌子种田，青年人难觅”的情况。农业企业后继乏力。

3 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结构断层问题的对策

3.1 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着手

如制定对取得农民技术职称，从事一定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社会各项保障待遇的政策。积极消除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农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视农业产业人员的培养

浙江省已相继出台了《浙江省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这是一个极好的提高农民劳动素质的行动，但要加大投资和监管力度，注重实效。

3.3 加大政策支农的力度

通过制定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大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实现以工补农。各级给予到农村创业的大中专学生必要的发展启动资金，鼓励、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在切实加大支农资金倾斜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支农资金用项管理的监督。

3.4 加大对农业机械化装备投入和监督力度

政府已出台了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给予经济补贴等政策，但还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应用的广泛性，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减轻劳动强度。

3.5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推行

第2篇

下面把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以简要汇报。根据会议安排。

总人口40.9万人，区共有耕地面积27万亩。其中农业人口25.3万人，农村劳动力16万人，农民人均耕地1.0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时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收入就难以持续增加，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为此，把转移农村劳动力作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对待，坚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劳务输出，多形式、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显的成效。年全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7.4万人，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6%实现非农总收入3.6亿元，当年全区农民新增收入的70%来自非农产业；其中向外地输出的劳务人员就达2.32万人，年创劳务总收入2.1亿元，人均9000元。年我区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区）年又被评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集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资，培植就业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引进一个项目，安置一批人员。年以来，区共利用区外资金31.2亿元，新上项目412个，这些项目共吸纳2.8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铸钢厂，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台资企业公司吸纳14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同时，还不断强化招商载体建设，举全区之力建设了工业园，目前园区内投产企业已达42家，安置农村劳动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拓展就业空间。进一步放宽政策，完善服务，激活民资民力，形成了千家万户搞个体、干民营的好局面；对骨干民营企业，不断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导他做大做强。近年来，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总户数、从业人员数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区非公有经济单位发展到7500户，从业人员3.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8万人，民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三是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和聚集农村劳动力。农业龙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近年来，围绕农业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狠抓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先后投资660万元扩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资4000万元新建了木业、木业和木业，这些企业已直接吸纳了110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今年初引资1.6亿元建设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德国米杜甘地公司投资2200万美元的长毛兔饲养和兔毛深加工项目，近期也将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可安置农村劳动力3300人。龙头企业在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全区长毛兔、生猪的养殖和速生杨的种植。目前，全区长毛兔存养量达到258万只，生猪存栏量达到14万头，速生杨种植面积发展到2.8万亩。四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抓住行政中心西迁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积极推进城区东扩南移。近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带动了周边11个村的改造，1.5万名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变。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建筑业，全区共有6500名农民在各类建设工地务工；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城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已达5000人。做大城区规模的同时，以兴建专业市场、发展工商业户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全区小城镇人口达7.2万人。

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立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一是抓好载体建设，建立稳固的劳务基地。最初，发挥上海老乡的优势，与上海宝山港务局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后来抓住其下属装卸公司改制的机遇，创立了山东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安置劳务人员1000余人，年创劳务总收入1800多万元的企业。去年该公司在上海市21个劳务输出基地评比中获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结合上海法制环境优、工作条件好、工资待遇高的优势，以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为依托，与上海松江大学城、上福电子等1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劳务关系，上海已成为我区最大的劳务输出市场。近年来，又借鉴上海的经验，先后在广东、浙江、江苏、苏州、青岛、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处劳务输出基地，形成了机械加工、电子、工艺、服装、物业管理、汽车运输、货物装卸等多行业输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输出信息网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为有计划地输出和招收劳务人员，狠抓输出信息网络建设。对内，区、镇两级设立了劳务输出服务大厅，今年又开工建设了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区劳动力市场，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请各村两委负责人为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本村居富余劳动力和有意外出务工人员的登记造册，全区形成了区联镇、镇联村、村联户的三级劳务信息网络。对外，以各大劳务基地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较多的大中城市、关系企业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单位，及时进行，有针对性地组织输出劳务人员。如镇劳动服务中心主动到青岛、上海等地联系用工单位，积极组织全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去年全镇共输出劳动力5000人，春节前后外出务工人员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就达4000多万元，收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输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规范管理与服务，精心打造“劳务品牌”把加强劳务输出的管理与服务，培育劳务品牌”作为扩大劳务输出的关键，重点抓了三个严把”严把用工单位考察论证关，选择信用状况、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比较好的单位，签订招工合同；严把输出人员素质关，对输出人员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严格体检、政审，建立档案；严把跟踪管理关，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输出人员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几年的实践，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协议，组织求职报名，严格考核录用，专人护送交接，搞好跟踪服务”工作程序，做到既对用工单位负责，又保证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全区经区劳动局组织输出到区外务工人员，没有发生一起损害劳务人员权益的事件，没有一名劳务人员违纪违法。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单位主动到区联系招收劳务人员，劳务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三、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第3篇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灵芝．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4，（7）．

朱巧玲．转移的思路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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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必方，毛作文．农民非农就业的意义、现状及措施[J]．上海农村经济，2005，（10）．

刘纯阳．农民教育问题初探[J]．农业技术经济，1999，（4）．

陈遇春，朱宏斌，刘彬让．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供给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J]．中国农业教育，2004，（5）．

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 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 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 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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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薛俊波.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模拟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9）：128-139.

[10]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38-52.

第5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第6篇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第7篇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第8篇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小城镇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农村人口迁移加速老龄化过程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中，迁移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影响。不可否认，部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确实存在着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动机，如“超生游击队”问题就曾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对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中所存在的“超生”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城市的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发生。但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和寻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迁移流动也只是极少部分。那么，随着农村迁移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少生、优生和优育”也就成为主流倾向，即乡-城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迁移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结论，即迁移使得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如吴帆（2009）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显示：52.3%的调查对象只希望生1个孩子，44.42%希望生2个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还有约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49个孩子，远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转变进程，并最终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迁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重在职业迁移而非地域间的彻底性转移，存在一种独特的“候鸟式”迁移现象，即劳动力已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农村，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劳动力迁移。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0%。预计今后几年，每年的劳动力迁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长速度5%～6%。70%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50%以上的农民跨省流动，60%以上的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

（四）农村人口迁移对家庭的影响。农村家庭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的外向型适应。由于地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发生，原有的农村家庭成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动出去；另一部分留在农村的“老家”。鉴于流动迁移行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轻的男性。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逐渐站住脚跟的年轻男性会将妻子、孩子陆续接出来，夫妻家庭或者带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龄与身体条件相对呈弱势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儿，对目前农村务农家庭所谓“386061”部队的称呼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分户”的形成，一个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轻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动变成了一个夫妻家庭和一个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随父母流出），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和一个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随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观分化以及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庭的变化趋于小型化。这种家庭的变化趋势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主要影响。

随着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是庞大。这一趋势必然会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是在计划生育从数量上削减家庭规模进而影响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基础上的“二次削弱”，主要从距离上造成了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年轻人口与其老年父母的疏远和照顾不便。

三、发展小城镇必要性分析

（一）农村老龄化的预测趋势。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结构分布与2000年相同的预测方案下，我国2020年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分别为32.7%与21.2%。21世纪前25年中，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现在40～50岁的农村中年人向城镇迁移的几率比年轻人要低。而这一庞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将陆续成为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并且大多数留在农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庞大人群正好又赶上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很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当他们成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时，其一、二个子女也已成为或即将成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离开农村，而很多高龄老人仍留在农村。

（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将给农村社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这将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素质同时大大提高老龄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质较低、老龄化较快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同时会出现大量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土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公摊成本，降低了效益，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三是流出的这批人不仅带走了技术、技能、劳动力，还会带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批资金，使农村的现代化本身紧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紧张。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对我国大城市将产生巨大冲击，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城市病，导致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最终很可能严重地阻碍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小城镇发挥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时为避免农村人口过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镇必须发挥分流作用，充分创造条件，吸纳、集聚农村人口看，缓解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对大城市带来的冲击.

四、发展小城镇缓解农村老龄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一度得到迅速发展。国家为了满足当时小城镇的发展需求，90年代开始批准大量设立新的建制镇。建制镇的数量和人口也随之扩大。从90年代末起，审批数量大幅减少。2002年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动小城镇数量增加的成分减少，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源于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在数量上虽然减少了，但是小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镇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村庄迁入镇区的农民增加引起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建制镇总人口为9，296万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万人。90年代全国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镇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约6，000人的水平，年增长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2006年，扩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很多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超过了5万、10万，个别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数十万。虽然从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建制镇的人口统计，非建制镇和新兴集镇并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从建制镇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6年增长为24%，加上县城关镇，人口比重为42%，小城镇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小城镇方便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按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方向，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口城市化迁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同时完成了产业转移；另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劳动力就地进行产业转移。前者是劳动人口迁移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劳动者从未真正脱离居住地，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大。

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不仅吸引了本镇范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吸纳跨区农村劳动力。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2006年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39%。由于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风险低、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载体。农民或将居住地迁入镇区从事非农产业，或白天进城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离土不离乡”模式比例更高，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农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公交、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小城镇发展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保证了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加快了农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优势

1、小城镇建设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载体。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为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将一般加工环节、零配件生产放在农村，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又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农村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向城市延长，在农业和加工业之间形成产业链，通过近距离批发、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包括转移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和心理成本（风险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成本）。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较低，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纳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据调查，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约为5，000元，而在大城市，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0，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镇可使农民继续在较为熟悉的接近乡土的环境中获得一种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镇不仅是缓解农村人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转移劳动力心理适应上的缓冲带，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较大中城市更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2]张晓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

第9篇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2

一、长沙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况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或者主要环节的劳动力，包括兼业但在主要农忙时节回家完成农业生产的农民，并非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

（一）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随着长沙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城市或者转向了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短缺，所调查的76个农户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兼业农民却几乎没有，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外务工。有时候农忙的时候甚至某些兼业的农民不回家参与农活，而是家里雇请本地区的一些留守的老龄农业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

通过对样本中的120位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我们所调查的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处于失衡状态。

1.样本的年龄结构分布

根据文献，我们了解到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我们调查的长沙县2012年部分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13.33%，而65岁以上的高龄农业劳动力占了总农业劳动力的5%，这足以说明该地区农业劳动力已经是处于老龄化边沿。

2.样本的性别分布

120个样本的数据显示，其中有64人是男劳动力，56人为女劳动力，从性别分布来看，男女的分布比例比较平衡，但是却能发现这中男女的平衡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良的现象，那就是农村的女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从访谈的反馈来看，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参与了家中农业生产全程的是家中的主妇，男性作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般都是在外务工，成为兼业农民甚至专职工人。

3.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分布

样本中体现的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只有一个高龄男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情况存在，但是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家中受教育稍微高点的都离开了农业生产部门。具体的受教育程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分析

经过对样本的统计推测，长沙县所反映出的是整个劳动力老龄化边缘状态，由上面分析出的样本的年龄分布看，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大，受访的76个农户中，样本年龄大于45岁的农业劳动力占调查样本总体的54.16%，大于50的占50%，大于55岁的占29.167%，大于60岁的占13.33%，大于65岁的占5%，从这些数据与国际标准对比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从兼业化的角度看，有79.17%的人属于兼业的农业劳动力，而且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业劳动力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从图一中能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仅是表现在人数上的增加，更是表现在老龄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农业劳动力比重部分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并且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我们在走访调研中能够看到，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留守家中的妇女，而且妇女处于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地位。从受教育程度看，75%的农业劳动力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而且调查对象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员，没有进入城市的也没有参加过多少农业生产，缺少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与经验。

二、样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耕地产出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资金、与劳动力，我们的分析也主要是从老龄化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去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我们的调查与访谈中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些消极影响，还有一些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正面影响

1.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76个受访人中有45个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在外打工不会回来务农，甚至有一大半人认为对于子女今后从事农业不能接受，而面对这一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户在访谈过程中明确表示与其放下手中的工具造成农用土地抛荒的困境还不如利用现行良好的政策将自己家的农地投入市场，参与土地流转，从问卷回收的情况看，有41.33%的农户表示如果子女以后不再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家里的土地也会找到适合的农业大户转让出去。

而土地参与流转的程度越高，就能促进以人力投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向以土地密集型和科技带动型的新型农业生产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当更多的土地参与流转，就能将大片的土地集中起来连片进行整改，把丘陵地区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生产的土地变成可以使用大型农械的“标准”田，这对于提高土地利用与产出效率、发展规模农业是意义非凡的。

2.对于土地的保养也有积极的影响

当土地没有参与流转而得到整改时，农户的田地每年是只种水稻且从不轮换种植，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年大量化肥的使用使得农田土地板结情况加重。而当土地得以流转后，大户农户可以运用大型机械和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来将各农户家的绿色有机肥收集起来洒向农田，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通过大型耕作机械的使用也能有效的提高土地的质量，缓解土地板结的不利影响。而农田使用有机肥的做法也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村禽畜粪便污染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新生代农民接班，提高农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与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的减少上，而作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要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影响除此之外也不可忽视新生代农民的诞生。当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步入老龄队伍时，作为接班人的新生代农民就会成为农户家中掌握农业生产的决策者与主力军。新生代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所受的教育程度是要比老龄农户高。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新生代农民所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辈农民。这也从劳动力方面改善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质量，使得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新的思想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收程度能够从劳动力方面提高农村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

4.生产性的资金投入增加，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在资金要素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地生产性投入的增加。首先，外来资金的流入指的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资金流入到农业生产中作为农业生产的一大要素参与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老龄劳动力在经济实力方面失去了地位，兼业农民对农户的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户收入的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性支出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也使得外来资金的投入成为可能，当现代农业产业开始在农村发展时，非农产业的资金就开始有机会进入到农业产业中参与发展农业生产，其主要表现在外来资金的流入给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集约化等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经济支持。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有了资金的支持就能开展一系列新型农业生产，原本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去实施的一些生产计划也有机会得以实施，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水平。

（二）负面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不合理

在所调查的长沙县村，由于高龄农业劳动力体能和技能的制约，土地产出有限，而且由于年轻农村人口进入其他产业离开农业生产，造成了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总量的减少，其直接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生产方式粗放。

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2.粮食产量下降

老龄劳动力致使单户农户的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耕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本来可一年两熟的耕地，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的地位的下降。而从农业经营活动的承担者由中青年男性变为大部分都是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的现象可以看出，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不会对耕地产生感情，所以就不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耕地的产出，严重影响了耕地的产出效率。

三、建议

（一）加大农业扶持，留住农业劳动力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与农业收入差距的增大，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一代农民逃离农村的弃农现象很是普遍。农民弃农从工，对农业缺乏积极性，其根本原因还是农业比较效益低。

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引起的农业后顾之忧问题，其核心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服务于农业生产，这样才能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留住农业劳动力是要提高农业收入，政府需要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内容涉及粮食生产奖励、良种补贴、新技术应用补贴、农机补贴、大户种植补贴等，来提高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入，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在农村的就业机会，有了各种增收的途径，农民即便每年比在外务工少收入点，他也愿意留在农村。当农村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就能得到保障，农村的各项建设就有人来操作，最关键的是保住农业生产，保证了粮食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全力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

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业基地，是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增加农业产业收入的先进平台。长沙县作为农业大县，独特的丘陵地貌导致土地的分散，各自为政的单户生产造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结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与契机，需要充分发挥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着力促进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业机械化，同时需要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集中统筹，合理配置，尽快形成片区规模农业，加速形成粮油、水果、蔬菜、茶叶、牲畜等优势农产品产业。

（三）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要留住农业劳动力，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需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中心镇，加强交通连接以缩短与城市空间距离。继续推进一镇一特色的发展思路，形成各个地区的特色和支柱产业，大力推进生态观光与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使得农村能够在不破坏生态人居环境的前提下为农民增收，拉近城乡距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简政放权，给乡镇更多的自主选择，以促进本区域的资源整合和生产要素集聚，提高乡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这样农村得到发展，农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人，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被忽视的课题，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该地区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我们的入户调查实情，我们认为，虽然技术、资金等要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在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永远不可能被替代。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引导新生代农民回归土地，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维持农村的人气才有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10篇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持续增长的困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非常缺乏,长期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也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如果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速度均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除了依靠教育和培训这些通常的方式外,在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可依靠结构调整得以实现。当前,结构调整应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这是中国发展的多赢策略。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内需和增长这些目标可以同步实现。不同的相关主体都将从中得益,实现共赢。

首先,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将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区域的再配置过程中获益。

沿海地区将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利用指标,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也能得到有效缓解,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蛋糕的做大将为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也没有受损。如果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以解禁,将使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分享指标交易的收益。同时,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欠发达地区还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这些收益加起来可能大于欠发达地区自己发展工业的收益。如果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出去,欠发达地区就能够更好地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使农民逐渐向农场主转变,农民增收将变得容易。

第二,企业也将在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受益。

如今很多人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企业向内地搬迁的现象,以及所谓的“产业转移”。很多人甚至认为,应该以政府推动的方式采取所谓的“倒逼机制”,以促使企业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搬迁。但问题在于,这种企业的搬迁行为并非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而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制所导致的资源价格扭曲,盲目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很可能是使产业结构脱离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一边出现“技工荒”,一边出现普通民工“求职慌”。若不存在资源价格的扭曲,企业选址将取决于资源的市场价格,进而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但是,如果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土地跨地区的再配置,则要素价格并非由市场机制形成。

第三方面直接和民生有关,将有三个群体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获益。

首先是进入城市的移民,他们在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将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其次,城市原有的居民。城市居民往往会错误地认为新移民的进入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我们应看到,在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收益,就业机会增多,产业增长空间扩大,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一些大城市甚至已经出现养老金支付的赤字。而平均来说,城市新移民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因此将有利于缓解沿海地区老龄化的趋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沿海大城市应放松对于生育的管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并不等同于欧洲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间,当一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时,不妨通过鼓励生育加以缓解。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地区间的人口转移,显然是缓解城市老龄化问题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在大城市,如果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劳动力能够更为方便地获得城市户籍,则城市地区的人口质量将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获益的群体是农村居民。有人认为,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如今在中国农村留下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学龄儿童,即所谓“386199部队”,因此中国农村已没有新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我们应该看到,现存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是在人口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可以得到改革,让流动人口得以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稳定居住下来,那么中国未来的家庭迁移模式就可能从更多男性年轻人迁移转变成举家迁移。而如今中国的现状却可能使很多人认为,城市只是农村劳动力年轻时打工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劳动力最终还是会回到家乡。

于是,很多人用其在城市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在农村建造新房。笔者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些地区农村住房大量空置,甚至出现一些新建住房的空置。这些现象均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中隐含着巨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应让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更多地在城市消费,而非返回农村盖空置的新房。

最后,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跨地区的再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地区间和城市间的分工。

第11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升级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9%。根据联合国2012 年的预测，2050 年这一比重将到30%～40%，届时，每3 个人中就有1 个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14 年末，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上升至10.1%。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分地区的情况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老年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转变为老年社会的年龄结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不断膨胀并存，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方式，使控制人口数量与缓解人口老化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人口老龄化更具有“中国特色”，也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劳动力的供给角度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占比加大，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了的需求。

（二）劳动力的消费结构方面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种消费结构性将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的政策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我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针对这些情况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向了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上来也要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能。，我国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及科研行业的投入，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人才，提高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率，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速推动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占50%以上，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人口老龄化带动发展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老年医疗、老年保险等行业除外），包括社区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娱乐等，服务项目比较简单易做。这些行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比较低，适合质量不高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但这也同时决定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推动，而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关系不大，将可能促使我国第三产业现存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两方面的增长很不协调的局面继续扩展，不容易消除“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特征。

（三）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老龄产业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老年人口虽然购买力不强，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银色浪潮”所形成的需求是不能忽视的。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

（四）推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为农村地区养老社会化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 杨雪，侯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07（7）.

第12篇

关键词 农村 劳动力资源 现状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与特点

据调查研究，绵阳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总量逐渐减少。2013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56万人，比1965年增加了101.86万人，却比1995年减少了57.94万人；城市劳动力95.56万人，比1965年增加76.24%。说明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逐渐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城市劳动力资源逐渐增加。从1995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资源逐渐下降，平均每年减少0.97%。究其原因是受60、70年代生育高峰和80年代实行低生育率政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影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使得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始逐渐下降。

第二，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业劳动力缺乏。由于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2013年，全市农业劳动力125.20万人，二、三产业劳动力149.30万人，分别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45.61%和54.39%，分别占全市劳动力资源总数的36.81%和43.89%。

第三，从男性化和年轻化向女性化、老龄化转变，结构性失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随之加快，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涌向城市，留下大量女性和中老年人从事农业，就业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失衡。在受调查的农村劳动力中，41岁～60岁的中年劳动力是重要组成部分，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0.05%。其次是31岁～40岁和16岁～3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分别占22.5%、19.91%。中老年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中占到57.45%，占农业劳动力的65.66%。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村劳动力结构正在朝老龄化转变。

二、农村劳动力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目前农村地区在大量劳务输出的同时，投入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相对弱化，存在相对剩余和绝对短缺的矛盾现象。因而要正确处理以下五大问题来解决这样的矛盾，避免可能出现的农村劳动力盲目转移和“无地可种、无人愿种、无人会种、无人种好”的局面。

（一）如何合理转移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问题

科学合理转移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是解决农村人地矛盾和相对剩余与绝对短缺的矛盾的决定因素。而在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同时如何保证农业有人愿种、有人会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既要解决好转移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因此，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和以往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管理的经验中，以最大限度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为目的，强化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我们应该：一是由政府负总责，运筹帷幄，统一规划，统一投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提出有效的措施和科学制定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开发规划和持久政策，探索农村劳动力资源持续、深入开发和管理的新方式、新途径而建立的长效激励机制。二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完善小城镇规划建设，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优先择业。三是沿着“扩大两种需求加强一个产业”的思路，利用当地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服务业，做到农业生产经营和挣钱两不误，以解决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多转移带来的遗留问题，也解决农业劳动力缺乏的现象。

（二）如何科学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问题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非常严重，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年龄分布、性别分布不均衡，所以如何合理转移和就近、就地转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以统筹城乡为导向，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提供可供选择的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城乡统筹发展能够强化县域经济实力，推动县区经济产业的提档升级，带动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效益的提高。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以政策制度为保障，安全转移农村劳动力。当前要从用人标准、子女教育、养老保障、失业救济、计生管理、综合治理、权益维护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从制度上、行为上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在外务人员能享受与本地人员同等的社会待遇，让农村劳动力安全转移、安心转移。

（3）加强工作技能培训，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有必要在农村建立适应农民需求的专业服务体系和网络，根据不同层次农民的具体需求，就地着重进行公益性文化和技能培训，让农村劳动力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能够顺利适应未来转移后的生活和工作要求，提高转移效率和效益。

（三）如何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

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环境差，很多人不愿意留在农村，农村大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保障农业生产是前提，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目标，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关注农业生产，保护农村劳动力利益。农村劳动力最关心的是农产品收益，只要产品收益好了，自然就留在农村的人就多了，产品收益差了，没人种地，农业也就垮了。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异乡挨饥受饿？所以重要的是保证农产品销售和收益良好。

（2）关心农村民生，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在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就必须要关心农村劳动力所处的生活条件和品质。一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部门宏观决策应该继续多渠道减轻农村负担，继续关心农村劳动力的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提升问题。二是继续关注农村养老、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继续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加大教育投入，保证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上学问题。四是优化农村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确保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动摇。

（四）如何保证农村有人愿种的问题

根据对农村六年级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100%的学生不愿意将来务农。那么，未来农村面临着无人愿种的局面。农业生产顺利实施，必须保证有人愿种，特别是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务农种地。

第13篇

关键词 人口红利；效应；形成

一、什么是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据统计，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2004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1.2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

三、妨碍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1/3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然而，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并未明显上升的同时，进城务工成本却大幅度提高。当然，仅就狭义的迁移成本看，似乎变化并不明显。甚至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但从生活成本看，情况明显恶化。这是因为，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活资源的供给更加紧张，尤其是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城市生活费用的攀升，无疑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从机会成本看，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贴制度的实施使务农回报明显提高，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费的免除，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的相对上涨。一项中国少年儿童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中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但与跟随父母颠沛流离的农民子女相比，更为不幸的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无法跟随父母进城，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关怀和教育，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升学是“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的重要或唯一途径的现有体制下，那些得不到父母关怀和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很可能重蹈父母覆辙，成为未来“农转非”的困难群体---这可能是当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最大的机会成本。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在完善目前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四、如何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实现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减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大量积压和流动不畅所造成负面影响，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它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它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它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3．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鉴于我国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4．做实个人账户， 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如前所述：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 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 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总之，“人口红利”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汪小勤汪红梅。

第14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特征

一、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首先，人口整体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现，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其次，未富先老，这种情况在农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农业作为劳动力重度需求的产业，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极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往往也是贫困的那一批人，老龄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各个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对于该地区来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相对来说，劳动力就会比较充分，老龄化趋势也就相对较缓慢，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流出，劳动力的缺失，更加剧了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难题，这种东西部农业人口老龄化不同，也是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农业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的负面影响

（一）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生产工具的差别，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地势和经济发展水平，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更为普及，从而也加大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更小。而对于西部来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需求大，这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人口的老龄化可能说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的供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我国粮食的供给体系，从整体上来说，仍然以自给自足为主，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家具，对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严重的挑战，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中国农业更显得脆弱不堪。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显得更为脆弱。

三、从农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保障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发挥

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要素。应鼓励农民回乡务农，逐渐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应实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增加农业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转移实则是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的转移，要抑制农民工外出的脚步主要还是要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制定政策扶持农业经济发展，使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吸引农民回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的身心投入，由于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政府要继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而地方要实实在在地落实这些政策。

（二）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进行能力培养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又不高，总体素质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9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其中约10%的农民处于文盲状态，由此可见，农民对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状况非常有限。如今农业人口呈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员的责任和负担加重，其自身的能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对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方面，政府应着手对适龄农，ALkY～的农业知识培训。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帮助农民从事先进农业生产。

（三）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

农业人口老龄化给适龄农业劳动人员带来的农业负担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发展新型农业的条件下，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是非常必要而又可行的。农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面对众多的老年农业人口，应该转变固定思维观念，崇尚“老有所为”，在农业领域寻求老年余热的发挥。老年农业从业人员有着几十年的务农经历，经验丰富，虽然体力不如适龄劳动人员，但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离不开他们。比如，他们虽不能亲自进行劳动量需求大的农业生产，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指导适龄劳动人员进行农业生产。

第15篇

【关键词】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

binedwiththeinvestigationfindings，ananalysisofthephenomenonofthefamilystructureandfunctionofold-agehome，andputforwardtoimprovethestatusoftheelderlyliv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outflowoftheworkforce;theelderlyinruralareas;old-agehome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口增长，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十五”时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118亿人，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而且转移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根据资料统计，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截至2001年底，全国农村劳动力中，在本乡以外从事劳动的从业人员达到13%。上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的现象，称为农村劳动力外流。

表1农村劳动力转移全国性专项抽样调查

转移出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社会养老保障措施不完善的背景下，这一转移对农村家庭，尤其是家庭中老年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对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家庭养老是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措施。据1999年6月统计，我国农村97.16%的老人依靠家庭养老，而依靠退休金和集体供养的老人仅占2.3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矛盾尤其突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涌般地流向城镇，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青年考上大学深造，毕业后他们一般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赡养服务人口的下降使农村老年人的照料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难题。农村老年人在传统联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农村家庭已经出现了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就显示，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3.27人。农村中的空巢家庭和独居高龄老人增多（见表2）。

表22005年我国镇、乡的家庭结构分布（%）

父母与成年子女住房分离，对家庭的凝聚力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外出打工者或工作者很难照顾老年人的饮食起居，不能保证对老年人有效、持续地进行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这样容易造成代际隔阂。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后，家庭重心必然下移，一些子女把对下一代的抚育作为第一要务，这削弱了以家庭为基础的老年赡养系统，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养老保障水平。

（二）农村老人获得的情感支持不足，缺乏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指子女为父母提供感情交流和精神慰藉，它不但说明了子女与父母之间感情的融洽程度，也是对经济及器械支持资源的测量。

子女的外出减少了与父母之间情感沟通的机会。虽然大多数农村老人认为子女外出闯世界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但子女走后留给他们的孤独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老人心目中依然渴望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社会文化生活贫乏，社会交往范围狭窄的农村特定背景下，子女外出后带来的情感交流上的空白很难找到适当的填补方式。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虽然经常给父母经济上的援助，使得老人在物质上比过去富裕，但许多老人生活孤单，精神空虚，以串门聊天、打牌等来打发闲暇时光，平时只能以思念来聊以。

（三）农村老人缺乏器械支持，承担繁重劳动

器械支持指各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为老人提供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农村特有的网络家庭结构和自由劳动时间为子女提供器械支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目前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打破了这种格局，外出打工带来的居住距离增加了子女提供器械支持的成本，他们更愿意提供经济支持。

在一些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地区，老年人在子女的赞助下，有了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但是由于社会中器械支持资源的缺乏，依然无法弥补子女缺位带来的空白。特别在生病之后，往往由左邻右舍帮助照顾，子女不大可能有空回来照顾。

外出务工者的父母本应安享晚年生活，然而，在生活缺乏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他们虽然操劳了大半辈子，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据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的调查，对“外出务工者每年回家的次数”(多项选择)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七月收获季节回家者占20.3%，秋收、秋种季节回家者占16.8%，春节回家者占到97%。由此可见，大多数外出务工者平时很少回家。此外，许多外出打工者的父母除了承担田间劳动以外，还要照料孙辈的生活起居，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担。

（四）经济支持有限，保障水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