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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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第3篇

关键词：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NX）组成。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在不同时期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差异，通过《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对三大影响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分析。可看出：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但贡献率仍很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波动较大，但有下降趋势。

一、文献综述

刘学武（2000）以需求为出发点探讨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现投资、消费、进口和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两种长期均衡的关系。赵陵等（2001）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我国的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长期来看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出口的波动往往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进而扩大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在短期内较大（卢万青，2010）。陈少林（2012）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其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和出口在短期内驱动我国经济增长，而长期效果却不显著。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文利用1978-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变量，且所选变量均采用增长率形式，增长率分别用RGDP、RC、RI、RX表示。

（二）平稳性检验

利用ADF检验对所有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由结果可知RGDP、RC、RI、R.X，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建立VAK模型。

（三）VAR模型滞后期的选择

计算各统计量，得到滞后阶数的选择结果，并由AIC准则进行定阶，由得到的准则可知滞后阶数为1，因此建立VAR（1）模型。

（四）平稳性检验

如果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计算各变量的特征根，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元内，因此模型是稳定的。建立RGDP、RC、RI、RX的VAR模型，如下：

（五）脉冲响应分析

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分析可知，面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期缓慢增长，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呈快速增长趋势并达到最大值，然后平缓下降，到第八期左右达到平稳。面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经济增长呈快速增长趋势，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然后迅速下降，到第四期达到平稳。经济增长受出口的冲击快速上升，在第二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说明了居民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具有长期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长期效果不明显。

（六）方差分解

对经济增长作方差分解，如表3

由表3可得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且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拉动较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而居民消费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慢。

第4篇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收入;贡献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要靠投资的支撑,更主要的应靠国内消费。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症结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业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是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努力使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源之一,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消费不足的表现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与自身市场规模极不匹配的消费总量上,还表现在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巨大差距上。整体水平偏低、消费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严重遏制了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力。

首先,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客观现状与市场规模很不匹配,其市场潜力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户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低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僵持于低迷状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低水平运行。从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在波动中略有扩张。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目前,中国农户的消费仍集中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偏小。对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这既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无法带动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务工农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与城镇居民36.7%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2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农村市场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把农村市场作为今后市场建设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农村市场由于下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严重滞后。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很低且增幅缓慢。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尽管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民的非消费支出增多。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如修乡村公路需要农民集资；其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大多数需要由农民来负担。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导致的消费环境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路、电、通信设备等设施的不配套,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从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已具备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经济支付能力,而且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只是缺乏相应的消费硬件设施。

3 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分析

在这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农民收入――消费函数模型,拟合农村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希望据此可以推算农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根据费里德曼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在各种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里德曼在对模型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进行估计,选取R2最高的作为消费函数,此时相对应的λ值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来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为现期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值。下表给出了计算出的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消费倾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续下降。②2000年之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绝对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从2001年之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的消费倾向,根据两者的内在关系,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农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稳定的增长态势,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影响农民现期的消费行为。

4 中国农村消费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不足,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因此,打破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是中国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1)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极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会直接影响总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商品的销售,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消费层次低下,使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滞后。

(3)农村居民消费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个潜力的充分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1)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双轨运行,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城市化扩大内需。这需要完善农业富余人员在城镇务工经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学等相关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初步具备了以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继续稳定农村,发挥其重要的经济社会保障作用,解除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和信贷消费的后顾之忧。

(3)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结构,为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和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入农村市场调查、认真研究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根据农村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调整产品的品种结构,加快适宜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4)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突破传统的集市贸易的方式,建立农村的流通网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消费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以及提高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宏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3).

第5篇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 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 （1）

（0.002）（8.237）（2.469）

R2=0.873 D.W.=1.212 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 （2）

（1.095）（40.793）（3.908）

R2=0.997 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第6篇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第7篇

当前较大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偏快。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成本和高投资回报率，刺激投资和出口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于我国“人口红利”还会持续较长时期，由此决定了我国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

解读当前的通胀压力

产出缺口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产出缺口曲线如图1所示(参数选择25)。1999年到2002年，我国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并不断扩大；2003～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渐摆脱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产出缺口逐渐缩小并在2005年转为正值，2006年扩大为3093亿元。

经济增长率缺口表明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缺口表明(见图2)，1997～2002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2003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渐缩小，2005年仅高0.02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别为0.62和0.71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超额货币缺口表明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压力

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从而总需求过度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这种总需求过度是由某些实际因素引起的，则不会持续，只有当需求过度是由于货币过量发行引起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总产量增长率的程度(超额货币缺口)是度量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指标。

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稳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来缓慢提高，从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季节性波动明显，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相当稳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说明，我国总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引起总需求过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货币供给增长率减经济增长率)，M1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7个百分点以上，M2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3个百分点以上，是2004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M2与GDP曾长率之差都在7.4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M1与GDP增长率之差在8.7个百分点以上，是2007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产出缺口和超额货币缺口，可以认为，2003～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2005年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缺口均很小，经济总体上供求平衡，物价回落至1.8％的较低水平；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出缺口扩大为3093亿元，占实际产出的1.47％。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超额货币缺口较大，虽然以M2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有所减小，但以M1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胀预期明显加强。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通胀压力。由于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增长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我国就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存在着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它是由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视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泛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转变(见图2)指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继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根据估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个百分点。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在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存在着一定差异(见图3)。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将提高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人口结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会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储蓄比重的提高，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35％以上，香港、韩国、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随着经济走向成熟，日本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及时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供给。二是储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储蓄增加、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才能实现“人口红利”。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充裕的资金供给、较低的资本成本，这样便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从而资金成本较低。同时由于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均是充分就业目标的内生变量，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成为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变量。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根据解放以来历次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续提高(见表1)，同时从主要人口大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看，200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低于俄罗斯和泰国，处于较高水平(见表2)。1964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较快，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见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可见，1964～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其中1964～1982年为7.1％，1982～2005年 为3.6％，1982～1990年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红利率”为-0.3％，1995～2000年为8.5％，2000～2005年为4.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来源，“人口红利”构成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国储蓄率逐渐上升，2005年达到48.1％。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结果必然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高。这就意味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数固定的情况下，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使低劳动力成本得以维持。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4％(见表4)，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导致资金丰裕，资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业压力巨大，充分就业目标使低资本成本得以长期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金非常丰裕，存贷款差持续扩大，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

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导致高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上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据白重恩、谢长台、钱颖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5％，1993～1998年间趋于下降，1998年至今稳定在20％左右。高投资回报率刺激外商投资增长，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52942个，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顺差及货币发行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尽管存款收益和贷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国银行存贷差从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长到2007年8月的12.13亿元，这意味着由高储蓄率导致的贸易顺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资本成本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导致外商投资加工贸易项目激增。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中约有70％是投向制造业，在我国造就庞大的加工工业和规模巨大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境外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或代工为主要手段，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是导致高额顺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计算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由此可知，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3.3％。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为说明这一点，将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扣除，发现调整后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与调整前相比，2001～2006年调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这表明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调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下降了0.47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引发的总需求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总供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的增长，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偏快的直接原因。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又是持续提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导致的高储蓄率、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人口红利的积累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优势还相当明显，投资回报率水平仍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贸易顺差仍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高位；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国际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发行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仍会较快增长，这就决定了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种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和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期，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的，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产生了非食品生产对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过度需求，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供给不足、产量和供给下降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有限经济资源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资源有限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食品价格上的集中体现。

可以预见，短期内即便食品价格随供给的改善而出现了暂时的下降，持续的通胀压力还会通过其他产品价格上涨表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之策。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同步发生的一个长期过程。

第8篇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需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获取这些要素的重要方式，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基础

传统的关于FDI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是基于Chenery和Adelman提出的通过外国资本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资金短缺来发展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东道国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则FDI的流入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经济学界虽然有多种思考方法，但归结起来无非沿袭两种理论：一是Solow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二是Harrod、Kaldor、Thirlwall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强调，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来源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

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的收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问题。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投资的增长将导致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需要投资品，这种投资品既可以出自国内又可以来自国外，其中FDI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通过进口外国的投资品，实现经济增长，加速本国资本的形成。Pwrris和Schmitz提出，FDI可以提高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带动本国出口，刺激本国进口，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将推动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其与贸易有着显著的替代效应，但是它同样也具有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绩效。因此，FDI通过投资乘数和贸易乘数的作用，可以引起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加，拉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默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认为，FDI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它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有着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技术。因此，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它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后者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前者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FDI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FDI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就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贺红波、屠新曙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MWALD方法进行非平稳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接着运用两变量的EG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GDP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二者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国直接投资量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平均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拉动大约48个单位的GDP的增加；另一方面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FDI进入中国最看重的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而非我国的高经济增长率。

张国红认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传导机制。针对中国内地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重庆、除外）1984～200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方法方面，采用Panel Data模型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回归过程中主要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证明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

吴超根据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的方法，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虽然我国的GDP和FDI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两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也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对GDP和FDI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长期互相影响的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FDI流入中国。但两者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GDP是FDI增长的原因，而FDI却不是GDP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该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才能够保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效果。

叶莉、郭继鸣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同时选取了改革开放后几个典型年份中国利用外资的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该研究认为，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各种其他途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将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我国现阶段不仅应注意吸引外资，更应注重对外技术交流和发展对外技术合作。

王志鹏、李子奈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性等特征，构建了一个新的考虑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外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同时，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弹性大于国际贸易的贡献弹性。

冯跃应用投资依存度国际比较及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FDI与一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与其GN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推动其经济增长。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他们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评价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来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当今国际上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他们依赖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该类产品的高附加值等特点，在世界市场中正占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我国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正是由于看到了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要调整，所谓的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引进外资这种途径，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超越资本本身的高等要素，从而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使我国更早地进入依靠技术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则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鉴定结果。笔者更同意的是吴超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应当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政策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作用效果。而对于贺红波、屠新曙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而非高经济增长率的观点笔者则持质疑的观点。世界上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资本具有趋利性，外商选择目标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所选择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如何，未来的发展潜力多大，低廉劳动力仅仅是吸引外资在成本方面的优势之一，却不能成为决定或是重要原因。仅以中国国内地区间吸引外资来看，西部相比东部有着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集中在东部等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并且这种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东部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而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却相反。虽然这不能仅仅归结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的影响，但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健康快速，它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反过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只注重引进的外资数目的多少，更要注重其质量，充分利用引资过程中知识的外溢性特征，使得我们能获得超越资本以外的更多要素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涌超.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2]叶莉，郭继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4.3.

[3]张国红.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学术交流，2005.7.

[4]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4.3.

[5]杜江.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8.

第9篇

一、行业增长的分化局面开始形成

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受此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过程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时间轴上，这一特征表现为各产业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相间隔的局面。在每一轮新的经济景气循环初期，大都会出现一批行业增长景气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长“均衡”，形成增长景气的“贫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新一轮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和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的到来。

从近年来我国20多个工业增长景气的变化格局看，行业增长景气水平的明显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图为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增长景气图：

  

图1

重点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多数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局限于110到90的区间上下波动，没有突出表现的行业，总体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定的增长局面。从2001年年底开始，随着工业全行业增长景气平均水平的稳步回升，高增长行业和低增长行业之间的景气差距开始不断加大。推动形成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来自煤炭、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以及在房地产快速增长拉动下景气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属制品业、建材行业，特别是水泥行业。随后，机械工业（不含汽车）、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制造业等行业的增长景气快速提高。与此同时，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医药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消费品类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长达1年半的稳步提升态势，到2002年下半年也达到了近年来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带动下，煤气和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出现了持续的景气回升。与以上行业景气水平提升形成对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持续处于不景气状态，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受电信设备投资周期的影响增长景气水平一路走低，类似的行业还有有色金属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和部分传统的消费品行业，如盐加工业、糕点等。其他多数行业增长景气处于相对平稳或小幅波动的增长状态。

目前，我国产业增长已形成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显示了2002年底18个主要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变化的详细情况。

  

表1

主要工业行业景气变化与增长贡献

  

从2002年各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看，景气状况最好的行业有：汽车、煤炭、食品、机械。同2001年相比，这4个行业景气水平提高10个点以上，均达到近年来各行业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销售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27.6%，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却达到34.6%，是2002年拉动工业全行业增长最主要的力量。景气状况较好的行业有医药、建材、电力、纺织服装业、钢铁、化学和电子工业。这类行业增长景气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51%，对工业总收入的增长贡献约54%，对工业生产增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电子工业，该行业依旧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仅次于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居全部工业行业的第三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水平仅次于机械工业居第二位。不过同该行业前几年持续高增长状态相比，增长速度已明显回落，增长贡献水平有所降低，行业总体景气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来居上的其他行业。增长景气处于平均水平，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的行业主要是一些轻工行业，包括造纸、烟草、家电、饮料，另外还有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这类行业收入仅占全部工业总收入的1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10%，贡献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行业有两个：有色金属、石油和石油化工行业，同2001年相比，景气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2.3%）也远远小于其收入比重（约10%）(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研究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可以超前了解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取决于该行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两方面因素。从中短期看，行业总体规模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明显的变化，而行业增长速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变化较大，从而能够比较敏感地反映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和产业结构变化方向。但从指标属性来看，增长速度由于无法克服比较基准不同所导致的对行业“真实增长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误导分析结论，相比之下，增长景气指数通过对行业中长期增长走势和季节周期的分析，确立了一个系统、客观和稳定的评价平台，因而更加贴近行业“真实增长水平”。另外，增长景气指数突出了短期变化中的系统特征，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超前表征和预测能力也比其他指标更为科学和准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除了电子、机械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带动力量之外，增长景气快速提升的行业如汽车、煤炭、钢铁、电力、建材等工业行业，以及重新焕发增长活力的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如食品加工业、医药、纺织服装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开始逐步加强，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行业增长格局的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增长活力的提高。

当然，从近两年行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判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由并不充分，还需要对促使行业增长景气分化的动力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其可持续性。只有确定高增长行业的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和中长期特点，才能做出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的判断。

二、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图是过去5年所有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的标准差图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增长状况的总体差别程度。

  

图2

近年来各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离差图

  

如图所示，2002年的增长分化局面，其实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现过“躁动”。这种“躁动”至少从图形表现看，是影响行业增长态势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结果，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发挥作用。对实际情况考察也证实了这种推断。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业总体增长景气明显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业为了达到减亏目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短期财务调整。这种短期措施没有真正解决制约行业增长的根本问题，注定是短暂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业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增长景气一度攀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长驱动力量的短期特征明显，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再如2002年初的烟草工业受国家烟草行业税收政策改革和行业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出现良好景气，但其影响仅仅持续了3个月，随后行业增长景气重新回落到不景气区间，等等。

进入2001年下半年，特别是2002年以后，行业增长景气的标准差曲线明显提升到一个新的“增长通道”，这是短期因素和随机波动不能解释的，是一种“系统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行业增长格局的驱动因素开始出现长期化特征。

如汽车工业，2001年初曾经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景气波峰。表面看，这次景气波动是汽车市场“价格战”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结果，实际上，汽车使用环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使“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长期特点的因素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国“入世”后汽车降价预期的影响，行业景气大幅回落，进入2002年以后，消费结构升级驱动下的需求增长重新战胜短期预期的不利影响，成为决定行业增长动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新一轮汽车工业景气回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中长期的，作用的力度将比较稳定和持久。

煤炭行业2001年底以来的景气局面，表面看是国家“关井限产”政策和国际油价走高，中国煤炭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但从煤炭消费结构看，出口增长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动煤炭的还是煤炭内需的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的煤炭需求稳步快速增长。另外，多年以来，受煤炭市场恶性竞争影响，煤炭价格长期低于“均衡”市场价格，煤炭价格回复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能源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必然要求，这种趋势是长期的、稳定的，是驱动煤炭行业出现持续高水平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食品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看，行业的总体增长是乳制品业、水产品加工业和其他食品制造业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而制糖工业、食盐加工业和糕点等传统的食品加工业的增长景气一直处于稳步回落状态。这种变化格局充分显示了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向高水平进步的趋势，而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增长驱动力量也是中长期的，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纺织服装业和饮料制造业等消费品制造业，类似的结构变化特征同样存在。

电子工业增长驱动力量的中长期特点十分突出。目前，电子工业受全球信息产业增长放慢和国内电子通讯设备更新周期的不利影响，景气水平没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状态，但是驱动行业增长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改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力量，近两年电子工业之所以在不利的发展环境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因素。从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看，这一需求拉动力量将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家用电脑、数码类日用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正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发展趋势看，除了城市居民电子产品消费结构本身的提升外，农村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扩容的拉动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将为电子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

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也是可持续的，一是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有着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二是国际资本转移的重点也在机械工业；三是中国制造业基地的战略构想也将为机械工业的发展从中长期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行业增长的“群体特征”明显

如果单个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  “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新一轮产业增长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联动增长”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动力量形成的“群体增长”特征十分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提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长产业群。

第一，在汽车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汽车族”高增长产业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无论是从现实的投入产出关系看，还是从行业增长的关联程度看，这些行业都与汽车工业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如下图所示。另外，汽车使用数量的快速增长拉动了汽油、油等石油加工业的增长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参见“新形势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课题组，2001年)，这一产业群的规模，大约相当于汽车工业本身的2.5~3倍。假定该产业群基本保持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相关产业与汽车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保持不变，据此推算，“汽车族”产业群的规模将达到国民经济总量的7~8.5%左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2%，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的水平时，将实现1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能力。

第二，在房地产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包括：钢铁工业(据测算，2002年我国钢铁工业新增收入中，房地产业用钢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业，特别是砖瓦等轻质建筑材料制造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等建筑投入品行业、装饰装修行业及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相关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以解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住”的问题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较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群。如下图所示。据统计，2002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总额达到近7700亿人民币，另据估算，房屋装修支出约为房屋总价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产生的对家具、家用电器、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该产业群的经济规模应至少在万亿以上。目前，我国居民住房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该产业群的发展空间还将不断扩展，并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的高增长产业群。

  

图3

汽车及相关工业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4

汽车及相关工业生产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5

“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第三是“机械制造族”高增长产业群。近两年，我国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是多数机械制造门类大面积景气回升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机械制造业所包含的类子行业中，有7个子行业增长景气同步快速回升。这些子行业包括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用零部件制造业和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其下游行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业增长景气整体回升促使企业投资景气回升的综合表现。同个别机械行业的增长景气回升相比，其增长驱动力量要强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第四是与居民日常消费（住、行之外的其他居民消费内容）结构升级关联密切的“消费族”高增长产业群。首先是与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提升密切相关的子行业，如食品加工业中的水产品加工业、乳制品业，反映居民“主食品”结构升级的精加工淀粉、植物油等小行业，饮料工业中葡萄酒和软饮料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其次是与满足居民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的关联密切的行业如造纸印刷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中的体育用品玩具和游艺器材制造业、旅游行业中的旅行社、旅游景点建设等。最后是高档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景气持续高位攀升，如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和其他高档家电产品等。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是，2000年以来，电子行业整体景气水平不佳，但手机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和行业景气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其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正在快速进入家庭，成为居民的“日常消费品”，从而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受此拉动，电子元器件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景气。

以上事实表明，新一轮高速增长行业并不局限于单个行业的局部增长，而是以各主要产业为龙头带动起来的关联产业群的系统增长。这种增长特点不是局部和短期因素的作用能够解释的，而是来自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内在增长力量的表现，其中，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经过过去几年增长速度的稳步回落以后，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景气循环阶段。

  

  

（本文是“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年度研究成果的部分内容。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和100多家行业协会共同参与。）

  

  

“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课题组

杨建龙

  

第10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宁夏；投资依赖型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国家经济由区域经济组成，如何认识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更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宁夏为例， 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主导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提出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的途径。

一、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

1.现有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力及其转变研究的局限性。按照国民收入支出法核算，一个国家的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M）三大力量拉动。一般来说消费和投资是一国最基本的增长来源，在不考虑净出口的封闭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力量，只有投资和消费保持适度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均衡和持久的。

如何判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呢，学术界一般是把本国的投资率、消费率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不一样的：在工业化的初期，投资率为15%，消费率为87%；在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20%，消费率为81%；在工业化末期，投资率为23%，消费率为78%[1]。

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投资率为42.6%，消费率为51.9%，消费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比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投资率高近23个百分点。按照《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可比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51%，投资率为43%；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4%，投资率为2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70%，投资率为30%；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80%，投资率为21%[2]。因此，无论是与近年来全球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还是与历史上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我国近年来的投资率都明显偏高，消费率都明显偏低。

现有的对区域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及其转变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本区域看本区域，把一个国家的特定区域等同于一个独立国家在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也通过计算本地区的消费率、投资率，并与钱纳里模型所提供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或与当前世界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比较，判断区域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否适中；也通过提高或降低本区域的消费率，以或投资率实现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的转变。全国宏观经济模型的这一成熟分析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运行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研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无益的。

首先，这种研究缺乏统计学基础。支出法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净出口可以精确计量，因此可以用支出法核算GDP。对于一个省来说，净出口应该是“国际贸易的净出口”加上“省际贸易的净出口”，而省际贸易统计不出来，一是存在技术上的难度，二是成本太大，目前地区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核算所依据的资料也不充分。因此，支出法核算的地区GDP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参考[3]。

其次，这种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尽管经济日益全球化，但生产要素、商品、人口在全球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尽管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但国家依旧追求经济体系的独立和完整。区域经济是一个全开放系统，只有行政意义上的边界而没有经济意义上的边界，无论是要素还是产品都可以在全国这一统一大市场上自由流动；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地域分工，不追求区域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因此，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结构转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等经济发展规律依然只适用于一个独立国家经济发展，但并不适用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把一个区域当作一个类似于国家的经济体进行研究是发展“诸侯经济”思想，既缺乏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规模；投资效率；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4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

（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 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 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 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 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 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 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 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 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

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玉华.世界经济失衡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2]王小鲁.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56-61.

[3]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29-38.

[4]，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8）：3-12.

[6]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4a，（4）：4-15.

[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b，（9）：4-17.

[8]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5a，（4）：4-16.

[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b，（10）：4-16.

[10]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11]平新乔.“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J].经济研究，1998，（10）：70-80.

[12]庞明川.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107-113.

[13]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11-19.

[14]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第12篇

一、引言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很多关注，有关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的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储藏量极为丰富。但一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却受其制约，同时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劳动力参与率的基本含义

劳动力参与率一词是由英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翻译而来的。它一般被用来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活动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

由于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动力指年龄在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或暂时失业而等待被召回的人口。因此可以用劳动力人口总量占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即：

劳动力参与率 =

三、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分析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从两个方面考虑：①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劳动力参与率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定义与公式可知，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明显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劳动的人口数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从理论上讲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2.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模型分析

(1)指标选取

①使用1978年―2005年统计年鉴数据，其中包括GDP（以1978年为100，以后各年为其定比）和LFPR（劳动力参与率 %）。具体可见附录。

②由于只考虑GDP增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只选取GDP一个作为解释变量。

③劳动力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2)模型设计和回归分析

为简单起见，各指标采取对数形式。建立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2 － 0.040lnGDP

(240.270) (12.328)

R2 = 0.8539D.W.= 0.66058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539，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2 = 26的临界值t0.025(26)=2.056。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04个百分点。但是其D.W.= 0.66058 较小，存在自相关。因此将原模型添加滞后项，建立新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β2lnGDPt-1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1 － 0.220lnGDP +0.183lnGDPt-1

(242.421) (2.765) (2.275)

R2 = 0.867D.W.= 0.752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67，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3 = 25的临界值t0.025(25)=2.060。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220个百分点。

由上述回归模型可知，GDP增加将会引起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根据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邱东的研究，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后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便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的观点相似。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本文认为产生该矛盾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①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经济的较快增长推动就业增长, 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提高, 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倾向提高, 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而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 达到一定水平后, 经济的较快增长伴随的将不再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力参与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低于闲暇产生的效用, 因此他们选择更多的闲暇, 从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下降。如图：

②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明显提高，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模型1中却看到，教育在我国表现出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较多的年轻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加入到教育和培训行列，造成自愿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③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但是我国产业结构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会促使产业结构的转移，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被淘汰或者退出劳动大军。这样便呈现出当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这样便和本文的两个模型相吻合。

④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隐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隐性失业逐步被释放，使得我国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身生产力的提高，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便解释了模型2以及其图形。

四、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及其对策

1．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分析

根据邱东等人的研究，当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难点和本质在于适度劳动力参与率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意味着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则意味着提供较少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在较大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条件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其结果将造成较大数量的失业；当大量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劳动力供给总量较少时，社会上会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因此，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时，寻求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具有重要意义。

邱东等人认为所谓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理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条件下，社会上将存在最适度数量的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失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非劳动力人口造成的社会保障压力将达到最低程度，社会将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公式表示为：①

GDP = MAX ①

1－ LFPR = MIN②

LFPR－ 就业/人口 = MIN③

式中，GDP代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式表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1－ LFPR代表非经济活动人口率；式表示非经济活动人口率最低，非经济活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也最轻；式则表示失业率最低，失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也最低。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劳动力参与率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就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

2．对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见, 目前我国劳动力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转轨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大力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推进经济增长。为此, 今后一段时间内, 不应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政策取向； 相反, 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 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 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高，发展教育事业可以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为社会积累人力资本，而且在短期可以降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教育可以推迟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参与、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持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

（2）扩大劳动力输出

我国劳动力然丰富，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远远低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国家，因而劳务输出的潜力很大。扩大劳动力输出，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可以缓解当前国内的就业压力和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

（3）适度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解决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失业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的快慢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状况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太慢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急功近利的经济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其结果反而也会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问题，就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

五、总结

根据上述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理论分析和模型却得出的相矛盾的结果，则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在劳动力参与所体现的问题。产生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矛盾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另一方面是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当对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劳动力参与率要适度。对此，本文给出了三大点对策。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②扩大劳动力输出；③适度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邱东等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韩泽渝.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山东经济 2006年第三期.

[4]李子奈等著.计量经济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13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55555亿元，如果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近4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5000美元的跨越。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在人均GDP水平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一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一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再次，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4篇

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增长率;动态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0.

[2]高素英,赵曙明,王雅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3]谢识予.剂量计经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

[4]代晓茜.人力资本投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J].特区经济,2008,(10).

[5]申小莉,等.农民技能资本投资对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6]孙士海,宋华明.科教兴农视角下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8,(3).

[7]杨向辉,陈通.农村基础教育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3).

[8][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Graduate College;b.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Hefei 230000,China)

第15篇

[关键词] 消费需求　利率　投资　经济增长

一、中国消费需求的现状

消费需求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且增长缓慢，因此扩张消费，把经济增长的主要支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需求领域是以后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

1.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而我国1996年～2002年各年的年均最终消费率仅为50％多。

2.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差距拉大。

3.体制导致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出现明显反差。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保障，转变为居民自己承担。因此，增加储蓄就成为居民的选择。

4.边际消费倾向呈现下降趋势。有资料表明，我国边际消费倾向自1995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导致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削弱。

对扩张消费的建议:(1)提高居民收入。(2)控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3)积极发展消费信贷。(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二、利率对消费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一个有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利率下调对于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增加投资需求,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刺激居民的消费热情，减少储蓄。反之，利率上升则会抵制需求的增长。降低利率能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扩大内需,把经济带入“扩大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回升――促进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继续扩大”的良性循环,增添启动经济新的拉力。

不能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一个有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在改变城乡居民的储蓄―消费决策方面的作用却很有限,我们不能寄厚望于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但是利率调节作用,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其作用方式、作用力度和传导机制是迥然不同的。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往往较低,中央银行通过较大幅度提高存款名义利率,对于提高居民储蓄倾向、保持储蓄稳定增长、抑制消费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调节通货紧缩时,调低利率只能是劝导性的,人们储蓄收益减少,并不足以产生强制的作用,还得看其他因素。我国前六次利率大幅度下调,从效果来看,并未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预期的刺激作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居民消费增长幅度加速下滑的势头,减轻了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相反,降息却可能使人们进一步对前景看淡,越发要把钱存入银行来买一个安全。由此可见,利率杠杆是有缺陷的,应用也是有条件的。

三、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互动关系，是以消费引导投资为前提，以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基础，通过投资和消费的互动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消费需求增长受到投资需求增长的制约,要以投资需求的相应增长为保证。其次,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只能在消费需求所限定的空间范围内得到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仍然需要依靠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没有消费需求增长的支持,投资需求增长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闲置,不论是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投资需求增长本身,都不可能持续。

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 具体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较慢。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二是投资率在较高水平上继续升高,而消费率则在较低水平上徘徊。1998 年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上,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失衡，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实践与经验表明，实现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有效途径与努力方向。

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是最终消费,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1)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对象并创造生产动力,从而把新的生产需求生产了出来。较高的消费需求可以刺激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2)消费需求的水平、规模和速度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水平、规模和速度。(3)消费需求的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结构,合理的消费需求结构为全面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均衡消费需求问题,消费需求决定着供给,消费需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归宿点,消费需求的层次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经济增长方式在消费需求的影响下得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