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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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旅游；新业态；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间。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失业率维持稳定主要是中国国企愿意容纳过剩工人。根据他们的调查，虽然目前国企过剩员工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比例却相当高1。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矿产等，这些行业里的国企有着很高的劳动剩余比例。另外，大量农民工聚集在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比城镇工人更大；但失业后的农民工通常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2的统计范围内。因此，真实失业率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的开展，去产能与去库存必然会带来失业4。例如，2016年3月，武钢裁员5万人5。整个煤炭系统和钢铁系统，总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6。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1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93号），希望通过产业融合吸纳失业人员。2016年5月，总理考察人社部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考虑到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在下降，总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农民工引向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1。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解决就业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张来拉动就业。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且企业的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解决就业的手段，不难发现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死板而且进入了死胡同。政府总是想着自己动手来安置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或者必须要有企业来雇佣他们，而没有考虑到人们可以主动就业――自己雇佣自己。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政府部门选择了无视。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不但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来吸纳劳动力，相反，它们必须分流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这种经济两难的时期，适度放开非正规部门，将会促进许多个体主动走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

产业融合中非正规部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先天的优势。产业融合会导致原来的产业边界消失，出现许多市场空隙。非正规部门的商业嗅觉和敏感性总是能够让它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这场庞大的产业变革中，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服务业天然成为众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万达等竞逐的场所。旅游非正规部门会自然而然地在这场角逐中生长演化，从而成为就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阅读现有的文献和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融合带来了就业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旅游产业融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就业增长的？就业增长主要表现在什么领域？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确认就业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融合引致旅游新业态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1]认为，它是指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美国学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术融合[3]。20世纪80年代，技术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活动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出现[4-5]。它拓宽了大型企业的技术基础，使它们赢得了竞争优势[6-8]。技术融合之后，经历了产品融合[9]。产品融合对原有的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新产品能够更好地迎合潜在的市场需求[10]。技术融合与产品融合都以市场融合为导向[11]。很多企业技术融合失败，并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价值链上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12]。

产业融合发生的基础通常是产业之间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13]。发生融合的产业之间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8]。融合一般发生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处。它会改变原有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产业融合通常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样化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15]。信息技术在实现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业如携程、去哪儿、芒果等依靠强大的预订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力，共同分享日益扩大的客源市场，优化了资源配置[16]，共同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创造了新的旅游服务价值[17-19]。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旅游产业融合主要指企业（也可以是其他产业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进行整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新业态以旅游者为中心展开[20]，表现为产品形态、组织形态（企业）和经营形态的融合[21-22]。互联网技术是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18]。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旅游消费的经验，国内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23]。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对原来的旅游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分市场的“小众化”需求分布广，企业无法通过原来的规模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众化”加总起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单个企业却无法以原来的成本模式进行市场供给[25]。这种两难困境和矛盾冲突迫使旅游企业寻求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传统旅游企业和在线旅游商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业的企业发现了旅游市场的商机，主动和旅游企业进行融合[27]，通过产品和资源的平台化运作，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上的耦合[28]。旅游新业态具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29]。随着传统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动力驱动企业在产品表现、管理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实行突破[30]。这种突破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新型市场消费需求；这些突破中，不同的业态类型或以产品、或以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消费的对接[31]。正是因为这种对接，造就了众多的旅游新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乡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态旅游[34]、遗产旅游[35]等等。

新业态出现的重要作用，就是带来了就业的增长[36]；@种增长主要是从产业边际和职业工种上发生的，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国内目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业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非正规就业。具体概念模型见图1。

1.2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主要都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如街头小商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缝、厨师、司机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对加纳与印度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效率。托达罗用二元部门做了最后的总结，后来的学者通称“非正规部门”。随后，人们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许多现代部门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非正规化了[40]。

随着非正规就业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发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总的来说，包括4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涵盖相类似的理论。（1） 结构分离主义的核心强调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属性和收入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代表人包括刘易斯[41]、托达罗[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论是贫困就业理论、二元主义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2） 结构替代主义的核心认为职业的歧视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对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3） 结构联系主义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和就业界定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将非正规经济视为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论是新理论。（4） 结构嵌入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同样的，非正规经济则是以非市场的基本规制和行为逻辑“镶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会福利不能支撑个体正常生活时的一种替代性的生产行为，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兰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论是反嵌入理论和标签理论。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就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5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临时性就业岗位增长迅速；第三，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国有、集体单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门劳动力边际吸纳能力下降[53-54]。尽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符合当时的我国国情，具有庞大的就业潜力，但是，非正规部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为了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张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阳和万广华研究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在减贫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艳说明了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发育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的原因[57]。李强[58]和万向东[59]集中研究了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说明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条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国内对旅游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2010年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的就业；2010年之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业研究集中在总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60]、就业效应[61]和弹性[62-63]以及旅游就业的统计[64]等等。2010年之后，王丽和郭为开始关注中国旅游非正规部门并对青岛旅游自我就业者进行研究[65]。随后，郭为和秦宇研究了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36]，并对中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进行了估计，约为2040万人，远远超过了正规就业的总量[6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融合，旅游非正规就业继续增长，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身也开始把“非正规”的就业作为一种向上的职业通道而不是终端[67-68]。本文将从新业态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产业融合导致新业态形成以及新业态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业态的就业路径；第四部分经验地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第五部分通过调研数据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结论和建议放在第六部分。

2 新业态影响就业的路径

旅游新业态表现为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随着产业融合的展开，市场上涌现了许多“小众旅游”新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网络旅游、养生（康体）旅游、结伴背包旅游等等。为了应对大量的“小众”旅游形态，旅游企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这种新经营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经济，许多企业或个人以这个平台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对新产品和新经营形态，企业不得不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管理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导致了旅游就业增长路径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旅游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在统计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每年统计的非私营旅游企业的年末就业人员总量。第二，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这一部分无法在统计上反应出来，主要表现为非私营旅游企业所雇佣的零时工、钟点工等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数量。第三，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非正规就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门涵盖的统计对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业。郭为和厉新建[66]曾经详细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过定义，并且估算中国在2011年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为2040.40万。他们认为，旅游发展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上而不是正规就业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来源或路径。

3 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经验说明

3.1 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非私营企业部门（企业）与所雇佣的劳动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形式来实现。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大量表现为非正规就业。

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种类多样，主要表现为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外包）、劳务派遣工、小时工、钟点工等等。尽管国家没有对这部分就业进行统计，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自2008年以来，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目的是规避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笔者以青岛H酒店的具体调查情况为例说明。

青岛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产品和服务一直得到业界的好评。近些年来，H酒店在劳动用工结构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除个别岗位外，H酒店逐步减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劳务工和实习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劳务工、68名实习生。第二，钟点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钟点工的使用达到了1 7666小时，平均一天要使用8个钟点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规就业在扩大之外，一些互联网旅游企业也明显增加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以携程技术部门使用的兼职人员数量为例，2007年为10人，2010年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携程，其他部门如销售部门2中其他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估算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总量及其增长。

3.2 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非正规就业增长）

旅游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的具体表现进行说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规就业。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转地。很多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为这些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他们构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岛，大量的人员活动在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周边，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为[14]曾经对青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类，并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特征。第二，农村地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在农村地区，景点景区及其周边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成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佣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来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这些劳动力就回乡务农3。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型的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周围，围绕旅游服务兴办的旅馆和餐馆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乡乡村旅游景区附近，可直接进行网上预订的旅馆和农家乐就有260多家[21]。这些企业为本土农民提供大量非正规就业机会。郭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官方统计数据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人数大约为2040.40万人，约占全国非正规就业总量的1/5。

4 新业态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证证明

4.1 数据说明与调研

由于国内没有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对于旅游新业态，不同的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杨玲玲和魏小安[22]为代表，他们站在企业角度把旅游新业态看作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综合。第二类包括大部分学者媒体4，他们把许多新出现的产品归结为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34]、乡村旅游[70]、遗产旅游[35]、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笔者认同杨玲玲和魏小安的观点。因为旅游新业态代表着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把新业态概念具体化成了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3个维度10个问项；把非正规就业具体化成了3个问项，这3个问项分别代表了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考虑到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我们针对它们各自分别设计了两个问项，这两个问项分别归因，作为两个控制变量来排除它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问卷调查开始于2016年6月12日，结束于7月10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旅游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旅游行业工作时间大部分都超过了3年，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行业的现实。本项调查以青岛本地为主，主要调研的企业有港中旅、万达旅业、省中旅（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尔洲际、携程青岛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岛本地的民营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岛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的走上了管理岗位的学生。本次一共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实际分析的问卷数251份。

4.2 调研的人口统计信息与因子分析

通过对调研的人口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55%和45%。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约占51%。被调研对象主要来自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约占52%，在旅游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19%。他们曾经或现正在旅游行业工作年限超过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数占比达到了74%。

年龄数据反映了旅游行业的管理层比较年轻，工作或年限超过3年说明了被调研对象对行业比较了解。问卷反映出来的信息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证。

笔者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标克朗巴哈系数为0.863，信度系数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与问卷设计初衷一致。又因为KMO值为0.809，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通过正交旋转后得到了4个因子（表3）。产业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业利用相关技术以尽可能丰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现自身的产品，问项Q1到Q3主要与产业融合产品的表现形态相关，命名为产品形态。问项Q4到Q6主要描述了产业融合后旅游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命名为组织形态。问项Q7到Q9主要说明了产业融合后旅游行业出现的新经营特点，命名为经营形态。问项Q11到Q13主要描述了当前旅游企业在招工方面对劳动力的使用，核心是劳动力的非正规使用方式，命名为非正规就业。所以，反映新业态的3个因子分别是产品形态（Q1～Q3）、组织形态（Q4～Q6）和经营形态（Q7～Q10）。反映非正规就业因子一个（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规就业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3 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得到了4个因子，但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3个因子能够和第4个因子非正规就业具有逻辑上的相关关系吗？是的。从微观角度看待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取决于产品销售1。产品销售（在给定质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产品形态相关的如产品广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时间等等。经营形态直接与劳动力使用数量相关，例如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差异会直接决定企业需要雇佣多少劳动力，前端销售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多寡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组织形态本质上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实现最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们在理论逻辑上都指向了就业。

因此，根据上面的因子分析，我们依据逻辑概念（见图1），可以通过构建经验模型来分析新业态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非正规就业。模型设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规就业因子，包含3个问项，每个问项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雇佣）。[β0]代表截距项，[x1i]、[x2i]、[x3i]分别代表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因子，[β1]、[β2]、[β3]分别代表前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y1i]、[y2i]分e代表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因子，这两个因子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β4]、[β5]分别代表前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j=13k=12xjiyki]分别代表新业态的3个变量与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交互项，[β6～11]代表这6个交互项的系数，具体说明将会在回归列表中给出。[εi]是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每一个模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不纳入交互项的情况，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类为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主要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间接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1）反映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59个单位。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营形态处于市场的前端，直接通过销售与消费者打交道，劳动力使用量的变化对市场非常敏感。产品形态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间接相关；组织形态更多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的调整，也是与劳动力间接相关。因此，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正规部门倾向于雇佣更多临时工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47个单位；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67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业态不是独立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方式，而是和企业成本、经济景气度联合起作用的。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084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品丰富的表现形态等仍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212个单位。企业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79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同时用工方式更加灵活。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177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28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36个单位。与前面的两种交互类型相比，经营形态的影响系数最大。经营形态涵盖了销售环节，而销售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最多的部门。销售结合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会生成新职业和工种，衍生新的就业方式（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这种就业天然会游离在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规部门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302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企业愈是处于最优运行的状态，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愈少，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愈多（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相关，如果是时间序列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悖论，因为最优运行的企业会扩张，雇佣更多的员工）。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更多劳动力会流向非正规部门。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11个单位；经济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58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1个单位。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196个单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225个单位。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6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09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14个单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否纳入交互项，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影响；只有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才能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经营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但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通过经营业态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这进一步证明了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就业蓄水池”的理论。

模型（3）反映非正规就业中的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我就业（创业）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自我就业（创业）单独作为一个问项、单独以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创造具有主动性；而在模型（3）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自我就业是否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但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却是确定的，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仍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国内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统计的层面告诉人们旅游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具体到旅游就业增长的途径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旅游新业态是如何影响旅游就业的。具体的增长路径分别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新业态通过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影响非正规就业。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第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第三，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上述现象并不单独发生，而是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如何具体看待这种影响路径呢？笔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催生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一些产品非常小众化和碎片化，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迫使企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弹性工作的方式）来雇佣员工，例如部分资助大学生出游，利用大学生写游记来表现产品和带动消费群。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应用一定程度改变了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用工模式，例如，许多旅行社减少了合同制导游，当业务繁忙需要导游时，企业直接从导游互联网平台“借用”。经营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导致了用工形式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时雇佣；这些临时雇佣可能是因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临时的小业务。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群体是网络销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线路或单一产品销售，就像淘宝，它由无数个自我就业的“个体公司”组成。

上述研究结论在宏观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旅游新业态是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旅游正规就业。它可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时期对下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产业。第二，新业态不仅在边际上增加了就业，而且会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重视对新业态的引导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门应该重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非正规就业，而不是以各种名义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打压。

同时，研究在微观上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或成本上升的时期，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产品的表现形态，利用零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手段增加产品销售。第二，经营形态是企业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时候都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使用量。逻辑上来看，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可能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组织形态只有与经济景气度或企业成本交互作用时才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这说明了企业可以同时从用工结构和部门结构两个方面来控制成本，前者节省外部的劳务成本，后者节省内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结论对旅游企业的具体营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未来用工模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固定用工制（正规就业）走向弹性用工制（非正规就业）。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辑及其最后的结论共同呈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以旅游非正规就业为例，笔者认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导致了市场空隙的出现，这些市场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长尾的1；正规部门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获得这些市场中的利润，只有成本够低和灵活性足够的“非正规形式”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产业融合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催生了企业新业态，新业态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一个劳动力以非正规方式流进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过程。其本质就是降低组织的成本来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空隙中的利润。二元主义以静态的眼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待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的障碍，新注重分工中生产关系呈现的“剥削性”。我们的理论基于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动态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是动态的；劳动者是在一个动态的新市场中综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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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关键词：绿色增长；增长范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一、引言

过去几百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超额利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退化。随着对未来爆发气候危机的意识日益提高，人们更加意识到不能再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分开考虑。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失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愈演愈烈。作为一项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连接在一起，旨在打破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发展四者相结合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概念。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绿色增长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具有运用一致性的绿色增长的概念。

二、经济增长范式的发展

“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有“共同观点”的意思。在某种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的积累知识形成了常规科学，虽然可能出现“反常”现象，但此时的范式可保障反常的调整。一旦“反常”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所有调整的方法归于无效，已有的范式将不足以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此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范式。同样，经济增长的范式也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绿色增长范式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

对经济增长范式的研究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那时生产力主要是由人力和畜力来拉动。18世纪之后，蒸汽机等工业革命的产物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力和畜力的依赖，而改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全球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产生了空前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范式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极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大批的工人失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环境的危机，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之前成功的模型现在已不适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又提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循环经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和基于生态系统理念的生态经济。

三、绿色浪潮的兴起

1、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的崛起，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意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生产投入资源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然而，当时循环经济的思想还是一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积极地将此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是污染产生后的末端治理方式。直到70年代末，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人们才意识到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循环经济的思想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绿色经济的兴起

能源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经济学家皮尔斯于《绿色经济蓝皮书》上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意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效、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于那些能减轻污染，增强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地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法规变革来促进和支持这些投资。

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范式而言，绿色经济要求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

3、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即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现象。这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和居民健康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最先意识到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上，提出了“低碳经济”一词，意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这些概念都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相似的是都在描述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路径。

四、“绿色增长”的内涵

随着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研究的继续深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逐步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绿色增长”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所指的不仅仅是GDP中低碳的部分增长，还要聚焦于气候改变的减缓、环境的可持续和减轻贫困及社会公平的提升。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绿色增长的内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最广为接受的是OECD组织2011年提出的概念：“绿色增长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促进投资和创新，以便为持续增长提供支持。”作为首个将“绿色增长”战略纳入国家政策的国家，韩国将之定义为：“最小化使用资源，减少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通过绿色技术开发，确保增长动力，创造工作岗位，实现经济环境和谐相融的增长方式。”国内学者王金南等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胡鞍钢提出：“绿色增长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中国环境发展合作委员会对绿色增长的定义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也是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

从上述的一系列概念中可以看出，绿色增长是将资源、环境、社会、与经济四者结合在一起，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三个因素。OECD的概念中侧重的是人类福祉，而韩国的概念则是环境的改善和绿色岗位的创造；国内学者王金南注重将环境作为一种内在生产力，胡鞍钢更看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相同的是，所有的观点都是以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事业的投资作为驱动力，保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促进绿色岗位的发展。

在“里约+20”会议上，乐施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在会议上提出了“甜甜圈”理论，认为如果说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环境退化，同样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所谓的“甜甜圈”就是指这两个界限之间的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如图1所示。

绿色增长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在“甜甜圈”之内，要做到这一点，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的投资是一个必要的驱动因素，即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资源效率的提升和污染排放的减少，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创造新的绿色岗位，促进就业、减轻贫困并促进社会公平，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而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图2所示。

我们将绿色增长定义为：通过在资源有效利用和环保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提升，达到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小的污染和最大的产出，同时促进就业，使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模式。

五、结论与意义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的理念就开始兴起，从“循环经济”到“绿色经济”再到“低碳经济”，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绿色增长”的概念从经济、资源、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和谐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增长的范式。本文在总结前人对绿色增长所进行研究的前提下，重新诠释了绿色增长内涵，希望有助于实现相关研究在沟通上的有效性。

绿色增长概念的提出及其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地位的确定，为学术界未来经济增长范式的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也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增长的提出并不是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否定，而是对这几个概念的总结和升华。

参考文献

[1] 王有捐、林卫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绿色增长[J].经济研究参考，2011（1）.

[2] 张东明：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J].当代韩国，2011（2）.

[3] 王国印：论循环经济的本质与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2（1）.

[4] Bowen Alex，Fankhauser Samuel：The green growth narrative：Paradigm shift or just spin[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2011（21）.

[5] OECD：Towards green growth[R].OECD Meeting of the Council，2011.

第3篇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

第4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 ）“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 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 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 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 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 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 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 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 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 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　国民收入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　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

L'

aL'

K'

(1-a)K'

一五

0.84

5.04

(53

8.9

2.8

7.2

-57)

(9.4%)

(56.6%)

二五

0.51

7.07

(58

3.1

1.7

10.1

-62)

恢复

时期

1.02

3.57

(63-　 14.7

3.4

5.1

65)

(6.9%)

(24.3%)

三五

1.1

4.13

(66

8.3

3.7

5.9

-70)

(13.4%)

(49.8%)

四五

0.63

5.53

(71

5.5

2.1

7.9

-75)

(11.5%)

(100.5%)

五五

0.63

5.32

(76

6.1

2.1

7.6

-80)

(10.3%)

(87.2%)

六五

0.99

4.97

(81

10.0

3.3

7.1

-85)

(9.9%)

(49.7%)

七五

0.78

6.23

(86

7.6

2.4

8.9

-90)

(10.3%)

(82.4%)

(91

0.6

11.34

-93)　 12.7

2.0

16.2

   　(4.7%)

(89.3%)

改革

前时

0.78

5.18

期(53　6.0

2.6

7.4

-78)

(13.7%)

(90.9%)

改革

时期

0.81

6.65

(79

9.3

2.7

9.5

-93)

(8.7%)

(71.5%)

(53

0.78

5.74

-93)　 7.1

2.6

8.2

41年

(11%)

(80.8%)

时期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

综合要素生产　 粗放　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

率的增长率A'

度

Y'/K'

一五

5.88

3.02

(53

0.66

1.24

-57)

(66%)

(34%)

二五

7.58

-10.68

(58

2.45

-0.31

-62)

恢复

时期

4.59

10.11

(63-

0.31

2.88

65)

(31.2%)

(68.8%)

三五

5.24

3.06

(66

0.63

1.41

-70)

(63.2%)

(36.8%)

五四

6.16

-0.66

(71

1.12

0.70

-75)

(112%)

(-12%)

五五

5.95

0.15

(76

0.98

0.80

-80)

(97.5%)

(2.5%)

六五

5.96

4.04

(81

0.60

1.41

-85)

(59. 6%)

(40.4%)

七五

7.01

0.59

(86

0.93

0.88

-90)

(92.7%)

(7.3%)

(91

11.94

0.76

-93)

0.94

0.78

  (94%)

(6.0%)

改革

前时

5.96

-0.26

期(53

1.05

0.81

)-78

(104.6%)

(-4.6%)

改革

时期

7.46

1.84

(79)

0.80

0.98

-93)

(80.2)

(19.8%)

(53

6.52

0.58

-93)

0.92

0.87

41年

(91.8%)

(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

（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 超高度粗放型 高度粗放型 中度精放型 低度粗放型 集约型

时间

41年

13

8

6

2

12

改革前26年

9

4

3

10

改革以来15年

4

4

3

2

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 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 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 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 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 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 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 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基本建设投　96.2　92.3

84.5

80.7　77.5　73.5　 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8　 7.7

15.5

19.3　22.5　26.5　28.1

时期

七五　"1991-1993"　改革前　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　58.8

58.8

81.3

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1.8

28.3

18.7

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 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 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第5篇

【关键词】知识溢出 经济增长 经济学解释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导致了世界性经济的蓬勃发展，而究其原因是有知识溢出的存在，从而把经济增长的创新研究从创造性研究中超越出来，加大了对知识溢出的综合研究，进而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变得密不可分，也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知识的再造则衍生出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知识递阶扩散的一种形式。知识溢出概念的提出最早由Mac・Dougall（1960）在研究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社会收益时，首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1]。Arrow（1962）最早的解释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干中学”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溢出概念”[2]。Griliches（197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更加凸显了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外部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跳过市场交易的平台与其它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在不组织和行业之间被动的、无意识的、非主动的扩散、渗透、吸收和创新，而创新主体并没有给知识创造者以补偿或补偿小与知识创造的价值，造成知识创造者的边际知识收益小于边际知识成本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

二、经济学解释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空间贸易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贸易总量，而且能够加快科技，而收敛与否则很好的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知识溢出的有效度。知识和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贸易国双方的科技。知识和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了解对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部署，对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Arrow、Romer、Lucas等[3]开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资本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那么由于会产生知识溢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不断降低，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均衡。他们提出的模型的共同点则是：经济增长不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决定的，这种决定使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自增长机制。

（二）新空间贸易理论

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与“内生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动态贸易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随着空间经济学和世界技术边界的缩小，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多的倾向于空间，因此，新空间贸易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国与国贸易之间，充分的通过知识解释了国际贸易，以及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知识视为内生增长变量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获取途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活动，Arrow则将“干中学”引入增长理论，提出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引起公共知识资本的增加，进而获取了知识，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即对知识的挖掘和再造。

（三）收敛性

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置关系，在经济学上，可以用知识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与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重要的联系。知识与人才层次和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不高，产业结构的低端性，知识溢出造成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所以说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即知识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是直线相关，是一条收敛曲线。对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后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知识人才驱动阶段，这时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说不具有收敛性。因此，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收敛性可以很好的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切合度及发展状况。

三、结论

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它们是一对内生的过程。这种内生性现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知识溢出或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这可以在经济学中的经验曲线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Mac・Dougall，Gd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

ment from Aboard：A Theory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

[2]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第6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第7篇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为使统治者获取租金最大化而确立的产权结构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发生着必然的冲突，导致整个社会不可能持续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在国家制定、界定并维持了产权结构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制度结构，出现某些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既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差异，也会引起社会公众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精神上的制约。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暂不论其不足，诺思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由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发展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这一发展深刻说明了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作用，当诺思把制度研究引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之后，又使经济增长理论由研究经济的短期增长转向了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与经济发展同一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逐步趋于融合。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归纳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来自于新技术，一国的经济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者是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在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把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把资本和投资的短缺看作是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资本形成实现经济增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的确是很严重的。在战后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增长第一”的发展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同一指标的4.9%的水平，也说明了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却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事实，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两极分化、失业加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引进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机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

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施“增长第一”发展政策带来的困惑，推动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内部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道路。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福利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正当权益等具体目标的确定，已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亚西·萨克斯在《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一文中指出：“模拟增长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坏，使非正常发展正在蔓延。”模拟增长“被认为是在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快速前进的唯一方式，而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概念。的确，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城市中的消费结构和杰出人物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却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在保证全体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时对之加以供应的生产结构”。“为了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看来需要考虑它们国情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们照搬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问题，甚至不可能，它们还需要吸取工业国家走进死胡同的一切教训，以便寻求有本质不同的内源发展模式”[3](P49)。所谓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指国内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以及国内民众创造能量的释放和自觉程度的提高。这一模式正是对“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强调。

第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变量的分析转入内生变量的分析，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融合态势。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源头，可以说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明确划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对象。经济增长理论被明确地规定为“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论”[4](P1)；而经济发展理论则被明确地规定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这两大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别，因而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在当时来说，严格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发展的目标放在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上；但是，混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增长理论过于注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而忽视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实效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理论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1973年6月，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6](P57)显然，这一表述从先进技术的利用、制度的调整方面说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开始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论的结合，使它能够把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这样，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广泛性，涉及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理论经过战后近30年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沉闷的停滞时期。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理论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思路、研究问题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外在分析存在缺陷有关，也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处于困境有关。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调整，经济有所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奇迹”，从而给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再加上，经济增长理论也由对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分析进入了内生变量的分析，由对经济的短期增长进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分析，由对某一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进入了综合因素、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其理论内容、分析方法更加实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感对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框架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态势。

  三、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经济上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凋敝、生产方式落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结构片面畸形，即产业结构低度化、出口结构低层次化，发展为制造业比重上升而农业和采掘业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出口能力低弱、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发展为出口能力明显增强，并使出口结构得到局部的改善。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往来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资本流动量也在增长，技术转让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还比较低，非生产性领域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通货膨胀、债务负担、开发能力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既有强劲的基础、新的起点，同样也有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一，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安排上推动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这一分析工具的应用意味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但是，制度的安排合理与否，则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持续程度。纵观经济发展史，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通过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运用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获得经济增长。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迈进，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本剥削劳动获得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资本的增长大于劳动的增长，因而资本只有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来获得经济增长。显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获得经济增长，实质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安排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中，当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安排特性，是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

第8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4]袁其刚.我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南开大学，2010.

第9篇

关键词：交易费用；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2日

一、交易费用的概念及发展

（一）交易费用的概念。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的各种与交易有关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最早是在1937年由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提出的，并用它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可以减少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交易费用。

（二）交易费用的发展。自科斯把交易费用概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手段以来，交易费用概念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在不断拓展。但作为一个概念，只有当其能被证伪和可测量时，才具有科学的意义。而交易费用作为一个基本经济概念，也要求其能被应用于实证研究。因而交易费用的核算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更科学地衡量经济效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合理变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交易费用的可测性理论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1986年，华列士和诺斯第一次对美国1870～1970年间的交易费用进行了衡量，证实了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增长间存在着正相关性。两作者在20世纪九十年代进一步展开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交易费用衡量在长期经济增长、技术和制度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交易费用与信息革命和企业管理变革间的关系，使这一基本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二、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正相关性

1、交易费用的提高与城市化进程显著相关。城市化割断了生产和消费的直接联系，导致市场交易的增加，特别是非人际交易的增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一些专业性的交易中介机构不断产生扩张，使原来的不可观察交易费用转化为可观察交易费用。这一转化不但不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反而能增进社会福利。中国的体制转换也使原来的隐易费用转化为显易费用，但这并不增加社会总交易费用。

2、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交易活动的增加。产量的增长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些所得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而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交易是没有成本的，我们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运行成本的重要部分。

3、总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一个企业既可以直接进行交易活动，投入直接交易费用，也可以购买中介机构的交易服务，投入间接交易费用。当然，交易服务中介发生的交易费用只是企业外化的交易费用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政府运行费用和个人搜索费用等。将总的费用结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总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也不难得出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结论。

（二）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也会起一定的限制作用

1、尽管交易费用的提高并不妨碍经济增长，但交易费用的提高依然有其限度。就社会总体看，只有当转换边际效率的提高大于边际交易费用的提高时，交易费用的提高才具有经济合理性。并且，在我国相对于转换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相对较慢，从需求诱致供应的市场运行原理看，当交易费用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时，就会产生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以打破发展瓶颈。当前的信息革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生产的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反映了人类对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努力，将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主体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由于在社会中存在许多不可观察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被低估不可避免。可观察的交易费用是指企业、交易中介组织发生的交易费用和国家为维持经济秩序，提供公共服务时所产生的费用；不可观察的交易费用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交易所发生的搜索费用，由于家庭发生的费用不进入任何经济核算体系，因而也无法进入交易费用统计范围，这些不可观察的交易费用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担，如果不将它转换为可观察的交易费用，将会对经济发展起一定的限制作用。

三、改善交易费用的使用，促进经济增长

（一）在一定的交易费用下，更高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专业分工和交换，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的增长。这可能一方面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质有关，也就是尽管经济增长的量上去了，但是许多的经济增长可能是没有效率的；这可能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质”有关，即我国转型中的关系经济为主、市场上层经济发展缓慢及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也会制约我国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另外，这可能和高交易费用省市和低交易费用省市中经济增长对交易费用的不同影响有关。高交易费用省市的经济增长已经对其交易费用没有促进反而有减弱的作用，低交易费用省市的经济增长对其交易费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还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一定的交易费用下，更高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二）正视交易费用的存在。我国总量交易费用的增长还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这表明我国制度结构变化的空间还比较大。同时，这也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发现贸易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长。假如我们笼统地把提高经济增长的方式定为降低交易费用是不准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总量的交易费用是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不得不付出的成本。经过验证我们可以知道，总量交易费用提高的国家的分工越来越细，并形成了一个“市场极”，即交易量最大的地方。相反，为交易服务的部门的增加不仅降低了每笔交易的费用，而且为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应正视交易费用的存在，正确的认识会有利于它的成长，最终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追求的是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的总费用最低。交易费用在企业内外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企业应当追求的是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的总费用最低，这样，市场和企业内部化交易的选择无非是由总费用最低决定的。总费用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四、总结

交易费用是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一样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但是，随着经济组织的变革和交易增进的技术进步，交易费用水平被降低了，专业化的深化得到了实现，同时引起了经济增长。因此，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后，通过开创性发展，经济增长又表现为是转换与交易的互动的结果，交易费用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关系，互动有效将促进它们的共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卢现祥，李小平.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J].经济学家，2008.3.

[2]缪仁炳，陈志昂.中国交易费用测度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2.8.

[3]笪凤媛，张卫东.我国1978～2007年间非市场交易费用的变化及其估算――基于MIMIC模型的间接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8.

[4]金玉国，张伟.1991-2002年我国外在易费用统计测算――兼论体制转型绩效的计量[J].中国软科学，2005.1.

第10篇

关键词：贫困；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长率，从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0.5%。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经济增长促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3上升到0.45[2][3]，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4][5][6]，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即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结果：可持续与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利、社会安全，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带动各个部门，使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脆弱群体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选择

评价和监测包容性增长需要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变量。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包容性增长包括两个关键方面：（1)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保证经济机会有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第一方面强调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方面强调经济机会的可获得性，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机会的可得性，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本研究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选择评价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由于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增长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其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即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前提，那么评价包容性增长就有四个维度。以下对这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即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指标评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参与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森（2005）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营养指标评价获得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结果包容性的主要体现，能否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果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因此，用贫困人口减少以及收入公平两个指标评价参与经济机会结果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承担着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有四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获取基础社会保障（见表1）。确立包容性增长评价维度后，下面将进一步选择目标层指标的指标。

在选择指标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划分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划分范围从大到小，从模糊到具体的方法。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由目标层、维度层、领域层和指标层组成，以上初步预选指标组成了第一轮评价指标集合，下面将进一步选择领域层指标和具体指标。

2.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

第11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贡献；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就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并针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数》中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并在1976年将作战中的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比较，这是首次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早的思想萌芽。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不仅分析了劳动、土地和资本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还论述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实际上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1]。另外，亚当·斯密还对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进行过相应的论述，“学习是一种才能，需要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成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2]。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只是用定性的方法来表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在数量上反映出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对此，舒尔茨说：“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在著作中看到了人力的现实意义，但是人力资本很少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核心内容之中”[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其理论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进行划分，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开始，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再到新剑桥增长理论，最后到新增长理论。

哈-多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这在他们说明劳动、技术不变时，增加物质资本能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正确的。哈-多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用通常的短期分析工具来分析长期问题，从而造成了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根本对立。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其经济增长理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认为新古典模型各个要素很难均衡地变动，因此其内在不稳定；二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M.Romer）、卢卡斯（R.E.Lucass）和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M.F.G.Scott）等人，在对索洛等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化、微观化的新方法，分别建立了具有各自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形成了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作用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力资本拓展了资本的内涵，但人力资本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区别是什么，如何界定它们的不同；第二，许多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测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定量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不少，但定量分析仍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它属非物质财富，需要依靠人和物质来承载，不能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承载的智慧作用于创新、劳动工具承载的智慧作用于生产来实现的。在人力资本与一般资本的概念界定清楚之后，人力资本的计量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未来的研究是要开发出一套衡量人力资本大小的指标和计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新方法。另外，还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人力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匹配，以及激励人力资本发挥影响的制度安排等。

参考文献：

[1]杨依山.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J].理论与学习，2007（10）：55-5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61.

第12篇

关键词：溢出效应 教育支出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7-0036-02

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加大对教育财政经费的投入，形成以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教育投入的加大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更有利于经济快速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系统内部体制不健全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使我国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研究溢出效应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需要研究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而是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研究其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能够进一步细化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为教育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研究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又更加明确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国外研究观点

Nordtveit（2009）[1]认为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中等发展中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教育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发现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输出，使教育支出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讨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深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但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2.国内研究观点

王超和罗然然（2004）[4]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 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在各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德劲（2005）[5]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王延军（2007）[6]考察了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我国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376个百分点，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以促进教育支出增长0.694个百分点。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龙江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投入每增长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长为2.58%。

二、基于溢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纪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资本是最具有生产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后，在舒尔茨的研究基础上，贝克尔、丹尼森等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教育溢出理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卢卡斯、罗默为代表，他们用外部性解释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为研究教育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质如液体和气体等有形物质从容器中无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费掉。经济学家将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将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有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比例，造成经济市场活动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经济。无论是教育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是教育部门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流动对非教育部门产生影响，这两种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引起产出的提高，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各地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区对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阶段的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和斯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他们主要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罗默通过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建立起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因此，人力资本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政府可通过补贴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增长不是最理想的，垄断竞争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我国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更能反映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通过前面两章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应下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说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

2.教育支出、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经济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带动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第二，经济增长会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教育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况产生影响。

四、结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教育支出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从而提高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远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要高，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高素质的文明和生活习惯，这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形和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稳定增长。同时，各地区通过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以科教、人文、生态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为依托，以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溢出效应，推动知识经济密集区和产学研联盟建设，全面促进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

参考文献

[1] Bjorn Harald Nordtveit. Wester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s： Education， growth andsustainabil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2] Hong-Sang Jung， Erik Thorbecke.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human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3] Dmytro Holod， Robert R. Reed III. Regional spillover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J].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罗然然. 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7）：76-78.

[5] 王德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9）： 62-66.

[6] 王延军.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27）：77-78.

第13篇

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2]王玉梅.论经济增长质量之内涵[J].市场论坛，2004，（2）：24-25.

[3]单晓娅,陈森良.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6）：28.

第14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关联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模式来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而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求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在落实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的同时，确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能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优势。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展开研究，能够在明确定位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迅速优化升级探索出路，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 相关概念综述

（一） 产业结构优化概念综述

产业结构优化指的是基于一国经济与资源现状之下，以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为基础，为了进一步满足现有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与要求，便通过一系列措施的落实来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层次，进而便实现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推进一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这一经济活动落实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在发达国家开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其各产业同时表现出相近的变化规律，也就是农业所占比重下降，而工业与服务业所占比重各有不同的上升；第二，在工业产业中，其逐渐实现了向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生产模式的转变，进而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 经济增长概念综述

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出能力，包括了人均产出能力与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还包括了这一时期内一国政治、经济等相应结构模式所发生的变化。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经济增长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以及所产生的效益，进而才能逐渐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而立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角度，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就随之变得丰富，其不单单是指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增加量，同时也要通过相应产业结构模式的构建来实现对能源资源的节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这是最终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所在。

二、 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从现代经济增长内容出发，产业结构优化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而经济增长则是经济增长速度、质量以及效益三者的结合体。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因而其就与经济增长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且相互作用影响，具体来讲为：基于产结构的不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就会不同，相应的经济增长的效益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而从经济增长出发，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是不同的，相应的其对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要求也就不同，因此，只有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才能够在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所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可以简单的阐述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则同样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与活力。

（一） 作用机制与途径分析

1. 作用机制上

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来实现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第一，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作为经济主体需要实现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生产资源的重组，进而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提升自身的经济效益，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下市场实际供需关系就会发生改变，而价格的变化就使得经济主体会转移生产资源到相应的生产部门，以解决供需间的矛盾，通过生产结构的优化来确保自身的经济增长效率。第二，计划机制。计划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实现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与此同时，政府也会对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进而引导经济主体实现合理的投资，以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而通过对作用机制的分析，不难看出，要想确保经济的稳健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就需要正确把握好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需要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指导，以实现资源、资金等的合理配置，推进经济主体落实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以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增长能力与水平。

2. 作用途径

首先，产业结构合理化下的作用途径。主要通过资源利用效率与外部经济效果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如果产业结构聚合质量越高的话，那么其相应的产出量也就越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资源利用效率高，其投入才能够加大，进而聚合能力才会提升，相应的经济产出量就会随之增长；而在外部经济效果上，只有产业结构质量高，外部经济效果好，那么相应的经济增长量才能够随之加大，这就意味着外部经济质量与产业结构下经济的总产量是成正比的。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作用途径。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下，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途径。创新能够促使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进而通过生产力的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二） 相互影响关系分

1. 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当产业结构处于合理化的水平时，相应的资源便能够实现合理的配置，进而能够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先进技术的合理应用，这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以及效益。而其中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一分为二的看，当资源丰富时，经济增长就会加快，但是如果一旦陷入“资源诅咒”，那么相应的产业结构模式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产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以及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旦创新下的技术等达到饱和的状态，就会致使相应技术下的产业结构失去优势，进而就会制约经济增长的步伐，而当创新处于发展阶段，那么自然而然的相应的技术就会促进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与速度。

2. 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影响

这一影响具体表现是：第一，立足于资源角度，经济增长就会使得相应的资源使用效率随之大幅度提高，这无形之中就使得相应的资源增加，相应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第二，立足于市场角度，经济增长下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加，相应的供需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经济主体也就会随着市场的供需变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三，立足于效益角度，经济增长下经济主体就会根据相应的效应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来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第四，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看，落实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实现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确保实现产业结构的可持续发展。

三、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与对策

（一）当前国内在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

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与后劲不足。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与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进而也就使得相应的技术不断被引进，但是，这也是当前国内在技术创新上的一大困境，即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资金比例过低，这就使得技术创新缺乏后劲。以上问题的存在是当前我国实施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问题之一。第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对资源索取上的，这不仅致使能源资源出现危机，同时还严重的破坏了生态环境，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第三，技术引进受阻。当前，中国产业整体发展范围在不断扩大，各产业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拓展，相应的技术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很多技术都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在此背景下，要想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变小，加上高科技领域相应技术的封锁与控制使得技术引进变得更加困难，自身的创新能力又有限，所以这就给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阻碍。

（二） 当前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

1. 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将其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国整体经济虽然迅速发展，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未迈入发达的行列，同样的技术也未实现全方位的遥遥领先，而实现技术的引进与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而针对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只有将现有的技术融入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够逐渐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链中的份额，进而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先进的核心技术来实现自我的创新与突破，这样才能够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赢得发展机遇。将成熟的技术融入于产业的发展之中，能够为实现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而面对当前我国技术引进空间逐渐缩小的问题，需要国内在技术研发上将目光定位在更高端的技术上，但是，高端技术本身在研发中不仅投资大、风险高，且很难基于现有企业来落实，所以这就要求了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力度，以加快技术研发的进度，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

2、 加快服务业发展

从当前国内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看，其产值逐年上升，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在实施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工业相比较而言，服务行业对资源能源的消耗量小，进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低，这就为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这就为服务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岗位，进而解决就业问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服务行业是当前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佳途径，能够更好的落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是以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为作用机制，通过资源利用、外部经济效果以及创新等来实现自身的影响作用。面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明确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际背景，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相结合，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扎实的技术基础，并解决人口、经济以及资源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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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平均每十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辉煌的经济奇迹背后却是能源的大量消耗，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高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中国主要以能源拉动的经济增长呈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1]。当前中国提倡科学发展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确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纵观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主题是提倡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低碳经济，是基于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优化能源利用的结构，最终达到减少温室气体（CO2等）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科学的经济增长观，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目前人类生存的空间状态主要表现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种变暖趋势的危害后果相当严重，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环境空间，这在相当多的经济实验和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检验。经济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与理论应用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经济增长哲学，表明生态经济符合人类生态系统循环规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哲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2]。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实质是经济长期的稳定和理性的增长，这种理性通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增长得到体现。

从经济增长的未来道路来说必然要从以人类自我欲望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以整体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转变。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理念，因为科学的增长从经济哲学意义上说也是建立在生态科学技术创新、生态伦理学进步与经济低碳增长模式的和谐与统一之上。

2能源利用循环系统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能源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喻为经济增长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分类来看，当前世界对能源的依赖主要还是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技术，那么这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与经济增长快速所表现的矛盾已经相当严峻。结构问题，还是结构所造成的后果更重要？为了分析这种后果，有学者以罗默的“增长阻力”作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分析能源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效应，结果发现能源禀赋对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各不相同[4]，这种不同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二是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影响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造成的后果将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禀赋不同必然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种非行为性阻力，在考虑生态平衡与供需平衡的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引导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协同机制相当重要，这种协同机制可用相关的变量来衡量并得出相应的协同系数，作为能源战略实施的绩效评价，具体原理可参考图1的区域能源战略的协同机制作用路径[5]。3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理性增长的框架变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性增长视角提出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框架，创新能源经济增长的理念。构建的研究框架就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应用到能源技术创新中去就是能源经济理性增长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清能源经济增长系统框架内核心变量的作用机理，从而找寻相对应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措施以利于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

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

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研究框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方面：一是找到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二是检验它们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之间是否存稳定的均衡或协整关系；三是能源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变量之间是否形成优化的能源经济系统；四是通过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实施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增长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政策。

4能源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中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源禀赋、制度条件、能源利用技术水平也是极大不同。总体来看，中国能源利用总效率并不高，也就是能源技术的水平有待进一步创新，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整理得出）。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借鉴某些能源资源禀赋较好同时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区域的经验做法尤为重要，东部经济增长较快和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是可以优先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利用区域能源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完善相应的技术信息流渠道，以利于借鉴和模仿，拓展能源技术创新与新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创新新经济增长的理念，丰富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服务人类的整体财富的增长。生态经济是时展的主流，技术创新是核心力量。同时必须立足具体国情，加强信息和技术交流，改善与其他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借鉴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能源利用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表明生态经济是必然趋势[6～7]。生态经济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民主观念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发展需参与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借鉴创新。中国能源消费水平高和能源效率水平低是两个主要制约经济理性增长的最大挑战。如图3所示[8]，能源经济系统表现在能源经过非能源产业部门的转化成为家庭消费，产生的污染治理和废物回收和废弃物回收部门都产生5结语综合前面分析，理性经济增长系统需要兼顾能源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结构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能源技术创新实质利于可持续增长系统，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表现为能源消费结构问题及其产生的经济行为后果。

它们之间的良好协同机制是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必须综合研究。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能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差别较大，从另一个角度看有必要对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好的区域进行研究，然后通过技术和经验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的能源技术创新与筑物和构筑物的空间定位数据、属性数据、分布特征数据等，用于分析和处理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配置和过程，解决复杂的城市资源规划、配置、利用与保护，以及城市政府的资源决策和管理问题。从技术特征来看，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物理外壳是计算机化的技术系统。它由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其操作对象是城市资源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既包括城市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包括这些资源属性特征。从功能上看，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优势在于它的数据综合、模拟与分析评价能力，可以得到常规方法或普通信息系统难以得到的重要信息，实现城市资源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过程的模拟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