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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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城市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随着资源开采的日渐深入，资源紧缺将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为了避免资源型城市经济受到资源限制、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快速转型、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必须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增加现状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特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

循环经济使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将传统单线经济模式以资源、产品、才生资源的循环方式保持经济的循环发展。通过循环经济方式环境资源、环境问题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缓解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循环经济还能够通过城市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减少资源型经济发展中资源短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循环经济为基础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1.加快城市经济基础调研——城市经济科学发展的基础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在现代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应加快对城市经济基础情况的调研。通过对城市经济现状的调研、城市生态环境以及投资环境的掌握，为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提供基础资料。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城市居住人口情况、城市流动人口情况进行掌握。了解城市地域特点以及城市资源型经济、传统经济发展活动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经济模式优化调整以及经济模式改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

2.强化循环经济重要性，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应强化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经济的优化与调整。以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提高城市环境资源的配置、以循环经济模式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同时以循环经济模式特点以及结构优势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针对我国资源利用现状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需求，现代城市经济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应利用循环经济模式改善传统经济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使城市新兴工业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与改革中必须提高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通过强化循环经济重要性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3.加大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理念宣传，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时应针对其对全市人民利益相关性加强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经济理念的宣传。针对人们对循环经济缺乏认识的现状以多种宣传渠道进行循环经济模式的宣传。通过各企业经营者、社会各界人士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为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不必要的麻烦。以循环经济的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大众消费、引导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方向。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入手促进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城市招商引资工作奠定良好的投资环境。

4.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职能发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引导职能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针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把握方向。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政策鼓励以及城市资源的协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通过对低污染、高循环企业的政策扶持、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整改及限制引导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主流方向。同时以政府作为媒介，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循环经济活动中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运行，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目标。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与运转，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应针对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需求进行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城市工业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淘汰资源浪费、高污染工艺设备及企业，限制能耗、水资源、高污染产业发展。以新型低耗能、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清洁产业为重点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对城市产业机构进行优化与调整，以此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三、注重非耗能产业资源的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城市低能耗、低污染产业机构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应注重非能耗产业资源的开发，以非能耗产业资源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例如：对城市周边湿地资源进行整合，以城市周边休闲游为目的进行湿地保护与建设。通过城市周边湿地资源的科学开发，实现湿地保护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另外，还应对城市的地域优势进行探讨，以旅游资源开发等类似的低能耗、无污染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北方城市发掘自身气候特点，以林区夏季气温较低等特点吸引南方游客避暑。南方中小城市则通过古建筑保护、地域文化保护与发掘等建立地方特色旅游线路。通过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快速建立。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政府机构应通过政策引导、产业优化等方式加快城市循环经济的建立，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促进城市宜居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第2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 26号令 转设 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路正南（1960- ），男，江苏武进人，江苏大学京江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周西安（1977- ），男，湖北京山人，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孙国（1977- ），男，江苏连云港人，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江苏 镇江 212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民办教育研究”（项目编号：08JYD014）和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教学改革项目“新形势下独立学院学生管理模式的选择与重构”（项目编号：JJ08A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3-0026-03

独立学院从创办至今已逾十年。截至2010年12月，全国现有独立学院308所，本科在校生达258万，占全国本科生总数的22%左右，占全国民办高校本科生总数的58%左右。少数独立学院已拥有硕士点，部分独立学院正在筹备升级为二本院校。可以说，独立学院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一、独立学院的发展阶段分析

（一）初创期（1999～2002年）

1999年，以浙江大学与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创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标志，独立学院的前身“二级学院”“民办二级学院”或“新制二级学院”产生。从此，“独立学院”作为公办高校教育资源外延性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势头强劲，短短几年，就从沿海地区发展到全国的大部分省市。这些学院凭借母体高校的优质资源，结合充裕的民间资本，引入民办或民营办学模式，在本科学历教育的高起点上快速发展，办学形式逐步多元，办学目标服务于母体高校的整体利益，但尚不具备独立办学的主体资格，对母体高校的依附性极强。此阶段，二级学院的招生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承担着为母体高校筹资和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任务。在母体高校的扶持下，二级学院逐步明确了办学理念，确定了体现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同时，在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从严从高，二级学院各项事业发展迅速步入正常轨道，招生规模逐步扩大，部分学院拥有了独立校园。由于处于摸索时期，相关政策没有出台，少数二级学院也出现了违规招生等不良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二）建设期（2003～2007年）

2003年，以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为标志，独立学院从无序扩张进入治理整顿、规范发展的新阶段，独立学院开始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向自主办学机构过渡。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教育部对原有360多所二级学院进行清理整顿、重新登记。经过逐个审查，取消了其中100多所二级学院的办学资格，并对其中249所进行了重新登记。通过整顿，独立学院“优”“民”“独”的特征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这一新的办学形式基本得到社会认可。与此同时，面对教育行政部门密集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独立学院迅速调整了发展思路，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加强体制与机制改革，强化内涵建设，不断深入教育教学改革，基本实现办学模式由理论型本科教育向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转型，部分独立学院基本达到与母体高校错位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如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确立了充实、巩固、提高的指导思想，总结、完善富有独立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根据学生特点，大力实施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层考核的教学模式，设计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和“3.5+0.5”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阶段，独立学院的整体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不断增强，一些教学关键指标与一般本科院校基本持平或接近，教学成果开始涌现。这些办学业绩为独立学院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也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转型期（2008年至今）

2008年，以教育部颁发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为标志，从政策层面对独立学院的发展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提出了独立学院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于目标举措，独立学院进入向民办普通高校过渡的“转设”期。在此阶段，独立学院的总体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社会各界以及用人单位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出现了一批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代表的办学理念先进、条件较好、资金雄厚、质量上乘的优秀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开始由规模扩张、校园建设向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和注重特色的发展阶段转变，总体呈现出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有十余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高校，部分独立学院开始举办十年院庆，总结十年办学经验，推广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其生存空间。如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确立了“优化结构、强化应用、错位发展、形成特色”的发展战略，制定了《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纲要》，健全了教学过程管理业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坚持“全面质量管理”，强化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精心构筑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有效实现了学生的差异化与个性化培养，办学优势和特色逐步彰显。

二、独立学院的办学政策演变

（一）默许试办

1998年，江苏、浙江两省在部分高校引入民办机制，进行国有民办的试点工作。从全国范围来看，从1999年到2002年这几年间，是独立学院迅猛发展时期，全国有25个省市举办独立学院，独立学院数目达到300多个，本科在校生40多万人，初步形成占地约7万亩、校舍约876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约12亿元、图书约 2000万册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段时间内，国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独立学院的办学政策，部分宏观教育政策中的个别条款为独立学院的产生提供了政策依据。如《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规定了发展民办教育的基本原则；《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民办教育的性质和地位等。

（二）整顿定性

因少数独立学院无序扩张、违规办学，2003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独立学院做到“六个独立”，吹响了规范独立学院办学的号角。同年，教育部召开了“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网络视频会议”，提出“优、独、民”三原则，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5年3月，教育部下发了专项检查通报，对7所违规独立学院进行了通报批评，给予减少招生、暂停跨省招生等处罚，要求独立学院加强基本办学条件建设。2006年教育部工作要点要求：加强对独立学院发展的支持和指导，引导独立学院改善办学条件、规范办学行为、提高办学质量。2006～2007年，17所独立学院因自有办学用地、自有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以及基本办学条件达不到有关规定要求，被教育部确定为限制招生（黄牌）单位。2007年4月，独立学院办学条件和资产权属核查工作结束，教育部对113所独立学院进行通报批评。1所给予黄牌警告，并通过媒体向社会。

毋庸置疑，这一阶段国家针对独立学院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明确、坚定的，加大改革力度，规范办学，保证质量是独立学院不容回避的话题。如在《独立学院教学工作专项评估方案》中，明确要求对独立学院进行教学专项评估。重点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着力体现“六个独立”要求，即“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独立进行财务核算”“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文凭”和“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二是体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要求，即明确独立学院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并主要面向地方和区域培养应用型人才；三是强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思想观念。凡评为“合格”的学院，将予以“通过”。其中，对于办学条件好、教育教学质量高的学院，准许日后直接申报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凡评为“不合格”的学院，予以 “暂缓通过”，限制当年招生，限期整改并于适当时期进行复评。其中，对于办学问题严重者或因不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而诱发事端、影响稳定的，将予以停办甚至严肃追究独立学院举办者、有关高校和主管部门的责任。

（三）规范发展

2008年，教育部颁发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即26号令，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独立学院的设立、组织与活动、法律责任、管理监督、变更与终止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对其基本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设置与教育教学管理等提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办法》的“附则”中，明确要求此前设立的独立学院以5年为限，按照《办法》的规定进行调整，充实办学条件，完成有关工作。在《关于〈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的工作说明》中进一步明确：“积极做好现有独立学院的规范和办学许可证的发放工作。考虑到独立学院的复杂性和实际情况，国家对已设独立学院给予了五年的过渡期，并明确了相关政策：（1）基本符合《办法》要求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教育部提出考察验收申请，教育部组织考察验收，并对考察验收合格的独立学院核发办学许可证。（2）符合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的，可申请转设民办高等学校，颁发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3）既不申请考察验收，也不申请转设民办高等学校的，可继续教育教学活动，但必须按照《办法》的要求，规范体制机制，充实办学条件，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有序地做好报请验收或申请转设工作，过渡期结束后，严格按照《办法》的要求办理。”其核心精神是“不进则退”，即通过严格评估优胜劣汰。一方面鼓励合格的独立学院从母体学校中独立出来，自主发展；另一方面给不合格的独立学院亮红黄牌，建立有序的退出机制。

《办法》的出台，包括以《办法》为核心衍生出来的《关于审批独立学院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编报省级〈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标志着独立学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向民办普通高校过渡的“转设”期。在这个新的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强调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态度，要求根据独立学院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类指导。部分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如江苏省下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强独立学院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决定对该省独立学院开展专业建设抽检工作。

三、独立学院的发展出路分析

2009年2月，教育部下发《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工作方案》，明确了独立学院未来发展的四个方向：符合教育部相关要求，经教育部考察验收合格的，可以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办学；符合本科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的，可以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等学校；符合其他层次学校设置标准的，可以转设为相应层次的民办学校；可以终止、合并或并入公办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今年是该方案推出的第四年，各独立学院的转设和改革工作也进入了实质阶段。

（一）转设为民办高等学校

独立学院“转设”是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政府大力提倡和积极鼓励的。一部分“校企合作型”的独立学院，借助公办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吸纳充足的民间资金，集公立大学品牌与民办新机制的优势为一体，逐渐创出自身的特色与品牌，且随着办学条件的不断完善，对母体的依赖程度会逐步减少，独立学院的独立性将会越来越强，逐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全独立的民办大学。2008年10月，首批5所申报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的独立学院有4所获得教育部批准，且全部在东北地区。2011年上半年，全国又有12所独立学院成功转设为民办高校。但在转设过程中，因民营成分占主体、办学模式多样，独立学院何时申报“转设”、能否成功“转设”并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更多地取决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的高校设置规划及独立学院自身的办学条件达标情况，客观存在固定资产过户的政策法规相对缺失与方法程序繁冗等问题。

（二）通过验收，作为独立学院继续存在发展

《办法》有3个关键词：“民”“独”“优”，其中尤以“独”最为关键。当前，“独”字问题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由母体高校全资举办的独立学院。他们既要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又要保证母体高校的最大利益，无外乎有以下三个选择：

1.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维持现有模式。“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师资队伍建设”是大部分独立学院在考察验收中面临的难点、焦点问题。那些由母体高校全资举办的独立学院，更容易接受——围绕“民”“独”“优”做工作，增加些许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维持现有模式——这种相对简捷的方案。

对于土地校园建设，部分独立学院已有成功范例，如东南大学将原来的浦口校区1200多亩校园及教学设施交由成贤学院独立使用；南京师范大学在建设仙林新校区时，因地制宜，通过一座山头分割划出一块土地单独建设另一相对独立的校园，由中北学院使用，该校区又与母体主校区相连。这些独立学院的校园及基本办学设施的产权仍然在母体高校的名下，但在应对考察验收上已具有一定的硬件基础，只需完成资产过户就能符合《办法》的要求。但资产过户手续烦琐，费用较高，如何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保证举办高校的权益，尚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配套政策支持。

多数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主要依托母体学校，通过聘请母体学校的教师作为专任教师，此种模式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教育部的文件要求。若要保持举办高校的全资模式，通过教育部的考察验收，需要母体高校根据整体师资情况长远规划，通盘考虑。图书资源、实验室和教学仪器等设施是又一难点问题。部分独立学院都是共享母体学校的教学资源，这样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办学成本，增加收益，但按现有状况将无法通过教育部的考察验收，需要加大投入或采取可行措施加强建设，以符合或部分符合《办法》的要求。

2.与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股份制模式的独立学院。股份制模式，既能发挥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的热情，又能保证独立学院教育的公益性，符合母体高校和出资人的利益要求，能够保障学校的持续正常运转。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是这一模式的成功范例。这种模式，通过产权调整，明晰产权主体，重估无形价值，以无形资产构建独立学院股份制模式，即举办方持无形资产股，社会力量投资，完全按照《办法》的要求建设，纯民营机制模式，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较好选择之一。但需要解决好母体学校无形资产依法科学定价、法人财产权依法科学界定与划分、资本的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性的矛盾协调与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且寻找并确定合作方或投资方需有一系列程序和众多事务。

3.与地方政府合作，异地办学。寻求与地方政府合作，即走校府合作道路，到异地办学，完全按照《办法》的要求重新建设校园、基础设施、图书馆和实验室等教学实施。目前，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缺乏、人文底蕴不足、文化产业薄弱、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有意吸引高校进驻，以推进本地城市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营造人文氛围，提升城市品位，为独立学院外迁异地办学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外部环境。这种合作方式通常是由地方政府解决土地、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效规避了举办高校置地兴办校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形成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与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相互渗透的关系，实现了“文化”与“资本”的对接，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校双赢的选择。近来，这种模式在江苏省、浙江省较多，如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是这一模式的成功范例。

（三）逐步消亡

这里提出的“消亡”包括《过渡期工作方案》中的后两种，即“符合其他层次学校设置标准的，可以转设为相应层次的民办学校；可以终止、合并或并入公办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笔者仅讨论一些人的固有的观念误区可能会造成独立学院的“消亡”。如认为独立学院应先“独”出来，才能“立”起来，先“独”而后“立”。这种“一刀切”的想法，不符合教育规律。独立是趋势，这点毋庸置疑。但更为重要的是，“独”与“立”的时机和条件，应该有一个过程、一定的条件，只有具备条件后，才会有利于独立学院的成长发展，如果在初期就独立出来，并不利于独立学院的发展，把握不好甚至会打击它，而这种打击往往会是致命性的、毁灭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实际上，我国独立学院真正稳定发展的时间太短，尚处于“幼年”时期，目前这种依托母体高校的状态还需要再保持一段时间。

当然，极少数独立学院，如果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准，经费投入不足，教学质量不高、质不优而价不廉，学生就业状况又不好，就会面临生源危机，其生存和发展就会很困难，那么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就处于被淘汰之列。这些独立学院只能丧失其“独立”地位，逐步终止、合并或并入公办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

[参考文献]

[1]樊哲，钟秉林，赵应生.独立学院发展的现状研究与对策建议[J].中国高等教育，2011（Z1）.

[2]刘凤泰.从专项检查看独立学院的生成与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5（17）.

[3]吴启迪.以评估为契机，力促独立学院提高办学质量[J].中国高等教育，2005（17）.

[4]王悦芳.论“独立”应该缓行[J].高等理科教育，2011（5）.

第3篇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发展；动力；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3-0708-05

城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伴随着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全面转型的动态过程。城镇化过程集中体现为乡村散居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聚集，同时城镇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文明程度不断向乡村渗透和扩张，直至城乡融合形成一体化格局，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我国的城镇化比率由1978年的17.92%[1]急剧增加到2011年的51.27%[2]，经历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结构性转换和城乡关系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截至2009年，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比率仅为39.4%[3]，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不仅反映了区域城乡分离依然严重，更是体现了区域内乡村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怎样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助推其在城镇化过程中迎头赶上全国发展水平，本研究拟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给于解读，以期对破解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阻滞进行有益的探索。

1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关系

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就是由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引发的乡村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流动和集中，在城镇体系不断升级演变的同时，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步与城镇接轨，最终实现城镇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居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质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而引发乡村向城镇变迁这一过程的动力就是城乡产业的发展和调整，随着城镇化和乡村非农化的发展，分散的乡村居民开始有意识地向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集中，逐步形成新的城镇，在非农产业的经济活动中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和文明，逐渐摆脱自然环境和旧有观念的束缚。反过来，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城镇本身固有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在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延伸了产业链条，缩短了经济创新周期，加速了新兴技术的传播，有效改善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

2 产业发展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城镇化制约因素

城镇作为现代区域社会经济要素及产业的空间载体，其发展是伴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扩张和夕阳产业的及时淘汰动态的变迁过程，其实质是由生产力的变革引起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度、产业空间布局以及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动态平衡的过程。产业发展过程中这一不断调整与动态平衡对区域城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西部地区而言，制约区域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有待完善

西部地区第一产业还停留在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阶段，加上区域自然环境以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导致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老弱妇孺，既难以提高第一产业的剩余产品，又阻碍了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进入，更难以为区域城镇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初始动力。第二产业虽然比重较大，但受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影响严重，多以能源、煤炭、石化、采掘、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设备、技术陈旧且产能落后，“三废”排放极为严重，由于受资源存量、矿藏品性、区域地形地貌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制约，生产大都处于初级化阶段，难以担当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最接近，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因为评价产业结构先进与否的标准除了产值指标，还应看其产业内部构成的现代化程度，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商品流通业与旅游业，信息、金融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则均较落后，而且由于改革滞后等原因，人员素质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有较大差距[4]，不仅缺乏促使区域内居民增收的能力，而且难以为城镇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2.2 产业内部链条收缩，产业关联不够紧密

西部地区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中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人数较多，致使区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质量都呈现下滑趋势，进而引起第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内部链条收缩严重，不仅难以为区域内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剩余农产品，也很难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受第一产业影响，第二产业基本停留在初级均衡阶段，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极其松散，难以进行新的技术开发，不仅不能满足三次产业间自身发展的技术需求，更难以满足西部居民自身的生活需要。加上第二产业受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制约较为严重，过于依赖产业的外循环，产业链条有待延伸，以加强产业内部关联度。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由于受地域自然环境影响，不仅产业链条过于简短，投入产出不甚合理，而且上游和下游产业开发不足，加之产业发展以商品流通业和旅游业为主，缺乏前向和后向关联，不仅难以使三次产业发展形成环向关联，更难以为区域城镇化发展构建强劲的动力机制。

2.3 资源禀赋制约严重，产业布局有待优化

西部地区各次产业空间布局受资源禀赋制约极为严重，产业空间布局杂乱无序。第一产业由于受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近年来恶劣气候环境和大规模干旱的影响，导致可耕种土地面积锐减。且可耕种的土地大多属于中低产田，不但规模小，而且极不规则。大量农副产品由于道路、交通运输等条件的制约难以为居民增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二产业受资源存量、品性、地域、交通以及埋藏深度等影响，难以人为对其进行空间布局的合理安排。同时个别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又远离资源产地，交通运输不便使得现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原料收购难度加大，成本提高。相反，农户富余农副产品又因无法销售、无人收购而大量积压。这不但挫伤了农民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也无法使现有第二产业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受制于资源禀赋存量及差异性，深度开发不够，同质化倾向严重，尚未形成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同时受土地状况、社会发展现状、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居住分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迟滞。

2.4 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产业政策有待调整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被动封闭保守到主动对外开放三重转变的重要转型时期。

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内循环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大量对中东部发达地区来说比较稀缺的农业资源，比如西部地区的绿色家畜家禽、绿色果业、绿色木竹制品、稀缺中草药、民间传统工艺品等都尚未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很难成为区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支撑点。第二产业发展中对资源禀赋的依赖性太大，过于注重初级开发，精深加工不够且资源税费体制不尽合理。过度开发虽在短期内增加了区域财税收入，但环境破坏造成持续发展难以为继。长远来看不仅难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持续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更难以为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受耕读传家思想的影响严重，存在着大量的盲从性和不认同感，加上从农业领域退出的劳动力资源素质普遍不高，难以满足高端服务业和新兴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使得现有第三产业存在规模小、管理混乱、配套设施欠缺、服务意识较差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部地区市场机制的健全和产业政策的调整。

3 产业发展视角下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策

西部地区要通过城镇化发展弥合区域差距，在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迎头赶上，其抓手和核心应该是通过产业发展和调整以促进城镇化，集聚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诸多生产要素，并在城镇化过程中促使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以实现农村现代化。其主要思路和举措有以下几点。

3.1 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

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转换与发展促使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及地域间的流动是影响乃至决定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西部地区要把产业结构转换与发展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在宏观上由以农业发展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主转换。通过区域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比重的逐步提高来加快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同时区域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向非农化就业方式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其转移速度的快慢，也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产生着直接影响。其次，进一步在中观上增强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间的协调性，为区域城镇化增添动力。截至2010年，西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13.1∶50.0∶36.9，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3∶49.4∶44.3，产业结构影响资源分配格局[5]，进而导致区域边际增长难以为继，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要通过农业新兴实用科技推广、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等方式尽快降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提升、改造以资源采掘、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拓宽第三产业发展方式和服务领域。促使三次产业在西部地区协调和优化发展，使得区域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基本动力和后续动力能够有效衔接，共同助推区域城镇化发展。

最后，就微观角度而言应该加快各次产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调整。针对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耕作技术落后、生产方式传统且市场化水平偏低的特点，按照地域特色，结合区域第一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强化科技兴业意识，确保新兴农技推广普及。通过绿色农业、特色产业、农副并举、种养结合、先进技术、错位生产，推行“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以增强第一产业助推城镇化发展的初始动力。第二产业应尽快结合地域资源特点选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积极扶持潜导产业，对衰退产业、夕阳产业和淘汰产业加大改造力度，推进区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进而增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应加快文化创意、生态旅游、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产业的发展，拓宽第三产业发展渠道，吸纳第一、二产业富余劳动力资源，协调三次产业在动态中的平衡发展，为区域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

3.2 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

产业关联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广泛、复杂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供需方面和产业的技术供给方面[6]。西部地区现有三次产业由于各自内部收缩，不仅导致产业关联极为松散，而且影响到各次产业之间产品的供需和技术的供给，进而使城镇化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为此，第一产业应该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向多元化、链条化、特色化、规模化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改造原有的传统耕作技术，大力推广使用新兴实用农业耕作方式，为区域城镇化提供大量农业富余产品，这些富余产品不仅应该包括粮食、蔬菜、肉蛋奶等食物型产品，还应该包括充足的棉花、烟叶、油料等半成品性原料，以保障区域城镇化过程中非农化人口的生产生活需要。同时在第一产业内部应该大力推广兼业化经营和深化分工合作，努力挖掘地域特色资源，依托资源禀赋优势，使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发展果业、林木业、编织业、绿色养殖、无公害种植等行业，实行种、养、加结合，农、副业并举，区域内错位生产等方式，改变传统农业的单一生产模式，促使产业链条延伸。

第二产业作为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助推力量，应该从单一的资源采掘、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循环生产、低碳发展转型。其生产不但要满足区域原有人口和新增非农化人口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还要满足各次产业发展对原材料、技术、产品等的需求。同时第二产业要通过自身聚集效应、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等促使原有的零散企业逐步向企业群、产业群集聚，在延伸产业链条的过程中加快区域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搞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增强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动力。

第三产业发展要推陈出新，逐步引导其向具有高科技的产业发展，摆脱简单的衣、食、住、行等商业流通活动，积极向为生产发展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渗透，把文化创意、生态旅游、医疗保健、绿色工艺品等作为未来第三产业发展的方向。同时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区域城镇化的吸引力，吸纳较多的人力资源、技术和资金。因为第三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够加快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进程，增强城镇化动力，还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

3.3 优化产业布局，助推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空间范围内的组合与分布。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形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局高度化，城镇即是这个空间载体的主角，而城镇化是产业空间实现方式的主要形式。西部地区除部分大中城市外，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成分比重较大，工业经济发展进程缓慢落后，第三产业蓄势待发，导致城镇化发展受阻严重。为此，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应该遵循“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统筹全局、兼顾效益、有分有合、持续发展、注重均衡、谋划长远”的原则对三次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以破解城镇化发展动力的阻滞因素。

第一产业应该结合区域土地、劳动力、水资源、气候、植被等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按照资源禀赋的地域分异规律实施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牧则牧、退耕还林还草和综合治理修复生态环境，在实现对各类农业资源禀赋巨大潜力深度开发的同时，为区域城镇化构建良性发展的生态屏障。同时在区域内按照资源比较优势构筑各种特色农业产业带，发展特色产业，变同质化种养为差异化发展，实施错位生产，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促使现有棉花、毛皮、林产品、农副产品、中药材等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基地做大做强并向产业化和适度规模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对农用土地采取符合地域特色的“农业土地银行制度”，以解决特色农副产业发展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现实困扰因素。

第二产业的合理布局应充分照顾到区域内资源禀赋特色、运输成本、人口消费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市场依赖性、科学技术潜力等因素。加快对现有西部地区能源、煤炭、石化、采掘等第二产业的循环化科技改造，通过新的生产技术的引进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产业布局的优化。对个别资源枯竭型产业和工业企业实施关停并转，通过回填、绿化、复垦、移民等措施在调整转型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环保木竹制品，充分挖掘民间艺人的工艺品技艺，使其与新工艺结合，推陈出新；加快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布局的空间优化，由作坊型、零散型、兼业化向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过渡。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劳动力价值低廉的特点，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向知识密集型、经济服务化、科技支撑化转变，在优化区域第三产业布局的同时提升产业内涵，不仅能增强第三产业对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力量，还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在全社会各领域内的全面渗透改善和提高区域内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素质，以达到全方位推进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目的。

3.4 变迁产业政策，破解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阻滞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和扶植幼小的战略产业；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产业发展的适应能力。就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发展而言，急需变迁产业发展政策，以破解区域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土地、资金和市场等动力阻滞。

第一产业应该大力推行城乡一元化户籍制度，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愿平稳有序转移，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福利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体制[7]。推行“土地银行制度”，让农民把不愿耕种的土地交给类似银行的中介机构，再由中介机构出租给其他集体或农户集中经营，农民从中收取一定租金，这样既可解决土地撂荒和闲置问题，又可解决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难题，农民既可收取一定租金，还可进入新的土地经营公司务工获得打工收入，形成多赢局面。加快农林产权体制改革，以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为基准，以改善农业生产系统的生态条件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建设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系统。加快区域第一产业的内部循环，充分挖掘全国稀缺而西部富余的农副产品资源，在理顺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推进品牌化建设，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

第二产业应加快资源税费体制改革，改变传统资源计税体制的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使资源消费与税费征收更趋合理，让区域资源采掘能真正造福当地居民，提升区域财政收入，加快探讨实施生态财富购买机制。生态环境是一种战略资源，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和区域性特点[8]。为了解决“少数人负担，多数人受益”、“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和“上游负担，下游受益”的问题，西部地区应尽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购买机制，建立生态效益的评估机制与支付机制等，确保生态建设的劳动价值得到有效补偿。

第三产业的发展应该更新理念，提升劳动者素质，促使普通大众对第三产业就业和从业有更多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在现有第三产业的服务意识、管理方式、品牌潜力、配套设施、发展规模和差异化发展上进行规范和扶持，促进第三产业在西部地区以“优质服务、标准管理、做强品牌、做大规模”为目标健康发展，为区域经济和西部城镇化发展增添力量。

4 结论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是区域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更是如此。区域产业结构重心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顺序逐步转移，这必须伴随有相应城镇化的发展，因为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形式――即城镇化是产业发展和实现的主要形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主要依托城镇化来进行，而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又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链延伸、布局优化以及政策变迁所引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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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国锋，段禄峰.西部地区生态城镇建设的理论、构想和路径[J].现代城市研究，2013（4）：73-77，97.

[3] 王 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2011（2）：62-71.

[4] 姚慧琴，任宗哲.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杨庆育.对我国落后地区科学跨越发展的思考――以重庆案例为主分析[J].财经界，2012（9）：12-19.

[6] 陈保启，杨 丽.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第4篇

本文尝试运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等拆迁主体行为角度进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

2、法经济学：适用性及方法分析

（1）法经济学基础及其适用性法经济学，又称“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交叉性、边缘性的新兴学科。在法经济学家看来，“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归纳整个法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活动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由波斯纳开创的法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制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在法经济学研究中，财产经济学、政府占用经济学已成为它的专门方向。房屋拆迁，对于政府而言，则是政府占用行为，对于被拆迁居民而言，则是房屋财产法律处置的经济行为。房屋拆迁的目的是强制取得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其终极问题是怎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才能使各参与主体都达到最佳效果。对房屋拆迁制度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旨在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原则分析城市房屋拆迁这一法律制度，在假定各主体“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分析拆迁主体行为的成本效益和相互间的博弈关系，寻求拆迁达到高效率的条件，从而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依据。

（2）法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①成本效益分析法经济学将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实现权利的最优配置，将权利分配给能够用它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主体。对拆迁主体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也可以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方法，通过对各利益主体在拆迁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变化进行分析，来考察现行拆迁制度运行的实际经济效果（总的拆迁费用与总的拆迁效益），并可以比较分析不同拆迁制度下的成本效益情况，从而来判断其制度运行的经济合理性；在成本分析中，需要注重运用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理论来解释法律制度选择和创新的各种动因。

②均衡分析所谓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所有的行为主体同时达到价值最大化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并在此作用形式上各行为主体所处于的相互作用、制约的状态。拆迁涉及财产权利的转移和收益的重新分配，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作为利益主体有着各自的目标函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各主体的目标函数相互构成约束，一方取得的收益过多，必然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行为主体效益绝对的最大化，而只有可能实现效益相对的最大化，即行为主体的成本或效益处于均衡状态中的最大化。当然，有效率的拆迁制度便是努力使各主体利益趋向均衡，而不是偏袒哪一方。

③博弈分析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利用博弈论可以分析各主体在拆迁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分析中，一定场合中的每个博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都策略地、有目的地行事，并考虑其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对他的可能影响，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博弈者在最大化自身偏好的同时，需要相互合作，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存在冲突。因此，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和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冲突问题，就需要建立起新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④供求分析从我国当前来看，拆迁制度的供给主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需求主体则是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单位、被拆迁居民等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并有拆迁行为需求的人们。从法学理论上来看，拆迁制度的供给者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体制性原因，在拆迁制度的制订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各级政府，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政府往往从努力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角度来考虑拆迁制度设计，这就是使得拆迁制度可以满足政府、开发商的用地需求，但是却不能充分满足被拆迁居民的利益需求。而随着被拆迁居民对于拆迁制度改革的需求日益强烈，拆迁制度供给部门也将考虑平衡需求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供求分析方法对于拆迁制度改革创新的分析也具有适用性。

3、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创新的法律政策障碍分析通过公共利益和公平补偿来规范政府权利和保护居民财产权，在法律、政策及实践上都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1）公共利益要求和制度需求矛盾房屋拆迁源于政府拥有的征用权，由于这项权力的行使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并涉及私人房屋所有权的保护，因此，应当首先在法律上设置一个标准，用以评判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被滥用，这项标准就是政府行使征用权的基础——“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国家创新拆迁制度的理论依据。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企事业单位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城区土地对城市房屋进行拆迁，这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但为什么又必须要进行拆迁呢？这是我国特殊的“制度需求”原则。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于我国规定城市土地使用者（尤其是划拨土地使用者）不能直接出让、转让土地，如果新的用地单位需要用地，必须先由国家或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方式拆迁，再出让给新的用地单位，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制度安排的要求。

（2）保护公民财产与法律保障的缺陷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会拆迁到居民的私有房产，如果遵循保护合法财产的原则，在拆迁过程中首先应征得被拆迁房屋产权主体的同意，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在拆迁行为实施前、拆迁决策过程中，被拆迁人都没有机会通过民主参与的途径来保障其意见得到表达并影响拆迁决策，其权利申诉和救济途径也十分有限。地方性法规规定在法院未做出裁决以前，不管被拆迁居民是否同意，公共管理机关都可以依法剥夺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被拆迁人要是想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胜算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胜诉，也无法改变被拆迁的命运。

（3）公平补偿原则与实际执行难度尽管国务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在实际拆迁过程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实行按价补偿。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发展资金，在制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过多地考虑了开发商的利益，却没有给被拆迁居民一个平等参与价格博弈的空间。补偿标准往往显失公正。有的地方政府执行的是陈旧过时的拆迁标准，给被拆迁居民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其次，各个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估价师的经验判断及受社会客观因素影响等方面存在不同，这使得评估价格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再次，被拆迁人对房价信息不了解，不知房屋质量产生的房价差异，与别的被拆迁人盲目攀比，总感觉自己补偿过低。同时由于价值衡量的不对称现象存在，即人们对于失去财产的评价往往要高于在市场上购买等量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即便完全按市场价格补偿，被拆迁者仍然会觉得不公平。

4、基于法经济学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改革建议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创新应沿着规范政府权利和保护居民财产权的路径进行，通过平等立法和司法控制来实现。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推动拆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具有政策意义：

（1）全面评价拆迁制度运行的成本，以成本最小化为导向，推进拆迁制度改革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拆迁制度运行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看到其直接的成本与收益，还要看到由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额外成本与收益，因此，要从不同拆迁主体行为的方方面面，全面评价拆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依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探讨新的拆迁制度体系。此外，还要考虑到拆迁制度改革本身的成本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改革必然会对社会既存的财富造成一定消耗，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这样必定会受到来自于利益受损者的抵制与阻碍，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成本。因此，在选择拆迁制度改革方案时，应该对该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理性预期，做出科学的判断与选择，以尽可能减少改革阻力。

（2）以需定供，改善拆迁制度供给服务，确保拆迁制度供求的均衡从供求分析的角度看，所谓制度均衡，指的是当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定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制度需求决定制度供给。在分析比较拆迁制度及不同改革方案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就可以判断出拆迁制度改革的需求态势，这就要求要通过改善拆迁制度供给服务，寻求拆迁制度的供求均衡。分析表明，当前我国拆迁制度供求的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尤其是强调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使得能够通过拆迁制度的运行，保障统筹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实现，从而为加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3）协调不同拆迁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以提高拆迁效率和维护居民权益为目标，探索“利益共赢”的拆迁制度体系具体途径是：

①建立房屋财产税制度，制定土地储备发展计划，从储备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资金，专门用于旧城区的拆迁，保证城市公共建设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强政府推进拆迁制度改革的动力；

②建立经营性用地拆迁的市场化机制，经营性拆迁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在被拆迁单位或个人自愿的条件下确定是否同意拆迁及补偿标准，同时将政府强制性拆迁严格限制在“公共利益需要”范围，也可以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与合法化；

③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保护弱势群体在拆迁中合法权益。

第5篇

【关键词】运输经济学；交通运输

中图分类号：C9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运输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与运输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一门学科。人类从事交通以克服空间距离的阻隔，是一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任务，所以运输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活动之一，研究运输及其经济问题是运输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学科发展历史回顾

要了解西方运输经济学学科发展，就少不了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观察老路子，达到探索新路子的效果。笔者将其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酝酿阶段、初创阶段、腾飞阶段和成熟阶段。

酝酿阶段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就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了，那些与运输相关的经济学现象多次被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案例来讲解其所提倡的经济学思想或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高度评价了运输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从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就一直对运输及其经济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运输经济学尚未形成体系，这一时期仅仅为酝酿阶段。

初创阶段

对运输经济学的专门研究起源于1850年D拉德纳出版的《铁路经济》一书，这书为近代铁路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德国K肯尼斯出版了《铁道经营及其作用》，奥地利E萨克斯出版了《国民经济中的运输工具》。后者构建了传统运输经济学政策论和营运论两条主线，为运输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几本著作是运输经济学初创阶段的主要著作，为运输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

腾飞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运输经济学科迅猛发展，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快速扩大，交通经济学类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可分二战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1、二战前。1935年美国罗克琳出版《运输经济学》一书，标志着运输经济学从福利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1940年美国的约翰逊等人在《交通运输：经济原理与实践》中讨论了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经济问题。

2、二战后。由于经济学在宏观、微观理论方面的突破，运输经济学也得到相应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逐渐加入到运输经济研究的行列中。1950年费尔出版了《运输经济学》；1958年，约翰梅耶等人出版的《运输业的竞争经济学》对各种运输方式的成本结构、运输市场和运输需求特性的开创性分析，也促使运输经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科在经历了腾飞阶段后，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阶段包含两个时期。

1、60年代以后。各国加紧建立各种运输经济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了多国性的研究组织，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运输经济研究中心等。运输经济问题涉及的学科范围扩大到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计算机应用等十多个学科。这些都反映出运输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的密切关系。

2、七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因能源、环境等方面出现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提出了新的运输经济课题。西方运输经济学除了综合性的著作，如美国桑普森等人的《运输经济—实践、理论与政策》、哈帕尔的《美国运输：使用者、运动者和政府》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门性文献，如航空经济、运输与能源、运输与土地利用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学开始运用标准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标志着其开始步入了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变化

从世界各国运输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最近几十年该学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尽管从酝酿阶段起，运输界就没能包揽过这一领域，但跨学科发展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输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交通运输与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运输需求、供给、成本、运价研究；运输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城市运输问题研究；与交通相关的环境、土地利用、能源问题的研究。

加强了对运输需求—供给一般规律的研究

目前运输经济学对运输需求—供给的分析突破了旧范式下运输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不再是简单地对运能和运量进行分析，而是从需求和供给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的一般规律。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当今科学界，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运输经济已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日趋多样化、丰富化，各类定性的、定量的、逻辑的、历史的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被广泛地采用，特别是标准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促使运输经济学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社会经济中与运输问题有关的大量复杂信息，能够进行更精深的研究。

逐渐脱离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

与多学科参与研究运输经济问题不同的是，当前运输研究似乎与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理论发展主流相脱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在经济学分析过程中，运输多被置于外生变量的地位，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运输问题上移开了。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而言，其基础也是建立在对运输条件和运输费用研究之上，可是运输问题目前在国际地理学界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有不少地理学家转向对商业地理的研究。

第6篇

国际学术活动:自1999年10月以来,先后应邀访问过瑞典隆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荷兰自由大学、德国亚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国蒙比利埃高等商学院、加拿大皇家路大学、日本国一桥大学、那须大学、朝日大学、大阪国际大学、岛根县立大学、韩国江南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澳门欧洲研究所、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与高校。

教学活动: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经济学、经济史等专业博士生的《经济理论前沿》、《金融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等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生的《世界经济统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实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在对世界经济周期、国际金融危机传染及其防范、国际汇率与利率的走势、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WTO、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货币供给调控理论、宏观经济分析等领域。

第7篇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捶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钉贝克曼(Martin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校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Economicsof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and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尝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Economyof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Fujita和FujitaVenables合著）：TheSpatialEconomy:Cities,Reg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竟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3.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特点、近期发展与应用前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第8篇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美)罗纳德・H・科斯著,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8月

这是科斯的文章合集,凝聚了科斯对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性质、方法、边界以及政府管制等问题的看法。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编“经济学”,是作者的演讲稿和学术研究文章。第二编“经济学家”,则是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生平、经历的考证。第一编开篇文章《生产的制度结构》,是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也是理解作者经济学思想的纲领性文章。

作者认为,其重要作品《企业的性质》的贡献在于“把交易成本明确引入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创新之处则在于“用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检验了产权”。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任务是获得对生产制度结构运行的理解,为此就需要把交易成本纳入分析,研究不同制度结构中经济体系的运行状况,并进而转变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加)卜正民著,刘彬译,文汇出版社2010年8月

作者卜正民,是牛津大学邵逸夫汉学讲座教授,也是史景迁之后最著名的国外汉学家之一,其历史著作考证严谨,文字优美,叙述生动。本书中,作者循着出现在画家维梅尔作品中的物件,通过奇妙的推演、考证,将遥远的中国与荷兰联系起来,并追溯和描画出17世纪全球化开始萌芽时的图景。

维梅尔是17世纪著名的荷兰画家,其作品常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画家一生大多住在荷兰港口城市台夫特,那里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据点之一。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物产,常会出现在维梅尔的画作中,让后世的人们从中窥探到大航海时代全球化贸易的缩影。

在维梅尔的一幅画中,一位军官的帽子用海狸毛皮做成。作者指出,当时的欧洲人,常用武器从美洲土著手中换取海狸毛皮,贩卖获利后继续其探险之旅,包括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

《每个人的政治》,赵汀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

本书是赵汀阳过去五年发表的代表性文章合集,关注的都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问题,而贯穿始终的主线,则是对“合作”问题的分析与探讨。

作者认为,人类永远无法实现“最好的生活”,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表现在,要实现最好生活的目标,需要普遍的合作,但人性的根本缺陷,让任何形式的普遍合作都无法达成。

作者的结论是,人的理性终究有限,所以试图通过知识上的发现来彻底解决人类冲突与合作问题,将是徒劳的。人类要实现最好生活的目标,最终还是要求助于“道德”。

《城门开》,北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

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离开北京,移居国外。漂泊13年,因父亲病重,重回故乡,但眼前的北京全没了记忆中的影子。作者的前半生,已随被拆除的胡同、四合院、寺庙和蓝天,一起消失了。

一边是记忆中的故乡,一边是眼前的陌生城市,促成北岛创作这本《城门开》。书名的含义在于,希望用文字,刻录下记忆中的北京风物,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不可思议的年代》,(美)乔舒亚・库珀・雷默著,何帆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9月

本书是雷默反思美国国际战略的作品。如今的世界,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危险往往来自难以想像的方面。作者说,“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并指出,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用传统的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是需要有创新的观念和机制,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创新。

第9篇

[关键词]水价；阶梯水价；经济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F29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089-02

1 前 言

从今年下半年起，北京居民用水价格进行调整，全面推进阶梯水价改革。[1]具体来说[2]，不超过180立方米，水价为每立方米5元；在181～260立方米，水价为每立方米7元；260立方米以上，水价为每立方米9元。在北京实行阶梯水价的想法和初步实践，历时很长，直到最近这次听证会，改革才全面铺开。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概念来分析阶梯水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必要性

经济性质上，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从供给方来看，自来水属于自然垄断[3]：水管只需要建一条就够了，竞争反倒会造成浪费，引起效率的损失，在自来水市场上没有实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因为是自然垄断才谈得上“定价”，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是价格接受者，自然没有谈论“定价”的必要。从需求方来看，自来水是生活必需品[4]，对价格的弹性很小，价格的升降对自来水的需求量影响较小；对于价格弹性小于1的商品，提价会使厂商的收益增加，但行政力量阻止了自来水供应商通过提价的办法来减少自来水的供应量，实际上实行的是行政定价。

现实生活中自来水的浪费现象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的，没有任何人使用的时候水龙头仍然在哗哗地流水，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淡水资源虽然是可再生的资源，但毕竟是有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珍惜水资源，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不能以损害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自来水的消费具有负的外部性[5]，水资源的浪费加剧了华北地下水“漏斗”区的沉降。[6]

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通过宣传、教育来提倡节约形成社会风尚以及从技术上“开源”多渠道增加水资源的供给和跨区域性、季节性水资源调配之外，有没有通过经济手段（价格杠杆）来实现“节流”的可能性呢？

按照庇古的想法，水资源的消费既然具有负的外部性，就应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解决，要减少和杜绝自来水的浪费，就需要提高水价，减少对自来水的需求量，使自来水市场上的均衡点沿需求曲线上移。然而整体提高水价是不现实的，提高水价的具体方案需要精细设计。

首先，自来水的价格弹性很小，即使提价了，需求量也不会减少太多，水价提高到底能够减少多少浪费有待商榷；同时水价又不可能提得太高，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来水是生活必需品，水价的上涨会给城市居民带来普遍的经济压力，从而使自来水供应商面临社会舆论的指责；而且，水价的提高，负担最重的是那些购买水的意愿较低（往往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他们甚至会不得不放弃使用自来水，从而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衡量提价带来的收益――限制浪费和成本――引发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通过整体提高水价来减少浪费是不现实的，应当使用差别定价。

我们知道，完全的差别定价是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7]，然而实现完全差别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以致无法实现，退而求其次，应当使用阶梯定价。

基本思路是，根据家庭人口等划定标准，使用自来水数量在数量1以下的，以最低的价格计算；使用自来水数量在数量1以上数量2以下的，超出部分以次低的低格计算；……（数量1

3 可能性

以上讨论了阶梯定价的必要性。下面来讨论阶梯定价的可能性。

一是阶梯定价的技术可能性。我们有没有技术力量来衡量每个家庭到底用了多少水。据我所知，有些自来水表事实上是公用的，每个家庭的边际价格事实上并不是市场价格而低于市场价格，有鼓励每个家庭多用水的激励，而在技术上要实现阶梯定价就必须给每个家庭安装水表。当然还有要实现水管不要漏水，自来水厂有足够的人手来给每个家庭看用水量，每个家庭要能够知悉自己家庭到底用了多少水等。

二是阶梯定价的经济可能性。实行阶梯定价有三个条件：

①具有定价权（垄断厂商，满足条件）；②面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出于生活基本需要的用水量和因为贪图方便和粗心大意浪费水的量，其消费需求处于需求曲线的不同区段，其价格弹性是不一样的）；③消费不可转让。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尤其对于相处得比较好的邻居，如果生活基本需要的用水量在数量1以下，完全可以在生活基本需要和数量1之间形成市场进而形成契约，实现交易。比如甲家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用水量小于数量1而乙家希望以较低的来获得较宽裕的用水量，乙家就会愿意以一定的交易价格来购买甲家的用水量。然而，对于浪费这一行为来说，没有人会为了浪费而付费，即使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由于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从甲家接的水要运到乙家去），这个市场也仍然是不许可有浪费存在的。这样就实现了减少和杜绝浪费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附件二）[EB/OL].http：///tztg/201404/t7527801.htm.

[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知[EB/OL].http：///tztg/201404/t7648490.htm.

[3][美] 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等，译.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4.

[4][美] 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等，译.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9.

[5][美] 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等，译.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3.

[6]丁筱净，熊帅.直击华北“大漏斗”.民生周刊，2013（9）：4-6.

第10篇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很多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地理学家吴玉鸣（2000）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运用到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把包括中国的31个省市在内的区域进行了集聚增长因素的分析；随后，陈晓玲等人根据我国部分省级数据，考察分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此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分析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实际应用

随着国内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计量经济学已经成功运用到经济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1.公共经济学领域：James等（2003）主要对一国对于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的博弈通过建立一个空间概率模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2.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方面：Buettner（2003）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了德国各城市的财政外溢效应以及税收基数效应；Case（1993）以美国各州的情况做了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预算研究。

3.房地产经济学领域：Timothy等（2003）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城市住房的绝对位置对房屋价格差异的影响；Anselin等（2009）以美国加州南海岸数据为样本案例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法研究了环境空气质量对房屋购买者边际支付意愿的影响。

4.劳动经济学领域：Elhors（t2007）等首次将空间计量分析法运用到劳动经济学领域，对欧盟地区劳动参与率差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指出了在区域间和国家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主要应用

空间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国内的发展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九族平台、非家族成员的需要进行平衡，达成一致行动意见来充分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合理制度为约束的联成长

约束并不是对职业经理人不放心、不放手，它恰恰是为放心、放手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界定、业绩评估、财务审计等，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限制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发挥，而是为了更有助于职业经理人与民营企业主之间的有效合作与融合。首先要认真制定好公司章程，让职业经理人的各种基本可预料的行为有章可循，使公司章程为职业经作理人的重要约束机制；其次不断完善合同契约制度，签定受法律保护的详尽的任职工作合同，建立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对职业经理人的责、权、利做了相关规定，以便成为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约束。再次，要完善董事会、股东会等企业机构职能来优化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评估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

（四）以持续发展为契机的稳成长

根据民营企业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民营企业共生关系的深化建立在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民营企业持续发展，民营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才可能得以进化，朝向一种基于对称性互惠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发展。因此，一方面，民营企业需要模式自身与环境要素的界限，将自身与环境融为一体，从共生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处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变组织成员的认知图式，进而改变组织的整体认知图式，从而在组织实践中奉行一种与内外部环境和谐共生的态度。

（五）以共享利益为核心的齐成长

第11篇

一、城市交通的拥堵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中行驶的机动车数量也越来越多，2012年1-8月，我国汽车销量1247.47万辆，而仅去年8月，我国汽车销售就达到了149.52万辆。如此快的增长速度给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在每年新增的车辆中，大部分属于私人家用汽车，原本人们购买汽车是为了节约出行时间，提高出行的舒适度，而现在拥堵的道路却适得其反，给开车出行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困扰，不仅如此，每年（或者每月）新车上路的数量却还在持续增长，使得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据此，本文试通过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它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增强了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1]

（二）产权理论本文由收集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四）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2]

三、囚徒困境理论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四、城市拥堵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联系到城市交通问题，我们可以用以上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每一个出行的个体，都可以看做是囚徒困境里的一个囚徒，当然我们这个“囚徒困境”里包含更多的“囚徒”。如果所有人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所有人都将有一个良好的出行感受。在这时，如果有极少数人选择驾驶私人车辆出行，那么，在没有对道路交通产生拥堵压力的前提下，这部分选择驾驶私人车辆出行的个体将有一个更好的出行感受。此时，作为理性的个体，有能力选择私人车辆的人，他们都将选择驾驶自己的车辆上路，从而迅速对城市道路造成极大的负担。而此时，不会有人主动退出自驾行列，而去选择公共交通。原因很简单：首先，选择自驾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放弃自驾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使别人获得更好的满足。这便是城市交通的“囚徒困境”问题，每个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而造成整体利益的下降。

对于这一问题，要从制度的建立入手，通过制度与规则的确立，来到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存在的理由是节约的交易费用，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人类在从事各类活动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交易费用和经济效益，恰是人类所遵循的某些准则。制度的存在规范了经济主体的活动方法和利益界限，界定了交易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处罚违约行为的规则和秩序是人们的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得到抑制，为降低交易费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套健全的经济制度，维护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各方利益，使人们遵循一定得规则从事经济活动，遵守既定的契约，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12篇

关键词：环境资源 经济学 国际资源利用

近些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都对全球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时环境的污染对城市的经济影响相当大。人们将面对的难题是：不管是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还是资源的慢慢消耗，都是有限的。过度的滥用和破坏，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发展 ，也会成为破坏人类生存的条件。快速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对原本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在工业发展中对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和开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显著。

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资源、环境、污染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也高于亚洲其它国家，从而也使得我国资源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不足。中国人口数量约占世界的21%，其中国土面积和海洋面积就占了世界的2・7%，耕地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7%其中草地就占世界总面积的12・4%、森林占世界总面积的16・55%，水资源占世界总面积的6・6%，煤炭占世界总量的12%，石油占世界的5・4%等。中国的资源丰富不等，在现阶段在世界上能超过一亿人口的十个国家里，除了矿产和耕地资源外，我国在矿产、森林、水、大气环境方面的破坏和污染是尤为突出。

到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镇企业也得到更快发展，以及农业不合理的开发等等，导致了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这严重的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同时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遭到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2002年第一次发部环境质量指数时，中国位居129位，在球142个国家中中国排名倒数14，在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对外正式该评估世界环境质量“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位居133位，仍然排在全球倒数第14位。这就说明了，中国的环境恶化还是很严重的，并且给整个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资源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自然资源中的空气、水、草原、森林等，都是属于人们共同拥有的，人们同时都可以免费的使用，但是过度的开发的滥用是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同时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政府的失灵和政府的失灵。资源的需求与供给是相对于资源的丰富和短缺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总是随着价格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着的，价格对于资源又具有一定的调作用的。近代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市场制度的依托下发展起来的，因些市场制度的有效性已经全全被近代的经济证明了。

在人类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环境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环境资源的投入必需要先实现经济的增长。但环境又具有不可再生性，环境一旦被破坏要想再恢复原样，成本是相当高的，而且有些环境破坏后根本就不可以恢复。环境的过度开采和滥用，它的经济学本质就在于，环境资源成的使用成本是具有高度的外部性，如果经济个体在制度默许其免费低价利用环境资源，而导致环境的破坏，那么从实际意义来说是允许公共资源免费或低价提供经济个体获益。如果能有一种制度使使用环境的个体或企业支付环境成本费，那么破坏环境现象将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问题。也因此在有关部门的价格体制和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上，都保留着计划经济的因素。中国的快速发展正面对着资源的短缺，怎么应对这一问题的出现，也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提供了资源保障，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资源的短缺要利用国际资源市场

经济全球化我我国对外开放市场提供了很广阔的平台，对一个国家而言，合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在许多国家，已开始征收环境税，并且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环境的政策工具。环境税是一个全新的税种，它凭借其力对一些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并按照对其不合理的利用、开发破坏或污染环境资源的轻重程度征收的一种税收。对我国来说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对大客户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提高排污的收费，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是有利于我国的城市发展，并大大降低环境成本。

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抓住发展机遇，对提升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全一体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合理的利用国际资源开发市场是有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国历史经济规律的。21世纪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现在只有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扬长避短，充分的利用新的经济带来的机遇，从而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就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袁铁成.最新世界环境指数达沃斯出炉，中国位居第133位[N].中国青年报，2005-01-28

[2]曹文慧.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的经济学分析，2008.14

[3]李惠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第13篇

基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内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分析

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土地供给与经济周期: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诠证

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中网络投票实证与实验研究

外汇领域个人洗钱机会主义行为分析:理论与实证视角

消费风险、利率与股票市场波动

套利定价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基于渐近主成分分析方法

基于区域经济的公司绩效:对山东、浙江、广东的对比分析

产业结构与体制因素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市场进入问题研究——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县域农村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的实证分析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成长研究——集群优势对企业资源与能力提升的作用

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模式选择

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研究综述

中国西北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山西省虚拟煤炭产业集群研究

住房抵押贷款评估的博弈分析

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城市贫困的联合方法研究:多维视角和研究路径

乡镇改革评论

信任与企业战略: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特征研究——以西安长安区“农家乐”为例

劳动力稀缺、人力资本深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我国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探析

《西部商学评论》编委会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知识城市发展研究

先秦时期农地产权演进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人口压力的视角

近代陕西煤炭的开发利用及其影响

DEA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整体稳健推进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的政策思考——基于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之演变进程的实证研究

PE、PEG指标在选股中的有效性分析

公平与效率的必要张力——基于三元均衡范式研究

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计量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的关联性研究

第三届“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学暨经济发展史研讨会”会议综述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我国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均衡对策分析

市场经济初期地区行政垄断对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钢铁、汽车工业规模效率的动态测算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比较分析——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为例

EKC假说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政府行为视角

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压力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

封闭式基金折价与投资者情绪新解——基于投资者情绪指标框架的分析

黄金价格与经济活动——论中央银行应该增持黄金储备

商业银行人权政策框架研究

第14篇

市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静态分析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不同企业边界观评析与未来研究展望

湖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与重构研究

日德本币升值下的政策得失及对我国的启示

独占所有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基于重庆市农户家庭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

基于谱分析的城市住宅价格周期关系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政府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优化路径选择——基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研究视角

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基于受益原则的房地产税改革研究

涉外税收政策、GDP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旅游创意营销:消费社会旅游营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实现机制与作用机理

基于“微笑曲线”理论下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简析康德美学思想中的“共通感”

当代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发展的新趋势

论国际立法的民主形式

对抗战初期关于高等教育方针争论的几点评价

时代呼唤制度思维方式

供求关系四个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中国奇迹”的思考

企业绩效评价理论演变:一个资本扩展的视角

创新还是寻租:“公务员热”与大学生人才配置的制度分析

构建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宏观思考

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寿险人激励效应实证分析——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

贫困县食物多样性与食物安全脆弱性比较分析

武汉市“全民创业”政策的实证评估:基于访谈调研的分析

农业产业链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与FDI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竞争优势视角下的城市碳管理战略研究

论政府规制与中国的行业性行政垄断

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演变与发展——基于外部性理论的视角

中小型虚拟企业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年金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网络平台的湖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

当代书法评析:变革、变异与审美悖反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广告文化批判

检验解放思想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基于多学科(主要是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权错配分析

国企性质的“诺思悖论”解释:从利润的角度

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能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国家效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和前后阶段改革的划分

政府与市场机制改革的矛盾及我国财政政策的思考

信贷周期理论研究综述

论美国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

中印经贸合作探讨

武汉市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分析——基于武汉市与10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比较研究

经济功能区形成路径研究

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以恩施烟叶专业合作社为例

湖北省地方税收入与GDP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社会认可、政府补贴与促进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

公共行政范式危机的回顾与反思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企业分配模式:比较与选择

第15篇

一、大类培养与专业培养结合

2011年起，首经贸城市管理专业与其他几个专业按照公共管理类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校后实行“四统一”的大类培养：统一编排班级、统一安排辅导员、统一安排授课教师、统一培养方案。城市管理专业和其他几个专业一样，前3个学期不分具体专业，按照统一的教学方案授课，进行通识教育。统一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涉及三大部分，一是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英语、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体育、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库应用、应用写作以及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二是全校选修课，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数学与科技类、语言与文学类、健康与艺术类、职业发展与就业类、经济与管理类、校际选修类（含网络通识课、短期国际交流、校外选修、暑期国际学校等）共七类课程。其中前六类课程学生必须选修10学分的课程，第七类课程学生必须选修4学分的课程。三是学科基础课，包括管理学、政治学、微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统计学等。

第3学期学生选报城市管理专业后会组建城市管理班，从第4学期开始即按照城市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对选报该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特色培养。专业培养方案中第4学期及以后的课程包括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两类，其中专业课主要有城市经济学、行政学、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建设投融资、城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遥感与GIS应用、应用统计与统计软件以及城市数字化管理。专业选修课涉及两个具体专业方向的课程，城市规划管理方向和城市经济管理方向。城市规划管理方向的课程主要有城市规划设计基础、城市地理学、计算机制图、土地利用规划学、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城市空间分析、中外城市发展史以及城市文化学等；城市经济管理方向的课程主要有区域经济学、城市财政与金融、城市产业分析、房地产经济学、城市经济分析方法、城市计量经济学、城市与区域政策、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城市经济战略管理等。

城市管理专业参与公共管理类的大类培养，实际上也是实施不同专业联合培养的重要方面。通过人才培养的“四统一”，尤其是教学方案的统一，体现了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强化了学生的人格素质和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的专业培养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发展潜力。总体来看，通过“全校公共基础课程+全校选修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专业选修课程”的模块化、联合培养的课程体系，保证了城市管理专业本科人才的复合型、素质化、潜力大，专业型、特色化、能力强的培养要求。

二、校内外与海内外的联合培养

首经贸城市管理专业的校内外联合培养，方式之一是与校内相关院系或专业的联合。比如邀请同校国际经管学院教师为城市管理专业学生讲授《城市经济分析方法》双语课程、邀请同校法学院法律相关专业的教师做城市管理执法的专业讲座、邀请同校统计学院统计相关专业的教师做大数据与城市管理的专业讲座、邀请同校华侨学院信息管理相关专业教师做城市管理智慧化的讲座等。2015年10月，城市管理专业还与信息管理专业联合申报“特大城市智慧管理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2015年底又被北京市教委正式批复为“2015年北京市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今后，城市管理专业拟和信息管理专业，以及学校其他相关学院的相关专业进一步加大联合培养人才的力度，在培养方案、课程授课、社会实践等方面逐步开展深度合作。同时，还将继续发挥现有的数字城市实验室、3D仿真实验室以及城市运行与应急管理实验中心的设备设施和城市经济管理软件的作用，积极邀请其他学院的相关专业教师参与到城市管理专业本科人才的联合培养中来。

城市管理专业的校内外联合培养的第二种方式是与在京其他学校的联合。比较早的联合培养始于2012年年初，城市管理专业所在的城市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市政管委培训中心达成联合培养人才的意向，双方在教学培训、教材建设、实习实践、会议论坛等方面逐步开展较为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建立了城市管理专业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2015年，北京市开展“双培计划”，首经贸城市管理专业积极参与，与在京高校开展了人才培养的政策联合，尝试输送优秀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进行中长期访学。

城市管理专业的海内外联合培养主要是与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等高校的联合。20世纪80-90年代，城市管理专业与美国、英国等高校的合作较多，部分学生到美国等高校进行短期学习。近年来，首经贸陆续与台湾东吴大学、台南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罗格斯大学、马里兰大学、克里夫兰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探索3+1、4+1等合作办学方式。同时，自2015年起，北京市也在推行“外培计划”。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借助学校的对外合作平台和北京市的“外培计划”政策，积极参与到境外1-2年的学习，目前已有多名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到台湾地区和美国的高校访问学习，部分学生在美国的高校学习后，已申请在这些高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城市管理专业的人才海内外联合培养的另一种方式，是积极探索和实施海外名师进课堂计划，让海外名师直接参与首经贸大学城市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学校每年都邀请境外部分高校，如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的名师为全校学生开设暑期课程，内容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马里兰大学的丁成日教授还专门为学生讲授《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并为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和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专业研究生做了多场城市经济与管理的学术讲座，介绍西方城市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势，进一步开阔了学生的国际化学术视野。

三、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培养

如果说城市管理专业联合培养模式主要以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扩大学生的专业视野为目标，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培养模式则主要侧重的是培养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扩大学生的职业发展领域。基于这一目标，城市管理专业自2011年以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实习实践基地的规模。目前，本专业已建有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北京城市管理学会、泛华集团等覆盖政府部门、省部级单位、行业协会、城市投融资公司等单位，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实习内容包括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投融资、城市与区域规划、基础设施与社会设施管理方面的30多家实习基地。其中，城市管理专业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北京健康城市促进会、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公司等几家实习基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实习实践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