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乡村治理与发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先说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不可能用造成这些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思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能不能还用这些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爱因斯坦说不能，也许我们说能，创造奇迹吧。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既有城市化又有去城市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过剩的阶段，此前我们是资本短缺，大家都知道在发展主义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主义，何种党派，只要你面临经济基础领域中的资本短缺，政府都会亲资本，这都是必然的。而只要你引入外资，就会按照外资的要求来构建该国的上层建筑，也因此必然造成对外的负债，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因此不论何种主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基础这个决定性因素面前似乎就退而居其次了。只有告别了资本短缺时代才有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政策体系调整。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都过剩的时代，也因此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相应提出，这本身就是回应阶段性变化的产物。第二个阶段性变化也得提，这里面没有写，我在内部的会议上和一些国外的会议上提了，这个会上概括性引述一下。出于政府善意，我们在2003年10月份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刚才陈锡文主任讲到日本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今后永远不再分地制度比长子继承制有过之而不及。乡土社会过去赖以生存的机制，其中的一个是分家析产机制，因为分家析产不至于产生严重差别，因为分家析产需要劳动力维持，但这两个东西都在带有政府善意的法律出台之后都不再存在可能了。因土地不能再分而使得现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自我阶级化、自我政治化，这也逐渐演变成了新的变化，也就是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小资产者。以前为什么叫“打工者”，他家里都有一份产，我们叫做“小有产者”，他们部分劳动力是小有产者派生的打工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收入，以防止小农经济不足以扩大再生产，你把这部分挡住的时候，这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对抗性矛盾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主导社会结构变化，这一点我们必定会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如讲新故事。同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了自我阶级意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了呢?多大程度上能够从政府经济中自我异化独立成一个阶级，这需要过程。当这两个对立阶级都成为独立的阶级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出现经典意义的变化。

重大矛盾在于历史阶段性变化，我们已经应该告别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了，应该变成亲劳工、亲贫困，这个变化正在发生，但因原有利益集团很难被调整，因此出现了变化。需要讲到，这个阶段恰恰是人类安全、社会安全最容易产生矛盾并且爆发的阶段。最近社科院的报告有关方面的分析认为最近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群将从1.3亿上升到7亿左右，相应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说这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尽管中国会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始终是金字塔结构的，因此中国仍然在未来可见的十到二十年内还是一个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的国家。我们每年相对能够解决的新增就业大约在1千万以下，我们新增的就业恐怕不在这个数之下。未来2010年之后中国会有9亿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主义，任何体制、任何制度、任何政治能解决9亿以上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我接触过的所有的西方人士也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我跟他们说，能不能搬用你们的体制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说千万别，你们还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我们看，现在中国人有8亿劳动力，当我们讲到第二个重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演变成直接威胁所谓社会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再用微观的机制来分析，就很难解释这一些重大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了。

这一点可能还得再讲一下，中国的农村条件本身不足以养活这么多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亚北非干旱带相似的地区，中国有季节性的降水，有所谓的灌溉农业，如果把村舍文化破坏掉，就没有村舍这种理性；没有村合理性，灌溉农业就无法维持，非灌溉与灌溉之间的产量差别是70％。如果我们只用所谓现代农业的方式，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农业成为高污染的行业。大家知道最近刚刚公布的全国污染普查指出，农业是第一大面源污染的来源，占全部的47％，超过了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这是我们以有限资源追求高产量必然带来的结果。农业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污染的领域。怎么解决，因此中央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我不多讲了。

农业另外一个问题是越多的农业就越贫困。从世界各国的分布图中看，这似乎是发展主义导向下难解的一个问题。只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就都是贫困的国家，当然以工业为基础的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是高度发达国家。我觉得讨论最好复杂一点，这张图告诉大家，上面那个打圈是农业国，属于高度贫困的国家；这一部分(中间)是所谓工业化的国家，正在转型的国家；(左下角)这部分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不贫困的国家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搞得好的国家。我们到底怎么走，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产生于我们追求工业化的过程，无外乎是两大资源的流出：第一就是劳动力，计划经济也是大规模使用劳动力替代资源稀缺的资本；第二就是通过以乡为单位的成规模发展规模农业，使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同时因为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过程，使得工业化内生机制导致了排斥农业发展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仅农业提供了剩余，而且农业承担了工业化过程因大起大落带来的问题。中国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了七次金融危机，每次都等着“三农”软着陆，他就软着陆。我们现在面对巨大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安全，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要靠进口，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食品也出现贸易逆差了，也就是进口大于出口，所有的进口基本都在严重不安全地区，而我们又没有任何保障中国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能力。美国靠霸占军事基地，他的军费占了世界军费支出的一半，我们不知道靠什么，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了，比较麻烦。为什么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也很严重呢?是因为大量的积累，从“三农”积累，导致农民生存所需要的要素大幅度减低，即使能够随工业化增加，也不过从过去零点几公顷提高到现在两公顷，这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这绝不意味着改善。放弃那个梦吧，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

我们看，当这样大量的资源流出的时候，农业剩下的剩余是否可以足以支撑现代上层建筑。这些事情不仅今天，百年来历朝历代、历党历派没谁解决好过乡村治理问题。到我们这儿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乡村问题更严重?财政占比在1993、94大规模推进经济改革的年代下降到最低，11.3％，连城里的干部都无法养活，更遑论支撑乡村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80年代以来的三次圈地，90年代来以地生财，当代的曲线很小了，那是因为50％以上不报，违规违法征占，现在叫“以地套现”。三次圈地各有各的特征，第一是生产性的，第二是消费型的，第三转变成负债性的，现在有多少万亿的土地负债谁也说不清楚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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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德祥，罗艺.近10年中国农村建设的成就、经验及存在问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15.

[8]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M].林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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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3）：56-73.

[12]陈剩勇.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J].学术界，2009（1）：42-50.

[13]张小劲.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3（1）：21-25.

第3篇

农业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随着平凉市的发展，耕地严重短缺。截至2006年年底，平凉市耕地减少418.5公顷。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80.67公顷，占全市耕地总减少量的67.07%；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28.67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量的6.85%；生态退耕占用耕地87.25公顷，占全市耕地总减少量的20.85%；因耕地弃耕、修建农村道路和生产道路等造成耕地减少21.91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量的5.2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各种建设是引起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自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耕地减少。随着农村的发展，水资源的短缺比耕地资源的短缺更为突出。平凉市水资源总量约16.69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76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三分之一，只有全省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另外，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全市泾河等主要河流1086.5公里中，六类、五类水质河长达30.1%。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更为突出。这无疑给平凉市本就不富裕的水资源雪上加霜。水资源短缺成为平凉市农业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

生态的恶化导致农业生产条件也不断恶化经过长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平凉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初步控制缓解,但生态问题依然比较严重。生态恢复的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生态要素人工化趋势加剧,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生态功能不明显。水资源短缺,生态平衡失调,农村面源污染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民重要的生活环境，农村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条件。以农村能源为例，由于煤炭价格较高，大多数农户无法长期负担，新能源又未普及，所以广大农民“就地取材”，将村前村后的植被“一扫而尽”，以便节约生活生产成本。如平凉市的静宁庄浪两县，年均铲草皮面积占“三荒地”面积的74%，约有13%的农户要常年收拾柴火，每年约有90万吨秸秆被焚烧。燃料紧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平凉市水土流失面积约9859.6平方公里，年泥沙流失量约7471万吨[3]。由于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面积增加，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形成“广种薄收粮不够，山大草稀牲畜瘦”，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环境污染平凉市农村环境污染除了城市、乡镇工业发展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以及城市、农村发展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生活废弃物之外，农业自身对环境的污染也非常突出，最主要的是大量无机物投入耕地之后造成了有毒有害物质的大量残留。平凉市主要是化肥和农药的污染。近几年经过治理，化肥施用强度已经降到了266公斤/公顷，农药施用强度0.45公斤/公顷[4]，但还是超出了在一些发达国家被认为的化肥使用的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顷。因此，导致土壤的有害物质残留非常严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残留，这就带来食品安全问题。

平凉市农村环境治理的对策

㈠加强环保宣传，转变农民观念广大农民群众既是农村环保工作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做好农村环保工作的主力军。可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通过宣传转变农民观念。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采取制作播出专题片、刊登公益广告、设置户外宣传牌、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标语、散发宣传资料、展出宣传牌、编发手机短信等形式，广泛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大力宣传农村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结合实际，引导农民把环保工作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㈡建立健全农村环保制度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环保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为使农村环境管理有法可依，就要建立涉及农村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产品生产安全和乡镇企业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村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环保机构，要设置专门机构，充实环保人员。同时，积极培育民间环保组织，有利于环境控制与监督，节约管理和监督成本。农村环境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则要求创新环保机制，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

㈢加大对农村环保的投入政府对农村环境建设的投入有限，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增加投入。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使其有能力改善居住环境。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无公害农业，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树立自己的品牌，对于发展农村环保事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创新环保融资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建立与公共服务筹资相联系的财政保障体系，可以解决部分资金。再次，依照“谁得益、谁付费，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明确污染责任和收益权利，通过市场交易获益权和排污权，可以补偿遭受外部污染的农业和农村。最后，增加针对农村地区和乡镇企业的研发投入，降低污染和消耗，从而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

㈣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用无污染、无公害和节地、节水、节能等农业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实现区域内的循环发展和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提高资源使用率。要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传统理念，在农业生产中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4篇

关键词:乡土价值观;农村教育管理;价值观;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257-01

我国教育发展水平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农村教育管理除固有的教育经费不足和师资力量缺乏,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现代文明对农村文化冲击也成为一个隐性问题,带来农村教育管理中不得不重视的难题。

农村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这一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乡村与城镇分属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化形态的潜在冲突也没有停止过。教育从本质上而言是针对人的全面培养,这种文化冲突必然影响人的养成发展;因此,在城镇化发展中,关注乡村传统价值观与农村教育管理的关系显得很有意义。

城镇化发展中,初期主要表现为经济形态的变化,大量农业人口变化为非农人口,此时的社会进程基本上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城镇化的加速,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镇,它与乡土农村(又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不同的生存形态必然伴随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态和价值观,这部分内容形成于生存形态之中而作用于人的心理和价值观中,具体到教育上,就表现为教育观念和价值理念在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我国农村教育历来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予以布局,这一观念已陈旧落后。远的如“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口减少的冲击,这属于教育行政设置方面。具体到乡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管理本身,则是教育施行者与教育管理者在教育理念和组织文化方面的矛盾。

乡村文化相对趋于保守,传统文化形态对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影响都比较深。传统道德观念、传统文化意识在乡村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乡村是生活在一个“礼俗社会”之中,他认为在乡村中国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规矩不是法律,是从‘习’出来的礼俗。”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传统价值观为主。在学校教育中,教育管理者乐意因势利导,以此为基本价值导向,藉此对学生展开教育,这既形成有特色的农村教育理念,也造成整体教育的落后。在教育管理学中,教育管理过程组织形态和组织文化得到很多关注,其中对组织文化的要求更多,认为:“组织文化由共享的信仰、种种期望、价值观以及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组成。”以此观,农村教育系统中,基本的信仰、期望和价值观仍然是一传统思想为主,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教育基本理念和价值观都带来冲击,分别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农村学校管理的核心资源是学校人力资源,即教师和管理者。他们在学校教育中体现出智力性。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是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主宰者,是知识资本的使用者以及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已经形成的组织文化中他们固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在时时引导农村教育中的受教育者,而在农村教育体系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这一关系被打破,教育实施者的知识结构和信仰习惯都受到冲击,这对农村教育管理带来根本上的困难。

其次,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必然是教育体系的重新调整,乡村基础教育原有的体系都面临重新整合,农村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和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现状也促使农村教育管理需要尽快适应这一现状,进行积极调整。

第三,城镇化过程给农村教育体系原有组织文化带来冲击,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教育实施者身上,更加反映在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中。这也要求农村教育管理者在具体教育对策选择中有明确的对应。

面对这一系列的冲击和变化,需要在农村教育管理中施行相对应的变化。在社会形态变革中,更加需要明确教育管理者的作用和地位,传统思想面对新文明的冲击,在农村教育的具体环境中,一方面需要做出积极的适应,但更加需要以传统教育文化思想为根基,重新思考农村教育管理的现状。

在社会形态变革中,基础的教育思想需要与时俱进,但不能因此对传统思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这一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强调“位”的观念,要求教育者首先明确自身的位置,即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教育者的地位问题。潘光旦先生在其教育思想中对这一问题论述比较透彻,他认为:“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育”,即社会进步,这是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社会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位”,是社会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育”,是指社会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位育”构成了教育的本质所在,能把握住这个更为的教育问题,则即使社会变革剧烈,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都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以这一基本思路为契机,在农村教育管理向城镇教育管理转化中,明确教育基本目的,确保基本教育理念的根基稳固,保留传统文化思想对新社会形态的指导,才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教育管理者应该认识和思考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 .乡土中国 [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年版

第5篇

关键词：美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牡丹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更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牡丹江市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源远流长，是极具文化底蕴的城市。其中，牡丹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省级目录数量居全省各地市之首。目前，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已达到167项，其中省级64项，国家级2项。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普查、梳理非遗项目300余个， 2013年承办了首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牡丹江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取得了长足进步。

牡丹江市美丽乡村坚持集约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形成了牡丹江市独具特色美丽乡村发展模式。

1、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水、电、路、能建设基础好，农民富裕程度高，品牌特色鲜明，初步形成了十大品牌，比如，湖光山色，山里人家等，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点面并进、融合互动。全市建成五星级村12个，四星级村81个，三星级村380个，三星级以上村占全市行政村的53.9%。，环境整治实现了由重点村向全域化推进转变。

3、创新模式促发展。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各个乡村创新模式，比如，穆棱市东村是整体搬迁模式；东安区红林村镇中镇郊村改造模式；宁安P岭村是老村改造升级模式；宁安于家村是村企联建共建模式；宁安石岩村是中心村集聚模式。

二、牡丹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到位。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口头上重视，讲话时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现象。缺少科学的规划，甚至存在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应付差事的现象严重，督促检查也不到位。

2. 重规划设计、轻贯彻落实。一些地区部门规划制定高档次，脱离地方实际，缺乏可操作性。 在挖掘村庄自然、历史人文和产业元素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到位；还有的村多次规划，边建边规划，边规划边改进，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有的村规划超前，不切合实际。

3、基础设施脆弱，资金投入不足。总体看，资金投入数量依然偏少；从渠道看，政府投入比重大，市场运作、农民和村集体投入比重偏低。

4、产业支撑不强、经营方式比较粗放。据统计，全市无经营收益的村391个，占村总数的44.6%，5万元以下的村223个，占25.5，村均债务达到81.6万元，多数村庄只能保运转，无力投入美丽乡村建设， “穷庙叫不动富和尚”现象明显。

5、机制不够完善，专业人员缺失。传承人未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专业管理人员缺少，政府在财力支持方面不足。

三、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建设美丽乡村要坚持外在风貌与内在文化、保护传承与改善人居有机统一。

1、完善机制，提高责任落实强度。全市有近200个村与森工农垦比邻交叉。因此，建议市委市政府加强与森工、农垦系统的对接，加快细化原有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确立各方资金投入整合、环境整治共管、基础设施衔接等具体操作办法，率先打造出一批全省领先的共建型美丽乡村。

2、建立传习基地，创新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立足于现实，结合实际加以创新。美丽乡村建设的“美丽” 在于乡村个性，要构建一村一品、多村一品发展格局，寻找地域文化特色，传承地域文化精华，发掘反映村庄个性的耕读文化、民俗风情，提炼体现地域特色的产业文化、民间技艺，建设农耕文化展览馆、特色技艺体验馆、风味食品品味馆等场所，壮大乡村旅游，挖掘农民增收潜力。

3、提高资金投入的动力。加快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投入由政府资金“唱独角戏”向“每人一道菜、共办一桌席”方式转变。

4、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要推进设施建设配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效率效益最大化，带动更多的政策项目、政策资金投向美丽乡村，加快构建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第6篇

劳动力素质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文化、知识、体力、技能、健康以及思想等,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原因时，已经注意到人的思想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认为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往往把思想原因与物质的、文化的原因夹在一起，缺乏专门研究，在客观上就冲淡了思想原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资本、教育、技术等物质和文化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后来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就农民身体、教育文化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综合素质低下，造成了中国农民总体的贫困。

二、农民思想素质与农户家庭贫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功利主义思想看待教育，那么，就会生产各种对教育和知识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让孩子失学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的错误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五个方面的危害：（1）直接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长此以往，农村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一个国家国民所掌握的技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子女未来劳动生产技能素质低下，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教育程度的高低、文化知识的多少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强弱不成立竿见影之相关，但教育、文化、知识的确可以沉淀、渗透和内化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此，李斯特主张一国的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用来培植国家未来的生产力。（2）间接危害：子女劳动技能低下，必然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3）对家庭总危害：就业受限或困难必然造成家庭收入低下，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贫困。（4）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受教育程度、文化、技能素质低下，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舒尔茨指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迅速的持续的增长是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二）落后的卫生、健康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如果农民生命、健康、营养、保护、保健、卫生、优生优育等思想意识淡薄，对来自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危害身体健康的因素认识不足，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近亲结婚”的危害以及生活习惯与疾病、健康、贫富的相关性。那么，错误的卫生与健康思想就会引导农民不良生活劳动习惯和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饮食生活无规律、等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三个方面的危害：（1）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农村居民不少的疾病主要是因为村民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所致，如，农村大量的胃病胃癌与过度酗酒有关；农村居民的肺病及其他不治之症与吸烟直接相关；大量的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与农村居民不讲卫生、生活饮食无规律有关；相当一部分痴呆傻、低能儿等先天性疾病人口与近亲结婚、劣生劣育有关；多数性病与行为有关；其他大量的疾病与劳动者体力脑力劳动过度和任何以损害自身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有关。（2）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家庭医疗负担过重，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积累。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节省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从而使资源派上更多的用场。第二，由于劳动生产率受到劳动人口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因此，农村低健康状况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不良健康状况与农业生产低效率恶性循环。第三，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劣势弱势群体，家庭收入偏低，脱贫机会减少，致富希望渺茫，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舒尔茨谈及健康投资的意义时，提出了这样的对策建议：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看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孩子质量投资的一项内容是健康投资。（3）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直接建立在其人民健康及其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各种疾病蔓延，患病、残疾、低能人口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的产出必然减少；高昂的医疗费用给集体、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使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减少，导致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

（三）“好逸恶劳”等旧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广大农村，由于受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民众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等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其核心就是“懒和赌”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行为，赌由懒引起，懒与赌相伴。（1）对家庭危害：劳动创造财富，而“懒”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故“懒”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导致家庭贫困。而赌乃社会“毒瘤”，万恶之源，百害无益，危害极大。对家庭的危害是：第一，赌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第二，赌不仅不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贫穷愈益加深；第三，赌消磨人的意志和进取心，耽误农业生产；第四，赌使家庭不和睦，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勤劳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懒惰不能创造经济增长。对此，刘易斯指出：“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第二，“懒”容易使人产生投机取巧、不法经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扰乱或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三，赌是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的表现，是引发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雪尔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衰落，其国民的道德素质低下，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构建现代农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四）“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现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养老送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旧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优育快富”、“生男生女一样好”等新思想缺乏。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生育养育行为，第一，生男、多生、超生行为非常严重。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非常顽固”。第二，在“传宗接代”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非常强烈地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家庭人均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子女在衣食住行学等方面的拥有量减少，赡养、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相对加重。“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的更大需求；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而言，由此所引起的麻烦已经屡见不鲜。”第二，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人口素质下降，就会造成子女技能低下。随着社会进步和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会制约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家庭贫困。“不同家庭成员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物质上越是先进的社会，赚取收入的人所承认的家庭成员也就越少。在那些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大家庭制度不适合于经济增长”。第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家庭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家庭人口增加过快直接导致社会总人口数急剧增加，必然加重社会经济在土地、粮食、住房、交通、教育、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负担，尤其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因为“经济增长率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种人口扩张”。而“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人口增长的放慢将有助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第二，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相对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的保守思想，限制了职业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意识非常强烈，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某些不利之处。如果传统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那么，职业流动性也减少了。这是一种阻碍变革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传统思想与家庭贫困、社会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农民“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农民落后错误的思想支配着错误的行为：第一，农民仍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着单一的狭小的农业生产。第二，农产品自给自足，几乎不为市场生产。（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农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太高，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是一种节约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彼此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则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而且，交易双方通过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者受益。第二，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三，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农业工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而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张培刚认为，我国农村在近代初期经历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但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本主义思想观念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小农经济思想观念阻止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

第7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主体;乡村精英;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第8篇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治理；经济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看似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管理模式，但是又缺少相应的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相互合作，其主要特点就是从乡村治理中加入了自组织与市场竞争的新元素，充值体现了乡村治理运营方式、机理与实践性。从目前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分析，在乡村治理中有效融入合作经济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的方式。本文将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相融合发展形势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现状分析

我国相关部门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中作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本次课题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中主要是从老百姓的参与意识、参与态度及参与行为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根据其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的程度有一个标准的裁定，其主要是由三种形式组成，分别是分散型参与、统一参与和分离参与。

1.分散型参与模式。分散型参与模式是指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力度较小，同时三者所形成的功能对于乡村治理带来的实际性作用相对较小。从分散型参与模式中的参与意识来看，往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从思想上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重视，不能将自己的技能特长应用在乡村公共事务上来。社员从参与态度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对于乡村公共事务普遍是不闻不问，自主承担相应责任的现象很少；从参与效能方面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事务处理方面起到的作用较小，在乡村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够充分，其中包括了合作社参与到村组政策决策、协调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比较少。

2.统一参与模式。统一参与模式是指农民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参与意识、参与态度及实际行为方面的向心力保持与乡村治理参与程度一致。农民经济合作社从思想上来维护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政策决议方面合作社也是竭尽全力协作。从合作社的参与态度方面来讲，农民合作社将全身心投入到乡村公共事务工作中，并在此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所起到的作用上农民合作社为乡村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从参与行为上来看，农民合作社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较多的资金扶持，在业务参与方面主要是以农民技术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为主。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治理方面的程度比较高，合作社完全参与到了乡村的决策制定、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农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定的沟通渠道。

3.分离型参与模式。虽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参与意识、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上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但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对于乡村治理参与程度非常低，这是属于分离型参与。从某种程度来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参与意识上只是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关注，同时也会为乡村公共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从参与态度方面来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从情感上对乡村的服务比较积极，也愿意承担其相应的职责。从参与行为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资金还比较少，给当地村民提供的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较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程度比较低，对于村委会的决策、公共产业建设及政府部门信息交流水平较低。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存在问题

1.农民合作社参与向心力不强。从当前农民合作社成员的发展形式来看，农民合作社成员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参与意识、参与态度及向心力都是比较弱。有些合作社成员在参与村委工作方面的态度与大部分村民一样都是漠不关心。农民合作社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中也是走个形式而已，选举前对于选举对象没有充分的了解，在填写选举单时随意填写，或者是以随大众的心理来填写选举单。村委会作出相关意见决策的时候，许多农民合作社成员也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从乡村治理方面看，参与意识比较单薄，许多合作社成员在村委会工作开展不是很关心；几乎没有使用过民主监督权，也未向村委会提及相关的情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乡村治理方面的协调关系不一致。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不明确。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是以“先发展，后规范”的模式在摸索前行，从发展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这也造成了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合作社的成立来看，一些农民合作社虽然由多人组成，但是合作社的运营还是一个人来进行，或者是为了套取国家的扶持资金而成立一个合作社，合作社中并没有组织成员。例如有些合作社虽然已经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可是在运营管理方面却是一个空壳组织，合作社的组建形式很不规范。从合作社的管理形式来看，大部分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缺少规章制度，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较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总而言之，目前合作社成立不是很规范，其运作上不能很好地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服务水平较低。

3.农民权利意识淡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重心就是农民权利问题。目前农民合作社与乡村治理方面，虽然说我国当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形式各地区差异不同，可是从当前来看，主要是农民缺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思想上广大农民还是缺少合作意识。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民自主意识与个体意识在不断地提升，可是从公共参与形式与合作方面来讲，农民经济组织在参与到乡村治理方面的工作还不够。究其原因是农民对于合作社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方面的意识不足，没有承担起自己在乡村治理方面应尽的权利与义务。这也与当地政府部门在农民权利宣传方面的工作不充分有关。

4.对农民经济合作社缺少信任。对于农民经济合作社的成立及运营来看，还是存在较多的问题，农民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到乡村治理方面的工作较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村委会与当地政府部门对于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治理这一模式不能正确理解，对农民合作社不是很重视。农民经济合作社是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可以将农民个体户及相关资源整合在一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合作社的作用不容小觑。农民合作社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核心载体，也是农村合作性经营的体现，对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农民合作社与乡村治理有效的融合，提升农民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三、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发展的相关建议

1.提升农民合作社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理念的认识。农民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可以为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村两委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性作用，农村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治理方面的本质就是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来使用其权利，有效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发展。除此之外，进一步培养全体农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的意识，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农民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之间形成有效融合，推动经济合作社与乡村治理的和谐发展；同时也需要建立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确保农民从法律层面上基于组织化力量实现农民主体权利合法性。

第9篇

关键词：乡村环境 治理变化 存在问题 完善对策

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开展，我国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在此，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乡村质量环境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完善途径，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完善乡村治理环境的对策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在其实际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策略：首先，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同时，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环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确保乡村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针对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采取措施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在规范环境治理的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想从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两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及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有据可循，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能推动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活动时，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着该地环境的实际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环境治理制度，并将其落实到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在确保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来达到预定的治理效果。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正宏.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J].学术界，2011，（11）.

[2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J].学习与探索，2012，（01）.

第10篇

关键词：乡村环境；治理变化；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可见党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局限和农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村存在着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意排放、家禽家畜粪便任意堆放的现象，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对开展乡村环境治理的建议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科学的规划是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规划合理与否，必然直接影响农村的后序建设与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农村环境。因此，要高度重视乡村规划工作，规划先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规划要超前考虑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粪便堆积等农村实际问题，综合考虑公共场所、道路、水沟、公厕、绿化美化等多种因素，做到有实用性、可行性、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鼓励环保投资。环保资金能否到位，到位的资金是否切实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关系到农村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和成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县（乡）财政应将环境卫生治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提高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环境建设资金的倾斜比例。根据实际情况，集政府、集体、群众多方力量，通过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对村级卫生治理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补。二是整合打捆项目。环境治理项目资金应严格落到实处，实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打捆”涉农项目资金，使农村环境连片治理项目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农村新能源开发相结合，与基本农田改造项目相结合，整合项目、集聚资金、成片进行、同步推进，使资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学习、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投资生态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路子。

（三）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系统工程，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国土、城建、城管等职能部门要坚决执行规划，把拆违还耕、拆违还绿、拆违治脏、拆违添景有机结合起来。水利等部门加强河道治理与执法；环保部门重点监管企业生产垃圾和村民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的处置；林业、农业等部门重点指导和规范清洁种植、畜禽粪便治理和生态家园建设。

（四）大力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通过等媒体，通过宣传标语、展板、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形式强化宣传，使环卫知识家喻户晓，

（五）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日程，将环境保护和治理与干部考核评比挂钩。发动广大村民，开展集体环卫活动，通过评比形式予以奖惩，营造人人争当环境卫士的良好氛围。对于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工程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环保评估，从源头上遏制破坏行为。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职能，全程监督企业运行，健全事后审查机制。多管齐下，建立起一套长效管理机制，共同呵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培轩.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3，12：273-274.

[2]冯刚.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模式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8.

第11篇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结构 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第12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福利农村社会工作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①2000年，根据户籍统计，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占总人口的73.3%，城镇人口数为3.38亿。而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居住在乡村的总人口是8.07亿，占总人口的63.9%。

第13篇

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强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乡村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设施以及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继承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需要适应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传播力。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文化要素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必不可少。不少特色小镇在挖掘文化要素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及其产业进行保护与传承，以各种物质形式为载体，将文化物化，将物化的产品产业化，形成文创产品及产业链，提高了文化影响力。河北馆陶的粮画小镇、武强的周窝音乐小镇等就是典型例证。

第14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智猪博弈；精英村民；普通村民；利益博弈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针对复杂的“三农”问题，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以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以利于乡村治理问题的改善。但是，很多好的政策不能在乡村得到很好的实施，导致乡村治理的滞后。从经济学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参与乡村治理的利益各方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展开博弈策略的选择。因此，解决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协调利益各方的关系，促使利益各方达到博弈均衡，进而让国家政策能够顺利在乡村实施，促进乡村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而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博弈主体中，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双方的博弈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运用经典的“智猪博弈”模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的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各自的博弈策略，对双方博弈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智猪博弈”下村民内部的博弈策略分析

（一）“智猪博弈”模型的简介“智猪博弈”模型以大猪和小猪为例，代表了市场中的绝大多数人进行的市场选择行为。模型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猪圈中有大猪和小猪两只，由脚踏板来控制食物的进入，每踩一次，则会出现10个单位的食物，会耗费2个单位的食物。一般来说，一只猪去踩脚踏板，则另一只猪能够优先抢到食物。当大猪去踩，则小猪能够得到4个单位食物，大猪得到6个单位食物；当小猪去踩，则大猪能够得到9个单位食物，小猪得到1个单位食物。从表1可以看出，最优策略是大猪去踩脚踏板，小猪不踩，最终均能够得到4个单位食物收益，总体收益为8个单位食物收益。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搭便车”的现象。因为大猪和小猪都是理性经济人，所以最终的选择是，大猪不停的去踩脚踏板，而小猪等着吃食物，这样就形成了博弈均衡。但是这种博弈均衡是不稳定、短期的，前提条件是小猪所享用的食物不会较大的占有大猪的食物。但是显然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猪会慢慢长大，其所需要的食物会越来越多，会逐渐影响到大猪的食物，这样双方就会选择新的博弈策略，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二）“智猪博弈”模型下村民内部参与乡村治理的博弈过程分析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村民内部主要可以分为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两种利益主体，这两种利益主体主观上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相互博弈，达到博弈均衡点，客观上进行了乡村治理策略的选择，而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智猪模型”来具体分析村民内部参与乡村治理的博弈策略选择。精英村民类似于“智猪博弈”中的大猪，而普通村民则是“智猪博弈”中的小猪。假设条件：1、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都是理性经济人，主观上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2、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的成本和收益能够用若干个单位来衡量；3、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治理乡村的总体收益为10个单位，付出的成本为2个单位。具体各自策略选择

（三）“智猪博弈”下村民内部参与乡村治理博弈策略的后果分析表2说明，“智猪博弈”下村民内部参与乡村治理博弈策略的最优解是普通村民观望等待，精英村民治理，最终各自均能得到4个单位收益。乡村治理的现实中，普通村民因为知识和条件的不足，在乡村治理中处于观望等待的态度，不愿意参与乡村治理；而精英村民在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得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获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收获，更加愿意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久而久之，乡村治理基本上都是由精英村民来参与，普通村民很少参与，两个利益主体最终会在乡村治理中出现矛盾和分歧，不利于整个乡村治理和谐、有序的发展。1.村民内部的利益诉求出现矛盾和分歧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之间出现利益诉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参与乡村治理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不明白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是为了协调各方的利益，保障大家的共同利益，最后才能够满足自身的利益。而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都首先想着怎么才能满足自身利益，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会导致双方在乡村治理上出现很大的矛盾，而且矛盾很难协调，导致乡村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容易出现非合作博弈和负和博弈的局面。2.普通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力度不强虽然，我国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了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每个村民都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代表了国家对于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视。但在“智猪博弈”的背景下，普通村民大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面对复杂的乡村治理的环境，普通村民普遍都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缺乏民主参与的思想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依赖于精英村民的指挥，特别是在村委会的选举中，普通村民往往受到小恩小惠的影响，盲目地进行投票，不会深入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二、破除乡村治理中村民内部“智猪博弈”策略的路径分析

（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健全现有的基层民主制度，让村委会能够真正代表全体村民的意志，重视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督，重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位一体的机制，特别是要重视普通村民的利益诉求。村委会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代表着本村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在决定本村的大小事务时应该充分重视普通村民的利益诉求，而不是仅仅重视精英村民的利益述求。而且，村委会对本村事务的讨论过程和决定过程要在全村范围内公开，保证普通村民获知信息的权力，并加强对村委会各项工作执行的监察力度。

（二）重视精英村民的利益诉求精英村民是从普通村民中产生，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在社会大发展中获得了经济或者文化方面的优势，因此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普通村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能够代表普通村民与乡村政府进行政治博弈。目前在农村，普通村民分布十分广泛、过于分散，而且其个人素质比较低，组织起来的成本和收益十分不对等。根据“智猪博弈”的策略选择结果，精英村民能够代表大多数村民与乡村政府展开利益诉求的博弈，这样能够使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的最后收益得到满足。

（三）形成村民内部利益协调机制首先，完善现有的利益协调体系，加强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和基层化。充分保障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权益，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实行有效的监督，让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之间的矛盾能够在现有的利益协调机制下得到有效解决。其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形成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关系到整个农村发展和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决定，不仅仅要让普通村民有知悉权，更应该有建议决定权，让普通村民形成组织与精英村民进行对话、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然后，在村委会和乡镇人大的组成人员中，不仅仅需要有精英村民的代表，更应该保障普通村民的比例，让村委会中和乡镇人大中有代表普通村民利益的成员，增加普通村民的政治活动范围。最后，在村民内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定期举办一些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让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让他们一起行动，挖掘新的共同利益点，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内部利益协调问题。

（四）努力培育乡村社会组织来平衡村民内部利益在村民内部之间，为了平衡普通村民和精英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可以培育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进行制约。由中介组织沟通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需要和协调、引导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解决。在乡村治理中，这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中央或者省一级政府指派，从高等院校中选取“三农”问题专家，组成具备一定公信力和解决事务能力的利益小组，定期到农村解决相关问题；第二种是由农村自发选举产生，在当地社会上选举一些有公信力、有威望、有能力的社会贤达组成相应的组织，以解决相应的利益问题。

参考文献：

［1］朱静.乡村精英政治参与的“智猪博弈”过程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2007，05：1494-1496.

［2］王瑞艳.试论乡村治理中的精英民主及其扩展路径［D］.山东大学，2012.

［3］史云贵.政府、农民、农村精英博弈的理性路径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6，（31）.

［4］郭云春.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1.

［5］李金哲，黄广飞.论权力制衡下农村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长效机制——广东省清新区村组两级议事会乡村治理新模式探析［J］.前沿，2013，19：47-52.

［6］蔺雪春.新型农民组织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山东个案评估［J］.中国农村观察，2012，01：89-96.

［7］杨嵘均.论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及其体制创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16-21.

第15篇

【关键词】精英流失 乡村治理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村精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治理的成效离不开对乡村精英作用的有效引导和发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精英流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并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乡村治理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基于此，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乡村精英的现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古交市岔口乡乡村精英流失现状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山西省古交市岔口乡乡村精英流失的现状。山西省古交市岔口乡基本情况。岔口乡位于古交市西南端，是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乡，乡政府驻下阳坡村。总面积176.9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8528亩，总人口9010人，非农业人口242人，辖20个村委会，34个自然村，本文主要调查的是关头村和寨底村。

山西省古交市岔口乡精英流失基本情况。第一，关头村精英流失概况。近年来，关头村流出人口大多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技能和资本、勇于开拓事业的青壮年，或因婚姻关系流出的人口，因受教育限制流出的人口，这些都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的乡村精英。近年来虽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回流，或者在村民的推选下成为村干部，但是总的来说，精英外流现象仍旧不容忽视。第二，寨底村精英流失概况。寨底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精英流失现象一直存在，青壮年几乎没有在家务农，都因接受高等教育、工作等缘由外出，使得该村的精英流失更加严重。

山西省古交市岔口乡乡村精英流失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一是优秀乡村干部资源匮乏。最近几年村干部选举的参加者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且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连任的居多。由于村干部的选举机制、工作环境和待遇难尽如人意，拥有政治优势的体制外精英，尤其是年轻的高素质知识分子，即使自己有能力参加选举，在村民中享有威望，也更倾向于到城市去找工作，这就造成优秀干部资源匮乏，难以形成二者相结合的有序乡村治理机制。二是乡村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一些拥有经济优势的乡村精英，对村子和村民虽然很有感情，但是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农村经济客观环境的制约，往往要到城市去工作、学习，这就造成乡村经济发展缺乏乡村精英的推动力，乡村治理也就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三是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缺乏主力军。村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大多属于小学初中水平，即使乡村有文化资源，也不懂得如何利用和开发来创造经济价值，乡村的精神文化建设也就更谈不上了，而拥有文化优势的乡村精英渐渐脱离乡村之后，在乡村文明治理和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中往往缺位。

山西省古交市岔口乡乡村精英流失的原因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发展机会缺乏。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闭塞。关头村和寨底村均以种植业为经济的主要来源，而且近年来传统种植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因此青壮年劳动力、高素质的人才不管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都更倾向于到城市打工。岔口乡精英流失现象严重主要根源在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城市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乡村经济结构单一狭隘，它与村民的需求难以形成对接。

乡镇机关对村民自治的隐性干预过多。由于乡镇机关的隐性干预，且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惯例上都比较紧密，新的村干部也要和乡镇干部搞好关系才能稳固地位，保证村子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随着村子里精英流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乡村治理的完善便缺少了多元新兴力量的注入。

乡土文化和习俗观念的淡漠。关头村和寨底村的宗族势力与宗教势力并不强大，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不大。不同的是关头村每年都会举办乡土习俗文化活动，比如每年夏季过特定的传统村节时，村干部就会组织村民来筹钱搭戏台唱戏或者办歌舞表演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从而有利于与流失的精英村民建立一种纽带。

乡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关头村有幼儿园，小学各一所，寨底村则只有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课程和老师。匮乏的教育资源对乡村精英的吸引力都较差，而现实中要在乡村形成完善的教育体系是无比艰难的，这就导致乡村治理的开展效率和进度局促不前。

精英流失背景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拓宽农民经济收入渠道。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要善于发掘村子的优势和潜在资源，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村发展的切实可行、循序渐进的计划和措施，积极引进外来资金，动员村民开拓新兴产业。比如将互联网应用到现有的农家乐等服务业，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旅游业，大棚种植等经济型种植业，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的渠道，将科技创新与农村发展路径的改革紧密结合。在引进资金方面可以重点面向经济资本雄厚的流失乡村精英，在与投资者交涉过程中通过人文关怀、资金激励来鼓励、吸引乡村精英们和外来投资者自觉自愿投资或者参与乡村新兴产业的开展，充分动员流失精英的回流，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前景增添内生力量。

逐步扭转村民自治组织受乡镇机关干预的体制。要转变村民自治组织的被动地位还要减少乡镇机关的潜在政治压力，厘清乡镇机关对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范围，设置明确界限和制定章程，列出相关权力清单，使村民自治组织为民所用、为民服务、受民监督，同时使得乡村精英能够充分施展自身能力，在获得村民支持与配合的基础上实践自身想法，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失精英回到村里工作。

培育优秀的乡土文化和习俗，重塑农民的故土情结。村里要多组织一些特有的乡土文化活动，发掘和培育乡土文化，比如关头村可以开展老革命根据地的精神传承和旧址保护及参观活动，使村民养成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使革命传统和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同时将革命文化注入到村子的经济建设当中，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寨底村的乡土文化发掘的不够，可以组织专门的工作人员和当地文化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培育乡土文化的生态土壤，并就此提取出对乡村发展有利又切实可行的契合点并加以利用，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村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乡村精英的故土情结。

努力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培育乡村精英。要给予乡村教育更多的优惠政策，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使乡村精英在农村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排除他们出于寻求高质量教育资源而流失的“隐患”，同时，也逐步使下一代在乡村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增强对乡村的感情。使他们能够在乡村得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并逐步发展因地制宜的技术培训教育和职业教育，使乡村的文化教育体系和文化生活得到丰富与完善，同时也可以带动物资的丰富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精英回流，完善乡村治理是一项长远工程，需要各方面举措在实际过程中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其中经济的发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文化及教育、政治素养的培养和政治机制的合理运行是辅助配合因素，只有这些因素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才能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对精英流失的现状及乡村治理的困境做出全面有效的应对之策，使得乡村精英这个关键群体能够“想回来”并且“留得住”。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

【注：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晋规办字[2014]3号）和忻州师范学院院级专题研究项目资助计划（ZT201304）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