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责任审计思路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责任审计思路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齐抓共管，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

（一）共同参与，制定科学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近年来，经过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各成员单位的逐步协调一致，在确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方面，我们形成了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格局。每年由我们根据其他专业审计和历年覆盖情况，提出任中审计名单，与其他成员单位沟通后，交组织部门，连同离任审计名单，报领导小组确定后,由组织部门统一向我局逐项下达审计委托书,纳入我局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统筹安排。

（二）根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查出的问题，加强成员单位间的交流和沟通。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过程中,我们对查出的问题及时与经济责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沟通，充分利用各成员单位的优势，组织部门教育管理，纪检监察部门教育惩戒等。各成员单位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融入自身的日常工作之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做到齐抓共管，加大了案件查处力度，促进了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及时利用。

（三）在确定审计事项时,明确审计时限、范围和重点,做到有的放矢。针对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中，大部分领导干部任期时间较长,需要投入审计力量多，审计成本大的特点，经领导小组确定，我们一般都以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在任或离任时最近三年为限，如有重大问题向以前年度延伸审计。审计中关注群众反映强烈和纪委、组织部门要求审查的问题，这样做重点突出，目标明确。

（四）认真做好审前调查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实施方案。审前调查时，都要到组织、纪检、财政等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收集被审计对象的背景，任职期间职责权限、单位情况、组织结构、经济活动状况、个人廉政及有关部门检查监督的情况等。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归纳整理，认真分析，确定审计目标和实施步骤，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并把审计方案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大家进行讨论交流。这样就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具体实施打下了基础,明确了审计方向。

（五）认真取证,恰当评价。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个人的经济责任进行界定与评价，是一件极严肃的事。因此,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中，我们对涉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经济事项的决策背景证据、关键环节的证据认真取证，做到充分扎实。对未进行审计的事项不评价，对证据不充分的事项不评价，对评价事项采取写实手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

二、注重成果运用，切实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是提高经济责任审计地位的有效途径

我们每年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报送审计报告的同时，都要将所审计的全部项目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归纳汇总制成表格，同时报送主要领导，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转化和运用。

（一）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建议作用。近年来，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结束后，我们都要求各审计组结合审计中发现的普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从机制、制度上研究改进的建议，撰写综合分析报告，报送区委、区政府，增强审计结果的可用之处，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区委根据我们提交的综合分析报告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实施办法》。

第2篇

（一）审计委托滞后和临时集中交办，不利于整体审计计划科学合理安排

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制定程序，一般是每年先由经济责任审计领导机构（即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分别提出下一年度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建议，经联席会议办公室研究提出计划草案，报请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审定后，由组织部门向审计机关出具经济责任审计委托书，审计机关依据委托书将审计项目纳入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并依法组织实施。由于计划酝酿环节多、过程长，经济责任审计委托书往往滞后于审计机关整体审计项目计划下达时间，同时由于审计对象的不确定性，也造成部分任务安排的临时性或集中性，特别是在换届时，时间刚性，任务集中，有时不得不暂停正在进行的计划性工作，完成交办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如果与业务上级安排的时间性较强的审计项目相冲突，就会给审计力量协调带来一定难度，影响了审计部门工作全盘安排的计划性。

（二）先离或先任后审，不利于维护审计制度的严肃性

现有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进行任中经济责任审计，也可以在领导干部不再担任所任职务时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鉴于干部调整工作的敏感性，组织部门大多是在干部已离职，或到达新的领导岗位后，才安排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即“先离或先任后审”。这样做容易造成：第一，法制严肃性降低，社会威信提不高。经济责任审计不仅仅是组织部门、审计部门和离任者三方面的事，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非常关注的政治性工作，“先离或先任后审”容易给人造成“走过场”、“马后炮”的感觉，影响了工作的严肃性。第二，易使干部降低责任意识，产生侥幸心理，推诿扯皮：反正是生米已成熟饭，审与不审已不影响本人的调动和升迁。审计审出了问题，前任已不在原岗位，无法执行审计结论；而接任者又推给前任，拒不执行审计决定，造成新官不理旧账，审计部门反而进退两难。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同一问题会在同一单位屡查屡犯。第三，审计结果难以充分利用，隐性风险易给组织部门造成被动，影响党的形象。由于干部调动或者升迁命令已经下达，审出了一般性问题，也不好改动任职决定，只好权当没问题；而审计一旦审出了重大问题，造成干部任用的失误，会使党政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陷入被动，影响组织威信。这与“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加强干部考核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相违背，给审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三）制度覆盖面有缺口，轮审周期比较长，不利于对审计对象的公平及时有效监督

中央两办制度规定，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是指对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因其所任职务，依法对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而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时，有的从制度上留下了审计缺口，一般要求在领导干部任期内，原则上应安排一次任中经济责任审计，任职时间较长的，重点审计近一任期年度，重大问题可以追溯其他年度，并对特殊审计对象予以免审，如：对任职的单位已经撤并一年以上的、已经离开任职岗位一年以上的、已被提拔使用可能影响审计公正进行的领导干部不再安排经济责任审计。同时，目前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责任审计是在干部离任或转任时进行，有的领导干部任期长达十几、二十年，任期中从未审计过。这样一方面易使当事人在麻痹中放任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积累较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使审计工作量加大，审计风险也随之进一步增大。此外，制度覆盖面的缺口，也对干部监督有失公平，使个别特殊领导干部脱离审计监督。

（四）审计结果运用和公告制度尚待完善，不利于审计在干部管理监督中的作用有效发挥

两办《规定》虽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制度，逐步探索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要求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其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以适当方式将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但目前由于各地审计结果运用办法和运用程度不一，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尚在起步探索阶段，审计结果不公开、不透明、随意性大、运用缺乏标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责任审计与领导干部任用脱节的问题，不利于将群众监督与审计监督相结合，使审计结果在干部管理监督中的作用难以充分有效发挥。

二、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审计计划管理，促进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与审计机关整体审计计划统筹安排

改进审计项目计划安排方式，建立审计对象信息共享平台，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时沟通情况，严格落实两办《规定》的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委托程序，在每年年底前就应确定下一年审计对象，组织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委托书应在领导干部届满、辞职、退休前或有职务变动的意向性考察期间下达，委托的审计对象数量应与审计力量相匹配，审计机关也要根据组织部门的要求优先把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列入审计计划，使经济责任审计计划与审计机关整体审计计划有效衔接，并保证足够的审计力量对每一个项目审深审透；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的实际，建立健全审计对象分类审计办法，根据干部管理监督工作的实际需要，从全局和长远考虑，规划好五年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做好当年的具体审计工作，减少临时调整和集中交办，力争做到对审计对象至少在其每一届任期内轮审一遍。

（二）不断加大任中审计比重，促进降低审计风险

采取审计对象分类管理、突出重点、任期轮审等有效方法，不断加大任中审计比重，将“先审后离（任）”作为经济责任审计发展的目标去努力实现。在现阶段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暂不排除“先离或先任后审”，应灵活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审计的时机和方式。对拟升迁或拟调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应坚持“先审后离或后任”，增强干部的责任感，也使其能够积极配合审计部门的工作，审出了问题，也能及时下结论和处理，避免给社会上造成“走过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部使用的重大失误，提高组织威信；对离岗、离职、退休或免职又不再安排新的领导岗位的，因其社会影响不大，为了使干部所在的原单位能尽快地开展正常工作，视情况可以采取“先离或先任后审”，等将来干部监管机制完备了，条件成熟了，再全面推行“先审后离”，使法规规定和实践完全统一起来。

（三）完善制度顶层设计，实现对审计对象全覆盖的公平有效监督

应进一步强化经济责任审计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尽量减少制度覆盖缺口，不留盲点，达到用制度约束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杜绝审计对象侥幸和特殊化心理，体现干部管理监督的公平有效性。加强审计与干部管理监督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数据库及相关数据库，不断提高审计效能和信息化水平。同时，将经济责任审计与预算执行审计等其它专项审计相结合，合理配置资源，缩短轮审周期，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任中审计周期的最长年限和任职条件，如：每3年或5年必须审计1次，未经审计不得任用等，真正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四）上下统一建立专职机构，强化运行机制，充实审计力量，奠定经济责任审计深化发展和质量提高的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最高层次的领导机构是由国家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的经济责任审计领导机构各不相同，且未建立健全。有的是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一般在审计机关，但具体审计业务由审计机关各业务部门分担实施，而有的审计机关专门成立了经济责任审计局，组织机构保障力度相对较强。应上下统一建立经济责任审计专职机构，选配与审计任务相适应的专职审计人员，充实审计力量，强化联席会议运行机制，从机构、人员、设施等方面予以保障。

（五）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和公告制度，加大对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运用力度，有效发挥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合力作用

第3篇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2社会性。与民法以个体利益为本位、行政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同，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其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且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各国竞争法普遍采用的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以外，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的民事诉讼，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排除妨碍的命令，或者由被害人提起停止损害的诉讼。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行政责任。违反竞争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和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12款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要求停止某竞争方法或行为的命令发生终局效力后，且在该命令的有效期间内，违反该命令的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每违反一次都应向美国政府交纳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该罚款归美国政府所有，且可由美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得以收回。而这种罚款尽管形式上是通过法院做出的民事罚款，但实质上带有相当强的行政罚款性质。《欧盟条约》第8

1条第1款规定，欧盟委员会可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要求违法者不作为，例如停止歧视或者停止滥用；或者要求积极履行其义务，如供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违法的卡特尔无效。德国卡特尔局可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32条，对违法卡特尔禁令。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之2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第8章第2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可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0条规定，事业结合应申请而未申请，或经申请未获得许可而结合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

3刑事责任。自1890年制定《谢尔曼法》确立反托拉斯制度起，美国就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实施严格的刑事责任，主要有罚金和监禁。美国目前规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制度的法律主要有：《谢尔曼法》第1、2、3条，《克莱顿法》第13条，《威尔逊关税法》第1条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第2条等。自1890年颁布以来，《谢尔曼法》已历经多次修订，而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刑事罚金与监禁期限。2004年6月，国会通过了修订《谢尔曼法》的《2004年反垄断刑事处罚加强与改革法》，对公司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亿美元，对个人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对个人的最长监禁期限提高到10年。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89至95条集中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并处徒刑和罚金。我国《反垄断法》第52条、第54条均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5条第2款、第37条第1款均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三种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形式。除以上三大责任外，违反竞争法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还包括惩罚性赔偿和拆分企业。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均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也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拆分企业也是美国常用的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将垄断性市场变为竞争性市场。美国司法机关依据《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分拆了美孚石油公司、美利坚烟草公司、杜邦炸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巨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41条第3款、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也规定了拆分企业的相关条件和措施。

通过对以上各国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不完全考察，可以看出，当前竞争法中的责任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责任形式大量表现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一种或多种的综合运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在三种责任形式的采用方面各有侧重，但都采用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美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构成非法垄断行为情节严重者，除了要承担罚金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拘禁或徒刑的刑事责任，有的国家如德国、欧盟等，仅限于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和刑事罚金。

其次，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赔偿责任并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惩罚性的三倍赔偿原则；而我国、日本、德国、欧盟等采用的是实际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突出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因为垄断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但是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迥异，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没有被各国普遍采用。

再次，追究经济法责任往往借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且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违反各国竞争法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往往会援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但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各国竞争法往往都设置了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的欧盟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

最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责任形式。概览各国竞争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主体除了承担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新的或为竞争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如惩罚性赔偿、拆分企业等，体现了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三、对经济法责任研究进路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味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思维定势和惯性会使经济法责任研究陷入求异有余、求同不足的窠臼，而合理化的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的法律责任理论，并在经济诉讼实践中归纳和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方能实现理论上的通达与自洽。

(一)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

在经济法研究的早期，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方向似乎对论证经济法独立性意义重大，同时还可彰显经济法的程序理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界的经济法的不可诉和学科评价等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能否获得法理学上的支撑呢?我们殚精竭虑构建起来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和体系，在其他部门法上有没有普适性，又能否融入法理学上的法律责任理论呢?实际上，经济法确实大量借用了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就像我们承认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们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承认我们目前的经济法诉讼程序还是严重依赖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虽然我们在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方面对前三者有一定的突破。事实上，这种借用关系对经济法的发展非但无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经济法发展的捷径。以民法为例，民法作为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起源最早的学科，在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高度提炼和行为准则的精确归纳，为其他部门法在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参照样本。在经济法责任研究中，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对传统责任形式的借鉴是理论研究不自信和不成熟的表现，自我束缚和桎梏于经济法部门内部的研究，力图寻求理论的内在自足性，到头来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同时，经济法中大量采用的新的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又是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例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需要认真归纳和提炼。相信经过法理学法律责任理论的过滤和沉淀，经济法责任未来研究的思路将更加理性，前途将更加光明。

(二)在经济诉讼实践中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这似乎从形式上给经济诉讼以当头一棒。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过去经济法研究的软肋——缺乏对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名义上支撑经济审判庭的学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但实际上，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却将精力和重心过多地放在论证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对经济审判庭业务活动的实质指导意义不大。经济审判庭实际上审理的仍是名义上是“经济法律关系”而实质上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而且经济审判庭也没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诉讼法规范，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它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案件，所以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从性质上讲，与民事诉讼不同，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公益诉讼”的范畴，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不妨用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

眼光来看待这一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诉讼法庭，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专门的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方面，可以从经济法诸多部门法的可诉性人手。例如在税法领域建立纳税人诉讼，在反垄断法领域建立反垄断公力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环境资源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等，并在民(商)法不能很好保护社会公益的领域发挥经济公益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公司法领域主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主张提起反垄断诉讼等。同时，应当归纳和提炼经济法所特有的或为经济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只有这样，经济法责任制度才能摆脱空洞的理论构建并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初步确立和诉讼机制的建立，经济诉讼将真正建立起来。《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集中规定，统一纳入了知识产权纠纷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7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第53条的规定，确定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对于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虽然目前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的处理仍停留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但是经济法的可诉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已指日可待，经济法责任研究也将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发展、嬗变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