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张桂萍（1976-），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教育。

摘 要：作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和河北省的重要工程――曹妃甸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本文在系统阐述了曹妃甸地区的概况以及分析了其主要发展现状和现有人才需求模式的基础上，纵观人才流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得出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曹妃甸新区的发展道路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曹妃甸地区;人才引进;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曹妃甸地区概况

曹妃甸地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毗邻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综合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曹妃甸先天优越的发展条件。一是交通发达，国内有铁路与高速公路相支撑，京山、京秦等铁路干线东西贯通，京沈、唐津、唐承等高速公路相互串联。不仅如此，国际海运也十分便利，曹妃甸港口距日本长崎港680海里，距韩国仁川港仅400海里，并有航线与澳大利亚、巴西等矿产资源国家相连。二是港口优势显著，港口是曹妃甸发展的最大优势，曹妃甸拥有深水海岸线约69.5公里，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开挖航道和港池的天然不冻港，港区拟建设包括30-70万吨级在内的263个深水泊位，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吞吐能力超过5亿吨的国际化、现代化的综合性贸易大港。三是资源禀赋良好，区内拥有年产200万吨原盐的亚洲最大盐场，冀东油田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腹地广阔有支撑”，则是曹妃甸地区最真实的写照。

二、曹妃甸地区发展现状

曹妃甸新区自2003年启动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这不仅承载着唐山市的发展梦想，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

2013年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复杂局面，曹妃甸新区依然向世人交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在已竣工和在建的项目为例，13年全年共实施亿元以上的项目170个，总投资约2500亿元。上汽新能源汽车、首钢三冷轧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LNG码头的建成并已经开始向京津唐地区供气;国泰纸业、三石化工等一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华电重工海上风电产业基地、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一批项目也已成功签约。

在重要的港口建设中，新建码头泊位12个，累计建成并运营泊位60个。与此同时，依托港口优势，曹妃甸新区积极发展港口贸易，已成立曹妃甸矿石交易公司和保税储运公司。

在交通管网建设中，水曹铁路已完成注册，唐曹公路曹妃甸段已完成路基工程，滨海公路、西港路、青龙河大桥等路桥工程也都相继开工建设。

在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新型服务业中，曹妃甸地区也有新的动作。曹妃甸湿地因其独特的旅游资源荣获“大中华区最美自然生态旅游景区”称号。另外诸如欢乐渔谷、游艇俱乐部等旅游休闲项目也在有条不紊的进展着。

当然在成绩面前，也有很多不容乐观的事实摆在面前。曹妃甸工业区在建设之初，基于其区位、港口和资源的优势，确定了“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的四大战略产业。然而现实却是港口吞吐量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实际贸易总量却少的可怜。尽管早在2012年曹妃甸港就跃入全国十大港口之列，但实际吞吐量中绝大部分为过境货物，仅仅是“借港路过”而已，除运输环节外基本不在本区域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曹妃甸新区另一为之骄傲的钢铁产业也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以重点企业首钢为例，一期项目严重亏损，且成本远高于同行业竞争对手。而这些将无疑为曹妃甸的“大钢铁”之梦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电力产业，作为工业区的基础配套设施作用不容忽视，但电力行业在经济发展的链条中占据上游位置，在循环经济仍仅限于口号的今天，也无法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成为下游产业的原料。

而曹妃甸地区的大石化产业也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阶段，先是2007年发现的南堡油田最终被证明是勘探不准确。其次是中石化迟迟不在区内投资，“十一五”期间中石化已经在天津启动了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理论上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近的距离内在曹妃甸地区再次重复投资。

三、曹妃甸地区人才需求现状分析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庞大的资金链条和政府层面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曹妃甸新区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像人们预期中的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才引进在整个新区发展规划中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曹妃甸的产业布局是偏向重工业化的，这与新区建立之初，正赶上中国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按照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当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太需要大规模建设与消化基础能源了，而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从实物消费转向第三产业的服务消费，而这一切都是对曹妃甸传统产业布局的巨大冲击。相应的，产业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才队伍的引进却严重滞后，“在传统领域里不缺人，在新兴产业中没有人”，成了新区发展建设中最尴尬的局面。不过，令人可喜的是，在2014年初“曹妃甸地区企业专场招聘会”在唐山市人才市场盛大举行，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新区加快了吸引高级人才的步伐，本次招聘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人才的需求不仅囊括了传统企业范畴，更多的是把目光转向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里来。

其次在培养和吸引人才上来看，曹妃甸新区与只有38公里之隔的天津滨海新区一直处在“心照不宣”的微妙境地。显而易见，良好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林立的众多知名院校，以及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与世界180多个国家，400多个港口的紧密联系，都为天津走向世界重要港口城市创造了曹妃甸港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优势，因此人才在区域间流动的不平衡性成为新区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曹妃甸新区所急需的大量人才中，不仅要有对经济、文化和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认识，更要为循环经济新区建设打造先头兵的任务，而这些高素质人才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短缺。这就需要有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创新引才机制，并注重现有人才的培养。努力搭建人才引进平台，尝试与名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着力培养和引进一批在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现代农业、旅游服务、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以人才的聚集效应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实现大突破。

最后从留住人才的方面来看，有句俗话说得好，“事业发展要有平台，待遇留人要有收入，环境留人要有政策”。在新区一些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激发了很多海外留学人员来唐创业的热情。留美博士、国际著名无线通讯专家、3G/4G/802.11领域带头人高峡，作为曹妃甸新区引进的首位海外高层次人才，承担着曹妃甸新区范围内“三网合一”网络、终端的研发与应用，并全面负责数字化曹妃甸“智能城市”建设。

四、人力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倍受瞩目的焦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之事了。在我党的十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紧缺的就是人才，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根本之举。”党的十报告首次把人才工作单独列为党建的主要任务之一，把人才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河北省省委书记张庆黎同志也曾在去年在唐山调研时，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以开放促创新，面向海外、面向京津、面向高端，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把人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确，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唯有人才资源才是社会发展城市创新的不竭动力，唯有人才优势才是最有竞争力的优势。

第2篇

关键词：地区发展不平衡；低碳经济；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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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一、石油勘探行业未来前景

随着石油需求量的增加，石油勘探行业过分重视提高产量，造成了部分成熟油田的产量不断下降，油藏产量的递减速度不断增加，很多石油公司无法通过勘探活动获得利润。全球通过收购和合并等形式进行业务重组等工作，实现投资和成本的节约，优化石油企业经营过程，提高石油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水平。从20世纪初期开始，深海作业技术、定向钻技术、采油技术、油藏管理和数据解释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知识性增加的同时，污染水平提高，因此，石油行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环保因素为主要推动力。随着整个行业管制的放松，大部分能源公司受到发电和石油等因素的制约，石油资源和其它传统资源相比，具有污染水平低、运输便捷、成本低廉等特征，因此，在提供基础商品等过程中具有较强优势。

二、石油勘探行业发展战略

第一，应用综合管理系统。

将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系统整合能够提高石油企业的业绩，使石油生产企业和勘探过程相结合，将单一的管理融入综合性的管理体系之中，实现环保、健康、安全和质量工作的标准化，提高利润。石油企业的生产工作应该立足于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在紧急时刻使用适宜的措施进行保护和整合，避免产生石油储量危机。在开发评价和油藏管理等方面进行需求管理，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挖掘其使用潜能，通过完善的整合过程，使管理标准的经济性和有效性得到提高。通过有效的环境管理能够实现作业控制、过程控制的标准化，使企业的盈利水平和效率水平不断提高。

石油企业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为整个行业带来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石油供给量和需求量的矛盾增加了石油生产企业和勘探企业的运营压力；经济发展的自由化水平和全球化水平提高，使石油企业生产自由性增加，有助于产业重组，降低成本；石油勘探行业使用新技术，满足环保标准和质量标准的要求，最终通过整合，制定经济、高效的标准。

石油企业可以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定行业的环境决策、社会决策、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针对石油行业的特征，使用决策树分析的方式，配合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经济责任之间的平衡发展，了解决策的影响因素，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信息价值水平进行分析，最终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

第二，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

为了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应该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实现国家和企业排放量的降低，石油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措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对设备进行替换和设计，及时查找气体泄漏等现象；第二，使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对生产设备进行改进，提高使用者对热力的使用效率；第三，避免对石油资源的浪费，在满足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降低火炬的产生率；第四，将CO2从混合性气体之中分离，并研发新技术，使采收率提高。制定排放贸易权机制能够鼓励企业使用有效、经济的方式实现降低排放量的需求。

一是要塑造全球生态经济模式。将环境融入经济系统的方式，导致经济体系受到破坏，因此，应该转变传统经济模式，将生态原则作为选择经济模式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实现碳、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土壤、森林、地下水位和人口等资源的平衡。目前，全世界仅有几个国家成功转变了经济模式，例如，很多欧洲国家实现了人口数量的稳定，将生态经济的基础落到实处。

二是要树立企业环境责任。石油企业可以和社区建立良性关系，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树立环境责任，将环境问题作为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时，石油企业应该不断对自身承担的环境责任进行评价，建立有利于相互合作的企业文化，避免石油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使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水平降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

三、总结

第4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关怀；关怀研究；区域协调；分析探讨

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而有区域不平衡引发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严重，区域关怀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只有做好了区域间的协调，才能实现国家整体的富裕与发展。在区域关怀中加强对弱势区域的关怀与引导，充分保障区域性权益，协调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加强区域经济关怀，遵循尊重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及合理补偿性的原则，共同实现区域的整体前进，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关怀的内容分析。

一、分析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注意发展过程中的协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反映在社会发展速度与进程上尤为明显，不同的发展区域甚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与发展需求。根据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来看，发展初期的区域工业化进程快，经济发展管理上比较落后，粗放型居多，而后发展区域在管理上更为科学、合理，但是发展速度明显落后，受到资源的威胁。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在统一格局下，加快区域的协调发展，完善区域发展结构，针对原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造，实现其向资源节约型方向转变，逐渐降低其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与浪费，严格控制污物排放量，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对于区域的发展区别对待，对于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鼓励引动，对于经济发展慢的地区进行扶持与资助，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的一致，重点对待区别，杜绝“一刀切”。

二、了解区域特色，重点发挥区域优势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基于区域发展优势的不同。就像人一样，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区域也一样，既有自身的优势，也有自身的不足，区域发展的重点目标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区域优势，最大程度的规避区域劣势。发现本地区的区域优势，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区域的优势有着明确的认识，在认识把握区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区域发展的优势战略，选择合理的发展途径与渠道，建立不同的区域发展类型与模式。城市区域发展快，我们可以基于其交通便利、人才密集的优势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与挖掘，发挥其带动作用，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地区的发展特色，虽然不具备城区的交通与人才优势，但是却具有鲜明的环境生态优势，可以利用环境优势发展旅游业，激发农村地区发展的潜力。关注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关键是发挥区域的优势性。

三、关注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扶持与政策倾斜

我们在进行区域经济关怀时一直强调要遵循公正、平等的原则，不应该对区域发展带有歧视性与偏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落后区域的发展现状，重点做好对落后区域的经济扶持与政策倾斜。我们可以从落后区域的发展特点入手，找到区域落户的根本性原因，分析落户区域发展的特点，从发展模式与机理上进行思索、研究，激发落后区域发展主体发展的积极性，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好落后区域的发展引导。基于我国目前国情的分析，落后区域主要集中于广大的农村，在地域分布上主要是西部地区，对也这些地区我们有必要制定一定的倾斜政策，鼓励他们优先发展，必要时候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经济援助，加快他们的发展速度。

四、加强对特殊地区的特殊关注，实现整体协调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除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外，还有特殊区域，之所以被称为特殊区域，是因为其具有区域的特殊性。我们所说的特殊性主要包括：资源能源的枯竭威胁、农民的聚集与流失、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迟缓等等。针对这些特殊的区域，我们应该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与研究，针对区域所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与可行性措施，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学会进行实践练习。更多的情况下，特殊问题不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这些区域本身就承担了更多的发展任务与实际责任。之所以出现这些特殊性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益者与实际的成本支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因此，基于区域经济关怀的研究，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全面的分析问题，有效的解决问题，最大限度的解决特殊区域的发展难题，解除发展制约，更好地促进区域的协调性发展。

五、结束语

基于目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差异还在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更加严重，区域发展矛盾更加突出与激化。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区域经济关怀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应该加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关注，积极寻找更加合适有效的解决措施，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郭腾云.近5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变化趋势研究[J].经济地理，2004（06）.

[2]吴兆华.区域经济研究的部分观点[J].财经科学，1990（04）.

第5篇

关键词：市场份额模型；技术交易市场；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技术产品流向；技术流向规模；技术市场交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7；F713.5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651亿元上升至3 039亿元，年均增长18.7%。从各省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10年间在技术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总体上讲，我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赵文丹，李 林: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区域技术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总量规模上看，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地区2.3个百分点；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1.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y=(y1,y2,y3…,yn)是n个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为n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2001―2010年全国统计年鉴。

2.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为2009年的0.476 597，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势，中部6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2006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小；2006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2007年又缩小；2007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经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2003）。鉴于技术交易“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1.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A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1的输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式中，Vij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j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输出量；V1j和V2j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不同地区j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j的输出增长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r表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由此，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V2-V1)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rV1表示A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2）mi=1(ri-r)V1i表示A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区技术市场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竞争力因素效应。

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6省内部不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2005年后内部不平衡性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六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技术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为两期，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国统计年鉴》以及2004―2009年《重庆市科技统计报告》。

3.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即可。公式简化为：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16省市作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技术市场80%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根据表2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3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在第二时期（2007―2009）较第一时期（2004―2006）减少了0.4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1.0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2）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术市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5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1.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而中西部地区的18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20%。同时，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2.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参考文献：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4―2009.重庆科技统计报告［R］.重庆.

帅传敏，等.2003.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J］.管理世界（1）:97-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4―2009.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TYSZNSKI S. 2000. Belgium, exPort Peformance［R］. working paper for Belgian Federal Planning Bureau（BFPB）.

第6篇

确实，在过去30年中，中国创造了年均9.8%的经济高增长奇迹，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约为9%。但也要看到，这一高增长是以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发展失衡为代价的。例如，内外需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投资的较快增长。另外，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和城乡发展失衡，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及城市经济发展较快。

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尽管经济发展较快，但居民收入却难以同步增长，导致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难以启动。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粗放式发展”，是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取得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采用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还“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是个“资本高度稀缺、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被视为最重要任务。这样，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不得不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条件，包括压低资源、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但是，当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是否还要片面追求GDP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是否还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这些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较为充足、制造业发达、科技水平提升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未来20至30年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年均8%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出席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以年均8%速度继续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还将可能超过美国。

但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粗放式增长方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较大困境。因为，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美国的消费大幅萎缩，导致“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失去外需的有力支撑。尽管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出口因对出口商品需求恢复增长而大幅增长，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后依靠外需支撑经济增长是易波动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如今年2月份又出现贸易逆差。同样，国际金融危机也使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复苏而推行保护主义，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降反升”，这对依赖外需的出口企业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又促使中国推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启动内需来替代外需的意外下降，以期在外需不振情况下维持中国经济以8%甚至更高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启动内需是靠扩大投资需求实现的，结果是恶化了内需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压力，很大程度上又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经济刺激计划还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第7篇

关键词：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族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006-06

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政治的图景之中，许多地区频频发生了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地区冲突，成为令人关注的国际现象。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是跨界民族与国际关系互动的结果。‘表现为一方面与当今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既是国际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又是国际关系运行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是跨界民族自身的不平衡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容易导致跨界民族问题的出现和发展，从而使得原本就复杂的族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更加复杂。基于此，本文拟就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这个问题从理论的角度作一下探讨。

一、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形成的原因

跨界民族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是同一族群被国家疆界分隔而分布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从跨界民族出现的那一天起，这类特殊的社会群体就具有这样两个挥之不去的特征，“一是该民族为政治边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相比较，跨界民族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很多很多。这是因为民族的产生在国家形成之前，而跨界民族的产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造成跨界民族是历史迁徙和现代国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民族”和“国家”不完全重合的体现。

现代民族国家是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的主要结果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直到17世纪，欧洲才出现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的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而跨界民族则是民族国家出现后，原生的同一族群因为迁徙或原生民族所生活的国家被西方国家殖民的时候，原来的聚居地被现实中的国家边界所分隔，造成同一族群跨界而居的社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跨界民族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由此看出，跨界民族一形成就牵涉到现实政治，这种现实的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这主要是这些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经由一条现实中的政治边界划分在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国度里。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也将直接体现在这些聚居于该国的跨界民族发展的身上，最终使得居住于该国之内一部分和对面国家内部的那一部分在历史的演进下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情形。

造成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跨界民族本身属于民族范畴。跨界民族尽管跨界而居，分布在地域相连的相邻国家间，但本质上是民族的一种类型，属于同一民族形态。民族原本具有的民族属性、民族过程、民族特征和民族发展，跨界民族也同样具有。所以，民族在发展方面具有的一些基本规律，如渐进与突变相交替、分化与融合相统一和不平衡发展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跨界民族，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种不同，在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方面表现得最充分。

二、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

1．族群规模

研究跨界民族，族群规模的大与小或主体与非主体始终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因为跨界民族规模的分布情况常常对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走向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由于跨界民族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跨界民族在现实中常常是以不对称的形式出现，即同一个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在一国的族群数量比另一国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的情形。

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中又包括这样的类型：(1)主体――非主体型。所谓主体与非主体是相对而言的，是指跨界民族在所聚居国家所占的比例大小的情况，是跨界民族与所居住国家的人口占多数的族群刚好重合，而跨界而居的那一部分在相邻国家则是以少数民族的形式出现，这种类型在巴尔干地区和中亚地区比较典型。以巴尔干地区为例，共分布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这里跨界民族随处可见，而且几乎每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在与其相邻的国家都是少数民族。比如阿族，共有600万，在阿尔巴尼亚本土的只有336万，其余的都分布在邻国；塞族除了塞尔维亚本土外，其余的主要分布在克罗地亚和波黑，199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塞族分别占其总人口的12％和31％。(2)非主体――非主体型。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是指跨界民族在所居住的国家，就族群规模来说都占少数。在此情形下，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尽管在相邻的国家都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出现，但通常会在一个国家的人数多一些，而在相邻的国家则少一些，呈现出不对称分布的特征。这种类型的跨界民族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如今的4000种民族或种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除日本、韩国、丹麦等极少数国家被认为是单质民族国家之外，“90％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换句话说，这些多民族国家中相当一大部分存在着数量不少的跨界民族，而且这些跨界民族在所在国家的人口比例上属于非主体的少数民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首推中东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属印欧民族的后裔，是中东地区几个比较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 “库尔德人十几个世纪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成为跨越国界的种族及语言群体，居住在扎洛斯山脉与托鲁斯山脉，以及伊朗西北境及邻近区域。”其中多数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北部，邻近国家也分布少许。

2．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民族的发展通常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这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另一方面民族自身的发展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跨界民族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民族形态或民族群体。这种民族形态本身当然地具有了民族发展与演变的基本特性，所以考察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理解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视角之一。

跨界民族因为种种原因跨界而居，尽管地域连成一片，经济生活方式基本相同或相近，但毕竟是在不同的国度里生活与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他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方面越发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之所以出现经济方面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主要原因有：一是跨界民族所居住的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是跨界民族所在的国家对其所推行的民族政策，还有就是跨界民族在经济生活中依据国家、社会和自身因素所进行的行为选择。

在这三个因素中，国家所采取和执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属于客观方面的因素，对跨界民族的发展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跨界民族自己的行为选择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它发挥作用通常是在充分利用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件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的行为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基于此，由于跨界民族 居住在不同的国家里，各个国家采取和执行社会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差异性，再加上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所进行的行为选择，这样多种因素的合力使得原本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的同一族群最终因为一条边界线而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异与差距。

跨界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在内部，跨界民族同国内的其他族群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民族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外部，跨界民族同居住在另外一侧的同胞在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和方式的有一定的区别。国际社会中的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体现的，比如科索沃的阿族问题。科索沃阿族原是南斯拉夫时期众多跨界民族之一，与相邻的阿尔巴尼亚的主体民族阿族原为同一民族。众所周知，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由北向南基本呈现三个层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为发达的“北方”，波黑、马其顿和科索沃属贫困的“南方”，塞尔维亚处于联邦的平均经济水平。资料显示，当时科索沃的人均GDP仅是斯洛文尼亚的1/4。对于科索沃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联邦政府采取的是“输血”的发展思路，由此导致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异议。发达地区埋怨受援地区等、靠、要，狮子大开口；落后地区则一直认为联邦提供的资金太少。科索沃的阿族人的经济方面的差距与遭到的异议，长期受到相邻的阿尔巴尼亚的高度关注。这种由跨界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贫富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利害冲突随经济危机的加深而日渐激化，从而使民族关系紧张，族际冲突加剧，联邦离心力日益增长。1990年，米洛舍维奇政府通过带有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的修改宪法，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权利后，科索沃的阿族和对面的阿尔巴尼亚采取抵制的政策，再加上外部力量的介入，最终引发了科索沃危机。

3．政治认同

跨界民族的认同具有多重性，而政治认同是最为敏感和重要的，对跨界民族和对民族国家都是如此。由于“政治认同是人们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所以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体现为居住在国界线两侧的不同部分对所居住国家的归属和效忠。

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不同的是，政治认同自始至终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行为，不存在模糊化的空间和机会。换句话说，跨界民族尽管是同一个族群，但其政治认同却是各自对所居住的国家进行认同和效忠，一般不存在对相邻的两个国家同时产生归属感，不可能同时认同两个政治实体，不允许同时对两个政权进行效忠。因此，随着历史的演进，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最终的认同很有可能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不平衡性越来越明显，乃至最后形成各自的认同。

深入地看，造成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其实与跨界民族的形成有着天然般的关系，即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分野和族群的自然迁徙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对于前一种情况，这主要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分是政治行为，其间可能将同一族群分隔在不同政治疆域之内，为此民族国家不允许跨界民族存在对自己发生认同之外的其他认同，这是由国际政治的本性决定的。对于后一种情况，这是伴随着邻国之间政治分野的正式形成，迁徙的“移民很少经过任何母国的‘计划’，而且更少发展出稳定的从属关系。”

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一个经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升华过程。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先是形成民族认同，然后在政治理念的作用下形成对所在国政权、价值、制度和观念的认同，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中的人来说，认同是历史演进的最终结果，其包含了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族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通常还包括共同的宗教。……政治理念则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跨界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低层次的认同，而对所在国家的政治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最低认同通常要让位于最高认同。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的国家认同呈式微之势，甚至有可能出现对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危机，但这不能说人们可以放弃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显然，这种最高认同和最低认同是跨界民族实际存在并且也是必须恪守的底线，模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造成存在着跨界民族的邻国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因此，对民族国家来说，要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敦促跨界民族明晰政治认同，同时理性看待民族认同，两者都很重要。

4．社会适应

对跨界民族来说，无论是居住在哪个国家里，始终都面临着族际关系的适应与协调问题，族际之间的协调是通过各族群之间的适应程度来衡量的。跨界民族的族际关系其实就是跨界民族在所居住的国家里，通过各种方式同其他族群发生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族际关系的适应性可以通过对“文化、社会交往、族际通婚、民族意识、民族偏见的消除、民族间歧视行为的消除、观念和权力冲突的消除”等基本的变量来进行考察。由于跨界民族是分布在社会背景不尽相同的国家里，原本同一形态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程度不一的社会变异，最后形成不平衡发展的状况。造成跨界民族社会适应程度的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因素主要有，民族的心理认知、民族国家的内部与外部的环境、民族政策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显而易见，除了民族自身的心理认知属于主观层面的，其他都是由民族国家及民族社会之客观因素决定的。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如果是分布在该民族本身就是主体民族的国家里，它在与其他族群之间处理族际关系的时候，通常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如果是作为非主体民族的身份居住在邻国里，它们在处理族际关系是就显得很谨慎，是积极融入所居住国的主流社会，还是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处处“特立独行”，这要看处于边缘地带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民族国家围绕观念、利益和权力博弈的最后结果。

一般来说，其结果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国家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的条件下，跨界民族会自发地、主动地在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族群加强包括文化、婚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与互动，逐渐从观念层面有意识地淡化一些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落地生根”。再就是基于国家对居住在其疆域之内的跨界民族采取消极或高压的民族政策，处处提防跨界民族；与此同时跨界民族一直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处于隔膜状态，从不往来，很少交流，缺乏包容，相互防范，互相排斥，以致最后主体民族的出现针对跨界民族的排外意识，而跨界民族因受打压而滋生分离意识，且寻求对面同胞或外界力量的支持与保护，从而引发紧张的族际关系甚而紧张的国际关系。

5．文化流变跨界民族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特殊群体，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文化层面最为充分。众所周知，民族原本被视为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同时，还由于居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逐渐发生文化变迁或文化变异。这种文化的变迁或变异是原来民族自身的文化遭遇异民族的文化碰 撞后而发生的转型或适应性发展，这一过程通常被视为涵化(Acculturation)。研究表明，涵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或事件，是本文化从异文化获得新的文化因子，在此基础上而产生的对新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程。

跨界民族文化流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跨界而居的同一族群在最初的时候保留了较强的文化认同倾向，随着与异文化的接触、吸收与适应的缓慢演进，原来的文化认同越发呈现出从稳定走向变迁、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具象走向抽象。这是因为文化认同的建构“是多重的识别实践的复杂的时间性互动，这种识别发生于主体或人群的外部和内部。”跨界民族的文化流变还表现为分布于不同国度里的同・族群，其在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制度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一些差异。比如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是跨越中缅边界的同一族群。中国境内的景颇族大约300多年前从其故地江心坡地区迁徙到德宏地区并不断向四周扩散。由于不同地区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景颇族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以制度为例，有原始民族的贡萨制(the gumsa)，也有分化特别厉害的贡萨制；有贡老制(the gumlao)，也有类似傣族的土司制，还有类似汉族的地主制。在缅甸一侧的克钦人则是在一种贵族的贡萨制与民主的贡老制之间来回摆动的制度。

研究还表明，跨界民族文化流变的不平衡性是由族群文化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即“一方面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跨界民族文化流变的理解，需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纵深的角度和文化系统横向联系的角度共同探讨，实现整体性的把握，最终才理解“由于各种合力的情况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变迁与文化接触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三、跨界民族不平衡发展的影响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作为特殊社会群体的跨界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喜好与否而实际存在的，并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和地区成为令人关注的一类族群。从其产生的最初时间来看，至少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数百年的演变过程中，跨界民族越发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情形。这种不平衡性，通常体现在上面所分析的族群规模、经济发展、政治认同、社会适应与文化流变等方面。并且，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也在现实的族际关系以及相邻的国家间关系中产生了大为重要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审视一下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

首先，跨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是跨界民族自身发展所具有的基本规律之一。如前所述，跨界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产生的衍生物，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不完全重合的体现。可以这样的推断，只要这个世界还是有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跨界民族就不可能消失，哪怕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当今的许多民族国家出现了新的分裂形式，国家认同变得越发困难，民族国家正经历着根本的转型，但是民族国家短期内却不能消失。显然，分布于如此之多发展迥异的民族自然地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跨界而居的族群更是如此，且这种不平衡性短期内不会消失，相反却可能加大不平衡的发展。

第8篇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散点图法和相关系数法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具体的是从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揭示了我国社会保障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相关系数 散点图 不平衡性

研究背景

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人口年龄结构也不同，社会负担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公平性比较突出。

林治芬（2002）就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抚养比率等指标，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但该研究的统计指标都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分解区域差异；彭海艳（2007）首先运用GE 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然后运用GINI 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变动趋势不一致，且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差别较大；社会保障各项支出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成为总体差异的主体因素。冉维（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问题有所凸显，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量较少、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公正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解决好这些问题。刘畅（2009）运用1998 - 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提出应对方案。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各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发展水平的平衡性问题，即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是否也越高，两者是否为同向发展，如果是同向发展就是良性的，否则，经济实力越低，经济发展越慢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越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反倒是经济发展实力强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低，社会保障的负担水平越低，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越弱。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指标是社会保障水平，其计算方法是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选择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29 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分析样本时间为2007 年的统计数据。

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项目组成，其中，后三项是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本文社会保险基金分项、分省数据来源于2008年《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示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该指标也是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本文研究各指标相关性使用简单相关系数又称皮尔逊相关系数，它描述了两个定距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样本的简单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样本量， Xn，Yn，X，Y分别为两个变量的观测值和均值。r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程度。r的取值在-1与+1之间，若r>0，表明两个变量是正相关，即一个变量的值越大，另一个变量的值也会越大；若r

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指标相关性研究

为了分析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差异，本文分别计算了2007年各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及财政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如表1）并绘制了散点图（如图1），借以研究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及其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

（一）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0143，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比例高的5 个地区是：青海11. 86 %、甘肃8.91 %、新疆8.31 %、宁夏8.05 %、云南7.93 %；比例低的5 个地区是：福建2.55 %、浙江2.62 %、贵州2.63 %、山东3.05 %、广东3.19 %。本来，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上升，但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相反的现象，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低的却是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比例低的5 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5 个地区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负担相对较轻。

（二）从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0554，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存在着不合理现象，按理说，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虽然也相应较大，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或者说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却相对较高，这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并且其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较低，提高地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三）从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关系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21437，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反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并没有与社会保障支出按比例增加。

（四）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来看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44645，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大的省份其财政支出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财政支出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存在着不合理现象，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应较大，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相对较高，这也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财政收入也较大，并且，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提高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揭示了我国社会保障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而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究其原因，负相关性来自于我国省际之间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严重不协调，这表明，我国省际之间在社会保障支出负担水平上的不均衡将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难以达到各地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必须尽快实行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全国确定统一缴费标准收取社会保障基金，然后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确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社会统筹帐户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收统支。或者实行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基金的转移支付，从制度上确立富帮穷的公平机制，达到全国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1.林治芬.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及其转移支付.财经研究[J]，2005(2)

2.彭海艳.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分析.财经研究[J] 2007(6)

3.冉维.关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7(4)

4.刘畅.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困境及对策建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J]，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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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引言

这些年来，我国的工业经济体系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因此，我国的工业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加快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更提高了我国生产力的水平。这也证明了只有对我国经济所有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才能更快的发展我国工业经济，从而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

1我国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体系不断地再进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因此我国的工业经济在跨越式的发展，据调查结果显示，工业经济总产值已经翻了四翻，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进行贸易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国的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具体说来，我国工业经济所有制从以前只有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控制的经济结构发展到如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和其他经济共同协作。“十一五”期间，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却在走下降的趋势，相反，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人经济和三资经济却飞快的进步，集体经济的上升的速度最快，除此之外，私人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经济等经济体制或多或少都在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这正证明了我国的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所有制结构对工业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经济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地改变和完善，而中国加入WTO，更是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国际市场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氛围下，更有利于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先，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伴随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它经济体制也在不同程度的增长。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推广，单一的经济体制已经逐渐退出国际经济的舞台，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快于过于制经济发展的今天，非国有制经济在工业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纵观这些年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它一直都在不停的快速发展，但并不是各种所有制的经济都能刚打到这水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超过国有制经济的发展，私人性质的经济体制逐渐替代了国有制经济体制的位置，在不久的将来，将位居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首席位置。从我国的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史来看，我国工业经济每年都在增长。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是工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的功臣之一，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与资源优势，不仅仅加速了我国的国有制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国有制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工业技术、工业质量水平也在显著的提高。非国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对工业的快速增长可谓功不可没；非国有制经济的所有权与决策权分散化是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地区区域性大部分是由经济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导致的；私有或私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对私有或私有经济体制进行推广来推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第10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07-03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危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问题也一直是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和广大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不仅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到重视，县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也受到各界的关注，其研究也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统计分析一个省域内市县之间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可以分析和判断该省市县之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况和经济差距，对于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更好的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确定经济发展的策略，促进县域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对江西省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以期了解该省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以为该省发展提供借鉴。

一、基础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笔者收集了自1987—2010年以来，江西省各地区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研究中选择了市县为最小空间尺度来研究，主要是考虑到市县是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行政单元，如此比一般的采用地级市为最小的空间尺度的研究能够反映更微观的情况。

在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方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1987—2010年间，江西省的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其中，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景德镇市撤销鹅湖区、蛟潭区，设置浮梁县；1997年，国务院批准萍乡市撤销上栗区和芦溪区，分别设立上栗县和芦溪县；2000年吉安市取消宁冈县的行政级别，统一纳入井冈山市管辖；2010年共青城市获国务院批准为县级市，从而独立于九江市，为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此笔者对这些市县的数据进行合并，将江西省分为88个市县。其次，本文按市县所属地级市分为11个组来动态的分析其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来考察地级市之间经济政策的差异对市县之间经济的差异的影响程度。其三，已获得的2000—2010年的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各市县的人均GDP的数据，但是1987—1999年的统计年鉴中未提供人均GDP和年平均人口的数据，只提供了地区生产总值和年末总人口的数据。因此为了保持数据算法的一致性，考虑到年末总人口与年平均人口差距较小，文中所指的人均GDP均是由GDP和年末总人口计算而来。

二、水平测度指标的介绍

1.变异系数

2.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基尼（C.Gini）于20世纪初期率先提出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一种度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平衡状况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能较为客观、明了地反映和监测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方法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采用，具有普遍可信度[2]。基尼系数没有取区域指标平均值的偏离值，而是把所有区域的指标值取对差，然后加总所有对差的绝对值，再通过除以全部区域的数量和区域

三、江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水平测度指标值及其解释

1.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及其解释

结合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来看，1987—1993年间，江西省域经济差异的基尼系数介于0.2~0.3之间，经济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1994—2001年，基尼系数介于0.3~0.4之间，其经济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而从2002年开始，基尼系数就一直大于0.4，说明江西省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处于不平衡状态。

2.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其解释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江西省各市县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度量和分解，估算了其区域经济差异的水平，从水平测度指标的结果来看，1987—2010年这二十四年间，江西省域区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四年短暂的缩小之后逐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从基尼系数来看，2002年以来，其基尼系数就一直大于0.4，也就是表明自2002年以来，江西省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处于不平衡状态。另外，从泰勒指数的分解来看，引起江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已由区域内经济差异转变为区域间经济差异。因此，在江西省未来的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要注重市县内经济差异的同时更加关注和重视市县之间的经济差异，均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公平，促进整个江西省域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和成因探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21-28.

[2] 中国经济时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可信度和局限性[EB/OL].金融界，2010-05-24.Http：//.cn/2010/05/2401107513342.shtml.

[3] Theil H.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M].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7.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第12篇

都市生活早已成为人们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但是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加速转动的生活节奏已经慢慢揭示着不适宜人类舒适的居住。人们与大自然相去甚远了。因此我们需要恢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和谐关系。人们对和谐的不懈追求使我们工业设计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种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它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人类历史上，高新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桥梁就是工业设计，是它将企业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工业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它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设计不就是在人与产品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么，人与产品自然和谐。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工业设计随之更新甚至被，但无论如何变化，它追求和谐、平衡生存这一点不会改变。

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

“丑陋等于滞销”是80年代流行于工业设计界的一句话。设计师最为关心产品的形态，是否生动、是否悦目是否有情趣、是否有文化艺术内涵等等。设计的功能要求与艺术审美要求都是被当代学者所强调的。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批量生产带来的是不堪入目的丑陋。社会呼吁产品要带有设计的艺术性。而我们设计的服务对象不是设计师自己或者少数人而是面对全体大众，众口难调，我们在坚持艺术性原则的同时，要把握好客观存在的普遍性的美学和艺术标准，首先考虑大众的审美需要。作为以人为本的工业设计，在视觉上依然是产品与人的平衡点。

工业设计的心理平衡性

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与心理平衡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是感官上的，一个是感受上的。人对物的使用心理平衡表现在我们要求所设计的产品易看懂、易操作。就是让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模型，引导消费者正确的操作或者说让正确操作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我们希望消费者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工业设计就是要让产品给人形成的心理模型达到完美平衡。

工业设计的情感平衡性

人性化再人性化是对工业设计不断的要求，要注重产品对人的情感因素。让处在重压下的人们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愉快就是工业化设计的人性化设计。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属于情感设计，同样也包括产品与人的情感交流。产品深层次的情感语言不就是产品的内涵么。人们对产品情感上的依赖与满足将是产品的未来，也是我们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产品的民族文化能唤起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因此，工业设计同样是人与产品的情感平衡点。

工业设计中的健康平衡性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是我们这里定义的健康平衡，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设计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回归体现在现在流行的绿色设计。着眼于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绿色设计在产品设计的每一个程序里都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工业设计涉及的范围越广相应它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甚至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人与自然的法则让工业设计平衡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产品，让他们和谐发展。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好的设计可以引领一个健康的消费。工业设计是一个能起健康平衡的平衡点。

第13篇

关键词：政府绩效评价　层次分析法　权重　鄂尔多斯

一、鄂尔多斯总体经济概况

鄂尔多斯(汉语意为众多的宫殿)市位于西南部，2001年2月26日，由国务院批准撤销伊克昭盟设立地级市。目前鄂尔多斯市辖7旗1区。土地总面积8.6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54.79万。目前，鄂尔多斯已经从一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7年，鄂尔多斯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4633万元增长为11509100万元，人均生产总值从344元增长为75161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00元增长为6123元；地区生产总值跃居第2位。鄂尔多斯经济发展世人瞩目，“鄂尔多斯现象”、“鄂尔多斯模式”和“内蒙古现象”等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鄂尔多斯7个旗在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和交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各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从各旗的生产总值上看，2005年内蒙古排名第4位的准格尔旗是排名78位的鄂托克前旗的9倍，2006年内蒙古排名第2位的准格尔旗是排名80位的鄂托克前旗的12倍。2007年排名第2位的准格尔旗是排名76位鄂托克前旗的13倍。与鄂尔多斯其他5个旗相比，杭锦旗和鄂托克前旗生产总值不仅基数小，而且增速也比较慢(见表1)。研究鄂尔多斯绩效差异对于该市经济长远发展和促进各旗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2006―2008)整理。

二、层次分析法确定绩效评估指标的权重

在文章《旗县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权重分析――以内蒙古农牧区为例》中已构建20个旗县级政府绩效评价指标(见表2)，并且计算出二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W=(0.251，0.170，0.167，0.114，0.104，0.067，0.085，0.043)。所以，确定旗政府绩效评价指标权重需要先计算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权重，然后再计算三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一)层次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2010年1-5月，针对内蒙古69县(旗)政府官员、研究专家、成熟公众三类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有效样本200人)。对政府绩效考核20个三级指标重要性赋值。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权重可归结为计算特征根和特征向量问题，满足AW=ImaxW。并将归一化特征向量W作为三级指标的排序权重。特征根法中的最大特征根Imax和权向量W，可用Matlab软件直接计算。在层次排序后，当Imax=n时为一致阵，当Imax>n时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比例的计算公式：CR--CI／Pd。CI=(1max-n)／(n-1)。RI的取值见表3龚木森、许树柏1986年重复计算IOOO次的平均随机数值。当CR

利用二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和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权重可以计算得出三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4。

(二)鄂尔多斯7个旗政府的绩效排名

对应表2，2007年鄂尔多斯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增量和存量数据均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增量数据的计算周期为2005-2007年。结合三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计算得出7个旗政府绩效排名(见表5)。

三、鄂尔多斯7个旗政府绩效排名的思考

对内蒙古旗县政府绩效评价指标权重及鄂尔多斯7个旗政府绩效排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14篇

【摘要】

运输供给是以运输需求为基本目标，通过对各种供给因素的调节使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实现运输市场均衡发展。本文首先从运输供给的特性出发，分析了影响运输供给的因素；其次从数量和质量上论述了运输供给规模与运输供给效率，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有效供给；进而提出完善运输供给的相关政策意见。

【关键词】

运输供给；运输市场；有效性

1 引言

运输供给体现的是分布在一定空间上的能力，是指运输生产者在某一时刻，在各种可能的运输价格水平上，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各种运输产品的数量。与一般商品的供给相比，运输供给的特点在于其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基础设施、运载工具、运输服务的供给。运输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对于分布在一定空间的客货位移的需求数量，其次运输系统具有一定的服务特性。国民经济除对运输具有量的需求外，还对服务水平有一定要求，如快速、舒适、经济、安全和可靠等，这对运输供给有了更高一步的要求。

2 运输供给的特性

2.1 运输服务的不可储存性

运输市场出售的不是实物产品，而是不具有实物形态、不能储存、不能调拨的运输服务，消费者在运输市场中的购买，不是为了直接占有运输产品，而是通过运输实现旅客货物的“位移”。运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即运输产品不能脱离生产过程而单独存在，所以不能像工农业可以将产品储存起来，具有非储存性的特点。

2.2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运输需求的季节性不平衡，导致运输供给出现高峰与低谷。由于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地产业的不同特点，运输供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运输方向上，比如矿区对外运矿的运力需求远远大于其它生产及生活资料的向内运输，加上有些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特殊要求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

2.3 运输供给的部分可替代性

运输供给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和多个运输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构成。有时存在着可分别由几种运输方式的多个运输生产者完成同一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移，即运输供给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同时，由于运输产品在时间上、空间上的限制，以及人们对运输服务的经济性、方便性和舒适性的要求等，使得不同运输方式间或同一运输方式中替代性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又使每种运输方式间或同种运输方式中的具有差别的运输服务都可能在某一领域的运输供给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因此，运输供给具有部分可替代性，它的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有条件限制的，运输市场的供给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垄断。

3 运输供给的有效性

3.1运输供给规模分析

1．运输基础设施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起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把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在政府支持下的大规模交通运输投资，才形成高度现代化的交运输体系，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保障。

2．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分析。运输基础设施的形成和扩大，可以把国民经济不同地区、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改进资源配置。从短期看，运输网的扩大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会造成对某一个地区的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从长期看，运输网的扩大会鼓励在不同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进行新的投资。

3.2 运输供给效率分析

1．信息效率分析。开发利用好信息资源对提高车辆效率、合理配置资源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运输产品的特殊性，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在时空上的规律性、在运输方向上的单向性、个别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适应性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这就要求运输企业必须掌握运输信息，搞好生产的组织与调整。对货运企业来说，货源信息的畅通更为重要。货物在尺寸、重量、密度、脆性和其他装载性质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而旅客运输的性质非常相似。货物性质的差异造成货运企业动力调配的难度，对货运企业和货主来说，货源信息网的发展与完善极为重要。

2．企业组织规模效率分析。目前，我国个体运输户发展过猛，很多社会企事业单位车辆参与营业性运输活动，国有大中型运输企业推选单车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方式，使运输业大部分处于小规模且经营单一的状况。没有系列化、专业化运输能力，运输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济效益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载体。

4 运输市场供给的完善

4.1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运输硬件供给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运输需求相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量规模仍然不足。因此必须合理有序、平稳较快地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省干线公路改造，提高路网服务能力；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全面推进内河水运建设，推进沿海港口有序发展等，加速形成基础设施网络、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坚持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相统一，实现交通运输又好又快发展。

4.2 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做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需要优化交通运输布局。从科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出发，建立健全综合运输规划体系．合理布局各种运输方式，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在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和完善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要考虑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的高效为目标建立综合运输网络系统。同时要着力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效果和保障水平，使交通运输发展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出行的新需求，实现交通运输协调展。

4.3 重视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交通运输人才

该项工作需要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的软硬件环境水平．并加强运输业在职职工的培训工作。同时实现交通运输设施、设备、配置的现代化，提高运输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密切关注交通运输技术领域的新动向、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方针，充分实现现代科技，加大对交通运输领域技术的研究、引进，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以提高运输速度和服务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严作人，张戎.运输经济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1）

［2］陈维，马驷.我国铁路运输供给水平研究［J］.铁道运输与经济，2010（4）

第15篇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但进出口逆差仍在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其增长速度高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较上面增长12.3%，总额高达4705.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72%;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较上年增长14.7%，总额高达5396.4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88%。虽然我过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贸易的出口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不匹配。此外，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存在扩大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的起源发展以来从未消除，最近10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如下表一所示。观察表一可得，我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前，2009年贸易总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恢复不错，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仍然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增长率均维持在高于12%之上。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整体规模呈逐步上升趋势，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然是进口多于出口，即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尤其是2008年之后，贸易逆差呈现急剧上升态势。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我国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不匹配。

2.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传统服务贸易主要包括旅游和运输等资源、劳动密集型部门。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仍然是以传统的服务贸易结构为主，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出口占比大于1/2;但是，在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方面，即金融、保险和计算机等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则发展滞后。金融、保险和计算机等现代服务业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现在的服务贸易结构不够合理，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现状可能影响我国服务贸易想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转变。

3.我国人力资本优势减弱，人才缺乏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这是过去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再者，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生活成本的提高，我国工人的工资不断提高，与印度等国相比，过去我国劳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已经弱化。再者我国大多农民工学历不高，造成我国大量劳动力自身素质不高，不能达到信息时代对劳动者高新技术应用的能力要求。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优势已经减弱，如股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现象，将会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培养人才，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这并不能缓解我国培养的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脱节。我国人才一方面供大于求，然而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尤其是我国国际贸易、咨询信息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缺乏，这一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4.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立法不完备、管理滞后

我国国内针对服务贸易的立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很多方面至今仍然处于空白状态。虽然我国也颁布了一些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例如:《广告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对外贸易法》等(时间倒序排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这些法律中的个别条纹与国际上的规定不一致，可操作用相对较差。此外，对于国外对我国服务贸易设置壁垒以及我国的贸易在国外被歧视现象方面，我国的法律中不曾涉及，因此这些法律不能起到充分保护我国企业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相当不完备，我国相关部门必要完善立法，以保证并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样，我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缺陷众多，例如:责权不明、行业垄断等方面。在服务业贸易的政策和规章方面，我国中央和地方并没有形成一致、统一的政策，缺乏有效的调节部门。政策透明度欠缺，各个部门多头管理，容易造成权责不明、经营秩序混乱甚至行业垄断的问题。因此，在国家宏观管理政策方面，我们很有必要完善立法，完善并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管理的效率。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国际服务贸易高度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贸易门槛降低，也加剧了企业和个人对服务的需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减弱了区位优势的作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地理边界逐渐弱化，“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际”一词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名词，而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是指一个经济个体。国际服务贸易将呈现高速发展状态，表现为不断丰富的内容和不断升级优化的结构。在全球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新兴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被纳入到服务贸易领域，其中包括金融、技术服务、保险、咨询服务、数据处理等。新兴的现代服务也属于资本、知识密集型行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同。这也就在结构上改变了我国的服务贸易，从此，我国服务贸易中的传统服务贸易呈下降趋势，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不断上升、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在内容上丰富的同时，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我国的服务贸易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第二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行业分布上;第三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产品结构上。在地区分布上，发达国家是服务贸易大国，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相对比较落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排在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前10的国家(中国和日本除外)均分布在西欧和北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有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例如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居于世界第三位，紧跟在美国和德国之后;出口额在世界范围内排第五位，前四位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口额位于世界第三位，紧跟美国和德。并且，处于中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中国香港和韩国。在行业分布上，国际服务贸易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贸易金融的大小，贸易金额较大的项目主要有:金融、保险、运输、旅游和电信等方面。在产品结构上，国际服务贸易的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甚至具有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特征;发达国家的服务产品大多属于高附加值值的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污染小、耗能低。

3.服务贸易的知识密集化发展趋势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改变了服务贸易的特性，使得服务贸易克服了服务不可储存性、无形性以及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的限制，使得服务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例如医疗和银行系统的信息化与电子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以及政府服务的电子化等，以及大量新行业的不断涌现。充分的证明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给服务贸易带来了新的贸易契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关键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可以带来信息技术的革新，为贸易提供新的支持手段，从而促使资源配置达到更高效的水平。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从前文介绍可知，我国服务贸易整体规模较小，逆差不断增大。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利用我国的优势行业带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利用GATS的相关规则对我国的劣势行业进行相应的保护。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并为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后台支持。综合分析我国的经济状况，应该重点扶持的行业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且，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应好的特点，并且能带动大批就业人员;二是高技术创新行业;三是为农业服务的农村服务业，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四是基础性行业，如公共服务、教育事业。通过扶持强势行业，保护幼稚弱势行业，不断的刺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培养我国服务贸易新优势，从而达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2.优化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产业正处于传统服务贸易向新兴现代服务贸易转变的阶段。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是当今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因此无论我国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还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均应尽全力全词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进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倾斜优惠政策促使知识型、技术型、高附加值值的产业发展，并重点发展此类行业;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基础，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利用自然因素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新兴现代服务贸易。在此过程中，技术和知识的作用不可忽略，我们也可以将新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服务贸易上，改善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公司。

3.加快人才培养，重视人力资本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缺乏专业的国际贸易高级人才，同时服务贸易需要高新技术支持，然而高新技术也是需要人力资本来完成的。因此要实现我国服务贸易高速发展，完成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加快人才的培养。

4.完善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立法，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

加快立法步伐。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不完备，管理滞后，没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和支持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了保证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应的一部与国际法规接轨同时又能有效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加快完善服务蚂蚁管理体制，使得政策透明度提高，促进各个部门权责明晰，使得我国服务贸易得以高效管理，避免权责不明、行业垄断现象的发生。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