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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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律至上——在现代文明中，法律不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具有公约性质的、表达社会共同信念的共同规则。法律从政府的工具转而成为政府的主宰和存在的依据，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国家的治理者与受治者均须受到法律的平等约束；共同规则需要有人去守护和执行，而这正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理由。

权利平等——在法治原则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统一标准，应当对一切人的相同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做出相同的反应，这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

公民自治——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可以说没有自治便没有法治。自治不仅是法治理念的重要，也构成了法治的基础，没有法律保护下的自治，便不能排除已往文明形态中专制性的“他治”和人治。

实行依治治国的方针和贯彻法治原则，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离开了合法与非法这个前提去单纯考虑利与弊、成本与收益、善与恶，是法治原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法律思维方式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中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以权利与义务为线索

由于合法性的认定与排除只能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析来完成，因而，说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与非法之分析，与说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质在于权利与义务分析，其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法律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需考虑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在许多场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中所规定的关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运用法律所要解决的具体法律则具有特殊性。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优先地位。在这里，对普遍性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对特殊性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原则上，不允许以待决问题的特殊性来排斥既定规则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可以使特殊性优于普遍性：第一，不优先考虑特殊性，就会使具体法律问题的处理产生不同寻常的“恶果”，以至于同法律的基本理想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冲突；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

（三）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这是实证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的、的和道德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则。然而，这个要求和原则对于思维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对于通过法律思维推导出一个法律上的决定而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第一，面对不确定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确定的法律结论。对被诉的犯罪嫌疑人以有罪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即为其适例。

第二，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被法律的证据规则所排斥。在某些争讼中，尽管某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让人们确信某一事实的存在，然而，其证据若带有合法性瑕疵，则完全可能被争讼的裁判者所否定，并做出与客观事实相反的法律结论。

第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以虚拟的事实做为裁判的根据，而且，不允许用客观事实来对抗这个虚拟的事实。例如，在拟制送达（公示送达）的场合，当事人实际上并未“收到”，并不构成一个足以推翻法律视为“已经收到”的理由。

因此，在适用法律解决涉法性争端的场合，尊重法律是第一位的和无条件的，客观事实是否必须得到尊重，则需以它能够被合法证据所证明为前提条件。

（四）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规则合理性或制度合理性，它是一种普遍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只能表现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借助于形式合理性来追求实质合理性，依据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正义而言，普遍性规则的正义或制度正义是首要的和根本性的，离开了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实现社会正义。人治轻视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实质上是轻视普遍规则和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把实现社会正义的希望寄在个人品质之上，试图借助于不受“游戏规则”约束的圣人智者来保证每一个案都能得到实质合理的处理。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

两相比较而言，人治理论主要借助官员的个人理性，一种不受普遍规则约束的“现场理性”来全权处理一切社会事务，法律只是“办事的”；法治理论主要是借助于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法律——来处理涉法性社会事务，官员的个人理性只是在法律允许的和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在法治国家中，当针对一个个案，通过法律思维来寻求一个法律结论时，对形式合理性的满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尽管少数个案处理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实质不合理。

（五）程序优于实体问题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中实现的。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合法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从而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效果。

我们知道，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对程序问题的重视程度，恰恰是识别一个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接纳了法治原则这一个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

（六）理由优于结论

第2篇

一、侵犯品种权行为的概念。

侵犯品种权，是指品种权人享有的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有效的品种权遭到某种违法行为的侵害。侵犯品种权的行为，是指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繁殖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使用授权品种的亲本通过杂交的方法配制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如使用普通小麦授权品种金铎1号自交生产其种子，使用甘薯授权品种济薯18的根、茎、苗、芽无性繁殖济薯18的繁殖材料，使用玉米授权品种农大80的母本HT8与父本P131B杂交生产农大80的种子。

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转移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

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作亲本与其他亲本杂交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如使用玉米授权品种黄C与玉米自交系A杂交生产玉米杂交种B的种子。又如将玉米授权品种黄C与含目标性状的玉米品种D杂交产生玉米植物群体N，再重复使用黄C作母本与从N中选择含有目标性状的植株作父本多次回交，获得含有黄C的性状和D的目标性状的“转性状”玉米品种H）。

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与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不同。前者生产出的繁殖材料是具备使用性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即大田用种，能为使用人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后者生产出的是育种材料和科研材料，不是能够直接用于大田生产的品种，不能为利用人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指《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六种行为和《林业部分》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行为。

侵犯品种权的构成要件是：（1）具有侵害行为。是指实施了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2）具有违法性。侵害行为除了客观存在外，还必须是违法的，即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或者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以及经审批机关强制许可实施授权品种的行为，虽然也损害了品种权人的利益，因其是法律允许的，所以不属于侵权行为。（3）具有过错。侵害人是故意或过失地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4）具有损害后果。是指品种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了损失（包括已经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将要遭受的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

二、侵犯品种权行为的种类

根据侵犯品种权的目的、方法不同，大体上可以将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分为如下两类四种：

（一）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1、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条例》第三十九条、《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2、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条例》第六条和《审理解释》第四条、《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3、不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除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述两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外，不以商业目的，擅自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也应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例如，玉米自交系品种黄C是一授权品种，其品种权人是中国农业大学。甲农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繁殖黄C的种子（属于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再以繁殖的黄C作为亲本与自交系B杂制玉米杂交种K（属于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又将生产的杂交种K的种子（属于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用于甲农场大田生产，并将生产的杂交种K的种子赠与乙农场和丙农场使用。

作者认为，甲农场虽未以商业目的生产黄C或者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但其擅自生产黄C的繁殖材料并将黄C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还将另一品种K的繁殖材料增与他人使用的行为，不仅造成了黄C的繁殖材料销售数量的减少，侵害了品种权人的财产权益，而且甲农场也因此获得了减少支出购种价款的利益和获得受赠人友谊的好处（减少支出购种价款和获得友谊，是甲农场擅自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并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目的；其不同于以获得利润为直接目标的商业目的）。甲农场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品种权人对授权品种享有的独占权。所以，不以商业目的生产、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也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二）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

以是否侵犯品种权，可以将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分为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和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

1、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印制或者使用虚假的品种权标记、生产或者销售标记虚假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授权品种证书、品种权申请号、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品种权标记；（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驳回、视为撤回或者撤回的品种权申请的申请号或者其他品种权申请标记；（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的品种权的品种权证书、品种权号或者其他品种权标记；（四）生产或者销售本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所标记的品种的，即属于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

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种不是授权品种，没有具体的品种权可以侵犯，不可能侵害具体的品种权人的品种权。标记的品种权是虚假的，生产或者销售的繁殖材料是真实的。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违反的是我国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侵害的是广大种子使用者（不特定人）的公众利益；不侵害品种权人的利益。这种违法行为，不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2、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假冒某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行为，即属于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行为，虽然没有假冒授权品种，但将授权品种以其他品种的名义销售，是一种隐蔽的侵犯品种权的行为。该种行为较擅自以授权品种的名义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对品种权的侵害更加严重。因为，前者不仅侵犯了品种权人的品种权（品种权人自己“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行为除外），而且侵犯了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后者只是侵犯了品种权人的品种权，并不侵犯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

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种是授权品种，有具体的品种权人和品种权被侵害；标记的品种权是真实的，生产、销售的繁殖材料是假的。行为人生产、销售“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行为人违反了我国种子质量管理制度、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在侵害广大种子使用者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被假冒的授权品种的品种信誉及其品种权人的商业信誉，应属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作者认为，《条例》第六条规定了侵犯品种权的两种情形：一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二是不得以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了假冒授权品种的法律责任。除上述三种情形属于侵权行为外，不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也应属于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三、侵犯品种权的法律责任。

《种子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种子法》、《处理规定》和《审理规定》的有关条款虽都对侵犯品种权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但规定得不全面。作者认为，侵犯品种权的，根据侵权行为的种类、性质、情节不同，行为人应当分别承担如下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1、无论是否以商业目的，只要侵犯品种权的，都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审理规定》第六条，对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以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民事责任，作了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侵犯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赔偿损失，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或者按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赔偿数额，依照前述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被侵权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作者认为，无论是否以商业目的，只要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都属侵权行为。所以，不以商业目的，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也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建议增加假冒授权品种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占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市场份额，造成品种权人销售收入减少的损失，而且还将造成被假冒授权品种及其品种权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损害被假冒的授权品种的商品信誉及其品种权人的商业信誉。因为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假种子，在损害广大种子使用者的利益（知情权和财产权）的同时，还将造成种子使用者对授权品种失去信任，导致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销售数额的减少甚至丧失市场；假冒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种子使用者还有可能向品种权人索赔；所以，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对品种权人和被假冒的授权品种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作者认为，对于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侵权人不仅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用以弥补品种权人已受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而且还应承担消除影响等用以避免品种权人可得利益损失的民事责任。

《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只能弥补被侵权人因侵权已经受到的损失，不能避免被侵权人和被假冒授权品种因侵权而造成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降低所受到的长期损失，不能弥补被侵权人因授权品种被假冒而失去的商业市场及预期的可得利益损失。唯有侵权人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才能避免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降低而遭受可得利益损失；所以，建议增加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人应当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款，由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被侵权人消除影响。

（二）行政责任。

1、侵犯品种权的行政责任。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部门依据《处理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采取下列措施，制止侵权行为和追究行政责任：（一）侵权人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或者直接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销毁生产中的植物材料；已获得繁殖材料的，责令其不得销售；（二）侵权人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或者销售直接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并且不得销售尚未售出的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三）没收违法所得；（四）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五）停止侵权行为的其他必要措施。

2、假冒授权品种的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生产、经营“冒充申请或者授权品种名称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将非品种权品种误认为品种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属于“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依据《种子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实施《农业部分》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假冒授权品种的违法行为的，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条例》第四十条之规定，依各自的职权责令停止假冒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三）刑事责任。

1、建议增设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条例》第六条规定了侵犯品种权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但是没有规定刑事责任。鉴于新品种的培育是一项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科研工作，一旦培育成功又极易为他人擅自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或者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有必要对严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所以，建议增设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

所谓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是指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侵犯的是品种权人的品种权。该罪中的“情节严重”，主要从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规模、给品种权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掌握。该罪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商业目的。

品种权如同著作权一样容易被侵犯。新品种的选育、审定、DUS测试、生产等均在完全开放的田间条件下进行，难以采取保密措施。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是生物体，极易生产、繁殖、复制。品种权的保护类似于著作权的保护。品种权的刑法保护问题也应与著作权基本相当。该罪的法定刑种类和幅度可以参照修订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二百一十八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规定。即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销售明知是侵权繁殖材料，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3篇

所谓“良知入法”，就是要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只是这种看上去很美的设想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呢?

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法律和道德并不彼此绝缘而是有机联系的；其二，法律和道德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排斥良知，但良知不能取代法律，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良知入法”最大的问题是将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这势必会引发某种价值冲突：一个人的行为可能违背良知但不触犯法律，这个时候该由法律还是良知来审判?

众所周知，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在法律没有出现之前，诸多社会规范就早已存在，譬如良知、和风俗习惯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们发现良知等形而上的东西无法约束个体行为，也就是“靠不住”的时候，法律才终于出现。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而言，法律既是更高形式的社会规范，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社会规范。所以话应该这样说：如果法律都靠不住了，良知还有用吗?“良知入法”还面临着如何操作和执行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无法将良知这个东西量化，譬如直接规定良心缺失该受什么样的处罚；另一方面，严厉的法律规定尚不足以震慑那些因为道德败坏而违法犯罪的人，那么空洞的道德口号又有何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入法”其实也是一种法律依赖症，或者说是“法律万能”的思维。

(摘自7月17日《济南日报》)

中国经济的“公”“私”矛盾何解?　刘岩川

从1982年新宪法的施行，到1988年至2004年间的31次修宪，再到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私营成分经历了受法律认可、受法律鼓励和受法律保护的过程。

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否具有革命性呢?伦敦亚非学院的朱三株教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并未触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依照我国法律，国家不仅拥有境内的山川、矿藏、草场和森林等资源，还拥有城市的土地。同时，农村的土地资源依然为集体所有。私有财产保护既是我国法律现代化带来的新生物，又是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向私营经济活动做出的实用性妥协。

在公私并行的中国经济体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时刻存在。在朱教授眼中，以强拆为代表的社会冲突就是公私矛盾的体现。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有必要保留征地的权力，前提是为财产拥有者提供合理的补偿。然而，中国的法律名义上为私有财产提供了保障，国家征地的权力却丝毫没有减弱。

2003年至2004年间，国务院发出了两道紧急通告，斥责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拆迁范围、蓄意缩减赔款额度、对既定城镇规划置若罔闻。在将近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对补偿条件的怨愤不仅是官、民、商冲突的爆发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公私利益两立的缩影。

2011年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望减少由拆迁引发的冲突。新规定不但要求政府和开发商给居民提供不低于市场价格的赔偿。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在征地之前做充足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朱教授指出，新规定的有效性取决于中国法治发展的大环境，而建设法治环境本身已经是艰巨而持久的任务。2011年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彻底将强拆定义为违法行为，这算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迈出的一小步。

然而在法治社会尚未建立的时代，公私利益之间的争锋结果不言自明。朱教授认为，法治建设的大环境将影响拆迁条例的有效性，但对拆迁条例的无视和滥用是否已经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摘自7月5日《青年参考》)谈文化不能没有科学精神　钱学敏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各有其特点。但是依照钱学森的大科学观，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认识对象都是整个世界，它们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或立足点、着重点不一样。他还建议：“要把科学‘注入’到我们的文化中”。那么，如何才算“把科学‘注入’剖我们的文化中”了呢?我认为有三方面。

“注入”科学的求实精神：科学的求实精神是说，要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诚实守信，反对空谈和弄虚作假、反对封建迷信。这也是文化建设的道德底线，否则一切都是“假、大、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

“注入”科学的民主精神：科学的民主精神意味着要允许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迷信学术权威，但也要有虚心学习、知错就改的胸怀和诚意。注意发挥并汲取集体的、民主讨论的智慧成果。呼唤科学的民主空气，还要防止偏见。

“注入”科学的创新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有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文学艺术创新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文艺创作者要以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理性健康的旨趣为基础；一个层面是，文化艺术的创新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注入”与支持。今天，信息技术发展相当普及，数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和《老北京风俗图》就是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注入”文学艺术的创新之作；一个层面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综合创新。钱学森曾分析：“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艺术和科学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紧密结合，交相辉映，才能有所创新，光照后人。

(摘自7月16日《北京日报》)

珍视“环境自测”中的公共情怀　张瑞东

随着越来越多的环保事件出现在人们身边，自购检测设备进行环保自测如今变得普遍，不过记者了解到，根据2009年4月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种自测被严格限制，一旦该《条例》正式出台，民间的自测行为可能被禁止。

环保民间自测被禁止，显得很突兀，很愕然。于民众而言，像是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对于环保部门而言，这种掩耳盗铃似的“严格限制”，不但不会降低公众的关注度，还可能激起更大的自测热忱。

堵不如疏。对民间环保意识觉醒的看待，决不能停留于“给政府找茬”这么浅表的层面。公众对环保的关心以及自测行动的普及，正可为政府所用，稍加引导成为重要的环保力量。

民众对环保部门监测数据的质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缺乏民众参与，公权部门“主导”意识过重，“独角戏”式的监测难以得到公众认同。同时，环保监测数据的监测、分析、处理各个环节，程序都不透明，使得公众被模糊于局外人的定位，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公众的“被剥夺感”，同样在环保领域存在。比如福建紫金矿业造成污染，被当地政府瞒报，就很辜负民众期望。

要想消除公众的质疑，首先要提高环保监测的透明度。质疑源于不了解，止于公权部门的信息透明。其实，公众的“环境自测”并无恶意，公权部门一定要引导民众充分参与，敞开胸怀接受监督，用“阳光改革”在民意中找到前进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