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中医基础病因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肝纤维化;病因病机;中医药治疗

1 概述

我国的慢性肝病主要是慢性乙型肝炎及其导致的肝硬化，具有进展渐变性、病变可逆性、最终难治性等特点。目前西药无特效的抗病毒药，近年来中医药针对肝纤维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医抗肝纤维化是我国的特色和优势，通过中医辨证施治为指导，利用中药复方多成分、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的药理学干预，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笔者试从以下几点阐述。

2 病因病机

中医尚无肝纤维化概念，对肝纤维化的病机的认识起始于活血化瘀研究，肝硬化属中医“癥积”范畴，故肝纤维化与中医的“癥积”有一定的类同之处。在其形成的机制上，乙、丙、丁型肝炎作为湿热邪毒引起肝病，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湿热毒邪蕴结于肝，留连不去，致肝失条达之性，肝郁气滞，由气滞而致血瘀，经络阻塞，血不养肝，形成肝纤维化，正如清代医家叶天士所说：“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临证指南医案》)。《医宗必读》亦云：“积之所成，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王玉润认为肝硬化的病机本质是“肝络阻塞、血瘀气滞”，姜春华认为肝硬化“瘀血郁肝是病原，气虚脾弱是病体”，关幼波认为气虚血滞是早期肝硬化之本，湿热毒邪稽留血分是标。由于脾胃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肝本为病，易于横侮脾土，脾失健运，水湿停聚则生痰浊，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胶结，形成痰瘀互结。肝肾同居下焦，乙癸同源，肝病及肾，日久肝肾阴津亏虚，肝肾同病。由此可见，肝纤维化的病机是以血瘀以主，可兼湿热、气滞、脾虚、肾虚等证;病位在肝，与脾、肾关系密切。笔者根据读书心得和临床体会，认为肝纤维化可分三个阶段，早期湿热内蕴，稽留血分;中期，由于乙肝反复发作，体内细胞免疫下降，体液免疫亢进而紊乱，符合中医“毒邪未尽，风邪扰动”的理论特点;后期为气阴两虚，痰瘀胶固。因此，在治疗上，应根据中医证候的演变，在其不同病期中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方证对应，无疑对抗肝纤维化治疗有科学意义。

3 治疗大法

3.1 病因治疗 中医历来重视未病先防，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慢性肝病在肝纤维化未形成时，即着眼于原发病的有效病因治疗，从而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如血吸虫病的杀虫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戒酒，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的d-青霉胺驱铜治疗，血色病去铁治疗等。病毒性肝炎的有效抗病毒治疗。据报道，慢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用干扰素(ifn-a)和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后，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明显好转，而未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改善。

3.2 清除湿热疫毒 中医认为，本病多由情志怫郁不解，或嗜酒、肥甘厚味，害脾损胃，以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浊内生，郁而化热，加上外感湿热疫毒乘虚而入，直趋中道，借经络传导之机，侵犯于肝，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闭血滞，肝之体用俱损而成。周仲英认为，湿热是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始动因素和发病基础，并贯穿疾病的全过程。湿热疫毒侵入机体后[1]，若正盛邪轻，则易于驱邪外出，临床可无明显症状，成为一过性感染或亚临床感染;若正邪俱盛，相互交争炽盛，临床可出现急性肝炎或重型肝炎，肝胆失疏，胆汁外溢不循常道，黄疸之症发生;若湿热阻于气分或肝热未使胆汁外泄，尚能循其道而行，则发为无黄疸型肝炎。总之，从中医学观点看，湿热疫毒之邪蕴结血分是慢性乙肝病因病机极为重要的部分，清除湿热疫毒这一病原，对于早期预防肝纤维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多样本的临床与实验已证实，清热利湿解毒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炎护肝作用，能减轻肝实质炎症，修复被破坏的肝细胞，部分药物还具有较好的抗病毒和调控免疫作用，人们早已认识到某些清热利湿解毒药如茵陈、黄芩、山豆根、大青叶、败酱草、连翘、白花蛇舌草、重楼、虎杖等具有抗病毒和消除炎症作用，如茵陈蒿汤是经典的清热利湿方剂，原方用治湿热阳黄，对肝脏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其作用机制是抗炎症、抑制γ-ifn过度作用的病理变化，利胆、抑制肝细胞凋亡，同时又可作用于纤维增生因子，抑制肝纤维化，对胆管阻塞以及二甲基亚硝胺所致的大鼠肝纤维化有显著的干预治疗作用。主要有效成分为茵陈原色酮、毛蒿素、茵陈烯、6，7-二甲基香豆素、都桷子素、大黄酸及大黄素等，都桷子素可显著抑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的dna合成;6，7-二甲基香豆素通过激活核受体组成雄烷受体(car)而加快胆红素的消除。于世瀛等[2]采用猪血清方法复制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应用清热利湿方药进行防治，显示该方药有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优于秋水仙碱[2]，这些都说明清热利湿解毒药具有保护肝细胞、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间接抑制肝纤维化形成的作用。

3.3 扶正化瘀 活血化瘀、扶正纠偏为治疗肝纤维化的基本大法。中医药工作者在长期的防治肝病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处方用药经验，为当今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组方和方药筛选提供了线索和捷径。如20世纪70年代王玉润用“桃红饮”(桃仁、红花、川芎、当归尾、威灵仙)化裁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结果有良好改善肝功能与微循环作用，并且进一步发现其中的桃仁及其提取物对血吸虫肝纤维化患者及实验动物均有较好作用。其后刘平[3]等发现，虽然活血化瘀对肝纤维化有一定的特异性，但患者常见的“疲乏”等症状无明显改善，通过配合补益药物，如“虫草菌丝+桃仁提取物”、扶正化瘀方(虫草菌丝、丹参、桃仁、松黄等)，疗效得以进一步提高。迄今，有关肝纤维化的立法组方主要集中活血化瘀和扶正(益气养血和补益肝肾)两大类的结合。如扶正化瘀胶囊(丹参、虫草菌丝、桃仁、七叶胆、五叶子、松花粉等)，强肝软坚汤(黄芪、白术、茯苓、生地、当归、白芍、丹参、郁金、丹皮、栀子、鳖甲、茵陈等)，复方861合剂(黄芪、丹参、鸡血藤等10味)，复方鳖甲软肝片(鳖甲、赤芍、三七、冬虫夏草等11味)，柔肝冲剂(黄芪、丹参、郁金等)，丹芍化纤胶囊(汉防己碱、丹参、赤芍、黄芪、银杏叶等)，以及实验证实有效的古典方药如：大黄虫丸、鳖甲煎丸、血府逐瘀汤[4]、补阳还五汤[5]、乌鸡白凤丸等。对实验性肝纤维化有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中药单味药和有效成分大致有：丹参及丹酚酸b、虫草多糖、当归、黄芪、姜黄、柴胡、田三七及三七总苷、粉防己碱、桃仁提取物、川芎嗪、牛磺酸、大黄素、黄颜木素、螺旋藻、氧化苦参碱、齐墩果酸、灯盏细辛黄酮、葫芦素b、甘草甜素和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苍术酮、绞股蓝总皂苷、钱草总生物碱等[6]。

中医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可包括为：保护肝脏功能、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反应、促进肝细胞再生、抑制胶原合成和促进胶原分解等多个环节。中医抗肝纤维化的研究仍将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郭立中，刘琴，皇玲玲，等.周仲英从湿热论治疑难杂病经验.中医杂志，2008，49(11)：971.

2 于世瀛，贲长恩，杨美娟.清热利湿方药抗肝纤维化的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定量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1)：28-30.

3 刘平.发挥中西医结合思维优势，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1)：8.

4 张晓平，陈建明，强世平.血府逐瘀汤抗血吸虫致小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中医杂志，2003，44(4)：299.

第2篇

1 概述

我国的慢性肝病主要是慢性乙型肝炎及其导致的肝硬化，具有进展渐变性、病变可逆性、最终难治性等特点。目前西药无特效的抗病毒药，近年来中医药针对肝纤维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医抗肝纤维化是我国的特色和优势，通过中医辨证施治为指导，利用中药复方多成分、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的药理学干预，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笔者试从以下几点阐述。

2 病因病机

中医尚无肝纤维化概念，对肝纤维化的病机的认识起始于活血化瘀研究，肝硬化属中医“癥积”范畴，故肝纤维化与中医的“癥积”有一定的类同之处。在其形成的机制上，乙、丙、丁型肝炎作为湿热邪毒引起肝病，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湿热毒邪蕴结于肝，留连不去，致肝失条达之性，肝郁气滞，由气滞而致血瘀，经络阻塞，血不养肝，形成肝纤维化，正如清代医家叶天士所说：“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临证指南医案》)。《医宗必读》亦云：“积之所成，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王玉润认为肝硬化的病机本质是“肝络阻塞、血瘀气滞”，姜春华认为肝硬化“瘀血郁肝是病原，气虚脾弱是病体”，关幼波认为气虚血滞是早期肝硬化之本，湿热毒邪稽留血分是标。由于脾胃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肝本为病，易于横侮脾土，脾失健运，水湿停聚则生痰浊，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胶结，形成痰瘀互结。肝肾同居下焦，乙癸同源，肝病及肾，日久肝肾阴津亏虚，肝肾同病。由此可见，肝纤维化的病机是以血瘀以主，可兼湿热、气滞、脾虚、肾虚等证;病位在肝，与脾、肾关系密切。笔者根据读书心得和临床体会，认为肝纤维化可分三个阶段，早期湿热内蕴，稽留血分;中期，由于乙肝反复发作，体内细胞免疫下降，体液免疫亢进而紊乱，符合中医“毒邪未尽，风邪扰动”的理论特点;后期为气阴两虚，痰瘀胶固。因此，在治疗上，应根据中医证候的演变，在其不同病期中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方证对应，无疑对抗肝纤维化治疗有科学意义。

3 治疗大法

3.1 病因治疗 中医历来重视未病先防，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慢性肝病在肝纤维化未形成时，即着眼于原发病的有效病因治疗，从而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如血吸虫病的杀虫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戒酒，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的D-青霉胺驱铜治疗，血色病去铁治疗等。病毒性肝炎的有效抗病毒治疗。据报道，慢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用干扰素(IFN-a)和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后，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明显好转，而未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改善。

3.2 清除湿热疫毒 中医认为，本病多由情志怫郁不解，或嗜酒、肥甘厚味，害脾损胃，以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浊内生，郁而化热，加上外感湿热疫毒乘虚而入，直趋中道，借经络传导之机，侵犯于肝，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闭血滞，肝之体用俱损而成。周仲英认为，湿热是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始动因素和发病基础，并贯穿疾病的全过程。湿热疫毒侵入机体后[1]，若正盛邪轻，则易于驱邪外出，临床可无明显症状，成为一过性感染或亚临床感染;若正邪俱盛，相互交争炽盛，临床可出现急性肝炎或重型肝炎，肝胆失疏，胆汁外溢不循常道，黄疸之症发生;若湿热阻于气分或肝热未使胆汁外泄，尚能循其道而行，则发为无黄疸型肝炎。总之，从中医学观点看，湿热疫毒之邪蕴结血分是慢性乙肝病因病机极为重要的部分，清除湿热疫毒这一病原，对于早期预防肝纤维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多样本的临床与实验已证实，清热利湿解毒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炎护肝作用，能减轻肝实质炎症，修复被破坏的肝细胞，部分药物还具有较好的抗病毒和调控免疫作用，人们早已认识到某些清热利湿解毒药如茵陈、黄芩、山豆根、大青叶、败酱草、连翘、白花蛇舌草、重楼、虎杖等具有抗病毒和消除炎症作用，如茵陈蒿汤是经典的清热利湿方剂，原方用治湿热阳黄，对肝脏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其作用机制是抗炎症、抑制γ-IFN过度作用的病理变化，利胆、抑制肝细胞凋亡，同时又可作用于纤维增生因子，抑制肝纤维化，对胆管阻塞以及二甲基亚硝胺所致的大鼠肝纤维化有显著的干预治疗作用。主要有效成分为茵陈原色酮、毛蒿素、茵陈烯、6，7-二甲基香豆素、都桷子素、大黄酸及大黄素等，都桷子素可显著抑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的DNA合成;6，7-二甲基香豆素通过激活核受体组成雄烷受体(CAR)而加快胆红素的消除。于世瀛等[2]采用猪血清方法复制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应用清热利湿方药进行防治，显示该方药有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优于秋水仙碱[2]，这些都说明清热利湿解毒药具有保护肝细胞、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间接抑制肝纤维化形成的作用。

3.3 扶正化瘀 活血化瘀、扶正纠偏为治疗肝纤维化的基本大法。中医药工作者在长期的防治肝病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处方用药经验，为当今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组方和方药筛选提供了线索和捷径。如20世纪70年代王玉润用“桃红饮”(桃仁、红花、川芎、当归尾、威灵仙)化裁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结果有良好改善肝功能与微循环作用，并且进一步发现其中的桃仁及其提取物对血吸虫肝纤维化患者及实验动物均有较好作用。其后刘平[3]等发现，虽然活血化瘀对肝纤维化有一定的特异性，但患者常见的“疲乏”等症状无明显改善，通过配合补益药物，如“虫草菌丝+桃仁提取物”、扶正化瘀方(虫草菌丝、丹参、桃仁、松黄等)，疗效得以进一步提高。迄今，有关肝纤维化的立法组方主要集中活血化瘀和扶正(益气养血和补益肝肾)两大类的结合。如扶正化瘀胶囊(丹参、虫草菌丝、桃仁、七叶胆、五叶子、松花粉等)，强肝软坚汤(黄芪、白术、茯苓、生地、当归、白芍、丹参、郁金、丹皮、栀子、鳖甲、茵陈等)，复方861合剂(黄芪、丹参、鸡血藤等10味)，复方鳖甲软肝片(鳖甲、赤芍、三七、冬虫夏草等11味)，柔肝冲剂(黄芪、丹参、郁金等)，丹芍化纤胶囊(汉防己碱、丹参、赤芍、黄芪、银杏叶等)，以及实验证实有效的古典方药如：大黄虫丸、鳖甲煎丸、血府逐瘀汤[4]、补阳还五汤[5]、乌鸡白凤丸等。对实验性肝纤维化有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中药单味药和有效成分大致有：丹参及丹酚酸B、虫草多糖、当归、黄芪、姜黄、柴胡、田三七及三七总苷、粉防己碱、桃仁提取物、川芎嗪、牛磺酸、大黄素、黄颜木素、螺旋藻、氧化苦参碱、齐墩果酸、灯盏细辛黄酮、葫芦素B、甘草甜素和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苍术酮、绞股蓝总皂苷、钱草总生物碱等[6]。

中医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可包括为：保护肝脏功能、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反应、促进肝细胞再生、抑制胶原合成和促进胶原分解等多个环节。中医抗肝纤维化的研究仍将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郭立中，刘琴，皇玲玲，等.周仲英从湿热论治疑难杂病经验.中医杂志，2008，49(11)：971.

2 于世瀛，贲长恩，杨美娟.清热利湿方药抗肝纤维化的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定量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1)：28-30.

3 刘平.发挥中西医结合思维优势，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1)：8.

4 张晓平，陈建明，强世平.血府逐瘀汤抗血吸虫致小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中医杂志，2003，44(4)：299.

第3篇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药；病因病机；思考

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病因病机

本病属于中医学“腰痛”、“痹症”之范畴，关于此病之病因病机，首先，《素问》指出：“肾主骨生髓，肝主筋而藏血”，可见此病的发生与肾脏的虚实密不可分。笔者以为，骨借筋而立，肝脏虚损，则筋不固，筋病势必造成骨病。再者，中医学认为，肝肾同源，精血同源，肝血虚则必会导致肾精虚损，精血亏虚，则会导致骨骼不能濡养，从而导致骨病的。《灵枢五癃津液别》提到：“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五谷入于胃，赖于脾之运化，从而内充于骨，保证了骨骼的正常生长发育，故而一旦脾胃功能失常，则会从而髓海不足，骨骼失于滋养，导致骨病的发生。无疑，肾、肝、脾三脏亏虚，腰椎及其相关组织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退化、变性，从而造成此病的发生[13]。而后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中总结性的指出：“凡腰痛病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伤，是以腰痛。二曰风，风寒着腰，是以痛。三曰肾虚，役用伤肾，是以痛。四曰肾腰，坠堕伤腰，是以痛。五曰寝卧湿地，是以痛”[14]。王焘又在《外台秘要腰脚疼痛方》中指出：肾气不足，同时感受风、寒、湿之气，风寒湿三气与正气相争此病出现。或久感外邪而不得愈，导致风寒湿三邪痹阻于筋脉，从而导致此病发生。“《病源》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风冷与真气交争。故腰脚疼痛也。”又，“卧冷湿地。当风所得冷痹疼弱重滞。”而后尤怡又指出外伤瘀血导致可导致此病的发生[15]。《金匮翼》载：“瘀血腰痛者，闪挫及强立举重得之。盖腰者一身之要，屈伸俯仰，无不由之。若一有损伤，则血脉凝涩，经络壅滞，令人卒痛，不能转侧，其脉涩，日轻夜重者是也。”[16]瘀血腰痛与现代临床青年人群之发病特点颇为相似。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此病发生总以肾、肝、脾三脏亏虚为主，同时又兼有外感风寒湿邪或瘀血为辅。因此在在现代临床治疗此病过程中须注意其病因的辨证从而对证论治，切不可盲目下药。

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辨证分型

对于此病之中医辨证分型，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中医筋伤学》[17]将此病分为肝肾亏虚、气滞血瘀、风寒痹阻、湿热壅滞四型。另孙方盛[18]通过阅读古籍将此病分为寒湿型、湿热型、瘀血型及肾虚型四型。而关于此病之分型临床上不胜枚举，多不胜数。总而言之，可以看出，在实际临床之上，关于此病之辨证分型其并无统一性，且各个医者自成一家，但总观其治则治法，不外乎以肝、脾、肾三脏亏虚为本，风寒湿热以及瘀血等为标等方向论治。符合传统中医学对此病的认识。因此，作为临床工作者，在实际治疗此病的过程中不应拘泥于已成理论，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辨证施治。

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治疗方法

1中药治疗

1.1中药内服

中医学历经千年而不衰，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并取得了很好临床疗效，但在使用中药内服过程中应当着重辨证论治。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载：“腰背痛者，皆是肾气虚弱，卧冷湿当风得之。”独活寄生汤可治，药物如下：独活（三两），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艽、茯苓、桂心、防风、川芎、干地黄、人参、甘草、当归、芍药（各二两）[19]。此方可以看作是古今以补肝肾、祛风湿、止痹痛为法治疗此病的范例。后《医学心悟腰痛》提到“腰痛若因闪挫跌扑，瘀积于内，瘀血也。说明瘀血也可以导致此病的发生[20]。在现代临床，乔根宝等[21]应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肝肾亏虚复感外邪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802例，并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杨卫华[22]应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19例，有效率94.74%。于继洋等[23]使用加味身痛逐瘀汤治疗气滞血瘀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71例，并取得满意疗效。据现代研究证明，独活寄生汤具有很好的抗炎止痛，调节免疫功能效果；身痛逐瘀汤具有抗炎，扩张血管，调节机体代谢、改善循环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其可以有效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的临床症状。[24-25]

1.2中药外治

中药外敷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应用已相当广泛，它既克服了中药内服味苦的特点，相比之下并兼有更为安全的特点，清吴师机《理瀹骈文》曰：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中医外治和内治之理论指导可以通用，至于其药物应用只是方法有异，对症应用而已。现代临床，葛继荣[26]等应用用神蜂精（其中含穿山甲、蜜蜂生物素、肉桂、乳香、九里香、冰片等）外涂与疼痛部位，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在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甘肃省名中医张晓刚主任医师使用通痹熏洗汤（具体药物：桑枝，秦艽，防风，醋五味子，山楂，当归，川芎，鸡血藤，伸筋草，透骨草，威灵仙，白芷）作为辅助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多例，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研究证明，使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中药在腰痛部位进行外用，对患者腰痛等各种症状，非常有效[27]。

2针灸治疗

针刺疗法具有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副作用小，疗效显著等特点。其对于慢性腰痛颇为显著[28]。而关于此种治疗方法，自古有之。《灵枢根结》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素问刺腰痛论篇》言：“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在现代临床，针灸治疗此病应用相当广泛，李具宝等[29]系统整理了10年间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选穴规律，其主要穴位以足太阳膀胱经俞穴为主，余配合少阳胆经，及阿是穴等经络俞穴治疗此病，并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现代研究证明，针灸作为辅助疗法，具有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炎性反应、最终达到抗炎止痛，缓解神经根水肿从而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目的[30]。

3针刀与推拿疗法

针刀疗法源于针灸，但立于精细解剖，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推拿疗法自古有之，其具有操作不受环境限制，易于实施，并且，效果立竿见影的特点。《素问痿论》曰：骨假筋而立，即“宗筋主束骨而利关节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提到：“夫手法者，谓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在现代临床。张学武用针刀联合推拿疗法治疗32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其中治愈率为53.1%，有效率为96.9%。现代研究证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因素与腰部肌群病变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腰痛患者主要是其关节与肌肉力学平衡被打破，从而出现一系列症状，针刀与推拿可以有效的解决此病之早期症状，从而防止其进一步发展。而针刀疗法具有疏通气血，理顺经络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松解局部粘连，缓解挛缩，促使椎体周围肌肉应力平衡的作用。推拿疗法具有活血化瘀止痛，松解关节肌肉粘连，通经活络，解除痉挛的作用[31-34]。

第4篇

【关键词】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vWF；ADAMTS13；迟发性脑缺血；脑血管痉挛；预后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见的神经系统急危重症之一，发病年龄相对年轻，其中颅内动脉瘤破裂是其发病的主要原因[1—2]。尽管最近几十年，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及围手术期的管理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病死率仍高达45%，存活者也有着较高的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过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种在肝脏合成的金属酶，通过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而关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却不甚明确。本文旨在通过动态观察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变化，探讨其在aSAH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龄（53.03±11.19）岁。所有入选患者均经CT、DSA和（或）CTA检查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动脉瘤夹闭手术。登记临床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出血量、GCS评分、动脉瘤部位、意识障碍史、Hunt—Hess分级、改良Fisher分级等，临床资料由两位专科医师独立评判并进行综合。排除标准：（1）入院时发病已超过72 h或即将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术、介入或内科保守治疗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药物如华法林等；（4）有血液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对照组为正常健康体检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48.60±6.40）岁。将上述患者分为迟发性脑缺血组（DCI组）和无迟发性脑缺血组（无DCI组）；脑血管痉挛组（CVS组）和无脑血管痉挛组（无CVS组）；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各患者组间治疗无明显差异。

迟发性脑缺血（DCI）诊断标准[5]：（1）新出现的局部神经功能障碍；（2）GCS评分下降2分以上；（3）脑梗死；排除颅内再出血或梗阻性脑积水引起。脑血管痉挛（CVS）诊断标准[6]：入院3 d至2周内行床旁超声多普勒（TCD）检查，如Vm MCA（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时计算Lindegaard指数，即同侧MCA（大脑中动脉）与ICA（颈内动脉）颅外段Vm之比（LI）>3，则诊断为脑血管痉挛。预后分组标准[7]：入选患者在出院时进行GOS预后评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残疾；4分：轻度残疾；5分：恢复良好）。其中将GOS评分为4～5分病例记为预后良好组，GOS评分为1～3分记为预后不良组。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分别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静脉血5 ml，分别加入枸橼酸抗凝管中，3000 r/min离心10 min后提取血浆，—80 ℃冰箱贮存备用。健康对照组每例取外周静脉血5 ml， 方法同上。血浆vWF抗原含量与ADAMTS13活性（试剂盒购自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测定均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免疫试验（ELISA）。SZ—125抗体、SZ—129抗体由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并行成组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结果

2.1 临床结果

在入选的29例患者中，动脉瘤部位：大脑前动脉瘤4例，大脑中动脉瘤2例，前交通动脉瘤10例，眼动脉瘤2例，颈内—后交通动脉瘤6例，大脑后动脉瘤1例，颈内动脉瘤4例。Hunt—Hess分级：Ⅰ级5例， Ⅱ级9例，Ⅲ级10例， Ⅳ级 4例，Ⅴ级0例。改良Fisher分级：0级0例，1级6例，2级12例，3级8例，4级3例。意识障碍史：短暂意识障碍6例，意识障碍持续大于30 min 7例，持续昏迷 4例。其中发生DCI患者6例（20.69%），发生CVS患者20例（68.97%），预后不良者共计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残疾或呈昏迷状态。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

2.2 血浆vWF水平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vWF水平为（1.26±0.46）U/ml。DCI、CVS及预后不良组患者中1、4、10 d 血浆vWF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

2.3 血浆ADAMTS13活性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ADAMTS13活性为（56.32±15.47）%。在发生DCI患者的1 d血浆ADAMTS13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3 讨论

aSAH好发于Willis动脉环周边较大的动脉分叉处，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导致的脑损害如CVS、DCI、脑水肿和梗阻性脑积水等病理改变，所以有着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对于DCI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甚明确，最初一度认为aSAH后近端脑血管痉挛和管腔狭窄是DCI发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aSAH后CVS高达70%，其中只有30%发生DCI，并且在这部分患者中临床症状与发生血管痉挛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发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脑血管痉挛的证据。随后“广泛微血管痉挛”[11]、“皮层扩散性抑制”[12—13]、“内皮细胞激活”[14—15]、“炎症反应”[16—17]、“凝血级联反应和纤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学说相继提出，在aSAH后DCI的发病过程中均扮演着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证实[20]。

vWF主要来源于血管内皮细胞的W—P（Weibel—Palade）小体和血小板的α颗粒，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与胶原和血小板的结合能力就越强[21—22]。ADAMTS13是一种金属蛋白酶，主要在肝脏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与843位蛋氨酸之间的肽键，从而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内）vWF浓度升高与DCI的发生相关，并且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诱因，从而导致缺血性改变。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ADAMTS13在脑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较少，最新的研究发现，vWF抗原升高与ADAMTS13 活性下降导致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较ADAMTS13较高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加接近2倍[24]。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较健康对照组显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发现在aSAH后并发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之间并无相关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发生更多是由于脑血管局部微循环障碍引起，所以vWF、ADAMTS13变化规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变所致脑梗死。

在本实验中入选的29例患者中，发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有2例未发生CVS（33.33%），而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发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预后不良。这些临床数据表明，aSAH患者DCI的发生与否与预后密切相关， CVS与DCI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发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进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时均明显高于未发生DCI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现明显下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及未发生DCI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导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体在血管内聚集，形成微血栓，从而表现出血浆vWF抗原升高。而内皮细胞激活同样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发现DCI患者早期同时伴随着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在发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浆vWF水平持续升高，在4 d时明显高于未发生CVS患者，可能是与该时间点正好是CVS开始启动的危险期有关，而在1 d时及后期未表现出差异，表明vWF水平在CVS发生的危险期中明显升高，这是由于内皮损伤致CVS发生所致。早期血浆vWF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不仅与DCI发生有关并且与预后相关。研究发现，通过检测SAH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vWF 浓度发现，SAH并发脑血管痉挛或脑梗死患者中血浆和脑脊液中vWF均明显升高，脑脊液中vWF 水平与神经功能状况呈正相关，因此vWF 可以作为预测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测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内）血管内皮细胞激活标志物时，发现内皮细胞激活的特异标志物vWF与DCI的发生及预后相关，由于vWF升高导致脑循环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发生。

总之，通过本研究发现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发DCI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动态监测早期血浆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可以预测DCI发生，并且对aSAH预后的判定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缺乏中长期的随访治疗，故仍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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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100872）

作者单位： 215000 江苏省苏州，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北区ICU（钱进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李磊、陈罡），急诊科（陆士奇），血液研究所（赵益明）

通信作者：陆士奇， Email：

第5篇

人们认为猪圆环病毒2型(PCV2)是发生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的一个必要因素。目前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在欧洲称作猪圆环病毒病(PCVD),在北美称作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应用一种新的PCV2疫苗――FLEX系列茵格发?R猪圆环病毒疫苗(Ingelvac?RCircoFLEXTM)免疫不同日龄猪,本文将对此试验结果进行报道。

1材料方法

本研究所选用的生产系统是一个有1 300头母猪的猪群,一个异地保育猪场以及四个异地育肥猪场。此系统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肺炎支原体均为阴性,但是连续18个月以来一直受到猪圆环病毒病(PCVD)的侵袭。所受损失都出现在育肥期,并且通常在转场后3至4周时开始出现。母猪(27头猪/母猪/年)及保育猪生产状况良好。

保育场有4个独立的猪舍,每个猪舍分4个房间,每个房间约275头猪。将这些猪分别接种1mL对照剂(无菌注射用水)和1mL FLEX系列茵格发?R猪圆环病毒疫苗(Ingelvac?RCircoFLEXTM)。在每个房间,有6栏对照猪和6栏免疫猪。猪栏间隔放置(对照、免疫、对照、免疫等),以保证每个组受到的微生物及环境刺激一致。从19日龄到59日龄的猪在同一天接种了对照剂或疫苗。雇佣了一个独立的免疫小组给猪接种,因此猪场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临床研究员(RD及DT)都不了解对照栏和免疫栏的具体分配。两组分别标记为A猪(产品A)或B猪(产品B)。正常情况下保育猪一般在62日龄离开保育场,即59日龄接种的保育猪在免疫后3d就被转移到了育肥舍。第一个育肥舍的猪在45~59日龄接种疫苗(舍1)。其他3个舍猪分别在38~45日龄(舍2)、22~36日龄(舍3)和19~22日龄(舍4)接种。在所有4个舍中,A组猪与B组猪交替放置,对各组而言,潜在的感染机会是一样的。掷币决定,将A组猪圈养于舍1的第一栏中,第二栏中圈养B组猪,第三栏中圈养A组猪,以此类推。其他3个猪舍采用同样的分配方法。

在接种当天,免疫小组评估了试验猪所有类型的接种反应。接种后3d,研究员临床观察了试验猪是否有局部或系统的反应。之后,研究员每周都对试验猪进行检查,以评估FLEX系列茵格发?R猪圆环病毒疫苗(Ingelvac?RCircoFLEXTM)的安全性和免疫效果。

本研究中,4个育肥舍的管理员在每周检查前不对猪进行安乐死,这样就可以对表现出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典型症状的猪进行剖检。研究过程中,从100头猪中的病死猪或安乐死猪采集了组织样品(肺前叶和肺后叶、气管支气管、肠系膜和腹股沟淋巴结、扁桃体、脾脏、派伊尔集结、肝脏和肾脏)。对这些样品进行了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有关的组织损伤检查,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HC)对样品中的猪圆环病毒2型(PCV2)病毒载量进行定量。负责检测的兽医病理学家(TC)并不清楚哪些猪接种了疫苗。考虑到猪的存活可能性、对病痛耐受力以及屠宰场的活猪将被处死等因素,研究员和猪场的管理员共同挑选了将执行安乐死的猪。

2结果与讨论

撰写此文之时,本研究刚刚完成,一些数据还没有得到完整的验证,但死亡率的数据是可信的。

本研究使用了约3 850头猪,其中约50%接种了对照剂,50%接种了FLEX系列茵格发?R猪圆环病毒疫苗(Ingelvac?RCircoFLEXTM)。接种时、接种后几天及几周内,都没有观察到局部的或系统的反应。试验猪所在保育场的死亡率仅为0.4%,且试验猪在场期间管理员没有观察到任何重要疫病的临床症状。同样,每周的检查中研究员也没有发现试验猪的健康状况有任何异常。

正如此系统之前的情况一样,育肥舍在引进猪3~4周后(80~90日龄),开始出现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的临床症状,本研究中的4个育肥舍都是如此。出现的临床症状包括消瘦、对常规治疗无反应、皮肤苍白、腹泻以及死亡率升高。症状严重的猪很少,一部分(约0.2%)猪出现了猪皮炎肾病综合征(PDNS)样的表皮损伤。大体病变包括:淋巴结肿大(特别是肠系膜淋巴结);肺萎陷异常且有些病例有明显的小叶间水肿;肾脏水肿或有多处白色坏死灶;损伤性肠炎表明有回肠炎或沙门氏菌病;肠系膜水肿。少数猪还有脾梗死,这是猪霍乱也有的特征性病变。还有的猪脾脏肿大增厚、变硬并有深红或黑色坏死区域。有猪皮炎肾病综合征(PDNS)特征性表皮损伤的猪肾肿大,有时伴有淤斑或白色坏死灶,并且其中1头猪的脾脏的一端有类似于上面所描述的损伤(肿大、增厚、硬化、深红或黑色坏死)。

撰写本文之时,得到了81头安乐死猪的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结果。其中约90%的猪有与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一致的组织损伤及抗原载量,证实了此系统育肥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上所述,研究员和猪场工作人员对疫苗组和对照组的分配并不知情。然而,本研究开展前的12~18个月内,此系统每批次的猪都会出现明显的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症状。4个猪舍中,许多接种了产品A的猪也出现了典型的猪圆环病毒相关疾病(PCVAD)的临床症状,而接种产品B的猪很少出现症状,因此,很明显可以看出后者是疫苗免疫猪。由于A组与B组间明显存在差异,在进行初步结果分析的时候,此试验的分组情况就已经不是被屏蔽的了。

表1说明了4个异地育肥舍内,各日龄猪接种疫苗后的死亡率结果(包括病死的和安乐死的)。就每个批次的育肥猪来讲,疫苗免疫猪的死亡率比非疫苗免疫猪的死亡率显著下降,即:猪舍1为3.0%对9.6%;猪舍2为2.1%对8.1%;猪舍3为2.8%对10.6%;猪舍4为0.4%对7.6%。

3结论

第6篇

【关键词】封闭负压引流；糖尿病；皮肤溃疡；护理

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多是因糖尿病血管、神经病变或感染所致[1]，往往会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带来较大程度的影响。在当前，临床在治疗该疾病方面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在封闭负压引流及护理干预的条件下对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进行处理，可起到更为令人满意的效果[2-3]。为了探讨封闭负压引流在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中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拟结合我院两年间收治的68例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患者及其临床资料进行讨论，并给予一系列护理，现将具体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1年10月份到2013年10月份到我院接受诊治的68例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患者及其临床资料，其中有男性患者33例，女性患者35例，年龄范围在62岁到79岁之间，平均年龄（65.3±4.3）岁；溃疡病程在11d到4个月，平均病程（32.4±5.8）d，按照Armstrong标准划分，其中Ⅰ级者有32例，Ⅱ级者有22例，Ⅲ级者有11例，Ⅳ级者有3例；均与相关诊断标准相符合[1]。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意义。

1.2 方法

1.2.1 治疗方式

给予对照组常规换药治疗，在创面经生理盐水清洗完毕后，将坏死组织予以清除，并先后选择双氧水、生理盐水及浓度为0.5%的碘伏对创面进行多次冲洗，完成后将无菌纱布浸入到0.5%碘伏当中，为患者进行湿敷，1d清创1次。观察组选择封闭负压引流处理，同样选择生理盐水、双氧水及0.5%碘伏对创面进行清洗和冲洗，将封闭负压引流敷料剪成适合创面大小的面积并予以紧贴覆盖，将创面周围皮肤擦拭干净，创面选择医用手术薄膜进行封闭，为防止漏气，覆盖范围应超过其边缘5cm左右，并在合适位置进行戳孔，用引流管将其和125mmHg负压进行连接持续负压引流。术后再对其治疗情况进行严密观察，以薄膜及封闭负压引流敷料有显著性凹陷作为封闭良好的判断依据，5d换药1次，直至愈合。

1.2.2 护理方式

（1）心理护理：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难治性和终生性疾病，再加上患儿多为老年患者，机体免疫力降低，容易合并多种并发症，往往容易导致部分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尤其是部分缺少家属陪伴的老年患者，往往心理负担更为严重。需要适当地给予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并通过为患者讲解相关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和预后等，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提高依从性。

（2）局部护理：对患者足背动脉的肤色、弹性及色泽和动脉搏动状况等进行严密观察，若动脉搏动有明显减弱，或者是足背皮肤呈紫色状，可能有缺血现象发生，需要即刻向医师汇报并协助处理；将患者的患肢稍微抬高，以改善血运循环；并指导其家属进行足部按摩等。

（3）用药护理：对患者的血糖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和记录，可每2h记录一次，将空腹血糖控制在6mmol/L到8mmol/L，餐后2h血糖控制在8mmol/L到10mmol/L；以便主治医师能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药物的用量及方法等进行及时、适当调整。

（4）负压护理：对中心负压进行检查，若无中心负压存在，则可先用电动负压维持，若中心负压波动幅度过大，则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对创面的封闭情况进行检查，若出现漏气情况，则需尽早为其封补。在引流管方面，需要避免弯曲、折叠引流管，确保引流管通畅，并对其液体颜色、性质及量等进行严密观察和记录，将负压维持在125mmHg到450mmHg之间；将负压瓶的位置控制在创面以下，做到1d更换1次；为避免引流液向敷料回流，在选用血管钳时需要事先夹闭引流管，并将负压关闭，再对引流瓶进行更换。

3 讨论

封闭式负压引流（VSD）是近年来常用于治疗骨科疾病一种新技术，能够创造出自溶性清创的环境，即具有及时清除坏死组织，促进机体分泌腺溶蛋白激活物及其他酶释放的作用，可以帮助和加快溶解伤口内纤维蛋白[4]。同时，通过负压控制，还能够促进血流增长及蛋白合成，加快肉芽生长，从而使得创面愈合[5]。临床在治疗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时，可在应用该技术治疗的同时，给予患者适当的护理干预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结合本研究来看，经封闭负压引流治疗和护理治疗后，观察组的平均愈合时间及感染情况均要优于对照组，可见给予糖尿病足部皮肤溃疡患者封闭负压引流治疗和护理，能够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帮助患者尽早康复出院，并且安全性相对较高，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李喜涛，许文灿，林沐丽.封闭负压吸引

治疗糖尿病足皮肤溃疡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22（3）：282-283.

[2]张明玮.封闭负压冲洗引流在糖尿病创面修复中的应用研究[D].安徽医科大学，2012，05.

[3]刘敏，袁丽，冉兴无等.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糖尿病足溃疡的护理[J].西部医学，2011，23（7）：1364-1367.

第7篇

关键词：中医病因理论；层次；局限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7-1560-03

收稿日期：2012-03-02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项目（2010ZR007）

作者简介：黄建波（1973-），男，浙江慈溪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 中医病因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探究病因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医病因学说是在不断发展的，关于中医病因的层次理论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阴阳分类到内外分类，从三因学说到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中医病因的层次至今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这些理论为什么被更替，主要是这些理论存在时代的局限性，缺乏可以持续发展完善的特征。

1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中最具有影响性的包括阴阳病因理论、三因理论、内外病因理论、天地人病因理论和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

《黄帝内经》根据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归纳为阴和阳两大类。东汉末年张从正根据病因的致病途径和传变规律，将病因分为三类，即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和房室、金刃、虫兽；梁·陶弘景在其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三因论》中将病因分为内疾、外发和它发三大类；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病证方论》，称六所感为外因，七情所伤为内因，其他如饮食、房室、劳倦、金刃、虫兽等为不内外因，最终发展成为中医病因“三因学说”。明清时期很多医家把病因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把病因归纳为天邪、地邪、人邪。现代很多学者认为引起疾病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原发性病因和继发性病因。

还有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分类方法，如宋鹭冰\[1\]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中提出将中医病因分为自然因素、生活因素、情志因素、体质因素、内生因素和其他因素等六大类；赵学印\[2\]认为气、血、津液是人体的三大基本物质，三者郁滞分别形成滞气、瘀血、痰饮，成为三大致病因素，通过三者之间的比较，提出滞气是病因；黎敬波\[3\]等认为病因辨证第一层次为天和地，第二层次为生态和社会，第三层次为人体。

2 发展中的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局限性

2.1 阴阳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黄帝内经》首言：“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是最早的中医病因分类法——阴阳分类法。《黄帝内经》的阴阳分类法存在理论范畴过大化和阴阳标准模糊的局限性。所以这种分类方法不为后人所宗。

传统中医学范畴内的阴阳，将阴阳作为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应当说理论范畴有明显的过大化。将中医阴阳作为是宇宙事物或现象的概括，而宇宙对于我们现代人类认识尚且不够，那么再将医学上的阴阳理论联系到这一层次进行认识，未免使中医学更抽象、难以把握。《黄帝内经》中并没有说明邪之“生于阴”或“生于阳”的客观标准，就是说，其分类原则是不够明确的。例如为什么把“饮食居处”与“阴阳喜怒”统之于阴呢？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无论归入“阴”或“阳”都是模糊的。

2.2 内因外因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按中医阴阳学说，外为阳，内为阴，所以内外病因理论分类法的原始理论依据实质上是阴阳分类法。学者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内因外因分类法没有充分考虑病因致病的相对性，分类的具体内容不够详尽。

外因是机体之外客观存在的或人为造成的各种能影响机体而直接或间接致病的社会、生物、理化因素等。内因是机体内部固有的或受外因影响而产生并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所以这里存在病因致病的相对性，还包括一些外因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化为内因，而内因也可以转化为外因，或者内因、外因同时作用而致病。

分类中把饮食、七情作为内因是不全面的，饮食是外来之物，只不过吸入体内的渠道和六致病不一样，所以饮食因素归纳为内因也是不够严密的。“内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心理反应，是机体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仅视之为内因是不够全面的\[4\]。比如“怒”为致病因素，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病人忍受不了外界的刺激而发怒，最终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七情致病的很多情况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中医病因还有外伤、虫兽伤等，内外因病因理论中的病因种类的阐述也不够详尽。

2.3 “三因学说”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宋代陈无择创“三因学说”，中医病因的分类学方法渐趋统一。后世医家多从“三因学说”，将六邪气侵袭称为外因，情志所伤归为内因，而将饮食劳倦、跌仆金刃、虫兽所伤等归为不内外因。“三因学说”病因理论没有考虑“不内外因”病因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内外因相对性的问题。

第8篇

病因病机

PCIV多归于中医“眩晕”范畴。中医“眩晕”病因主要为饮食不节、情志不遂、年老肾虚、久病体虚、跌仆损伤等。眩晕病因病机复杂，总的来说归为虚（气血亏虚、脾胃虚弱、肾精亏虚、肝肾阴虚）、实（风、火、痰、瘀等）或虚实夹杂致病。临床对于PCIV中医证型多分为风阳上扰、肝阳上亢、气血两虚、气虚血瘀、痰瘀互结、肾精不足，然后多依据辨证分型进行论治。但是临床有较多疾病会导致眩晕，PCIV病因病机是否和中医“眩晕”相吻合，还是PCIV有其独特的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仍在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治疗

1健脾化痰定眩

孙纪峰等[6]使用加味茯苓泽泻汤治疗痰浊中阻型PCIV，对照组予以口服尼莫地平片。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7.5%，证候积分改善高于对照组（P<0.05）。临床多见于眩晕、恶心呕吐、吐白色痰涎等符合痰浊中阻表现者，依其病机为痰浊中阻，脾胃受损，水谷精微无以化生，津液内停，痰饮内生，气机升降不利，清阳不升发为眩晕，治以健脾化痰、降逆止呕。冯莹莹[7]根据“脾为生痰之源”“无痰不作眩”，认为脾虚聚湿生痰，结合现代生活饮食习惯，脾胃多受损，痰饮为患是导致眩晕的一个重要因素，予以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痰浊中阻型PCIV，则痰浊得泄，眩晕得解。

2熄风化痰，活血通络

焦富英[8]认为眩晕为风、痰、瘀夹杂致病多见，导致眩晕反复发作，病久难愈，主张临床上兼顾风、痰、瘀，辨证论治，在小柴胡汤、半夏白术天麻汤基础上化裁而成的熄风化痰通络止眩方尤宜于后循环缺血所致眩晕。关战立[9]采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眩晕宁片治疗PCIV，对照组予以盐酸氟桂利嗪。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7.67%，且后循环血流速度明显改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认为PCIV主要是风痰瘀为患，予以熄风通络、活血化瘀为法，临床疗效显著。王长德等[10]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风眩宁方（由半夏白术天麻汤化裁而来）治疗风痰上扰型PCIV，对照组予以盐酸氟桂利嗪胶囊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2.0%，高于对照组（P<0.05），且能明显改善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根据PCIV病情急骤，以风痰上扰为主，予以熄风化痰、活血通络、健脾升清为法，改善眩晕效果显著。

3健脾益气，化痰祛瘀

邵亚等[11]采用活血定眩汤治疗PCIV，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中医证候积分和椎-基底血流速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认为眩晕患者多由脾胃虚弱，气血化生不足，则气血亏虚无以上荣头面致眩；脾虚又致痰湿内生，上蒙清窍致眩；气虚则无以行血，血瘀日久，痰瘀为患致眩。所用活血定眩汤具有健脾和胃，行气化痰，祛瘀止眩之功用，标本同治，临床效果显著。刘春华等[12]采用益气定眩饮联合盐酸丁咯地尔治疗老年PCIV，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中医证候积分、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基于老年患者肝肾亏虚、脾胃虚弱的特点，易出现气虚血瘀、痰瘀互结致眩，予以益气活血、化痰止眩之法，缓解眩晕症状疗效明显。

4平肝活血

井晓煦等[13]采用眩晕汤加减治疗PCIV，对照组予以甲磺酸倍他司汀片治疗。结果显示试验组总有效率93.3%，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且在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流量方面亦优于对照组。认为老年患者肝肾阴虚，肝失调达以致肝阳升动太过，肝失疏泄，上扰清窍，血行瘀滞，脑失所养，以致头晕目眩，根据“肝阳上亢，瘀血内阻”的病因病机，予以平肝活血法治疗PCIV，具有显著疗效。刘遵志[14]根据平肝养血活血的诊疗思路，采用具有平肝熄风兼滋补肝肾的强力定眩片联合具有活血通络、养血平肝的养血清脑颗粒治疗PCIV，结果显示临床疗效满意。

5升阳活血

申珊[15]采用升阳活血汤联合盐酸氟桂利嗪胶囊治疗PCIV。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5.38%，中医证候积分改善高于对照组（P<0.05）。文章认为PCIV病位在脑窍，病变脏腑与肝脾肾相关，肝肾阴亏，阴不维阳，阳亢于上发为眩晕；脾胃虚弱则气血乏源，脑失所养，脾失健运则痰浊内生，上蒙清窍，则眩晕发作，治以升阳活血法，阳气得升，瘀血得化，气血得通，头脑得以濡养，则眩晕自止。

6益气温阳

徐月妹等[16]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益气温阳中药（参附注射液和自拟益气温阳方）治疗老年PCIV，对照组予以银杏达莫注射液。结果发现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文章认为老年性眩晕病机特点为人至老年则天癸竭，肾脏衰，肾衰则阳气不足，清阳不升则眩晕发作，治以益气温阳为法，临床疗效明显提高。

7益气养血，升清定眩

张艳等[17]采用归逆定眩汤治疗气血亏虚型PCIV，具有明显的临床疗效。认为眩晕病多属于本虚，依据《景岳全书•眩晕》有“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对于气血亏虚型PCIV患者予以益气养血、升清定眩之归逆定眩汤治疗，亦在改善伴随症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吴志光[18]根据“无虚不作眩”观点，以扶正固本为基础，以培土益气法立方，采用加味陈夏六君子汤联合灯盏生脉胶囊治疗PCIV，在改善临床症状、改善血黏度、增加椎-基底动脉血流量方面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8益气活血沈勤康等

[19]根据“虚、瘀”多致眩晕的理论，予益气活血、疏通经络为法，采用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气虚血瘀型PCIV，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2.9%，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高于对照组，无明显不良反应。彭珍等[20]根据上气不足治疗PCIV，气虚则运血无力，血脉瘀滞，脉络瘀阻，认为气虚络瘀证作为眩晕慢性期的常见类型，予以益气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立法，采用益气舒筋汤治疗PCIV，结果临床疗效显著，并能改善hs-CRP水平，增加大脑血液循环。

9平肝健脾化痰

王红娟[21]采用平肝健脾补肾法治疗PCIV，结果显示能够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椎-基底动脉供血。认为PCIV的病机主要归属于痰湿交阻、肝阳上亢、肾阴不足，予以平肝健脾补肾法，临床疗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秦磊等[22]认为PCIV每因情志不畅则肝气郁滞，肝阴耗伤，肝阳上亢，肝木克伐脾土，痰浊内生以致肝阳夹痰，上蒙清窍，遂采用平肝健脾化痰之定眩汤治疗肝阳夹痰型PCIV，结果能明显减轻眩晕症状及改善血脂。

问题和展望

第9篇

【摘要】 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逻辑思维形式，通过对类比思维概念、形式、特点等的了解，深入的认识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及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类比思维； 中医； 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 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 ：（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 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 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 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 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 对病因理论的影响 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 对治则的影响 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 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参考文献

第10篇

【关键词】 数据库技术；关联分析；证候要素；中医方剂数据库

“证候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1]，其中病性是由病因、病机总结而得来[2]。王永炎院士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等文中提出了“证候”研究应首要继承的是“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理念[3-4]，由此“证候要素”概念被提出，即“证候要素”是指组成“证”的主要元素，“证候要素”是支持辨证的基本单元，是辨证体系的核心。中医辨证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四诊收集到的临证信息进行辨别、分析、综合、判断的过程，是一种将自然环境、患者正气强弱、疾病特点等加以综合考虑的诊断方法[5]。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中医方剂数据库为平台，通过数据库技术，挖掘病因、病位、病机与症状体征(简称之“象”)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古代中医文献中证候要素的存在状况，而且通过对古代文献中证候要素与“象”间关联度的挖掘分析，为中医“证候”规范以及辨证体系的研究提供历史的基础数据。

1 中医方剂数据库简介

本研究使用的“中医方剂数据库”(以下简称“方剂库”)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研制并建设的。该数据库系统建立在Oracle的OAS(Oracle 8i Application Server)和PL/ SQL软插件的基础之上，用户可通过客户端的浏览器，在网络上访问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系统。在全面、系统、高效地利用中医药信息的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医方剂文献的特点，设计了“方剂文献解析主题标引工作单”，以此作为方剂库系统结构设计的依据，实现了中医方剂数据的高度结构化、一致化存储，为数据挖掘奠定了基础。

目前，方剂库共收录了由先秦到民国的73种书籍中记载的92 102条方剂文献，年代跨度在2 000年以上，所选择的文献具有较好的分布性，即各个朝代都有收集，且经过论证后精心挑选的文献，使数据具有了较好的代表性。

方剂库系统设计实现了全方位、开放式的查询功能，加之全文解析主题标引方案的实现，使方剂库从多角度、多层次、多主题的查询成为可能。查询功能除了提供“并且”，“或者”、“并且不包括”、“或者不包括”等整套逻辑查询语句之外，系统还设计了“单括号”和“双括号”的优先级查询干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查询逻辑的需求。

方剂库实现了对查询结果进行关联分析、数据总结、数据分类、序列模式分析等，初步实现了基于频次的数据挖掘功能。

2 证候要素与“象”关联的挖掘实验

在中医方剂数据库这个平台上，根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证候规范及其与疾病、方剂相关的基础研究”的设计，我们承担了对古方剂文献中证候要素存在状况的调研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挖掘工作，本实验是为研究病因、病位、病机与“象”之间的关系而设计的。

2.1 病因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因主题词为“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热邪”。

挖掘结果：满足“风邪”条件的方剂3 667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95个；满足“寒邪”条件的方剂3 708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75个；满足“暑邪”条件的方剂308条，涉及的症状体征218个；满足“湿邪”条件的方剂55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382个；满足“燥邪”条件的方剂52条，涉及的症状体征137个；满足“热邪”条件的方剂2 677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17个。频次序列见表1(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1 病因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1可以看出，挖掘结果均与中医学中有关六致病常见的症状体征相符，也与六致病的特性相一致。如寒邪伤于肌表，阻遏卫阳，称为“伤寒”，即外感风寒；寒邪直中于里，伤及脏腑阳气，则为“中寒”[6]。

通过数据数据结果可看出，本研究中涉及的方剂数据以“中寒”居多，这也与数据库中的实际情况相符，数据库中的数据多以宋元年前为主，可能与这些时期战争频发、人民饱受饥饿，寒邪易直中脏腑有关。另外，六致病除燥邪外前10位的症状体征中均有“头痛”和“烦躁”，查找原始数据还发现“燥邪致病”也常出现“头痛”和“烦躁”，只是不在前10位内而已。这一结果说明，“头痛”和“烦躁”是六为病的普遍症状，除提示临床遇之需辨别病因、辨证施治外，还提示可对“头痛”和“烦躁”的相关信息深入挖掘，如在不同“病因”条件下“头痛”、“烦躁”的伴有症有哪些？组方用药有何不同？分别都和哪些病机、病位有关等。

2.2 病位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位主题词分别为“肺”、“心”、“肝”、“脾”、“肾”。

挖掘结果：病位为“肺”的方剂2 33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624个；病位为“心”的方剂2 746条，涉及症状体征684个；病位为“肝”的方剂1 356条，涉及症状体征606个；病位为“脾”的方剂3 050条，涉及症状体征727个；病位为“肾”的方剂2 273条，涉及症状体征677个。频次序列见表2(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2 病位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与病位“肺”关联最强的“象”为咳嗽、喘、胸闷等，这与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是一致的；与病位“心”关联最强的为烦躁、心痛、心悸等，这与《灵枢·大惑论》“心者，神之舍也”，以及《素问·宣明五气篇》“心藏神”的认识相吻合；与病位“肝”关联最强的为目昏、目痛、白睛发红等，与“肝开窍于目”的理论认识一致，以及胁胀、胸闷、胁痛、烦躁等，与“肝”主疏泄功能密切相关；与病位“脾”关联最强的为食欲减退、呕吐、泄泻等，与脾主运化的基础理论认识一致；与病位“肾”关联最强的为腰痛、尿频数、耳鸣等，也与肾的生理密切相关。以上这些均与中医理论的相关论述以及临床实践情况相一致。

2.3 病机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机主题词为“阴虚”、“阳虚”、“气虚”、“血虚”。

挖掘结果：病机为“阴虚”的方剂423条，涉及症状体征397个；病机为“阳虚”的方剂64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417个；病机为“气虚”的方剂2 281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59个；病机为“血虚”的方剂1 04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613个。频次序列见表3(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3 病机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3可以看出，与各“病机”相对应的症状体征基本符合中医理论和临床实际情况。但也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数据，如“阳虚”的症状体征多为泄泻、腹痛、呕吐等中阳不足的病变表现，强调的是运化系统的表现，而畏寒喜暖、四肢逆冷、尿频数、身肿等肾阳虚的病变表现在其次，这与教材的内容略有区别，教材一般把肾阳虚的表现作为阳虚的主要表现。又如，若将上述的结果作一个分类集合，数据显示，“阳虚”时，各种“疼痛”的表现仅次于运化方面的表现，这一点似乎对临床很有启示意义，因为“寒”是疼痛的重要病机。

2.4 “象”与各种证候要素的关系(见表4)

表4 “象”与证候要素关联序列示例（略）

以“咳嗽”为例，查询条件：症状体征主题词为“咳嗽”。

挖掘结果：符合查询条件的方剂文献共计2 945条；涉及的病位53种，80%是五脏六腑；涉及病因56种，90%是时邪、劳伤和内邪(痰饮、瘀血等)；涉及的病机243种，脏腑病机占绝大多数，以下依次是六致病、气血失常、津液代谢失常等。按照类序的排列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取前5位数据)。

通过表4可以看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但居于首位的肺，出现次数1 198次，明显高于其他病位，这均符合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际情况；咳嗽常见的病因在六致病中以“寒邪”为主，这也与寒邪犯肺易出现咳嗽相一致；在脏腑病机中“肺伤”居于首位，这与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是一致的。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历代方剂数据的标准化和结构化处理，对古代方剂文献中包含的病位(以五脏为例)、病机(以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为例)、病因(以六为例)等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间的关系进行挖掘，进而探讨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之间的关联度。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病因、病机、病位等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间的关联各不相同，但有规律可循，与目前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基本相符，说明挖掘的数据可以验证理论认识；②挖掘出的结果数据具体，不论对证候的深入研究，还是对临床的指导，均具有启示的价值，具体分析已如上述。③方剂库的数据由于历史的原因尚缺乏完整性，有待用还原技术来完善，数据一旦完整，挖掘的结果将更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朱文锋.中医辨证体系及“证”的规范化研究[J].天津中医，2002， 19(5)：1.

[2] 朱文锋，黄碧群，陈新宇.病性证候要素辨别的意义与方法[J].中医药学刊，2006，24(2)：204－205.

[3] 王永炎.完善中医辨证方法的建议[J].中医杂志，2004，45(10)：729－731．

[4] 张志斌，王永炎.辨证方法新体系的建立[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28(1)：1－3．

第11篇

【关键词】感染后咳嗽；中医治疗；研究进展

1病名

《内经》首先提出了咳嗽的病名；《素问·咳论》提出“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其和也”，“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认为咳嗽是由于外邪犯肺或脏腑功能失调，病及于肺，导致咳嗽的，为今后外感、内伤分治奠定了基础。《素问·咳论》以脏腑命名，分为肺咳、心咳、肝咳、脾咳、肾咳、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并描述了各类不同证侯的特征。《诸病源候论·咳嗽候》中有十咳之称，除五脏咳外，尚有风咳、寒咳、胆咳、厥阴咳等。《景岳全书·咳嗽》指出：“咳嗽之要，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曰外感，一日内伤而尽之矣”，把咳嗽归纳为外感、内伤两大类，并论述了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的病理过程，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

2病因病机

咳嗽病因病机大多分为外感内伤，具体的为外邪、七情、起居饮食等。正如《医学三字经·咳论》所说：“肺为脏腑之华盖，呼之则虚，吸之则满，只受得本脏之正气，受不得外来之客气，客气干之则呛而咳矣，只受得脏腑之清气，受不得脏腑之病气，病气干之亦呛而咳矣。”《临证指南医案》云：“肺为娇脏，不耐邪侵，……邪著则失其清肃降令，遂痹塞不通爽矣。戴思恭《证治要决》谓：“咳嗽为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内而发者，风寒暑湿，外也，七情饥饱，内也”。清.吴澄《不居集.七情伤感嗽》中记载：“七情伤感，无非伤动脏腑正气，致邪上逆，结成痰涎，肺道不理”而发为咳嗽。清.汪昂《医方集解.表里之剂》记载：“过饮则脾湿，多食油腻之物皆能生痰，奎于肺隔，故满闷，五更咳嗽，由胃有食积，至此时火气流入肺中，故嗽。”可见咳嗽是由内外病因引起，内外之邪犯于肺，肺脏祛邪外达的一种病理反应。也指出咳嗽不仅与肺有关，还与其他脏腑病变有关。

2.1古代文献中关于外感咳嗽的病因病机有所记载，一般来说多认为病因为寒、暑、燥、湿、风、火六之邪，病机是外邪侵袭，肺失宣降，肺气上逆。《素问·咳论篇》也云：“肺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素问·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张介宾提倡“六气皆令人咳，风寒为主。”《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甚则喘咳逆气”。《河间六书·咳嗽论》指出：“寒、暑、燥、湿、风、火六气，皆令人咳。”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则把咳嗽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种进行分析，其中伤风、伤寒、伤暑所致之咳、六侵犯之痰饮属外因，即外感咳嗽之因。《素问·咳论》中也认识到咳嗽可由“皮毛先受邪气”所致，“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提出四时主气不同，感受邪气不同。不同外邪可引动内邪，外内合邪，干于肺脏，肺失宣降，肺气上逆，故咳。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认为“人身有外邪，有内邪，有内外合邪，有外邪已去而内邪不解，有内邪已除而外邪未尽”、“风寒无形之邪入内与饮食有形之邪相合，必留恋不舍”，提出“内外合邪”的观点，将内外合邪作为外感咳嗽的一个重要病机，即在内伤的基础上的外感咳嗽。

2.2现代中医认为感染后咳嗽属于“顽咳、久咳、顿咳”等范畴，主要是风邪犯肺，肺气失宣。尽管感冒表证已解，但风邪未尽，肺气宣降失司，故咳嗽迁延不愈。史树芹［1］把感染后咳嗽的病因病机分为无内伤基础、有内伤基础，认为有内伤基础者为外邪留恋不解，有内伤基础的为外内合邪。崔红生、武维屏［2］等认为感染后咳嗽，一是表邪未尽，咳嗽不止；二是正虚邪恋，三是伤津化燥，变生他病。林琳［3］认为感染后咳嗽的病因病机为：①外邪留恋；②正气不足；③内外合邪。张晓明［4］认为病机在于燥热伤肺，痰热未尽，气阴两伤，以致咳嗽迁延不愈，常伴有气道反应性增高，若不及时治疗往往转为慢性持续性咳嗽。顾小琼、李莉［5］认为感染后咳嗽初期，多由于表邪未尽、邪客于肺、肺失宣肃而致咳嗽不止；后期则由于正气不足，无力祛邪或反复感邪，使肺失清肃而发为咳嗽，且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刘建设［6］等认为感冒后咳嗽也可以按照卫气营血理论来指导治疗。初期感冒病位一般在卫分，感冒后咳嗽的病位则涉及卫分、气分，一般属于卫气同病。感冒后咳嗽另一个特点为正虚邪恋，病情缠绵。感冒后咳嗽日久不愈，可转变成内伤咳嗽。关秋红［7］认为调补失宜也是感冒后咳嗽常见病因，过补或饮食失宜，内伤脾胃，水湿内停，上贮于肺，肺气肃降不利而咳。杨玉华，朱佳［8］认为感冒后咳嗽属于中医学“外感咳嗽病”范畴。外感六之邪，又以风邪为先导，同时可夹杂寒、热、燥、湿等，未能及时表散，或止咳化痰药杂投、或苦寒清热药盲目使用、或敛肺收涩药误用，致外邪留恋，内伏于肺，肺失宣降，上逆而咳，所以感冒后咳嗽的中医证候特点之一为表邪未尽。

3治则治法

中医药在治疗感冒后咳嗽经验丰富，临床多拟祛风宣肺、止咳化痰方药，方如三坳汤、止嗽散、二陈汤之类，临床效果显著，但临床也常见虚实夹杂、寒热错杂、数脏同病等咳嗽之复杂证型，不少医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辩证治则治法：

潘善余［9］从以下方面论治，①宣透肺气；②扶正祛邪；③活血化瘀等方面治疗咳嗽。林琳［3］从辨证分型论治来治疗感冒后咳嗽，具体分为：风邪恋肺、寒饮伏肺、痰热蕴肺、肝火犯肺、脾肺气虚等方面进行治疗。孙志佳［10］提出感冒后咳嗽应从肝论治，治法分为：清肝泻火，化痰止咳；滋养肝阴，润肺止咳，疏肝理气，宣肺止咳；疏肝以化痰。李兆云［11］用岳美中先生的锄云利肺汤和《医学心悟》的止嗽散加减，进行辨证论治，疗效显著。黄梓平［12］在临证中根据临床特征，分为邪客肺金、邪热恋肺、燥伤气道、正虚邪衰等型，临床上取得较好疗效。刘涛［13］对阴虚内热型治以养阴清肺、利咽止咳，气虚痰湿型治以健脾益气、祛痰止咳，肝郁气滞型治以舒肝解郁、化痰止咳。

也有不少医家运用经方加减或自拟方剂治疗：杨建芳［14］认为咳嗽初期，咳而不爽侧重于宣，外邪入里化热着重于清；邪去大半而久咳不止宜润。把感冒后咳嗽分为风热伤肺、燥邪伤肺，治宜开郁润燥，自拟开郁润燥方：杏仁、枳壳、桔梗、紫菀、甘草、前胡各10g，瓜蒌皮、芦根、枇杷叶、沙参、浙贝母各12g，栀子6g。观察结果显示：开郁润燥汤治疗感冒后久咳总有效率（95.2%）显著优于对照组（73.8%），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顾小琼、李莉［5］认为感冒后咳嗽初期予疏风解表为主，依据感邪性质寒热之不同而佐以辛温辛凉之品。后期予益气健脾固表为主，佐以疏风、化痰之品，临床应用每获良效。岳秀荣［15］认为外感后，遗留咳嗽，多为感染时邪，表邪已罢，人里之邪留滞肺经不解，与内热、痰饮互结，阻碍气机而致。自拟百白止咳汤：杏仁、百部、白前止咳化痰，二花、板兰根、紫苏、甘草解毒疏表和中，阿胶、乌梅、米壳养血收敛肺气，在临床上去的很好的疗效。孙钢等［16］用宣清降逆法辨治感冒后咳嗽55例，治疗组综合疗效总有效率为92173%，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常建锋［17］认为感冒由外感六所致，外感之邪又以风邪为先导。同时可夹杂寒、热、燥、湿等。自拟疏风止咳汤，治疗感冒后咳嗽效果明显。肖立成［18］认为风邪犯肺型感冒后咳嗽比较常见，并应用疏风宣肺法治疗，临床效果显著。张天嵩等［19］自拟中药煎剂定咳汤，方药辛凉甘润，清金保肺，与阿斯美胶囊对照，2组有效率分别为91.7%和81.7%。邓屹琪等［20］自拟中药煎剂温肺疏风汤与阿斯美胶囊对照，总有效率87.88%和68.97%。周志军［21］认为感冒后咳嗽符合少阳证半表半里特点的，适合应用小柴胡汤为基础加减，取得很好的疗效。于瑞萍等［22］用止嗽散为主方辨证治疗80例，服药后全部治愈。刘洁等［23］运用理气、化气、清气、利咽祛痰止咳之中药治疗外感咳嗽40例，有效率为95%。戴珍等［24］自拟固本宣肺汤加减，治疗56例患者中痊愈41例，好转12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4.6%。何培芸［25］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46例，治愈率95.65，好转2例，总有效率100%。

4小结

在治疗感染后咳嗽的过程中，现代中医学者继承了中医理论，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特点，进行许多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感染后咳嗽的一般预后良好，大多数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治愈。中医在这方面的，有很好的优势，但感染后咳嗽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尚欠缺统一标准，应在研究制定辨证规范、优化精简中医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规范化和优化的感染后咳嗽中医诊疗方案。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虽然中医药治疗对感染后咳嗽有效，但有关抗疾病的机制剂及中药方剂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对简便高效的剂型、治疗方案的探讨较少。可开展中药治疗作用机制的研究，及研究不同剂型对治疗本病的疗效观察。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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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琳.感染后咳嗽的病因病机和辨治思路［J］.江苏中医药，2008，40（7）：13-14.

［4］张晓明.上呼吸道感染后久咳不愈临证体验.中医中药［J］.2006，3：51.

［5］顾小琼，李莉.中医治疗感染后咳漱2例报道［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5，7（6）：590-591.

［6］刘建设，张怀印.感冒后咳嗽的治疗体会［J］.中医杂志，2008，49（12）：1141-1142.

［7］关秋红，武维屏.感冒后慢性迁延性咳嗽证治规律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8，35（6）：849-850.

［8］杨玉华，朱佳.中西医治疗感冒后咳嗽的现状［J］.现代中西医杂志，2011，20（10）：1294-1295.

［9］潘善余.感染后咳嗽的中医治法探讨［J］.浙江中医杂志，2005，11：488-489.

［10］孙志佳.久咳从肝论治.陕西中医，2005，18（2）：11.

［11］李兆云，裴忠国，张英.中医治疗感冒后顽固性咳嗽.中医药学报［J］.2005，33（3）：18.

［12］黄梓平.分型辨治感冒后咳嗽体会［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8，24（3）：177.

［13］刘涛.辨证治疗感冒后久咳105例［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4，11（9）：8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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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岳秀荣.自拟“百白止咳汤”临床应用［J］.中医研究.2002，15（6）：62.

［16］孙钢，浦明子，陈宇，周运海，吴娟娟，何焕荣.宣清降逆法辨治疗感冒后咳嗽55例［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2）：27-28.

［17］常建锋.中医治疗感冒后咳嗽体会［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35）.

［18］肖立成.疏风宣肺法治疗感冒后咳嗽110例［J］山西中医，2008，24（10）：10.

［19］张天嵩，杨蓓林.定咳汤治疗感染后咳嗽的临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9）：1275-1276.

［20］邓屹琪，戴洁琛，江耀广.温肺疏风法治疗感染后咳嗽临床疗效观察［J］.四川中医，2010，28（1）：77-78.

［21］周志军.小柴胡汤加减治疗感冒后咳嗽52例［J］.中国中医急症，2008，17（10）：1454.

［22］于瑞萍，李新民，马慧.止嗽散加减治疗感冒后咳嗽80例［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4）：524-525.

［23］刘洁，聂书超.中医辨证论治外感后顽固性咳嗽40例［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132（22）：58-59.

第12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四学 中医 思维

【分类号】：R2-03

【正文快照】：

中医学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沃土之上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对于中医思维的形成更是有“水土”之功。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易”为源头,以儒、释、道为核心。下面仅就此“四学”谈一下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思维渊源的认识

【共引文献】

1 杨玥;周桂桐;;申时治疗肝病理论探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10年02期

2 张光霁;关于中医病因学说中若干病因概念的商榷[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3 周福生,许仕杰,黄纯美,周颖瑜;运用“周易思维”升华中医理论[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4 徐静;孙英霞;;孰主神明之结[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03期

5 李慧;郑小伟;叶忠伟;李莉;;保肾汤防治大鼠高脂血症致肾脏损害的实验研究[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02期

6 林卫红;武百强;;中医音乐疗法治疗肺癌术后患者不良情绪的护理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03期

7 汪晓阳;王灵钧;;常用跌打损伤中草药中锌元素含量测定及特征研究[J];搏击(体育论坛);2011年03期

8 孔令彪;江琪;李颖;陈阳;;对卫气司开阖功能的理解[J];北京中医药;2010年11期

第13篇

【关键词】 偏头痛；中医病因病机；治疗对策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0.143

偏头痛是一种临床上的常见病， 而且会反复发作， 关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机，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分析[1]， 原因较多， 但是最终归于外感和内伤。本文在搜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对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进行总结， 同时对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50例偏头痛患者的临床资料予以回顾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偏头痛患者50例，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25例。其中试验组中男15例， 女10例；年龄最大65岁， 最小27岁， 平均年龄46岁；对照组中男18例， 女7例；年龄最大62岁， 最小24岁， 平均年龄43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采用资料搜集的方法对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机进行分析和总结；试验组患者采用中药内服的方法， 中药为芎柴丹胡汤， 主要成分包括川芎、柴胡、丹参、延胡索、白芷。对照组患者采用中药外治的方法， 使用的中药为头风膏， 主要成分为川乌、白附子、生南星、川芎、细辛、樟脑、冰片， 研为细末调成糊状敷贴， 患者均以7 d为1个疗程。在治疗结束之后，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比较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1. 3 疗效判定标准[2] 将疗效的评价标准分为三个等级， 即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经过治疗之后患者彻底痊愈，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有效：患者明显的感觉到症状的改变但是还有一定的症状， 在临床上表现为症状减轻；无效：经过治疗之后患者没有感觉到任何改变。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偏头痛的中药病因病机 根据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临床资料的分析， 总结出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包括以下内容：偏头痛由于风邪外侵、上犯清风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脾肾阳虚、脾胃虚弱的基础上， 由于气机不畅、瘀血阻络最终引起偏头痛， 并且偏头痛在一定程度上与肝功能的失调有关。

2. 2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显效20例， 有效4例， 总有效率为96.00%；对照组显效19例， 有效5例， 总有效率为96.00%，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偏头痛属于一类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 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他的中医病因病机， 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查证， 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素问・风论篇》[3]中就有相关的描述， “风气循风府而上， 则为脑风”、“新沐之风， 则为首风”以及“首风之状， 头多面汗， 恶风”在这里主要说的是“脑风”、“首风”等；在《景岳全书・头痛》[4]中又是这样描述的“阳虚头痛 ， 即气虚之所属也”，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肾虚会引起头痛；在《证治准绳》[5]中有这样的记载“病头痛者 ， 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上 ， 乱于头之清道 ， 致其不得运行 ， 壅遏精髓而痛者也”。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诸风掉眩 ， 皆属于肝”的说法。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统计[6]， 作者总结出了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即由于风邪外侵、上犯清风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脾肾阳虚、脾胃虚弱的基础上， 由于气机不畅、瘀血阻络最终引起了偏头痛， 并且偏头痛在一定程度上与肝功能的失调有关系。

通过对本院50例偏头痛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与分析， 对试验组使用中药芎柴丹胡汤内服， 对照组采用中药头风膏外用治疗， 在1个疗程后， 两组患者在临床表现上发生了显著改变， 而且两组患者之间的治疗效果差异不大。在治疗偏头痛方面， 采用中药芎柴丹胡汤内服和中药头风膏外用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是因为这些中药中都含有与中医病因病理相关的药物治疗， 所以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值得在临床治疗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申延安， 卜庆峰.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临床体会. 中国卫生产业， 2012（28）：178.

[2] 林成军. 中医辩证治疗偏头痛的临床效果分析. 中国卫生产业， 2013（7）：174.

[3] 栾旭慧. 运用体质辨识理论开展偏头痛间歇期辨证施护的构想. 中医临床研究， 2012（19）：107-109.

[4] 王瑞红， 范金梅， 邓春君， 等. 盐酸氟桂嗪胶囊结合中医针灸推拿治疗偏头痛35例疗效观察.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4（2）： 147-148.

[5] 李思伟.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临床效果观察.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5（4）：79.

第14篇

【关键词】 证候要素;数据挖掘;方剂数据库

“证候要素”是中医辨证的基本要素，是辨证体系的核心内容[1]，对“证候要素”的研究是目前辨证论治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本研究以古代方剂文献中所蕴含的“证候要素”为研究对象，以“证候要素”间关系的发现为目标，进行数据挖掘，探讨不同证候要素间关联的某些规律。这一实践对辨证论治新体系[1]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可在为中医“证候”深入研究提供历史数据依据的同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评价，探讨这一研究方法对辨证论治体系研究的有效性。

目前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证候要素”主要指辨证所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2]，其中“病性”是由病因、病机归纳而得。我们沿用这一思路设计出实验研究的方案，即利用方剂数据库的资源，从历史方剂文献的角度，以某些“病位”为观察对象，去发现与其他“病位”及“病因”、“病机”间的关联关系。

1 方剂数据库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制的古代方剂数据库(以下简称“方剂库”)采用全文解析、主题标引的技术方案，目前已收录73种古代中医文献中所有方剂文献，覆盖了历史上绝大部分方书所记载的方剂内容，年代跨度在2 000年以上，共计92 102条记录。在对方剂文献进行全文收录的基础上，对方剂来源、主治、组成、服用法等33项内容进行了解析，且对方剂文献中记载的病名、病因、病位、病机、立法、证候、症状等内容进行了主题标引，并完成了数据高度的结构化存储，为历史文献信息的充分释放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对文献中“证候要素”的提取，成为证候要素间关系挖掘的先决条件。

这样建设起来的方剂库，实现了多角度的查询功能，加上整套查询逻辑语言的帮助，优先级干预方法的设置，树状结构“主题词表”的利用，二次查询的设计等，使方剂库在同类项目中具有明显的查询优势，可以满足复杂的逻辑查询的需求，明显提高了数据的查检率和准确率。对于查询所得的结果，除了一般的结果显示，还可以对方剂的功效、用药、病名、病因、病机、病位、症状体征等内容进行统计及关联分析，并通过主题词表的结构对统计结果进行类别归纳，从而实现了基于频次和关系的数据挖掘。

2 方剂库中证候要素的表述

朱氏等[3]对古今医家所提出的约120项“证候要素”概念进行辨析，筛选出50项具有共性特征的“证候要素”。其中，病位证候要素19项：心、神(脑)、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胸膈、下焦(少腹)、表、半表半里、经络、肌肤、筋骨;病性证候要素31项：(外)风、寒、暑、湿、(外)燥、火(热)、痰、饮、水停、虫积、食积、脓、气滞、气闭、血瘀、血热、血寒、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精(髓)亏、津(液)伤、阳浮、阳亢、动(内)风。

历史方剂文献中对“证候要素”的表达有些与此不同的情况。其中“病位”囊括了上述的19项内容，但还有其他内容的记载，如“冲脉”、“任脉”、“三焦”、“膜原”、“心下”、“目”等;“病性”在历史方剂文献中是以“病因”和“病机”的形式存在。

3 病位、病因、病机关系的挖掘

3.1 实验设计

由于方剂库中的“病位”与上述认识基本一致，为了和其他研究的方法有更好的沟通和讨论的基础，该实验设计以上述19个“病位”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病位与其他哪些病位、病因及病机相关，及与哪些病因、病机相关。

3.2 实验步骤

①分别以19个“病位”为条件进行查询，得到符合条件的方剂记录;②分别以每个“病位”为限定条件，进行“病位”、“病因”、“病机”的关系分析;③提取与该“病位”相关的病位、病因、病机等证候要素的序列，并按降序排列;④系统自动完成对提取结果的分类归纳;⑤将实验结果列表表达。

3.3 实验结果

限于文章的篇幅，选择部分“病位”数据如下。见表1～表3。

表1中相关的“病机”均为类属，每类均含有具体的内容，如“风邪致病”包括“风寒致病”、“风热致病”、“风热客肺”、“风寒袭表”等具体内容。

表2中病因“六”限于篇幅只能归类表示，实际数据是具体细分的，如病位“肝”，六病因中以“风邪”为主。病因中的“内邪”指“内风”、“内寒”及“痰饮”、“瘀血”等病因而言;“五邪”指基于生克关系的虚邪、实邪、贼邪、微邪、正邪等。表1 与各病位相关的病机序列注：*各病位在方剂库中的出现频次;取降序前13位(下同)　表2 与各病位相关的病因序列

4 讨论

4.1 验证中医学对证候的学术认识

方剂库收集了足够的历史数据，年代跨度在2 000年以上，所选择的文献具有较好的分布性和代表性，因此，挖掘的数据结果若与中医学辨证理论认识相符，可以起到验证中医学有关证候的学术认识的作用。从表1可知，“胃”与“脾”的关系最为密切(同处中焦，为表里脏腑的络属关系)，“心”与“肺”的关系密切(同处上焦，有气血相依的君相关系)，“肾”与“肝”的关系密切(同处下焦，具木水相生的同源关系)等，这些大多符合中医学对证候的学术认识。

4.2 强化中医学对证候的学术认识

从表2可知，与各病位主要相关病因多为“六”，如“心”与六中的“热邪”、“寒邪”、“风邪”等病因最为密切。其中“热”伤心血，“寒”伤心阳，被大家所熟识，但“风邪”对“心”的影响只在一些名家的医案中才可以见到。如刘弼臣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从肺论治，采用疏风通窍法[4]治疗，方中使用苍耳子、辛夷、薄荷、细辛等疏风、搜风的药物取得疗效。实际上，早在《内经》中即有关于“心风”的论述，《素问·风论篇》云：“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因此，这些数据结果对强化中医学对证候的学术认识是有提示作用的。

4.3 归纳中医学对证候的学术认识

以病位“心”挖掘的数据为例。从表1可知，与病位“心”相关的主要病位为“肺”、“脾”、“肾”、“胃”、“肝”;从表2可知，与病位“心”相关的首要病因为“六”，六中主要是“火邪”、“寒邪”、“风邪”，其次“心”与“情致伤”、“内邪”、“劳伤”、“食伤”等病因关系密切;从表3可知，与病位“心”相关的主要病机为“心伤”、“气虚”、“风邪致病”、“寒邪致病”、“血瘀”等。对上述每个关系，方剂库都提供了文献依据，再结合中医学辨证理论的认识和现代临床的验案依据，梳理下来即可完成中医学对“心”病辨证的系统认识。因此可以说，挖掘的数据结果为中医辨证学术的归纳、梳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4.4 挖掘方法的启示

4.4.1 中医学辨证理论体系研究的新方法 本实验研究是从“病位”这个证候要素切入进行的，完全还可以“病因”、“病机”作为切入点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一旦取得成果，无论是对中医历史文献信息的释放，还是对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无疑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程。

4.4.2 数据完整性是影响挖掘技术运用的主要因素 由于历史原因，要实现方剂库数据的“完整性”还有相当的距离，如上述表中的“频次”，是基于当前文献直接表达的文义，就“病因”而言，任一病证不会没有“病因”，而历史方剂文献的记载状况则是有的有记载，有的没有记载，即数据缺乏完整性。因此，完成方剂库数据完整性建设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艰巨任务。就目前的技术现状而言，我们对数据完整性建设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对数据挖掘技术的期待，因为数据完整性是影响挖掘技术运用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 24(6)：38-39.

[2] 朱文锋.中医辨证体系及“证”的规范化研究[J].天津中医，2002， 19(5)：1.

第15篇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整个中医学体系的基础性学科至关重要，根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念抽象、模糊难懂，枯燥难记，只有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在今后学习与临床实践中，做到融会贯通。

1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特点

中医基础理论不同于现代医学，其特点以下：

1.1具抽象性中医基础理论不象现代医学建立在解剖和实验等科学的基础之上，具体阐述人体脏腑的解剖结构，所讲病因易被理解和认识。而是建立在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总结实践规律，来解释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所讲主要内容阴阳五行、人体脏腑、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比如说：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都带有哲学思辨，偏向于抽象性，理解十分困难。

1.2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认为人体与生存环境、心身的和谐是统一整体。在探诊病因时，常常与宇宙自然结合整体性处理。而且所讲述的是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必须依赖于临床。不同现代医学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实验等作为基础，即使脱离临床也能理解。因此，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必须联系临床实践，才能够熟练掌握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发病原因和致病机理，系统性的对患者出现症状做出分析。

2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适应度慢由于中医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叙述性，都是些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对刚进入中医大学的学生来讲，单靠认真死记书上讲的内容，脑海中没能及时跟进哲学思辨，去接受抽象的基础理论肯定消化不了，许多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产生畏难情绪。即使靠机械记住的，也不能在临床实践中做到举一反三，甚至好多的学生是差不多学完了整个中医学科的知识之后，才对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有所了解。

2.2教学理论与实践分割独立，前后不一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临床实习只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检验前期教学的效果，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因此，在内容、目标上与理论教学难以保持前后一致，导致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用于临床实际问题运用效果不佳，科研能力明显不足。

2.3 教学模式枯燥，成效不明显中医基础理论文字古奥，内容博大精深，学生真正透彻领会抽象的术语、概念、学说并不容易。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过程中容易出现枯燥、单调和生硬，学生主动学习性差，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易丧失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对中医学知识的理解。

3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创新方式

仅靠“老师教，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实际教学任务中，针对现象找到良好的教学办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1结合临床病例，基础理论知识倒置教学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不能够理解的概念术语如何连贯运用，可结合临床病例倒置教学。如讲授“肺主行水”名词术语，可先拿出临床病例：某女，咳嗽咽痛发热4天，热退后出现一身悉肿。并提出问题，咳嗽为什么会产生水肿。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后，得出结论：咳嗽乃肺气失宣所致，而肺气的宣发肃降与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密切相关。继之紧扣名词术语的定义，强调正是由于肺气宣发失常影响到水液代谢，水液停留于肌肤，发为水肿。如此这般的，学生便能深刻理解到抽象知识的理解，易于掌握。

3.2循循善诱学生开动脑筋，活学活用基础理论知识教学课堂中，留下少许时间，给出接合本次课堂内容的一些病案，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进行现场模拟诊断治疗，分析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内容，给出药方，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总结复习巩固。这样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临床辩证分析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知识，充分利用知识迁移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与中医有关的哲学、人文等书籍，充分利用知识迁移，将所学的多种学科知识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的思考理解中，来掌握中医的认知规律和学科特性，认识并接受抽象思维的中医学习方式，确保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4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积极灵活运用启发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开拓学生思维，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有效结合多媒体，通过课件、光盘、动画等多重视听效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如脏腑经络，可通过动画片播放各经络循经走向，给学生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加深印象。

3.5借助现代医学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利用中、西医学的统一性，通过比来学习,来研究对于相同的生理及病理现象，中、西医学则会发现共同点及不同点, 有助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认识中医理论的特殊性。

4结束语

总之，“学无定法，教无定规”，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认真研究每种教学创新方法特点及内容，并融于教学过程中，才能保证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能较好的传授给学生，为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l］ 王蕾，李春英，张炎，等.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调查情况分析［J］.中医教育，2000，19(6):23．

［2］赵智辉.互动式教学探讨［J］.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2(24):l

［3］ 刘道清，周一谋.中医名言大辞典[M].北京:中原农民出版社，1991:630-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