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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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长短期融资；产业选择；重化工业化

JEL分类号：R58　中图分类号：F113.1 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1-0092-05

一、引言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的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与我国台湾省或韩国的某些发展阶段十分相似，因此有必要深入地揭示它们发展模式或产业结构背后的根本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有利于我国进一步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20世纪70年代(下简称70年代)之前，我国台湾和韩国拥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基础。首先是初始条件相同，台湾和韩国都被认为是内部市场小、人口密集、自然资源稀缺的经济体；都曾被日本统治。且在被统治期间，日本对两经济体的农业发展有所贡献。其次，初始经济起飞阶段采取的措施也类似，台湾从1950年、韩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1960年代初两经济体都选择了“出口替代”战略。根据Jeon(1994)的总结，70年代初台湾和韩国在经济上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外部主要是石油危机、全世界的经济衰退以及国际保护主义；内部主要是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压力。70年代两经济体实行相同的产业政策，结果台湾与韩国的产业结构却呈现了较大的差异，此后两经济体的发展也走上不同的道路。

从表1可以看出，1973年之前，韩国整体经济的资本产出比台湾低，之后赶上并超过台湾，说明韩国自1973年之后，总体经济资本深化的速度超过台湾。1973年到1985年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比，韩国由1.9上升到2.8，台湾由1.5到2.3，台湾与韩国在制造业上的资本深化差距逐渐扩大。根据Ranis(1989)的研究，台湾与韩国制造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投资的量和速度上：二是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干预角色不一样。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两经济体的企业在融资上具有较大的差异，相同的产业政策带来不同的结果。

二、台湾省与韩国企业融资比较

1973年台湾人均GNP为695美元，韩国为396美元，收入水平较低，资本积累不足。台湾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以及较高的储蓄率，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资本，以及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韩国大量依赖外债，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例不超过10％。两经济体对有限的资源实行了不同的分配方式。

1、“稳定型”的台湾与“增长型”的韩国。

Park(2001)将台湾和韩国的战后经济发展总结为政府统治经济下的“稳定型”和“增长型”模式，并分析了不同模式之下，两经济体所采取的金融政策。(见表2)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台湾政府自1952年以来就十分重视经济稳定和社会收入平等。台湾在1970年代初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谨慎地在第六个“四年计划”期间采取了“重化工业化”策略。根据Jeon(1994)的考察，该时期台湾政府从“硬权威(HardAuthofitafian)”向“软权威(Soft Authoritarian)”过渡，政府首先考虑经济的稳定性，注重增长、稳定以及公平。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台湾政府控制市场利率，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产业的70％以上。但根据Ranis(1989)的研究，建立在中小企业基础上的台湾经济仍由市场机制主导。即使在“重化工业化”期间，台湾政府也只是提供宏观上的优惠政策，除军事企业以及少数政府拥有的企业获得政策贷款之外，企业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融资。

与台湾政府不同，韩国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政府在推动“重化工业化”中的作用十分关键。自1960年代以来，韩国朴正熙政府(1962-1979)一直采取激进、以高通货膨胀非均衡为代价的策略发展经济。Kim(1990)的研究表明，韩国政府在推动“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对贷款资源有针对性地分配，保证了目标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资源。韩国经济是建立在大集团企业的基础之上的。为发展重化工业，朴正熙总统亲自挑选大集团企业进行第一期投资，并对发展重化工业的外债进行担保。韩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仅表现在投资与建设上，还包括自企业建立至可以获得利润的几年内，随时准备帮助大集团企业度过难关。虽然政府干预排斥了私有融资中介的发展，但韩国在“重化工业化”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干预。由于韩国政府对特定部门以及特定企业采取贷款分配支持，逐渐形成了政府与企业间的风险伙伴关系，制造业部门的负债率也高于台湾(见表3)。

2、台湾企业的短期融资与韩国企业的长期融资。

从1970年代至今，中小企业在台湾经济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分散的中小企业，大多会计信息不全，银行搜集信息以及监督成本很高，从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难以解决，企业也较难获得长期投资。银行数据显示，1975年所有银行贷款中，贷给私有企业的比重是78.0％，1979年为77.0％，且这些私有企业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从表4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有40％左右的融资来自民间，这些民间融资通常期限很短且利率高。从总量上看，台湾中小企业获得短期融资占90％，长期融资不足10％，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台湾经济中长期融资的稀缺，因此台湾经济中的长期项目难以得到执行。

韩国的工业增长主要依赖于大集团企业，在韩国大部分经济部门，大集团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1974年前十大集团的总销售额占韩国GNP的15.1％。但在1980年，该比例达到48.1％，这说明了韩国大企业集团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扩张。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长期巨额投资，为提供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长期投资，韩国政府建立了国家投资基金，专门为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长期贷款。此外，韩国发展银行也直接对重化工的发展提供长期贷款。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韩国企业发展重化工业项目的长期融资十分充足。韩国大力举借的外债也是韩国企业获得长期融资的来源之一。外债占韩国企业外部融资的20％，这些外债70％左右属于长期贷款，政府控制并引导外债流向重化工业部门。

三、台湾省与韩国产业选择比较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两个政府对企业支持方式和力度以及经济体中企业本身的差异，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在获得不同期限的融资下，选择发展不同的产业项目，最终导致了两经济体产业变化上的差异。

1、1970年代初台湾与韩国制造业结构比较。

1970年代初，台湾与韩国制造业中最主要的是纺

织、皮革、服装、鞋类，表明了两经济体在工业发展初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总体而言，台湾工业发展在1970年代初较韩国更有优势，这不仅表现在台湾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比韩国高，而且在台湾的制造业中，金属、机械、设备部门以及化学与石油产品产业均比韩国的比重高。从表7中我们可以看出，按成本法计算，台湾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9.8％，高于韩国的25.0％。部门1-5以及11均为轻工业，台湾重工业占制造业比重为53.4％，远远高于韩国的重工业比例。这些数据说明了在实行“重化工业化”策略之前，台湾的经济重化程度超过韩国，韩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并没有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拉动。

2、1970年代台湾与韩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根据韩国的工业发展政策，1970年代韩国政府集中经济资源支持企业发展六个关键性产业，分别为：钢铁、非有色金属、化学、造船、汽车、一般机械以及电子。有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的研究表明。韩国三星、现代、LG、SK、大宇集团均在1970年展政府支持的重化项目而渐渐壮大起来，并奠定了当今成为国际品牌的基础。台湾少数国有企业发展重化工业，但没有像韩国一样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同时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私有企业大多执行短期项目，难以进入重化工业部门，重化工业经过国有企业从1973到1977年短短四年的发展并未取得太多的成果。到1970年代末期，韩国制造业部门重工业的比例几乎赶上台湾。(见表8)

台湾制造业按照要素需要不同划分成都市劳力型、都市技术型、基础资源性以及地方资源型。工业初期，由于农业基础雄厚，加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台湾以传统的农业资源加工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食品和纺织品的比重之和达50％以上。自1960年代初台湾从日本和美国大量引进电子制造业起，电子与机械在岛内得到较大的发展，70年代末成为台湾最主要的产业。

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到1971年占制造业份额最大的是地方资源型产业以及都市劳动型产业，到1981年为都市劳动型以及都市技术性产业，但基础资源型的产业比重下降，证明了台湾实行“重化工业化”效果不明显。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该期间增长最快的是都市技术型产业以及都市劳动型产业，最慢的是基础资源型产业。基础资源型包括的产业均属重化工业，台湾的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韩国制造业可以分成非耐用消费品、材料以及耐用品三类(具体分类见表10)。从韩国实行“重化工业化”策略以来，非耐用消费品和材料类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耐用品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非耐用消费品以及材料部门，电子机械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快发展，金属与金属制品以及运输设备部门的发展也相当迅速，这与韩国为发展重化工业所付出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所需投资巨大，期限较长，面对较小的国内市场，私有企业投资风险较大。韩国政府直接干预融资体系，并向目标产业提供优惠利率的长期贷款，为企业提供担保，解决了银行融资的激励问题，使得这些企业可以选择发展重化工业，这也使得韩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大集团企业。而台湾的私有部门企业主要依赖短期贷款融资，企业规模小、市场集中度较低，较难实现规模经济，不利于重工业发展。但是，较小企业规模有利于分配平均以及社会稳定，与台湾政府“稳定型”“政权联盟模式”相符。不能发挥经济规模的弱势被台湾企业间合作带来的范围经济所弥补。大量国际订单也同样流向台湾。

四、总结

第2篇

一、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利用债务融资时，由于资产收益过低有可能导致企业无法按期偿还既定的债务本息而产生的风险。显然，在企业融资总额既定的条件下，债务总量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越高。而在债务总额既定的条件下，短期债务越多，企业面临的偿债压力越大，其财务风险越高；长期债务越多，企业面临的偿债压力越小，其财务风险越低。由于企业的总风险由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组成，因此，当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时，应适当降低其财务风险，即适当借入较多的长期债务；当企业的经营风险较低时，企业可适当提高其财务风险，即借入较多的短期债务。总之，由于债务期限结构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可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来控制企业的整体风险。

二、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融资费用和用资费用。融资费用是指企业在融入资金过程中为获得资金而付出的费用，例如向银行支付的借款手续费、因发行债券而支付的印刷费、律师费、资信评估费等。融资费用与用资费用不同，它通常是在融入资金时一次性支付，在用资过程中不再发生。用资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投资过程中因使用资金而支付的费用，例如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等。用资费用是企业融资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来说，由于长期债务发行的复杂性，其融资费用通常大干短期债务。长期债务的用资费用通常也比短期债务高，因为长期债务使得债权人丧失了流动性，为了获得流动性补偿，长期债务的利率通常要高于短期债务。总之，就一次性融资来说，短期债务的融资成本通常低于长期债务。然而，企业通常是持续经营的，因此对于借入短期债务的企业通常要进行多次融资，而每次融资都将发生融资费用和用资费用，这样短期债务融资的总成本就有可能高于一次性长期债务融资的成本。此外，由于借入短期债务还将使企业面临再融资风险，即企业在进行新的短期债务融资时有可能面临更高的利率，从而使得短期债务融资的用资费用上升，进而高于长期债务的融资成本。正是由于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融资对企业整个债务融资成本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对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合理的搭配，力求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总成本最小。

三、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融资结构弹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融资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过于稳定的结构将使得融资结构难以调整，使企业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需要。因此，任何企业的融资结构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弹性，形成一种活性结构，以便适时调整。融资结构弹性是指企业融资结构随着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变化，能够随时进行调整或改变的可能性。融资结构弹性是以各种融资工具本身具有弹性为基础的。各种融资工具的弹性则是指所融资金随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变化，能够随时清欠、退还和转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越大，说明企业融资结构的弹性越高。具体到债务融资，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融资弹性是有很大不同的。长期负债的取得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举债，如向银行直接借款；二是间接举债，即通过发行债券取得借款。无论是直接举债还是间接举债，一般都规定有明确的借款期限，即借款归还的最后期限。但最后期限并不是借款归还的唯一期限，企业可以在这之前归还。所谓融资的可随时清欠性指的正是这一种情况。总体来说，长期负债都具有可随时清欠性，除非债权人在借款协议中明确规定借款只是在借款到期时方可归还。但是长期负债的可随时清欠性通常都伴有一些附加条款(如提前收兑债券时，往往要求收兑价格较高)，这些附加条款直接或间接提高了长期债务融资的成本。因此，尽管长期债务的确具有一定的融资弹性，能够使得企业适时改变融资结构，但由于获得这种弹性的代价较高，因此企业不会轻易提前赎回债务。相对于长期债务而言，短期债务的融资弹性要大得多。由于短期债务的偿还期很短，因此相应的资产流动性很强，这就使其成为调节企业资金需要量的主要融资方式，而其融资量的增加或减少又自然会调节负债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从而使得融资结构处于一种可被经常调节的状态之中。短期债务的高融资弹性对于经营季节性很强的企业尤为有利。当经营处于淡季时，企业可以通过清还适量的短期债务来减少不必要的利息支出，从而减少债务融资的利息成本。正是由于可以随时清还和借入，短期债务可以说是最具有融资弹性的工具，短期债务越多的企业，其融资结构的弹性也就越大。

总而言之，由于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融资弹性不同，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弹性具有很大影响，企业应根据其自身特点来确定合适的债务期限结构，使其融资弹性达到最佳。

四、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第3篇

关键词：债务融资；融资效率；融资期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41―05

一、引言

投资者通过企业的招股公告、发行债券的募集公告以及年度报告等形式了解企业的不同融资行为和融资过程，了解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规模、融资用途、预期收益等情况。而企业所融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如何则不为广大投资者所了解。目前，对融资效率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融资成本的高低，集中于企业融资过程的研究，而对融资后资金的使用效率研究较少，主要原因是由于资金的使用效率属于企业内部经营行为，不容易被外界所观察。但是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融资效率最为重要的表现，融资使用效率的研究对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提高企业绩效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融资效率是指在资本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在竞争资本资源的过程中企业微观效率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因此，它一方面包括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资金的趋利性促使资金向收益高的企业流动，市场表现为企业可以以一定代价取得资金的使用权。而这种资金配置的效率是由整个市场环境所决定的，企业自身不能左右资金的正常流动，只能在市场环境约束下以一定的代价取得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内部对取得资金的使用效率，属于微观效率，具体表现就是融资资金的投入产出结果。这是由企业内部环境决定的，是企业内部不同契约缔结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资金提供者、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对于融资效率的研究，多数学者一般是从融资过程的资源配置功能出发，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刘海虹指出，由于资金的趋利性促使它向个别收益率高的企业流动，企业融资过程实质就是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成本和规模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叶望春认为，企业融资效率属于金融效率的一种，企业融资效率主要就是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和筹资的方便程度，企业融资效率高表明社会闲散资金进入企业容易，能够有效地实现资金的配置。卢福财将企业融资效率定义为企业某种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功效，并以此作为企业融资效率分析体系的基础。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企业融资过程中资金筹集的部分，所涉及的融资效率属于融资的筹集效率。这一部分受到宏观金融环境的影响，筹资成本、筹资渠道、筹资规模和筹资的便利程度受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制约，可以称之为企业融资的宏观效率。

虽然在金融市场中资金配置的过程可以实现对企业融资的使用效率进行选择，如通过筹资成本的变化进行筛选来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但是如果仅仅关注企业融资的宏观效率，并不能将融资效率所内含的投入产出效应表现出来。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筹集效率是融资的成本投入，融资产出则是企业融资和企业组织效率结合后的回报，是融资效率本质所在。高学哲认为，如果企业的投资收益还不足以弥补融资成本的话，即使融资成本再低，融资效率无疑也是低下的。因此，融资的微观效率决定着融资效率的高低，大量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必然无法实现金融市场宏观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一些学者也尝试进行了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融资成本的比较研究，杜静认为股权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说明股权融资效率要低于债券融资效率；二是融资效率的整体评价，如肖科、夏婷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从融资期限、融资成本、融资风险、资金使用自由度和资金到位率等角度出发，对湖北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得出自我积累资金效率最高。这些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也都是停留在资金筹集过程的效率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企业融资的微观效率。对于债务期限差异研究方面杨全兴和吕、肖作平、张志宏和熊年春等学者主要从不同角度对债务期限构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对于不同债务融资期限差异的经济后果没有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希望从债务融资期限差异的角度对债务资金的微观使用效率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不同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提供有效的参考。

二、债务融资期限差异对融资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债务融资期限差异对企业融资效率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可以降低成本，但不同的债务期限对降低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

成本假说主张通过缩短企业债务的实际期限来降低企业冲突的程度，从而降低债务成本，提高企业价值。Barnea，Haugen和Senbet认为相对长期债务而言，短期债务的价值对资产的风险水平不够敏感，因此，短期债务也可减弱资产替代的动机。短期债务的增加对那些存在违约可能性的人的违约风险提供了频繁而集中的监督，从而节约了股东的监督成本。此外，使用较短期限的债务还会迫使管理者周期性地产生信息，投资者可利用这些信息来评估投资回报和企业主要经营决策的风险，这有利于减轻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通过引起周期性本金的偿还，短期债务还会引发有效的监督。Myers认为通过降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在债务契约中添加严格的限制性条款和降低债务的有效期限来降低债务成本。Jensen和Meekling也认为，当企业经营管理者存在着利用企业较多的自由现金流收益从事获得非金钱私人利益的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时，短期债务融资有利于削减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收益，从而经常性地减少自由现金流。另外，短期债务还可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激励，即更有效地使用企业资金，提高融资效率。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短期借款的融资效率要高于长期借款的融资效率，并对融资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企业的债务融资会受到自身利润分配政策的影响，考虑到2000年、2001年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上市公司分红的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派现。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而也影响到了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情况。为了保持数据的有效性和减少政策变化带来的干扰，本文选取2002～2006年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分析的样本公司。因为金融保险类

上市公司特有的资本结构和盈利模式无法和其他行业进行比较，故在分析时予以剔除；由于ST公司的经营不稳定性，故也给予剔除；在数据整理过程中扣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所有数据选自万得资讯系统，数据分析使用EXCEL2007和SPSS 13.0进行。

(二)变量选取

债务融资的微观效率高低由债务资金投入的收益率来决定，在实际中无法分辨出债务资金的收益率，由于净资产收益率(ROE)与债务资金收益率是同向变动的，也便于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比较，因此，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债务期限差异对融资效率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信贷资金，因此，在对债务期限差异对融资效率影响的分析过程中，选择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例(SDS)表示短期负债对融资效率的影响，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例(LDS)表示长期借款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应付项目暂不考虑。

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其他非债务因素对于债务融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公司规模来控制规模大小带来的规模效益问题，在分析时取自然对数(LNS-IZE)；用总资产周转率(ATO)来控制资产周转速度带来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另外，选择行业虚拟变量(IND)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按照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13个门类为行业分类的标准，剔除金融保险业后共12个行业，共设11个行业虚拟变量；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影响，选择年度(YEAR)作为控制变量，从2002～2006年共五年的时间，设4个年度虚拟变量。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期限差异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根据选取的变量，建立模型：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短期借款的数量明显要大于长期借款的数量，各年平均数量都是长期借款的3倍左右，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银行信贷主要以短期为主，相应长期借款可能存在借款条件严格、借款用途约束多等原因而不如短期借款使用方便。同时还可以看出，2002～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在逐年增加，短期借款除2006年略有下降外也是逐年增加的，表明上市公司对银行信贷资金使用需求的增加；而同期用来表示融资效率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却并未与银行信贷的增加同向变动，而是具有较大的波动，在2002年和2005年有两个明显的低点。从中可以看出债务期限差异与融资效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全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短期借款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系数为-0.421；长期借款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是为正，系数为0.016，但不显著。可以看出1为负，同时b1＞b2并不成立，这和假设不一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短期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没有委托理论认为的可以有效激励管理者和产生企业破产压力的作用，不能促使管理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不支持委托理论认为短期债务可以降低成本的结论。长期债务资金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长期债务资金在降低成本、提高债务融资资金使用效率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从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来看，短期借款的系数是长期借款的26.25倍，说明其在模型中的影响显著大于长期借款。另外，从描述性统计中也看出，短期债务资金在数量上远大于长期债务资金，这也限制了长期债务资金促进融资效率提高方面作用的发挥。

由于将ROE作为融资效率变量，在分析中可能无法识别不同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差异，为了进一步说明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对债务融资效率的影响，可以将ROE按照全部样本的均值进行分组，大于该均值的为高ROE组，小于该均值的为低ROE组，进而考查不同盈利能力下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是否一致。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对盈利能力差异的分组回归，可以看到对短期借款而言，无论企业盈利能力如何，短期借款资金都和ROE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和全部样本的分析是一致的。说明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短期债务对融资效率的负面作用不受企业盈利能力大小的影响，也进一步说明短期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长期债务资金而言，在高ROE组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低ROE组中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和混合截面样本的分析一致，说明长期债务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融资效率的提高。另外，不同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样本的检验结果也未对假设提供很好的支持。

在表3分年度的截面数据回归结果中，短期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显著为负，而长期债务资金的系数在多数年份中为正，但是不显著。b1＞b2在各个年度都不成立，说明在剔除宏观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并不能够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融资效率的作用，且短期债务资金的融资效率依然低于长期债务资金的融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