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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的主要理论
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而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则是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如果各国都按照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和交换,就会使各国的生产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财富。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全球化的基础是后天的生产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增加全球的财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则认为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可以生产并出口商品,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会进口商品,这样,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增加各国的生产总量,使得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获利。“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李嘉图将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全球化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和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大力赞颂经济全球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怀疑派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早在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曾经出现过高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913年的一体化水平就已经达到了1993年的水准。现在所谓的一体化只是一些大国集团的区域一体化,并且没有使得贫富差距逐渐消失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没有使得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秩序转型派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种“转型”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并且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将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无法预测的。
2、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暂且不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在华盛顿共识形成后,全球开始了财政约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没有像WBG承诺的那样减少了贫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遭到了反对者的抗议,这次的抗议事件似乎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导火索,抗议者的愤怒情绪不断蔓延。自一位抗议者在2001年的热那亚抗议运动中丧生之后,反全球化战争已经升级为一场流血的战争。全球化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来说,初期的全球化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壁垒,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然而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危机频发,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许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没有帮助落后的国家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帮他们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更不用说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发展中国家,失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失业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制全球化。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014年9月1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公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投资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项中提到了“双赢”,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96.7万的就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然而这样做远远不够,我们究竟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一些还是造成的失业多一些,统计部门无法给出准确的数据,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其母国的劳动生产率大于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母国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东道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跨国企业也破坏了其劳动力的供求平衡。伴随着对于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受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透支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经济的短期发展。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从民众所关心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看似是在帮助他们的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照顾民众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绪,已经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课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很久前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的MNE宣言就是一个约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导企业的全球经营及其社会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贡献,解决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没有为贫穷国家带来曾经许诺过的利益时,反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遗憾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锋,正义和野心的较量正在让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些良好关系曾经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曾经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略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恶意诽谤,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伴随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贸易壁垒的消除,高利率和高失业率是渴望经济发展的贫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如果不能在投资中为东道国家创造足够的收益,帮助解决失业,关注民众的心声,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不仅仅是民众的反对和破坏,还将面临大量失业人口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但要承担投资项目无法完成的风险,还将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危险。
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更加迅猛。根据外管局网站的数据,199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0.16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9%),截至2007年底上升至1.53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24%),增长了8.6倍,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
中国外汇储备的飙升主要归因于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自1994年至今,中国经济连续14年出现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尤其是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选择了“小幅、稳健、可控”的升值策略,吸引了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这加速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仅2007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就增长了4619亿美元,与2006年底相比增长了43%。如果考虑到央行向中司注入外汇资产,央行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用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因素,则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超过了6300亿美元。
币种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我们只能利用其他国家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urrencyCompositionofOfficialForeignExchangeReserves,“COFER”)数据库提供了138个国家(包括27个工业化国家与106个发展中国家)汇总后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虽然COFER数据库中未包括中国这一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是一种遗憾,但COFER中包含的外汇储备规模毕竟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64%(2007年)。同时,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并未表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迥然相异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妨用COFER披露的币种结构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币种结构。
进入21世纪后,IMFCOFER数据库中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的主要变化包括:第一,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99年的71%降至2007年的64%;第二,欧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上升,从1999年的18%升至2007年的26%;第三,英镑取代日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中第三重要的币种,2007年英镑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为5%,而日元资产比重为3%。上述结构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该时期内,欧元和英镑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美元和日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各国央行主动或被动地实施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调整。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调整更加积极。从1999年底至2007年底,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重由69%降至61%,欧元资产比重由19%升值28%。俄罗斯、伊朗等国更是将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由美元转换为欧元,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元在全球储备与交易货币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同期内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由73%降至69%,欧元资产比重由23%升至33%。近年来,随着美元有效汇率的下跌,中国外管局主要是在外汇储备增量上降低了美元资产比重,在外汇储备存量上的减持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央行的币种多元化行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相比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用COFER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截至2007年底,我们估计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5%,欧元资产约占25%,其他10%包括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
资产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我们只能从投资东道国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
作为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投资东道国,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reasuryInternationalCapitalSystem,“TIC”)定期公布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明细资料。最近一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产组合如表1所示。
尽管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资产组合数据中并未区分外国官方投资者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但是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居民对美国证券的投资只能通过QDII,规模相当有限。因此,中国国内的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包括外管局、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假定中国官方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资产组合是相似的,同时假定外管局在其他国家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在美国的投资类似,那么,可以从上述资料中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从相关数据推断,截至2007年底,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资产是长期国债(约占储备规模的50%)和长期机构债(约占储备规模的40%),股权、长期企业债和短期债券的比重非常有限(仅占储备规模的10%左右)。中国外汇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发达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相比存在重大差异。第一,在其他国家的外汇投资中,股权投资占有相当比重。例如,日本占18%,英国占46%,加拿大占73%,中东石油输出国占45%。第二,在其他国家(除日本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外)的外汇投资中,长期企业债的比重显著高于长期国债与长期机构债的比重。例如,英国的长期企业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44%,而长期国债与机构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8%;加拿大的相关数据分别为18%与5%。
评价
在上述对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进行粗略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的评价如下:
首先,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依然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首要目标。这主要表现为在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中,传统上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国债和机构债占90%左右;
其次,美元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过高。无论是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2007年为19.1%)还是从对美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看(2007年为7.3%),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65%的比例都过高了。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依然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凸现了中国政府进行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减持美元资产必然会造成美元汇率下跌,从而影响到外汇储备中存量美元资产的价值。
再次,近年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遭受严重损失。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65%以美元计价,那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必然造成以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显著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了1.8万亿美元,假定其中美元资产占65%,那么一旦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0%,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将缩水1170亿美元,相当于抹杀了3.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第四,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资产除了面临汇率风险外,还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信用等级调降、市场价值缩水的风险。2008年7月,美国两家房地产巨头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机,需要募集750亿美元资本金以避免资不抵债风险。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其进行救援,则两房发行的机构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如果美国政府为两家机构买单,则信用风险最终为美国政府所承担,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无论出现哪种局面,对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中国央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最后,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日益凸现,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中国外汇储备的90%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收益率不超过5%,而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1.2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外国在华FDI企业的平均收益率超过22%。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如何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成为当务之急。
前景
如何进一步通过币种多元化与资产多元化来分散投资风险,以及通过更多地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率资产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币种多元化角度出发,如何在不对美元市场汇率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逐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欧元及其他货币资产比重,将成为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中长期目标。这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减持必然是渐进的,更多地依然通过增量减持的方式进行。在美元汇率走强的背景下减持美元资产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冲击较小,但是这可能会造成短期亏损。
从资产多元化角度出发,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逐渐提高股权、企业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适度降低国债、机构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散风险。
考虑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因此,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依然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外汇管理当局应该将外汇资产分为两类进行管理,一类依然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金融产品,另一类则实施更加激进的多元化投资策略。中司(CIC)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在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司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实施比外管局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中司已经进行了多笔金融股权投资。目前,中司的投资组合偏重于美国金融股权,受次贷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影响,当前中司股权投资的市场价值不容乐观,例如对黑石的股权投资迄今为止账面价值缩水了40%左右。
在中司的竞争压力下,外管局从2007年年底开始,也明显加大了对发达国家资源型企业及金融股权的投资力度。2007年12月,外管局通过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华安投资,投资了三家澳大利亚商业银行不到1%的少数股权,总投资金额为1.76亿美元。2008年4月,外管局购买了法国道达尔公司(欧洲第三大石油公司)1.6%的股权,投资金额为28亿美元。同月,外管局以10亿英镑购买了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最大的公司)接近1%的股权。据媒体披露,外管局正在与美国私募股权基金TPG商谈合作投资事宜。
关键词:外汇储备冲销政策储备管理策略
文章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1-027-04
一、引言:外汇储备激增现实及解释
全球外汇储备由1995年1月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9月的4万亿美元,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特征:规模急剧增加、国家集中度提高、地区分布特征明显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短短4年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91%(约2万亿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汇储备国或地区占全球储备存量的68%,排前两位的中国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储备增加额的50%,全球储备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储备国或地区中有8个来自亚洲,亚洲货币当局(包括日本)储备增加额占全球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另外,由于油价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一(见表1)。
全球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及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度量。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自我保险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场环境影响,新兴国家为了维持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避免本币升值而采取外汇干预的结果,三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特征决定的,包括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无法将国内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侧重讲发展中国家储备的增加与金融全球化有一定关系。四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年来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储备。如果从一国国际收支表组成结构来看(见表2),2000-200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储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入盈余的“双顺差”所致,而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虽然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由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仍然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多的石油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代表一国的财富规模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但也带来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二者利益的权衡就存在一个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衡量一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应结合该国经济结构特征,还要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需要。国外衡量外汇储备水平常用的三个指标是,外汇储备/每月进口额(国际经验是一国外汇储备应足以维持3个月的进口需要,被称为拇指规则)、外汇储备/1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额(代表一国对外短期偿债能力,合适的指标值为1,被称为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及外汇储备/GDP指标(该指标的横向比较可比性较差)。按照单一的指标衡量或者加权的指标衡量均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量。国内也有不少文献讨论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如武剑(1998)认为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界定模型应为:FR=DF=DF1+DF2+DF3+DF4=a1.Imp+a2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国全年贸易进口额,Deb表示一国累计负债余额,FDI表示一国FDI累计净流入,A表示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夏斌(2006)在武剑模型的基础上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约为7000亿美元,结论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刘海虹、袁鹰(2005)的研究也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当然以上定量估计我国最优储备规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且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如国际资本流动形式组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股权投资、外国债权投资、银行贷款等)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我国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的需要。精确的最优储备规模难以确定,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和国际经验、外汇储备的历史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外汇储备确实过多。
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经济影响分析
外汇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的过量会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成本,给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带来挑战。考虑外汇储备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理清外汇储备增加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外汇管制的结果,如我国的强制结算制度,在允许范围外的外汇必须强制出售给央行,如果企业或个人的售汇大干用汇就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类是央行按照汇率目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结果,经常项目的盈余、国际长短期资本的净流入(包括FDI、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相应造成汇率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汇率的升值、维持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这两种机制导致的储备增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央行国内外资产负债或权益是怎样进行调整的。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的资产由净国内资产和净国外资产(构成外汇储备的内容)组成,负债由国内货币、银行储备、央行自己发行的债券(或票据)等组成,权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资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损失组成。如果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应的是股权资本的增加(假设股权资本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政府存款的减少),就不会引起国内货币的扩张;如果储备增加引起国内负债的增加(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非冲销干预),将会引起国内短期利率的下降,银行信贷的扩张,国内通胀压力将会上升。如果储备增加引起的是国内资产的减少,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冲销干预。过去的经验表明,一国央行有能力冲销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最近几年,在新兴国家,央行的这种冲销干预手段用的越来越多。考虑到一些新兴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够发达等情况,在央行实行冲销政策(部分冲销)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成本,包括:通胀压力、过度投资、资产泡沫、货币政策管理的复杂性、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潜在的资本损失、冲销成本、债券市场的分割、国内银行借贷的资源配置失效等。
从实践结果来看,从2000年1月到2006年5月,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央行净国内信贷和央行非货币性债务的变动抵消了外汇储备变动的85%,俄罗斯该比例是60%,而我国该比例为70%。这说明在国内低通胀环境下,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新兴国家央行有意放松国内货币政策,采取部分冲销的干预政策。具体各国冲销政策实施及效果(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