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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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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的背景

第1篇

教育信息化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与演变,衍生并积累了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外部环境的发展与演进越发活跃,一些新理念和新技术也随之涌现出来。当前的教育信息化在发展过程中已将社交化、个性化、开放化、智能化等特点较为清晰的呈现出来。数字校园为智慧校园所替代也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1智慧校园及其特征

智慧校园这一概念的产生晚于智慧城市与数字校园,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与移动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智慧校园的产生创造了较多的实现手段与良好的外部环境。智慧校园的建设理念是“以服务为核心,以管理为支撑”,能够完成科学决策、管路逻辑、信息交换、资源组织、智能感知等工作。其终极目标就是通过与高校校园活动进行“深度融合”,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从根本上来看,智慧校园应用于校园信息化建设更受到校园管理部门的青睐,就目前的实际需求情况来看,有效建设智慧校园不应只对物联网技术进行应用,而应该对更多的新技术加以应用与融合,从而对应用与服务进行有效的突出。从高效的信息化建设目标来看,智慧校园在实质上是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创新。

智慧校园的内涵形象化、具体化的实现形成了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能够较为灵敏的对现实环境中的人或事物进行感知,然后依据建立好的模型,较为准确地预测出服务对象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

(2)通过对高速多业务的网络体系加以应用,来实现及时传递各类数据与消息的目的,最大程度的消除时空的限制。

(3)最大程度的对信息化平台进行有效整合与集约化利用,从而充分体现出信息资源的优化存储与良好组织。

(4)以“大数据”理念为依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推荐与挖掘,并由此实现智能化的决策与管理。

(5)真正意义上建设起开放的、多维度的学习空间与科研空间,并将进一步建立具备有利于多模式的学习环境与科研环境作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2智慧校园的关键技术

2.1环境感知与物联网

目前传递物联网信息的主要平台依旧是网络,但物联网为网络终端增加了一些信息感知与处理功能。感知技术一般包括激光扫描、红外感应与视频监控。与传统意义上的人到终端的网络所不同的是,物联网可以有效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定位、结合识别、管理、监控功能为一体,充分提现智慧校园特有的“智能化”优势。

2.2 云平台对教育资源的组织与整合

通过将教育教学资源与云平台进行有机整合,更有利于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更新速度慢、共享难度大等问题的有效解决,更好的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以往的数字校园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初步整合与静态组织,往往会受到平台限制作用的影响,资源整合更多的表现为物理储存,但资源本身对逻辑上的关联性的体现较为缺乏。

2.3 移动互联与应用

移动互联技术从本质上来说主要包括自组织网、4G、Wifi等接入技术,而移动互联可以有效突破高校校园中网络接入时受到的有线网络的限制,充分体现了智慧校园的“开放化”特征。同时,无线网络支撑下的智慧校园移动互联环境具有自身的优势,其特点主要扩展、融合、高速、规模。与传统网络所不同的是,移动网络的接入终端还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2.4 学习协作及社交网络

我们通常将社交网络定义为社会化或具有社会性的一种网络服务,是一种方便人际交往的网络服务手段,具有虚拟化的特征。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之一就是社交网络,它已经成为了促进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还具有成本低廉、开放性强的优势,是高校大学生们展现个性、对社会实体关系进行维系、表达利益诉求的首选方式之一。

从应用涵盖面上来看,智慧校园将数字校园的所有应用都包含在内的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增加与融合实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目的,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智慧校园完成作业下载、网络选课等基本操作,学校可以依据课表对学生的上网时间与访问内容进行限制。还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分析,与其他同学的相关学习数据相比较,按照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为学生创建有效的学习方案,并将具有针对性与系统性的学习方案推送给学生。

从整体规划上来看,智慧校园主要包括智能化设计学校活动、个性化推送资源、决策辅助、展现决策的各项数据、移动使用各类业务系统、建立数字校园基础平台、融合学校各种数据等主要内容。

从架构上来看,其架构与物联网基本相似,但其决策层与数据层是物联网所没有的,具体可以分为决策层、应用层、数据层、通信层、感知层。

3 云计算与物联网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前景

3.1 云计算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前景

云计算平台在智慧校园当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平台、应用三个层次。其中,基础设施层又包括服务器、存储系统及网络系统等重要硬件部分。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服务器租用与虚拟硬件资源等服务,其中包括数据管理、用户认证与授权等。开发平台及中间件、数据库共同构成其平台服务系统。智慧校园的中心是软件服务层,其所有的教育信息均存在于该层次。在未来的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云计算将会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学生实验为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验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操作能力、发现新领域、获取新知识有着重要作用。但学校实验室不会每天开放,更无法为每个学生提供随时做实验的机会,学生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室。针对这个问题,云计算平台能够利用资源共享与远程桌面的方法,为学校师生提供访问云平台的客户端系统,使其体验到高速运行与海量存储的便利,从而为每位师生提供一个属于自己虚拟实验室。在建设虚拟实验室的环节中,需要首先建设好实验室的环境,搭建出一个完整的虚拟化资源池,以自动化的方式对资源申请、监控与回收进行操作,学校师生可以随时利用虚拟桌面远程访问虚拟实验室。

3.2 物联网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前景

智能感应是物联网最主要的特征及优势,智慧校园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能够对学生安全、教学活动、教学资源、校园生活等进行有效管理,有利于创建和谐、智能、便捷、高校的校园环境。而物联网在智慧校园当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校园生活、教学管理与安全防卫。其中,物联网在发挥教学管理的作用时,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智慧图书馆、自动考勤管理、智慧课程等;在校园生活方面,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智能浴室管理、智能宿舍管理、智能食堂管理;而在安全防卫方面,物联网发挥的作用则更为重要,它能够为校园的安全防卫提供技术支持,弥补了当前校园中安全防卫不足的弊端,通过传感设备对学校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掌控,当发现安全问题时,设备能够自动报警,有利于学校安保人员对安全隐患进行及时处理。

4 结束语

第2篇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24-0128-02

笔者在从事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困生上课经常调皮捣乱,不是不带教学器材,就是唱歌时不跟着节奏来,常常令教师头痛不已。对此现象,笔者经过了长时间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要真正上好以唱歌教学为主的音乐课,教师就要不断地去总结经验和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尝试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只有这样,音乐课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音乐课唱歌活动组织教学的探讨

各个学校在安排音乐课时,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般排课都在上午最后一节或是下午。对学生来说,这一个时段,旺盛的精力有所消退,他们普遍感到疲倦、困乏,思想不够集中,正处于唱歌的低效阶段。这时上音乐课,如果不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课堂效率将会大打折扣,歌唱的效果也会不尽人意,因此,精心地设计组织教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笔者认为,要针对班级学生的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例如,在上课前,教师可弹奏(或播放)音乐,让学生律动进教室,也可以与学生一起作动作,以节奏练习的方式进入教室;还可示意全班学生唱歌来创设课堂歌唱氛围,等等。上课开始,师生可以用音乐的方式相互问好,可通过音乐语言建立起音乐常规,如起立:用主和弦的上行音阶;坐下:用主和弦的下行音阶;安静:用一段旋律平和的音乐;律动:用一段节奏鲜明的音乐等,使学生养成聆听音乐后迅速做出反应的良好习惯。

二、从巧妙发声,谈激发学生的唱歌兴趣

在唱歌教学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此,以训练学生巧妙地发声为例:在小学高年级的歌唱课中,学生的发音尤其重要,所以教师们大多会在新歌教唱之前做些发声练习。传统的发声曲难以引起小学生的兴趣,因此往往达不到训练目的,而给发声曲填上合适的词或将发声训练与学习歌曲结合起来,效果就会好很多。例如,发声曲 12 34|5 -|55 5|55 5|54 32|1-教师配上趣味化的词,如“小鸡 怎么 |叫 —|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 叽叽|叽—”还可不断变换动物的名称和叫声,再加上模仿动作,学生就会很感兴趣,而且还可启发他们自己进行创作。又如,《童年多快乐》这首歌曲,其中后八小节的二声部合唱是歌曲中的难点,但如果把它作为发声曲来练习,效果就很明显,既练了声音,又解决了难点,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由此看来,要培养学生的兴趣,首先就要保护他们的音乐好奇心。作为音乐教师,应了解儿童与成人对音乐兴趣的差异,让学生对音乐美感进行自然、无拘无束地参与和体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兴趣品质。其次,要尊重学生的音乐感受。儿童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音乐教学要给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感受、表达音乐的机会,比如,让他们对其所聆听的音乐发表看法,尽可能地让学生自由发挥。从现代教育理念看来,倡导苦学并不能有效解决学习问题,而对于以美育为特征、具有审美愉悦性的音乐学科来说,枯燥、机械的苦学方式更是不可取的,要营造高效的音乐课堂,就要通过音乐教学让学生充分感受和体验快乐。

三、关注学生唱歌的心理特点

调查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对歌曲的态度处在“写实阶段”,他们喜不喜欢作品的刻板标准是像和不像。例如,他们喜欢的歌曲多是以拟人化手法所写的动物、植物,或者是贴近自己生活的人和事,像《动物说话》、《老鸟、小鸟》、《鸭子拌嘴》、《小雨沙沙》、《蒲公英》等歌曲,这些歌唱作品因其形象鲜明而使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在唱歌活动中,他们往往对唱歌、律动、音乐游戏等内容感兴趣,并以教师或某一模仿对象作为评价优劣的标准。低年级学生在校内的音乐学习中,一般以教材和教师的选择为喜欢标准。

而小学高年级学生已基本学会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歌唱作品,他们对课堂中教唱的歌曲逐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对歌曲的喜好方面,更喜欢给人以力量的队列歌曲、进行曲,给人以美感的抒情歌曲、器乐小品。同时,在唱歌的表演风格上也开始有了需求,如优美、舒展、活泼、开朗、奔放、豪爽,通俗易懂,能够共鸣等。这一阶段,他们对歌曲的态度处于一种动态变化时期,由喜欢到不喜欢,由满足到不满足,对于合乎他们品位的作品,他们就喜形于色,积极配合,课前、课后要求教师教唱或者组织聆听;对于不感兴趣的作品,则往往消极对待。

四、赏识每一个学生,让人人参与唱歌

每个人都渴望被肯定、赏识,赏识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学生不同的特点决定赏识点的不同,要认真观察每个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的细微变化,给予不同的鼓励和表扬,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从而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与别人的差距。

赏识每一名学生,不仅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还鲜明而具体地反映与体现在唱歌教学之中。任何层次的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有着被别人尊重的渴望,因此,教师的注意力应投向每一个学生,给每个学生都提供开口唱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学生的歌唱潜能,促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歌唱教学中。

五、鼓励学生在歌唱中创作

实践证明,把创作运用到唱歌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在创新能力方面得到训练、培养和提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师可引导学生为歌曲配伴奏的创作,为歌曲打击乐伴奏,要求学生挑选合适的乐器,按节拍、节奏及歌曲情绪特点,注意音量、力度的控制,创作出固定节奏的伴奏,等等。例如,在学会《别来接我》、《我们学校亚克西》等歌曲后,笔者就要求学生根据旋律创编歌词,让他们来演唱自己创编的歌曲,这样,他们就会兴致勃勃,唱得特别投入。

六、用歌唱的美感染学生

气质是音乐教师人格和个性特点的外化,主要体现为聪慧、自信、幽默、真挚等。作为美与爱的使者,音乐老师不仅要具有敬业和奉献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还须有优异的音乐感、开阔的音乐视野、较好的理论和审美修养。诚然,音乐教学也会因教师而异,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这种个性化特征如果为学生所认同,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教学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学生,为他们所喜爱。

笔者认为,面对天真可爱的学生,教师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美丽的音乐的传递者,因为在小学生的眼中,漂亮的老师和好听的歌声是融为一体的。例如,在教学生学唱歌曲《茉莉花》时,笔者特地换了一身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化了淡妆,在音乐伴奏声中舒展着轻盈的舞姿,模仿着飘舞的蝴蝶和摇曳的花朵,用优美、动听的歌声进行歌曲范唱时,学生们的眼中除了被吸引,还闪着奇异的光彩,那是对老师的欣赏和喜爱。因此,教师要注重自身的气质培养,让学生对自己产生好感,这样,他们就能更真切地看到歌唱中的美,从而情不自禁地走近美,此时,教师再告诉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学生的认可。一滴汗水,一级台阶;一分耕耘,一片秋色。让智慧唤醒歌唱的课堂,让课堂创造歌唱的智慧,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如何“建构智慧音乐课堂”,是我们毕生的思考。笔者将在不断的实践中践行音乐新课程改革理念,不断探索前进,学习做一名智慧型的音乐教师。

参考文献:

[1]郭静舒.从网络歌曲看数字原住民的文化审美取向[J].人民音乐, 2012,(9).

第3篇

关键词: 素质教育 小学体育 社会实践活动

素质教育理念是结合我国学生本身的个性特点和学习所需而科学研发一种高效教育理念,它要求学校在教育学生基本的理论知识的同时,应当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德智体艺美劳等全方位的个性化发展,而小学体育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学正是这一素质教育理念实现的重要渠道之一。社会实践活动教学是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特色教学手段之一,它对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社会生存技能和良好学习习惯等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小学体育教师要有效提高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的质量,必须积极应用素质教育理念辅助教学与设计,从而有效实现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科学提高。

1.优化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内容是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得以有效开展、提高教学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同时是小学体育教师应用素质教育理念辅助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的重要应用中介之一,因此,小学体育教师要有效提高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的合理性,首先应当加强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小学学生体育发展的需求。根据素质教育的科学理念,小学体育教学除了要注重小学学生基础的体育理论知识之外,还应当结合体育健康训练技巧、快乐运动的心理健康培养、文化传统等方面内容开展教学,因此,小学教师在设计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内容时,应当将这些教学需求元素有机融合,从而全面提高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比如以我国某城市的一所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改革为例,该所小学以现代素质教学改革为改革背景,积极响应国家教育局的科学素质教育精神,给予学校本身的课程资源开发、教育基地的开发及教育科研的开发等多方面内容的需求,合理地确定其体育社会实践活动教学的核心内容应当以学生的学科专业技能运用、身心健康发展为主,并合理地借助社会教育资源为小学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有力平台,科学地进行小学生的体育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并合理地探究素质教育对于现代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的帮助作用。

2.社会实践活动教学要重视小学学生的个性发展

重视小学学生的个性特征发展是现代素质教育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新型科学的素质教育理念明确提出,现代小学体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学应当充分尊重小学生的学习主体,尊重小学生的学习主动精神,科学地发展小学生的个人性格特点,注重小学生的大脑智慧潜能和创造潜能的挖掘。因此,小学教师要有效地应用素质教育理念辅助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的教学,就必须在教学时,注重小学生的个性特征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创造,需要不断创新来推动,提供动力,而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创造的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特性,而小学阶段是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最丰富的阶段。因此,为了避免由于同一化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抑制小学生的创造能力开发和个性发展,小学教师应当在社会实践活动教学中,加强对小学生个性的培养,注重小学生自主动手能力的强化,从而有效促进小学生智慧潜能的挖掘。

3.建立科学的小学体育社会实践活动评价体系

第4篇

一、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1.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是会计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会计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是为了提高会计人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平,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无论是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从事会计工作的在职人员都必须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会计人员每年必须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应少于24小时。继续教育是针对正在从事会计工作和已经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的会计人员进行以提高综合素质, 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再培训、再教育。

2.行业法规制度变化对继续教育的要求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的改革。1985年、1989年实施了“利改税”的会计制度修订,1993年和 1999对《会计法》进行了修订,在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质量上有了新要求。2000年了《企业会计制度》, 统一企业会计核算标准,与之相配套《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在2001年颁布实施,旨在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实施会计控制与监督、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7年实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一系列会计法规制度的改革,新概念、新知识、新业务、新方法层出不穷,我国会计制度正加快与国际管理接轨,都需要财务人员不断去学习、掌握和实施。

3.知识经济对会计人员素质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化双向转化,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与创新优先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与财务、会计信息相关的资本、现金及票据、账簿、报表等表现形式,由特定的数据组合形态在信息系统中显示出来,并在管理需求传递中快速流动。深刻影响到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面的广度、会计原理的表述、会计方法体系的改变,会计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会计的监督过程,进而对各种财务控制方法和财务分析方法的运用。ERP系统的应用使会计核算从事后达到实时,财务管理从静态走向动态,延伸了财务管理的质量,丰富了会计信息内容并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

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形式

按照会计人员的学历、职称和专业年限以及培训目的,实行分级、分类培训、一般培训、专题培训和进修等形式。分级培训:按学历或职称分高级班、中级班和初级班。培训对象分别为研究生或高级职称、大专及本科或中级职称、中专学历或初级职称及以下会计人员。分类培训:目标人群明确,及时解决本行业、本系统会计人员具有的共性问题。一般培训:培训各级各类人员共同规范的会计理论或会计实务。专题培训:针对一定时期会计界存在的特定理论和会计实务问题,以提高会计实务能力为重点,采取相对集中的培训形式。进修:以会计理论学习为主,全面提高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的比较系统的中长期培训。各种继续教育形式应结合工作实际,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

三、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人员应向知识化、信息化和创新人才素质看齐。拓展继续教育内容和途径,加强项目财务培训和相关综合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

1.更新理念,学习现代财务思想

知识经济环境下的会计职能,改变它的事后反映的被动功能,具备了事前反映的能动作用,成为企业全面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应用,要求会计人员充分认识知识资本、人力资源和知识产权资产等无形资本的地位,具备市场经济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放意识,增强风险会计管理意识,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及危机。

2.强化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教育

会计人员应具备税法、审计、经济法等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知识,牢固树立法制观念,懂法、知法,熟悉涉外合同、涉外法规,强化执法、守法意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是会计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强化职业道德规范,增强秉公正义感,会计人员的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会计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3.完善财务知识体系,加强能力建设

知识经济时代,财会人员不但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专业理论知识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还要了解、掌握国际上通行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会计,懂得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其次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增强信息处理能力和分析能力,除解决本单位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进行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等实际问题,还要尽量熟悉所属行业的特点,相关企业的经营及相关市场的情况,会计人员要自觉提高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为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专业保障。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公关能力有助于获得更好的诚信和工作成果。而会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财会人员还应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

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人员应强化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继续教育更新知识,拓展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获得能够终身受益的工作能力和学习方法。

参考文献:

[1]付晓燕:谈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中医药管理,2008,16(7):530

第5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兴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均有一个通病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一、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把所要研究问题的含义搞清楚,是研究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涉及到国际比较分析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甚至会大相径庭,与社会组织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

第三部门是美国学者Leavitt针对以前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而提出来的,指的是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强调的是组织的非营利性,即这些组织建立的初衷不是为了营利 ;志愿组织强调这些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志愿者的志愿加入和工作投入 ;非政府组织是专指政府和私营企业以外的组织,而不包括政府组织以外的私营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的外延更广,英文是CivilSociety,概念比较模糊,是为了体现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立而提出来的,是与政府相对应的概念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

这些概念虽然名称不同,内涵有不同的侧重,外延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基本含义上都是指处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社会组织,是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分立框架下提出来的,对国家-市场二元理论的发展,其特征大都可以用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律性、志愿性、公益性来形容。

二、西方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固有的自治传统

(一)个人本位与公民社会

在西方社会,个人本位不同与中国传统理解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种倡导个人自由行为的社会理论 ,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要建立在保障个人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基于个人本位的秩序逻辑,西方社会的公与私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众私即公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的公与私观念不是对立取舍的。私人领域强调了个人意志在法律规范下享有自主权,特别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公则代表相对于统治者个人而言的国家、公共权力,因此,个人本位的秩序规则核心是如何制衡国家的或者其他各种特殊霸权的权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私人领域的公民社会形成,成为独立于国家的自治空间,进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自治传统

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就有自治的传统,自治传统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及其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例如美国的特殊环境形成了美国的乡镇自治传统,由于到达北美洲的人大多是来自于英国的公民,而这部分公民大多是受不了英国专制集权的压迫或者宗教的迫害而来到美洲的,因此在美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自治的形式。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确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这种自治的源起形成了美国社会的自治传统。

在德国也有自治的传统,德国乡镇行政的基础是自治原则,即公民应当自行调整和管理地方事务。在德国地方自治是通过有独立权利义务的公法团体来实现的,这些公法团体将市民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授权行使地方自治权,管理地方的社会事务。西方的这种自治传统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模式

现代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独立于国家,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经济生活的自由,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的自主性增强,自由、竞争的意识加强,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随着市民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结构,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形成了有效限制,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要符合公民的愿望,为保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要受到制衡,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边界的限定,形成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要受到社会的有效限制,受社会监督,政府的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均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扩张。

三、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与专制集权

(一)国家本位传统

我国自古以来是国家本位的国家,即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国家,个体与社会之间具有相互对立性、取此舍彼的私与公的关系。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最推崇公而无私的精神。中国理性化政治的最高境界也是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社会。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下,个人品行修养的形成在于私与公的取舍过程,通过牺牲下一层的利益来服从上一层的要求,即舍小家,保大家,在这种理念下,个人被国家淹没,社会被国家淹没,不存在自由、自治的私人领域。

虽然近代西方制度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社会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国家控制社会的观念和官本位的传统仍然渗透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为了应付国家刚成立的各种危机和保卫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国家对各项活动都进行了控制 。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性政治整合,形成了我国国家统领社会的局面。

(二)家族本位的专制集权

相对于西方的自治传统来说,我国一直以来是奉行中央大一统的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下,王权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在王权掌握之内的领土范围内地方几乎没有自治的权力,而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小的单位体,在这个单位体中有族长(家长),一个家族内个别重要人物的兴衰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兴衰,我国古代刑罚中的族株,株连正是反映了我国家族制的特点。同时在家族之外,在国家之内又是皇上说了算,所有的家族又都是为王权而服务的,一个家族无论多庞大,人员多广,最后还是服务于皇权。在此基础上公民主要在家族范围内进行各种活动,社会的各种公益活动也是通过皇权或者家族的形式进行,像西方那样自由的公民社会是不存在。

(三)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我国社会组织的特性

1.中国社会组织的存在来源于国家让渡的空间

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对野蛮状态的文明城邦;然后是16-17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力争国家分权;20世纪后叶以来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分离的理念形成。我国与西方不同,我国没有自治的传统,也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建国后改革开放前,对于刚成立的国家政权,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政权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我国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行政管制权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组织一体化等国家治理手段 ,一些社会组织的国家行政管制权被构造了出来,这些本不具有国家行政管制权的组织被赋予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行使着国家公权力,分享着国家的行政权。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但是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活动空间的扩大,而国家权力的边界并没有界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在经历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动推动的过程,中国无论是市场经济发展还是公民社会的产生都与国家主动让渡空间相关。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些特质:(1)中国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补充性强,分权性弱。中国社会组织的成立产生于政府让位的空间,以补充满足这些社会服务、需求为目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力制衡取向弱,这样容易使这些社会组织偏离自己的使命。(2)在运作机制上,对政府的依赖性强,受政府的干预多。特别是一些官办社团难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即使是民间社团也是常常由于生存原因寻求官方背景,社团行政化倾向明显。(3)在功能上,社会组织执行性强,自制性弱。中国社会组织很大一部分是官办社团,再加上人事安排上的关系,社团在协助政府执行部分管理职能的目的较多,而自主治理实现社团宗旨和社会公益的较少。

2.我国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组织

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分类,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那种类型,都来源于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转移而让渡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行政化程度高。

(1)在法律层面上,我国法律缺乏对政府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利界限的认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这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法依据。但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直接适用性不强,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具体化,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对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批制度,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将社团至于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决定了中国某些社会组织的半官半民性。

(2)政府对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式的行政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的组织,一般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活跃性。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政府拨款是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地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过多的干涉非营利部门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3)我国社会组织高层人事权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有一些社会组织干脆就是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在职能转化中演变而来的,整套人马还是原来政府部门的结构,甚至连级别也有相应的规定。

第6篇

关键词:社会需求;高职会计;教学改革

会计学属于技术应用性比较强的经济性管理学科,社会经济发展的越快会计的工作性质就显得越为重要。同时伴随着社会对高职会计专业的学生的需求不断的增加会计专业成为了高职中的重点学科。会计这个专业作为传统的行业,传统的高职教学模式早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了。

在高职教育中不管是教学内容、方式、手段都显得尤为落后。改革高职会计专业必须以当今社会经济为前提,不断创新会计专业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是高职会计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高职会计专业将全面的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并使学生熟练的掌握理论上的知识,运用财务软件进行操作。成为一个以诚信、敬业和责任集一身的高素质性全能型人才。

一、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中所存在的不足

(一)学生对会计的课程缺乏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引导老师,想要让学生学习并且掌握一门新的学科,引起学生的兴趣是整个教研的重点。老师成天强调学好会计学的重要性,却始终得不到学生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开场教育就的失败,连兴趣都没有提起来怎么让学生去做进一步了解?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在学生入门的时候就并没有做准备充分,这就为后期的工作带来了隐患。

(二)教学模式的老化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采取的仍旧是传统是教学模式。会计专业的教学体系还是老师和课本做为主体,学生只能被动的去接受单项式的传统教育模式。老师的课时没有结束,学生笔记也不能停,课时就只出现做笔记这个动作。这种强制性的注入式教育模式使得学生在学习上相当的被动,甚至出现了抵制情绪。只有凭借着记忆应付考试,造成了当今学生高分低能的普遍现象。

同样的只注重书本理论,忽略实践性的教学也是高职会计专业的一个弊端。没有去实践技巧、技能都是纸上谈兵。传统的高职教育模式中重视理论性的教学,从而使得实践性的教学课时偏少。同时教学还会受到师资水平、场地等方面的影响,使得实践教学也只是象征性课程。

(三)过于被动的接受知识模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都是以教师讲课为主体。整个课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师在唱独角戏。很少去和学生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根本不知道学生的疑点、难点在什么地方。而教师教授的知识也只是基本的理论和技能,给学生的实践动手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四)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的经验

高职院校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师,都是属于从本科院校或者是研究生毕业以后直接到学校去任教,实践的经历也只是校门对校门。我们国家的本科与研究生的教育着重于与理论教育的,对于实践的要求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老师自身严重的缺乏实践经验,致使整个教学的流程中没有生动形象的案例,整个课时乏味没有趣味性。如果想通过这些教师的授课体现出高职院校的特性更是无从谈起。

(五)教材的内容体现不出高职的教育特色

传统的教材内容都是按照一个目标,也就是把企业的价值扩大到最大化。四个模块,也就是筹资决策、投资的决策、利润的分配以及流动资产的管理。四把工具,是时间价值、风险模型、期权定价的模型和会计报表的分析。以此为框架进行编写。而编写的内容和形式都与社会的实际状况有明显的出入,理论上的分析也占了整个教材的大面积篇幅,使得实际的情境模拟实践很少。同时选取的案列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和整体的系统性,使学生不能清晰理解到自己所学专业内容的重点是什么。

二、高职会计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以财务管理为教学导向

以在工作流程中的财务管理作为整个教学体系的导向,进一步的去强化实践的技能和理论上的知识。改变在传统教学中以老师为主体的局面,转变为以老师为主同时也以学生为主的形式。通过教师的启发式课程和学生进行讨论,总结出学习知识的新方法。并以突出实践教育,注重实践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课程模式的改革

为了更加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会计专业人才,高职会计专业体系的改革是必要的。高职会计专业的教学模式以职业定向性为基础,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使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满足社会岗位的需要。专业的会计人员不但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所以整个教育体系应该是由专业的技能、基础素质、能力的延伸三个部分组成的。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高职会计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在教学中更有效的将理论技能相结合。注重职业道德和素质的培养,实行体验性的学习模式使学生的职业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延伸。

以“教、学、做”为一体的方案去推行教学模式,开展体验式的学习重点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学习相结合,也可以激起学生对于会计专业的兴趣。

学习领域的课程模式是以职业能力做为重点,开展体验性的教学模式寓教于乐,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更好的巩固。而实行大规模的班级课时并不能确保教学的效果。实施不超过40人的小班级课时,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让每一门专业的课程的设计目标得以顺利的完成。

(四)评定成绩的改革

随着高职会计专业教学模式在不断的改革,而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同样也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以实践能力做为成绩评定的核心,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就业的能力。

为了使成绩评定更快的适应教育模式的改革,应该注重多样化的形式。让学生去注重和体验整个实践学习的过程,并以实践作为主要测试内容,笔试作为辅助的测试内容去评定。评定成绩还应该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不以学年为期限而是以课程内容的具体情况来定。评价学生的主体不仅只有老师来评定还有同学也参加,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考察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都必须上交一份自我评价,对实践工作进行自我总结。这样学生可以在自我总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的改正从而提升整体水平。

(五)加大力度建设毕业生的质量跟踪体系

不停的去加大与各个企业交流的力度,以及建设出对毕业生质量跟踪的全套体系,以此作为借鉴来改革教学的模式。就是以就业作为改革教学模式的导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专业人员,就培养什么样的会计专业人员,才能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和快速的融入社会。教育部门的相关机构要多与企业进行沟通和交流,积极的开展毕业生的质量跟踪工作。这样即可以掌握到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又可以了解到学生的特长是什么,不足的地方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改革的教学内容进行完善,扬长避短,提高用企业对于毕业生的好评。

(六)合理运用网络平台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俨然已经成为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要重视这个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平台,利用网络的优势使我们的教学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可以先建立一个财务管理教学的平台,把教学课件和练习题传上去供学生学习。还可以建立一个问题的咨询平台,给学生提防一个方便的学习交流场所。

三、结束语

社会经济的迅速壮大,使得社会对会计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会计专业作为传统的专业在高职教育一成不变的老模式下,不管是教学理论还是教学方式都明显的落后。为了是高职会计专业尽快的适应社会的经济发展,对高职会计专业的教学模式和理念进行改革是刻不容缓的。运用新的教学不断去加强学生实的践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注重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为国家不断的提供高素质性全能型会计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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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英.高职会计专业教学改革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2):192-192

第7篇

由于深受以往教学模式的影响,形成了“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固有教学方法,学生不爱思考,习惯“坐享其成”,更不爱提问问题。学生缺乏“答”和“问”的热情,多数学生只想当“观众”。我们有时候会面临这样的尴尬:教学过程中,学生发言不积极,甚至于有些课,老师是“主角”,成绩好的学生是配角中的“主角”,大多数学生只是袖手旁观的“观众”,每节课翻来覆去都是相同的几个人在发言,而其他学生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大部分学生的思维和语言能力没有得到锻炼,老师也不容易得到反馈信息,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老师最不愿意看到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除了老师应该认真反思自身外,也要多从学生那里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只有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和采取整改措施,才能改变这样的局面。课堂提问的有效与否,是教师既备教材、备教法,又要备学生,按照教学规律,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的体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课堂提问为学生发现疑难问题、解决疑难问题提供桥梁和阶梯,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学习,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知识的教学目标。

教师要想实现我们的政治教学目标,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讲课时要精心设计导语,以此激活学习兴趣。“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充分说明了课堂导入的重要性。良好的导入就如一剂兴奋剂,它会激活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和欲望。在导入环节,巧妙地设置情境,就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教师在激活学生思维的状态下,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怎样才能讲好导语呢?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教材进行认真的钻研,对教学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努力设计出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导语”,它可以是现实事例、故事、相声、漫画、看图说话、音乐、设疑等。

为了改变学生懒于思考的惰性,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思维、善于设问,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过于简单的问题,学生容易产生惰性和厌倦情绪,而过于难的问题,会挫伤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例如,书本上有很多事例都设置了相应的思考题,可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总像是在挤牙膏,更有甚者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不会。而每当我讲到一些流行事物、新奇时事、真实案例时,学生们则个个雀跃不已。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时要善于根据主题进行拓展,合理设计问题,倾听学生的意见,并对学生好的意见给予必要的肯定与鼓励,努力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和创新意识。在简单重复对象的刺激下,人的注意力往往会迟钝起来,难以产生积极的心理反应;而新颖、奇特的对象则会使人的脑神经系统兴奋,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当教学内容比较苦涩难懂时,情境教学的模式可以使教学效果更佳。教师要用指令性语言设置问题情境,由讲解转入提问,使学生在心理上对提问有所准备。教师用准确、清晰、简明的语言提出问题后,要给学生留有思考时间,然后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经验,再要求学生回答。学生对所提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来时,教师要以适当的方法鼓励、启发、诱导学生作答。教师可考查一下学生对问题是否明确,促进学生回答;可以给出相关提示材料,协助学生作答;应以不同的方式评价学生,包括检查学生的答案,估测其他学生是否听懂答案;重复学生回答的要点,对学生所答内容加以评论;依据学生答案联系其他有关材料,引导学生回答有关的另一问题或追问其中某一要点,即进行延伸和追问;更正学生的回答;就学生的答案提出新见解、补充新信息;以不同词句,强调学生的观点和例证,也可以引导其他学生参与对答案的订正和扩展。对某一简单问题直接发问,属于叙述性提问,是教师在讲述性谈话中的提问,其表现形式为“是什么”“有什么”等。曲问:为突出某一原理或者为向某一原理逼近,可从问题另一侧面发问,寻找契机。反问:针对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或是某一问题的糊涂认识和错误症结发问,使学生幡然醒悟,达到叫错为正的目的。激问: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学生处于准备状态时,使用激励性的提问,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促使其进行知识间的类比、转化和迁移,把学生从抑制状态调动到兴奋状态。引问:当学生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需要疏导或提示时,在关键处发问,循序渐进地达到理解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追问:是对某一问题发问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之后,针对该问题的更深层次发问,其表现形式为“为什么”“请说明理由”等,易中求深。

第8篇

关键词:故事教学;有效提问;优化策略

我以大班故事教学《最佳守卫》为例,谈谈在《指南》背景下对故事教学的思考与体会。

一、关注幼儿年龄特点合理选材,充分挖掘教材蕴含的教育价值

在正确把握整体教育目标的基础上,需要我们选择适合幼儿的(符合幼儿现有生活经验的,能引发幼儿学习兴趣,激发幼儿学习动机),具有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对幼儿长远发展有益的,有多重的教育价值)教学内容。要对教学内容进行价值分析,思考其蕴涵有哪些教学价值。结合大班幼儿“好奇心强、思维活跃,喜欢挑战”的年龄特点,故事《最佳守卫》结构简单,情节有趣,动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浅显易懂,“山羊公公以闯关选守卫”的情节符合大班幼儿乐于挑战的愿望,能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守卫”这一角色可对应生活中的“保安”,能与幼儿已有生活经验建立链接。而“做事要有责任心”作为故事的灵魂,对于大班幼儿社会情感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幼小衔接工作中重要的内容。这符合《指南》中指出“幼儿的语言学习需要相应的社会经验支持,应通过多种活动扩展幼儿的生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力。”

二、关注文学作品学习的核心价值,合理制定活动目标

确定教学目标是成功的故事教学的首要环节。目标是活动准绳,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是故事教学成功的核心。教师制定的目标要以幼儿现有的发展水平为依据,既要符合幼儿现有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又要略高于现有水平。同时,目标的实施应该是动态的过程,要根据幼儿在活动中的实际情况时调整教学目标。

三、关注幼儿语言学习的环境,创设和谐、融洽的师幼互动氛围

良好的教学环境是开展有效教学的基础,这里的教学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的创设。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应尽可能地为幼儿学习创设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教师应乐于接纳幼儿的疑问并耐心地给予解答,引导幼儿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幼儿尽可能多地融入活动中。硬环境对教学活动的开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室的布置,墙上图画的设计、涂色等,都会影响幼儿。因而,在布置教室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幼儿的身心特点进行设。此外,墙饰应及时更新。

四、关注幼儿语言学习的特点,灵活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幼儿是精力旺盛的,故事教学活动应避免形式的单一,要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通过听、看、想、说、演等多种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效率和参与热情。因此,故事教学活动还可以引入与故事内容相关的游戏,通过游戏帮助幼儿获得体验和发展。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采用故事表演的形式,让幼儿在表演的角色扮演中获得体验和发展。故事《最佳守卫》,我以“参与山羊公公选守卫”的过程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体。

1.通过观察、猜测、讨论、交流等形式,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山羊公公选守卫的过程,充分体现教师主导与幼儿主体。“如果你是山羊公公,你会选择谁当守卫?为什么?”“如果你是山羊公公,你会用什么办法让动物们比灵活?”等开放性问题,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及时、有效的回应、提升和梳理,有效提升幼儿语言应用能力。在幼儿出现语言表达不完整或句式表达错误的情况,我及时进行纠正。

2.集中、小组、个别形式的灵活运用,能为幼儿学习语言创设更多的机会,巧用两次投票的形式,充分尊重幼儿意见和看法,幼儿在投票过程中充分表达、讨论、交流,并进行情感迁移,转化行为。幼儿在理解守卫所需的必备条件“高大、强壮、灵活”,进行第一次投票,在看完“老虎、大猩猩、猎狗三只动物当临时守卫”的图片后,进行第二次投票,从而让幼儿明白责任心的重要性。有了积累,情感迁移就有了基础。于是,我又引导幼儿讨论“猎狗不是最高大强壮,也不是最聪明灵活,为什么就能当选最佳守卫”“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学做一名有责任心的好孩子”等,帮助幼儿将故事中猎狗坚守岗位、认真负责的情感迁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理解责任心的重要性,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学习。

有效故事教学是我们每个教师的追求,有效故事教学要求我们必须做有思想的教师。泰戈尔说“最远的距离是到达你自己”,就是说改变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每天能多学习一点,多反思一点,多提升一点,多改变一点。

参考文献:

第9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与培训;社会文化;比较

比较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上的差异,必然会涉及到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关系。从历史观上讲,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的形成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成。因此。研究某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特征,应该将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考虑在内。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规范、行为态度、信念和理想不但是形成其教育模式、工作组织和职业关系特征的内生因子,还会影响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培育,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其他社会亚体系如普通教育、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之间的变化与联系。笔者拟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较为宽阔的或明晰的分析与比较,以此揭示出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一、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基本特征

欧洲大陆的职业培训起步最早,发育也最成熟。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划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反,工业化革命却摧毁了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具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一致性的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其中以英、法、德三国最具代表性。

英、法、德三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培训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三国同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时间也大体相当,但三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却各具特色:英国政府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遵循自由市场规律,政府不应过多介入,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法国政府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自由市场行为会导致公民个人权利的丧失,政府有责任担当起培训那些需要接受职业培训者的义务,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德国人尊崇一种“在秩序中的自由”,整体观念较强,反映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就是公民和社会合伙人的积极参与、政府在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形成了世人崇拜和仿效的职业导向(或称“双元”合作)培训模式。为行文方便简捷,笔者把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分别定义为:自由市场型、政府主导型和双元合作型。现将其基本特征比较如下:

1.英国的自由市场型模式

(1)培训者和受训者双方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由市场决定的,一切以公平、合法、自愿、有偿、等价为原则,政府不干预双方的具体培训行为;

(2)职业资格类型及变化、职业资格效用及其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迁移都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受市场变化的影响;

(3)培训形式多样化,如学校内培训、企业内培训、学校与企业交替式培训等。培训内容非标准化,但针对性强,目的是适应组织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4)培训费用由受训者个人承担,培训组织多为赢利型。但针对本公司职员的内部培训往往都是由公司承担。市场化的培训标准总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

(5)普通职业教育和专门职业培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总是在公办职业学校进行,后者多由企业或私人举办。

自由市场型在劳动、资本与教育(培训)三者之间形成的这种互动关系会随着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社会分层方面,那些处于不利社会阶层的公民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而享受不到正规教育或职业培训,是市场的弱势。

2.法国的政府主导型

(1)培训双方供需关系由政府组织或官僚机构决定,培训计划往往是政府指令性的,培训规模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需求;

(2)职业资格类型及效用较少根据企业的需要而适时变化,培训课程标准一般表现为抽象化、文字化和理论化,很难针对那些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职业岗位进行培训;

(3)培训承担者和发生地主要是职业学校,各培训学校都是根据普通教育毕业证书或专门的入学考试而招收培训学员,即通常所说的“教育驱动型”职业培训模式;

(4)职业培训资金主要由政府预算拨款,其固有局限性决定了职业学校不可能在整个学年针对所有人开展培训,一般主要是针对高层次的专业人员开展精英式的培训:

(5)教育驱动型培训模式的课程标准始终保持在职业阶梯的较高位置,至少属于中间层次。这样,针对所有人的培训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无法兑现的状态。

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本位的政治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支配下,处于不利阶层地位的工人若获得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资助的教育部门(包括职业培训)接受资格培训并获得职业资格时。就可以在政府计划主导框架内进入劳动世界。这种模式往往使职业培训机构受到普通教育模式的强烈影响而沦为其附庸。

3.德国的双元合作模式

(1)培训单位主要是民营性质,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培训规则,相对独立于普通教育模式:

(2)在这种合作性模式内,车间是主要的学习场所,年青人与企业签订一份教育合同就具备了受训者和特殊雇员的双重身份。同时,受训者还要参加职业学校学习,并依法取得学生身份,接受普通教育模式规则的约束;

(3)培训方法和内容由企业或内部利益群体决定。雇主、工会和政府组织共同制订和调节职业标准和培训规范,并通过议会立法使其取得合法地位;

(4)各企业通常支付培训费用,企业提供给学员的津贴是由法律规定决定的,职业学校的资金由政府支持;

(5)双元职业教育模式传承了传统手工业培训的某些特征,如“自我管理、企业内、边工作边学习”等准则仍然沿用至今。

这种模式通过一种相对独立的机构把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即具有合法身份的“中间人”行业协会根据国家利益来管理和指导工人的就业资格。这样,双元制所包含的市场规则和官僚规则就可以通过“中间人”的协调作用而发挥良好效用。

二、不同的职业文化背景折射出不同职业教育与培训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职业教育与培训实质上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从职业观上的不同态度加以简要论证。

不同的职业文化观。反映在国家职业文化观念上,英国人轻视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他们看来,普通劳动者只要身体强壮就可以了,生产和工作所需的技能可以在劳动中习得,而英国的皇家、贵族阶层却始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保守的英国人”实际上是在聪明地保持着自己的特权地位同时又使工人阶级再生产下去。

法国文化崇尚理性,教育上偏重古典人文教育,轻职业技术教育。虽然1919年的《阿斯蒂埃法》规定由国家来承担工人子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重任,实际上在诸多国家事务中,政府很难把职业教育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并且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政府这种“扶困济贫”的做法很难得到富人的支持,所以法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步履维艰、发展缓慢。

德国文化中渗透着可贵的敬业勤劳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文化的精神源头就是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新教主张人应面对现世.面对现世中上帝所赋予的神圣职业,尽职尽责、创造财富就等于找到通向天堂的大道。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遵守纪律、勤奋和对义务的忠诚等美德,也形成了敬业、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科学的现代精神。”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在德国教育思想家洪堡、赫尔巴特、凯兴斯泰纳等人的思想体系里得到了尽致发挥。如洪堡提出了培养“全人”教育思想,他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是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赫尔巴特提倡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追求道德尽善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凯兴斯泰纳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有用的人,而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勤奋认真地从事对国家有益的职业。他认为职业教育“处在人的培养的入口”,要负责把成长着的一代引上成为有用的人的道路。

三、不同的主流社会文化形态对应了不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工业革命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国家的先后形成是显而易见的,对形成这一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潜在作用的描述也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存在。近代以来,欧洲思想体系可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但统冶欧洲思想界的主流社会文化主要是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三种占据欧洲思想中心的文化形态分别应对了三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文化形态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反映。现浅析如下:

1.传统主义对应职业导向型模式,使职业导向模式合法化

根据后启蒙学派(post—enlightenment)的观点,这种合法化在理念上是基于传统的,如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所推崇的职业实践和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组织化的职业分类方法。根据这种观点,职业被理解成了职位、能力、收入三要素的特定组合,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是由历史传统和社会地位双重因素决定的。各个职业的核心要素可被分组成特有的交换形式。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社会交换形式。每种职业都会根据他们的“角色地位”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链。职业还是个人身份地位的主要来源,通过职业,人们会向周围环境展示自我。这一点在欧洲乃至今天的世界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职业分类体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把经济、社会和教育活动转化成职业系统框架,从而促进效率提高。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培训领域中“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能力可以产生一个独具特色的培训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

2.自由主义对应市场导向型模式,使自由市场思想披上合法外衣

自由主义理念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而产生的,其核心假设是,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观察有效地组织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世界。根据其一贯坚持的经济去中心化、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竞争、职业岗位或职业的自由选择等信条。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在经济上的任何干预。认为经济活动是个人的自治行为,政府决策仅限于满足一些基础性的一般要求,应该避免法律强加给公民的责任。严格意义上讲,个人对他或她的责任不应该仅仅理解成一种自由成分,它还体现出社会适应机制功能上的自由度问题。

市场导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只传授就业所需技能,如获得工作岗位所需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态度。年青人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开始工作前不需要获得任何专门的职业资格,他们与社会和劳动模式的融入度主要依靠来自市场的压力。

3.理性主义使学术导向型模式合法化

它是基于这样的信条:学术理性应该把组织化的说教原则运用于职业培训上,进入物质世界的实践不再仅凭受传统束缚的单个企业和职业的经验而获得,而应该张扬对科学发现的追想,并使所有实践服从于科学指导和科学实验。通过学术途径获得职业资格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启蒙思想的产物,它包含了一种现代精神——科学尤其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精神。这一观念将统治世界。在今天仍然是历历在目,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学术理性使专业性培训变成了标准化的说教,并贯穿于职业资格的各个层次。

严格地讲,学术本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在所谓理论导向(学术性)的“高层次”专业领域最有效。然而,要获得知识能力与相关实践技能的必要融合却是个不解的难题。

上述三种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合法身份的取得都是基于“人类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源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类活动新次序原则的认识。我们相信,无论在哪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范原则是什么,职业的、市场的和学术导向都可被视为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般原则——每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这种一般性,只是某种导向性更为突出或成为主导罢了。如在德国模式中,市场导向(在继续教育领域)和学术导向原则(在所有职业学校)与职业导向原则结合而成为操作层面上的必要因素,法国模式把职业和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合并于一体,即使是市场主导的英国模式,国家继续教育机构也在根据职业类型和专门的职业学科进行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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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张可创,李其龙.德国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54、7.

第10篇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转发财政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财社〔1995〕457号),现就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劳动就业机构收缴和使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的有关会计处理问题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收缴“保障金”的会计分录

    (一)区、县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核收街道、乡(镇)上缴的“保障金”会计分录

      收:暂存款??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收:其他存款

    (二)区、县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将“保障金”60%上缴市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由市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汇总上缴市财政局;区、县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将“保障金”40%上缴区、县财政局的会计分录

      付:暂存款??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付:其他存款

    (三)市财政局和区、县财政局,批准转回市和区、县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机构年度工作经费的会计分录

      收:预算外收入

      收:其他存款

    二、使用“保障金”时,在预算外支出总科目下设五个明细科目:

    1.培训费;

    2.奖励费;

    3.扶持费;

    4.机构经费;

    5.其他费用。

    (一)使用“保障金”为残疾人举办各种就业培训班或购置器材、书本等的会计分录

      付:预算外支出??培训费

      付:其他存款

    (二)使用“保障金”奖励超比例安置残疾人的单位或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的会计分录

      付:预算外支出?奖励费

      付:其他存款

    (三)使用“保障金”支持残疾人集体从业、个体经营的会计分录

      付:预算外支出??扶持费

      付:其他存款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使用“保障金”补助残疾人就业机构经费开支时,一律使用预算内经费支出的12个“目”级科目,如: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差额补助费、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的会计分录

      付:预算外支出??工资

      ??补助工资

      ??职工福利费等

      付:现金

    (五)培训费、奖励费、扶持费、机构经费等4个明细科目中没有涉及到的费用支出,全部放在“其它费用”中列支的会计分录

      付:预算外支出??其它费用

      付:其他存款

    三、对逾期不交“保障金”的单位按日加收5‰滞纳金的会计分录

      收:预算外收入??滞纳金

      收:其他存款

    四、“保障金”的存款利息的会计分录

      收:预算外收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利息

      收:其他存款

第11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育政策执行;情境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状况,立足于当前日渐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背景,重点介绍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对政策实施中的“情境性”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直面复杂性”的研究立场出发,指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方向,并提出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框架。最后,文章讨论了以上理论对我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教育政策执行 情境性 复杂性

作者简介:董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 L. 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 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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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62-03

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皖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关系到能否夯实皖北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人才基础。皖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拉大了本省地区间的贫富差距,阻碍了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职业教育融入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子系统进行协同研究,探索职业教育与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探明职业教育与区内各行业、企业发展之间的运行规律、运营机制和实现途径,建立系统结构更加科学、功能更加协调的工作机制,以推动皖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快速发展。

一、皖北地区概况

皖北地区是安徽省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皖北地区是指安徽省淮河以北的县市以及跨淮的县市,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以及沿淮部分凤阳县、寿县、霍邱县。国土面积约占安徽省的1/3,总人口约占安徽省的一半。当前,加快皖北发展已经成为全省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战略支点,皖北地区整体经济进入了厚积薄发、跨越发展的新阶段,后发优势显现。但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省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制约皖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特别是在皖北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凸显以后,职业教育问题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二、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定位

(一)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驱动价值

党的十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强调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明确要求“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结构转型,人才先行,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既是现实需要,更是战略决策。目前皖北地区同周边地市相比总体上属于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已刻不容缓。

(二)职业教育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价值

首先,职业教育是培养区域经济建设主力军的重要阵地。从就业去向来看,绝大部分职业院校毕业生选择本地就业,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而普通高中毕业生随着升学、留学,选择在外地发展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职业院校学生。因此,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其毕业生素质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其次,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就业的主要手段。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技能,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状况需要技能,产业转移、企业倒闭导致的下岗工人再就业需要技能。有研究表明,经过转移培训的就业人员月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要高出38.3% [1]。职业院校的专业教育和社会培训为所有需要掌握一技之能的人提供了丰富选择,提高了人们的就业能力,实现体面劳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保障了民生,促进了社会稳定;再次,职业教育是帮扶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手段。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不断显现,大量农民工陷入原籍农村不愿回去、城市生活又难以融入的尴尬境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适应城市生存的技能,化不稳定因素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是职业教育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三)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提升价值

终身教育是职业教育的精髓。一方面,职业教育培养内涵已从单一技能拓展为复合技能。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当前职业教育承载的责任越来越重,现代的职业教育,关注的是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依然强调技能本位,但技能的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深化,不但包括专业技能,还包含了创业技能、职场技能、公民技能、生活技能等要素,属于复合型技能,涵盖了人的全面发展所 需要掌握的必备知识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已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形态日新月异,新知识、新产品层出不穷。社会发展要求人们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实现新进步。人们适应新变化的通用技能在新的社会生存状态下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在社会中寸步难行。

(四)职业教育对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具有支撑价值

“有教无类”的特点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多样化特点,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特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创新性特性。职业教育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各类教育事业中独树一帜,并对其他教育类型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完善作用。一是职业教育发展有助于普通教育素质教育的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有助于转嫁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并为普通教育素质拓展提供更多的参照;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有助于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人才需求。职业教育可以根据经济社会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专业,灵活设置课程,针对社会需要培养适用人才,及时解决专业人才供给不足、技能供求不匹配的矛盾,弥补其他教育类型的不足,从整体上提高教育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体系协调发展。

三、皖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达600多所,在校生90多万人。高等职业院校60多所,在校生40多万人。此外,职业学校每年还为社会提供培训总规模达130多万人次,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职业教育发展来看,皖北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尚有差距。由于历史、资源和环境、传统观念等因素制约,皖北地区职业教育曾因长期和市场经济联系不紧密,与全省平均水平尚有差距,不仅不能满足该地区发展的人才需求,反过来又影响职业教育办学发展。具体来看,皖北地区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舆论环境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

在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学而优则仕”,为“仕”而学,而非为“工”而学。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认为职业院校是低层次的教育,只有高考和中考没考好的学生才进职业院校,认为职业院校是低人一等,差生聚集的地方。这些年,我们的社会、家长和各类传媒都把更多的眼光聚焦在那些名牌大学身上,往往忽视了理应得到重视的职业院校。从长远发展看,这种落后的社会氛围将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

(二)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现有办学条件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

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看,安徽全省的职业教育仍处于发展的脆弱期,办学经费不足仍是主要矛盾。许多职业院校的教学条件有限,学生在实习实训方面得不到很好的锻炼,教师也得不到应有的学习深造机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受财政能力限制,各级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限。多年来,安徽省职业院校的生均财政拨款在全国一直处于落后地位。二是职业院校的学费收入有限。2006年在财政支持十分有限、高职办学成本逐年上升的情况下,省物价局还下调了高职教育收费标准。职业院校办学经费不足的现状,将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最终将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三)行业企业参与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是面向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技能型人才,没有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不是科学的职业教育。然皖北地区的现状是,学校和企业合作存在“一头热一头冷”的脱节现象。企业希望获得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却又缺乏参与合作办学的热情,只想用人而不愿意培养人。这就迫使许多职业院校不得不关门办教育,造成专业设置不能与市场对接,在教学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重讲授轻示范,使人才的实用性得不到保障。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如没有指导校企合作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没有权威、完整的校企合作准则和指导手册;没有出台校企合作对企业的考核奖励办法。

(四)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教育教学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

职业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岗位工作的实际,检验职业教育成败的标准是就业,是劳动者的职业能力。这就决定了职业院校教师的基本要求是“双师”,即教师和技师。但实际情况是职业院校的教师大多都是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操作能力非常薄弱,尤其是一些刚毕业的高学历教师,更是缺乏生产、管 理、服务一线锻炼的机会。这种情况导致了有知识而无技能的教师大量存在,严重影响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此外,由于这几年职业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有些地方对职业院校师资编制控制较紧,加上教师待遇有限,造成职业院校师资不足,难以满足正常的教育教学需要。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皖北地区乃至全省职业教育在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我们采取有力措施,都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

四、发展皖北职业教育,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

(一)“搭车”国家战略,尝试改革试验

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安徽省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五市及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被纳入规划范围。建议在皖北地区建设职业教育公共实训中心,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在全国率先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帮助皖北乃至安徽省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淮北市农工党员王志良曾提出《关于在淮北建设豫东皖北职业教育基地的建议》。① 2011年,淮北市委、市政府提出“超常规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把建设职教园区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引擎,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职教园区的建设,不但可以服务淮北城市转型,而且还能够带动淮北东部新区发展,提升淮北城市品位。安徽淮北市职教园区建设第14次调度会议,确定了该市职教园区的概念性规划。淮北市职教园区总投资20余亿元,占地1 800多亩,建成后将成为皖北领先的综合现代化职业教育基地 [2]。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民职教育发展

逐步实现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各级政府设立民办职业教育奖励资金,选择一批办学基础好、学生就业率高、社会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民办职业院校给予重点扶持,支持它们扩大办学规模。对民办职业院校,在建设用地、项目安排、评先奖优等方面与公办学校同等对待,在经费补贴、银行贷款、职称评定等方面一视同仁。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学校,享受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优惠政策。职业院校依法接受捐赠,按有关规定对捐赠的纳税人给予税收优惠。中等职业学校可依法以捐赠者姓名、名称命名学校的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生活设施,经省直有关部门批准,可以捐赠者姓名或名称作为校名。

(三)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扩大职业学校自

依法保障职业院校在设置专业、确定招生规模、学籍管理、开发校本课程与教材、聘任教师、等方面的自。推进职业教育招生体制改革。构建省、市、县(市、区)三级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平台,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壁垒。改革职业院校人事制度。严格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资格条件,实行校长职级制和聘任制,推进校长公开选拔制,促进校长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层管理岗位实行公开竞聘;推进教职工岗位聘用制度,实行竞争上岗、岗变薪变。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建立教产合作对话协作机制,着力推进校企一体办学。联合有关部门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和兴办职业教育,落实有关优惠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参与组建职教集团,加强职教集团内涵建设,发挥行业企业作用。淮北市实施初中毕业生全员升学工程,开展“职业教育进课堂”活动。推广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培养模式,推动“专业+企业”的无缝对接;强化精品专业建设,围绕该市几大主导产业,建设职业教育专业群和实训基地,重点提升食品、电子、煤炭、机械、医疗、计算机、旅游与酒店管理、服装设计等行业[2]。

(四)优化教育发展环境,理顺教育管理体制

加强领导,形成合力。皖北地区与全国一样,职业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必须大大加强。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就要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要把职业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职业教育工作,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依法治教,科学管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把依法治教和以德治教紧密结合起来,依法维护职业学校及其师生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职业学校的办学行为。简化职业学校审批程序,加强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和审计监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五)健全长效投入机制,统筹城乡均衡发展

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安排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支持技能型紧缺人才专业建设,建立职业教育多元投入机制。另一方面,拓展职业教育融资渠道,积极探索职业院校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办法,各级政府要建立信用担保平台和贷款贴息制度。对职业院校校园基本建设,减免基础设施建设各项收费。制定相应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举办职业教育和培训。要重视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各级地方财政 要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

(六)统筹整合教育资源,吸取借鉴外省经验

一是要加强省政府的教育统筹,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体制,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争取国家下放、授权教育方面的审批核准等权力。二是学校要去行政化,回归学术权力。三是可借鉴外省经验,统筹整合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以考虑区域内若干本科院校要转型为技术型学院,优秀高职学院可培养本科生或研究生。

参考文献:

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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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决定,做好市级党政机关所办经营性企业的脱钩工作,经北京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对我市市级党政机关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移交、撤销企业人员的范围

    移交、撤销企业的人员应是2000年6月30日前正式录用,并与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在册人员。

    二、移交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移交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随企业一并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的人员,原则上随企业去向安置,并与机关脱离行政关系;离休人员由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负责安置,不随企业移交;对于编制在党政机关的人员,参照市委、市政府《北京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意见》的有关政策,符合提前退休、提前离岗条件的,可以提前退休、提前离岗,不随企业移交。

    (二)移交企业的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仍然有效。由于企业移交造成企业名称变化的,应变更劳动合同的企业名称;造成职工岗位、待遇变化的,双方应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协商不一致的,企业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三)移交企业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应按《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8年第2号)、《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38号)、《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市政府令1995年第6号)、《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及有关规定,在企业移交前到企业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职工养老、失业、大病统筹、工伤保险等手续,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若企业无力补缴,2000年12月31日前所需社会保险经费由企业原主管单位筹资解决。已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移交后应继续向所在区、县社保机构缴纳各项保险费用,不得因移交而中断或拖延缴费。移交企业中凡编制在党政机关或具有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职能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首次办理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时,其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可视同职工个人缴纳保险费的年限。

    三、撤销企业人员的安置和社会保障

    (一)撤销企业的职工,由企业主办单位本着“统筹安排、积极稳妥”的原则负责安置。

    (二)撤销企业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的约定处理劳动关系。职工被安置到其他企业就业的,原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职工与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新企业应将职工在原企业工作时间视同现企业工作时间。企业主办单位与职工就重新安置协商不一致的,原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比照经济性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撤销企业职工自谋职业的,企业可以按照每人一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给安置费,安置费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四)撤销企业工伤职工伤残程度为五至十级的,由企业主办单位负责安置。如本人自愿自谋职业,由企业按照市政府令1999年第48号的规定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由企业和企业主办单位筹措。

    (五)已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大病医疗、工伤保险的撤销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到其他企业的,社会保险关系随同转移,社会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自谋职业的职工,可将其档案委托存放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人事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存档,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与存档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失业的职工,可由企业将档案转到职工户口所在地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失业人员进行求职登记,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15篇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安〔93〕2号)和《北京市实施〈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1989年第4号令)精神,现对因自谋职业或因各种原因政府不再负责安置工作而需转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复退军人档案移交、接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指复退军人包括退伍义务兵、转业士官和复员干部三类人员。

    二、复退军人档案中应当具有以下材料:

    (一)《档案材料清单》及《档案转移通知单》(样式附后);

    (二)自谋职业申请书;

    (三)入伍前档案材料;

    1.入伍前是学生的,档案中应有相应的学历证明材料;

    2.入伍前是在职职工的,档案中应有《招工审批表》或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证明、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

    (四)服役期间的材料:

    1.《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

    2.《义务兵退出现役登记表》或《士官退出现役登记表》或《军队干部复员审批报告表》;

    3.服役期间(含待安置期间)受过处罚的应有处罚材料。

    (五)其他材料。

    三、档案移交程序:

    1.市、区(县)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派人持介绍信将复退军人档案在做出转档决定20日内转往市、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1)被批准自谋职业的复退军人档案转往市、区(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办理个人委托存档;

    (2)按有关安置政策规定,政府不负责安置的复退军人的档案,转至其户口所在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失业人员管理。

    四、档案接收工作:

    1.劳动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审核、接收复退军人档案。

    2.若档案材料不全,由市、区(县)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对缺损原因出具证明后,再行接收。

    五、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关于移交、接收申请自谋职业的复退军人档案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管发字〔1994〕286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档案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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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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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  |  转入份数    |页码|转出份数|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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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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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    |  (单位公章)    |    档案    |  (公章)

    转出    |      经办人:    |    接收    |  核收人:

    单位    |    年  月  日    |    单位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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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此清单由档案转出单位填写,包括各种履历、学历证明,招工(招用)证明、技术等级证明等基本材料,加盖公章后装入本人档案。

        2.空格部分需用斜线划掉。

    附件2:

                       复退军人档案转移通知单

                                       (200  )军安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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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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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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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日期|                |退伍日期|        |入伍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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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所在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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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转    |                                      |

        |                                      |

  档    |                                      |

        |                                      |

  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