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学的发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行为经济学的勃兴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iralEccnc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动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式、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Chanayi)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SBeck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己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己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己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Pudnileorii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己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hnman)和维农。史密斯(VSni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m〇)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己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t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増添了应有的“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ogeKatm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域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己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五个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行为色彩浓厚得多的时候，艾伦。格林斯潘的行为举止会是什么样。我们当然无法获知。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确知道：80年后他的行为会与今天截然不同。这有点酷。”在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一卡内基一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m〇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彰显其理论基础的坚实性与作为学科的成熟性。

 

二、行为法经济学一-行为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反映

 

行为法经济学(BhavioalLwandEoononis的研究肇始于1974年西蒙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的系统批评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an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一--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法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开始引起法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1997)—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特别是J〇lSntir和Taa的《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1998)—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一--“行为法经济学”开始崛起，由此开启了法经济学领域的“行为革命”。

 

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②行为法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引入法经济学分析中，其重心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心理学理论分析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悖的决策，即“反常现象”其具体内容包括：

 

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总能实现最大化，甚至也不追求最大化，不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是根据其他依据决策，表现出有限的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经济学他即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作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见(HuiisandBia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己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vingBia)、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另一方面，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其中禀赋效应(End_ntEfec)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anjigEft、沉没成本(SukC〇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法律中行为人常常不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

第2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第3篇

1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就其一般意义来说。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它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上．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主题．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统一有机体运动发展的规律性。

2生态经济学的特点

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等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从不同角度又体现了生态经济学的性质。

2．1整体性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性，是指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各个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生态经济学具有严密的整体性。

2．2综合性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综合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的综合结构体系。在这个庞大的综合体系中，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是包含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并由食物链连接起来的生物网络：环境系统有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由于生态经济学涉及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必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2．3战略性战略问题一般是指带有全局性和长远目标的主导问题，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生态问题，一般来说都具有这一特征：如人日和资源。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技术进步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在几年以至十几年内都看不出其后果。一旦达到质变的程度．就会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生态经济学在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基础上．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重视研究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重视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当代人与子孙共享资源与环境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之路。

3生态经济学的产生

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经济系统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正是由于生态系统思想的产生，人们才有可能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先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人口和调节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环境污染以及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人类福利的缺陷等进行了创见性的论述。

4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是1980年由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提出建立的．它的出现是生态时代的需要，其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了本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并广泛用于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促进作用[21。过去．由于没有经济与生态协调的思想做指导，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经济社会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推动了生态经济学的产生。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为指导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建立生态经济学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反映了新的时代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世界和我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反映。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是新时期解决普遍存在的生态与经济矛盾的需要。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是世界生态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表现出与世界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潮流的三个同步：即与世界3O年来的环境与发展运动同步[3]：与世界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同步…：与世界经济生态化趋势的出现同步[。

5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5．1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㈣。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有的学者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扩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如司伯斯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5．2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5．2．1公平性原则：一是当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问的公平即世代平等]。

5．2．2持续性原则：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指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因素]。

5．2．3共同性原则：鉴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惟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8]。

5．3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界定问题

5．3．1代际公平：这是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原则之一。所谓代际公平就是指：若某种选择或某个决策涉及多代人的利益，就存在一个代与代之间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时就要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使各代人有同等的满足其需要的权利。

5．3．2最低安全标准原则：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超过环境承载力的限度，以使得该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能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环境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得以消除。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可用最低安全标准来衡量。最低安全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3条：①社会使用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资源的更新速度；②社会使用不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其替代品的开发速度，且替代品必须是可更新资源：③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能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速度。

第4篇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整肃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要求充分认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

通过阅读此文，可以看出林教授提出的新经济结构学重构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理论思潮。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强调国家经济的落后原因在于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二波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过多干预，主张"休克疗法"。而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和这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政策主张是一个特定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及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文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

二、读后感想

本文基于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就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谈谈自己的感想。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林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分析方法。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来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上个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了本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反的，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政府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过度干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还区别于经济管理的关键工具的运运用方式。旧结构经济学中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如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遵循与政治利益思潮和过于宏达的经济目标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如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

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首先要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之前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强行实施系统性干预，而只能在一些"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关于"协调问题"，林教授特意注明在这里不是指过去经常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应采取一种"务实、渐进"的的方法，"一方面为原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以维护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则放手让那些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以获得经济成长"。

其次，中国应该发展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将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应用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总而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优先发展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在林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就是要政府去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产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才能自生下来，不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其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形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

再次，在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强调基础设施配套的必要性。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要求基础设置的相应配套。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也会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

第四，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资源。与旧结构经济学将外国资本看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害控制的工具不同，林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和那些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最后，重视发展人力资本。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以教育投资为主要部分。国家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J].经济学，2010（10）：1-32.

[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评论回应[J].经济学，2013（12）：1095-1108.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N].企业家日报，2013-9-21（W01）.

[4]余永定. 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75-1078.

[5]张军. "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评林毅夫新著《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87-1094.

[6]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79-1084.

第5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

转贴于

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本文由收集整理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第6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提出了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阿罗和德布鲁将其纳入到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作为人们处理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问题的范式，这也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期望效用论。而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打下了基础。由于数学方法高度的精确性和抽象性，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所代表的理性方法是能体现经济学科学性的唯一方法。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时尚，经济学也越来越走向模式化。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后来发现了很多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阿莱斯悖论”、“羊群效应”、“期权微笑”，“偏好反转”、“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等。（P167）传统经济学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日渐乏力使得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单纯使用数学理性方法的经济学家们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数理方法的推崇正在使经济学一步步变为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予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合适的契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他们开始修补经典理论，尝试修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1979年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被誉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学的前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重大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重要概念，为人们的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还据此研究成果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政府制定储蓄补贴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拉宾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稳态、不随时间变化的偏好进行了质疑，他发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并据此对经典的“贴现效用模型”加入了行为变量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出现的一些非理。西勒弗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金融市场，在他发表的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中，他构造了一个结合“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双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解释中去，极大地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此外，阿克罗夫在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及奚恺元在幸福学领域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02年是行为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教授以及史密斯教授。其中卡尼曼教授为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经济学也真正地开始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此后的数十年间，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二、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着理性决策，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定理”进行信息处理，人们会受到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由于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时只存在有限理性，因此整个决策过程中诸如决策情景、他人评价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而由于决策的偏差以及演变路径的随机性，异常行为就此产生，这更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也就不再成立了。偏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并在环境变化中进行演化，构成了当事人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这使得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动态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派别。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二者进行对比，参见表1。

表1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支撑整个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前提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它认为人是利己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完全自私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模型。传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假设，即行为人拥有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然而普遍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了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稳定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于人类理性的理想化。

不仅在理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差异。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型的，它更多地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行为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主要是在描述人们事实上在怎么做。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行为经济学则更侧重于研究人及其行为。在方法论上，传统经济学是以数理逻辑推导的演绎理性方法为主流，较多地使用数学化的论证来描述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观察法、调查法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包括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认为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而行为经济学所用的行为实验方法则表明经济学的实验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行为实验，也就是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中行动，借以分析和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定和理论。这些方法都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模型构建方法，这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亮点。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对人事经济学的应用

1、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这三种偏好不只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人事经济学范畴也有恰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标明时间偏好并不老是共同的，如泰勒发现被试者答复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答复效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的是120%，10年的是19%，即被试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共同，这个效果被后来的许多试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2007）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剖析，以及Backes-Gellner（2004）关于职工躲避持续参与职业培训的比如。关于危险偏好，行动经济学中大量的试验定论标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阅点，即过去的经历会改动对现有决议的评价，例如保险业（DellaVigna，2007）。在人事经济学布景下，这种（referencedependence）参阅依靠也很重要。Hedinger（2008）对个别绩效评价的参阅点进行试验研究，标明个别的尽力水平依靠于评价成果的改变。假如评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个别将会中止尽力，即便评价以绝对值核算时很达观。此外，试验成果还证明自己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更加重视其他人们的付出。社会偏好主要有希望互惠（reciprocity）、不平等躲避（inequityaver-sion）和利他倾向等。其中署理两边对成果分配是不是公正的偏好，对公司合约鼓励规划与施行的影响尤为杰出。这种公正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平等，不只在意利他不平等，并且也尽量躲避利己不平等（Fehr等，2000）。利他不平等会使职工产生妒忌感，利己不平等会使职工发生同情心。关于公司鼓励实习而言，署理人的这种公正偏好会对根据署理理论的鼓励合约施行功率发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2005）研究标明假如薪酬构造是内生的，那么署理人的不平等讨厌会致使锦标赛鼓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Bandiera（2005）等人对英国某生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定论。以上定论标明非标准偏好不只对行动经济学发生影响，在人事经济学中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在公司中只有分清这些不一样的偏好对职工的影响，采纳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激起职工的尽力水平，进步公司全体的效益。所以，关于公司不一样类型的项目应当别离选用不一样类型决策者的评价计划，或许同一项目选用多人评价然后综合评判的办法做出最后决定。

2、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许多关于非标准理念的试验成果，标明人们在做事情时通常体现的过度自傲，DellaVigna（2007）运用这一定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说剖析。Gneezy（2003）等人初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区别的试验研讨，试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处理电脑迷宫疑问。被试者在试验中挑选真实的努力水平，奖金根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参加者的奖金根据各自的产出而定（例如处理迷宫的数量）。在这种待遇下，女人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具有一样的才能来处理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有三个男性，三个女人构成一组，只要取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份额的付出，与计件工资方案比较，男性取胜的份额很大。相反，在只要女人组合的六人小组中，女人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许多，这标明女人的才能很强，仅仅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赛。定论标明女人与男性进行竞赛时，女人对自个的才能缺乏自傲。Niederle与Vesterlund（2007）经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试验，研讨男性与女人在进行自我挑选时的体现。这次试验分为三个期间，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最终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挑选。试验成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人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在第三种情况下，挑选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人被试的两倍，男性为73%，而女人只要35%，体现很好的女人参加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体现欠安的男性，试验定论也说明男性比女人愈加自傲。这些定论解说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人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疑问，公司应当运用这一理论，合理安排女人的职位，加强她们的工作联系，激发她们的潜力，添加女人职工的自傲度，使她们的才能发挥到最大，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3、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1974）的实验结果表明个别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行为经济学也显现了社会压力对个别发生的影响，人事经济学范畴中一个典型的使用即是对于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如何被搭档所影响的研讨。Kandel与Lazear（1991）剖析了搭档压力对产出的影响，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1997）检测了医药行业中搭档压力和赢利共享，Lazear（1999）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搭档压力的存在。此外，Ellingsen与Johannesson（2007）发现个别也简单被豪情所影响，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敬重，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讨定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地，为了更详细地论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啥和现已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使用的一个中心范畴―――薪酬，来研讨行为经济学发挥的效果。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信息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调查、网上搜索等途径获取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使人事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数据的补充不仅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使人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参考文献

[1]孙天琦.金融消费者保护：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J].西部金融，2014，05：4-17.

[2]莫志宏，申良平.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J].南方经济，2014，07：73-87.

第7篇

摘要：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创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奉为圣经，一直是西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候的依据，但是随着“滞胀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凯恩斯主义经济很大的不适应性，但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挑战；理论发展；新凯恩斯学派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突破以及核心理论

20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瞩目的经济危机，在这一经济危机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显的无能为力。其中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自由市场可以调节经济危机的论调更是得到了彻底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自动调节理论，采用了全新的总量分析法。他通过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凯恩斯对于传统经济做出了突破性的观点，这一突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学尤其是以萨伊为代表的学派奉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并不真实存在，只会出现局部的经济失衡。而凯恩斯明确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因为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第二，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万能的，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明确否认了这种看法。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凯恩斯提出扩大政策的财政支出，通过提高预算、发行公债、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革新，提出了全新的货币理论第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从就业、生产的根本性因素进行考察，创立了被称为凯恩斯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有效需求原理、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规律。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试图从外部寻找经济危机的方法。

二、凯恩斯理论的核心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首先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基础或者核心则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一般理解为均衡状态时的需求。这里的均衡状态指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相同或者在需求―供给图中表现为两条曲线相交叉之值。需要提醒的是，有效需求的对象并非指单个行业甚至企业，而是整个社会。一般来说，需求决定了就业量；需求不足由就业所造成。另外，从就业、收入、消费这三者的关系来看，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消费和就业的增加会带动收入的增加；反过来，收入增加也会引致消费的增加。进一步的分析，凯恩斯提出了针对有效需求的三个心理定律。这三个定律无疑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关键。它们从资本效率、消费倾向、流动性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影响有效需求的因素。这对于传统经济学无疑是很大的发展。这三个心理定律的解释了无疑是全方面、多角度、多层次。以流动性偏好定律来说，它引出了货币量和利息，并解释清楚了它们和消费的关系。因而它也成为了凯恩斯有关有效需求的三个定律中的核心。凯恩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他的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中的就业量不需要人为干预，会自动达到平衡。这一看法的基础是就业量会随着工资率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凯恩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工资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减薪虽然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但货币工资率整体降低会影响总需求，从而使按比例减少。因此，从长远来看，更大的生产和就业能保持只有当增加总需求，因此，与减薪换取利益的做法是不好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价格在分析需求和变化，增加货币数量之间的价格水平的总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首先降低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利润率将提高，因此企业投资扩大和增加投资物业及在国民收入随之增加的需求，同时也由于增加国民收入，通过乘数效应，对消费品的需求将增加。需求增加，刺激生产，供应也将增加。虽然增加的需求使价格上涨，但供应量将降低价格扩大。当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价格，而不增加货币相同的比例。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还包括：缺乏时，当劳动力供给，不应该增加货币量，否则会导致真正的通胀。当非自愿失业普遍存在，如果不增加货币量，降低利率，刺激有效需求，将形成失业的压力，阻碍产量增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往往是失业，因此，增加的货币量来刺激有效需求，从而提高价格，这成为凯恩斯达到“充分就业”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挑战

（一）理论假设遭到了挑战

凯恩斯理论首先遭到的挑战是其理论的假设前提。众所周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模型的重要假设前提是工资和价格表现为刚性。新古典学派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一假设前提进行很好的解释。即凯恩斯所认为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实业的原因。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中经济社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这一现象。同时新古典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的前提假设忽略了两大假设。首先是经济人在市场活动中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次就是理性预期。它是有效利用在长期平均经济变量的前提下，所有的信息说最准确的，但符合利用经济理论，模型的预期。而凯恩斯理论中理性预期的缺失造成了其模型中个人行为的不一致。

（二）政策作用遭到了挑战

凯恩斯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因此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是很正确。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利用货币政策的方式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凯恩斯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应对短期经济问题才有效。事实上，对于经济危机的问题早在19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相互冲突。因此提高人民的普遍收入、进而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

（三）政策的传导机制遭遇到了挑战

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其一是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即流通性偏好的途径；其二为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即投资利率弹性的途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乘数效应来达到目的。这一政策传导机制是凯恩斯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正如卢卡斯所指出，凯恩斯没有考虑到政府决策中的私人依赖性。事实上，私人的经济决策会发生变化。这样凯恩斯经济学对于政策的效果就产生了高估，政府的政策不一定会达到其所要设定的宏观调控目的。

四、凯恩斯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发展

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结合马歇尔对于经济活动的微观分析，以及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发展。这一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古典综合派对于凯恩斯在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所建立的就业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增强来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适应性。第二新古典综合派改进了凯恩斯经济学对于经济分析只注重静态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动态机制。新古典综合派同时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张，诸如在经济衰退是扩大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在经济繁荣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给。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主张对于经济危机的防止上仍然显的无能为力，因此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判。

第8篇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DOI]10.13939/ki.zgsc.2016.03.214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 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嗝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嗝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 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 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 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 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 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 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 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 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 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第9篇

关键词：《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 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 Orleans 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1] Harcourt， G. C.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69

[2] Harcourt， G. C. Th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Old Ways and New Horizons―or Dead End？[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

[3] Kahn， R. F. The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4] King， J. E.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3

[5] Robinson， J. 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 Ro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McGraw-Hill， 2012

[7] Samuelson， P. A. A summing u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 Snowdon， B. and H. R. Vane .An encyclopedia of macroeconomic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2002

[9] Young， W. Interpreting Mr. Keynes： The IS-LM Enigma[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10] 布赖恩・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苏剑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1]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2] 凯恩斯.货币论（第二卷），译[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10篇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

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3］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4）.

第11篇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17-02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 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 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 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 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 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 互相影响， 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 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 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 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 “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 因而， 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 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 新发展观另辟蹊径， 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 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 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 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 虽然面面俱到， 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 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 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 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 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 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 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 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 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 /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 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 2003 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 ，水泥总产量的40% ，煤炭总产量的31% ，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 ，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10.

［3］李国. 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 . 经济日报，2005，（4）.

第12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微观经济学自建立以来便获得了长足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不少奖项都是由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获得，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微观经济学是获得了较快发展的。今后对此不断加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将能够起到借鉴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微观经济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于在这些不同成果应该不断加强研究。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重点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从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资源的一种新范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构建起以来的一整套公共资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们地赞赏，人们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学者评论其了基本的经济教条，奥斯特罗姆成了实际上公认的公共经济学家，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人们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其一起获得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森在经济管理尤其在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劳动经济学的新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经济学本身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该理论体系本身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尔・莫滕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些学者主要是对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冲突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模型，通过这些模型解释了政府干预政策的应用将会使得市场运行起来更有效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提出了提升搜寻效率的措施，这对于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地理论依据，对此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该领域当前已经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对于这种理论今后应该大胆研究不断创新。

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地重要分支，不少学者都在福利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贡献，霍布斯和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们认为经济福利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就应该进行财产转移。新福利经济学则主要分成了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及补偿原则论派这两大派。这两种派别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中的阿罗以及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最优状态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能够得到最优，正因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引起注意。这些学者认为效用可能曲线同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状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后工作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做出了突出贡献，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性重建，森对社会选择理论规范性命题进行了基础性工作。他认为阿罗定理公里性条件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还对阿罗定理进行修改。自由悖论是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帕累托条件同自由选择条件应用在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中的时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矛盾。此外森还对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看做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观点进行了批评。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对其不断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情况。

4.管制经济学

在管制经济学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他首先对政府的管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在《经济管制论》中利用案例分析法来对管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当前斯蒂格勒已经成为重要地创始人。

二、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创新

在观察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进步。当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这些新方法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计量经济学的出现

计量经济学是拉格・弗里希创造的一门学科，之后迪鲁布等人对此作出了贡献，詹姆斯・海克曼等人是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作出特殊贡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个人层面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能够进行经验型地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科学地分析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实际上给今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论的引进

当前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个领域中，博弈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当前的博弈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主要是用来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的，通过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拓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比较多，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尔文・罗斯以及罗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主要是用博弈论修不了运转不佳的庞大体系，沙普利则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潜在博弈论指数是其主要贡献。《随机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统计学的应用

当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统计学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学的应用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就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经过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构建起了他的弗氏货币学说。

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微观经济学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降火拓展到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生产基本单位将会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舒尔茨和贝克尔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发现家庭本身就像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同时还能够生产消费。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将会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创建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一种重要地研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综合性

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分析方法将更加多元化，综合性。经济理论同数学的结合将能够形成数理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风尚。

现代微观经济学今后将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将有助于了解这种发展趋势。本文重点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分析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 第18 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

[2]柴盈，曾云敏. 纪念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J]. 经济学动态，2012（ 8） ： 97

[3]周勤. 管制经济学的理论、政策及其应用[J]. 东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 8） ： 50

第13篇

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动乱。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制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另外，宏观经济学的运用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就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结合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有效利用。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首要的任务。我国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完善，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观调控实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进程。在此严峻背景下，中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极大改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启动四万亿资金强力拉动内需，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4结语

第14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

[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7] 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第15篇

关键词：工学；经济学；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3701

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系统，每个学科都蕴含着各自领域中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知识领域当中，包括工学、经济学在内等众多学科，承载着中国经济社会新时展的能量，使得这些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交叉学科发展中，每种学科都有各自的优势，当然也存在学科之间的矛盾点，因此如何真正实现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决定是否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1 工学和经济学各自发展情况分析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分类标准，工学包括土建、水利、化工、电气、材料、能源、地矿、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农业工程、公安技术等学科；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环境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学科。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2009-2013年，我国在工学和经济学领域中，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38.8%和8.31%，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40.13%和6.44%，国内共21406名博士生导师中，工学和经济学的博士导师数分别为8614名和743名；2014年开设工学和经济学学科的大学分别为527所和426所。这些数据可以直观看出工学和经济学在我国学科研究中的地位，这两个学科均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其中经济学科学被视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合理选择和利用稀缺资源，并生产出社会所需产品和合理分配产品的学科；工学所辐射的分支范围更广，目前所培养的人才最多，尤其是19世纪技术革命以来，工学科学的分化和综合发展，推动了该学科的兴旺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知识源泉。尽管工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成绩，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目前这两门学科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甚至受到各自学科领域中“条条框框”的划分限制，很多学科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事实上尚未全面彰显出来。

2 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建议措施

笔者认为，单学科的发展，面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知识点，而更多时候需要众多学科的同时“发力”，方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笔者提出了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的若干建议措施。

2.1 寻求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

工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分支科学众多，每种学科都有可能取得饱和状态，而我们将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就需要突破学科之间“条条框框”的限制，寻求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进行两个学科之间的知识交流，形成学科协调效应。譬如工学中的农业工程和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学，我们站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就需要研究如何在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保证农业发展环境的“无污染”，此时就需要借助环境经济学中的节能环保知识点，保证农业工程的环保性开展。再如农业属于中国重要的产业经济之一，其发展需要借助庞大的资金链支撑，因此有必要将工学中的农业工程与经济学中的金融学互相融合。

2.2 强调学科之间的公共办学理念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其中鼓励高等学校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在遵循专业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交叉学科专业，强调工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当前已有诸多学科互相融合的实际教学案例，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结合工学与经济学各自的发展特征，其公共办学具有明显的可行性。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素，正处于不断变化状态，而社会需求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扩展阶段，要求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相关人员，具备尽可能多的专业知识，以便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即应该致力于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从侧面要求我们强调学科之间的公共办学理念，工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发展，正符合我国学科发展的总导向。笔者认为学科之间公共办学理念的强调，必须结合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对两个学科之间的资源展开统筹配置，进而明确交叉学科学习的目标、手段和途径，以及研讨两个学科兼容之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起到的作用，譬如经济学研究如何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水平，而工学则重点研究在社会经济活动开展期间，如何提供科学的技术与工具，使得两者均能够共同致力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学、经济学在内等众多学科，承载着中国经济社会新时展的能量，使得这些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工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成绩，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目前这两门学科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为应对庞大而复杂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中的各种发展问题，我们需要将工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以真正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