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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美学研究都应以问题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无所谓美学。它是美学之为美学的逻辑根据和最为基本的理论生长点,也是美学家进入美学研究的入场券、身份证。然而,这只是讨论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美学之为美学只能以问题的形态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所面对的美学问题是什么,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换言之,要弄清楚美学之为美学,不但要考察什么是美学的问题,而且要考察美学的问题是什么。
在我看来,假如说什么是美学的问题是指美学之为美学的形态,那么,美学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指美学之为美学的内容。美学的不同的基本思路和发展方向,使得我们面对着不同的美学问题。而一种美学的生命力也往往表现为它提出了什么样的美学问题,而不表现为对已有的美学问题的简单重复和陈陈相袭。那么,我们所面对的美学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所面对的美学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就美学之为美学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它所面对的美学问题却只能是一个。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为美学找到了“多种多样”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到只属于美学的那"一个"问题。例如,从历史上看,美学家已经从实证经验、理性范畴两个方面为人类的美学思考作出了贡献,但就当代美学而言,却无论如何都只能算是美学研究中的史前史。再如,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只是把对象的实在性理解为客观性、逻辑性的美学,这对于一个以技术为手段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确定性、逻辑性、分析性、可操作性,因此而成为我们的美学准则。结果,我们往往只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美学问题,然而却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解开审美活动的奥秘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夸张一点说,即便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问题、社会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审美活动所蕴含着的美学问题还仍旧全然不曾触及。相比之下,倒是在语言研究中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态度更为令人信服:"宇宙没有什么秘密,艺术则有一些神秘"。而且,就美学的分支学科而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无疑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效的。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建构语言学美学、从认识论的角度建构认识论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建构心理学美学、从社会学角度建构社会学美学,也就都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效的。因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毕竟与人类的语言活动、认识活动、心理活动、社会活动不元关系。然而,它们却毕竟只是语言学美学、认识论美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美学所面对的美学问题,但却不是美学(在此意义上,这里的美学应理解为审美哲学)所面对的美学问题(因此,它们无疑都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美学,但却毕竟不是一种为创造性而建立的美学。真正的美学还没有出场)。美学所面对的不能是一些依附于语言学、认识论、心理学、社会学背景的问题,否则就只能是一些假问题。 而把美学问题转变为某种特殊的语言学、认识论、心理学、社会学的问题,这本身也是对于美学的藐视。何况,美学研究的历史已经一再证实,一旦把它们上升为美学本身的问题,其结果就无非是:不论它的答案如何,美学的困惑都依然存在。
从美学的学科形态的角度加以讨论,无疑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学科形态而言,美学应该属于人文科学。这样讲,当然并不是为了否定美学学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前提,也不是为了割断学科间的联系,而是为了确保美学自身得以存在的独立性与合法性。而且,也是为了更为有效地面对美学所应当面对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学当然可以引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但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却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更不能因为存在着上述角度、方法,就轻率地甚至是任意地改变美学的学科形态。否则不但会模糊美学的学科界限,而且会导致美学的学科本性的丧失。那么,美学所应当面对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显然,这应当是一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不去研究的问题,也应该是一个语言学美学、认识论美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美学所无法研究的问题,换言之,应该是一个语言学美学、认识论美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美学的"剩余物"。找到这个"剩余物",事实上也就找到了美学的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剩余物",美学的问题应该在美学与哲学之间去寻找。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学与哲学一样都是人文学科,因为美学自诞生伊始就是哲学的,也不仅仅是因为美学研究的深度只能决定于哲学研究的深度,因此要从根本上提出美学自己的问题就必须依靠哲学的力量,而且因为美学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一个与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一尽管这只是一个哲学刚刚意识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
二
所谓本体论是一个哲学的范畴,而不是美学的一个范畴。本体论这一术语最早是在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法国哲学家杜阿姆的著作中出现,后来被沃尔夫采用。一般而言,在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是最高范畴,关于认识的学问被称之为认识论,而关于存在的学问则是本体论。这样,事实上,本体论的提出,就显然意味着一种哲学精神、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超越精神的诞生。首先,它是对世界的一种终极关注,是对所有形而下的东西的概括,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自由的思考、抽象的思考。这种思考,从哲学发生的角度,是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从逻辑发生的角度,则是对哲学逻辑起点的探索。其次,正是因此,本体论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抽象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一种非功利的超越性。它预设了人类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使得人类可以通过把自身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的方式,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批判地面对现实世界。最后,也正是因此,在这里作为本体而出现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类白由的象征、一种理想的世界。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从古到今人类虽然在一切生命活动中都在追求着自由理想,但是能够把自由理想与作为本体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却只有哲学。所以,本体论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为内在的东西,是哲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学科所夺不去的哲学领地和语言哲学、分析哲学、道德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分支学科的“剩余物”。例叫分析哲学曾经认定哲学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本体论,然而最终却发现,它的研究虽然减少了哲学的许多麻烦,但是却没有推进哲学的思想进步——哲学的进步只能表现问题的消解而并非知识的积累。结果,分析哲学现在认识到,问题不是有没有形而上学,而是我们决定进行哪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本体论就是哲学。本体论不存在,哲学就不存在。
当然,就本体论本身而言,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个演进过程,即从自然本体论一神灵本体论一理性本体论一人类生命本体论。前面三个阶段,不论存在着多少差异,在假定存在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假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等方面,都是十分一致的。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人,世界的本质优先于人的本质,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质最终要还原为世界的本质,就成为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传统本体论(美国哲学家威拉德·蒯因曾经提示:在讨论本体论时,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二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后者是在语言中对"本体论的承诺"的问题。但是传统的哲学家总是在口头上说何物存在,但在实际上却把它看作何物实际存在,因此总是把自我批判的本体论变成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而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所谓传统本体论,其实质就是思与世界、思与神灵、思与理性的对话。第四个阶段,开始于康德。正是康德,导致了传统本体论的终结。他摧毁了人类对传统本体论的迷信,并且只是在界定认识的有限性的意义上,为本体观念保留了一个位置。对此,只要回顾一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论的证明"部分,就可以一目了然。康德之后,出现了形形的看法,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本体论,例如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尼采的"生命力"、狄尔泰的“生活世界”、柏格森的"绵延"、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劳丹的"形而上学蓝图"、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等等。另外一种是间接提出自己的本体论。这表现为对于传统本体论的拒斥。它把目标集中在对于实体本体论的命题的不可验证性的抨击上。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可说的就应该沉默"这一名言,是人们所熟知的。而在这拒斥的背后,则同样存在着自己的本体论。例如维特根斯坦的"我的世界"、波普的"三个世界"、卡尔纳普的实在理论等等。 至于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从对世界的本原的关注转向对于人类的命运的关注。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不再存在,人类生命活动不再只是外在地附属于本体存在而是内在地参与本体存在甚至成为最高的本体存在。其特征表现为,从人的角度看待世界,人的本质内在于世界的本质,世界与人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世界的本质最终可以还原为人的本质。 我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人类生命本体论,也正是基于这一"转向"。而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所谓人类生命本体论,其实质就是思与生命的对话。
本体论的从传统本体论向人类生命本体论的演进对于美学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想形态,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中自我进化的重大成果。我们知道,人类生命活动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有机结构,在严酷、苛刻的进化过程中,它要遵守的是高度节约的原则。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任何一种功能、机制都要适应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多余、重复的功能、机制,是绝无可能存在的。何况,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本来就是依靠轻装上阵的方法超出于动物的。他把动物身上的许多东西都精简掉了,并且因此而使自身进化为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人类一方面从高度节约的原则出发把动物身上的许多东西都精简掉,另一方面却又从某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为人类所特有的需要出发,为自己进化出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似乎毫无功利性的审美机制。显然,审美机制的与人类俱来,绝对不会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当然,也绝对不可能是一种认识活动的重复,即一种形象的"思维"或者审美的"认识",从而与认识功能重叠起来。因为作为一个高度精密的有机结构,人类生命活动竟然会进化出重叠的功能,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同样意外地发现z从古到今.不论人类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对于美的追求,却事实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但没有停止过,而且反而愈来愈顽强、愈来愈深刻、愈来愈普遍。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声称:"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 而美国哲学家艾德勒曾经归纳出西方历史上经常讨论的基本范畴120个,然后从中选出64个基本范畴,再从中选出6个基本范畴,最后从中再选出其中跨领域、跨学科的3个基本范畴,其结果恰恰是:真、善、美。在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庄子就把"原天地之美" 作为"圣人"的天命。而回顾历史进程,我国也有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一人人耳熟能详的说法。这一堪称神奇的现象,不能不引起美学家的关注。艾伦·温诺发现:"尽管艺术活动对于人类生存没有明显的价值,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却一直从事于某种形式的艺术活动。""艺术活动并不只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而是人类活动内容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即使在一个人必须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不折不扣的生存斗争的情形下,也不曾放弃过艺术创作活动。"也正是因此,"艺术行为提出了许多令人迷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动力促使人去从事一项无助于物质生存的活动?" 毫无疑问,这一"发现"会在许多睿智的学者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布罗日克就指出:"对于发达社会中的人来说,对美的需要就如同对饮食和睡眠的需要一样,是十分需要的。" 玛克斯·德索也强调:"审美需要强烈得几乎遍布一切人类活动。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范围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事务的处理中去。" 杜夫海纳更断言:"在人类身上,有一种对美的渴望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使把这种渴求看作是被文化唤醒的、或者至少是被文化指引的一种人为的需要也罢。" 马斯洛说得更加明确:"审美需要的冲动在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穴居人时代。” "从最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类对于美的需要正像人类需要钙一样,美使得人类更为健康"。"对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传统本体论阶段,作为本体的存在是理性预设的,是抽象的、外在的,也是先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的。既然人类的生命活动都没有地位,作为生命活动的理想形态的审美活动在其中自然也同样不会有地位,而只能以低级或者反面的形式出现。这是完全合乎传统本体论的所谓理性逻辑的。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情景。早在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在希腊就存在诗人与哲学谁更具有智慧的被柏拉图称之为"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柏拉图本人的选择更能说明问题。"柏拉图原打算做个悲剧诗人,但是青年时代遇到苏格拉底以后,他把自己的原稿都烧掉,并且献身于智慧的追求,这正是苏格拉底舍命以赴的。从此柏拉图的余生就跟诗人奋战,这个战争,首先,乃是跟他自身里的诗人作战。经过那次跟苏格拉底改变命运式的会面以后,柏拉图的事业一步步地进展,可以命为:诗人之死。" 对于那场"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柏拉图竟然遗憾自己没能赶上,而从他在著作中罗列的诗人的罪状"以及宣布的放逐诗人的决定来看,他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 至于亚里斯多德,他虽然说过诗歌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但这只是为了说明它更接近哲学,而且也只是为了在比附的意义上把它称作一种"比较不庸俗的艺术"而已。假如说柏拉图是在理想中放逐艺术,亚里斯多德就是在现实中放逐艺术。直到康德,仍然如此。康德同样贬低艺术。他虽然强调审美活动是某种中介,但之所以要这样强调还是为了强调审美活动的相对于理性活动而言的特殊性。确实,他不再强调艺术只会说谎话了,但是也并没有强调艺术可以说出真理。因此,康德对于审美活动的看法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贬低艺术的路子。这种贬低同样出于"诗人之死"的古老传统。 黑格尔也是如此。他对审美活动的兴趣,同样是一种"哲学兴趣"——而且连康德还不如(起码是退回到了把艺术当做认识的预备阶段的莱布尼茨)。他只是出于一种精神发展的完整性的考虑才把艺术纳入其中(这一点,从他提出的直观一一表象一一概念与艺术一一宗教一一哲学的对应可知)。甚至连经验主义哲学大师洛克,在谈到审美活动、艺术的时候,也是如此。总而言之,哲学面对作为本体的世界,属于一种理性、本质的科学,而美学面对作为本体的世界的附庸的生命活动,属于一种感性、现象的科学,因此,美学的地位在历史上一直是很低的,这就是所谓的"感性学"的来源。克罗齐指出:西方美学就是以哲学与诗歌的对立为开端的, 正是有鉴于此。
而现在,伴随着本体论的从传统本体论向人类生命本体论的演进,人类的生命活动的地位日益突出,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活动的理想形态,其地位自然更加突出。与此相应,伴随着人类生命活动本身成为哲学本体论的内涵,审美活动本身也无疑会因为它集中地折射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特征而成为哲学本体论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生命本体论的所谓思与生命的对话.就其实质而言,实际上就是思与诗(审美活动)的对话。回顾一下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幕。这一幕,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从审美活动看生命活动,可以概括为把美学引入哲学,也就是卡西尔所说的"把哲学诗化"(实际谢林早已说过,整个哲学的拱心石是艺术哲学)。它意味着通过对于审美活动的考察来更为深入地解决哲学本身所面对的问题。例如,在康德之后,席勒发现只有审美活动还保持着与自由的唯一联系,尼采以诗意之思与理性之思对抗,认为哲学必须卷入艺术,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海德格尔把诗意之思上升为存在之思。认为哲学传统已经终结,思想成为诗人的使命。思想的诗人与诗意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并且把思与诗的对话强调到不是要对文学史的研究和美学作出什么贡献,而是出于思之必需的高度。伽达默尔在哲学中首先讨论"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而且认定解释学尤其适应于美学。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更是如此。尤其是德里达,他甚至把哲学解构为文学,提出哲学也是一种文学。最终走向了"美学还原主义"和哲学的"文学理论化"。我们在这一切中所看到的都是把美学引入哲学这一重大转换。而从美学的角度看,是从生命活动看审美活动,这可以概括为把哲学引入美学,也就是卡西尔所说的"把诗哲学化"。它意味着对于审美活动本身所禀赋的本体论内涵加以考察。例如,雅斯贝尔就提出把审美活动提升到一个不可还原的哲学高度,以形而上学来界定审美的本体,认为在此意义上,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卡尔纳普说:艺术同形而上学同源,它们都是采取语言的表达功能而非表述功能。弗·马克说:艺术是形而上学的,苏珊·朗格也说:"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方式。" 不难想象,当代美学把哲学引入美学,意味着美学的根本问题的重大转换。过去,我们一般只是从审美活动所反映住的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但是现在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审美活动本身就是本体论的、就是形而上学的。由此,美学开始了诗与思的对话,开始走上了与哲学对话的前台。美学从哲学的殿军一跃而成为哲学的前卫。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当代美学所开始的诗与思的对话,以及把哲学引入美学,也正是中国美学在长期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所孜孜以求的。中国美学的不是从天人二分而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不是从理性追问而是从诗性追间的角度,不是从对象性而是从非对象性的角度,不是从思与世界的对话、思与神灵的对话、思与科学的对话而是从诗与思的对话的角度,不是从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把握方式之一而是从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根本性的生命活动、超越性的生命活动的角度,不是从说可说的现实世界而是从说不可说的超越性境界的角度,不是从外在的超验的终极价值而是从内在的超越的终极价值的角度,不是从追问"有"而是从追问"无"的角度(在这里,"无"是造成"有"的根源。例如,这是玫瑰花,即不可能是其它,其它就是"无"),去考察审美活动,应当说,是极具当代性的。 而西方当代美学与中国美学在这个方面的内在契合,恰恰说明: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正是美学之为美学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从当代社会的发展来看,以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作为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问题,无疑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价值虚无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是普遍的精神困惑。对于工业文明的忧虑与反思,成为人文科学的内在要求。值此之际,审美之思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看守哲思的天命,审美的觉醒也成为人性的觉醒的根本尺度。因此,以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以审美活动作为设定现实世界的理想根据.换言之,以审美来弥补现实活动的不足,以审美活动来弥补理性活动的缺憾,把一种新的灵性带到人们心中,就成为人类的重大抉择。而美学在这个时候隆重登场,深刻地反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就无论怎么对它的意义加以说明,也不会过分,因为,它所面对的,正是人类之为人类的最为根本的天命。
综上所述,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这正是当我们从把哲学引入美学以及诗与思的对话的角度去重建当代美学时所面对的美学问题。
三
不过,对于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的考察又不能等同于审美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或者美学本体论、艺术本体论)是目前国内美学研究中的一大时尚。我的看法却略有不同。在我看来,审美活动确实禀赋着本体的内涵,但却并不就是本体,或者说,审美活动不能等同于本体。应该看到,万事万物都有本体的意义,都反映出本体的存在,但是不能说它们有自己的本体。否则就是离开本体论来谈本体论。我们可以说审美活动尤其禀赋本体论的内涵,尤其反映出本体的存在,但是毕竟不能说审美活动有自己的本体,否则同样是离开本体论来谈论本体论。假如一定要这样做,其实质就无异于把本体论降低到具体事物或者把具体事物提升为本体论,最终必将导致哲学的抽象性的不复存在。由此不难联想到.海德格尔之所以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看作时代的进步,应该正是有鉴于本体论减低到具体事物或者把具体事物提升为本体论的思维误区。另一方面,审美活动虽然并不就是本体,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在审美活动中就不存在着本体论的问题。恰恰相反,美学对于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的解决有着特殊的意义、价值。事实上,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想形态,审美活动本身无疑因为它集中地折射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特征而禀赋着本体的重要内涵。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中国美学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大量论述中已经看到。平心而论,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十分精辟的。对此,只要我们联想到审美活动之中所深藏着的人类生存的本真形式,联想到审美活动的因为较之人类其他生命活动的基础而深刻地切近人的存在,联想到审美活动的因为在本体论没有出现当代转换之前就始终呵护着人类本体的完整形态、理想形态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本体论转换的根据,联想到杜夫海纳的重要发现:"在人类经历和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紧密关系的这一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它们可以寻根溯源,它们的分析也可以因为选择美学而变得方向明确,条理清楚。" 联想到我在前面已经一再强调的人类精神家园的从世界、神灵、科学的转向人类生命活动本身……就不难意识到:在人的存在的本体意义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当代社会,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所回答的正是本体论的根本问题:存在的意义何在?存在如何可能?美学的关于审美活动的研究因此而被纳入了本体论的视野,换言之,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因此而成为美学的根本问题。
也因此,当代美学以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作为自己的根本问题,就不同于审美本体论的所谓本体论的美学阐释,而只是美学的本体论阐释。这阐释,就其特定视界而言,是着眼于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后者是把美学引入哲学的众多"诗人哲学家"的特定视界,他们只是从审美活动看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因此也就始终是在哲学领域里研究审美活动,是思与诗的对话。至于审美活动本身如何可能、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是什么,在它们是根本不予考虑的。前者不然,其特定视界就是审美活动本身如何可能、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是什么,是从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看审美活动本身,是在美学领域内对审美活动进行具体的研究,是诗与思的对话。而就特征而言,这阐释则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从本体论作为美学研究的世界观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从这个角度,要考察的是,审美活动是否与人类本体相关、是否人类本体存在的展开、是否人类的必要、必然的活动,以及审美活动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共同性何在。其次,是从本体论作为美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本体意义的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从这个角度,本体论作为方法论存在于美学之中,着重考察审美之思的源头何在?审美活动的特殊性是什么?审美活动之所以为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定、根本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审美活动以何种尺度显示本体的存在?审美活动是怎样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的?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论争,成为当今美学界的热点,论争的目的是确立中国新世纪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仅围绕“实践”等范畴作理论的论争是不够的,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事实上,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既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这将有助于澄清当下很多理论误区,也是摆脱西方语境,发展中国美学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实践美学之后,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等异彩纷呈。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为对人当下生存的关注,它们的理论大致都建立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为此,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生命美学。
当代生命美学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甚至招致不少非议和误解。另一方面,开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已愈来愈受到美学界的关注。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审视,我们发现其中亦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
华夏民族宇宙意识的大旨是强调时空一体,时空变化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融为一体。老子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等等,无非是在说由“道”展开的一切生命流程。先秦诸子大都是用宇宙生命流动的哲学观点指导着思考问题。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他也认为世界是自然发展的生命流程。《易·系辞》云:“夭地之大德曰生。”将事物看成生命的流程,生命通过阴阳交换的方式而展开,而人是特殊的生命,要以体现道的善性对待人类和万物,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要透过万物之生而创和谐环境以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这便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精髓,它的深层意蕴是从生命出发视一切为统一于道的生命流程。下面,我们再从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进行分析。
儒家美学思想中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通过“致中和”统一起来的。“人而不仁,如乐何?”“乐”即美的创造活动,审美活动应与“仁”一致。而“仁”的目的在和谐,即顺天道以阴阳和合的动态发展。只有和谐才有利于从事农业的民族生存。儒家关心的是个人如何为族类生存繁衍作贡献,而又在这贡献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这样能使族类乃至宇宙万物的生命流程得以顺利展开,个人也会得到一种生命充实且能发挥创造性的美感。按儒家的观点,这种美感往往根植于人生的内在精神世界里。在文艺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只要不失本心,就一定会以“致中和”为原则,这原则在《乐记》里有很好的说明,其中一句“合生气之和”更是点睛之笔。依照“天人合一”的命题,人的艺术精神本来就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创造精神,人的心灵正是宇宙和人生的交合处。因此,儒家美学不是在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而是在心灵深处发掘出美来。
至于道家的美学思想,其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直接同一的,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两者实际上同是生命哲学一根所生,哲学同源,美学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异。道家把生命的自由展开联想为美,认为个体生命得以自由展开就能自然达到群体幸福。在道家看来,人并不应该像儒家那样讲“仁”,讲“赞天地之化育”,自然生命的流程在正常地开展,你去干预它就是错,任何干预只会妨碍宇宙生命的流动过程。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以上分析可见,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自由展开生命创造力的角度进行审美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注重群体生命,一个注重个体生命。儒家向往“致中和”,道家向往“真”,中国士大夫大都属于儒道互补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生命美学的发展形态是“致中和”与“真”的整合。坚持“致中和”注重了社会功利性,要求作者的精神面貌无碍于社会和谐,重视生命的群体性。坚持真,注重生命的独特体验,作者要尽可能真切表达出独特背景下的独特感受,尊重生命的个体性。
我们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作专门的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很多,诸如“气”、“意象”、“意境”、“神”、“妙”、“味”等等。这里因限于篇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探讨。笔者认为,只要选取其中“气”和“意境”两个范畴,就可以窥见整个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气”是一个贯穿始终而又内涵对自然烟雨云气变化的观察及对人呼吸之气息流通的体验。后来,这个概念演变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不单指具体的事物,而且成为事物的本体(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生命乃至精神道德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范畴进一步演变为美学范畴,作为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高概括,成为一种体认宇宙万物、万象、万态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审美。
“气”作为宇宙生命原质,也是创作之本源。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就是说,宇宙之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艺术不仅要描写各种物象,而且要描写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气”,“气”之表现在作品中,则可以转化为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这种气之本源,使有形无形、物质精神融合在一起,能显示整个大宇宙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美学上的“气”具有超象性。因此,它能蕴涵一种深层的生命内涵,具有内在特征。换句话说,即中国传统的“气”之审美,往往是一种由有形悟人无形,虽无形实有形的审美。“气”的审美特质,便是在对宇宙万物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独特体悟中实现对万物生命的把握与深层体验。
上文我们简要提到了“气”的超象性。那么,在审美中同样重要的“象”是什么呢?这便是“意境”。“意境”是中国古代审美的“象”,但这并不是有形的“象”,而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它包括“象”,也包括“象”外的虚空。“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要搞清“意境”的具体含义,还必须追溯到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因此,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关照最后都应该进人对道”的关照。老子将“道”作为关照万物的最高目标,而“道”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艺术家们往往不太重视对一个具体对象的逼真刻画,往往努力突破具体的“象”去把握宇宙的本体和生命。这也构成了中国和西方传统艺术的显著区别,“意境”也因此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范畴之一。
关于“意境”理论,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论,这里,我们选取较为普遍的看法。“意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浅层内涵是情景交融,展现的是人和人或心与物之间一片真情相互交融的情景。较深层次的内涵为形神统一,展现个体生命不为埋没,精神进人与道一体的自由境界的图景。其深层次则为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展示的是一幅无限的宇宙图景,演奏的是永恒的宇宙生命交响曲。换言之,“意境”范畴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三个层次:情景交融构成了人际关系,生命之真清,形神统一构成了个体生命之神明,虚实相生构成了宇宙生命之本源。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美学宗旨之所在。
正是受上述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不是冷漠冰凉的哲理时空,而是生气蕴注其内的生命时空。这种强烈内在的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代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美学思想往往是从艺术创作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指导艺术实践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传统的艺术。
首先来看看绘画。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于首位。“气韵”之“气”便是一种“元气”,它是宇宙元气和艺术家本身元气化合的产物,亦是绘画艺术的生命所在。中国古代画家即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无不要在其中灌注整个宇宙的生命意识,而不是局限于画面的精心刻画。这正如王微所说:“以一管之笔,拟太空之体。”(《叙画》)也正如后来郑板桥所云:“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郑板桥拾集·补志》)“一块元气”者,宇宙生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画论最好的总结。宗白华亦认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
中国书法亦不例外。书法如仅仅服务于实用目的,就不成其为艺术,它必须“加之以玄妙”,应体现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所以,中国书法不仅重实,而且重虚,这就是所谓“虚实相生”、“黑白相间”的道理。古人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可成书也。”(苏轼《论书》)。在行草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宇宙生命流动的气息。其实,楷书也不例外,楷书中的一横一竖,并不是简单的横过去,竖下来,而是逆锋落笔,“欲上先下”、“欲左先右”,写到最后还要回锋收笔。《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周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可见,它们都有很内在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音乐,其特征更为突出。古人有乐者,天地之和”的说法,就把音乐和宇宙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给予音乐应天开物、赞育群生的意义。西晋阮籍《乐论》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体,则和,离其体,失其体,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方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升群生万物之精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
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寰丘而天神下,奏之芳泽而地址上,天地和其德,则万物和其生。刑索不用而民自安矣。 “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即宇宙之生机,万物之生命。作乐乃“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一方面顺应生机之律动,另一方面赞誉天地万物之生长,直至国泰民安、神人以和。这些思想虽有些夸大和神秘色彩,却更突出了音乐和宇宙生命的联系。
诗文亦是如此。清叶燮《原诗》云:“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他又在《己畦文集》中又说:“吾又以为含天地万物之情状者,又莫于诗。”明董其昌云:“文要得神气,且试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鸡死鸡,若何形状,若何神气。”(《画禅室随笔·评文》)或曰如“生花”,或曰如“活鸡”,一句话,要像活物,要有生命。但诗文之生命又是指的什么呢?书画有形,音乐有声,诗呈现给人的乃是语言。但诗文亦需以言状物,体现出无的生命。而且古人之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的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的整体,一种超越的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的欣赏强调..悟”、“涵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涵泳,把握这个活泼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把握它内部的血脉贯通,才能接触到诗歌活泼的生命,得到美的享受。
摘要: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既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这将有助于澄清当下很多理论误区,也是摆脱西方语境,发展中国美学的必然要求。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论争,成为当今美学界的热点,论争的目的是确立中国新世纪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仅围绕“实践”等范畴作理论的论争是不够的,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
当代生命美学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甚至招致不少非议和误解。另一方面,开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已愈来愈受到美学界的关注。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审视,我们发现其中亦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实践美学之后,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等异彩纷呈。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为对人当下生存的关注,它们的理论大致都建立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为此,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生命美学。
华夏民族宇宙意识的大旨是强调时空一体,时空变化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融为一体。老子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等等,无非是在说由“道”展开的一切生命流程。先秦诸子大都是用宇宙生命流动的哲学观点指导着思考问题。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他也认为世界是自然发展的生命流程。《易·系辞》云:“夭地之大德曰生。”将事物看成生命的流程,生命通过阴阳交换的方式而展开,而人是特殊的生命,要以体现道的善性对待人类和万物,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要透过万物之生而创和谐环境以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这便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精髓,它的深层意蕴是从生命出发视一切为统一于道的生命流程。下面,我们再从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进行分析。
儒家美学思想中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通过“致中和”统一起来的。“人而不仁,如乐何?”“乐”即美的创造活动,审美活动应与“仁”一致。而“仁”的目的在和谐,即顺天道以阴阳和合的动态发展。只有和谐才有利于从事农业的民族生存。儒家关心的是个人如何为族类生存繁衍作贡献,而又在这贡献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这样能使族类乃至宇宙万物的生命流程得以顺利展开,个人也会得到一种生命充实且能发挥创造性的美感。按儒家的观点,这种美感往往根植于人生的内在精神世界里。在文艺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只要不失本心,就一定会以“致中和”为原则,这原则在《乐记》里有很好的说明,其中一句“合生气之和”更是点睛之笔。依照“天人合一”的命题,人的艺术精神本来就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创造精神,人的心灵正是宇宙和人生的交合处。因此,儒家美学不是在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而是在心灵深处发掘出美来。
至于道家的美学思想,其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直接同一的,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两者实际上同是生命哲学一根所生,哲学同源,美学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异。道家把生命的自由展开联想为美,认为个体生命得以自由展开就能自然达到群体幸福。在道家看来,人并不应该像儒家那样讲“仁”,讲“赞天地之化育”,自然生命的流程在正常地开展,你去干预它就是错,任何干预只会妨碍宇宙生命的流动过程。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以上分析可见,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自由展开生命创造力的角度进行审美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注重群体生命,一个注重个体生命。儒家向往“致中和”,道家向往“真”,中国士大夫大都属于儒道互补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生命美学的发展形态是“致中和”与“真”的整合。坚持“致中和”注重了社会功利性,要求作者的精神面貌无碍于社会和谐,重视生命的群体性。坚持真,注重生命的独特体验,作者要尽可能真切表达出独特背景下的独特感受,尊重生命的个体性。
我们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作专门的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很多,诸如“气”、“意象”、“意境”、“神”、“妙”、“味”等等。这里因限于篇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探讨。笔者认为,只要选取其中“气”和“意境”两个范畴,就可以窥见整个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气”是一个贯穿始终而又内涵对自然烟雨云气变化的观察及对人呼吸之气息流通的体验。后来,这个概念演变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不单指具体的事物,而且成为事物的本体(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生命乃至精神道德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范畴进一步演变为美学范畴,作为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高概括,成为一种体认宇宙万物、万象、万态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审美。
“气”作为宇宙生命原质,也是创作之本源。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就是说,宇宙之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艺术不仅要描写各种物象,而且要描写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气”,“气”之表现在作品中,则可以转化为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这种气之本源,使有形无形、物质精神融合在一起,能显示整个大宇宙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美学上的“气”具有超象性。因此,它能蕴涵一种深层的生命内涵,具有内在特征。换句话说,即中国传统的“气”之审美,往往是一种由有形悟人无形,虽无形实有形的审美。“气”的审美特质,便是在对宇宙万物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独特体悟中实现对万物生命的把握与深层体验。
上文我们简要提到了“气”的超象性。那么,在审美中同样重要的“象”是什么呢?这便是“意境”。“意境”是中国古代审美的“象”,但这并不是有形的“象”,而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它包括“象”,也包括“象”外的虚空。“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要搞清“意境”的具体含义,还必须追溯到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因此,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关照最后都应该进人对道”的关照。老子将“道”作为关照万物的最高目标,而“道”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艺术家们往往不太重视对一个具体对象的逼真刻画,往往努力突破具体的“象”去把握宇宙的本体和生命。这也构成了中国和西方传统艺术的显著区别,“意境”也因此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范畴之一。
关于“意境”理论,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论,这里,我们选取较为普遍的看法。“意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浅层内涵是情景交融,展现的是人和人或心与物之间一片真情相互交融的情景。较深层次的内涵为形神统一,展现个体生命不为埋没,精神进人与道一体的自由境界的图景。其深层次则为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展示的是一幅无限的宇宙图景,演奏的是永恒的宇宙生命交响曲。换言之,“意境”范畴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三个层次:情景交融构成了人际关系,生命之真清,形神统一构成了个体生命之神明,虚实相生构成了宇宙生命之本源。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美学宗旨之所在。
正是受上述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不是冷漠冰凉的哲理时空,而是生气蕴注其内的生命时空。这种强烈内在的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代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美学思想往往是从艺术创作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指导艺术实践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传统的艺术。
首先来看看绘画。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于首位。“气韵”之“气”便是一种“元气”,它是宇宙元气和艺术家本身元气化合的产物,亦是绘画艺术的生命所在。中国古代画家即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无不要在其中灌注整个宇宙的生命意识,而不是局限于画面的精心刻画。这正如王微所说:“以一管之笔,拟太空之体。”(《叙画》)也正如后来郑板桥所云:“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郑板桥拾集·补志》)“一块元气”者,宇宙生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画论最好的总结。宗白华亦认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
中国书法亦不例外。书法如仅仅服务于实用目的,就不成其为艺术,它必须“加之以玄妙”,应体现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所以,中国书法不仅重实,而且重虚,这就是所谓“虚实相生”、“黑白相间”的道理。古人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可成书也。”(苏轼《论书》)。在行草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宇宙生命流动的气息。其实,楷书也不例外,楷书中的一横一竖,并不是简单的横过去,竖下来,而是逆锋落笔,“欲上先下”、“欲左先右”,写到最后还要回锋收笔。《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周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可见,它们都有很内在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音乐,其特征更为突出。古人有乐者,天地之和”的说法,就把音乐和宇宙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给予音乐应天开物、赞育群生的意义。西晋阮籍《乐论》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体,则和,离其体,失其体,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方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升群生万物之精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
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寰丘而天神下,奏之芳泽而地址上,天地和其德,则万物和其生。刑索不用而民自安矣。“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即宇宙之生机,万物之生命。作乐乃“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一方面顺应生机之律动,另一方面赞誉天地万物之生长,直至国泰民安、神人以和。这些思想虽有些夸大和神秘色彩,却更突出了音乐和宇宙生命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