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环境污染的特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二氧化硫 污染特征 环境容量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X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5-0225-01

前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中的二氧化硫，素有大气污染元凶的称谓，其对于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巨大，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环境监测部门应该强化认识，做好区域内二氧化硫污染状况的全面分析，确定二氧化硫的环境容量，尽可能将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容量之内，减少其对于大气的污染。

1 实证事例

某省会城市位于中原地区，属于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总面积达到7446平方公里，下辖多个市辖区，固定人口加上流动人口超千万。总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从西南部以此为构造侵蚀中低山地、构造剥蚀丘陵、倾斜平原以及冲积平原。在市区内划分有多个区域，包括高新区、金水区等，中部地区以商业为主，西部工业发达，东部地区属于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置有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发达。不过与此同时，该市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常年雾霾笼罩，主要大气污染物为PM2.5、PM10以及SO2等，这里主要对SO2的污染特征以及环境容量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污染的防治和环境治理提供一些参考[1]。

2 二氧化硫污染特征

2.1 污染状况

在该市市区范围内设置10个环境检测点，利用专业的设备，对二氧化硫污染状况进行检测分析。这10个环境检测点分别布设在中心商业区（4个）、西部工业区（3个）以及东部高新区（3个）。对2009年到2013年的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可以得到二氧化硫月均浓度的变化曲线，如图1所示。

结合曲线图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在冬春季节，二氧化硫的污染最为严重，尤其是11月到来年1月，二氧化硫的月均浓度达到峰值，夏秋季节相对较好。而结合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曲线（图2）可知，除2012年外，其余几年均超出国家二级标准，最高的2009年超出国家标准0.6倍，属于重度污染[2]。

2.2 原因分析

分析市区内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原因，主要是受气象、交通、工业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环境监测站收集到的气象资料，该市全年以偏西风为主，运用Pasquill稳定度分类方法，分析市区稳定性，得到的最终结论为B-C，即处于弱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有利于空气的扩散，但是由于工业区位于西部，在主导风向的影响下，会给整个市区的大气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另外，该市位于北方地区，冬季取暖需求大，而且以燃煤取暖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冬春季节的二氧化硫浓度也就居高不下。

3 二氧化硫环境容量

3.1 标准限值确定

市区包含多个分区，控制区域总面积在1288.32平方公里，属于环境空气质量的二类分区，因此需要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标准限值见表1。

3.2 环境容量计算

结合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在对控制区域内大气二氧化硫环境容量进行计算时，修正A-P值法应该算是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方法，同时由于研究应用较多，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较好。

在该控制区内，二氧化硫环境容量可以利用相关公式计算

其中，Q表示二氧化硫环境容量，104t/a，A表示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系数，104km2/a，c表示区域内的控制浓度，mg/m3，S表示控制区域的面积，km2。

控制区域内二氧化硫的控制浓度同样可以通过公式求得

公式中，表示控制区域标准年均浓度限值，mg/m3，表示二氧化硫的背景浓度值，mg/m3[4]。

3.3 控制系数明确

在二氧化硫环境容量计算中，总控制系统A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相关研究表明，A值的计算同样能够通过公式获得，有

在公式中，VE表示通风系数，与混合层的高度H和混合区域的平均风速u密切相关，有VE=H×u，结合从气象部门获得的相关数据，u的取值为2.2m/s，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中的相关标准，混合层高度H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表示10m高低位置的平均风速，单位为m/s，参照环境监测站采集的数据信息，取值为3.72，为混合层系数，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获取，其值为0.051，f表示地转系数，为地转角速度，取值7.29×10-5rad/s，表示地理纬度，取35°。

代入相关数值进行计算，可以得到控制区混合层高度为2268m，A指为13.941×104km2/a，而结合相关标准，该市的A值在4.2-5.78×104km2/a，取最大值，最终得到控制区域二氧化硫的环境容量为12.55×104t/a[5]。

4 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该市市区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远低于环境容量，不过其年均浓度超出了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污染源是西部工业区的重污染企业。对此，立足该市的发展特点，提出几个防控建议：一是调整工业布局，尽量将位于上风向的重污染企业迁移到下风向，减少其对于市区大气环境的污染；二是对于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应该加强监管，督促其做好烟气脱硫处理，减少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三是应该对市区的能源结构进行优化，以更加清洁环保的能源，如天然气、地热等代替燃煤，促进市区空气质量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余益民.中国生活二氧化硫污染的地域性特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24）：135-136.

[2] 聂丽曼，刘剑锋，秦山.二氧化硫污染特征及其环境容量的研究[J].硅谷，2014，（17）：155-156.

[3] 薛文博，王金南，杨金田，等.淄博市大气污染特征模型模拟及环境容量估算[J].环境科学，2013，34（4）：1264-1269.

第2篇

关键词　制造业；大气污染；环境规制；广东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112-0073-05

近年来，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省污染排放总量也呈上升趋势。2007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6％，工业增加值增长19.8％，增速创近八年新高。但2000―2006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2006年广东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13584亿m3，年均增长10.2％。广东省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等主要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燃烧废气的排放上升，导致空气质量略有下降。2006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126.7万t，比1990年增长3倍。烟尘、粉尘排放在样本期的后半段呈下降态势，这说明广东的环境规制是有一定成效的。

由于总体污染排放尤其是sch排污量居高不下，广东部分城市空气污染不断加重，全省多数地区酸雨污染仍然严重，其中酸雨酸度最强的是佛山市，酸雨量占总降水量的43.6％。广东省气象局公布的《2007年广东省大气成分公报》显示，2007年广东全省灰霾日数达75.7天，比常年显著偏多，这表明广东省各大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日趋严重。2007年是近50多年来广东灰霾日最多的年份，全省有27个市、县的年灰霾日数破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尤以珠三角灰霾较重，年灰霾日普遍在100天以上，其中东莞、新会分别达到213天和238天。灰霾严重表明广东大气尤其是城市大气污染加剧。研究显示，珠三角地区大气中的光化学污染严重，尤其是大气中的细粒子颗粒物比重在增加，造成灰霾天气时能见度明显下降，同时对人体危害更大，造成人体呼吸道、心脑血管、肝、肺等内脏受损。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理解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理。

以往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产业区位布局、生产率减污支出的效应，而几乎没有关注产业特征，如产业的资本密度、产业规模、产业能源消耗和R&D支出与污染排放的关系。例如，Gary和Shadbegian(2003)检验了造纸行业环境规制活动与空气和水污染的排放关系，发现减污支出和受污染影响居民的特征会减少污染排放。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集中研究产业特征、环境规制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互关系，从而有助于评价污染排放的各个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与经验依据。

1　基于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机制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Pargal和Wheeler(1996)的研究模型，考察产业的污染排放机制。该模型认为，污染排放相当于一种商品，其均衡水映了各产业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及社会对环境服务的供给的相互作用关系。

1.1污染需求

决定产业环境需求的因素包括能源、要素密度、产业规模、生产效率、现代生产工艺的采用以及技术创新。

(1)能源投入。大多数空气污染物来自矿物燃料的燃烧。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明显，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也增多。而产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矿物燃料越多，对污染的需求也越多。因此，高能耗的产业往往是污染产业。

(2)要素密度。①物质资本密度与污染。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美国和英国单位产值减污成本最高的产业同时也是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Antweiler等，2001)。因此，依赖机械设备的产业比依赖劳动投入的产业产生的污染较多，部分原因是产业的物质资本密度与能源密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②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与低技术产业相比，高技术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是效率较高、污染较少的清洁产业。另一方面，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较为清洁，因为污染产业通常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熟练劳动)来维持。因此，人力资本密度与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3)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是指产业中单个企业的附加值。一方面，产业的总产出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产出的增加使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下降，这说明资本使用以及污染控制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成为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监控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规模收益。因此，企业规模与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4)效率。污染排放与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具有效率的产业往往是单位产出污染排放较少的产业。

(5)现代生产工艺的采用。新建企业或采用现代生产工艺的企业更为清洁。由于环境规制不断提高，现代的生产工艺往往更加节约资源，因此，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也较少。

(6)技术创新。产业的技术创新会减少污染需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标就是实现工艺创新。而工艺创新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废物循环利用，减少原材料投入，从而减少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

1.2污染供给

环境规制包括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制。正式规制是指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对污染实施控制，包括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方法以及经济手段，如污染税和排污权交易。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式规制较弱甚至缺失，因此，公众通过谈判或游说的非正式规制更为明显(Pargal and Wheeler，1996)。

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E表示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本文使用空气污染物中三种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s02、烟尘和粉尘)对方程进行估计。变量ai和di分别表示产业和年份的特定效应。本文使用19个制造业和7年(1999―2005)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所有的货币单位都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以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19个制造业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加工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和帽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

的复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本文的污染排放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环保局提供的环境统计数据。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统计年鉴》。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工业内部的不同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别很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变动幅度分别为7861.67：1(烟尘排放强度)一60　921.00：1(粉尘排放强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动很小，产业平均污染密度也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动。因此，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集中研究产业特征、环境规制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互关系。

2.1对需求变量的说明

如上所述，广东的大气污染严重，因此本文侧重于对大气污染产业特征的研究。Nit表示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包括煤、焦炭、原油、柴油、煤油、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的消耗。物质资本密度PCI以单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的非工资部分衡量，即，(产业附加值一工资)／就业人数。人力资本密度HCI以单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中支付给熟练工人工资的比重衡量，即工资／产业附加值一非熟练工人工资×就业人数。规模变量SIZEit以单个企业的附加值衡量，即某一产业的附加值／该产业的企业数目。现代生产工艺CAPit是产业的资本支出占附加值的比重，本文以《广东省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城镇固定资产建设和投资总规模”衡量资本支出。产业的资本建设投资越大，产业的机械设备就会越新，因此该数据是衡量产业采用新工艺的较好指标。RDit以《广东省统计年鉴》的新增固定资产衡量。

2.2对供给变量的说明

方程中的REG是一组反映正式和非正式规制的向量。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国家没有制定标准的项目有权限自行设定地方标准。因此，当地方政府实施这些环境标准时就会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由于环境规制具有地方性特征，因此需要分析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制的地方层面的影响因素。衡量正式规制的指标如下：第一，地区的污染投诉率。其含义是地区的污染投诉数量／该地区的产值。第二，地区的失业率。由于地方政府实施正式规制取决于当地的社会问题，因此使用失业率衡量地区的社会状况。失业率影响地方环境规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一个地区的失业率越高，投入污染治理的资源就越少；第二，如果污染企业能提供就业机会，地区的公众会容忍这些企业的存在，这种效应在高失业率地区尤其明显。因此，高失业率会导致宽松的环境标准和吸引更多的污染企业。

衡量非正式规制的指标如下：第一，收入。相关研究表明，收入与规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Daspupta等，2001)，收入越高的地区，对清洁环境的需求越强。富裕地区对污染影响的关注程度高于贫困地区。同时，一个地区的就业机会越多，向政府进行游说以反对污染企业的集体行动的力量越大。本文使用失业率衡量地区收入。

第二，人口密度。一方面，地区的人口密度越高，意味着受污染影响的人口越多，因此反对这些污染企业的公众也越多。另一方面，高人口密度地区的排污效应与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比，不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因此，人口密度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不确定。

第三，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年轻人口比重高的地区更为关注污染问题，对污染企业进行游说的可能性也越大。本文以15岁以下人口衡量年龄结构这一变量。另外，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对环境污染的后果意识就不强。而且，这些地区可能对现有的正式规制渠道的使用也非常有限。因此，污染企业倾向于布局在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本文以地区获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衡量受教育程度。

由于本文的污染数据和产业特征数据要求产业层面而非地区层面的数据，而上述衡量规制指标的变量都是地区层面的数据，因此，需要把地区层面的规制数据相对应转化为产业层面的数据。下面以污染投诉这一变量为例说明如何进行转换。

其中，下标i、r和t分别表示产业、地区和年份，s表示地区r的产业i的产出占全国该产业的比重，PROSit表示地区r的污染投诉占该地区总产出的比重。因此，某一产业占该地区的产出比重越高、污染投诉率越大，PECoprns的值越大。其它变量如地区失业率(REG)、人口密度(REGm)、人口年龄结构(REGagepop)和教育水平(REC-edu)的计算方法相同。这些变量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计算而得。

3　计量结果

表1是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程的估计结果。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结果显示，对SO2而言，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为0，000，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即解释变量与误差项存在一定的关系，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对于烟尘和粉尘而言，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754和1.000，因此无法拒绝原假设，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优。所以，对于SO2本文侧重于讨论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烟尘和粉尘侧重于讨论随机效应模型。

3.1污染需求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2显示，三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能源密度与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另外，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物质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密度与烟尘和粉尘的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这说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度高的产业同时也是高污染密度产业。人力资本密度的符号在理论预期上是不确定的，但估计结果表明，高人力资本产业往往污染密度更大。这一结果与美国和英国的产业特征一致，这一观点在国内首次提出。

表2还显示，烟尘和粉尘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企业平均规模与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呈负相关。但是，资本支出作为现代生产工艺替代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SO2和粉尘估计方程的结果中，R&D与SO2和粉尘的污染排放强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3.2污染供给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2显示，SO2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人口密度与SO2的排放强度呈正相关，这说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产业的污染排放量越大。这是由于人口密度高的地

区，污染企业不易发现，因此规制压力小，产业的污染密度高。另外，教育程度与SO2、烟尘和粉尘的排放强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规制越严格，污染排放越小。人口密度与各污染排放物的关系不显著。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结论

由于产业特征与污染排放之间的联系紧密，因此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而言，理解影响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产业特征至关重要。本文使用广东省19个制造业2000―2006年的数据对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能源使用、物质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污染排放强度与企业规模和R&D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污染排放强度与资本支出呈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就环境规制变量而言，本文使用污染投诉率衡量正式规制，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负且统计上显著。地区人口密度、失业率、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对污染排放强度有影响但不显著，这说明非正式规制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4.2政策建议

(1)根据能源使用密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提出区别污染产品与清洁产品的污染税。本文的结果表明，如果规制指向能源使用，成效将会较为显著。尽管能源使用的下降将会减少污染密度，但根据能源的污染含量而征收不同的能源使用税对一些污染物(例如SO2)将起到明显的作用。因为产业不但具有减少能源使用的动机，而且还具有转向使用清洁能源的动机。例如，转向低硫排放的煤炭或者从煤炭转向天然气。

(2)根据物质资本密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需要辅之以其他政策来抵消物质资本密度不断提高导致的污染排放上升。如果我国制造业的资本累积密度不断提高，这意味着物质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也随着不断提高。由于这两个产业特征变量会增加污染排放强度，这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需要接受和克服的难题。尽管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FDI的流入加快了资本的累积进程，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型产业将逐步获得比较优势。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

第3篇

关键词 产业转移；污染转移；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5-0057-08

一、引 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伴随着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环境产生了清洁要求，由此会让消耗大、污染中的产业从该地区退出。而退出的主要方式，并非对产业进行节约和清洁化改造及升级，而是选择退出成本较低的产业转移方式。因此，近年来地区间的污染产业转移进入了高峰期。上海对高污染低产能的工业企业实施整体搬迁改造正在提速，2015年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力度已由原来的每年500～600家增加至约1 000家。北京2016年基本全面完成了1 200家污染企业的迁出任务，比原计划的2017年提前一年。浙江预计2017年底前完成重污染企业的全部关停搬迁工作。江苏预计2020年全面完成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任务。发达地区污染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对环境的清洁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驱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出于发展当地经济的动机主动抛出橄榄枝“吸污”。“GDP至上”的发展目标容易让政府漠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不惜开出优惠条件，降低环保门槛来吸引产业落地。宝钢计划在2012～2022年10年内将300万吨产能迁出上海，青海、新疆等地均开出了优惠条件。江苏因太湖蓝藻暴发导致供水危机，决定陆续搬迁规模以下化工企业；因违规排污导致数百名儿童铅中毒，浙江也开始大规模地迁出和整治当地铅酸蓄电池企业。消息一出，四川、云南、江西等地纷纷涌来招商引资，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条件诱人。

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所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经调查：内蒙古和宁夏分别在腾格里沙漠腹地建起工业园并引入了大量的化工企业。2014年发现腾格里沙漠的巨大污水处理坑，生态环境和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遭受严重侵害。事实上“沙漠排污”只是污染产业西迁的一个缩影。一系列与高污染行业西迁关系密切的恶性环境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问题。①

发达地区转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方面对中西部承接地的生态环境和公众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增加环境治理成本，甚至引发生态灾难，结果很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助推微弱，还会埋下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祸根。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转出并非退出，由于环境问题的流域性特征和气候问题的全球性特征，即使发达地区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也不能独善其身，享受清洁环境。北京深受雾霾困扰便是很好的明证。

因此，避免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污染避难所”，防范区域间污染产业转移。本文试图利用30个省的面板数据，结合污染产业和污染排放量的地理空间格局变化，对我国区域间因产业转移而伴生的污染转移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提出引导地区间对产业合理承接、促进各地区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污染转移问题由来已久，“污染避难所”假说早在1979年就由Walter et al.[1]提出，随后众多学者就此展开了验证。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研究一开始集中在单纯的国际贸易（Copeland et al.，1994[2]）或FDI流动（Chung，2012[3]），证其与环境的关系（Copeland et al.，1994[4]），而后慢慢做出各类衍生与拓展：将污染天堂假说与库兹涅次曲线结合（Cole，2004[5]）；与波特假说结合（D'Agostino，2015[6]）；建立动态模型（Bogmans， et al.，2010[7]）；应用地理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模型（Ben， et al.，2008[8]）；将集聚效应纳入考虑（Wagner， et al.，2009[9]）；等等。多数学者从跨国贸易的角度验证了假说成立。

由于国家的环境规制是针对一国所有地区均需遵守的法律规范，因此，“污染避难所”假说只是在国家间不同环境规制下才成立。但众多学者对一国内不同地区间的贸易研究，也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豆建民等（2014）[10]和常静等（2015）[11]分析了中国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污染产业的情况，证实了地区间产业转移确实伴生污染转移问题。刘友金等（2015）[12]研究发现污染产业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分散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得出了地区间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损害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但不同地区的环境相对损害存在显著差异。

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间，“污染避难所”假说并不成立。林季红等（2013）[13]研究表明：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不成立，而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时却是成立的。彭可茂等（2013）[14]的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东部及西部并不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而中部则存在；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而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则存在；就特定产业而言，有10类产业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更为开放。Yu et al.（2013）[15]的研究发现，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减弱环境规制水平低带来的对污染产业吸纳水平。张彩云等（2015）[16]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然而也有学者（李梦洁等，2014[17]）研究表明：只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地区间的污染产业转移不一定会带来环境恶化。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之所以会出现国内地区间贸易“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不同验证结果，是由于学者在考虑环境规制的时候，所关注的正式环境规制的指标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容不同（Graafland et al.，2016[18]）。对环境规制的考虑主要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排污费等（张成等，2011[19]）、能源消耗衡量（余菜花等，2015[20]）、污染物排放情况（沈静等，2012[21]）、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张彩云等，2015[16]）等指标。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由公众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和参与环境治理能力体现，多采用环境污染量（韩超，2016[22]）、政协提案数（张华，2016[23]）、收入水平（陆D，2009[24]）、受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一系列指标来综合度量（原毅军等，2014[25]）。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结论不同，源于对环境规制指标设计的不同。就中国而言，正式环境规制是全国性而非地区性的，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则视地区公众的环境诉求而定。因此，如何能够切实反映不同地区真实的环境规制水平，除了考虑正式环境规制以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非环境规制水平。只有综合了地区的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并使该规制能够真实反映并切实影响该地区对污染产业的接纳，才能准确判断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避免产业转移所产生的污染转移政策建议。

本文将收集最新数据，结合污染产业和污染排放量的地理空间格局化，全面探究污染产业转移伴生的污染转移问题，对其特征进行系统归纳。另外学者在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的关系问题时很少考虑非正式环境规制，本文的研究则更加全面合理，分别考虑了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和环境量来衡量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使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三、污染产业区域间转移情况分析

（一）污染产业和区域样本分类

本文参照国务院在2006年的《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中公布的污染产业以及赵细康（2003）[26]对重度、中度、轻度污染产业的划分选取样本，同时将全国30个地区划分为三大区域（见表1）。

本文借鉴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比较分析法（范剑勇，2004）[27]，采用地区污染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的变化，作为地区间的污染产业转移的判断依据，对区域间污染产业的相对变化情况进行衡量。

（二）污染产业区域间转移规模

本文选取2004年、2009年、2014年3个时间截面数据，分东、中、西3个区域，就12个污染产业的转移规模变动进行测算，“+”表示该产业转入，“-”表示该产业转出。剔除价格因素后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就总体趋势而言，从2004年、2009年到2014年，东、中、西部地区间污染产业转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呈现出梯度转移规律：污染产业在转入规模上，中部大于西部，且中部地区部分污染产业向西部转移趋势明显，例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因此，2004年以来，东部转出污染产业、中西部承接污染产业的趋势非常明显。

（三）污染产业区域间转移速度

整理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污染产业转移中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所占比重如图1～6所示②：

比较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东、中、西部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对比重发现：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加快转出步伐，重度污染产业转出在总体污染产业转出中的比例由7%上升到22%；中西部地区承接重度污染产业规模明显扩大，尤其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转入在总体污染产业转入中的比例由8%上升到19%，西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转入在总体污染产业转入中的比例由6%上升到34%。

（四）地区间产业转移所引发的污染转移现象分析③

通过对2004～2014年中国30个地区12类污染产业转移情况分析可以发现：东部省份污染产业转出明显，中部省份个别污染产业也存在明显的向西部省份转移的迹象。从图7中可以看出污染产业在各地区的相对变化：2004～2014年间有9个省出现污染产业相对减少的情况，其中东部地区有7个省，中部地区有2个省。此外，从转移规模变动可知：中西部地区承接重度污染产业规模明显扩大，尤其是西部地区。

选取2004～2014年30个地区的工业三废排放量，可以看出由于产业转移所引发的地区间环境污染变化（见图8），西部各地区的环境状况恶化都比较严重。

四、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污染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状况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低被认为是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本文选取30个地区的最新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的污染产业转移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解释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污染产业转移。某产业在区域间转移必然带来转出地产值减少和转入地产值增加，因此地区间污染产业转移可采用各地区污染产业产值占污染产业全国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该指标选取一直争议较大。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支付成本来衡量规制水平。该指标由多种数据综合而成，较单一指标更有说服力。该指标由3部分组成：①污染治理投资额：由与污染防治相关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构成；②治污设备运行费用：由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和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组成；③缴纳的排污费。

本文运用环境规制相对水平作为环境规制指标，即用各地区单位产值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比上全国单位产值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表示。该值大于1说明该省环境规制水平高于全国，该值越大，说明该省环境规制越严格。另外，考虑到环境规制水平的改变最终影响到污染产业转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本文选用环境规制相对水平的滞后一期；同时，结合“波特假说”，加入二次项。

鉴于环境规制指标中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偏重于污染治理，同时，环境规制从法理意义上来看是对全国各地区的环境具有统一的约束力，治理成本高并不能完全说明规制水平高，也可能是污染严重的结果；因此本文同时选取了非正式环境规制指标――环境量。当地的环境量越大，说明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环境保护参与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环境规制的水平。同样选用滞后一期，并加入二次项。

控制变量主要考虑以下内容：①劳动力相对成本：出于成本利润的衡量，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②交通状况：优良便利的交通状况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会吸引产业转入。③产业结构：较大的第二产业比重意味着旺盛的工业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工业市场潜力，吸引产业转入；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提高对环境的清洁需求，导致污染产业转出。因此加入二次项。④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合作，节约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丰富的资源聚集形成庞大的市场，正的外部性促使产业转入。⑤政策因素：各地政府的税收和投资政策对于产业转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较低的税负和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有助于产业转入。

总体上，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因素涵盖了成本和市场方面。其中成本因素主要由环境规制相对水平、劳动力相对成本、交通状况、集聚效应、政策因素等体现，市场因素则由产业结构体现。

总结变量选取与衡量如表3所示。

（二）数据处理与模型构造

本文收集了30个地区2005～2014年的年度数据。对原始数据④做剔除价格因素处理，并构造比重和相对量用于计量分析。采用Stata13.1计量软件。

根据以上对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因素分析，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cyzyit=α1hjgzit-1+α2hjgz■■+βkXitk+α0+μi+εit

cyzyit=α1hjxfit-1+α2hjxf ■■+βkXitk+α0+μi+εit

其中，Xk（k=4，5，6，7，8，9）代表序号为4～9的控制变量；相应的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模型误差项，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希望截距项能反映一定的个体特征，截距项和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定性的角度来说，选择固定效应会更适合本模型的估计。从实证角度，豪斯曼检验结果也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表4和表5给出了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和环境量分别作为环境规制指标的各模型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比较表4中模型1～3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的系数方向符合选取变量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且显著性较优。

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呈现“U”形，一次项和二次项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污染产业先转出后转入。在拐点发生之前，污染产业由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从而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

控制变量4～9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具有如下特征：①劳动力成本对污染产业转入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这是由于产业转入地会优先选择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②交通状况对污染产业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状况作为地方基础设施的组成要素，交通越便利，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越能吸引产业转入。③第二次产业比重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呈现倒“U”形。第二次产业比重越高，说明地区的工业品市场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污染企业转入便有利可图；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提高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导致污染产业转出。④集聚效应对污染产业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企业间交流合作，节约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共享基础配套设施，增强技术外溢，丰富的资源聚集形成庞大的市场，正的外部性促使产业转入。⑤优厚的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显著促进污染产业转入。税负越低，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越有助于吸引污染产业落户当地。

比较表5中的回归结果，模型3依然具有系数方向符合选取变量时的判断，且显著性水平较好。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类似，这里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不再展开。着重比较两个解释变量――正式的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可以发现，两者对污染产业转移影响的方向相同，都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污染产业先转出后转入。稍有区别的是，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更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的环境规制对各地区的排放标准都有同样的要求，但产业不同所产生的排放量各异，因此地区间的环境治理投资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对地区间的污染产业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强于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这说明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参与度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日益显现。同时，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U”型影响也暗示了企业可能会因为清洁生产技术或治污技术的改善而减少污染产业转出。此外，劳动力相对成本、交通状况、产业结构、集聚效应，以及包括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因素等也显著影响污染产业转移，其中产业结构、集聚效应、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强；而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交通成本、税收成本等因素趋同，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较弱。

鉴于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当地的环境状况的现实，根据实证分析结论可知：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可以抑制污染产业转入；通过清洁化改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能够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的污染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具体而言有以下政策建议：

（一）强化公众环保参与度，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公众对于环境的清洁要求逐步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日益显现，污染企业寻求转移出路。而中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参与度较低，污染企业才会有生存的土壤。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首先必须使公众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加强环境危机意识，清楚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提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支持，保证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另外，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促进环保非正式组织的发展，丰富公众参与形式。

（二）推动发达地区污染产业转型升级和清洁化治理

环境污染具有流域性特征，产业转移伴生的污染转移，处在同样流域中的东部地区也不能独善其身。目前中西部地区尚未有条件对污染企业进行统一治理，发达地区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既然集聚效应和固定资a投资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强，因此强制污染企业迁入各种类型的工业区或开发区，并提供基础配套设施和排放统一治理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可以有效地抑制污染产业对环境的污染。政府必须制定排放量的限制并让企业严格执行，排放集中治理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处理的技术条件。费用可以通过排污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多方共同承担，也可以采用信贷优惠、财税优惠等鼓励政策，支持园区和企业的排放集中治理投资。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当地政府因企业迁移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避免了大规模污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三）合理对待“U”形曲线

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U”型影响，意味着采用清洁技术或治污技术可以减少污染产业转出。目前，我国污染产业主要由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其中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起着主要作用。可以断定现阶段的规制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正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环境规制水平不同，所处的“U”形曲线位置则不同，因此各地区之间无法相互借鉴彼此的做法，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来实现污染产业转型升级；也不能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由，继续降低环保门槛，吸引污染企业投资。可见，各地区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加强环境规制，激励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提升创新研发动力，平稳跨越拐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注 释]

① 相关数据源自新浪财经http：//.cn，人民网http：//.cn，新华网http：//.cn等。

② 数据来源：2005～2015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③ 相关的数据来源：2005～2015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5～2015年《中国环境年鉴》。

④ 相关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6～2015年《中国环境年鉴》；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 Walter I，Ugelow J 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Ambio，1979，8：102-109.

[2] Copeland B R，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3）：755-787.

[3] Chung 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Outward FDI：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s，2012，47（2）：463-467.

[4] Copeland B R，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3）：755-787.

[5] Cole M A. Trade，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xamining the Linkage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8（1）：71-81.

[6] D'Agostino L M. How MNEs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gra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Economia Politica，2015，32（2）：245-269.

[7] Bogmans C，Withagen C A.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A Dynamic Perspective[J]. Revue ？conomique，2010，61（1）：103-130.

[8] Ben Kheder S，Zugravu-Soilita 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 Geographic Economy Model in a Comparative Stud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8.

[9] Wagner U J，Timmins C D.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9，43（2）：231-256.

[10] 豆建民，沈艳兵. 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96-102.

[11] 常静，赵凌云.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15（18）：139-141.

[12] 刘友金，曾小明，刘京星. 污染产业转移、区域环境损害与管控政策设计[J]. 经济地理，2015（6）：87-95.

[13] 林季红，刘莹.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3-18.

[14] 彭可茂，席利卿，雷玉桃. 中国工业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基于2002―2012年工业总体与特定产业的测度与验证[J]. 中国工业经济，2013（10）：44-56.

[15] Yu X，Bu M，Wagner M，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Multinationals' Investment Decision in China[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3，20（1）：85-99.

[16]张彩云，郭艳青.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2015（10）：96-108.

[17]李梦洁，杜威剑.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与转出地的环境影响研究――基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分析[J]. 产经评论，2014（5）：38-47.

[18] Graafland J，Smid H. Reconsidering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license Pressure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SM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41：967-977.

[19] 张成，陆D，郭路，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

[20]余菜花，崔维军，李廉水.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检验[J]. 经济体制改革，2015（2）：115-119.

[21] 沈静，向澄，柳意云.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2000―2009年面板稻菽P偷氖抵[J]. 地理研究，2012（2）：357-368.

[22] 韩超，张伟广，单双. 规制治理、公众诉求与环境污染――基于地区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经验分析[J]. 财贸经济，2016（9）：144-161.

[23] 张华. 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2016（7）：74-90.

[24] 陆D. 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 经济研究，2009（4）：28-40.

[25] 原毅军，谢荣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9.

第4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遥感技术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也时有发生。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感技术是获取环境信息的有力手段，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极有效的技术。运用遥感技术监测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状况，正确评价环境质量，寻求改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1遥感技术概述

1.1基本概念

遥感技术是从卫星、飞机或其他飞行器上收集地物目标的电磁辐射信息，判认地球环境和资源的技术。它是60年代在航空摄影和判读的基础上随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综合性感测技术。任何物体都有不同的电磁波反射或辐射特征。航空航天遥感就是利用安装在飞行器上的遥感器感测地物目标的电磁辐射特征，并将特征记录下来，供识别和判断。

1.2特点

遥感技术具有监测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质量高，便于进行长期动态监测等优势，还能发现用常规方法往往难以揭示的污染源及其扩散的状态，因此遥感技术正广泛地应用于监测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不需要采样而直接可以进行区域性的跟踪测量，快速进行污染源的定点定位、污染范围的核定、大气生态效应、污染物在水体、大气中的分布、扩散等变化，从而获得全面的综合信息。

2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

遥感技术是一种利用物体反射或辐射电磁波的固有特性，远距离不直接接触物体而识别、测量并分析目标物性质的技术，根据所利用的波段，遥感监测技术主要分为可见光、反射红外遥感技术、热红外遥感技术、微波遥感技术三种类型.当前，遥感的应用已深入到农业、林业、渔业、地理、地质、海洋、水文、气象、环境监测、地球资源勘探、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和军事侦察等诸多领域。

3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的应用

3.1水环境污染遥感监测

对水体的遥感监测是以污染水与清洁水的反射光谱特征研究为基础的，可以采用以水体光谱特性和水色为指标的遥感技术。遥感监测视野开阔，对大范围内发生的水体扩散过程容易通览全貌观察出污染物的排放源、扩散方向、影响范围及与清洁水混合稀释的特点.从而查明污染物的来龙去脉。

3.1.1泥沙污染及水体浑浊度分析

水体中泥沙含量增加使水反射率提高.随着水中悬浮泥沙浓度的增加及悬粒径增加，水体反射量逐渐增加，反射峰亦随之向长波方向移动，即红移.又由于水体在0.93～1.13μm附近对红外线吸收多，不适宜作悬浮泥沙浓度的判定波段.定量判读悬浮泥沙浓度的最佳波段应在0.65～0.85μm之间。

3.1.2城市污水监测

城市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中带有大量有机物，它们分解时耗去大量氧气，使污水发黑发臭，当有机物严重污染时呈漆黑色，使水体的反射率显著降低，在黑白像片上呈灰黑或黑调的条带.使用红外传感器，能根据水中含有的染料、氢氧化合物、酸类等物质的红外辐射光谱弄清楚水污染的状况.水体污染状况在彩红外像片上有很好的显示，不仅可以直接观察到污染物运移的情况，而且凭借水中泥沙悬浮物和浮游植物作为判读指示物，可追踪出污染源。

3.1.3废水污染和水体热污染调查

废水由于水色与悬浮物性状千差万别，特征曲线上的反射峰位置和强度也不大一样。废水污染一般用多光谱合成图像进行监测，有的根据温度的差异也可用热红外方法测定.热污染使用红外传感器，能根据热效应的差异有效地探测出热污染排放源，热红外扫描图像主要反映目标的信息，无论白天、黑夜，在热红外像片上排热水口的位置、排放热水的分布范围和扩散状态都十分明显，水温的差异在像片上也能识别出来.利用光学技术或计算机对热图像作密度分割，根据少量同步实测水温，可正确地绘出水体的等温线.因此热红外图像能基本上反映热污染区温度的特征，达到定量解译的目的。

3.2大气污染遥感监测

大气遥感是利用遥感器监测大气结构、状态及变化。对于水汽、二氧化碳、臭氧、甲烷等微量气体成分具有各自分子所固有的辐射和吸收光谱，可以通过测量大气的吸收及辐射的光谱而从其结果中推算出来。

3.2.1有害气体的监测

人为或自然条件下产生的SO2、氟化物等对生物肌体有毒害的气体，通常采用间接解译标志进行.植被受污染后对红外线的反射能力下降，其颜色、纹理及动态标志都不同于正常的植被，如在彩红外图象上颜色发暗、树木郁闭度下降、植被个体物候异常等，利用这些特点就可以间接分析污染情况.对于地面污染，例如农田遭受污染之后，作物的生长将起特殊变化，地下水的污染也会引起地面植被的变化，与正常生长区的作物有不同的光谱表现.多光谱成像仪能监测这些变化，从而圈定地面污染分布范围，进一步对地面污染预防规划。

3.2.2臭氧层监测由于臭氧对0.3μm以下紫外区的电磁波吸收严重，因此可以用紫外波段来测定臭氧层臭氧含量的变化.在2.74μm处有个吸收带，可以用频率为11083MHz的地面微波或用望远镜来测定臭氧在大气中的垂直分布.又由于大气中臭氧含量高则温度高，又可以用红外波段来探测。

4发展趋势

遥感影像获取技术方面，随着高性能新型传感器的研制开发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资源遥感对高精度遥感数据要求的提高，高空间和高光谱分辨率已是卫星遥感影像获取技术的总发展趋势。雷达遥感技术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影像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一些地物的穿透能力，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以地球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对地观测数据获取系统必将是当前及今后遥感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遥感信息模型的发展方面，遥感信息机理模型的发展和拓宽，特别是不确定性遥感信息模型与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与综合应用也将是一个重要研究和应用方向。将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PS）、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ES）技术集成，利用环境污染遥感监测集成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智能化程度，从而大扩展环境监测的应用范围，开发集GPS、RS、GIS、ES于一体、适合环境保护领域应用的综合多功能型的遥感信息技术，也将是今后环境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

5结束语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应依托我国的对地观测技术和对地观测系统的发展计划，同时充分利用国际上资源环境卫星系统，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大力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并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监测网点和常规监测方法，采用遥感技术与地面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遥感监测系统。

参考文献

[1]李晓雪.基于遥感技术的环境监测应用分析[J].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15（04）

第5篇

关键词：畜牧业；养殖；环境污染；特征；治理

1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特征

1．1化学污染

畜牧养殖过程中会使用到很多化学饲料，但是一般畜禽对于蛋白质的利用率都比较低，饲料中含有的氨、磷都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氨和磷挥发到大气中会增加大气的氨含量，为酸雨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养殖户将畜禽粪便用于农作物生长，会增加土壤中的氨、磷含量，造成土壤污染，再通过土壤冲刷和渗透作用对地下水形成污染，人们生活中使用地下水，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1］。所以，在畜牧业养殖过程中，饲料中的氨、磷含量会对大气环境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对农作物生长和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1．2自污染

畜牧业养殖过程中，自身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主要是因为畜禽养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粪便，粪便中含有很多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污染的物质，如果没有对这些粪便进行有效的处理，就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会对周围居民生活质量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2］。畜禽长期处于低度氨环境中，随意焚烧畜禽粪便会污染空气质量，甚至可能引发火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因素

2．1缺乏环保意识

目前，大部分畜牧业养殖户还未意识到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认为工业和生活才是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关键性因素。在畜牧养殖过程中，缺乏环保意识，没有对养殖场进行合理布局，也没有配置相应的畜禽粪便池，粪便直接输送到种植业中，通过土壤和挥发对地下水和空气造成了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的情况出现。

2．2资金投入力度比较低

在我国大部分小规模养殖户都是贫穷农民，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一般采用的露天养殖，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随意性比较强，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2．3养殖模式转变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养殖业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造成大量粪便累计，粪便不能及时用于农作物生长中，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品频繁出现在生活中，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养殖户为提高畜禽的成活率，会使用这些药品防治疾病的出现，促使畜禽快速成长，药物残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也对人畜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作用。

3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治理

3．1提高环保意识

当前，在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目标，就必须使养殖户认识到科学养殖的重要性，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增强养殖户的环保意识，合理布置养殖场的布局，加强养殖业和种植业的联系，及时将畜禽粪便投放到农作物生长中，避免粪便大量积累，在挥发作用和渗透作用下造成生态环境污染。通过增强养殖户的环保意识，使其在养殖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为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要使更多贫穷的农民富起来，可以鼓励农民小规模养殖畜禽，但是，也要树立环保意识，在畜牧养殖过程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配置相应的粪便处理池，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帮助养殖户解决畜禽养殖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基础社会建设不齐全的养殖户，应该督促其快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3］，始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畜牧业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提供充分的保障。

3．3养殖方式转变中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在畜牧养殖业转变发展方向的时候，要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畜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就必须加强环境治理工作，将种植业和养殖业联系起来，使畜禽养殖中产生的粪便可以技术投放到农作物生长中，一方面，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另一方面，避免畜禽粪便堆积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最后，在畜禽养殖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品，主要是因为这些药品会对人畜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药品残渣也会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1］田发荣，田玉屏，杨光，等．山区畜禽规模养殖环境污染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J］．湖北畜牧兽医，2013，34（6）：92－94．

［2］孟祥海，张俊飚，，等．畜牧业环境污染形势与环境治理政策综述［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4，30（1）：1－8．

第6篇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挑战，畜牧业养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坚持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集中精力治理畜牧业养殖中的环境污染。本文主要从畜牧业养殖工作中环境污染的特征出发，从而探究出有效的治理措施，为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关键词：

畜牧业；养殖；环境污染；特征；治理

1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特征

1．1化学污染

畜牧养殖过程中会使用到很多化学饲料，但是一般畜禽对于蛋白质的利用率都比较低，饲料中含有的氨、磷都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氨和磷挥发到大气中会增加大气的氨含量，为酸雨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养殖户将畜禽粪便用于农作物生长，会增加土壤中的氨、磷含量，造成土壤污染，再通过土壤冲刷和渗透作用对地下水形成污染，人们生活中使用地下水，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1］。所以，在畜牧业养殖过程中，饲料中的氨、磷含量会对大气环境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对农作物生长和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1．2自污染

畜牧业养殖过程中，自身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主要是因为畜禽养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粪便，粪便中含有很多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污染的物质，如果没有对这些粪便进行有效的处理，就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会对周围居民生活质量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2］。畜禽长期处于低度氨环境中，随意焚烧畜禽粪便会污染空气质量，甚至可能引发火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因素

2．1缺乏环保意识

目前，大部分畜牧业养殖户还未意识到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认为工业和生活才是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关键性因素。在畜牧养殖过程中，缺乏环保意识，没有对养殖场进行合理布局，也没有配置相应的畜禽粪便池，粪便直接输送到种植业中，通过土壤和挥发对地下水和空气造成了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的情况出现。

2．2资金投入力度比较低

在我国大部分小规模养殖户都是贫穷农民，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一般采用的露天养殖，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随意性比较强，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2．3养殖模式转变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养殖业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造成大量粪便累计，粪便不能及时用于农作物生长中，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品频繁出现在生活中，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养殖户为提高畜禽的成活率，会使用这些药品防治疾病的出现，促使畜禽快速成长，药物残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也对人畜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作用。

3畜牧业养殖中环境污染的治理

3．1提高环保意识

当前，在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目标，就必须使养殖户认识到科学养殖的重要性，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增强养殖户的环保意识，合理布置养殖场的布局，加强养殖业和种植业的联系，及时将畜禽粪便投放到农作物生长中，避免粪便大量积累，在挥发作用和渗透作用下造成生态环境污染。通过增强养殖户的环保意识，使其在养殖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为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要使更多贫穷的农民富起来，可以鼓励农民小规模养殖畜禽，但是，也要树立环保意识，在畜牧养殖过程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配置相应的粪便处理池，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帮助养殖户解决畜禽养殖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基础社会建设不齐全的养殖户，应该督促其快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3］，始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畜牧业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提供充分的保障。

3．3养殖方式转变中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在畜牧养殖业转变发展方向的时候，要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畜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就必须加强环境治理工作，将种植业和养殖业联系起来，使畜禽养殖中产生的粪便可以技术投放到农作物生长中，一方面，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另一方面，避免畜禽粪便堆积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最后，在畜禽养殖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品，主要是因为这些药品会对人畜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药品残渣也会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作者：蒲文娟 单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田发荣，田玉屏，杨光，等．山区畜禽规模养殖环境污染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J］．湖北畜牧兽医，2013，34（6）：92－94．

第7篇

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在环境监测中有了新的广泛运用。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有着重要的作用。该文将主要阐述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以及环主要指标的筛选，并对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和损害鉴定的实现进行论述。

关键词：

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环境下，与环境污染相关联的一系列鉴定流程以及评估过程，均由定性判断向着定量判断方向发展。通过计算机处理相关的监测数据，来作为评估的依据。在当前正规的环境监测流程中，对相关的赔偿金额做出了调整，将环境成本体现出来。在环境监测之下，体现了环境污染的风险，加大了应急状态下的处罚力度，这对缓解污染具有积极意义。

1环境监测的主要作用

1.1运用有效监测构建完整的污染损害鉴定体系环境监测是评估鉴定个的基础，是技术分析层的主要支撑。当前，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环境下，环境监测与鉴定评估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新的技术也代替了旧有的管控思路，在推行新的环保政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环境监测与污染鉴定评估体系拥有多重的控制指标，需要多层级的成套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实现。

1.2明确了环境监测体系内的根本权益多层及的区段污染评价指标，在量化污染造成的损失方面具有精确性，对有效的实现赔偿十分有利。在增进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污染鉴定的关联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3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息息相关在环境污染鉴定评估中，监测的原数据是后续相关工作的根本参考依据，这类数据具有技术特性，是在常规环境鉴定框架内评价的数值。在环境监测和管理控制中，有利于加快污染损害鉴定的效率。基于现代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新型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体系，对区域环境的过程监测与控制密切相关。

2环境监测中的相关指标选择

2.1大气污染监测指标当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时工厂废气、供暖、发电和运输等带来的排放气体。主要是燃烧排放，根据污染形成的机理可以分为：氧化特性损害、气体还原危害、酸碱危害和粉尘危害。在筛选这些指标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注重工业密集区的同时也要重视居民生活方面的排放。气体污染物中主要有硫化物、氧化物、其他污染气体以及碱性气体和粉尘等。其代表性指标有甲醛、二氧化硫、硫化氢、氯气、臭氧、二氧化氮、氨气以及重金属和粉尘等其他氧化物。

2.2水体污染检验指标水体污染的路径较为复杂，主要有大气附带着的杂物随同降水排下进入水环境；工矿废水、农药污染，固体废弃物流入水体也会造成污染。水体污染的主要检测指标有酸碱度、总盐分含量、溶氧量、生化必备氧量以及氰化物、还有重金属含量。这里的指标筛选需要采用双重的步骤，先收集样本，采用色谱仪器获得相关的数值。再由计算机仪器设备所显示的相关数值进行多层级的定量指标筛选。

2.3土壤污染监测指标重金属关联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监测土壤污染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比水体和大气污染的指标。土壤污染的监测在样本选择方面更加的复杂，检验过程更加的繁琐，需要消耗诸多的化学制剂来进行解析和实验。故结合土壤污染监测的特征，在筛选样本的过程中，可首先明确区域内的土壤污染现状，再筛选相关指标。

3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以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3.1监测点布设精准在监测大气污染的过程中，考虑到李东态势下的线性排放，固定点的排放都密切关系着作物的生长。监测点的布设应凸显典型性特征，能够代表相应区域的污染表现特征。同时，在布设监测点的时候还应考虑到风向、扩散浓度，以此选择定位最优的监测点。显然，监测点布设的精准程度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在布设水体污染监测和土壤污染监测的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实际的监测环境。在选择水体污染监测点时，需要拟定多重机井，综合考虑深度以及水体本身的特征。同时还需要有效的收集区域内农田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状。对残存的农药进行估算，以此为参照，对监测结果进行帅选，进一步设定细化的指标。在设定土壤污染监测点的时候，因结合大气、水体监测的情形，并考虑到土壤污染具有长期累积和持久污染的特征，对监测结果进行有效的处理，获取关联的监测数据。而在作物生长的时节与作物收获之后的时间，对土壤污染的监测应进行持续的监测，并进行对比分析。下列表1、2、3即为监测点获取的相关数据。

3.2选择最佳监测频次鉴定污染损害根据不同对象监测的相关特征，在环境计划监测之前，便应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监测进行基本分析。比如：土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并未受到污染，那可以在下一年度再去进行监测；若是某区域新增工矿企业，便需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监测频率。并结合相关的、投诉来增减部分区域的监测密度。而对区域环境污染的损害鉴定便是结合这些相关的数据而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和分析。在当前计算机运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形下，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环境监测中的生物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十分敏锐。

参考文献：

[1]戴中华,薛琦,蒋鹏,张华.论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推进的困境与发展建议[J].广东化工,2014(10).

第8篇

关键词：绿色保险；内涵；外延；属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166-03

自2008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路线图。然而，几年时间过去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仅限于在少数几个省市试点，投保企业较少，且虽然目前国内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可提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其所开发的此类险种并不丰富，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险体系发展依然缓慢。究其原因尽管有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论研究的滞后。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质的规定性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对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内涵与外延

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质的规定性研究首先要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即只有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定义进行科学规范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其他基本理论范畴进行更科学地分析。

（一）环境责任保险的内涵

环境保险可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来进行归纳。所谓广义的环境保险泛指一切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等有机协调发展的保险的统称，是保险业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理念、路径与目标。狭义的环境保险是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等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制度，所侧重的是对被保险人在正常营运中或发生事故时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环境责任保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将环境责任保险定位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准公共产品的界定还不完全统一，但在准公共产品的主导者是国家或政府这点上理解是一致的。而国家或政府行为的目的是以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为目标，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通过环境污染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可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维护受害者利益，保证企业稳定经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保障社会安定。第二，对于环境责任保险的投保方式宜采取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立法模式，通过设立政策性保险机构与商业保险公司分工协作来实施。我国企业的保险意识普遍偏低，通过保险分散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意识更为薄弱，现在的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大多属于自愿性保险，多数企业没有参加该项保险，通过自愿保险的方式难于达到将企业污染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内在化的目的。基于此，对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应实行以强制保险为主、以自愿保险为辅的投保方式，采取就地承保、风险分散的策略而由不同方式的承保机构来承办。即对存在高度危险的突发性环境污染行为应采取强制投保方式，而对危险程度不高的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可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应采取强制投保方式，但对危险程度较小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单位，其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可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对于采取强制投保方式的，可由政府出资设立一个专门的政策性环境保险机构来开展相应的业务，对于采取自愿投保方式的，可由现有的当地财产保险公司就地直接承保。第三，环境责任保险应实行行业差别费率与企业弹性费率。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即针对不同行业适用不同的保险费率，但由于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经营环节、技术水平各有特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的危害性都不一样，因此，对不同企业要实行弹性保险费率，保险公司应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防范措施、危险增加程度等因素，在规定的行业费率范围内有区别地制定保险费率。第四，实行环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和索赔期限。现代化的大生产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生产，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一旦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其损害既有当前的实际发生的损害，又有潜伏性的、在一定期间滞后发生的损害，有可能是数千元的经济损失，也可能是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这在事先是无法预料的。我国现阶段的保险机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都有限，如果对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实行全部赔偿，保险机构自身就会陷入无限的经营风险之中，这种结果无疑不利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开展。笔者认为，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应实行责任限额制，由被保险人自己选择，被保险人选定的赔偿限额便是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经济赔偿责任只能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同时，为平衡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应该在保险单中使用“日落条款”，即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2年的期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任何人超过这一期限向被保险人请求环境责任赔偿的，保险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期限内，对保险单有效期内发生的被保险人环境侵权索赔事件，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外延

环境责任保险的外延主要是指环境责任保险的险种构成，而环境责任险的险种构成又与科学合理的行业环境风险评估准则和污染损害赔偿标准密切相关。行业环境风险评估准则主要用于测定行业的环境风险等级，评价行业的实际污染与危害，确定哪些行业需要实施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污染损害赔偿标准则主要用于规范损害赔偿范围，核算污染实际造成的损失。目前，国家环境保护部就环境损害评估和损害的赔偿鉴定的相关领域，以不同的形式由不同单位开展了相关研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险种设置上应与之相对应。现阶段至少可以开办以下一些环境责任险种：（1）核事故风险责任险。即以核泄漏、核辐射、核污染、核爆炸等核风险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2）海洋环境责任险。即以海洋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环境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3）水污染责任险。即以生产者或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水体污染或所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4）声震污染险。即以生产者或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噪音以及震动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5）辐射责任险。即以计算机、移动通信工具以及其他辐射源的生产者，因其产品辐射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

二、环境责任的性质界定

环境责任保险是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和公众环境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由公众责任保险发展而来的。随着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环境侵权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受害人求偿的变化。但是企业排污难免，因此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甚至面临破产、倒闭，造成纵然受害人得以胜诉求偿，但污染者无力对所有受害人赔偿其损害。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就是要将环境侵权责任风险转嫁出去，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分散危险、分摊损失、进行经济补偿正是环境责任保险属性的体现。

（一）一般属性

环境责任保险的一般属性主要是从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来进行定位的，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即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第三人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得以适用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三人存在，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无从发生，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支付保险金。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责任保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受害人的利益而存在。

（二）特殊属性

环境责任保险尽管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但除了具备第三者责任保险一般属性之外，它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这主要与环境责任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有关。虽然环境责任保险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环境责任保险本身所具公益性特点决定了它具有自我保险的性质。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假如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倘若被保险人自有场地受到污染损害而无力治理，受损害的又何止是被保险人呢?因此，环境责任保险不应只针对第三人受到的损害，还应针对被保险人受到的损害。从这点而言，环境责任保险是由保险人既保障被污染者利益，也保障污染者利益的一种双重保障机制。这也是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采取的政策导向。

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一般属性，就能对环境责任保险活动进行理性定位，使环境责任保险活动能较规范运行。同时，把握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殊属性，就能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方向，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率。

三、环境责任保险的基本特征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责任保险，既有一般责任保险的特征，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一）环境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

1.环境责任保险的标的不是人身，也不是有形的财产，而是投保人的民事法律风险。作为环境责任保险承保对象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而法律体系完善和普及程度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的先决条件，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赔偿责任能不能得到确认，如何确认以及确认以后向经济补偿转化的标准等问题。因此，环境责任保险产品的有无以及市场拓展必须以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程度和人们的法律意识为前提。

2.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从环境责任保险的经营实践来看，它在承保时一般根据业务的种类或被保险人的要求，采用下列承保方式：（1）独立承保方式，保险人签发专门的环境责任保险单，是完全独立操作的保险业务；（2）作为一般财产保险业务的附加险承保的方式；（3）作为公众责任保单承保的方式。

3.设置赔偿最高限额制。环境污染往往造成巨大损失，赔偿责任难以估计，其金额之高有可能使得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的境地，若在责任保险中没有赔偿额度的限制，保险人自身就会陷入无限的经营风险之中。因此，保险人在承保环境责任保险时，有必要设置赔偿的最高限额。一般赔偿限额的设置分为三类：一是保险期间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二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三是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殊性?

环境责任保险除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以外，相对于其他责任保险来说，又有其自身的特性：

1.承保条件严格，承保责任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环境污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一旦发生污染事故赔付额较高，因此，保险公司在调查和赔付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和财力，出于经营利润和收益平衡考虑，往往对承保责任和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

2.保险利益的不确定性和认定的复杂性。环境污染发生具有即发性或延时性的特点，因此其保险利益的一方面是确定的，即虽合同成立时，利益尚不能确定，但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必能确定。另一方面，是不确定的。如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显性的如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隐性的如累积型环境侵害。其次，赔偿责任的不确定性，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而造成的损害无法把握。

3.个别确定保险费率，具有特定性。环境责任风险的确定过程中需要较高技术水平和专业水准，而且被保险人的利益千差万别，因此，保险人须对每一保险标的都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保险费率和保险条件及承保范围以降低风险，使每一份保险合同的内容都有特定性。

参考文献：

[1] 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第9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自我清洁量

中图分类号：F2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65-02

一、前言

环境污染在生产和生活中一定会产生，伴随着整个生产过程。环境污染分为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等，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对环境的治理采用行政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即“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采取这种手段主要是因为：这种管理手段弊端很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科斯提出了科斯定理，解决了这一问题。科斯定理指出明确污染的产权，形成排污权交易市场，使污染内生化，通过市场交易的手段，使得排污权交易市场达到均衡，来实现污染成本的最小化。1976年12月美国开始实施补偿制度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得环境污染控制和经济增长得到了共同发展。黄菁通过建立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内生增长等。何一农、耕通过建立环境内生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稳定性理论对模型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

二、数学模型构建

将代表性性个体总数标准化为1，假设代表性个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具备理性人的特征.在时间t，假设代表性个体的收入、消费和财产资本为Y（t）、C（t）和K，生产函数采用AK生产函数，Y=AK，其中A是技术因子，且A>0，A越大表示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单位物质资本的产值越高。资本的平衡约束方程为 =Y-C-δK，其中 =dK/dt，以下有此表示同此，δ表示资本的折旧因子，0

三、模型最优化分析

对上述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作Hamilton函数：

H=-Pr+λ1（Y-C-δK）+λ2（BY-P0-DP ） （4）

此处资本K和污染P为状态变量，消费C为控制变量，λ1和λ2为物质资本和污染的影子价格。

由Hamilton函数写出一阶条件： 由稳定增长的条件，gλ1=，gλ2=为常数，可知gc==σgλ1，，均为常数，且gλ1=gλ2。由（7）知（ρ+D）λ2-2=rPr-1，则可知λ2是关于P的函数，则不妨设λ2=f（P），令X=（C，K，P）T，则其三维系统为：

系统（8）在（C*，K*，P*）的Jacobi矩阵为：的特征值实部为两负一正，有两个特征值在左半复平面，有一个特征值在右半复平面，则均衡点（C*，K*，P*）为鞍轨稳定均衡点。在均衡状态下，消费与物质资本成比例，比例为A-δ。A应该大于δ，如果δ大于A，该企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此处的均衡消费一定大于0。均衡污染与大自然的最大自我清洁量成反比，比例为1/D，处理污染的技术越高，均衡污染越小。均衡污染与生产技术和处理污染技术的比值成正比，这和企业的技术偏向有关，如果企业对生产技术研发超过处理污染技术，相应的均衡污染越高。反之，如果企业对处理污染研发技术超过生产技术，则相应均衡污染越低。所以，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要加强对处理污染技术的研发，至少要放在和生产技术研发同等的重要位置，这样才能防止环境更加恶化。当大自然自我处理污染的能力越强，P0越大，均衡污染量就越小。在最优状态下，P*=（ABK*-P0），要实现均衡状态的零污染，即P*≤0，ABK*≤P0，即BY*≤P0。所以想扩大生产，同时实现零污染，必须减少B，即增加对清洁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

参考文献：

[1] 罗丽.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 黄菁.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一个简单的模型[J].南方经济，2009，（4）.

第10篇

关键词：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12篇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

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第13篇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柯泽东.环境法论(二)[M].台北:台湾大学丛书编委会,1988:107.

第14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公益性强制性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承保对象的保险产品。习惯上把责任保险分为以下种类：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以及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属于责任保险，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向第三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此外，环境污染保险具有其特有的两个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企业，且该企业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能以自身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2保险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侵权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且不确定、赔偿数额巨大。一般不确定固定的保险赔付额。有些国家会规定总的赔付上限或者对单一个体的赔付上限。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以下功能，决定了它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上的优越性。

(一)分散企业风险

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广和损失数额巨大的特点，单一企业很难承受。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将单个企业的风险转移给众多的投保企业，从而使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由社会承担，分散了单一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能够使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职能之一就包括社会管理功能，这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杠杆机制来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有利于迅速地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有效地保护受害者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由于权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受害人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损失补偿，从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险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保险产品本身就具有社会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公众产品，而责任保险的这种职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责任保险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是其中社会性比较强的险种之一。因此，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目前来看，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而企业方面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赔偿义务，或无力支付，或不自觉不主动不愿意支付：另外，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还远远不够。因此，环境污染保险的购买就必须带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更好地体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现该险种的社会公益性。

四、从国外的经验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国外主要由三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该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制度，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企业则强制投保。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投保方式上应采用以强制保险为原则、以自愿保险为例外的制度。由于我国企业在投保上的不积极，应该对易于发生环境侵权行为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强制投保，而对那些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投保的方式。当然，首先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界定。

第15篇

    【关键词】环境;救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

    一、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的迅速发展,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也越来也多。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侵权行为,也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本文主要针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三个方面发表一些自己对环境侵权的认识。

    二、环境侵权行为概述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是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行为,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为行为人之外的人或者物造成的损害负责,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侵权行为是指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发展,全球的环境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严重,各国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关于环境立法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环境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当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世界各国接受和承认以后,环境侵权行为也随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环境侵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美法学者提出并使用的,但他们并未对之进行严格的界定,而国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是众说纷纭。曹明德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1]陈泉生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人为活动只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生活权益或其他权益的事实”[2]。吕忠梅先生将其表述为:“环境侵权行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3]宋宗宇先生将其理解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因行为人排放污染物或者从事其他开发利用环境的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或破坏,导致相当地区多数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实,并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4]我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他人合法环境权益损害的行为。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法律事实——一种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客观情况或者现象。而环境侵权并非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是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的活动所导致的。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和不特定性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着名的“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

    2、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空气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环境侵权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

    3、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两要件说

    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到底包括哪些,学界的观点不一而足。有学者认为,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二:“第一,须有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二,须有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5]。有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采用二要件说。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可见,过错已不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环境污染致害、医疗事故、产品责任、高度危险活动、交通事故等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行为,在其构成要件上均不适用过错主义归责原则,而代之以无过错主义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同时,在环境侵权法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也已是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因此,过错已不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次,行为的违法性也不应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只要其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从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某一区域的所有工厂都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标准或总量标准),即都合法地排放污染物,但当排污总量超过区域环境容量而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损害时,则各工厂的排污行为就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排除危害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即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有关单位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仍应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由此来看,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有两个要件构成的,即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和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除了两要件说之外,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学界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即三要件说。

    (二)三要件说

    张梓太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加害行为;第二,损害事实;第三;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8]。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同内容的三要件说,一是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第一,须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7]。二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是下列三部分:“第一,污染环境的行为须具违法性;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须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8]。我这里采用的是张梓太先生的三要件说。

    1、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加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如上文所述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

    2、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第一、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第二、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