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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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迄今为止，依据所能检索到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对于群力岩画的记述主要是民国时期编撰的《依兰县志》和《宁安县志》中对群力岩画做过简单的记录。1921年的《依兰县志》中记载:“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宁安县志》中记载:“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牡丹江)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天气晴朗，人多见之，惜不知为何代何人遗迹。”民国时期的《依兰县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宁安县志》3年。《在依兰县志》对群力岩画记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非字也”。而《宁安县志》则进一步记述为:“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在记述岩画的地理位置时，《依兰县志》将其误记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其实群力岩画所处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区，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宁安县志》则明确记述了字儿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谓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离今宁安市200里，呼尔哈河，即忽尔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尔哈河东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则说明了当时从今宁安市，或清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通往依兰(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为主。今群力岩画恰在距今宁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处在由宁安市通往依兰的牡丹江水路之要冲。由此看来，《宁安县志》较之《依兰县志》而言，对于群力岩画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岩画着色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当时撰写《宁安县志》的作者曾经对群力岩画的现场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否则对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岩画的道路、岩画的着色的色彩都不会如此准确。然而，《依兰县志》在对群力岩画的记述中，却有着更值得注意的细节。“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这段文字是与描述群力岩画(字儿砬子)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历来撰写群力岩画的考证与考察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到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认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个引用《依兰县志•金石条》关于群力岩画(字儿砬子)的记述，而遗漏了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说，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释义为石碑:墓碣残碑、断碣，属于刻石中的一种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碣”①。目前有关《依兰县志》中记述的“字儿砬子”附近的这块碑碣，至今为止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了字儿砬子上的这幅群力岩画，而忽视了对这块碑碣的调查和研究。遗憾的是牡丹江因为莲花水库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经由原来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来的群力岩画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现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现在去寻找群力岩画附近的那块碑碣也是徒劳的。因为那块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却已经被江水淹没了。如果我们继续审读群力岩画山脚下的那块碑碣的话，似乎可以对其文字进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号的话，那么在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尚没有发现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渤海国只使用过“永德”年号，也无“永和”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次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③。然而，这些在历史上使用过永和年号的政权却与群力岩画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无关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达的到底是何意，碑碣与群力岩画有何种关系呢?恐怕这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但是，从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岩画的话，似乎可以扩大对群力岩画含义研究的更有意义的视野。总之，《依兰县志》所记载的群力岩画附近有一块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样的事实，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即使是为时晚矣也不应无视它曾经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二)笔者对群力岩画年代与族属的新认识群力岩画的命名要予以规范化。笔者认为，其称谓应该为“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因为群力岩画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就是孤零零地处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悬崖上。牡丹江是这幅岩画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则是临近岩画最近的村屯，具有人类传承意义的常住居民的聚落点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讲，群力岩画，既不是崖画，也不是崖壁画，更不能称之为摩崖壁画。群力岩画还不能脱离牡丹江这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岩画”是比较完整和确切的。盖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的题目，就是充分考虑了群力岩画的命名需要规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岩画”的称谓省略了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地名，这一点笔者与盖山林的认识是一致的①。此其一。关于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我则认为:如果从宏观意义上看，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应属于西汉中期至公元5世纪，在这一时间段里恰恰是挹娄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属当属于挹娄或勿吉。若是从更加具体和细微处观察，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时代当为西汉末—东汉初年，此时挹娄人虽臣服于夫余，却正在为逐渐摆脱夫余的压迫而积蓄力量。当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丽人一味争夺辽东之时，挹娄人则在牡丹江流域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完备的制度。诚然，在长期受到夫余人压迫的同时，挹娄人不断接受由夫余人转嫁而来的汉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娄人的文化中应该存在着表现出强烈汉朝文化影响的因子和特征，我们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叶茂的大树的那种流行于西汉时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的人物主题画面的风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汉朝盛行的绘画风格和当时的传统文化影响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尚左、尚右之习俗是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的姿态或姿势也与汉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龙江流域右岸用红色颜料实体涂抹的阴影法技术，在挹娄与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宾县所发现的红色颜料涂抹的人物图案陶片，距离其东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不过180公里，这正是夫余与挹娄人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区域。另外，在宾县的庆华遗址中也发现了绘制在陶器上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其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此其四。关于挹娄含义的解释，目前有两种观点，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挹娄在满语中解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据如何?或许是因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说明了鹿与人的关系密切。从三只鹿的姿态和形象上观察，其中的两只鹿是动态的，一只鹿则是静态的。静态的鹿就处在二人端坐的下方，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场面，恐怕与图腾或某种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挹娄”解释为“鹿”的含义的话，恐怕鹿在当时属于挹娄人的重要图腾崇拜。无独有偶，鹿在汉朝也具有神兽和图腾的广泛意义。如果群力岩画中的鹿的图案是一种图腾，那么此种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与挹娄人的含义，以及汉朝的鹿崇拜有紧密的关联性，二者相互认证，证明了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为西汉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第2篇

关键词城市绿地城市绿化绿地系统规划研究进展

1城市绿地系统

1.1概念

城市绿地系统泛指城市区域内一切人工或自然的植物群体、水体及具有绿色潜毕业论文能的空间,它由相互作用的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各类绿地组成,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1],为城市内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城市绿地系统组成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包括城市范围内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条件具有直接影响的所有绿地[3,4]。根据2002年《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我国将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及其它绿地5类[5]。

1.2特征

城市绿地系统作为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如下特征[6,7]:(1)多要素。它是人工干扰较强的生态系统,也是城市的主要自然因素,包含大气、地文、水圈、生物因素,这些决定着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地域特征。(2)多类型。城市绿地系统包括各种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风景区、游憩区、休养保健区、公园、花园、游园、专类园、苗圃以及以绿化配植为主的各种绿地。(3)多功能。城市绿地功能随时代的变迁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始终兼容着景观、社会、生态三大基本功能。(4)动态性。绿地系统因时代、年代不同以及季节更替,其内容、重点与形式都发生着变化。(5)空间尺度性。城市绿地系统因空间尺度的不同(主要指城区、市区及区域),其数量、布局、结构、功能等都有所变化。(6)多因素协同调控性。绿地系统的多元性、动态性及它同城市的交织特征,决定着其持续发展需有多因素协同调控。

1.3发展历程

现代城市绿地系统在城市园林基础上发展起来,经历了自然萌生、人工创意、公共绿地及生态绿地系统阶段[1]。自然萌生阶段主要指以狩猎围牧为目的的园圃。人工创意阶段指以满足达官贵人及宗教需求为目的的宫苑、寺院,主要是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19世纪中下半叶,工业化导致城市环境恶化,促使城市进入公共绿地阶段。欧洲、北美掀起第一次＊＊,即“公园运动”;20世纪初,尤其是二战后,欧亚各国开始大力拓建绿地和创建新城,城市绿地迈入第二次＊＊[1,8]。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学作为设计理论引入绿地规划,城市绿地开始了以改善城市环境及满足景观审美为目的的生态绿地阶段[1]。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绿地进入了生态园林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阶段[1]。国际社会也正式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以期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指导城市建设[8]。生态城市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城市建设以不使环境遭到破坏为标准,使行为主体的活动有利于维护周围环境并融于自然的类天然群落[9]。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社会文化、生态意识达到一定水平下渴望实现的目标境界[8,10]。城市绿化建设中提出的“花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城市”、“田园城市”等都是城市发展的中阶段目标,而城市运转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11]。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人居环境质量重视程度的提高,生态城市的实践与探索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8,9]。

2城市绿地规划现状

2.1国外城市绿地规划

国外园林绿化最大特点是简洁朴实大方,处处体现大自然的风格特色[12]。如美国城市绿化率相当高,公路、街道两侧和居民社区除去建筑,职称论文草坪和树木覆盖所有空地,草坪常绿,修剪平整,没有杂草,绿化品位较高[10]。根据对世界49个城市的统计,人均公共绿地10m2ö人以上的占70%[1]。新加坡土地面积648km2,人口386万,人口密度5965人ökm2,现有绿地7500hm2,人均25m2ö人,进入世界城市绿化先进行列[13～15]。就人均公园面积而言,2000年,美国华盛顿为50m2ö人,澳大利亚堪培拉为70m2ö人,瑞典斯德哥尔摩超过68.3m2ö人[16]。国外成功的规划范例有:(1)美国城市公共绿地布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很少有大体量的园林建筑、小品等设施,植物自然式种植,简朴大方。设计手法多是大手笔、大色调疏林草地。常绿与落叶树结合,乔灌草花结合,林相丰富,林冠线变化多端,园林景观野趣盎然,处处体现自然美[17]。(2)二战后德国政府把城市周围地带低价售给居民,修建永久性“私人田园”。田园一切设施取于自然,禁止用砖瓦、水泥和金属材料。田园周围是低矮篱笆、灌丛和野花,小路两边草地布置许多木凳供入歇脚[18]。(3)新加坡为建设“热带优秀城市”,在概念性规划、发展指导规划中对每寸土地使用性质、强度进行了严格限制,建筑成片和集中密集建设,向空中发展,留出地面空间进行美化绿化[14]。(4)维也纳、巴黎、科隆、莱比锡等城市拆墙建设花园环路,维也纳的花园环路同教堂、大学、音乐厅等公共建筑为一体。(5)罗马、塔拉戈纳等环城绿地将城墙、花园、露天博物馆等作为整体布置,罗马在开辟道路和绿地的同时保护城墙残段,在其周围开辟道路和绿化带,形成环城公园。其共同点是绿化圈、文化圈、水系风景圈等共融和谐[11]。

2.2我国城市绿地规划

2.2.1绿化及科研进展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城市绿地规划工作者提出“连片成团,点线面相结合”的方针后,城市绿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代后,提出了北方以天津为代表的“大环境绿化”,南方以上海为代表的“生态园林绿化”[19]。八五其间,城市人均公共绿地由

3.9m2增加到4.6m2,绿化覆盖率由19.2%增加到22.l%。1999年底,全国667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591000hm2,绿地率达23%,绿化覆盖率已达到27.44%,人均公共绿地6.5m2,公园动物园数达4219个,面积77137hm2。目前,已经涌现出北京、南京、上海、秦皇岛、青岛、大连、烟台、威海、合肥、杭州、厦门、深圳、中山、珠海、佛山、南宁等30多个“园林绿化先进城市”[19]。

从80年代初开始,建设部开展了多项园林绿化科研课题[19]。近年来完成的课题有《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研究》、《城市绿地在生态上的价值定量化》、《园林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城市绿化树种区域规划研究》、《2000年小康型城乡科技产业工程——居住区环境质量保障体系》、《城市市政公用事业‘九五’和‘十五’计划及2015年规划预测研究之风景园林部分》等[20]。到目前为止,我国有甲、乙级园林规划设计单位40余家,园林科研院(所)60余家,大专院校10余家[20]。

2.2.2传统规划及其缺点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在总体规划完成后,可编制城市绿地专项规划,其主要内容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指标、用地布局、各类绿地位置、范围、性质、功能及分期建设步骤和近期实施项目;划定需要保护、保留和建设的城郊绿地;提出实施建议[21]。可见,传统绿地规划对城市绿地市场运作、生态及景观要求很少考虑,具体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0,21]:(1)未充分从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角度构筑城市绿地总体结构和布局;(2)绿地植物配置重美观轻生态;(3)城市绿地是城市形象设计和景观规划的重要载体,传统绿地规划未充分从整体上考虑塑造城市形象;(4)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绿地建设模式、资金渠道已发生变化,总体规划确定的绿地在实施过程中难以一成不变。因此,传统绿地规划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要求[21]。

2.2.3现代绿地规划原则

现代城市绿地规划流行应用控制性规划理念,越来越重视根据各城市特有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城市风貌、工业用地、居民用地、道路系统,做出各具特色、结合河湖山川自然环境,体现地区特色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遵循以下基本原则[22]:(1)重视内外自然山水地貌特征,发挥自然环境条件优势,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形成本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结构与特色;(2)按照国家城市绿地指标的规定,合理确定各类绿地类型与规模;(3)均衡布置各类公园绿地,有机结合形成完整体系;(4)合理确定近期和远期规划;(5)正确鉴别和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小局与大局、保护与开发、理想与现实、近期与远期等关系[23];(6)树种规划重视使用地带性植被,以乔木和灌木为主,兼顾植物群落的观赏、生态和经济价值。

2.2.4绿地系统规划对策

针对我国国情和绿地建设的不足,今后绿地规划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2,21,24,25]:(1)加强政策扶持,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城市绿地是先投资后受益、间接效益与直接效益并存的产业。硕士论文绿地规划要常抓不懈,制定长远战略与具体政策。(2)制定切实可行、理念超前的总体规划。在城市建设和城改前制定可行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地详细规划,严禁绿地改变用途,确保绿化指标和绿化用地落实[25]。(3)提高绿地生态效益。植物生态功能基本靠叶完成,故增加生态效益就要增加叶面积。乔木叶面积可达其树冠正投影面积的20倍左右,灌木5～10倍,草更小。

所以,园林植物要以乔木为主,重视乡土树种,常绿与落叶搭配,灌草藤花结合,形成多样、复层、立体、生态的多功能自然群落[19,26]。(4)重视大环境生态建设,加强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大环境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是扩大绿地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以城市林业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系统边缘带物种多样性增大原理,营造各种防护林、风景林及经济林,建立城市生境与自然环境联系的生物廊道,为野生动物提供迁徙通道和栖息地[19]。

(5)多方筹措资金。城市绿化是社会公益事业,除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和有关部门筹集资金外,还要调动全社会力量。(6)引进参与式管理。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绿地规划及建设,可增进居民与政府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3绿地规划发展趋势

3.1规划模式

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模式趋于以下方面[27]:

（1）都市圈绿色廊道网络规划。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中发展,绿地系统与城市呈现环状围绕、核心方式、嵌合方式、带形相接方式等形态,使绿地系统发挥较大效能,并有良好的连续性与可达性[28]。英国“大伦敦规划”,把从市中心48km内,约6700km2的地区划分为城市内环、郊区环带、一条约16km的绿化带、农村环带等4个同心圆,成为世界发展新城的规划模式[27]。丹麦哥本哈根的指状规划,莫斯科的楔形绿地,按照“有机疏散理论”而定的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都是典型的绿地嵌合模式[27]。

荷兰兰斯培德地区(包括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等城市)的绿心(绿地核心式)与建成区之间建设绿色缓冲地带以保护绿心。而巴黎沿塞纳河两侧建了8个新城,在塞纳河两岸形成了2条平行轴线,是绿地系统带形相接方式的代表[27]。

(2)森林城市模式。把森林引入城市,让城市坐落在森林之中,恢复人类与森林的本来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优化城市绿色规划的总趋势[12]。“人在城中,城在林中”将成为21世纪城市绿地建设的重要模式[29,30]。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强调以人为核心,创造“天人合一”的城市与森林融合的人居环境空间。城市森林建设主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绿色空间”构筑“绿色城市”空间网络[31]。城市森林的布局模式主要有放射式、圈层式、跳跃式、因地制宜式及综合式5种[32]。完整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将为彻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和能量的保障。城市森林景观建设要具有亲和性、文化教育性、舒适性和富有人情味,使之能激起人们亲近的愿望[27]。同时,城市森林建设要以自然为宗旨,以城市文化底蕴为基础,依托城市自然地形地貌,结合城市风貌、结构特征和空间属性等科学布局和规划,体现自然植被景观和群落结构特征,实现城市森林的自我维持及协调发展,发挥其综合效益。

3.2规划特征

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有如下特征:(1)空间开放化[22]。首先表现在从“园林绿化”走向“大地景观规划”,着眼于大环境绿化规划,从区域出发,把森林、农田、草地、景区作为生态改善的积极因素纳入城市绿地规划,使城市拥有良好的整体生态背景。其次是开放公园,引入园外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中的河道、溪流、绿地、建筑等相融合,成为大环境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开放空间更有利于发挥绿地景观功能及美化和改善环境的作用,便于各类绿地相连,是人性化的要求和人本主义的体现。(2)绿化森林化。绿化森林化指城市绿化以成片森林为主体,乔灌草相结合,提高绿地效益[22]。(3)景观人文化。指绿地规划尊重文化,把握园林绿地性质、风格和主题,重视植物景观文化性,充分体现当地特色及历史文脉[22]。(4)水景生态化。水体和水系是城市与外部生态系统交流的主要通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廊道景观。城市绿化建设应重视沿河道的绿地建设,应用生态学原理处理水体造景,使水体洁净,富于情趣,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共生[22,27]。(5)设施人性化。城市绿地的服务对象是人,绿地设计必须满足人类生存、享乐与发展的要求,各种设施要符合人体尺寸比例、生态环境质量标准,满足人类生理与心理需求[12]。(6)目标多样化。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符合生态性、生物多样性、郊野休闲性、文化性、自然性、区域性、人居环境的舒适性、可居性和可持续利用性等特点[33]。

3.3规划新方法

3.3.1新理念

城市绿地规划经历了以游乐、观赏为主的实践后,现在发展到以生态学观念为出发点,融观赏、游憩于生态系统的生态园林阶段。生态园林就是依靠植物来形成环境、保护环境、利用环境和美化环境,建立以绿色植物为主体的园林绿地生态系统[34]。它以保持生态平衡、美化环境、减少生态环境灾害为主导思想,具有公共性、广泛性、无界性、长期性、高效性、不可取代性、永恒性、连续性等特点[35],是当代城市绿地设计的发展趋势[36]。生态园林具有3方面的内涵:一是具有园林的观赏性,能创造景观,美化环境,为人们提供休憩、游览和娱乐环境;二是具有改善环境的生态适应性;三是具有生态结构的合理性,即具有合理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与周围环境一起组成和谐的统一体[37]。生态园林注重从宏观管理、生态保护角度来建设城市绿地系统,其基本理念是在城市区域范围内,保护和修复区域性生态系统,遵循生态学原理建立合理的人工植物群落,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人类-动物-植物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环境[37]。

3.3.2新手段

为了最大限地度提高绿地生态效益,增加城市绿量,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现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采用了新绿化方式:(1)垂直绿化。也称攀缘绿化,就是绿化那些与地面垂直的线或面,即利用攀缘植物使其沿墙或其它设施上升形成垂直的绿化面。工作总结墙面、廊栏、立杆、灯柱、棚架、凉厅、拱门等建筑物均可采用攀缘植物进行绿化,其形式有附壁式、篱栏式、棚架式、拱门式、立柱式及悬蔓式[38]。(2)立体绿化。立体绿化是运用现代建筑和园林科技的各种手段,对一切建筑物和构筑物所形成的再生空间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绿化美化,其基本内容包括:地面绿化的乔灌草复层群落;建筑再生空间的绿化美化(墙面绿化、屋顶与天台绿化、室内与阳台绿化等)[39]。立体绿化源于屋顶花园,最早是由德国人在一些阶梯式和单元楼式建筑群上试验成功的。现已发展为地面、窗口、凉台、室内与屋顶、盆栽与池栽相结合的各种绿化方式。它能扩大城市绿地面积,美化城市环境,使平板单调的建筑单体、硬质构筑、门窗栅栏等,变成具有自然风格、赏心悦目的绿化景观,并起到良好的降温消音作用[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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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谢华.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之研究.中国园林,2002,18(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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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冯彩云.我国城市绿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科技建议,2002,(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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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吴效军.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1,(6):24～26

22徐雁南,王浩.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发展潮流初探.2003,19(10):63～66

23张国强,金中泉,风景园林绿地系统(下).中国园林,2001,(5):19～23

24刘滨谊,姜允芳.论中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误区与对策.城市规划,2002,26(2):76～79

第3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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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第4篇

传统的实验评价体系，虽然强调了平时实验表现的重要性，但由于实际实验教学中，教师担当了保姆的角色，常忙于帮助学生解决实验中的小问题，无法真正仔细观察学生实验表现。同时对于每个具体实验没有细化的考核指标，因此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根据实验报告及实验笔试成绩。

2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物理化学实验作为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常出现与实践课程不符的情况。首先，由于教学内容主要为基础性验证实验，所以存在照方抓药、照葫芦画瓢的问题：实验在教师精心安排下进行，即实验内容有指定的教材，实验仪器设备经过调试，实验试剂及药品提前配好。上课时，先由指导老师详细讲解实验原理、步骤以及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才由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其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教师充当保姆的角色，学生往往疏于思考，为实验而实验，甚至出现由于仪器插头没插上，仪器无法运行，学生找不出原因，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最后，由于仪器有限，学生通常被分成小组，分组进行实验，由此出现部分学生不参与实验，只是进行实验记录等简单工作，因而出现不会操作实验仪器设备，更无法提高实验技能。

3结合实际在民族地区师范院校进行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物理化学实验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真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为了提高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效果，实验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充实教学内容

在基础性验证实验基础上增加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带有综合性和设计型实验的特点，以学生自学、自主活动为主，教师只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范类高校，由于学生知识储备、动手能力都不能和其他地方师范类院校相比，加之现有实验仪器又和综合性大学存在差异。本着创新即为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实验热情、培养和发展创造能力，在实验内容上应更多关注能对未来教学工作提供教学信息的实验内容，如：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包括洗衣粉表面活性的测定、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柴油燃烧值的测定，环境保护相关的话题如含酒精汽油的燃烧性能、蔬菜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等。这些实验内容虽不具有研究的创新性，但对学生却是更具吸引力。

3.2采取灵活自主的实验设计

对于开放性实验部分取消具体实验安排，由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提出所需仪器、药品。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易做实验做出新意，可附加要求：如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要求学生利用现有的不同仪器提出至少两种实验方案；在固体燃烧值的测定基础上要求学生测定液体燃烧值，如添加二茂铁对柴油燃烧值的影响。实验过程完全由学生自行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老师只是帮助分析原因，把问题的最终解决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体会到实验的乐趣。总之，整个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大到设计实验方案、测试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小到查阅资料、组装实验仪器、配制实验溶液均由学生自行完成。在实验过程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安排、自由发挥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3.3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改变传统评价体系，实验指导教师摆脱保姆角色，成为评判者。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学生实验情况，并细化每个实验的得分点，提高课堂表现及开放实验的得分百分比，使实验成绩与学生的实际表现紧密联系，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

4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实施的思考

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可以加强学生的独立性，培养自信心，锻炼意志力。但由于民族地区学生自身的特点，在实验教学改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根据学生总体素质的实际情况，注意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创造能力的发挥，而不应过多强调实验内容是否具有最新的科学研究价值。因为实验教学改革的主体是民族地区师范类学生，生源大多来自欠发达地区，总体素质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所以应注重于创新理念的传达，过多强调科研价值势必打击学生实验热情，更难激发其创新信心。（2）开放性实验的时间安排上，应放在基础实验结束后，时间安排上应更宽松，让学生可以充分拓展自己的潜能。开放性实验个数上不应过多，应该少而精。（3）在实验改革中要强调实验过程的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环节培养团队意识，为学生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5结语

第5篇

1.从“衣”中来人类的服饰选择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讲授到有关地理环境部分的内容时，可以用人们所穿的不同服饰作为课堂例证的素材。比如在讲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见气候类型时，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些不同气候地区的人们的服饰照片，如：我国地区藏民的“藏袍”；热带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饰；阿拉伯地区的人们的白色长袍；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让学生结合不同地区的服饰特点，推导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最终得出该地区的气候类型。不同地区服饰照片的展示，既调节了课堂气氛，又让地理课堂变得更具有生活化。

2.从“食”中来由于地域差异

水热组合特征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类型不一致。在讲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关“农业的区位选择”时，我事先掌握了我们班有南、北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的子女就读，在课堂上我就请他们各自介绍一下家乡的饮食习惯。比如，南方的同学喜欢吃米饭、甜食，而北方的同学喜欢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进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不同？从而推导出不同地区的农业区位选择的差异造成人们饮食上的选择差异，最终得出结论：“南稻北麦”“东耕西牧”。

3.从“住”中来民居的样式、材料常常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复习中国区域地理时，可以给学生展示我国不同地区的房屋图片，如：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黄土高原的窑洞；北方地区的平房；南方地区的斜顶房；云南的竹楼等，然后提问：不同地区的房屋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从而推导出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增强学生乡土地理的意识，我特意到我们本地的古镇上去拍摄了几张老式民居添加到课件的图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4.从“行”中来在地理学科中

人们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在讲必修二第五章“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时，我给学生创设了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理的交通运输方式。如：（1）从哈尔滨到广州参加贸易洽谈会，要求次日必须到，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从重庆到武汉，沿途观赏三峡风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从密云水库运20吨活鱼到北京，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4）从太原运200吨煤到武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5）从天津到上海运一万吨海盐，要求最经济的方法，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从以上生活情境中，学生可以总结出交通运输方式选择的原则，

二、到生活中去，学以致用

在新课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别强调要“以人为本、回归生活、注重发展”。而学习地理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学以致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地理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要求：“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让学生把所学到的地理知识真正地运用到生活中去呢？笔者在教学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创设生活情境去体验创设生活情境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相关的教学用具和教学资源，去模拟生活场景，使得地理课堂教学更加贴近生活，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强直观的感知，让每个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到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举例如下：衣：比如在学习完我国气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给学生创设了如下的情景剧：请一位同学扮演一位美国的中学生，利用假期来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8月1日刚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场暴雨，于是匆匆忙忙买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该同学又去了乌鲁木齐游览美景，在乌鲁木齐的三十天内一直没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赘，于是他就将雨衣送给了当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启程去了广州。可是没想到一到广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他气愤地冲天呐喊：“这是为什么呀？”观看完表演后，请学生根据已掌握的我国降水特征来帮助这位外国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并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课堂教学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更直观有趣地感悟到生活离不开地理知识。

2.组织实践活动去感悟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第6篇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7篇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第8篇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得到传扬与传承

在传统的成高教学中，举办沙龙真是少之又少的。这往往囿于一种观念:沙龙多数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成高没有必要搞。其实不然，不管哪一类学校，都是可以搞沙龙的。作为成高来说，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搞几次沙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为例，地方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厚重，不妨举办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状元”“临桂词派”等为内容的沙龙，让学生搜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特点以及来龙去脉，从而加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强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地方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结语

第9篇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第10篇

[关键词] 文化管理 逻辑起点 管理原则

一、管理的逻辑起点

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有它的起点，学术界把1911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学原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起点。但是管理作为一种科学，还有逻辑起点可循的。是逻辑串起了管理学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所谓逻辑起点，就是思考问题的起始点。西方现代管理学对管理的认识是立足于效率的，可以说最初研究管理学就是为了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泰勒提出提高劳动效率要做四件事情，“科学划分工作元素；员工选择、培训和开发;与员工经常沟通；管理者与员工应有平等的工作和责任范围”。但是,一个人的效率毕竟是有限的，当劳动效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机械。于是管理学家又将目光转向组织效率。提出专业化前提下的分权管理。所以，纵观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史,效率问题是逻辑起点，追求效率的提升是逻辑主线,因为西方人崇尚理性和科学，他们把管理的核心归结为科学和战略，,归结为做事的正确方法。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行为的价值判断，即确定行为的是与非、先与后。这和现代企业管理强调文化管理的理念有相似的地方。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各个维度中具有统驭性作用的核心维度。

二、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价值标准体系。企业存在的意义、志向、动力、追求和激情都由这一价值体系而生。文化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是组织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一种价值观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的哲学基础。当代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人本主义最初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神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及人的权利、尊严的思想武器，经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当代组织成员向异化其主体地位的资本关系和组织关系提出抗议并维护其权利的武器。现代企业组织必须意识到,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理性处理好同社会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处理好组织与组织员工的关系。资本的本性必须有所收敛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人性观,以效率为起点的管理理论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

文化管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权利,这是一种有悖于资本性的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经济人”的资本拥有者或管理者的确是一场意识上的洗礼。应该说,以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文化管理恰恰协调了企业的资本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

第11篇

一是土地利用发展战略政策。当前影响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政策中主要是与江西省有关的国家级发展战略6个，省级发展战略5个。二是土地规划实施监督政策。当前，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监督政策主要有：动态监管机制、规划目标的管理责任制、建设用地管理三项基本制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或调整审批政策。三是新增建设用地管理政策。江西省按照保障重点、兼顾全面、差别化管理的原则实行“三个三分之一”计划下达、省重大产业项目“点供”制等计划差别化管理制度，促进各地在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方面更加节约、更加高效。同时江西省也出台了城乡增减挂、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等耕地补充政策。

2实施管理成效分析

2.1土地规划实施监督政策管理目标成效分析

江西省于2012年4月编制《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与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衔接后的调整方案》（以下称《规划衔接方案》）对《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补充完善。《规划衔接方案》对部分县、乡级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或布局进行了局部调整。一是优先安排结构性调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对部分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结构性调整，将部分节余且暂不使用的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到城乡建设用地。二是市域范围内县与县之间局部调整。在本设区市范围内，允许矛盾突出的个别县（市、区）耕地保有量或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作微调，县级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县与县之间作适当调整。显然，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修改次数为一次，修改原因是与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衔接。说明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非擅自修改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和改变建设用地布局，降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而规划调整修改符合法定条件，调整修改程序符合要求，严格按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或调整审批政策执行。

2.2土地利用发展战略政策管理目标成效分析

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取得的经济效益明显。向莆铁路、沪昆客运专线（江西段）、德兴至南昌高速、济南至广州高速瑞金至寻乌段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得到切实保障。城市建设有序进行，经济水平快速增加。（1）GDP、固定资产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2006～2012年江西省GDP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4．05，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6．39。（2）GDP、固定资产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2006～2012年江西省GDP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3，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4．73。

2.3新增建设用地管理政策目标成效分析

（1）计划管理。规划实施以来，江西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为全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土地资源保障，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近5年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新增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地率达70．48％，利用率达58．41％，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地率和利用率水平总体较好。计划管理目标实现程度较好。（2）规划管理。江西省有效控制了11个设区市、100个县级、1493个乡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项指标，指导了《江西省土地整治规划》等多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引导城市、交通、村镇、能源、水利、旅游和生态建设等相关规划的编制，规划管理目标得以实现。

2.4耕地补充政策目标成效分析

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实施期间（2007～2011年），全省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建设规模16．9×104ha，新增耕地4．6×104ha，总投资43．1亿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实施4年来，全省共批复11个设区市80个县（市、区）250个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批复拆旧区总规模9300ha、预计补充耕地8100ha；建新区总规模8873ha、拟占用耕地5893ha，可净增有效耕地面积2206ha；2012年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12个项目区复垦区，总面积704．7ha，可新增耕地150．4ha；2012年，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年均控制规模为2000ha。显然，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的耕地补充政策中各试点政策效果好，示范效果明显。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存在问题

（1）新的试点政策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未体现，造成试点政策实施较难，如：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项目区，未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中布局，在报批时往往会因为不符合规划而被搁置，导致新的试点政策在规划实施中较难开展。（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对中央重大发展战略预计不足，无法满足中央重大发展战略政策对土地利用的需求。（3）差异化土地管理政策不明显，建设用地指标使用空间分布不均衡。（4）建设用地管理政策中缺乏建设用地管理与相关用地管理人员的切身考核体制，致使实际用地超出规划目标规定。

3.2对策

（1）增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条件，使试点政策和土地利用战略政策变化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条件。（2）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定期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及时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3）建立并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动态机制，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结果及时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调整。（4）参考耕地保护责任体制，建立建设用地管理与相关用地管理人员的切身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

4结语

第12篇

关键词：客家；客家方言；客家文化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并且在其《语言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同一回事。语言能够反映文化已经成为毋庸赘言的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们的观念与习俗，或者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在其语言生活当中。或者直接说，他们的语言就是其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客家人的客家方言的背后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客家文化。

要通过客家方言去了解客家文化，首先须弄清何为“客家”。

一、客家民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权威的《辞海》中“客家”这一条目这样说道：“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初）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客家人与当地生民、土著共处，开发了东南沿海腹地这片蛮荒山区。他们在适应、改造崭新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习俗过程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汉族古老文化和语言，没有随祖地中原汉人走相同的变化道路；另一方面，也发展、变革了自身，以及与操赣、闽、粤语的旁系和百越后裔土著接触，又融入了他们的一些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中原汉人有别的群体。宋末至明清时期，在赣南、闽西的这个群体又一批批陆续往粤东北迁徙，被当地的福佬人及广府人称为“客家”。从此，“客家”这一称谓便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方言是客家人所说的话，属于汉语方言之一。它有别于其他的七大方言都是以地域而得名，客家方言则是以客家这一民系来命名。这也侧面反映了客家民系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之广。客家话的词语丰富多彩，既保留有相当一批古汉语词语，反映历史的沉淀；又有了自身变更、创新的以及与土著或旁系接触融合的一些词语，承载客家特有的文化。下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中的语词、熟语、谚语等语言现象来揭示其反映的移民文化和地理文化。

二、客家方言体现的移民文化

一般学界认为客家的形成有五次迁徙，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还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这是客家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客家先民从遥远的黄河流域一路迁徙至今天的粤、闽、赣交界处。因外来人的身份而被迫到了偏远的山区安家落户，与当地的百越土著共同磨合、共同开发蛮荒山区。

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对于故土有着沉重的思念，而身在异乡最好的寄托便是乡音。客家先民也认为客家方言是中原音韵，是族群的象征，也是联系起整个客家民系的纽带。因此即便过去千百年，客家话也还保留着中古音韵。在客家人中也有一句“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组训，这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对于客家人的重要。但是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更是这个语言系统中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不管客家人怎样固守客家话，在与古百越少数民族长期的接触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古百越语的痕迹遗留在客家方言当中。最明显的即表现在客家方言的词汇上。

邓晓华在《客家话与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1999）一文指出，词汇学的证据表明了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在他列举的68个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特征词当中，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这就反映了在历史上，由中原而来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地区后与古百越的畲、苗瑶语族群以及壮侗语族群之间有过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语言上的接触正是客家移民文化的印证。

在客家族群的先后五次大迁徙中，曾出现过回迁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闽西、粤北地区的客家话内部比较一致，而赣南地区的客家话则比较复杂。不同的移民层次带来的差异也反映在了词汇上。以“荸荠”为例，赣南的早期移民所居地域以及移民层次较单一的地区今一般说“马荠子”或“马荠”（于都、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等普遍如此），而移民年代较晚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今一般说“荸荠”。据韦树关（2000）考证，“马荠”一词中的“马”是台语素，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的水果即为“mak7”，那么很显然“马”这一语素是古百越语在客家话中的底层遗留。“马荠”又是客家方言与古百越语接触的一个例证。而移民年代较晚的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如大余、南康、崇义，上犹等，没有与百越杂处的历史，因此用的是“荸荠”

三、客家方言中的地理文化

在前面提到过，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处的山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在客家方言中有很多语词及熟语能够反映出客家先民的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的词汇与山居稻作相关。这些词当中有一批是外区罕见的特征词，这类词对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对外有很大的“排他性”，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温昌衍，2005）

例如“”，山脊义，有屋（屋脊）、岭。“坑”，ha1，山沟、山谷义。在客家话中，如果说一个地方很偏僻、很闭塞、很多山，也会说成“蛮山”、“蛮坑”。vo1，凹陷成窟处，有熟语“大～细湖唔好行”，值得注意的是，因地面凹陷成坑，则有可能会有积水，而客家方言是将之称为“湖”的。小小的水洼，也能称作湖，可见客家先民居住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多湖少。

还有一些词汇是与稻作文化有关的。如“陂”，pi1，堤坝；“圳沟”，te5k1，水渠，水沟。圳沟通常是在水田之间用作储水用的一条水沟，陂则是为拦水而垒砌的堤坝。而同样的客家话中的“旱地”hn6 thi3一词，则是指山上种作物的地（与水田相对）。由此可见客家先民有着深厚的山居稻作文明，并且形成了这样山地的地理文化。

结语

客家是我们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方言很好的记录了这支民系在迁徙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实，本文所谈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客家文化还有很深厚的内涵值得挖掘。我们研究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传承这种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1985

[2]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客家话通用词典[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0

第13篇

论文摘要沙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主要成因是气候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沙漠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防风固沙和合理水资源利用是沙漠治理的2个关键问题，为此可开展工程治理、植物治理和汲水、输水及灌溉等一系列治理方法。

AnElementaryIntroductiontotheHarmandTreatmentMethodsofLandDesertification

GAOYan(No.3ExplorationTeam,BureauofCoalGeology,Suzhou,Anhui234000)

AbstractDesertificationisakindoflanddeserting.It’smainlycausedbyclimateandreasonlesshumanactivity.Desertificationbringsseriousharmtosocialandeconomiclife.Thetwokeyproblemsofcontrolofdesertificationaresanddunefixationandirrigation.Thetechniquesandmeasuresofthemincludeengineeringandbotaniccontrol,bailandtransportationofwater,irrigation,andsoon.

KeywordsLandDesertification;Controlmethods;Sand-barrier;Psammophyte;Irrigation

中国是受沙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已开始大规模的沙漠治理研究。沙漠化是沙质荒漠化的简称，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1］。沙漠化土地的土壤粒间孔隙大，内部排水快，蓄水量少且易蒸发失水。且砂质土的毛管较粗，毛管水上升高度小，如果地下水位较低，不能湿润表土，植物则很难在表土上生长。笔者论述了土地沙漠化的危害及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并重点比较不同技术间的优缺点，为土地沙漠化的治理提供依据。

1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危害

1.1主要成因

1.1.1气候因素［2］。赤道地区的上升气流在高空向两极方向流动，由于地球旋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南北纬30°附近，大部分空气不再前进，而在高空积聚，并辐射冷却下沉，近地面气层常年保持高气压，气象学上称之为“副热带高压带”。这一地带除亚欧大陆东岸季风气候区外，其他地区气候干燥，云雨少见，而成为主要的沙漠分布区。

1.1.2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土地承受的压力过重，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和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使土地严重退化，森林被毁，气候逐渐干燥，最终形成沙漠［3］。

1.2危害土地退化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承载力下降，而且对土地利用退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西北、华北地区，仅2000年春季连续发生12次扬沙、沙尘暴天气，均波及北京，该恶劣天气范围广，强度大，为近50年所罕见［5］。

在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上，联合国环境署对全球荒漠化灾害进行了估算，因荒漠化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保守估算为263亿美元。Dregne等人于1991年对全球荒漠化进行了新的评估［6］，得出在全球范围内由荒漠化造成的损失为422.08亿美元，其中灌溉农业损失107.85亿美元，旱作农业81.89亿美元，草原232.34亿美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土地沙漠化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41亿元［7］。

目前沙漠化仍在继续，沙漠仍在不断扩张。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5年，荒漠化土地扩展速度为1560km2/年，1975~1987年为2100km2/年，1988~2000年为近3600km2/年［8］。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以下3个区域：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区，占40.5%；半干旱地带波状沙质草原区，占36.5%；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占23.0%。行政上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共13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土地沙漠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许多农田因风沙毁种，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因此，土地沙漠化已成为我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

2.1防风固沙

2.1.1设置沙障。主要有草方格沙障、黏土沙障、篱笆沙障、立式沙障、平铺沙障等。草方格沙障使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沙丘上扎成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蚀，同时有截留降雨的作用，能提高沙层的含水量，有利于沙生植物的生长。黏土沙障是将黏土在沙丘上堆成高20~30m的土埂，间距1~2m，走向与风向垂直。黏土固沙施工简单，固沙效果较好，且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但需要大量的黏土。

2.1.2在沙面上覆盖致密物。以色列尝试了一种塑料薄膜固沙法［9］，即将塑料薄膜覆盖在沙漠上，并用石头等重物压住。这种方法可有效防止水散失，但塑料薄膜易被风刮起，使其丧失固沙和保水功能，同时造成二次污染。

2.1.3利用废塑料治理沙漠［10］。该方法可有效固沙和保水。利用简单工艺将废塑料改性成为固沙胶结材料，然后在所种植物周围的沙表面喷洒1层固沙胶结材料，15~20min后固沙胶结材料就将表层沙胶结在一起，形成黏性固沙层。固沙层为柔性，很难开裂，且固沙层由固沙胶结材料与表层沙紧密黏结，重量较大，大风也很难将其刮起。

2.2植物治理沙漠植物治理指在沙漠地区播种沙生植物，以阻止沙漠扩张及改善沙漠土地。沙生植物具有水分蒸腾少，机械组织、输导组织发达等特点，可抵抗狂风袭击，并尽快将水分和养料输送到亟需的器官，其细胞内经常保持较高的渗透压，具有很强的持续吸水能力，使植物不易失水，能够适应干旱少雨的环境［11］。

其治理的方法：①在沙漠地区有计划地栽培沙生植物，造固沙林。一般是在沙丘迎风坡上种植低矮的灌木或草本植物，固住松散的沙粒，在背风坡的低洼地上种植高大的树木，阻止沙丘移动；②在沙漠边缘地带造防风林，以削弱沙漠地区的风力，阻止沙漠扩张。防风林的效果与林带的高度有关，树木越高大防风效果越好。此外，还与树木的疏密结构和透风性能有关。其类型有3种：紧密结构林带、疏透结构林带及通风结构林带。植物治理的效果重点在于选择适当的树种和科学的林带结构。

2.3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在沙漠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沙漠中的水源主要有地下水、河道水和降水。但沙漠区域的降水量不稳定，一般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湿润年份降水量多，而干暖年份降水量少。沙漠地下水较稳定，其沙层厚，具有一定的“隔热”性，使水得以在地下保存。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受到降水的制约［12］。解决水资源主要从汲水、输水和节水灌溉等方面考虑。

2.3.1汲水。其方式主要有2种：①地下井汲水工程。在含有水体的古河道、古湖泊或地下水发育的沙漠区域可以建立地下井。井深度及口径的确定要综合考虑需水量、水层厚度与井底持力层等因素。②坎儿井。坎儿井是井渠相连的汲水工程，由地表开挖许多竖井，挖到含水层，然后再在各竖井的底部相互挖通，以洞相联，形成地下渠道，在新疆地区被大量应用［13］。渠聚的地下水顺渠道流至坎儿井的终端，引水出地面流入渠沟再进行灌溉。由于其沿山前倾斜的冲积层挖掘，渠头水位高，终端水位低，无需动力设备即可把水引到地面，且在地下渠道流动，蒸发损耗量小。

2.3.2输水。水资源的输送方式主要有渠道引水和管道输水［14］。①渠道引水。这是我国农业进行灌溉的主要方式，目前全国渠系水的利用系数为30%~40%，即输水损失率高达60%~70%。②管道输水。该方式可减少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和流失，其输水损失率仅为20％~30％，且输送量大。

2.3.3节水灌溉。节水灌溉技术主要包括喷灌和微灌技术。喷、微灌技术与地面灌溉相比，节水30%~70%，被广泛应用。①喷灌。被大量用于沙地的灌溉，其效果与风速的大小有关。据陈渠昌等人［15］测试：风速小于3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一般在80％左右；风速小于2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可达85％以上。②微灌。微灌是按照植物需水要求，通过压低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特制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16］。微灌形式较多，有滴灌、地表下滴灌、微型喷洒灌、涌泉灌等，其中应用较广的是滴灌。微灌具有很多优点，如比喷灌省水15%~25%；灌水均匀；微灌工作压力比喷灌低，节约了抽水的能量；较其他灌溉方法增产30％左右；自动控制，省力且非常方便。虽然微灌的效果明显优于喷灌，但其对水质要求高，投资成本高，限制了其应用规模。目前，在我国沙漠、沙地地区最理想的灌溉方式仍然是喷灌。③小畦灌。其方法即长畦改短畦，宽畦改窄畦，大畦改小畦的“三改”畦灌灌水技术，具节水、灌水均匀、减轻土壤冲刷等优点。畦灌试验资料［17］表明：采用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增产10.9%、11.7%和29.1%。在同等产量条件下，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省水13.73%、22.90%和48.45%，长畦分段灌比一般畦灌省水40%~60%，灌溉效益提高1倍。

参考文献

［1］黄昌通.土壤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周宜吉，葛云.沙漠成因新探［J］.江苏地质，2000，24(2)：124-128.

［3］王涛，陈广庭.内蒙古巴林右旗沙漠化治理模式与效益分析［J］.中国沙漠，2005，25（5）：75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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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我们能够用使物体受到压力而变平或者被推挤成一块来表现挤压。对于拉伸，我们始终用一种相似的形式来表现，就是将物体合适的延长或扩大。从一幅图画的动作到下一个动作这是动画的本质。我们不再用脸上的一条简单的线来表现一个微笑；现在它包含了唇形定义和与面颊的关系。我们不再将腿表现的象一个小管子或橡皮水管；增大弯曲和伸展使他们显得更加有柔性。

动画师竞相使用大量的挤压和拉伸技巧来制作动画,以将那些原有的动画法则推动到极限：象在表现眼睛闭合时，可以将眼睛挤压使之倾斜；和表现眼睛睁开时，可以将眼睛拉伸的象瞪出眼珠一样；“吸气”时的脸颊的凹陷和与之相反的吐气时面颊的膨胀；在表现咀嚼动作时，先将嘴拉伸到在鼻子下较远处，然后再上提压缩超过鼻子的位置（最好改变嘴的形状）。在三十年代中期，动画师专门制作出两张图画，用于确定挤压位置和拉伸位置。

为了避免使被挤压的图画看上去不会过于发涨和被拉伸时不会显得象萎缩一样，这里有一些好的建议。就是在考虑挤压和拉伸的时候，把物体的形状或体积看成一个装了半袋面粉的布袋。当它掉落在地面上的形态，与它的初始状态相比它好象被压扁了，如果逐渐的将它提高，它会比它装满时候的形态表现的还要伸展，然而它的体积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甚至绘出面粉袋不同的姿态——直立，扭曲和各种带有情绪的动作，直至我们使它看上去不再象一个面粉袋。这样可以迫使我们去寻找，用最直接的绘制方法和最简单的描述来表现它。我们发现其中有许多内部的细节在对与整个形状的表现上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构思和删减。这些经验被运用到米奇的身体，他的面颊，其他动物的鼻子，嘴巴，甚至于唐纳德的头上。

在每日报纸的运动页上我们发现一个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宝藏。这里的照片展现出人类肢体各种各样的拉伸、伸展和激烈的动作表现出人类肢体的弹力。我们的动画原理能够很清楚的在其中展现出来。这些与整体的形态一起传达着喜悦、挫折、专注和所有在运动世界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情感。这些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

所有初期的动画艺术家的动画测试标准是画一个跳跃的球。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它快速表现和容易变化的特点，使它成为检验我们所学到东西的依据。其方法是先简单描绘一个圆圈来表示球，然后在连续的画出使它掉落碰撞地面，反弹后回到空中，这样循环的图画。我们可以让球从画纸外跳入，前进直至跳出画纸，或者在任意一点上开始小球的循环跳跃反弹的动作。这些看上去似乎很单调，但是经过这样的测试，我们可以生动的掌握到关于节奏，挤压和拉伸的技巧。

第15篇

1．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对话在课堂上开展生生互动对话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学生之间相互没有代沟的隔阂，沟通起来更加有利。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通有无、借鉴彼此，能够促进学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生生互动对话也是互动对话教学模式下最主要的对话形式之一，在共同探究活动中形成的互教互学、互帮互助关系有利于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沟通能力、锻炼演讲与口才等技能。以地理教学中的水循环为例开展辩论赛，以水资源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题，正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反方则否认该观点。正方不断用水资源的循环性、水资源的保护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反方则用水资源供应紧张、水资源分布不平衡、水资源的污染等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通过这样的辩论，促进了学生的成长，积累了知识。另外，讨论和问答也是生生互动对话的重要表现形式。

2.与文本的互动对话教学文本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主要有教材以及其他现成文本（如课改指导纲要、学科视听资料、学科课程标准等）、教学设计文本（如教案等）、在授课过程中创造的文本、教学告一段落后产生的文本（如作业、教学记录等）。学生实现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主要是指学生凭借自己现有经验、知识和情感去对文本进行体验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是与学生自身平等的个体。通过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学生能够不断对知识进行“温故而知新”，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深理解。

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教训

1.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导致了无效课堂等问题。目前，互动对话教学模式的应用主要面临的问题有：首先，为了对话而对话，没有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从而使互动对话课堂流于形式化。比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让同学看着西气东输的路线图询问西气东输的起点和终点。其次，学生参与课堂对话缺少自主性，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形成完全凌驾于学生之上的问答式教学，曲解了对话教学模式的真正内涵，而学生也只有回答“是”、“对”等这样的简单赞同词语。第三，师生对话毫无目的性，将富含知识性的地理问题变成了毫无目的的闲谈。比如昆明发展花卉业的原因，有些学生就会联想到清明节、情人节等节日送花习俗等，完全偏离了地理的学科范畴。

2.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是一项适合新课程改革标准、能够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为此，教师应该积极探索互动对话教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使自己不断明确互动对话教学的内涵，通过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促进师生实现共同发展，做人性化教学，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得到尊重和实现。另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主体意识被激活。同时要开展小组对话交流，并制定明确的小组对话原则，教师应该对小组交流积极做出正确引导。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