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汉族；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现状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95-02

本次调查选择了云南二十多个市县，涉及问卷187份，包括了汉族与九个少数民族：彝族、回族、哈尼族、藏族、白族、苗族、傣族、壮族、苦聪族、普米族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深入当地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从调查的效果来看，大部分当地人对这类调查较重视，但也有一些问卷上有很多的选择题被空留着。

一、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现状

通过我们对云南九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少数民族人民对“小说”与“词”两种文学体裁存在偏好现象。

（二）通过电影、电视等形式向少数民族人民传播的四大名著受到较大欢迎。对于我们提出希望我们提供何种帮助时，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民认为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等方式来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另外，少数民族人民所了解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两种媒介了解的。

（三）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不是非常了解本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原因之一。经济环境决定了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程度。在统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人民在遇到“你对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学了解的程度”问题时，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此题目的回答。从回答的情况来看，也不容乐观，非常熟悉的少数民族人民还未占到三十分之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大瓶颈。

（四）对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不太积极的学习态度。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人民一般不会阅读也不会购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在被调查的少数民族近一半的人民可能会去了解，只有30%左右的一定会去了解；他们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助；等等。

（五）语言文字障碍是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难题之一。

总的来说，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他们已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且对非常著名的作品和非常出名的人物形象有较深的印象，同时他们已认识到必须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才能保证本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不仅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宣传自己文化的过程，对构建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现状上的差异

汉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存在先天的优势，主要是语言及环境等方面。但在具体调查和统计后，我们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上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下述其要：

（一）少数民族偏好词，而汉族人民偏好史书。就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来说，大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都偏好小说，这是由小说本身的体裁特点所决定的。有近30％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分别认为经常选择读词和读史，这两种体裁也是他们各自选择喜欢阅读的体裁中所占比重第二高的。小说与词两种体裁应该说是俗文学的代表。特别是词从产生始就被认为是艳丽富贵，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处南疆，本身就具有南国的各种性格特点，如细腻、温婉、富于色彩等。徐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析，是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知觉。其南方之媚柔也。”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恰是柔和，婉丽的性格，这与词本身的婉转、亮丽亦不谋而合。同时俗文学相对雅文学来说，俗文学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二）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式上，少数民族人民主要通过电影与电视，而汉族人民主要通过书籍与电视。少数民族人民由于语言文字等因素，对于电影与电视更易于接受；而汉语人民虽然也可以通过电影与电视，但大部分都是较早通过书籍来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如汉族小孩较早就开始读连环画等一些普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读本。

（三）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考虑的因素方面，少数民族主要考虑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作品内容与作品的知名度等方面，而汉族主要考虑作品的内容、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与作品人物等方面。

（四）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难度方面，汉族主要在于兴趣不大，而少数民族主要在于语言障碍等因素。大部分被调查的汉族人民认为兴趣决定了他们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他们在汉语的基础，但不一定选择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而少数民族则不同，他们大部分连语言文字都没有过关，就谈不上兴趣了。

三、对这种差异的一种思考和建议

对于加强民族融合，现已存很多观点，也不乏创见，此不赘述。笔者抛开当代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和相关观点，以实际调查为基础，以少数民族的现实需求为指导，针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差异，提出几点有益于提高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的建议，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和理论支持。

（一）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是有利于中国古典文学在少数民族群体间传播的重要途径。认字水平是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会认、写、读普通话，那么就无所谓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了。当然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不宜提早进行，这是为避免少数民族语言的丢失。何为文化素质？它当然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两者也是少数民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素质。

（二）加强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注解，使这些著作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被少数民族人民所接受。可以尝试用当地民族语言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这部分工作似乎已悄悄开始发展，但还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原因在于还只有少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投入其中，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仍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少数民族增加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求知欲望。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同化等因素，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者正逐年减少，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也难以产出，也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翻译工作者来从事此项工作。鉴于此，当代教育机构应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继承，使我们已濒临消失的语言得以在少数民族间广泛流传，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头进而影响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让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简单化的专门人才，这于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大有裨益。

（三）运用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来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学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宣传。这些新型媒介在少数民族中已呈现出普遍性，但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关内容还很少。我们利用这些新的媒介能直观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所在。电视与电影具有非常强的直截性，它们以声音和画面的形式直接传递给少数民族人民。我们电影行业和电视制作企业及网络企业应举起大旗，做好相关产品的开发，以推动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

（四）少数民族知识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高知群体，需要真正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素质。正如贺希格陶克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需要一批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同时也需要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桥梁，融通两者，这不仅有利于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先进元素，亦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地位。

该论文是西南林业大学2007年面上基金项目（编号：200603M）成果之一。

第2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133-05

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和传统民族习俗大幅度变化之时，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确实正在发生。在后现代背景下，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环境不可能再固守传统，保持原有状态。后现代文化的挑战是强烈而复杂的。市场因素、消费主义带来的急功近利的文化观念，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是一种负面影响；但从积极角度看，“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1］(P374)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这又有利于其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既有巨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容之处。后现代主义，这个我们也许还十分陌生的概念，它宽泛而复杂的思想状态，已经成为影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以及我们对这种创作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后现代思潮的来临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人们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但这个开放的时代对理论有着强烈的渴求，伴随着现代主义带来的新奇与激动，西方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现论随后马上就进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青年学者间掀起一股对后结构主义的强烈兴趣。在大学与研究界也开始了对德里达、保罗・迪曼(Paul de Ma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认真地阅读和研究。”［2］(P239)这是理论界对后现代的关注，文学创作领域的反应确切地说是在90年代，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起点。尽管新时期的理论与创作界一开始就对后现代主义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确实来临了。

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西方，自后现代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态度”，或积极或消极，以及积极和消极交织在一起的种种复杂状态。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更为复杂的后现代观念。在这里为它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我想着重表明的是，“后现代”虽然不可以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时间分期，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带来并标示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包含着有利于和不利于民族文学发展的两种力量。我愿意在批判它的不利因素的同时努力找寻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

这种变化首先是相对于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的。在《后现代转向》中，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3］(P3)我们知道，这种新范式的内质实际上是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一种反驳，费瑟斯通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中代表欲望、本能与享乐的一种反规范倾向，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冲泻到千里之外，加剧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恶化，促使政治、文化和经济三大领域进一步分崩离析”［4］(P4)。在西方近论家看来，理性是人自觉意识的最高体现，是一种逻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追求事物的秩序和规则。这种人类理性的源头是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理性地具有了各自的不同独立价值，被提升的理性在启蒙运动中化为一种现实文化方式，开始具体地建构突飞猛进的现代世界，它带着科学的力量，构成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但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主义将人的理性主体极端抽象化，离人的具体存在越来越远。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生活不断制度化的条件下，理性日益蜕变为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压抑个体自由的手段。这种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与人的主体自由之间产生巨大的内在冲突和张力，使人开始渴望个人主体意识回归，渴望复活感性生命的欲望与快乐；同时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譬如科学的负面影响、自然环境的破坏等，也迫使人们反思、怀疑现代性的合理价值。在此意义上，后现论家站在现代主义的高度，希望通过对理性主体的有力消解，将个体的欲望、存在重新凸现出来，实现人的主体自由。［5］(P7~8)可见，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对个体存在不断被严重压抑的一种反省和批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文化交织与变化，体现了现当代文化在人的理性精神与人的感性生命之间的回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印迹［6］(P15)。

后现代带来并标示的变化还体现在时代环境上。换言之，我们如果从后现代角度审视西方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状态，我们会看到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进一步制度化，后工业化，市场与商业力量的加强，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力量，价值观的多元与相对，对崇高和宏大的解构与颠覆，日常化的审美与实用化的艺术，通俗文化的流行与蔓延，个人的自觉与自我注视，话语的狂欢与放任……都会迅速充斥我们的视野，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态中这些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被装进了一个巨大的框子里。这个巨大的框子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正是后现代的社会图景，是它置身其中并繁衍思想的摇篮。在它的内部，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的最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这是马丁・阿尔布劳的观点。然而，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它几乎对每一个个体都形成了诱惑与挤压，从而使他们的感受是那样的开阔又那样的狭小，因此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避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7］(P1)带着全球化强力的后现代，已经像一张巨大的网，将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笼罩其中。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文学状态如何？朱立元先生说：“我以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中……对这种具有自己特点的新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这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关注、研究并从理论上概括和阐释这一新现象，乃是文艺理论、批评界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8］(P224)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面临着后现代的诸多问题。在这里，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是人们持有怎样的文化态度。

二、影响的构成及重要体现

后现代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两个层面发生，一是理论观念的直接作用，一是时代生活的潜在规范。

就前者而言，随着后现论传入我国，一些作家在后现论的启示下，按其某种理论方式，改变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形成了某种具有后现代特点的创作思维，写下带着后现代主义某些特点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色渐丰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就是一个例子。新一代女性主义作家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将写作重心放在表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社会道德之上（这是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一项内容），而是直接展现女性的个人经验与个人感受，甚至以身体写作方式直接“敞开”自身，从而展示了以 “身体”、“性”解构权力的新的写作意义，显然这是西方女性主义所热衷的方式，用明确的话来说，那就是“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的表达必须由女性开始，并终将由女性完成。”［9］(P67)

就后者而言，全球化是后现代的一大时代特征，后现代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还更多地体现在与之俱来的时代变化上。在文学发展中，生活影响才是最终根源，带有更多主观色彩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滋生后现代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0］(P11)经济全球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有力。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至今，可以说后现代文化观念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后现代生活却用经济的魔杖捅开了一个个缺口。经济是无孔不入的力量，它促使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以正当的生存权利为理由开始了融入现代生活的行程。经济诉求使全球化成为任何个人和民族都无法抗拒的趋势，它的结果却令人担忧，它带来了更为广泛东西，比如制度与体制，正如诗人于坚所说：“全球化正在把过去时代各民族的生活世界连根拔去，也许还没有完全消灭，但各民族显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传统和神灵体系继续持有坚定的自信了。我曾经去欧洲旅行，我惊讶的事情是，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后，在那土地上已经基本不存在云南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更别说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被全面地西化，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我写作此文时，无数的汉语知识分子正步入考场，为评定职称而考英语，对于母语为汉语的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愿与否，而是制度。”“而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只有通过汉语才可以得到中国文学界的承认，这在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常规。汉化、全球化，少数民族诗歌正在面临空前的危机。”［11］(P1~2)于坚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确实正面临着这样的文化境遇，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其少数民族色彩荡然无存，令人奇怪地汉化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全球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充满了两难选择。任何人都无力阻止或改变这个矛盾的进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选择的机会。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就目前情况看，在无可选择的世界整体意识日渐加强的全球化时代里，以弱势的民族文化和经济实力被卷进强大无比的全球化浪潮中的少数民族，更多地处于被伤害、被遗弃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方文化面前，这种伤害更是全方位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这种伤害，我从当下少数民族先锋诗歌里深深感受到了来自文化内部的浓郁的忧郁气质，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那样。”［12］(P2)一切都是了然的，在全球化生活力量的支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和内质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改变，它可以使文学带上某种标志，也可以使它失去任何标志。

全球化通过经济杠杆撬动自己的车轮，市场运作、商品流通起着作用。当文化被推倒了市场之中，民族化的写作也面临着市场挑剔的筛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强调保护与保存某种民族文化的时候，经济与利益动因往往超越了文化本身的动因。我们正在为经济目的而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它。这种方式严重干扰了民族文化的独立生成，作秀的民族文化也成为一种鲜亮的合理的民族文化，这在旅游活动中尤为突出，不幸的是旅游已经成为多民族地区的主要经济方式。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直接走到了市场的前缘，带着他们的文化标志，作为主流文社会“他者”的观看对象，以主动被看造就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这种后现代方式一旦波及到民族文学写作之中，浅浮化、碎片化的产生是可想而知的，但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久之，它必然有力消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民族特色，缺少深层内蕴民族文学逐渐退步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影响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文学与影视结缘，文学影视化。电视和电影是实现全球化最有力的一项工具，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它们将时空压缩，使人处在一个同步的共时层面，同时失去了时间的绵延感觉和地域的阻隔感觉，世界变成平面并缩小了。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在《认同的空间》中引用社会理论家威克尔的观点说：“电视最巨大的影响力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媒介即时性的时间和距离的概念上。” 按照威克尔的解释，卫星电视的降临所扰乱的正是这种社会经历的时间分离，“没有滞后。住在伯利兹市郊沼泽地中摇摇欲坠的范围的一家伯利兹人不仅仅正同北美市区的人看着一样的节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收看这些节目……卫星电视已经消除了殖民地时间差中的一个要素。不再能从时间角度来判断宗主国同殖民地间的距离……电视时间现在只是单一的钟表，在每一个它所涉及的地方以单一的节奏滴答走过……直接体验一系列的事件，这话、这种体验曾经是遥远的、景观绝对可靠的过滤、因而只能朦朦胧胧地讲解观察。”［13］(P308~310)电视就这样悄然削去了地域和时间的差异，在它不知不觉的“过滤”作用下，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却得以发生。电影电视因此充当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种功能。所以，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顺利推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意识、政治、传媒系统、文化等被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专门化机构的力量。

电影电视就这样身价倍增，成为后现代的宠儿。它们以读图方式的浅近与直观，一方面获得广泛的受众，充当了后现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主角，一方面又担任了国家意识形态先锋，并以柔软的亲和之力与光影之魅起到其他意识形态机器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种皆大欢喜的效果暗含着的潜在吸引力量，那就是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向影视领域蔓延，或曰播撒。

事实正是这样，以广西为例可以看到很典型的现象。广西少数民族近年就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取得骄人成就，许多作家与影视联盟，其作品充满了先锋气息，有的作品甚至可与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抗衡。这个阵营首先是“桂军”的整体阵营，并非只有少数民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确实不在少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西作家中的三位领军人物东西、鬼子、李冯以及凡一平、张仁胜、胡红一、冯艺、林超俊、孙步康、韦俊海等新锐作家，均投入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改编之中。作家东西的影视作品编辑成就颇丰，他把自己的几部小说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作品都取得了成功。鬼子（仫佬族）则担任了电影《幸福时光》的编剧，这也是颇受关注的影片。最有影响的是李冯参与张艺谋的电影大制作，担任《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编剧，两片上映后十分卖座，票房收入能与美国大片抗衡。凡一平参与电影制作的剧本有《鲁镇的故事》和《理发师》。胡红一编剧的电影《真情三人行》获得中国电影金牛奖。冯艺参与创作了大型电视散文《西邮的发现》，等等。［14］(P4~5)另外周民震的《学生三部曲》，黄锦秋的《红蜻蜓》，陈雨帆的《布洛陀河的恋情》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电影作品。在这个有影响的“桂军”作家阵营中，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忝列其中，并且成就不凡。云南的少数民族电影电视制作业不落后，仅2004年，云南就有《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好大一对羊》、《心中的香格里拉》、《梯田边的孩子》、《传习馆春秋》近20部影片和电视剧推向市场。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奖和国内大奖，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在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上，13部影视作品分别获一、二、三等奖，成为全国获奖数最多的省份。

依赖于现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电影电视艺术，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商业倾向，作为一种直观性明显的综合艺术，又具有亲和大众的优势，因此电影电视在后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潮流中注定要充当主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它表征了后现代通俗艺术的一种基本方式，即强烈的感官效应，媚俗的内容倾向，表浅的时尚情绪，等等，体现着后现代消费艺术的种种特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影视的趋近，也使相关的作品带上了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上述影视作品对通俗元素的倚重中明显感受出来。比如武侠与功夫（《英雄》、《十面埋伏》）、滑稽与谐谑（《鲁镇的故事》、《理发师》）、民族习俗的故意展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等，几乎使得作品的技巧超越了思想，形式胜过了内容，整个艺术观念仿佛都与传统经典作品的构成相左，其艺术目标被锁定在吸引观众获得票房收入之上，后现代的浅近与浮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正是后现代（而非现代）艺术的“先锋”之处。

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学后现代阵营的大众化先锋艺术的重要一部分，是由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作家（特别是广西作家）构成的，那丝毫也不过分。

三、应对的基本姿态

尽管后现代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日渐深入，但就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而言，我依然要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因素看待，这并不是因为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化上的封闭状态抵御（或迟滞）了这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现代社会，西南边疆也不可能置身世外。对于仍然要发展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与其沉潜寻找与后现代对应的写作，不如超拔审视这种影响力量的发生。说到底，后现代正是一种姿态，甚至确切地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状态，因此它才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学说与主义发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理论空间。［15］(P8)面对这样的理论，我们的视角有着重要作用，正如作家余华所说：“事实上，人们现在真正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是否存在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是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它更多的是作为理论影响着我们，还是更多地作为某种创作实践鼓舞着我们?”［16］(P105)在后现代性带来的观念冲突的迷雾中，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中的表达可能具有更大的启示价值：“并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界，而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变成了后现代的。我们现在开始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社会、自然和我们所创造的每样事物，因而，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后现代化’了，尽管后现代化的只是我们的认知和观看。”［17］(P5)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姿态。

因此，站在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立场上，我愿意重申:面对正在到来的后现代，我所要做的乃是批判它的不利因素，同时努力找寻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这有赖于更为艰难和细致的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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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序一［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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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者前言［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第3篇

一、汉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在我们身边周围都需要语言的沟通。一个家庭之间需要语言沟通，一个民族之间需要语言的沟通，一个国家之间也需要语言的沟通。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不仅学好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还要学好大家共用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普通话——“汉语”。学好汉语我们才能无障碍的跟别人交流思想，交流心得体会，无障碍的生活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为了普及我们国家使用的汉语文字，国家采取了少数民族地区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的语言之外还学习汉语文的教育教学政策。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字，汉字在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汉字文化。汉字教学可以说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相当强的实用科学，其对于培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汉语文教育教师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注重教育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理论实际相结合，课堂上的知识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

二、汉语文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对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将自己抑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运用在日常的汉字教学当中；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了解本民族地区学生在教学当中遇到的学习方面的困难，比如：咬文嚼字，发音是否准确，写字是否规范，字词的讲解必须具体，详细等。有一个老师教学生“回来”和“来”这两字词时没详细的讲解它们的区别，很马虎的告诉学生“来”这个字。学生就这样记住了，学生现实生活中跟汉族去交流时学生不管自己人回来还是别家人要过来都用“来”这个字表示，这时候别人不理解和疑惑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老师的细心，认真的讲解对学生的学习影响特别大。还要注重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效地进行汉字教学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让学生快乐的学习汉语文，并且使用到学习生活中。

三、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文教学需要注重的几个问题

1、注重学生写字的正规、准确。汉语文教学必须打好汉字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对于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个基础打不好，学生的汉语文学习将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基础打好了，学生的汉语文水平便可望得到迅速的提高，甚至产生飞跃。相当多的学生书写混乱、错字多等现象反映了汉字教学的严重不足。一个人写出来的字就是他的“门面”、“看字如看人”这句话准确的说明了写一手好字多么的重要。

2、注重学生的语法与语感。如果给他人进行良好的语文教学必须从语法入手，不管是汉语文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都一样，掌握好实词的基础上能更好的掌握虚词，虚词的使用则理性得多。特别是连词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日常口语。比如：“你怎么才来”这句话为例，加了“才”这个字之后表示他来晚了，让人等了很长时间了，表示有点不耐烦的意思。像这种的知识点在汉字当中很多。只有学好虚词，才能自如地运用书面语，并提高口语的水平。而且，虚词的使用与思维的发展关系密切。当然，虚词的教学也应当是动态的，结合语用实际的。不同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语法各不同，所以学生在使用，学习汉语文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表达时按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语法形式去表达，这样以来也许跟汉语恰恰相反。比如蒙古族的语言为例。蒙古族说“我不去”这句话时“不”这个语气词蒙语中在“去”这个动词的后面，而在汉语文中“不”在“去”这个动词的前面。表达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法，依靠经验。

而在阅读中，语感的意义则更大。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培养思维的过程，还是学习语言知识、培养语言能力的过程。要培养语感，必须通过多阅读。通过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大胆的跟他人沟通，表达。只有大量阅读语言材料，才能充分了解语词的分布，才能学习更多的表达式，才能更好地比较和区别各种表达式的表达意义，才能了解不同表达式的不同语境。而反复地读名篇佳作能更好地体悟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并反过来体悟某些表达式的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从语音、词汇、语法的不同角度综合地体悟语言运用的奥妙和规律。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其中也应当包含这样一个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当前，特别应当提倡朗读和口语交流。要读得书声琅琅，读得痛快淋漓。手里拿着一摞子的材料不准确，流利的读出来出来，那等于没学好语言。

3、注重学生平时的知识积累与实际运用时的互动与熏陶。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汉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尤其少数民族的人都聚集在本民族居住地附近，所以接触的人之间都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因此提高汉语文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学生在教学实际过程中通过老师，书本，电视媒体来提高自己的词汇量。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4、注重拓展，积极引导与总结。教材上的内容比较虚拟型的，一切现实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从历史而未来，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智慧的窗户。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要透过复杂的问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