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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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司法考试有利于学生加强法律学习，进而促进法律教育的发展。通过对司法考试的准备阶段的学习，也相应促进法律教学的实现，学生对并入司法考试的课程的学习相对变得轻松，理解得更加准确。而教学上，教师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深对学科的讲解，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2.司法考试促进高校加强对法学人才培养的不断改革。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紧密结合，促进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更进一步促进高校针对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而对法律教育进行适应性改革，这种改革是建立在基础法律教育的台阶上，面对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和职业素质的要求而调整法律教学。
二、司法考试对法律教育的阻碍
1.忽视对关联学科的学习和教学。现代法治需要的法律人才不再是只会法条的人才，它需要具有高深法学理论基础上的，具有卓越法律素养、法律智慧和人文精神的优秀法律工作者。要求法律人才能从法律的独特视角，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本身的运用能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纠纷。但是随着法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备和细化，法学学科科目繁多，司法考试通过率的严要求，很多学校将司法考试视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法学教育被变相为应试教育。导致很多高校会加大法学学科的教学，而忽视其他学科的学习。虽然我国法学本科学生在初级阶段也学习部分素质科目课程，但课程设置与实践脱轨，收效甚微。法学学科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除了法学本身以外，相应的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有关知产的部分理工学科，甚至文学类学科、语言交流类学科都应有所涉及。
2.偏重理论教学，实践性教学严重匮乏。在司法考试通过率要求的重压下，我国法学教育往往缺乏实践性教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而法学教育是进入法律领域的基础，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所以法律教育不用只注重理论的教学，教学应为社会服务、为科学服务。单一的理论的教学，会令学生如在雾中，一时找不准出口。而实践性教育则可以为此拨开迷雾。
三、关于对司法考试与法律教育改革的设想
1.关于对司法考试的改革设想
(1)提高司法考试报考条件。我国目前司考考试的报考条件是：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所以从规定上可以看到，只要具有本科学历就可以报名参加司法考试，而无论是否有过法学的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讲，一旦通过司法考试，无论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可以踏入法律门槛，可以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而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律工作者。这导致办案人员专业水平、法律思维、法律素养差别较大。而法律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个系统地不断强化和吸收过程，如果通过一次司法考试就进入法律职业，不利于我国法律系统的整体水平的提高。纵观世界各国，把不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排除在法律职业之外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所以提高司法考试门槛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道路。
(2)建立对通过司法考试者进行法律职业培训制度。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但是此项规定已经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为此，建议设立司法考试统一法律职业培训制度，由地方司法局或者律师协会组织进行法律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职业培训的师资，应以外聘为主，聘请有多年执业经验的杰出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传授司法实务性知识，还可邀请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讲解前沿法律问题，这样既能保障教师不脱离司法实践，与时俱进，又能节约成本，减少投入。
2.关于对法律教育的改革的设想
(1)加强法律渗透学科和实践课程的教学工作。法律教育是不仅是一种专业理论教育，也是一种素质教育。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法律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培养法律人才，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传播法治文化，推动法治发展，旨在培养适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法律人才。所以学生除了对法学理论知识和体系全面掌握外，还应具备相应的法律思维、法律素质及其他相关学科应用法律的能力。司法考试只是考察应试者的法律基础知识、司法实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并非能学到全部法律人才应具备的才能。为此法律教育在教授基础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增设法律实践课程，增设法律相关学科的学习，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2)整合法学教育层次。我国的法学教育有法学本科、法学(法律)硕士、法学博士三个基本层次的学历和学位教育，而且还有法学大专、中专教育、法学成人教育，等等。我国法学教育处于一定程度的盲目和混乱阶段。各种类型的教育学校不断扩招法学学生，各种形式的法学培训，造成法律人到处都是，法学文凭含金量高低不齐。因此，应精简整合法学教育的层次。首先取消本科以下学历的法学教育，将法学学习的门槛提高到本科阶段，禁止各种夜大、函授、大中专设置法学课程。对法学法律硕士的入学要求提高，提高入学分数，减少录取人数。对在职法学类的教育加强管理。改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提高法学学生的质量。
四、结语
第2篇
一、法律教学引导素质教育
我们在进行法律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是为素质教育进行引导，通过法律的条文和条规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学生讲授法律的知识，让学生在法律的指引下不断进行个人素质教育的提升。比如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一般正常情况是先给学生进行法律条文的讲解，不能泄露机密性文件或者技术，这是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让学生明确这是在法律上不可触犯的一个界限。
二、素质教育推动法律教学
第3篇
关键词 法律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1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存在的问题
各高校对法律思想政治的教育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高校对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第二，高校法律体系不健全。这两点足以影响各高校对学生的法律思想政治教育。
1.1高校对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
目前许多高校只是把教学重点放在课程专业教育方面，并没有把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部分，片面地认为法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在我国许多高校为培养出“分数型”的高素质人才，只重视专业课程的培养，对法律教育方面甚是单薄，在教学中没有积极地进行法制理论指导，也没有积极宣传法律教育课程的重要性，更没有让大学生积极学习法律教育的主要内容，导致了现代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极其薄弱。
1.2高校法律教育体系不健全
现代许多高校并没有安排相应的关于法律教育的课程，也没有解决教研设备和师资培训的落实，更没有统一规划、计划及法律教育的安排，如教材资料、教学内容、师资力量等。这使大学生在法律教育方面形成严重的空缺，使大学生的法律教育没有形成主要的渠道，不能积极地懂法、学法、用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法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1正确的法律教育可以提高学生道德素质水平
德治与法治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道德教育重在人们心灵上的净化，法律教育则重在行为上的规范。要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应从心灵和行为两方面着手，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来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法律教育与思想道德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得当，不仅可以使他们道德水平提高，还可以使他们积极地懂法、学法、用法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2正确的法律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是法律的灵魂和存在的基础，使法律得以充满生机活力的精神源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想法律教育的作用发挥得好，必须在日常教学中给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使学生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权利与安全，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理念追求。
2.3正确的法律教育可以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在格劳秀斯看来，权利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品质。现代大学生应该正确地学法、懂法、用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由于法律素养的欠缺，又有多少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利益的侵略时，却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的甚至误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来回应自己的伤害，且给不少高校学生造成伤害，以致悲剧的发生。正确的法律教育就是教育学生正确处理发生事件，增强法治观念。
3高校应增强法律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要想现代高校学生自觉地遵法、守法、用法，教师们必须对学生们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主要改革方案有以下三点：树立正确的法律教育思想观念；深化高校法律教育课程改革；增强法律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1树立正确的法律教育思想观念
树立正确的法律教育观念，确立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基础，把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教育学生贯穿于法律教育整个过程当中，努力培养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综合人才。做好学习法律教育的同时，还要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精神使之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在每一个社会成员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3.2深化高校法律教育课程改革
现代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法律教育的重要性，要增强法律教育的效果，必须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改革。首先，创新法律教学模式。在陈旧的教学理念上，应创新新的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其科学精神和法律思维；其次，优化法律教学课堂内容。所以应该
积极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地自觉地学习相应的法律课程，他们的学习效率和效果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3.3增强法律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首先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增强教师的法律教学能力。各高校要想使学生真正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必须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其次，增强教师理论宣传的同时，强化教师的法律实践素质。老师们积极的宣传理论，就是为了学生们能将法律正确地运用到生活当中，所以在要求老师具有培训经历、具备法律理论素养的同时还要求与学生们的生活实践相结合，给同学们举一些身边的案例，帮助他们分析过程，使学生们真正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参考文献
第4篇
关键词 ：法律与宗教 宗教自由 规范关系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类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其寄托，从自身之外寻找更高的超越者，因此宗教从人类诞生起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了一个文明区别于人类其他文明的标志。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必然通过相应的规范约束教徒或信众的信仰和行为，这本身也是宗教作为有组织活动的特点之一。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是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规范的内容，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活跃，各类信教的人群也日益增多。应当说，这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繁荣文化事业是有益的。但也有少数地方和部分信教的群众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不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的甚至以所谓教规和信条为依据，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对抗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如近期浙江的一些地方在“三改一拆”清理违法违规搭建建筑时，部分群众就以“三改一拆”妨害信教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为理由，反抗政府拆除违规建筑的行为。〔1 〕更有甚者，一些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基于他们所谓的“信仰”，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全能神”组织成员在山东招远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杀人血案被抓捕后，记者问他们在实施犯罪时“你们心里不考虑法律吗，也不害怕法律吗”，犯罪嫌疑人的回答竟然是“不考虑”，也“不害怕，我们相信神”。就在审判他们的法庭上，被告人还拒绝认罪，认为他们杀的是恶魔，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2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充分依法行使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是今天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活动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西方法律与宗教规范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当代中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文化方面（包括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严格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类是本土的，包括道教、佛教（佛教虽然也是外来的，但经过两千年的演化，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等。就宗教形态而言，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它更倾向于帕森斯所提出的“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即教会缺乏组织度，而且有关的宗教信条与规约完全渗透入民众生活中，是与从饮食起居到生产贸易等种种活动相联系的宗教社会形态。〔3 〕这种宗教文化更多地是属于人生哲学意义上的，并且基本上已经世俗化。而外来的宗教情况相对就较为复杂，它们基本上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和严密的教规，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国家法律二元并行、相互影响，并且在这种不断冲突的过程中相互协调与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宗教文化与法律文化。因此，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历程。
法国学者杜尔干曾指出：“每当我们着手说明一件发生在一定时间的人类事物——不管它是一个宗教信仰、一项道德准则、一条法律原则、一种审美方法还是一套经济制度时，我们都应从追溯其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尽力阐明它在那个时代获得的特征，然后使大家看到它怎样发展并逐渐复杂化，又怎样变为被考察的状态的。” 〔4 〕从西方法律史的视角而言，法律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伯尔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然而，它们同时又相互渗透。”“即便在那些严格区分法律与宗教的社会，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5 〕
当然，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约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11世纪。在这一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教权服从皇权，教皇更多强调的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教皇和国王互不干涉。第二阶段，以“教皇革命”为标志，时间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皇权服从教权，依据是所谓“太阳和月亮”理论，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无权，他的权力同样是因教皇加冕而产生，因此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皇。罗马教会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教法体系的建设，确立教权统治的。第三阶段，时间大约是16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路德教会改革后，形成了新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全面对立、对抗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法国政治理论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布丹认为，国家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它高于其他政治权力，不受其他政治权力的约束。法律仅仅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源于主权。国家主权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都是不受限制的，它在本国范围内可以绝对支配一切。〔6 〕这一理论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此后的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则论证了确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通过三十年战争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从法理上确认国家的主权特征，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家在边界内拥有最高（绝对）权力，废除了教会对国家具有的高于主权的政治权威，否定了天主教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主权”。由此，国家“主权”原则也成了国际法的基石。
从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虽然宗教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律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宗教则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格，丧失其政治性和法律性”，〔7 〕新型的由“世俗法”支配宗教活动、规范宗教行为的关系逐步形成了。
现代社会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要义是法律保障宗教自由，宗教在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外有着极大的自治权，但前提是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如伯尔曼所说：“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教会本身，其内部要有一种新的法律来指导它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基督徒相互间的关系；在世俗法方面，也要有新的态度和新的政策。单个的基督徒在其世俗活动中要服从世俗法，教会作为整体在它与‘世俗’的关系方面也要受世俗法的支配。” 〔8 〕
可以说，这一原则也基本上反映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中。美国宪法和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保护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但宗教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宗教活动是否可以超越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一点，似乎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正如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在《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一书中所指出的，对宪法宗教活动自由条款含义最有价值且具有法律意义的指导资料，是那些在独立战争爆发后、权利法案通过前制定的州宪的内容。以1776年《马里兰权利宣言》的规定为例：
“因为每个人都有义务以其自认为最可接受的方式礼拜上帝；所有以基督教为信仰的人，都平等地享有保护其宗教自由的权利；因此无人可被任何法律，基于对其宗教观点或信仰的考虑，或因为其宗教实践，而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恶意干涉；除非，在宗教表象之下，任何人将破坏州的公共秩序、安宁或安全，或将侵犯合乎道德的法律，或是在自然、民事，或宗教权利上，伤害他人。” 〔9 〕
显然，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宗教自由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不得因宗教行为违反法律、危害公共安全或是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行为却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违反法律原则的宗教规范不被承认。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但宗教规范与宗教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违反国家法律的宗教规范将不被认可。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上升为法律制度的理念，也是我们今天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法律与宗教规范的法理思考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中，对于宗教的法律规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看待国家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
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必然有自身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其教徒和信众的行为，但前提是这种规范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同样，在此前提之下，国家法律对这种规范一般是不加干预的。但如何准确把握好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教徒也好，信众也好，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就其所信仰的宗教而言，他们是教徒或信众，按照宗教规范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就他们所在的国家而言，他们又是国家的公民，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和履行义务。但如果两者的规范要求发生冲突怎么办？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立法机构或法院是否应当直接基于某人的宗教信念或根据其他标准——比如“良知”，它包含宗教信念但是并没有在它们自身与其他类似的非宗教信念间进行区分——创造豁免性例外。他还举例说，政府应当允许宗教和平主义者或是所有的和平主义者免于入伍，还是拒绝为任何和平主义者提供例外？假设一条普适规定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应当在学校待到十六岁，那么政府官员是否应当允许某宗教组织在此之前就将让他们的孩子辍学，从而为这些孩子的社会生活进行职业训练？一个州禁止食用佩奥特（peyote）（一种产于西南得克萨斯及墨西哥沙漠中的仙人掌，具有致幻作用），它是否应当允许某个教会的成员食用该仙人掌以作为他们礼拜活动的中心仪式？一项禁止在雇佣合同中进行性别歧视的法律是否应当对只允许男人担任神职人员的宗教组织听之任之？〔10 〕显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必须从法理上厘清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
宗教信仰自由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仰自由，二是行为自由。就信仰自由而言，是指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从本质上讲，宗教信仰自由是信仰者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国家公权力对这种纯粹属于内心的信仰是无需加以限制的。因为听命谁，服从谁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完全是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法律不得干预个人内心上的自由，不得干涉个人的内心活动。同样，他人也不得干预别人的精神自由，强迫别人信教或者不信教。一旦发生这样的行为，法律就应当进行干预，其目的还是保障公民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就这个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而言，属于一种绝对的自由。
但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并不仅仅停留于内心的信仰，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如具体的仪式和活动表现出来的；同时，信仰本身也伴随着各种戒律，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宗教规范，并通过这些规范约束教徒和信众的行为。这些行为和规范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规制。那么如何来界定其中的界限呢？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对此提出了“利益说”。他认为：“如果个人根据宗教权利要求免受政府规定的普遍要求的限制，那么就存在两个显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即该宗教权利和与之对立的政府利益的说服力（无论该利益是属于政府自己还是政府试图保护的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这时存在两种利益，第一种利益是该普适法律带来的利益，第二种利益是不为那些提出宗教权利的人提供豁免，从而不会与其他该法律限制的个人区别对待，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因素中的政府利益并不只简单地是第一种利益，而是第二种利益。另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这一有可能存在的豁免在执行中的可行性。” 〔11 〕也就是说，宗教行为和宗教规范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而这种利益冲突的界限应当是由法律来进行界定的。
对于这一点，即便是主张宗教与法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伯尔曼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需要保全法律，使它免遭不相干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宗教上考虑的干预。毕竟，无论它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法律是一种制定、解释和适用规则的高度错综复杂的程序和技术体系。这种体系未必因专注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受惠（更不必说个人精神性问题了），却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伤害。” 〔12 〕
从司法实践而言，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1879年的雷诺德（又译雷诺兹）诉美国案了。〔13 〕摩门教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宗教团体，实行一夫多妻制，而那时联邦法律并无反对重婚或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到了1862年，《莫里尔反重婚法案》通过，规定在整个美国，一夫多妻制为非法。187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普兰法》强化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的规定，但引起了摩门教的不满。1874年10月，雷诺德因涉嫌重婚罪被政府起诉。然而，第一次审判以政府失败告终。1875年10月，雷诺德再次被诉。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摩门教徒雷诺德被地方法院判为重婚罪。雷诺德对此不服，他以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并称此制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能建立和培养家庭与精神环境，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注重家庭和道德观一致为理由，上诉至最高法院。摩门教徒们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定会推翻原先的有罪判决。然而此案的结局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败诉了。最高法院的判词指出：“美国宪法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这和在法律上对公民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不冲突。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的心灵、灵魂的生活状态，是人的本能。法律保护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自由，不于涉人的内心活动。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则没有权利用精神上的自由来代替行为上的自由，或打着精神上的自由的旗号在现实中不受约束肆意妄为。当信仰或者说宗教教义从单纯的教条变成具体的人的行为，在社会上实现的时候，它就必须承担起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在信仰或宗教的名义下作恶。如果有人相信，以人殉葬也是一种宗教仪式，难道也要真的允许他们这样做吗？将信仰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混淆起来的个人难免要触犯法律。在合众国绝对主权下的社会结构法不允许重婚。一个人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由而反其道行之吗？允许这样做将使那一宗教信仰高于国家法律，从而等于允许每个人自成法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徒有其名。”
雷诺德诉美国案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宗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任何宗教、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国家法律秩序的活动。实际上是划清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边界。
三、法律和宗教规范冲突与协调的中国实践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样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享有的确信某一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以一定方式对其表示崇拜的自由，是公民的一种精神自由。其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1）内心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选择或变更所信仰的宗教的自由等。内心的信仰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作用，是宗教信仰的起点与归宿。（2）宗教的行为自由，包括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等形形宗教上的行为自由。此外，还包括宣教或布教的自由。（3）宗教的结社自由，即宣传特定宗教，以及以共同实行宗教行为为目的，来结合成团体的自由，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如教会、教派）并举行团体活动、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以及不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自由。
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律和宗教规范关系问题上，相关界限是比较清晰的。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公民对宗教信仰的问题比较复杂，信众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加上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人生哲学方面的、宗教信仰方面的、乃至迷信的问题掺杂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少人很难区分其中的界限。有的依据所谓的宗教规范作为不遵守法律、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理由，有的甚至打着宗教的旗号对抗国家的法律，干扰和破坏正当的执法行为。因此，从法律上厘清相关关系，明确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界限，依法规范宗教活动，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与关键。从当代中国的实践来看，对法律与宗教规范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有关宗教行为规范的宪法原则
目前我国对宗教行为规则的基本依据是宪法，而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序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以及宪法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从原则上明确了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最高性，明确了包括宗教组织和教徒、信众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宗教规范当然不得同国家法律相抵触。
二是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其中也包括了所有人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时候的边界，这里所说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内涵是由法律法规界定的、并且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这也就明确了宗教自由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三是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主要保护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精神自由的一部分，属于绝对领域，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禁止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其次，宗教信仰不可能仅仅停留于内心，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当这种行为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时，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宗教信仰外化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时，它就受到法律的限制。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如果宗教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权利、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最后，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所以任何宗教组织的活动，包括与国外、境外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等，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受到外国势力的支配，更不能依仗外国宗教势力和宗教规范对抗国家的法律，这也是国家法律主权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二）规范宗教活动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有关宗教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四个层级。法律层级的有《民法通则》、《刑法》、《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等，分别涉及了宗教行为民事、刑事以及自治机关宗教事务等领域的问题；行政法规层级的有《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等，分别是政府处理境内和境外宗教事务的基本规范；地方性法规层级的包括了一些民族自治地方颁布的涉及宗教事务的法规、条例和一些地方制定的条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1995年制定、2005年修正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等；政府规章层级的有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如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规范对于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规范各类宗教组织开展活动，依法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也是协调和处理政府、宗教组织和公民之间相关关系的法律准则。
（三）宗教组织的活动规范及权利义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我国《刑法》也设立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对国家公职人员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下设定了刑事处罚措施。宗教组织及其职业人员自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在这些场所信教者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是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变通处理。如一些地方的殡葬法规根据一些宗教的实际情况，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及部分信众死后可以不实行火葬，而是按照宗教习俗处置遗体；一些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变通实行权，颁布对某部法律的实施办法时，也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采取宽容对待。
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宗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依法协调和处理宗教活动则是一个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之下，在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时，应当把握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在涉及一些带有法律原则的根本性的问题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例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某人以其所信仰的教派反对堕胎为由，而实施了违反计划生育法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应当按照教义教规来处理，还是应当根据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呢？笔者认为，当然是应当依据国家的法律进行处理。因为基于宗教信仰而拒绝堕胎，承担的是宗教义务；但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依照我国宪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当这两种义务产生冲突的时候，当然是法律义务优先于宗教义务。
第5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在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出两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发展规律中曾存在的法律与道德的浑然一体状态。两者浑然一体当然就无所谓法律与道德的问题。直至西周，所有的规则、仪式都被称为“礼”，虽然它的背后是“刑”，但仅仅是保障“礼”实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独立的规范。这个时候是不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只有当法律开始从以前的那个混沌的整体即“礼”中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才能应运而生。我们以《法经》及“法”、“律”等概念以区别于“刑”的姿态和内涵的出现作为这一分离或矛盾开始的标志。由此，才有了我们开始从立法角度看我国与西方的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二、从立法角度比较中西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一）中国――道德的法律化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也影响了立法中对于一些罪名的规定，例如：对于“不孝”罪的规定。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与忠即父权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孝亲的人自然也会忠君。正因为这样，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视为“元恶大憝”，必须从重严惩。
再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是说《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谓“纳礼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唐代名臣长孙无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一开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张。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贯彻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议》又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进一步说明了刑法对德礼的维护作用。“纳礼入律”的结果给《唐律》赋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又被转化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规定上：第一，对老、幼、妇女、残疾人的宽宥规定。第二，对犯人进行生活照管和医疗救护的规定，第三，“权留养亲”的规定。该规定时说犯罪者因家中无成年男子而暂留家中奉养尊亲，对其刑罚暂不执行。第四，谨慎断刑、疑案从赎的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处罚时也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从此意义上说，《唐律》的刑罚也是一种“教育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制定法律应该符合道德，立法应该符合道德，道德应该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实现，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认定法，从未有过以“何其不法”去批评某种道德，足以说明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应依据或遵守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立法角度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较古代中国来看，西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应该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法观念，即与正义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观念。西方思想家认为，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中体现了正义等德性，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这些都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结语：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我们古人有些极端的将那些肯定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予以不切实际的法律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交流开放社会、多元创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规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乌托邦的“大公无私”，也不是那种画地为牢的乡野习俗，而是具有对所有主体普遍适用性、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和在人们行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规范。从它的执行角度来看，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对义务的落实上，但是，这种对于义务的统一的、长期的落实，一旦形成为一种习惯，便可以变化为康德所称道的人们的内心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法经》
[2]《唐律疏议》
[3]《法国新刑法典》
[4]《德国民法典》
[5]《略论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法院网
[6]《论法律与道德》，刘舒，载《考试周刊》2007年第46期
第6篇
1.高校教育管理权利定性模糊,主体地位不明
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和解决高等教育管理各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我国法制发展起步较晚,教育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教育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的不明和混乱。同时,高等学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明显与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国办教育向社会化教育体制转变,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方针政策相背离。也正是这种混乱和模糊直接导致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界限不清,给教育管理带来困难。
2.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缺失
没有保障的权利就是无权利。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明显缺失注定了公民对受教育权利享有的不充分性。首先,《教育法》第42条受教育者享有权利第四项规定:“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明确规定了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处分行为的不可诉性,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教育者的司法保护权利。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教育管理争议申诉适用的法律规定。此外,申诉受理机关是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由其作为申诉裁决机关有悖于裁决的公正性,是严重违背法治公正的。
3.高校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失范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守则、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法律失范和其中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可以制定教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的实施细则,但《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对高等学校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权限、程序、备案检查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从而为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敞开了大门。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产生质疑。同时,时间上的时效延续,又使这些规范成为教育管理不可辩驳的管理依据。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的必然冲突就成为教育管理引发争议的另一原因。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1.教育理念的法制化
对人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学校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必须建立在尊重人的基础。应该明确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性质,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现行的教育法律制度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法律性质的规定存在模糊,教育管理者责任的确认存在因难,这是当前困扰教育法治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当前的情势下,实际上就是要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行政授权、教育民事权利能力和自成一类特殊法律权利中做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彻底从国办教育体制下的教育管理制度中解放出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学校必须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自身行为也必须合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尊重并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因此,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这才是一种符合时展要求、体现现代法治意识的教育理念。
2.教育行为的法制化
首先,在对学生行为的评价上,应坚持以法律的评价为主。如果以道德这样一个易流动的概念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往往失之偏颇。其次,慎重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并保障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能被任意限制和剥夺。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及其授权的机关或组织可以随意分配、处置教育资源,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处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更多地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行为,不是能够随意处置的。因此,要健全高等教育管理救济法律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制度。首先要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维护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贯彻司法最终的法治原则。其次要在健全申诉等非诉讼救济法律制度的同时,结合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性质,确定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司法救济适用的法律及规则制度,完善教育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3.教育制度的法制化
深入贯彻教育体制改革精神,落实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坚持依法治校,加强教育管理,遵守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程序公正、比例合理的法治原则,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重点解决好以下几项制度的建设:第一,要建立高等学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制度,确保学校管理依据本身的合法性。第二,要在现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健全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资金管理法律制度,确保国拨资金的依法、合理使用。第三,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把督导和评估的结果作为国家对学校进行拨款投资的重要依据,落实民办高等学校与公办高等学校同等法律地位,以适应WTO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
4.教育管理中法律素质的培养
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良性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平台。提高国民素质,也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需要,更成为当前构建和谐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公民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公民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用法律手段调节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要求这些这些专业的学生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要提升学生和学校的法律素养,宜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只有从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朔造,当代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才能得到切实提高。再次,应该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仅仅了解书本上的法律知识还不够,需要给成人教育对象进行一些实际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分析综合能力。要逐渐掌握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做出一个适当的符合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的判断。最后,还需要培养逻辑推理能力。人们在思维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规则,否则,其结论会是错误的。法律条文的运用须以正确的判断为前提,特别是当案件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时,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7篇
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理论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比较统一的观点大概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综合性的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契约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我比较赞同综合性法律关系的观点,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内部管理关系等。
(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享有行政权并有权行使行政权,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但权利义务不对等,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
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原本不享有行政权力,但在实际运行中,为了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有关法律法规授权高校享有一定的行政权,这类法律法规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位管理条例》《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时,其身份属于行政法上的被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时,高校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力,产生的法律责任由高校自己独立承担。
在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具有管理权、指挥权、教育权和依法为学生服务的职责,学生则享有辩论权、陈述权、听证权、知情权及救济权等,同时承担着服从、接受等法律义务。高校和学生在权利义务上不对等,作为高校享有更多的权力,学生则承担着比较多的义务,高校和学生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
(二)高校与大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本文由收集整理律关系,其内容主要是围绕教育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享有的教育行政权以及和教育行政权相关的行政权力主要包括对学生的招录权、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权力、发放报到证书的权力、对学生的处分权、奖励权、学费的减、免、缓交权以及依照国家政策的各种困难补助权、奖学金的评定及发放权、评优选干的权力,还包括组织安排考试的权力,决定补考、免考、缓考、重修、留级等权力,决定延迟毕业的权力等。这些权力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职责,学校必须依法、合理行使这些权力和职责,才能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在高校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大学生处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更多的是履行接受和服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陈述权、辩论权、知情权、救济权、听证权和举证权、委托权等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中大学生合法权益的现状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享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大学生则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现行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很容易被侵犯,而且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管理者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其有权制定政策,作出决定。在实际管理中,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寻求法律救济,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有一部分人告到了法院,法院不受理。此外,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诉制度在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缺陷,难以令人信服,当学生受到取消入学资格、开除学籍或其他处分处理决定时,很少有人选择通过申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校作出许多决定时缺乏透明度,往往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缺少调查、讨论、听证和公告等民主程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大学生行政法律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不知道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自我保护,对学校的处理结果纵然不能接受,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忍气吞声,被动接受。
其次,学生思想观念落后。一些学生认为状告学校不仁不义,同时还有畏惧心理,认为学校处于强势地位,告也会失败。
第三,现行申诉制度存在缺陷。试举一例说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中第六十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这条虽然规定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但对于组成人员的比例、人数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对于委员会的表决处理形式,表决方式、各部分组成人员的地位、遵循的原则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情况极易造成领导一言堂,其他人只是点缀和陪衬,很难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
第四,对高校行政行为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成为法律救济的瓶颈。这也是目前造成大学生权利保护困难的根本原因。有人认为高校做出的行政行为有两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有对学生的招收录取行为、毕业证学位证的发放行为等,而内部行政行为包括对学生的处分及处理行为,考试管理、学籍管理行为,奖励行为及其他行为。学生对外部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救济。而对于内部行政行为,只能通过申诉解决,不能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学生管理规定》也作了这样的规定。
转贴于
第五,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各地执法不一。现行的《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中对于高校的行政行为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造成各地法院执法不一致。同样的案件,有些地方的法院受理,有些不予受理,给学生维权造成一定障碍。
三、行政法律规范中大学生合法权益法律保护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积极维权的思想
首先,对在校大学生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学生建立起基本的法律知识结构,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其次,熟悉自己在大学阶段的角色和地位。大学生身份是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习知识接受教育是其根本任务。同时,大学生的身份不同于中学生、小学生,在其考入大学以后,户籍转入学校,农村户籍变为城镇居民户籍,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资格,以前为国家干部身份,现在在就业、公务员招考、各类国家资格考试等方面都有学历和文凭的要求,因此,大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综合的,包括民事法律关系、内部管理关系、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大学生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应分清属于哪种法律关系,自己具有哪些合法权益。最后,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在大学学习期间,当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时,要积极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协商、调解、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提高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水平,强化教育服务功能
首先,严格依本文由收集整理法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提高行政管理能力。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教育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形式、时限及步骤行使行政权力,保证做出的行政管理行为合法、合理,严禁滥用职权、越权行政。其次,强化教育服务功能,实现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社会效果。作为教育机构,高校应做好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树立起服务学生、为学生负责的意识和教育理念。第三,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狠抓业务,加强培训,严格要求,科学考核,实行绩效管理,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保证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质量。第四,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监督机制,增强责任意识。高校应建立独立规范的教学、管理监督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制定相应的过错追究机制,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行政管理效果。
(三)修改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有关机构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明确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学生代表、教工代表、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人数,组成人员中各部分人员所占的比例及产生的方式。处理申诉的原则以及处理学生申诉的具体程序,具体包括各部分人员在处理申诉中的地位、意见或观点的效力,拟被处分学生的陈述和辩解权利、行使的方式,表决的方式等。其次,将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的处理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处理申诉的机构,机构的人员组成,处理申诉的步骤与方式,处理结论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如何答复等。
第8篇
关键词：社会环境因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研究
一、社会环境因素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影响的现状
社会环境因素在这里是指学校环境之外的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的总称。社会环境因素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影响有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基于社会的现实本文认为社会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严重的消解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效果，故本文将重点于社会环境因素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负面影响之研究上。学生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的受体，最终形成何种的思想品质，由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是影响学生成长的两大外在因素，从目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社会环境的因素越来越居于强势的地位，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有下降的趋势。对于这种现状学校、教育工作者处于焦急无奈的状态，学校早已不再是传说中“象牙塔”学生也不再是单纯的求知者，这是教育者必须面对的事实，社会因素已经深深的渗透到学校和学生中，回避现实只是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难上在高校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的老教师感概今不如昔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效果不理想，抓不住学生的严峻现实，现在的学生是公认的“复杂”，思想状况之复杂是历来罕见的。学生自我意识的兴起强化，不再甘于被动的接受知识、思想，他们渴望独立渴望有美好的未来，这些都使他们不由自主的把目光投向社会，而在较丰裕物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八零后九零后，更易为社会上的纸醉金迷所诱惑。
与专业课相比作为专门影响与塑造人思想品德和法律意识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冲击更大，其消极的因素对上课效果的负面影响更大。社会环境中技术因素或别的非人文因素的变化影响对学校学生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不比人文意识的因素即刻影响干扰甚至冲击到校园。拜金主义的回潮、兴起，庸俗的成功学、人际关系论，无时无刻都在影响抢夺学生，消解老师的讲课效果，解构老师所宣传的道理。各种选秀节目、娱乐节目和名人秀等节目都在不停的向学生灌输各种畸形的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成功方式，光鲜的外表对年轻人来说总是最有吸引力的。
社会环境因素不单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对于教育者也有极大之影响。首先，社会环境因素对作为一门学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对任课的教师的工作热情研究精神多少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教与学是相互的，学生的不认真不认同甚至逃课，影响到老师身上很可能引起老师的消极反应，采取应付主义，得过且过，完成教学任务完事，这样就失去这门课本来的意义了。其次，由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干扰造成部分领导、专业课的老师形成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无用的多余的，不能直接为就业率提供贡献，占专业课的时间，在学生教师间散布一些不正确的言论，是学生不能正确对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特别是高职院校一层次的，认为学生学到就业技能才是王道，典型的技术主义思想和狭隘的专业思想，看不到人文精神学科的重要性，这都和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二、社会环境因素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影响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思想观念相互激荡大碰撞，使社会思想由原来相对的单纯统一变为复杂多样。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对价值出现差异化的理解，社会风气出现巨大的转变 从追求政治正确到追求经济利益，从关注宏观的国家集体利益转化到着重关注个人的利益，社会也从利益一体化同质化到利益的群体化碎片化的转变。原来的主流理论主流意识受到挑战与怀疑，这无疑加重了以弘扬主流意识理论为己任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难度。
社会经济的转变各种经济利益群体的形成组合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力图获得更大的影响。在转变过程中获得更大经济利益的群体支配更多的话语权，通过各种媒体、评论员以各种方式影响舆论思想。这些影响声音有的与主流意识是一致的，有些是相背的。它们的声音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影响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师有时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应对它们，在表象上它们显得更“潮”。年轻人更乐意接受它。
第9篇
记者与律师联盟的正常与不正常
在中国，媒体记者和律师很容易走到一起，甚至结成联盟。在展江教授举办的舆论监督年会上，除了能看到很多记者的身影，还能看到很多律师与会。2010年11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第九、第十届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上，就有周泽律师和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的陈有林、苏跃龙两位律师前来参会，他们与记者非常熟悉。《南方周末》等以“法治、公正”为口号的媒体，也常常将律师奉为座上宾，很多报道与其说是记者在写新闻，不如说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推动新闻进展，或者说是记者和律师共同参与了新闻生产过程。如在2006年的邱兴华案、2010年福建南平郑民生杀童案等案例中，《南方周末》都是旗帜鲜明地呼吁为杀人者作精神鉴定、刀下留人，这与他们的辩护律师的呼吁完全一致。媒体和律师关系的紧密程度可见一斑。在笔者看来，中国媒体与律师的联盟既是正常的，又是不正常的。
说其是正常的，是因为这种联盟很有合理性。在挑战和监督公权力上，记者和律师很容易找到共同点。监督公权力是记者的天职，而律师在面对法官和公诉人的时候也构成了一种对公权力的制衡和监督，两者的职业有一定相似之处。在中国，法官的权力很大，由于法院与政府的职能并无明显分界，法官的权力就成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这种权力常常使律师和记者感到无奈，“抱团取暖”于是成为一种策略。记者和律师在中国社会都属于精英阶层，是靠专业为生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常常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或者游离在权力的边缘，因而两者很容易产生共鸣，结成联盟。由于都属专业技术阶层，他们都比较推崇公平与正义，当他们为弱势群体代言或为守护公共利益行动时，记者和律师的价值立场与行动目标就完全一致了。在遵循法律程序上，在捍卫人人都有辩护权利的基本人权上，在抨击司法不公上，记者和律师确实有着共同语言。此外，律师要保护当事人的秘密，记者要保护消息来源，他们似乎也有着相同的职业伦理。
然而，记者和律师职业的差异远远大于他们的共同之处。不搞清楚这一点，记者就很容易模糊自己的职业特点。记者和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记者要追求客观平衡，而律师却可以只偏袒一方：原告或者被告。律师不讲客观，甚至没有固定的立场，谁是他的雇主，他就为谁说话，为谁辩护。律师永远为自己的人开脱，对事实有强烈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但记者必须用事实说话，注意客观、冷静、全面和平衡。客观公正才是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从这点来看，记者与律师这两个职业的差异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相左的。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群体，在现实中结成了联盟，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在中国，很多律师为了胜诉或对抗对手，会借助媒体的舆论力量来造势，左右案件的判决。一些无良律师为了赢得官司，甚至贿赂法官。而贿赂和诱导媒体，也是他们常用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律师走得太近，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公信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警惕性，就很容易变成诉讼中的人，造成“媒介审判”。为了避免记者陷入法律官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法律顾问徐迅对媒体提出了十条自律原则，这十条原则中的第六条是“平衡报道，不做诉讼一方代言人”，说的就是媒体不能成为原告或者被告的人，否则，媒体就成了律师。
记者与法官的同与不同
媒体如果越过法院的审判直接给当事人定罪，如称“犯罪嫌疑人”为“罪犯”，这时候记者就变成了法官。为此，徐迅提出的十条原则中第一条就告诫媒体：“媒体不是法官，案件判决前，媒体不应作定罪定性的报道。”也就是不能搞“舆论审判”。这一点很好理解，社会没有赋予媒体判案定罪的权力，它当然不能够充当法官。换句话说，记者和法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职业，应该知道自己的职业分野。但是，如果从“兼听则明”的角度看，记者的角色其实与法官很像。记者更像法官，而不像律师。
法官是一个仲裁者，他要“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这与记者的职业理念与职业行为非常类似：兼顾各方的利益、兼听各方的声音，做到不偏不倚。可见，从职业特点上看，记者与法官有更多的相似点，他们都是公平与正义的守护神，都强调客观、公正与平衡，都把事实置于最高的位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记者与法官却没有结成联盟，甚至在很多问题上连共识都难以达成，记者与法官之间的紧张关系远比记者与律师或者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强度高。在很多案例中，如前文提及的邓玉娇案中，法官总是限制记者采访，而为了突破采访，记者往往借助民意进行“舆论审判”或质疑司法不公，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两者关系的紧张。
记者、律师与法官要各就各位
第10篇
2011年5月31日7时30分，被告章某驾驶轿车与原告马某乘坐的其所在单位的通勤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上班途中的原告马某等车上人员受伤。此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乘坐车辆及原告马某无责任。马某等人随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章某投保车险的保险公司主动与马某及其公司工头，实时了解马某恢复情况，以便及时快速的对马某进行理赔。几个月后，马某的伤情经住院治疗已经完全康复，并且办理了出院手续。原告马某所在公司将马某因此次事故而产生的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医疗费收据等全部材料交付章某，章某依据医疗费收据向原告马某所在的公司进行赔偿，并签订收款凭证。在被告章某赔偿完毕后，章某找到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理赔，保险公司审查了章某提供的所有票据，并证实章某确实已经就此次事故的所有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了马某。由于被保险人已经就侵权事故向第三者支付了所有的费用，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便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向章某支付了保险理赔款。后来，原告马某不知因何原因始终没有拿到此次事故的赔偿款，遂前往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这时马某才知道：其所在的单位已经取得赔偿款，保险公司也将赔偿款支付费了章某。马某认为：其所在公司没有将赔偿款支付给自己，是保险公司工作失职造成的。马某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共计29849.63元。
[判决书正文]
原告马某遂将章某及章某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告上法院。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了此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2011年5月31日7时30分许，被告章某驾驶的轿车行驶至该市西胜殡仪馆时，与马某乘坐的其单位的班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班车上的马某等乘客受伤，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章某驾驶的肇事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有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为20万元并附加不计免赔。马某确系某铸造公司工作人员，事故发生在马某上班的途中。后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马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受伤为工伤，经劳动康复管理办公室鉴定：原告伤情构成十级工伤。在原告马某出院后，章某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已经就此次事故进行了理赔，并将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某铸造公司，其中包括原告马某主张的各项费用，包括：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及误工费。
以上事实的认定，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机动车保险人员损失计算表、劳动合同、保险款支付单等证据予以证明。
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时停止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止工作接受和资料期间，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照常支付。原告马某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承担误工费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原告所在单位持原告住院期间的所有票据向被告章某索赔的行为，对于章某来说是真实有效的。章某赔偿完毕后，持所有票据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向章某支付赔偿款的行为也是合理合法的。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猴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生效前，原告马某没有提出上诉。
[评析]
焦点一，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向章某支付理赔款是否合法。本案中，章某在原告向其提供了所有的理赔材料后，对此次事故进行了赔偿，而后又向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在收到所有材料后将理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章某，保险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妥。
依据《民法通则》：表见是指行为人虽无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行为。表见实质上是无权，是广义无权的一种。若无权行为均由被人追认决定其效力的话，会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害。因此，在表见的情形之下，规定由被人承担表见行为的法律后果，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并以此加强制度的可信度。本案中原告所在公司向章某索赔的行为明显构成表见，对于善意的章某而言，此次双方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依据《保险法》：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后，承保的保险公司可以将保险赔偿款直接支付费被保险人。本案中，被保险人章某向此次事故中受伤的马某的人进行了赔偿，而后又向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依据规定向被保险人章某支付保险赔偿款的行为是合法合理的。
焦点二：保险公司是否应就原告主张的误工、护理进行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对于误工费及护理费的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导致原告收入减少及护理人员收入减少而进行赔偿。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坚持的是补偿性原则，即对因为保险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受害人没有因为此次事故造成损失，保险公司是不予赔偿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作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此次事故发生在原告上班途中，原告受伤的情况属于工伤，本案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与工伤法律关系的竞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我国与工伤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企业职工于工伤期间单位不得扣发员工工资，且应当派人对工伤人员进行护理。综上所述，原告在工伤期间其单位不能扣发其工资，并应当派人进行护理。原告因为此次事故就不存在因为此次事故导致收入减少及护理人员收入减少的情况，保险公司也就不必对其进行补偿。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当就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进行赔偿。（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工伤事故与损害赔偿》，载于《民事判解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
[2]杨立新：《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11期。
[3]张鑫宝：《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第11篇
【关键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教学；设计
说课，是课堂教学研究活动中的一个基础性环节，也是贯穿于整个教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常规性内容。下面将从说教材、说教法、说学法、说教学过程四个方面来对本课程进行说课设计。
一、说教材
1、教材分析。《法理学》是法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法律事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占据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而且对部门法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法律关系是法理学中要学习的非常重要内容，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法律关系的一个重点，在全书中占据重要地位。
2、学情分析。高职高专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要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在校期间掌握一定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是备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他们的思想也是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学习完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构成要素之后，我们对法律关系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做为老师要激励他们带着兴趣去学习法律事实，掌握法律事实及其分类。
3、教学目标。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地位，内容和学情的分析，依据《法理学》课程标准，制定以下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引导学生明确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条件，知道法律事实的含义及种类。（2）能力目标：通过学习本节，能够运用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能够分析具体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是什么，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形成运用法理处理问题的职业素养、培养学生不断探究法理学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4、教学的重点、难点。依照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我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是：重点：（1）法律事实（2）法律事实的种类。难点：怎样准确判断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客观情况
二、说教法
我们常说，教无定法。但教学有法。由于法理学是理论法学，非常枯燥，为提高大家学习的热情，达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疑点，根据本节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在教学中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讲授法：教师可以系统的传授知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2、案例法：法律规定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因此，现实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学工具。要精心挑选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法理，即通俗易懂，又能活跃课堂。
3、讲练结合法：边讲边练。理论教学固然重要，但要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贯穿到具体的个案中去，引导学生勤于思考，善于分析。
其中讲授法和案例法是基本的教学方法。
三、说学法
我们常说：“现代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习方法的人”，因而要“以学生为主，教会学生学习”。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而言，要会学习、更要善于学习，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以渔。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学习方法指导。具体的学法是讨论法、理解记忆法，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说教学过程
根据教学内容，为了达到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本节课讲授的内容总体上从以下四个环节进行设计。（以50分钟课堂为准）
环节一：本节课重点内容理论讲解（其目的是：突出重难点，实现知识目标，34分钟）
1、导入新课（2分钟）：精心设计案例，根据案例设计问题，本案中有几种法律关系？哪些事实引起了哪些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通过这种方式导入，可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学习的极大兴趣，增强课堂趣味性。
2、讲授新课（30分钟）：基于法理学课程的特点，新课部分主要采用讲授法和案例法进行讲授，从而树立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首先：讲法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通过讲这个问题自然引入到本节课要讲的第一个教学重点----法律事实的概念。
然后：再进一步通过分析让学生准确把握法律事实的内涵：（1）法律事实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现象，而非人的心里现象或心里活动。（2）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定的，是具有法律意思的事实，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最后：设计了三个问题，叫学生相互讨论是否是法律事实？以便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达到教与学相一致，又能突出重点。例如：A/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 B/宇宙天体的运行 C/朋友之间的断交。接着讲第二个问题：法律事实的种类：
分类依据：依是否以人们的意志转移为标准。
（1）法律事件：（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在讲解的基础上进行举例，是学生很容易理解法律事件。比如：社会革命、战争就是社会事件。而人的生老病死、自然灾害就是自然事件。
（2） 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根据人的意志有善恶之分、合法与非法之分，可将法律行为分为善恶意行为，合法与非法行为，二者都可以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比如：依法登记结婚、犯罪行为等都能够产生、变更和消灭某种法律关系。（见于法律行为的重要性，在此不多赘述，后面专章介绍）
3、课堂小结（2分钟）通过小结，使知识再次能够呈现，加深学生巩固、提高的功效。
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什么事实？法律事实有哪些种类？
环节二：巧设问题，发散学生思维（其目的是增强学生情感，协作意识，实现情感目标，5分钟）
问题一：同一法律事实（事件或者行为）能否引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
例如工伤致死---劳动关系、婚姻关系、劳动保险合同关系、继承关系。
问题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能否引起同一个法律关系产
生、变更和消灭。
例如：房屋买卖---签订买卖协议、办理过户----买卖合同关系。
环节三：讲练结合，巩固消化知识（其目的是：实现能力目标，10分钟）
下列选项中包含法律关系的有（）
A某国发生战争，致使我外贸公司从该国的进口受阻。
B某律师事务所与刘某约定，只要刘某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就聘他到该所工作，结果刘某由于被汽车撞伤而未参加考试
C陈某以有配偶，某天出差时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导致婚姻关系消灭
D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后，由于突发泥石流损坏公路，致使乙公司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货
环节四：布置作业（其目的是巩固教学重难点，达到总体教学目的，1分钟）
结合实践区分法律事实和法律事件。
第12篇
【关键词】模块化；活动化；互动化；教学法；旅游管理
前言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2001年通过“WTO旅游教育质量认证体系”的评审，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世界旅游组织认证的大学旅游教育机构。对这样的国际化旅游学院，更有效地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培养个性化高素质和多样化创造性的旅游管理人才是最基本的目标定位。3M教学法是目前能够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操作性模式，对培植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和学生的持续创新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一、3M教育法的内涵及提出的背景
旅游管理3M教学法的立足点是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以及个性化成长创造最大的机会和最好的条件。本科旅游管理教学法的重要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改革的进程当中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引和理性的范式向导。
国际化是21世纪高校旅游管理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化旅游学院必须有国际化的教学方法。要构建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必须在总结传统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贯彻WTO旅游教育质量认证体系，不断提升有国际化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这一轮教学改革的标志性成果：“21世纪高等旅游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获得了2001年度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学院通过了WTO旅游教育质量体系的认证。通过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发展和深化了旅游管理3M教学法。3M教学法就是模块化和活动化以及互动化。“模块化”是指将课程体系的建设作为工作重要核心，充分尊重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选择权，通过不断整合优化对本科旅游管理课程进行模块化，最大限度地发挥课程的功能，实行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活动化”是指将学习进程的运行作为关键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竞争力，通过建立学生选课指导制度、学分制管理制度和学生自定学习计划制度，对本科旅游管理教学过程进行活动化，主旨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由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社会的需要。“互动化”是指将师生关系的改进作为重要保证，在师生双边关系问题上实现开放性的互动化，促进师生在共同探索、发现和创新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尊重、支持和激励，从而保障师生的共同成长。
二、3M教育法在旅游管理中的实践
旅游管理3M教学法是从旅游业发展以及旅游学科建设的规律出发，通过师生互动的探索性活动，激励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个性化高素质和多样化创造性旅游管理人才的高校旅游管理教学法。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教育创新，为了保证这种改革实践富有成效地深入推进，我们实施了三个关键策略。
第一，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面对技术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竞争战略化、人才综合化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旅游管理教育必须重视基础、鼓励创新、发展个性、完善人格，从体制到内容将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更具有前瞻性。这就决定了高校旅游管理教育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教育的内容，而是教育的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就是从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教学资源、教学环境、教学评价等实现全程化的学生，充分保证学生的个性化发展。3M教学法是通过学生主张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课程教材，师生共同确定教学活动主题、制作多媒体教案和组织教学过程，学生主题活动小组主导教学活动进程，学生评价教学效果，教师自始至终担任引导者、合作者、参与者的角色等途径来体现学生中心原则的。
第二，注重教学过程的方案设计。3M教学法根据本科生的学年周期，把旅游管理教学设计为三个层面：一是培养学生专业兴趣的修养课程，二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素质课程，三是培养精英式专家的技能课程。这三个层面的教学分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一年级多元化学科的基础性混合教学，第二个阶段是二至三年级专业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性专业教学，第三个阶段是四年级以毕业学位论文为线索的框架性个人研究教学。三个层面与三个阶段不仅互相交叉渗透，而且灵活多变，从而构成了具有旅游学院专业特色的旅游管理教学过程操作体系。
第三，建立教学质量的保证体系。高校旅游管理教育也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这里体现为旅游管理3M教学法的适应性、效益性和发展性。实行教学质量保证，建立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是旅游管理3M教学法赢得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我们通过研究高校旅游管理教育质量的四类标准：满足旅游业发展需要、旅游学科建设需要、学生学习与就业需要、人才市场竞争需要，提出了旅游管理3M教学法质量保证的四个体系：一是教学活动方案的策划体系；二是教学活动过程的执行体系：三是教学活动实施的后勤体系；四是教学质量控制的督导体系。只有建立了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才能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旅游管理3M教学法的积极意义和生命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旅游管理3M教学法的创新和实践，我们认为高校旅游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高校旅游教育创新必须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旅游学科建设的学术需要、高校教育改革的社会需要和受教育者自我发展的个体需要。旅游管理3M教学法的探索是高校旅游管理教育创新的一种框架性研究的尝试，对培养个性化高素质和多样化创造性的旅游管理人才具有保障作用，对我国旅游高校实现国际化具有操作性的导向意义。
参考文献：
[1]蔡万坤.关于我国旅游高等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思考[J].旅游学刊（旅游教育增刊），1997：25-28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远程法律教育 独立学院法学教育 利益相关者
根据《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属于本科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办学的新力量。远程法律教育，是指使用电视及互联网等手段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的教学模式，它打破了传统坐堂教学上时间和空间的界线。远程法律教育为推动我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更多的人能够享有优秀的法律教育。为了解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运行的模式与效果，笔者于2011年1月至4月，分别对广西九所独立学院中开设法学专业的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以下分别简称为相思湖学院、行健文理学院、漓江学院）这三所独立学院进行调查，结合与这三所独立学院教研室的交流，了解到如下情况：
一、远程法律教育集中在司法考试领域
广西的独立学院目前没有开设函授课程，也不能招收自考和在职的考生，只能通过高考招收本科生，因此独立学院并没有开展对外远程法律教育的动力。根据调查，广立学院还没有主动制作远程法律教育课程的计划，还处于接受远程法律教育的阶段。广立学院接受的远程法律教育主要是司法考试培训，其运营的模式也有自身特点。
（一）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开展的目的是为了补充独立学院法律职业教育方面的不足，培训的内容集中在司法考试领域
司法考试是我国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从事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作为唯一国家承认的法律职业准入资格，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连接了起来，成为法律职业教育与本科法学教育合作的重点，学生也非常渴望获得相应的辅导。故，虽然当前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者在司法考试上产生了明显的交集。
（二）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运营的模式有自身特点
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授权本地的商，商在学内进行宣传，并通过与独立学院的合作，让学校推荐学生参加辅导班，学生则享受相对低的报名费，同时对学校进行反点。在管理上，由司法考试培训结构授权当地的人会将辅导材料发到学生手中，并组织学员学习集中上课，时间一般在星期六、星期天。远程教育开展的时间集中在大三下学期。司法考试培训的远程教学方式能够在全国被广泛地采用，其原因在于其“权威性”。司法考试培训中，真正吸引考生的是司法考试辅导方面的权威老师，这些老师长期从事司法考试辅导，有良好的教学经验、解题经验并且对出题老师有相当的了解，他们是司法考试辅导班真正的卖点。这些老师基本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的辅导学校，如果按照传统的面授方式，学生则必须到北京等地上课，学费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曾经尝试在本地进行面授，但是因为成本过高，结果大多数都没有能经营下去。与传统的面授教学相比较，远程教学方式更容易操作，商只需要租借有多媒体设备的场地，有一个人管理播放即可，在人力和设备投入非常低。相对的，远程教育收费往往只有一千多元，学生往往也比较容易接受。
二、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开展的模式及利益相关者分析
根据米切尔评分法，要确认利益相关者首先要确认谁是利益相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并将特征分成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在此基础，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决定型的利益相关者、预期型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型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米切尔评分法分析，首先可以发现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属于决定型的利益相关者，它们同时拥有对合作问题的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他们对远程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也是利益的最直接相关者。其次，学校属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它具备合重要性和紧急性。在合作中学校虽然拥有影响合作的地位和手段、并且学校的需求在合作中也必然受到相应关注。但是，司法考试辅导本质上还是培训机构和学生的民事合同，学校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直接索取权是较低的。最后，在司法考试远程教育中还存在一个被人忽视的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那就是教师。当前在司法考试领域开展的合作对学生、学校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有利，对教师无直接利益。
（一）从司法考试辅导机构的角度，合作有利于获得客源
司法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知识学习，复习压力大。相应的这一块的市场也很大，每年有近30万的考生参加考试，司法考试培训学校应允而生，它们针对司法考试的特点和每年的变化制定相应复习方案和复习资料。当前司法考试辅导领域的竞争已经属于商业上的红海，各地不同机构的商对客源非常的渴求。通过三者的合作，表面看起来可能收费变低，但是学校推荐学生报名往往人数众多，可以保证充足的客源摊平成本进而形成雪球效应，这是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非常愿意的。
（二）从学生的角度，选择专业的辅导有利于通过考试，并且远程教育的费用更低，更容易接受
根据调查，75%的学院多数学生愿意获得专业的机构在专业问题，18%的观望，只有7%的表示不需要的帮助。学生看到了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差别，期望获得更专业的帮助，以增加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往往报名费会比社会上低不少，在享受相同服务的情况下，能少花钱是最能打动学生的。
（三）从独立学院的角度，选择合作既可以相对提高竞争力又可以有一定经济收入
据调查，广立学院办学时间最长的也只在十年左右，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教学培养模式很大程度上模仿母体学校。但是独立学院与一本、二本类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在生源、办学经验、科研力量等方面都处于下风。为了扬长避短，独立学院都往往将人才培养方案定义为“应用型实践型”，作为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合格证件就自然成为了独立学院极的重要目标。相思湖学院、行健文理学院、漓江学院与社会上的不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都进行过合作。这样，学院避免了准备司法考试的工作，还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四）教师并不在合作的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中，远程教育对教师具有潜在的利益，但是教师对远程教育没有直接利益诉求教师是大学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如果激励得当，他们可以对远程教育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远程法律教育存在问题
（一）独立学院远程教育开展的效果不理想，司法考试通过率不高
司法考试的全国通过率在近几年基本都超过20%。本科生通过司法考试后根据不同考分可申请A证或C证（C证要求学生户籍在国家规定的地区方可），要求分数为360分和315分。广立学院的生源大量来自国家照顾的地区，大量的学生只要拿到315分就可申请C证，在通过率上有优势。但是，实际情况是广立学院司法考试通过率都不理想。以漓江学院为例，06级法学（62人）得到司法考试A证的只有2人，07级法学（87人）得到司法考试A证的有4人，加上可申请C证的人数后，总体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两所独立学院的通过率与漓江学院类似。
（二）远程教学的过程中缺乏外部监控
司法考试的远程学习采取的是播放视频，学生按照培训机构制定好的学习计划进行学习，按照这些培训机构的宣传，感觉是类似正常学校的授课教学方式。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般学校的教学是典型的外部控制教学，学习监控由教师来完成，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监控学生的学习。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当前远程教育的外部监控形同虚设。学习监控是指为了保证学习的成功、提高学习效果和质量、达到学习的目的，而对学习活动进行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一系列过程。没有学习监控，学生往往就容易松懈，曾经出现一个班50个同学报名参加同一个辅导班，最后只有10个同学能坚持下来的情况。通过对参加过司法考试的同学进行调查，过半数的同学认为教学的监控是最重要的。外部监控的缺乏等于将教学监控全部交给学生，在面对高难度和高强度的司法考试时候，一些学生本身就容易气馁和松懈，这时候没有人督促和打气，这些学生往往就会失去对自己控制。
（三）远程视频教学交流的单向性弊端难以解决
网络教学本身最大的特征是能够保证同步交流，但是当前的远程视频教学和网络教学都是单向的。在实践中，教与学之间的交流，信息的相互交换是完成教学设计的保证。但是在当前的司法考试远程教育中，学生只能听和看，但是却不能与老师进行交流，至多能在网上提问，沟通有限。在远程学习过程中，信息交互是促进学生产生概念交互，进而实现学习目标的重要环节。信息交流的阻断，使教学交流留于表面，因材施教难以实现。
四、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诉求不一致
在校大学生刚刚进行了几年的法律学习，有暑假充足的时间进行复习，又有专门的辅导班，其通过率应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反而会不高了？教学监控不力和学生本身素质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学校、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学生和教师利益诉求的不一致也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内因。
（一）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商更注重短期利益和降低成本
司法考试培训学校一般会通过授权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找商，这些商通过支付加盟费的方式获得权，支付费的方式为每年支付一次。在此情况下，商为降低成本和获取更高利润，普遍采取雇佣在校学生负责播放视频的方式。因为，如果要进行教学监控必定要雇佣专门的法律老师，则必然要大幅提高人力成本，这是商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有的辅导班直接让听课的学生负责，学生负责的代价仅仅是不收取个人的报名费。教学的监控需要聘请教师，这样又会增加成本，商当然不会主动聘请。
（二）学生需要的不仅是司法考试复习资料，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监控
不少学生都是首次参加司法考试，对相关的辅导班都只是道听途说，缺乏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在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天花乱坠的广告和学校的大力推荐下，其选择缺乏自我判断。无论是学习目标的确定与修改、学习材料的选择与组织、操作加工策略的采用和改变、产品结果的检查与反馈，都需要监控系统综合各个方面的信息分析与判定，发出协调与行动的指令。学习活动监控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分就是自我监控。在当前司法考试复习中，学习的效果主要还是看学生自我监控的力度。要通过司法考试，考生就在必须一定时间内进行海量知识的记忆和突破，复习的状态类似高考，可是在几年的大学生活后，学生的学习态度已经很松散了，要完成自我监控，需要教师指导鼓励、辅导班的监督考核等进行帮助。学生需要一种合理的外部监控以推动自我监控的完成。遗憾的是学生的这种核心诉求往往自己都意识不到，当然也就得不到满足。
（三）虽然合作对学校有利，但是独立学院本身并没有主动开展远程法律职业教育的动力
一方面，独立学院不能开设函授课程，不能招收自考和在职的考生，没有校外的学生使独立学院没有开展远程教育的动力。另一方面，独立学院的本质是民办教育，投资人出资办学的目的有强烈的逐利性。同时，独立学院没有公立学校那样的财政拨款作为办学支持，所有的办学经费都需要自筹自资，使得一些独立学院在成本计算上不得不有所考虑。在开展本科教育时，如果要购买远程教育就必然要花钱，这样就增加了办学的成本，这是投资方往往不愿意接受的。只是由于司法考试的存在和法学就业的压力，使得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不得不寻找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帮助。这就解释了，独立学院只是坐等司法考试培训机构与其联系，在将学生送到培训机构后也极少管理的原因。
（四）教师作为教育的媒介，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体现
司法考试的复习一般从当年的三月开始，至同年九月结束，复习的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要保证在半年中学习的热情，是需要外部的激励与老师的辅导。一方面，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并不会专门聘请教师，导致远程教育中没有教师的辅导，使得学生感觉不到自己受到重视，努力得不得相应的承认，学习的激情逐渐减退。另一方面，独立学院教师的精力无法集中到法律职业教育上。独立学院的法学教师多是年轻教师，正处在忙于搞项目、发文章、提职称的阶段。在没有额外收益的情况下，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并不容易。基于以上原因，造成了教师在远程教育中的缺席。
五、提高独立学院法律远程教育效率的措施
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要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参与，行业的发展应该以追求各个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局限于满足某一利益主体利益；应该追求长远的利益而不是短期的利益，它体现了行业发展的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一）独立学院需要对利益的平衡起到更大作用
独立学院是预期利益相关者，在当前的情况下对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都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法律远程教育的顺利开展符合学校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远程教育本质是由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担当了本应学校承担的法律职业教育的责任和成本。同时，法律远程教育也符合学院的长期利益，因为它增强了学生就业的能力并提高学院名声。如果放任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双方博弈，就会因为双方实力的不平等，而导致培训机构不负责任的行为。独立学院应当为远程教学提供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帮助，引导合作取得成功。
（二）教学监控的成本，需要多方共同承担
首先，独立学校可代表学生的利益与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进行交涉，要求司法考试培训学校提供相应的教学辅导和教学监督。同时，独立学院也应当将日常教学进行改革与法律职业教育接轨。其次，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和它的商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学院应当让司法考试培训机构了解商的短视行为，必将危及其长远发展，短期利益应当与长期利益平衡，与学校共同承担教学监控应当是双赢的选择。再次，应当考虑商的利益，为其分担成本。独立学院应该担起属于它的教育责任，与培训机构共同承担监控的成本。良好的监控才能有良好的通过率，良好的通过率会扩大市场，这符合商的短期利益。最后，学生应当认识到司法考试复习中自我监控的重要意义，加强自我监督。
第14篇
【关键词】 物业管理交接纠纷;成因;对策;立法建议
一、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主要表现
当前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业主大会以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为由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公司以种种理由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办理交接,由此导致纠纷。我国有关由业主大会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对本物业区域进行管理的制度刚刚建立,目前大多数的物业区域都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只能被动接受,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也不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双方缺乏良性互动。在《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业主大会公开选聘、解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后,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以服务不到位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当前产生的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二是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前期物业管理结束,业主大会选聘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进驻管理,原物业管理公司不甘退出,继续占据小区,拒绝与新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交接,因而产生纠纷。
二、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成因
1.物业管理尚未完全市场化。目前,物业管理企业大多是由原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子公司或房管所转制而来,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权的物业管理企业数量较少。物业管理行业起步较晚,虽然物业管理队伍迅速壮大,但专业人才匮乏,企业的专业水准、员工的综合素质不高,管理亦不够规范,服务不能满足业主的要求,物业服务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及市场化。
2.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双向选择的机制未建立。在传统的房屋管理体制下,房管所是管理者,住户总体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随着物业管理的深入发展,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双向选择的平等关系开始建立。目前在在大多数地区,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双向选择的机制尚未建立。
3.物业管理交接的程序不完善。目前,许多人认为,小区换“管家”,就是新旧物业公司之间进行工作交接,交接主体是新物业管理公司和旧物业管理公司。其实,这并不正确。从法律关系来说,小区物业的交接程序,应当是由原物业管理公司与小区业主委员会进行物业管理、小区资料等工作的交接,然后再由业委会与新物业管理公司就同样内容进行交接。
4.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中,关于新旧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交接规定相对简单。仅仅在第39条中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同时第59条规定:“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至于具体如何移交,主管部门如何进行监管等更详细的实施细则,《条例》则没有规定。
三、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法律对策
首先应在《物业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交接期限,如规定原物业管理公司必须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资料,并撤离原物业区域;其次应在《物业管理条例》中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加重对物业管理公司不依法移交物业管理用房、资料行为的处罚,如规定对不按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资料的物业管理公司,可以给与降低资质、吊销资质证书或营业执照等处罚;再次应在《物业管理条例》中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的有关事项如业主欠缴的物管费如何支付、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如何清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最后应在《物业管理条例》中对移交的公共设施、设备中需要维修或更换的,要明确规定责任的承担方式。比如《大连市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项目接管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物业管理移交方应按规定向接管方提供有关档案资料,并将移交项目的真实状况告知接管方。移交项目需要维修的,维修责任由移交方承担。将维修责任委托接管方负责的,移交方应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向接管方交纳委托维修费,用于接管项目的小修和中修工程。委托维修责任到期后,双方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参考文献
[1]胡杰丰.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法律分析[J].现代物业.2004(5)
第15篇
[关键词] 经济自由；经济效率；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8-1
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分析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越自由，经济效率越高，经济自由度低，经济效率低下；反之，经济效率高低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经济自由度的高低，二者具有一致性，偶尔的分离只是非常态。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自由与效率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价值一致性，即有效率的自由经济生活。自由是一项人权，是人类为求得解放和发展所不断追求的基本权利，没有自由的人和社会是停滞不前的，经济效率体现为经济主体对效率的追求，是主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又一次飞跃，经济主体必须先有经济自由，再通过自由行动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自由而没有效率，人和社会只会停留在原始社会。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分离的一面。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性质不相同，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同时经济自由还关涉到一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是国家的重要内容，不受他国的干涉，这些都表明经济自由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另外，经济自由常常与经济民主联合使用，更加强化了其政治属性。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是在具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才进一步争取政治自由的，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对抗性表现为二者的经常性、局部性偏离和对立，具体体现为两种情况，一种状况为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但却对应经济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典型的例子是自由资本主义后期的经济危机，一直奉行自由放任和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政策，却产生了整体经济的无效率，这是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第一次出现背离。另一种状况是经济自由度低，却对应经济的高效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完全管制使得经济主体和整个社会几乎无自由可谈，但一段时间内却换来了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现代经济学理论显示，局部的经济管制也会取得短时间的经济效率。
二、经济法在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博弈中生存与发展
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及其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正是由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经常性背离而又无法自我修复和回归，使得经济法有了存在的必要，也为经济法积极主动地调整二者关系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求得二者的动态均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历史必然，过分偏向一方只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和混乱。比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经济自由过分迷信，到头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和经济的低效率，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依旧解决不了经济的滞涨，却损害了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给予经济主体经济自由又再一次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将保护经济自由和促进经济效率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我国亦是如此。经济法得益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而产生，反过来，更是以自己的不断发展完善来调整和协调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努力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离开了经济法的保护，经济主体的自由将得不到应有的保证，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也会寸步难行，没有经济法的调整与干预，经济效率也不会按照经济主体的自身行动和主观意志而不断提高，完全理想化的自由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应的经济效率也是不可求的，现代经济形势的复杂化要求经济主体必须懂得和学会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增加自己的经济的利益。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背离和冲突不可避免，问题是，当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发生背离和冲突而又不能自行回归，需要经济法对之进行调整时，经济法是牺牲经济自由还是放弃经济效率，这不能一概而论。当一国经济发展比较平稳时，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之间应该保持适度的张力，这是二者关系的常态，此时并不需要法律的积极介入。而当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出现了混乱时，一般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效率，必要时要限制经济自由。
因此，经济法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进行调整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就是消极的保驾护航，并不积极地干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另一种就是要通过限制经济自由来提高经济效率。那么自由能否被限制呢？罗尔斯认为，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笔者认为罗尔斯的自由正义观并不能延伸到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因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容许无效率的经济自由存在，即使存在也是荒谬的和被否定的，“对于一个终日为自己及其家庭的饮食和住房问题忧心忡忡的人来说，谈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最起码自由是能为法律所限制的，“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其实，对经济自由的干涉的原因除了自由本身以外，至少还有效率，“国家是否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依据应该是效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从而需要政府干预，以纠正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政府干预经济或政府行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促进效率。
参考文献：
[1]胡甲庆.反垄断法的经济逻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98.
[2]（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02.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78.
[4]张千帆.、法治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