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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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消费社会；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24-06

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然的条件，任何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丰盈的消费社会之中，在商品逐渐被系列化和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中，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是否还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关注物的有用性？对此，后现论家、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做出了别样的回答。在鲍德里亚看来，“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消费社会中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商品不再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他们实际上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物的结构演化和数目的繁多使物的效用性逐步消失。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并使消费社会丰富的科学技术，在促进消费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又受到该社会的阻碍和限制，也就是说，使用价值走向符号的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限制的过程。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和推动

尽管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是以对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消亡的批判为目的的，但是这一理论的逻辑始点却是使用价值的丰盈，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是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开始的。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对商品的丰富性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

消费社会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里，价值和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讨论消费社会时，鲍德里亚首先强调了消费社会中物的丰盈和商品时的系列化和系统化现象，“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P1）。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根本变化在于物的丰盛性，人不再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使用价值的丰盈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物品的不断繁衍和各种需要的增加上，而且还表现在制造界对物品生死周期的加速上。

（二）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

尽管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的《物体系》的导论中，开综明义地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2]（P2），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他还是对物的功能性进行了大量论述。不仅如此，鲍德里亚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商品功能性发展的作用，“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2]（P3）虽然鲍德里亚逻辑上对使用价值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却并没有否定科学技术是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根基。

1. 科学技术的两个层面

什么是科学技术？怎样界定科学技术？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严格说来，科学技术是个在工业社会中成立的命题。鲍德里亚根据技术与物的功用性的关系把科学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实验室及高科技发展的有限领域，如航空工程、太空技术、航海科技等。这类科学技术所追求的是物的功能效力，以使用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的目的。如航空业，它迫切需要发展的是最具体的技术，从而符合其安全、速度和效率的功能。在这些领域中，技术发展急迫需要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性化的特性却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另一类是和日常生活中物体系相关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在基本遵从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地把精力消耗在个性化和流行中。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花费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却在发动机和水冷却方面保留了低技术。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是第二种科学技术以及在技术之上物的功用性和意义关联。在举证航空工业之后，鲍德里亚紧接着论述到，“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2]（P5）。

2. 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

科学技术与商品的相关性是一个近代社会的话题。早在农耕时代，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商品生产甚至谈不上技术，因此，用于交换的商品既是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购买，同时商品本身又大都带有生产者的个性特征。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商品越来越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而言，科学技术决定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鲍德里亚把物界定为由科技层面和由需求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两个部分构成。在鲍德里亚看来，“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2]（P3）。作为本质性的科技层面必然决定由需求所引起的非本质的心理和社会层面。

鲍德里亚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物的功能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物的整体结构中的每一个元件不是在功能冲突的妥协中存在，而是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得到整合。以汽缸为例，老式的汽缸，每一个单元都被当做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起作用，之后就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了，这些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一样，它们的功能只能在封闭的系统里才能完成。新式的汽缸同老式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单就散热板而言，它除了机械功能之外，还可以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冲撞变形。老式汽缸的每个零件的功能是相互冲突的，整体是部分折中妥协的结果，而新式汽缸的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部分的折中。在新式汽缸里，每一个元件的功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而发挥的前提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2]（P4）。同样，在日常生活中，过去的家具摆设和物的功能更多地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向度，而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变迁以及空间的缩小，隐身自如的橱柜、随时折曲和伸张的椅子甚至消失的家具和物则随处可见。我们且不讨论鲍德里亚意义上家具和物所负载的表达力，单是物的功用化变化本身就已经说明科学技术的张力。

科学技术不仅使物的使用价值得到极大发挥，而且还在生产上使其模式化和系列化。鲍德里亚曾断言，在工业社会中，没有一件供人消费的物品是以单独的类型出现的。换句话说，今天的工业生产是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为特征的，而以流行的模式化为支撑点的生产体制之所以得以维持的基础却是科学技术。尽管鲍德里亚语境下的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几乎停止，只有改良、附带化的改进还在进行，但是科学技术对生产模式产业化的支持却是无法否定的。

二、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尽管鲍德里亚把物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定义为本质层面，但是他却对这一层面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纯粹技术的物品与我们是不相关的。鲍德里亚感兴趣的是“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因为在它虽有它基本的真理，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2]（P5）。对鲍德里亚而言，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实用物品，不是以技术的效用性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即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换而言之，今天人们在消费时不仅仅关注物的使用价值，同时更多地关注物的延伸――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

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一方面体现在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上，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不再被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被看待，物走向了符号。

1. 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

鲍德里亚指出，传统生产社会中的物品是人依自己的需要，使物品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物品像老式汽缸一样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经济性能低、一致性也不高，但是物品的功能却体现了人的个性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人与物的紧密相关也使物得到一种密度和情感价值的“临在感”，从而彰显了道德的尺度。鲍德里亚指出，在以生产为特征的“匮乏”社会中，生产决定消费的种类与形式，产品的消费具有实物性、使用性和功能性特征。换而言之，在生产社会中，消费的对象首先是有用性和功用性的商品。从“匮乏”的生产社会转变到“丰盛”的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理论逻辑的真实所在。今天的物品在回应新的需要的同时，在使用方式上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物与人的关系也更为自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按鲍德里亚的意思，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任何想购买的东西。尽管今天的物品在其功用性上大为进步，物品更具有了适空性和适时性，但这一进步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物体系中功能的不协调状态，相反还对其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和个性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不仅失去了其临在感，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组织已被破坏且未被重建。

2. 物的意义的完备

鲍德里亚对使用价值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传统道德和个性化的消失上，而是顺其逻辑的张力继续往前发展。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逐渐从商品的物质性和功用性中解放出来，消费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指称的意义和负载的个性特征。也就说，承载商品的不再是它的有用性，而是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化身。鲍德里亚断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人们从不消费物本身，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把物用来当作能突出自己个性的意义符号。比如，相同马力、品牌的汽车会因为外观设计的差异性而产生巨大的差价，而人们对某一汽车的消费，不是由汽车本身的运输功能，而是由其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对鲍德里亚来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会再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单个商品，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我们在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这里意义的齐备不是由使用价值需求层面产生的，而是具体情境生发下的暗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除了各自为器具之外，同时又被广告和大众传媒形成了集体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商品好似一条链子，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一串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的意义。

3. 物被符号化

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并不止于丰盛以及丰盛的表象，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而划分消费社会等级的标准则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差分编码”及“社会的区分逻辑”，这种划分逻辑是形成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消费社会中，物的意义具备是其走向符号的前提。物的意义的充分发展必然使物最终走向符号。正是因为物具有了象征性和意义指涉，消费的主导方面的商品才被赋予“符号”。也就是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商品必须首先成为符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都是以系列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内部包含着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否定的差别次序，也就是说，商品中包含着能揭示社会等级、地位和权力的社会秩序。商品成了制定差异秩序的扮演者，一定的商品对应一定的功能、权力和社会地位。与商品包含的等级相对应，需求也由一系列等级构成。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物所体现的道德的消失使人们在物面前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对物的无止境占有和对新鲜物品的体验带来的最大程度的幸福是人们进行消费的动力。消费了比别人多的商品，意味着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同时也预示着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等级性的需要中，一种保持距离和符号区分的社会等级的必要性原则也需要绝对的维护。为此，人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在消费中实现他人话语的导向作用。换而言之，人们进行消费的主要动力是某种精神的需要，而不是物质的需要，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经脱离使用价值的必要层面，而变成炫耀性的消费。

（二）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消费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讲，现代意义上的每个单件商品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不仅使商品在量上极度丰盛或富足，而且在质上也加快了商品的更新换代，使物更适合人。总之，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与物品体系的关系本来是紧密相关、和谐演进的。但是充斥着商品的消费社会却打破了这一相关和谐性，这一社会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而且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1. 发明几乎停顿

物品非结构性的配件的大量繁衍，促成了物品扬扬必胜的状态，而正是这种非结构性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就是在它们身上，技术的演进开始倾向停顿。正如汽车产业一样，今天汽车的改进不是发动机本质部分的改进，而是其外观、配件等非本质部分的改良。当商品不再作为被使用价值呈现在人面前，而是在符号意义上表征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的时候，科学技术也只停留在物的外表改观上，就像绘画一样，“当当代绘画不再能够清晰地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从签名中获取一些意义、一些提示，由此也获得一种保证”[3]（P86-87）。鲍德里亚指出，今天技术的改良、包装和完善化追求的是物品的威望感，而不是结构上的创新，“的确，无关宏旨的改善、复杂化、附带体系（为了安全感或威望）都在培养一种有关‘进步’的伪意识，而遮盖了基本变化的紧急性……流行以它次级系统的无协调蔓衍，属于偶然的领域，因此也是形式无限再兴的领域，和市场开发最能发挥到极致的领域。在技术的垂直性和利润的水平线之间――在技术发明的不断超越，和一个依照生产的目的性造成的物和重复形式的封闭体系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2]（P145）。对此，鲍德里亚感叹到，今天，发明几乎完全停止了。

2. 科学技术被赋予新的内涵

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符号的生产过程，源自于对有用性的破坏。大众传媒在将使用价值转变为符号的同时，“技术和知识从它们客观的实际中分离出来，被凸现差异的‘文化’体系再发掘。由此这个领域变成了消费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赋予它生产、体系以及符号的相互作用等诸多内涵”[3]（P108）。在物的符号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当生产的目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意义层面的关系和差别生产，“当代垄断性生产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垄断）生产”[1]（P59）时，也就是说生产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物的生产时，科学技术也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三、使用价值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鲍德里亚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理论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论点新颖，而且对当代欧美理论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早期思想既受列菲伏尔日常生活研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的影响。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框架内，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试图把列菲伏尔、巴塔耶和情境主义者发起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活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是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后期作品相比，鲍德里亚前期思想更加学院化和容易理解，但是却被遮蔽并相对忽视了。尽管学术界对鲍德里亚褒贬不一，但是，无论如何，他对使用价值的批判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没落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人们需求的控制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在生产领域，需求是生产的动机，同时生产又决定消费。鲍德里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提出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物的功用性或使用价值有所需求，而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有所需求。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最根本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我还将冰箱作为一架机器来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冰箱。在物的意义上来谈冰箱或者汽车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与它们如何冷藏食物，或者如何运输，这些‘客观’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谈论的物是一个无内容的功能存在”[3]（P41）。鲍德里亚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需求对象对商品符号背后意义的需求是消费的社会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之间的分界线所在。从实物或者使用价值的需求过渡到其背后的符号意义需求，仅仅是一步之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非同寻常的。鲍德里亚看到了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商品品牌和象征意义热爱的社会心理以及在这种消费行为基础上所构建的消费文化的存在。鲍德里亚理论的更深意义在于，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是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而消费的活力在于人们自身意义的彰显。在生产和需求的关系上，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人们是先体验到了生产之后商品宣传的图像及使用此商品的生活趣味，才开始明确自己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最终才去购买商品。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确实从一定层面彰显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生产对需求的决定作用。当下我们消费的动机不仅仅是需求，而是受消费意识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对物的社会地位、权力意义和个性化象征的追求。

（二）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意识形态和生产体制对科学技术的阻碍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物的大量繁衍和人们消费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本质层面上的进步，相反却阻碍和限制了技术进步。鲍德里亚极度赞成路易斯・孟弗尔德关于技术与文明的论述。孟弗尔德指出，美国在经历过科学技术的风光时期之后，也就是1940年之后，发明突然之间停止了。而阻碍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品味、流行、浪费和商业利益的相结合。如果说孟弗尔德看到了阻碍当代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表象，那么鲍德里亚则找到了这一阻碍的根本症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鲍德里亚指出，目前的生产体制一方面在运作，另一方面却阻碍着真正的技术进步。换句话说，阻碍和限制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单单是控制整个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限制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在鲍德里亚看来，人、技术和物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结构的，在同一文明中，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技术受到当代生产体制阻碍的同时，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幸免不了，“技术和物品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歧流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2]（P144）。

四、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缺失和局限性

在以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框架中，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在肯定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该理论还存在着缺失和局限性。

（一）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基础的缺乏，使其对消费的分析与生产分析相脱节

在马克思那里，消费活动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出现的，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组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序列。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进行了详释，但是他却几乎未涉及生产方式和劳动领域，没有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的缺乏，导致了他未对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部分，如投资、储蓄、过剩等进行讨论。尽管鲍德里亚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第一性，并指出应该根据生产体系来分析消费，但是他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似乎暗示了需求和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主要是由消费和流通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和流通。事实上，鲍德里亚也从未真正清晰地分析符号逻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关系。在使用价值符号化的过程中，鲍德里亚把消费看成是消费者对资本控制的强迫接受，而没有从经济学层面说明，对于既希望消费增长又不要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的资本家来说，消费构成了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受资本和生产所决定的社会，而鲍德里亚却过分地强调消费，并赋予其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的特权。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消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补充或替代政治经济学，我们无法判定。

（二）片面夸大了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作用

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时，直接断言消费社会使科学技术限于停滞状态。当今技术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修缮型的非本质层面的进步，本质的创新却几乎没有。对于鲍德里亚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有些危言耸听。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第三代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广义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不仅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还形成了新兴技术群。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等在许多领域均获得突破性进展。由于鲍德里亚早期著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确切地说，此时的他没有看到和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因此，我们说，随着消费社会的日趋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没有陷入停滞，相反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鲍德里亚通过对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详尽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而且还深刻论述了科学技术同消费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鲍德里亚理论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明显的思想缺陷，同时在这一思想背后又蕴含着他对社会的无奈和失望。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2篇

摘要：在信息亿社会中，人类的传统认识问题得到了扩展，信息化带来了人类认识模式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由单一的人发展到“人——机联合体”；主体间关系复杂化、抽象化，构成了一种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共生关系；认识客体符号化，实践活动虚拟化。在信息化社会视野下，反思信息化给人类认识方式带来的改变，重新审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已经构成哲学认识论的当展路向。

在传统哲学的视域内，认识论研究基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展开。这种把认识的主客关系作为重点的研究模式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检验认识以及认识之于实践的意义。换言之，该模式只是抽象地建构认识论体系，却忽视了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系统结合。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深人社会生活诸领域，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冲击并改变这种模式。对传统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当代认识论发展的新路向渐成雏形。

一、信息化社会的创生

申农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它与当时的系统论、控制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基石。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社会是什么?W.JMartin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及其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标准、工作或休闲的方式，教育系统和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进步所影响。

信息化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形态。在这个以信息技术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社会生活各领域都信息化、符号化，信息将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基于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信息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导。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同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深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概言之，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是重要的资源，信息和知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们以“加速度”方式积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提供多感官、多通道的信息。

二、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

传统哲学认为，认识是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外部现实的能动反映。在这里，认识内含三要素：作为主体的人脑、作为客体的外部现实和充当中介的实践。在哲学的文本研究中，实践中介论虽然频遭实践基础论和实践物质论的反对，但它一直以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勿庸讳言，实践中介论的表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合理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信息化社会的挑战。

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繁多的信息包围着。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相伴而生，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时空，扩展到全球历史的范围。各认识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蝴蝶效应日益显著。具体而言，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主体的改变

在信息化社会，认识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从单一的个体变成了由人和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实现了人的部分智能的外化和虚拟化，扩展和增强了人的认识能力。众所周知，人类曾不断运用物质性工具来延伸和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但计算机的问世是对人的智能的扩展。这种扩展在有的部分已经超出了人脑，有些人工智能同人一样也充当着认识主体的角色。

当今时代只是信息爆炸的开端，人们却无时不在感受着信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认识主体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信息化社会带来了自动化的工作和数字化的生活娱乐。人类不再需要像工业时代那样事必躬亲，而只要准备好大脑接受信息，信息爆炸产生的碎片俯拾皆是。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信息。人们在惊叹万维网信息海洋的绚烂多彩时，却又在迷失中乐此不疲。在信息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性关联已经造成了传统认识论认识主体的迅速改变。

2_主体间关系的改变

认识主体向人一机系统的拓展使主体认识能力增强，同时促使主体间关系发生擅变。主体间的交往最大限度地以信息交换的形式显现。在人一机一人的模式下，主体间关系进一步符号化、模式化与单一化，一种平等合作、共生共荣的关系是交往的现实注脚和诊释。个性在系统里被模糊处理，年龄、性别、身体状况之间的差异都被抹去。在0和1的交相映辉中，人们凭借信息能力攻城掠地。家庭、朋友、师长等传统人伦关系遭遇空前挑战。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丰富多变的交往主体，但交往都是在相同的信息规则下完成。个体的违规将会给自身和以自己相关主体带来连带影响。主体间关系的符号化无异于复杂现象中的分形，看似混沌无序，实则每一步都是同样规则的延伸和复制。相较于传统的主体间关系，信息化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更具广泛性，任何两个主体都能依信息技术手段发生联系。

3.认识客体的改变

传统认识论的认识客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具体客体，信息化社会中的认识客体还包括信息世界。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深化了人们对这三个世界的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客体被不断符号化，转化成信息化的客体。这种符号化的客体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是超越于传统二元哲学思维之外的。换言之，这种符号化了的客体是信息化(数字化)了的虚拟客体，它是对真实客体的抽象与模拟，能较全面地反映真实客体的各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一对一的间断性反映，而变成了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连续性反映。客体的信息化使对客体的连续认识和认识成果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但信息化的客体在人机系统中不断被创生、修改、变换、传输和删除，使得它的生成、运化和发展已非模型能精测实握，个体的认知难度由此增大。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主体间合作的加强来逐渐缓解。

信息化社会认识客体的能动性增强了，认识客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答答地等待被主体认识，而是主动地大量涌现到主体面前。这导致主体信息量剧增、认识难度加大，同时促使客体社会化。客体的涌现倘若利于主体的认识，就能很快被主体发现并认识，反之便会阻碍主体的认识活动。虚拟客体的能动性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客体的信息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着虚拟客体的能动性。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客体的能动性归结于主体的能动性，并影响主体的认识。

4.人类实践方式的改变

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传统意义上，认识是观念性的活动，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在信息化社会中，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必然带来实践活动的巨大变革。实践渐渐远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代之以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信息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对象。

信息化社会中的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内涵和外延都已扩大。有人提出“虚拟实践”的概念，首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实践的客观性问题。传统的实践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呈现在主体面前等待改造的。信息化社会中的外部世界大部分被信息化处理，变成了高度符号化的信息，因此这种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化处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的囚素，诸如主体的道德因素和技术熟练程度等。虚拟空间的主体一切都符号化，个体实践是跨时空的。相较于现实世界更广阔的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假的，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认识主体的道德因素。幻化的主体缺少了他人的道德注视，容易为所欲为。道德的外在约束似乎鞭长莫及，主体自身的道德内在约束尤显重要。最后，虚拟实践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实践。

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路向

第3篇

论文摘要：在信息亿社会中，人类的传统认识问题得到了扩展，信息化带来了人类认识模式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由单一的人发展到“人——机联合体”；主体间关系复杂化、抽象化，构成了一种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共生关系；认识客体符号化，实践活动虚拟化。在信息化社会视野下，反思信息化给人类认识方式带来的改变，重新审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已经构成哲学认识论的当展路向。

在传统哲学的视域内，认识论研究基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展开[f}l。这种把认识的主客关系作为重点的研究模式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检验认识以及认识之于实践的意义。换言之，该模式只是抽象地建构认识论体系，却忽视了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系统结合。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深人社会生活诸领域，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冲击并改变这种模式。对传统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当代认识论发展的新路向渐成雏形。

一、信息化社会的创生

申农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它与当时的系统论、控制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基石。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社会是什么?W.JMartin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及其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标准、工作或休闲的方式，教育系统和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进步所影响r}0

信息化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形态。在这个以信息技术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社会生活各领域都信息化、符号化，信息将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基于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信息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导。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同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深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概言之，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是重要的资源，信息和知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们以“加速度”方式积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提供多感官、多通道的信息。

二、信息化杜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

传统哲学认为，认识是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外部现实的能动反映。在这里，认识内含三要素:作为主体的人脑、作为客体的外部现实和充当中介的实践。在哲学的文本研究中，实践中介论虽然频遭实践基础论和实践物质论的反对，但它一直以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勿庸讳言，实践中介论的表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合理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信息化社会的挑战。

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繁多的信息包围着。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相伴而生，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时空，扩展到全球历史的范围。各认识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蝴蝶效应日益显著。具体而言，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主体的改变

在信息化社会，认识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从单一的个体变成了由人和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实现了人的部分智能的外化和虚拟化，扩展和增强了人的认识能力。众所周知，人类曾不断运用物质性工具来延伸和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但计算机的问世是对人的智能的扩展。这种扩展在有的部分已经超出了人脑，有些人工智能同人一样也充当着认识主体的角色。

当今时代只是信息爆炸的开端，人们却无时不在感受着信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认识主体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信息化社会带来了自动化的工作和数字化的生活娱乐。人类不再需要像工业时代那样事必躬亲，而只要准备好大脑接受信息，信息爆炸产生的碎片俯拾皆是。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信息。人们在惊叹万维网信息海洋的绚烂多彩时，却又在迷失中乐此不疲。在信息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性关联已经造成了传统认识论认识主体的迅速改变。

2_主体间关系的改变

认识主体向人一机系统的拓展使主体认识能力增强，同时促使主体间关系发生擅变。主体间的交往最大限度地以信息交换的形式显现。在人一机一人的模式下，主体间关系进一步符号化、模式化与单一化，一种平等合作、共生共荣的关系是交往的现实注脚和诊释。个性在系统里被模糊处理，年龄、性别、身体状况之间的差异都被抹去。在0和1的交相映辉中，人们凭借信息能力攻城掠地。家庭、朋友、师长等传统人伦关系遭遇空前挑战。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丰富多变的交往主体，但交往都是在相同的信息规则下完成。个体的违规将会给自身和以自己相关主体带来连带影响。主体间关系的符号化无异于复杂现象中的分形，看似混沌无序，实则每一步都是同样规则的延伸和复制。相较于传统的主体间关系，信息化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更具广泛性，任何两个主体都能依信息技术手段发生联系。

3.认识客体的改变

传统认识论的认识客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具体客体，信息化社会中的认识客体还包括信息世界。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深化了人们对这三个世界的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客体被不断符号化，转化成信息化的客体。这种符号化的客体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是超越于传统二元哲学思维之外的。换言之，这种符号化了的客体是信息化(数字化)了的虚拟客体，它是对真实客体的抽象与模拟，能较全面地反映真实客体的各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一对一的间断性反映，而变成了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连续性反映。客体的信息化使对客体的连续认识和认识成果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但信息化的客体在人机系统中不断被创生、修改、变换、传输和删除，使得它的生成、运化和发展已非模型能精测实握，个体的认知难度由此增大。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主体间合作的加强来逐渐缓解。

信息化社会认识客体的能动性增强了，认识客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答答地等待被主体认识，而是主动地大量涌现到主体面前。这导致主体信息量剧增、认识难度加大，同时促使客体社会化。客体的涌现倘若利于主体的认识，就能很快被主体发现并认识，反之便会阻碍主体的认识活动。虚拟客体的能动性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客体的信息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着虚拟客体的能动性。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客体的能动性归结于主体的能动性，并影响主体的认识。

4.人类实践方式的改变

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传统意义上，认识是观念性的活动，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在信息化社会中，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必然带来实践活动的巨大变革。实践渐渐远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代之以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信息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对象。

信息化社会中的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内涵和外延都已扩大。有人提出“虚拟实践”的概念，首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实践的客观性问题。传统的实践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呈现在主体面前等待改造的。信息化社会中的外部世界大部分被信息化处理，变成了高度符号化的信息，因此这种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化处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的囚素，诸如主体的道德因素和技术熟练程度等。虚拟空间的主体一切都符号化，个体实践是跨时空的。相较于现实世界更广阔的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假的，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认识主体的道德因素。幻化的主体缺少了他人的道德注视，容易为所欲为。道德的外在约束似乎鞭长莫及，主体自身的道德内在约束尤显重要。最后，虚拟实践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实践。

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路向

第4篇

[关键词]物化 卢卡奇 科学技术 和谐社会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经济活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处于物化状态,人也从外在到内在都被物化了。消除物化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消除物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概念是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直接从《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发掘出来的。由于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形式,物化成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他从物化的哲学分析入手,展开了对直接的物化现象――劳动异化的批判。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马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3]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二、物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物化”似乎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不断膨胀和物化关系的普遍化,严重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因此,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克服和超越物化的羁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1.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时至今日,物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非常普遍和严重的问题,物质主义的泛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人和物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物质变成人生追求的目标。物质到任何时候都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相对于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而言,物质永远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今社会,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目标,人们陷入了对物欲的无穷无尽的追逐之中,变成了物质世界的奴隶。

第二,人的价值和精神的物化。由于物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人的价值与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被淡化和边缘化了。在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追求完全屈从于市场的引导,市场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趋向,人的价值被客体化了,物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尺。

第三,人际关系的物化。人是社会性动物,健康合理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在物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得迷惑不清甚至难以捉摸了。

2.物化现象的危害

物化的扩大必然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使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走向单一,导致公民社会的平面化和庸俗化,产生一些十分不利的社会后果。

第一,物化的泛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流行,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消费主义表现了人的的恶劣倾向和不加控制,满足的是个人的暂时私欲和虚荣心,集中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在劳动发展过程中,商品的发展、工具理性的扩展,导致和促进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沦丧,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和社会的物化而走向增长的极限。

第三,物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使人们的良好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化增加了社会腐败现象滋生,导致了大量社会不安定因素。物化使人的生活目标发生极大的错位和扭曲,社会上拜物主义盛行,物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三、针对物化现象采取的措施

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水平。

2.提倡财富伦理。进一步推进财富公益化进程,逐步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一切财富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回归于社会的道理,树立理性的财富观,崇尚朴素、节约的简单生活,更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

3.强化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确立人在社会中不可取代的首要地位,摒弃以物为本的传统思想。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物本思想已经被逐步淘汰,以人为本的观念迅速成为未来社会的崭新观念。

4.提倡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建立公平公正的消费伦理。鼓励适度消费、文明消费、绿色消费,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人类需要和自然环境的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1]陈爱华:关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解析,高校理论战线,2000,(10).

[2]李亚斌: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轨迹中国哲学研究,199512

[3]李东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4]寇鸿顺:试论卢卡奇物化理论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许昌学院学报,2005,(1).

第5篇

关键词：古典艺术；旅游功能；经济价值；历史研究；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60-01

德国古典学家黑格尔曾经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于当代社会中古典艺术存在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断的重复排列，巨变的现实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焦虑、抑郁、压力成为困扰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今天，时常需要在紧张的生活中放缓脚步，缓解身心压力。而中国古典艺术讲究的是和谐的观念和诗情画意的观念，以富有古典艺术元素的古典园林为例，存在于园林中的文字、雕塑、绘画等艺术元素的巧妙组合，以诗情画意的表现形式贯穿于园林中，通过在园林内堆山叠水，理花葺木所造就的是一种意境，它使人游赏间禁不住感到心旷神怡并与自然沟通，使自然美景得到升华从而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手段造就了人们获得理想美的意境。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成为世界性的一种活动。古典园林的旅游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丰富的审美意趣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得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强大的旅游吸引力与旅游开发价值。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人文旅游资源，以它的审美特征和独特的艺术创意吸引着中外游客，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说，古典园林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此外，城市中具有古典元素的古镇、商业街，同样具有古典艺术的氛围并且具有旅游的功能，如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的元素，在城市中构建了一个可以营造古典艺术氛围的环境，吸引广大市民在闲暇之时来 到这里消遣、消费。因为大多数时候，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大众不可能做到在想离开城市去旅行的时候就离开，所以这种在城市之中具有古典元素的环境会吸引广大市民的到来。

三、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

古典园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存在于其中的各种雕刻、装饰、花木寓意等，储存了大量的文化思想和科学信息，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及其深广，是研究古代民俗的实物资料。园中汇集保存完好的中国历代书法家名迹，是珍贵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做历史研究的凭证。因此，从古典园林中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和变化，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实物资料，其本身起着博物馆的作用。

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现今保存园内的文献档案、文物收藏，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辉煌走向衰落灭亡的历史。颐和园保存的纸绢类文物数量众多，根据尺码和内容分别张贴悬挂于殿堂的指定位置，与店内其他装修、陈设一起构成了晚清皇家宫苑生活的真实场景和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资源是后人在史料档案中难以寻觅的。这些藏品对我们探讨清末御用绘画、装饰材料，研究清光绪时期，慈禧专权操纵下“画院”的编制、职能、制度、机构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能够起到重要的凭证作用和揭示相关历史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结论

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这三点原因是当代社会中古典艺术存在的原因。随着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途中的行进、商业经济意识的普遍渗透，随着文化全球化迅速展开，中国现代的艺术精神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流行文化之潮的涌动，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的扩张，功利主义的泛滥，在艺术的领域中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应。因此，古典艺术存在于当代社会中有着重要意义。古典艺术存在于当代社会的理由，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古典艺术的各种功能，有助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学会如何去面对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6篇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同时，它也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日益丰富的文化又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仅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极的反作用，我们必须批判性的加以分析和对待。

虽然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积极作用。而积极意义上的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教化”，它的作用就是以一定的人文素养教育人们，净化人们的思想，提升人们的志趣，矫正社会的不良习气，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原本高雅的精神文化逐渐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腐蚀，似乎很难再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扎稳脚跟，文化自身的“物化”、“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什么是文化异化

要了解什么是文化异化，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异化？从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反观到文化异化的含义，即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奴役了本文由收集整理人，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也随之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西方流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方面成果显著，其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等人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陈学明老师在其所著的《文化工业》一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详细梳理，对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这一现象起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文化工业》一书中，作者首先向我们阐释了三个重要概念：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精英文化，也称高雅文化、主流文化、上流文化。它淡化乃至超越实用功利的目的，以审美为主要或唯一的功能，不满足于仅仅供人消遣，更注重于陶冶性情。由于它需要接受主体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所以受众的范围较小。精英文化包括的内容有古典艺术、芭蕾舞、交响乐、油画、话剧等。”“大众文化又称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古典艺术一般不在大众文化之列。它的受众范围也比精英文化大得多，因为它只需接受者识文断字，甚至文盲也行。与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更强调实用功利的目的，如政治宣传、道德教化、情感宣泄、器物使用等，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矫正人性的话，大众文化则是迎合人性。大众文化包括的内容有流行音乐、幽默、滑稽等艺术品种。”文化工业一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发明并使用的，他们所说的文化工业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主要指借助大众传媒，在闲暇中操控大众的通俗文化；而“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主要指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即现代大众文化，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内涵，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化的产生越来越类似于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过程。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不仅是为了创作，更多是为了营利，文化产品的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是成批的复制与拷贝；第二，文化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使得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第三，文化的主体越来越不是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大众文化有专营的制作人、经营者，这些人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及其内容起着主宰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利益份额中，他们是主要得利者。”所以我们可以将文化工业视为大众文化异化后的形态。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精英文化持有很高的评价，对大众文化不置可否，但是对文化工业却持有很低的评价，这对我们反思现今社会下文化庸俗化、商品化、去个性化的现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三、文化何以被异化

我们的文化被异化了吗？很多人也许会质疑：现代文化不是很丰富吗？文化不是很多元吗？网络的便利和出版业的发达使得各种文化产品如雨后春笋般走进千家万户，似乎每个人都掌握了与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权利，拥有文化产品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我们的文化生活比起以前来，不是越来越丰富了吗？对，很多人都有这种质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化异化已经渗透进大众的生活，除非对这种现状进行深入反思，否则很难发现文化已经被异化了。

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什么？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人生、反思生活；是教会人们如何辨别真伪、独立剖判；是教给人们智慧，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生活。优秀文化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或伟大的精神导师，与之相伴，我们才能感受生命的热情、思想的澄澈、人生的美好。但请我们认真感受一下，我们周围充斥着的现代文化果真让我们体会到了如此美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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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我们体会不到。相反，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精神的痛苦和思想的贫乏。

法兰克服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的根源：第一，批判文化工业的商品化。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接受和生产为价值规律所统摄，文化创作由于一味的迎合消费者的心理，而失去了独立性，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第二，批判文化工业的标准化。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而这种做法恰恰扼杀了艺术的个性。艺术作品本身需要个性化，但是由于文化消费者的顺从听命和文化供应者的厚颜无耻，艺术创作性受到限制，导致经常重复性生产无创造性的作品，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假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第三，批判文化工业的强制化。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不得不被满世界的庸俗文化产品所充斥和占据着，因而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具有强制性。

四、人文精神及其缺失

“人文精神”通常被理解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它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严与精神，努力实现人的自我潜能。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一理解对处于文化异化困境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警醒作用，因为当代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

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是“科学主义”、“商品拜物教”、“技术与工具理性”，这些现象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它们主要产生于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中。当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度一体化，使得商业化的生产-消费领域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切生产活动以单纯的经济效益为根本目标，甚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变得商品化和庸俗化，目的仅限于娱乐和消遣，而不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内涵。久而久之，人们被这些庸俗的文化产品所影响，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庸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又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就更加强化了文化产品的娱乐消遣作用，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社会庸俗化愈演愈烈。个人越来越成为这种畸形社会的被动适应者，日益丧失了自主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没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和能力，成为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人类社会也演变为“单向度的社会”。

五、如何改变文化异化的现状

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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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自由自觉”就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规范、创造自己的生活，而动物只能消极适应环境。既然人能够自由选择，那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仅仅被动的适应。通过理性辨别和省察，人能发现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矫正。

第7篇

人们对教育技术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知道教育技术起源于人类对教育的关注程度。根据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只停留在利用教育技术进行研究最终获得成果，至今无人将教育技术进行过系统理论化的研究与探讨，从而导致教育技术至今没有形成一套独特的体系。但是对于技术哲学曾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过细致研究，学者对其研究的层面不断加深发现教育技术随社会发展不断改变，社会进步出现新的文化或新的技术，教育技术也会紧随其后进行自身提高更新自身的技术含量。研究教育技术的学者进行分析后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如下：教育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现代化教学中实施；教育技术可以在社会生产中科学的提高效率创造价值；教育技术应当在教育体系中使用一种较为明确的方法体现出来；根据时展脚步，使教育技术达到计算机化的程度，使教育技术以多媒体为媒介得以广泛传播。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要使教育技术在社会应用中彰显价值与此同时更应当及时找出问题并及时进行有效的解决。当代社会视阈下中西方文化碰撞激烈，教育技术不仅被中国人重视，美国对教育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也十分积极。不难发现教育技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进行发展都离不开信息化应用。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教育技术是在电化教育中进行实践应用的，因此,将教育技术信息化是当代教育技术的主要追求。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加重视将教育技术采用一种调动人类多种感官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以吸引为前提，把知识不是仅仅安排在课本上使知识变得更加灵活与新颖。

2如何对教育技术中的设计进行研究

教育技术中的以设计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近年来的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追捧，学者认为设计即将成为教育技术的新方向，同时有学者称设计研究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具有直接关系，设计是对教育技术的一种新型驱动，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要明确设计与研究不是个体而是相互结合的一个整体。学者对研究设计进行总结指出教育技术中的设计研究应当是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再遇到问题时能够在最快时间内提出解决方案；重视现实也至关重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应当重视与情景结合的具体解决方案；传递性在设计研究中最为关键，设计研究的团队中每个人都需要高效率的进行属于自己的使命。目前众多的研究者表明在进行教育技术设计研究是应当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对于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要进行不断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所以说教育技术的关键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需要在不足中吸取经验，不断对方法进行改进创新。

3结语

第8篇

一、传媒艺术的审美变化

与传统的艺术相比，如今的审美研究和审美思想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着中变化与传媒在当今社会中起到的重要功能和重要性嘻嘻先关，传媒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对以往的审美思想带来巨大冲击，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以视觉文化为主的新型传媒艺术，也因此对人们的审美思想带来了重要改变。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传媒中艺术元素的介入程度决定了其中的审美思想的变化程度，这也与我国传统艺术产生了诸多差异，传统艺术的主要对象是艺术本身，艺术的创作也较好的体现了其对审美的追求。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将审美称为艺术哲学。

现如今，审美已经渗入到了我们得日常生活中，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了艺术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另外，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艺术学者们开始在生活中不断的寻找和发现独特的美和灵感，这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众所周知，传媒已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贴近，因此，其传媒带来的审美思想的变化也深深的影响着人们。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中的传媒艺术的审美思想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各种电子产品使得传媒形成了昔日任何艺术都不可替代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思想，已经使许多艺术学者们对传媒艺术刮目相看。美国的著名艺术学者詹姆逊就提出了以下观点：现代艺术中，越来越多的超美学的观点已经使人们对原本的审美思想完全失去了信任，并在新的后现代科学技术的支配下，产生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和混杂物充斥了整个消费社会。但与此同时，昔日的传统艺术却无法列举出足够的知识理论储备来判断和分析这些新作品，这些新的作品完全吸纳了科技的交流手段和传媒控制技术。因此，传媒不仅承担了艺术传播的功能，也因为传播对大众的审美思想带来了重要改变。

二、传媒艺术的审美思想

审美思想是指辨别、领会事物的美的思想状态。传媒艺术中的审美思想主要是对传媒艺术中的诸多种类产生的对美的审核思想，这将大大影响传媒的受众对美的感悟能力。

传媒艺术并不是一种艺术门类的名称，而是在信息化科技产品的传输条件下，在大众传媒中包含的艺术因素的总称。在当代社会中，发展最快的非科技莫属，这也就使传媒领域飞速发展，现在我国传媒领域中最主要、最成熟的主要是电视、影视、网络、手机等电子科技产品的动态传播方式为主要载体进行的艺术创作。例如：电视剧、音乐、戏曲类节目、舞蹈类节目、朗诵类节目、相声小品、综艺晚会、广告等。其中，虽然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但从其产生的审美思想来看，这些作品完全可以列入传媒艺术的行列。

传媒艺术为我们带来的主要是动态的美，主要特点是真实，可以使人们对美和艺术有立体的认识，加上语言和音响的制作，使其与画面完美配合，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电子科技产生的真实感是传统艺术无法比拟的。例如：《泰坦尼克号》中，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都是一种思想上的审美，对人们缠身了重要影响。传媒艺术可以将现实或按照想表达的审美思想重塑现实，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利用逻辑线索连接各种图像的方式，以真实感为人们的审美思想带了强大震撼。

第9篇

关键词：劳动学说；社会理论；多重视角；当代西方；马克思劳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C9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88－07

收稿日期：2011-05-09

作者简介：郭伶俐(1964－)，女，河南温县人，河南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社会理论视角研究劳动问题，并且都把劳动问题置于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之中来考察。其主要研究著作有：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等等。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在《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和《波德利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中，从文化视角对鲍德里亚的劳动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展开的。在哲学领域中，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本展开的，近期主要研究著作有：景天魁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常卫国的《劳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释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主要研究论文有：何中华的《也谈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与景天魁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王晓升的《从异化劳动到实践：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仰海峰的《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等。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往往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如钱津的“劳动全集”(即《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效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逢锦聚等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而国内理论界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劳动问题的学术成果却很少。笔者拟从批判社会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社会理论、政治社会理论和劳工社会学等社会理论视角，对当代西方劳动学说做以探讨和评析。

一、批判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批判社会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思想观点，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之外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但是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无疑是最具分量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社会结构、社会动力以及社会形态的基础和本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解放是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标志。从时空上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须实现“自由的、联合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思想构成批判社会理论的主要源泉。

当代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劳动批判传统，但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作为解读和批判的对象，并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哈贝马斯把人类行为区分为目的理性活动和交往活动(即劳动和交往)，并且把它们同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阐释现代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原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并得到了充分发展，交往理性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支配系统的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世界，结果出现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化，导致系统控制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是现代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从而将人类解放理解为劳动解放，把生产力的发展看做人类解放的根本动力，这既无法提供一种对当代社会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消除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矛盾。哈贝马斯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天然联系必然导致工具性活动，只要工具性活动能够保持在系统世界范围之内，实现技术合理化，它就是合理的。现实却相反，工具性活动已经越出系统世界的范围，并侵入交往领域，因此，必须在劳动与交往根本相区别的前提下，通过发挥交往理性的潜能，祛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类的解放，即“只有有了新的制度框架，迄今未能解决的体制问题，才能借助于积累起来的潜在认识能力加以解决，而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从体制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中产生的”。

法国思想家德波(Guy Ernest Debord)认为，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视角性表象成为社会本体基础的景观王国，景观已取代劳动成为景观社会中人们相互联系的主导性模式，成为当代社会的支配力量，因而应该用景观范式解读当代社会。景观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景观生产方式。在当今时代，社会生活本身直接表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表现为“景观”与“观众”的关系，“景观”与“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景观本身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人们在这种景观社会中生存，因对景观的入迷而丧失了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在景观社会中，不仅作为劳动本质抽象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是以景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且马克思所指认的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以景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第二，景观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以景观这种“永远在场”的“无意识”的方式统

治着人们。劳动者在景观生产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劳动时间之外还要受景观的支配和控制，非劳动时间也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者的“休闲和人性”受制于景观。正如德波所说，人们“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景观就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精心设计的“永久性的”。这正是景观的“形而上学的精妙”，它通过潜移默化的、弥漫式的方式成为“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劳动也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流变性和透明感特点，决定了其劳动学说的感性化特征，而且这种感性化特征被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视为当代社会的本质。

法国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符号范式来构建其符号化劳动学说。在他看来，当代社会正处于仿真的“超真实”时代，也就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复制取代社会生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劳动已经不再是一种生产的力量，其本身已经成为“符号中的符号”；劳动也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成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劳役模式的符号。“它只是社会之境，只是社会的想象，只是幻想的现实原则。这也许就是死亡的冲动”。符号化劳动主要表现为：第一，劳动者被“劳动模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终结了。第二，在生产型社会中，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以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为社会目标，而在今天的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生产的内容也不复存在，“必须设想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也就是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这样，劳动的目的性和确定性不复存在了。第三，伴随着劳动的目的性和确定性的消失，所有的东西都超越了有用性和无用性，成为符号的再生产，社会也成为符号化社会。不再有生产性劳动，只有再生产性劳动；不再有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别，只有再生产性消费；无产阶级也不再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是作为符号处于被驱逐的地位；尽管也存在着黑人、妇女、青年的反抗；但是这些反抗不再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指向符码的强制问题，正是符码的强制形成了当下的社会支配策略”。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仅劳动、生产符号化了，而且劳动符号化导致了社会结构与阶级状况的符号化，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符号化，整个世界都是在符号下运转的。“这个被符号所‘召唤’出来的世界不过是符号的结果，笼罩在符号的阴影之下。符号作为一种‘缩影’，世界就是它的现实展开。更进一步说，世界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所指――指涉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指――指涉物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在能指的阴影下运转，它同时还是能指的游戏在现实中的反映”。

英国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从“流动的现代性”出发，分析了相对于资本流动的劳动特征。“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对当代社会特征的概括，它与“固态的”现代性相对应。在鲍曼看来，“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相互承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种“永远没有爱情”的“捆绑”关系，两者处于“谁都无法逃脱的铁笼之中”。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资本和劳动之间联结的纽带松弛下来，资本摆脱了对劳动的依附关系，自由跨国流动使其首先成为“世界公民”，而劳动却依然被重重屏障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虽然劳动也具有流动性，但是劳动流动与资本流动不同，“资本充满希望地流动着，期待着短暂的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并对有足够的资本和伙伴来共同进行这些冒险活动而充满信心。资本能够轻松快速地流动，而且它们的轻松性和流动性，已经转化成了对其他所有人而言的不确定性的首要的源泉”。而劳动流动不仅表现为越来越紧缺的劳动机会，而且也表现为劳动性质的改变。“劳动已经从秩序建构和控制未来的领域，慢慢地转移到游戏的领域，劳动的行为变得更像是适度地定下自己短期目标(至多也不会向前超出一两步)的游戏者的策略”。这样，劳动就失去了其在固态的现代性时期曾经拥有的社会价值中心和道德规范基准的地位，而与其他的生活行为一样，获得了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鲍曼认为，以往我们在谈论劳动可以创造财富、消除贫困等优点时，劳动是一种人们不得不参与的集体性活动，劳动是人的“自然状况”。而今，改善、提高、发展、进步不再是一项集体性活动，而是个体的事情，劳动也被分裂为自我封闭的一个个片段。劳动丧失了其在现代早期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系统再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而成了人们生活中无足轻重的手头游戏。这就是资本全球流动下的劳动现状，

三、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风险社会理论把风险视为风险社会的运行逻辑和发展动力，它甚至决定着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劳动却被“解标准化”，失去了以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劳动逻辑让位于风险逻辑。

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指出，现代社会已经从古典工业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运作模式和价值体系也由财富生产的逻辑转变为风险生产的逻辑。这种不可感知的风险使得劳动、工作的形式和社会价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贝克认为，在工业社会，工资、劳动和职业是社会生活的中轴。在西方文明之初，劳动曾经被排除在社会标志之外，伴随着第一次现代化的兴起，“劳动概念被彻头彻尾地予以重新定位”，“劳动成了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生存保障的标志”。劳动给予人们生活“内心的稳定感”，个体通过劳动获得了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并成为“世界的共同塑造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把劳动视为生命，把职业视为天职的劳动价值观。然而，风险社会中的理性，却将目标直接指向了工业社会的有序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而且随着早先就业体系的被“现代化掉了”，人们只能面对着“失去工作的劳动社会”(阿伦特)。由于“劳动的解标准化”，劳动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劳动不再被视为生命，职业也不再被看做是天职；劳动形式愈来愈分散化、个体化，从而导致生活关系的瓦解和劳动的社会化经验的消失。“在这个高度分化、高度网络化和变幻莫测的世界社会中，我们大家确实在过着一种有点像鲁宾逊那样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好像独自生活在孤岛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联系着，但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风险社会还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结构，劳动个体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阶级、阶层等级模式开始变得模糊，阶级认同将不复存在，“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旁边黯淡下去”。这样，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了工业社会中劳动的全部社会价值和功能。

四、文化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从这种社会理论出发，劳动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还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社会的创造和意义是通过劳动呈现出来的，“劳动文化化”才是人的生命的最好策略。文化社会理论主要研究劳动尤其知识劳动对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即它是如何影响当代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

美国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Bell)把劳动话语纳入后工业社会视野之中，论述了西方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贝尔认为，服务性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在前工业社会，“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在工业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信息成了人们竞争的制高点。在贝尔看来，知识是后工业社会运行的中轴，是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知识还能够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尺度。彼得・德鲁克(P.Drucker)把知识视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关键资源。德鲁克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再取决于筹措生产资本和劳动力的付出，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和“创新”，这两者都是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之上；以知识为标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级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由于“知识工作者”是“知识性的受雇者”，它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并且懂得如何用知识从事生产，因而是该社会的领导集团；由于“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在受教育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必然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来自于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所形成的生产力问题，在社会方面的挑战必然是服务工作者的尊重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之间的对立。

德国思想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直接从文化视角分析劳动，并把劳动作为一种当代文化意识。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工业导向的经济理论把劳动看做生产的要素，将消费看做个人或社会的劳动目的，“劳动创造财富”成为人们的共识；后现代社会是以文化为导向的社会，文化不仅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关键环节，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情形之下，劳动不仅仅具有生产的意义，而且随着建立自立的或合作制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意义和交往因素加强了。这种劳动形式不仅能够借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增加消费品的数量，而且还能够在实际工资减少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劳动者生活和交往的需求，即通过提高劳动的意义来弥补实际工资的降低。“如果劳动成为游戏或成为娱乐，那么，人的生命就会延长”，因此，应该将文化引入工作，而不是引向工作世界之外的业余时间，从而实现“劳动文化化”。不仅如此，科斯洛夫斯基还阐述了劳动解放的意义。在他看来，通过生产合理化和组织合理化，使人从强制性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是人自我实现的一个新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并不在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在于转向有意义的劳动的解放，在于从体力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的自由的解放，通过人的劳动实现社会的意义。如果人不劳动，世界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当代经济发展为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机遇，但是这种机遇不是从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解放，而是实现真正人的活动的解放。这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劳动文化化。

五、政治社会理论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政治社会理论家把劳动置于社会政治尤其是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来考察，旨在阐明劳动或者“劳动动物”对公共领域以及自由的影响和威胁，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rendt)。阿伦特不仅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而且还考察并沿袭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劳动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劳动观。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这种对“劳动的赞美”，是对西方传统的反叛和颠覆。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劳动内涵与西方传统有相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把劳动视为生产维持生命体所必需的物质手段，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形：在古希腊传统中，劳动是作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第一元次”营生活动，而且作为自然代谢活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性，而是其消费性，也就是劳动的使用。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只会被看做是人生的苦难，被视为不自由的根源，“劳动动物”(animallaborans)是对这种奴隶劳动的最好表述。它与动物化的劳动没有什么两样，充其量不过是最高级的一种动物的活动而已。正是由于劳动的这种奴隶状态，使得其往往与强制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使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被束缚状态下的劳动，而当时的社会境遇又使得奴隶劳动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而劳动只能是处于私人领域之中。但是，劳动的“生产性”把劳动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提升到现在的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之中。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不是从私人领域来理解劳动行为的，而是让它“堂堂iEiE地进入了公共的政治领域”，挑战了传统对劳动的贬低。马克思还提出了是劳动而非上帝创造了人，是劳动而非理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劳动成为马克思理解人性的尺度。“他(马克思――引者注)对人类的定义――所谓劳动动物必然会归结为：几乎不参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只依赖从事替代取得食物的其他劳动生活的人，是寄生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人性就包含在最受蔑视的人类劳动之中。但是，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性活动，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人的劳动，在人的活动中是最应当属于人、最具有生产性的话，那么，在革命后的‘自由王国’，‘劳动被废除了’，人类彻底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人们从事什么样的生产活动?什么样的人的本质活动会残留下来?假如，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那么暴力是人类活动所有领域中最高贵的东西。这样的话，阶级斗争消灭后连暴力的可能性也没有了，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人们怎样才能从事有意义、实在的活动呢?最终，在这样的未来社会中，哲学在实现的同时也就被废除了，人类还会保留什么样的思维呢?”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阿伦特进一步分析了人的境况，并在人的境况的分析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劳动观――“劳动动物”的胜利导致极权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是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它们都是从“vita actica”(积极生活)这个词派生出来的，分别对应于一种给定的人的基本境况。劳动属于必需品的领域，它确保了单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存在。工作是一种非自然性的活动，它可以提供一个“人

造”事物世界，从而使得短暂徒劳的生命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延续和永存，因而工作对应着世界性。行动则是直接在人们之间开展的活动，即政治活动，它是人类实践活动中至高无上且必然出现的人性形式。在人的境况的三重维度中，劳动和工作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其目的在于维持人的生命存在，行动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行动位于实践序列的最高级别，是备受推崇的人类活动。劳动在人类的实践序列中是最低下的，然而摩登时代却“颠覆了全部传统，也颠覆了行动与沉思的传统秩序以及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传统等级”，它“把劳动颂扬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这种颠倒和提升，不仅使得私人领域侵入了公共领域，劳动挤压了行动的空间，而且也使得摩登时代的一切人类活动都要服从于劳动价值，劳动价值成为摩登时代最主要的价值，摩登社会也就成为劳动社会，即“大众社会”。劳动大众成为世界的支配者，从而导致“大众社会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变成了衡量各个生活领域的标准”，我们所有人也都成为劳动动物，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动物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动物进入公共领域并被允许占据公共领域，结果使得真正的公共领域不再存在，只存在私人生活的公开展现；劳动在公共领域中的支配性地位，“的确意味着在非暴力方向上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在自由方向上的进步”，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并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既能把大家聚拢起来，又可以防止我们彼此倾轧。随着公共领域的不复存在，人们之间丧失了聚拢的可能，丧失了与他人的“客观”联系，这样必然导致大众孤独现象的出现。然而，失落的人们不会就此沉沦，它们必然采取最极端、最反人性的形式，找回失落的“公共领域”并给自己“一种在世的位置感”。因此，阿伦特说：“大量的人的麇集，就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朝着专制主义(despotism)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数人统治的专制主义。”

六、劳工社会学视角中的当代西方劳动学说

劳工社会学把工人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中心，主要研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历史意义等。作为劳工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劳动学说可谓独树一帜。布洛维以其“学术工人”的特殊经历，运用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建构了以共识性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劳动过程理论。

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布洛维建构了工作现场中的阶级冲突与工人共识之间的关系。布洛维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理性需要来型塑工人的所有特质。自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以强制性劳动为主的专制生产政体，因而马克思劳动理论强调的是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的被迫性和强制性；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则是以共识性劳动为主的霸权生产政体，共识性劳动成为主要特征。工厂既存在着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存在着规训劳动过程和型塑生产政治的独特机制，比如劳动过程游戏化、内部劳动力市场等。正是工厂中存在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用，才形成了工人“自发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强制的结合，从而掩饰且确保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布洛维突出地强调了其理论研究视角――“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我认为这些干预是由持续的生产过程塑造的”。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非简单的产品生产过程，其中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劳动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生产的政治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工厂政体。具体地说，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等因素制约着工厂政体，工厂政体决定了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能力和利益，反过来，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又推进了劳动过程与工厂政体的变化。在《辉煌的过去》一书中，布洛维通过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匈牙利工厂政体及其变迁，不仅着重探讨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生产政体原因，而且把这种分析同公民社会理论相结合，不仅充分地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原社会主义社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简要评析

第10篇

艺术教育美育审美情感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早在2000多年前，以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为代表，东西方的大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一方面说明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某种惊人相似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由于具有审美认知、审美教育、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确实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一、艺术教育的意义以及在其他学科中的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中，艺术教育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方面，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舒适和富有，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消遣需要；另一方面，高科技社会，又使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和职业化，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程序化和符号化，高效率的工作节奏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压力，物欲横流更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和隐患，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反而变得更加焦虑和不安。席勒早在18世纪时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分裂、“情感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冲突，在当代社会中变得更加尖锐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格外受到当代人的青睐。人们需要在艺术中恢复自身的全面发展，防止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在艺术田地里恢复心理平衡与精神和谐，通过对艺术与美的追求，提高人的价值，达到个性的发展，实现人格的完善。例如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喜爱音乐、精通文学，他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奏钢琴，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1993年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召开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

二、当代艺术教育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艺术教育空前重视。在前苏联，艺术教育也受到相当的重视，除传统的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外，还兴起和发展了“工业艺术设计”等新兴艺术学科，将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合在一起，使艺术的范围，从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扩大到物质生产领域。在美国，近40年来艺术教育也发展的很快，仅影视艺术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仅有几所大学设立了电影电视系，到了80年代末期，开设电影电视课程的大学已近千所，在其中攻读各种学位的学生达数万人之多。开设出门类齐全、种类繁多的艺术课程，内容除涉及各门艺术和艺术史外，还涌现出一批新目前，的艺术边缘学科，如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符号学、甚至艺术理疗学（如音乐疗法）等。

我国近年来艺术教育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艺术教育的实施逐渐得到推广。仅以高等学校为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从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在校内推行艺术公选课学分制，后迅速在全国高校中普及开来。截止2005年，全国1000余所高等院校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相继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受到广大学生热烈欢迎。在此基础上，许多综合大学，师范大学乃至理工院校，纷纷成立或筹备承立艺术中心、艺术系或艺术学院，全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也蓬勃发展。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艺术教育的任务和目标

1、普及艺术的基本知识，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艺术修养是人的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当代社会几乎人人都离不开艺术，但是真正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还需要掌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在艺术欣赏中不断提高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把欣赏中的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知。因为艺术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和再评价，只有欣赏者具有较高的欣赏能力，通晓艺术的基本知识，才能从更高的起点上去欣赏艺术作品，更充分的发挥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现实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此，“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艺术教育正是要提高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使人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真正的、充分的得到艺术的享受。

2、健全审美心理结构，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教育之所以在整个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它可以培养和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们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索在回答“如何才能造就优秀科学家”的问题时，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广阔的思路，例如多读小说就可以帮助提高人的想象力。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中，人的创造力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十分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强调音乐艺术对启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他晚年甚至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美学与艺术方面的问题。

3、陶冶人的情感，培养完美的人格

由于艺术是审美情感的集中体现，因而，艺术教育对人的情感的培养与提高，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历来的思想家、艺术家们，都十分重视艺术对人的情感的陶冶和净化作用，强调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人们美好、和谐的情感和心灵，从而实现完美人格的构建。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正是通过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方法，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使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人。

所以，艺术教育既是一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保证，也是社会实现全面进步的基础，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艺术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对于人文精神的高扬，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睿,李忠伟.艺术教育在工科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科学教研,2007,(20).

第11篇

关键词 生态危机 消费异化 科学技术 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生产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重视，他通过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研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生产模式，通过对异化消费的操纵控制人们，以及为了维护其存在对科学技术的滥用，都需要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

一、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

（一）自然的异化。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为了通过消费异化操纵控制人们，必须不断制造“虚假需要”。为了提供无止境的物质资料从而保证不断制造“虚假需要”，资本家将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利益客体，不择手段地对大自然进行剥削和榨取。自然界在无形中，成为了其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了对人的操纵与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异化、自然的工具化成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消费的异化。

消费本来应该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给人一种满足和幸福的感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被资本家所操纵，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其政治需要，将幸福等同于物质消费，然后通过无休止的对自然的掠夺提供高标准的物质消费，不断产生和满足人们的“虚假需求”，从而消除了人们因为物质无法满足而对现存制度产生的不满。在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虚假需求下，人们为了进行消费而生活，这种异化的消费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无限增长紧密联系，势必会产生生态问题。

（三）技术的异化。

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主义实现其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物质需求及欲望得到满足，加大了消费异化以及对人和自然的奴役。科技的发展与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科技不再是技术知识，它开始执行政治的功能，发挥维护现存制度的功能，具有了明确的社会意向性。科学技术不仅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加强了人类无止境的欲望。为了维持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形势，科学技术的运用无形中加大了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的能力，带来了危害人类社会的各种环境问题。

（四）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危机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危机。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相应的统治制度、统治方式的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无对立面和否定面的“单向度”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在追求无止境的物质享受中逐渐被商品所奴役，只剩下维护、肯定现存秩序的向度，丧失了具有创造性社会批判功能的那个向度。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人们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无限膨胀，造成生产的无节制性，给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造成了危害。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

（一）解放自然。

马尔库塞认为，新的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紧密相连，解放自然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原动力，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的统治是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也应该依赖于自然的解放实现。马尔库塞虽然颠倒了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但是将自然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重要领域，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自然解放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性等思想，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改变人的消费异化行为。

人们在资本主义制造的消费商品中迷失了自己，将幸福的程度与消费的数量等同起来，因此要改变人们的处境，必须改变消费与幸福相联系的观念。马尔库塞将人们的消费分为“真实消费”和“虚假消费”，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将二者等同起来，为了满足人们的高消费，破坏自然、剥削自然。马尔库塞强调应该充分利用资源和劳动来满足真实的消费，克制个人追求不属于真正需要的需求，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谐化。

（三）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

马尔库塞把科学异化视为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他批判技术但不反对技术。技术在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同时，完全可以在一定时期成为解放的工具。马尔库塞不仅主张通过技术的发展来实际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希望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予以引导，使自然和人得到最终的解放。遗憾的是，马尔库塞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矛盾，过分地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希望通过科技的进步和应用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

（四）建立符合生态学的社会模式。

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现存的技术是服务于剥削自然、破坏自然的，但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自然观基础上的社会模式中，新的技术可以实现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这种社会模式，不仅可以使人与自然获得解放，更能使二者在和谐平等中长远的发展。马尔库塞主张通过限制生产和缩减人口来建立生态学社会模式，他看到了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储藏量之间的矛盾，提出放慢经济增长，缩小生产规模，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来维护生态平衡。虽然显然与当今的世界形势不符，但我们仍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生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院09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小云.马尔库塞生态伦理思想探微.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05月.

[2]刘仁胜.生态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第12篇

关键词：知情同意原则；规范伦理；德性伦理

一、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伦理视域

知情同意原则是现当代社会中医疗实践与科学实践（与人体试验相关的实验或试验）所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两个方面，意指病患者或人体受试者在医务人员或实验人员应当提供充分信息的前提下作出同意或选择的自主决定。知情同意原则最初源于二战后的《纽伦堡法典》（1946年，Nuremberg Code），是对二战时期纳粹医生不人道的医学人体试验的回应。随着现当代社会中人们权利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全社会对医患关系和人体实验受试者境况的广泛关注，知情同意原则迅速成为医疗实践和与人体实验紧密相关的科学实践的普遍道德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作为医疗伦理和相关科学实验的道德原则充分体现了医患关系的平等、研究者和受试者关系的平等，体现了对患者和受试者的道德尊重，呈现出了厚重的道德性质。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都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和内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上，二者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规范伦理是一种把关于人的行为的原则、准则或规范作为关注的中心或全部的伦理思考和伦理建构，是一种针对和着眼于人的行为、以对人的行为的规制为目标、中心与着力点的道德建构。德性伦理则是着眼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以对人的道德品质、品格和习惯的培养或培育为核心和目标的道德建构{1}。

在现当代社会中，人们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运用基本上是在规范伦理的视域下进行或展开的。知情同意原则自产生以来，大都处于规范伦理的支配之下，这是由现当代社会中规范伦理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的大环境决定的。由于人们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伦理对人的道德要求也不得不相应地作出改变。从人类社会及其伦理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德性伦理主要存在于社会生产发展缓慢、人口流动缓慢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大多数是“熟人”的社会；规范伦理则存在于社会生产发展迅速、人口流动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大多数都是“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道德以德性伦理为主，“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则以规范伦理为主。在近现代社会中，由于每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快速流动和整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对人的道德评价和对行为的道德评价开始分离开来，着眼于人的整体评价和品质评价的德性伦理开始边缘化，而着眼于对具体行为进行规范约束的规范伦理开始兴盛起来。无论在伦理学理论的探究中还是在人们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规范伦理逐渐取代德性伦理而占据道德生活和理论体系的核心的和主导的地位。

二、规范伦理视域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局限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处理医患关系的首要道德原则和科学实验中对待人体受试者的道德原则，都是针对医方（医务人员）和实验主持方（实验人员）的具体行为的，而非针对他们的个人品格的，因而毫无疑问是从属于近现代以来的规范伦理的。

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运用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局限从根本上说是由现当代社会中规范伦理陷入困境的大环境决定的。伴随着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为典范的传统德性伦理不断被边缘化，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规范伦理逐渐取代德性伦理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但进入现当代时期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膨胀，社会生活愈益趋向复杂化。各个个体的利己行为不断逾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使得“看不见的手”自动导向经济和谐与社会和谐的神话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频繁爆发，利己损人的不道德行为充斥社会。仅仅注重对个人利己行为的正当性予以辩护、对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予以约束的规范伦理开始显露出其不能有效维系社会道德生活秩序、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弊端。正如万俊人教授所指出的，“无论现代社会伦理规范系统多么周全和完备，如若缺乏个人自主美德的内在心理基础，都不可能成为健全有效的伦理规范。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规范伦理的内在缺陷和弊端”{2}。以对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和中心的规范伦理已经呈现出不能满足社会道德生活需要的态势，一方面，它既不能解决各种伦理规范之间的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又经常呈现出滞后于社会生活领域新发展的态势，对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新领域缺乏及时的指导和关照。西方近现代规范伦理由于轻视德性的教育与培养，片面单一地倚重对行为的伦理规范，导致其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西方现现代社会的现实困境而陷入理论困境。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与现当代社会中的伦理实践主要受到规范伦理的支配相一致，在现当代规范伦理总体上陷入困境的状况下，人们在医疗领域和与人体试验紧密相关的科学领域进行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毫无疑问同样也会陷入困境。

规范伦理视域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规范伦理视域下的知情同意原则会陷入形式主义。知情同意原则作为当代医疗伦理和相关科学实验的道德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它既是患者和受试者的权利（知情同意权）同时又是医方和实验方的义务。规范伦理所寻求的只是遵守伦理规范的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于规范伦理仅仅着眼于对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的规制与约束，严重忽视和淡化了行为主体的德性教育和品质培养，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成为目的，结果就会使得人们为义务而义务，从而陷入形式主义；与此相应，规范伦理主导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只要求行为合乎既有的道德规范，由于规范伦理不再涉及医方和实验方这些行为主体的品格和动机，只是聚焦于对他们外部行为规范的遵守，这种遵守和履行行为义务的活动势必成为一种程序性的和走形式的操作，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行为活动。手术或其他医疗方案的选择都要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医方或院方常常是例行公事式的执行这些程序，其目的并非为了患方的利益，而是为了对自身的保护；一旦手术失败，这些文书即成为医方自我辩护或逃避责任的凭据或借口。似乎医方和实验主持者只要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义务并和患方及受试者签订了同意书就万事大吉，责不在我；这种规范伦理主导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形式主义实践，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而且会使得知情同意原则本有的道德内容被消解或解构。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例行公事式的、形式主义的践行，医方和实验方以淡漠或冷漠的态度对待患者和受试者，缺乏对他们的现实利益的真切关怀，缺乏对患者和受试者的真诚道德关怀，不仅不能改善医患关系，甚至会使医患关系走向恶化。

其次，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客观上受到一些特殊情形的限制。在广泛的医疗实践中和与人体试验相关的科学实验中，很难做到对知情同意原则的绝对的、毫无例外的严格遵守。也就是说，在医疗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特定情况，需要我们超出知情同意原则的限制而展开活动。在医疗实践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医生或医院作出紧急处置或先行处理（急诊救治中经常出现），无法或无暇事先告知并获得患方的同意；患有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隔离治疗和强制治疗而无须得到其同意；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也必须予以强制治疗。医疗实践中的这些特殊情形客观上都要求医方必须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搁置或超出知情同意原则的约束。特定的科学实验――这一类实验通常以不损害受试者的身心健康为前提――要求对受试者采用盲法原则即让受试者处于不知情的条件下才能获取客观真实的实验效果，如若僵化地遵守知情同意原则将无法取得客观有效的真实结果，无法推进科学的发展，从而也无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德性伦理：对知情同意原则的必要补救

西方近现代伦理学由于过于倚重伦理规范，轻视德性，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现当代伦理学权利意识泛化，责任意识淡化，使得规范伦理学理论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西方现当代社会的现实困境而陷入理论困境。以对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和中心的规范伦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道德生活的需要，现当代社会开始呈现出向德性伦理回归的态势。与这一现实趋势相一致，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所呈现出来的日益严重的局限和弊端迫切需要予以改变，这就是以德性伦理的实践来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伦理实践予以补救。

首先，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能够以德性伦理的方式展开；这就是说，我们对知情同意原则的操作、运用和实行，可以在德性伦理的视域下进行，可以上升为对行为主体的德性品质要求。无论是在理论上（伦理思想史）还是现实的实践（道德生活）上，任何一项道德要求――包括作为行为原则的要求和作为行为规范的要求――本身都兼具规范性质和德性性质，是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的内在统一。因为作为主体的人与其行为是统一的，“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3}。主体是表现为、展现为一系列行为的主体；行为必然是主体发出的行为。当一项伦理要求针对人本身、指向人本身时，这一道德要求即是德性要求；当这一道德要求着眼于（或指向）具体行为或具体事务时，该道德要求即是规范要求。人类伦理思想中和道德生活中的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兼具个人德性品质要求和行为规范要求的双重特点，兼具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双重属性；例如，古今皆存、延续久远的正义伦理――正义既是一种德性或美德，又是一种伦理规范；当我们把正义这一伦理要求着眼于人本身、指向人本身时，正义即是德性伦理的要求；当我们把正义这一伦理要求着眼于（或指向）具体行为或具体事务时，正义即是规范伦理的要求。其他伦理要求如勇敢、节制、谨慎、节俭等等莫不如此。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只是德性伦理侧重于对行为主体的整体要求和品质培养，规范伦理侧重于对具体行为的规范约束。在伦理思想史和道德生活史的历史延续中，呈现出了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到以规范伦理为中心再到德性伦理复兴的阶段性变化。出现于近现代社会医疗实践和人体科学实验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固然受制于近现代社会以规范伦理为中心的理论与现实环境，但它也完全能够接受德性伦理视域的指导。

其次，知情同意原则的德性伦理实践能够有效地弥补其规范伦理实践的不足。规范伦理视域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运用，既不能有效应对各种紧急医疗的情况，也不能在一些特殊的人体试验中得到贯彻从而有益于科学和医疗的进步。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需要建立在德性伦理的基础上，也应当上升为德性伦理的实践。规范伦理仅仅要求行为合乎规则、准则或原则，不触及行为者的内心或品质，这种外在的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具有道德合法性，但却缺乏道德价值；德性伦理则进一步要求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应当出于德性，这种出于内在德性品质的行为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我们知道，知情同意原则一方面是患方或受试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医方和实验方的义务。从知情同意原则的长期的各方面的实践看，医患双方（实验方与受试方）在对该原则的运用过程中，信息是极不对称的，双方在医疗活动或人体试验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极不平等的。如果仅仅只是在规范伦理的视域下运用这一原则，将会使对这一伦理原则的运用陷入形式上、程序上的操作，使得对这一原则的实践陷入逃避责任的、冷漠的情形，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患方（受试方）的权利尊重与利益保护。在全社会权利意识以及患者和受试者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状况下，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已经愈益呈现出了其巨大的局限性，需要以德性伦理的视域来予以弥补。这就是说，在当今社会的医疗实践和人体科学实验中践行知情同意原则，不仅仅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是一种美德要求；只有当我们以美德的方式来要求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时，才能够克服过去仅仅以规范伦理的方式践行知情同意原则的局限；只有当把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要求上升为对行为主体的德性品质要求时，才能使得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避免那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和例行公事式的程序操作，才能真正使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充满道德关怀。当行为主体养成良好的德性品质时，其对行为规范的遵从就呈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具有良好德性品质的人即是社会中通常所说的好人，好人会自觉地去做好事。基督教伦理把德性品质的培养看作是栽种一棵好树，“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4}。基督教近代改革家马丁・路德指出，正是因为行为者的德性品质引领其行为，善人总是会做出善行、恶人总是会做恶行，“因此在能够做出任何善行之前，常必须先使人格或品质善良。善行常附于善人，发自善人”{5}。当然，知情同意原则的德性伦理实践，不是单一的片面的仅仅以对知情同意原则的德性伦理实践而展开的；德性伦理的实践本身就具有整全性和统一性，这就是着眼于对人自身的美德教育和品质培养；只有把落脚点放在对人的德性品质的教育和培养上，才能高屋建瓴、水到渠成地践行规范伦理的各种要求。

在现当代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和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和矛盾多发的时期，规范伦理视域下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固然既是对患者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医方的自我保护。但从根本上看来，这种消极的自我保护仅仅着眼于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实践活动而无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6}，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医患关系。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把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提升为德性伦理的状态和要求，不是仅仅要求医方和实验方遵循知情同意的行为规范，而是要求他们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具有高度美德或良好美德的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克服和弥补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实践的不足。传统医学伦理的“医者父母心”就是指医生以美好的德性品质要求自己，具有良好德性品质的医务人员对待病患者就会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正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即便在知情同意原则的操作程序上有所欠缺，即便在治疗中因客观原因（医疗技术发展的限制等）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都能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谅解甚至道德上的感谢与感激。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一个人只要发自内心地对他人给予关心、关怀和照顾，必然在其言行举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人们就能自然地感受到其实实在在的善意和道德上的善良。人们如果都以德性伦理的要求对待自己，就能够十分和谐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置于德性伦理的引领之下，将会使现当代社会中的医疗伦理实践和人体科学实验呈现出一片新天地和新境界。

注 释：

{1}规范伦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规范伦理乃是与元伦理学相对应的探讨道德领域的实质性内容的伦理体系，广义的规范伦理包含了德性伦理，即在G.E.摩尔之前的传统伦理和摩尔之后回归传统德性育规范的伦理体系；本文对规范伦理的运用是狭义上的。

{2}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6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

{4}《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

第13篇

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党的新时期重要决策，还是新时展的必然需求。树立起崇高的社会建设理想，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是作为社会新时代青年的高职学生的重要课题。在高职学生中进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教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容小觑的价值和作用，本文主要对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谐社会；价值探析

进入本世纪以来，人才和科技已经变成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当前新兴产业的崛起趋势，对人才也提出了综合性、复合型的要求，不但包括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养，还需要具备思想品质、社会责任、社会公德方面的素养。作为建设社会新鲜力量的高职院校学生，应当构筑起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促进和谐社会的良好构建。树立起崇高的社会建设理想，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已成为作为社会新时代青年的高职学生的重要课题。

一、和谐社会的含义

和谐社会当中的“和”，是指和睦、相安、协调，意指“和衷共济”；“谐”则指顺和、配合得当，没有冲突和抵触的意思。因此，和谐社会的含义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关系协调而融洽，每个人之间相互协调、尊重，营造出良好、和谐、和美、大同的社会氛围，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利害和矛盾。它的含义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是个人的和谐，每个社会成员具备良好健全人格，尊重他人，乐观进取；第二，是人际间的和谐，每个人之间和谐融洽相处，相互协调和尊重；第三，是社会各系统和阶层的和谐，各阶层间关系融洽，没有根本冲突；第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实现生态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一方面贴近马克思思想里所推崇的高级和谐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的最佳体现，与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谦逊、仁德、家庭和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民族愿望和最佳社会模式。

二、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探析

要构建起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精神观念上保驾护航之法宝。若缺少了责任感，社会是难以获得良好发展和进步的。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已日益重要，在当前高职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在高职学生中推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已经成为当前各高职院校不容忽视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程度，将会对和谐社会之发展有极大影响，它所体现的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求和价值追求。首先，责任感教育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缺少责任感的青年不是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和时代青年，因为现代社会的建设工作是社会各方面联系与合作的完整体系，它对于当前社会的年轻一代有着以下的要求：具备群体意识、完整独立人格以及崇高的社会责任心。近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致使社会价值观迸发出多元化、多方向、多样性的趋势，年轻一代容易被这些价值取向所影响和摇摆，显现出自我膨胀和功利主义的不良倾向。由此可知，对当代青年学生包括高职学生进行责任感的教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来说是必然的任务。

其次，当代劳动者素质要求需要高职教育事业重视学生责任感的培养。当前世界区域经济联系日趋加强，区域市场经济也在相互交织和渗透的过程中彼此联系和影响，对于现代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有了时代性的更新：要求劳动者具备高度纪律精神、高水平的专业技能以及高度的责任感。高职学生是未来的社会从业者和建设社会的主力军，若没有树立起对社会的责任感，则极有可能使他们的能力使用拐入了不正确甚至是违法的方向。只有具备强烈责任感的青年学生，才会意识到建设社会的内涵与意义，才会懂得学习科学知识、职业技能对于建设社会的作用，才会在责任感的推动下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职业技术水平，才能够使自己朝着新时代高尚劳动者的方向努力。再次，具备社会责任感也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人类发展危机的最根本精神要求。作为同样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命运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近年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科技化的进程，使得地球这一人类共同居住的家园遭到严重的环境恶化，臭氧层空洞、冰川融化、气候反常、海平面上升等问题接踵而来，无一不为我们传达地球悲鸣之信号。因此，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的强烈程度，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有直接影响作用。最后，具备责任感也是社会信息化趋势对社会公民所提出的新要求。本世纪的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使人类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网络已像血液一般融进人类社会躯体里，成为人类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对人类生活、出行、工作、学习、社交方式产生革命性的革新。传统的观点包括道德观念也在这信息化网络化社会中遭受冲击与挑战，使得人类对社会的责任感也遭受弱化的危险。当前网民群体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是网络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与部分。青年学生所认同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否包含社会责任感，将会是影响社会稳定性甚至安全性的核心因素。因此，培养起高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社会信息化趋势对他们所提出的新要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所倡导的是良好、和谐、和美、大同的社会氛围，既贴近马克思思想里所推崇的高级和谐社会，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的最佳体现，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民族愿望和最佳社会模式。高职学生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有深远的价值意义，不但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主要途径，还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新时代劳动者，不但能缓解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还为信息化社会中的价值导向提供正确方向。在高职学生中进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教育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谢四平等.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4-107.

[2]严平昌等.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12)：73-76.

第14篇

摘要:在当代，学习无疑已占据了核心地位。一些社会学理论为学习的这种地位做出了注解，主要有风险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及学习社会理论等。

关键词:学习　风险社会　知识社会　学习社会

   学习已成为当代的核心话语，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1997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成人教育会议上，与会的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签署提出了著名的汉堡宣言。该宣言特别从地球村的共同命运出发，向每一个村民推荐“每天一小时”自觉地、主动地用于学习。今后，个体整个的一生都是学习的时间，学习不是某一个阶段的专利品。终身学习是社会中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习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一些当代的社会理论为这种状况提供了注解，粗略看来，至少有风险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以及学习社会理论等。

    一、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学习意蕴

    “风险社会”是以贝克、吉登斯、拉什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它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景象: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的逻辑”为新的“风险分配的逻辑”所取代;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全球化趋势结合在一起;社会舞台的中心角色是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与后果;从个体感观、家庭生活、社会角色、民族认同到民主政治，都无不被“风险化”了。风险社会是对当今社会的描述，而风险社会蕴含着学习的必然。要了解风险社会理论，必须先理解“风险”。风险是“处理现代化本身所引起的风险与不安全的一套系统方法。”风险是个新近才有的概念。人类社会的早期并没有风险的概念，而只有危险。在传统社会，理性尚未发达之时，人们力量十分微小，无法应对与控制灾害。所以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取决于人为决定的、来自于自然力等不可改变的威胁，就是一种无法以人为因素干预的“危险”。而当人类开始理性决策，知道灾害的原因，能以现代的方式计算其发生的机率，并以人们共同分担的方式来减低个人所受的损害，这才有了人为决策的风险。

    1.风险的特性

    风险社会中，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日常性。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的来临，让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不会因特定的个人、群体、家族而有所区别。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的逻辑是超越阶级，以个人为单位的，一旦灾难发生，没有人不被包括在内。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将不存在社会不平等，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的人都涉人其中。同时，在风险社会中，在社会福利的大环境下，人们被迫制度化地“个人”了，所有的人“个人化地”面临着无处不在的风险，承担着自我决定生涯与承担风险的责任。那么，专家和政府何为呢?能不能替普通公民抵御、减少风险呢?贝克认为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风险是人为决策所致，专家无法完全预见所有技术应用上的后果，政府官员也难以在风险问题上充分地控制情况，反而还成为风险的共犯，再加上现代生活的任一方面都是高度地依赖科技产品，现代风险既是源自于科技的应用，其所隐含的风险因子也就无所不在。

    2、风险社会的学习意蕴

    面对不确定的风险，诸多成人教育学者皆指出，终身学习之必需，如johnston, ushe:等。贝克也认为，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人需要有可能加倍面对危机的承担、对环境有深人的认知和掌握，而得积极地学习。处于要进人风险社会的当代人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首要任务即是要认清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不论是因为风险知识的不确定，科技知识更新之快速，人们需要一直学习，或是因为个人主义化，人们需要自我决定、自己承担而不断地学习，更是因为在凤险社会里专家并不可靠，所以人们要警醒，要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便不能不持续地学习。另外，不少的研究还证实，对于风险的分类与认知，常带有文化性差异，也和社会阶级、教育程度有关，而且有愈来愈多的现代风险，是因为当事人缺乏正确的知识，或无法获得足够的资讯而蒙受损害。因此当我们从科技文明改善传统社会自然风险，进人到一个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风险社会时，可以看见的是，人们的学习变得日益重要。

    那么，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学习什么呢?首先，风险社会的风险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科技生态环境的风险。因此，成人需要学习的内容即是关于高科技与生态环境的知识，了解它们，一方面人们需要有该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则是需要有分辨与判断的能力。成人教育的责任即是要提供更多时间与场所，帮助人们认识与觉察风险。其次，风险社会中，个人化的存在状态，使得个体面临需要自己抉择、自我承担的局面，一方面个人拥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自由，一方面却因而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但是，在被迫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化过程中，人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这些挑战。有时，甚至自己所做决定带来的影响是超出个人能力所及的。因此，hake主张，成人教育应把个人面临抉择的生命重大事件列人教育的内涵，给予成人充分的抉择资讯，提供面临选择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成人做最恰切的选择，以及克服面临承担选择风险的焦虑与恐慌。同时，个人化了的人，面临着新的生活哲学和意识形态，人们免不了迷惘。因此，承认教育的任务即是提供精神教育等课程，以帮助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态。另外，风险社会的学习，还要学习责任伦理。要勇于承担风险，在风险承担中，不能只考虑利益，而必须有一种为自己、为他人、为下一代负责的态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社会的学习是批判的学习，要有怀疑精神，要与生活体验相协调。风险社会的学习，是集体的学习，协商的学习。

二、知识社会中人的学习必然

    “知识社会”这个术语最早是由伯特·e.莱恩于1966年在《知识社会中政治和意识形态衰落》中采用的。德鲁克于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中也使用了“知识社会”的术语。这本著作所展示的论点是将知识置于“我们社会的中，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的地位。他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知识社会”，并认为人类社会的21世纪是知识社会生长并完成的一个世纪。人类正进人“知识社会”。伴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与巨大推动，知识社会的特性更加明显。正如《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指出:“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人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网络也将成为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知识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知识社会有着与以往社会不同的特征。

    1.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资源

    知识成为了社会的核心。《知识社会》的作者尼科·斯特尔认为“知识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确定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的特征正在出现，正在生成的社会日益受到“知识社会”的驱动。斯特尔指出，尽管劳动和财产的资源属性确实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一种新的原则，也就是知识已经被加进来了，这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对作为社会的基本机制的财产和劳动既进行改造，又提出了挑战。丹尼·贝尔在其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讨论中也指出:第一，革新的源泉日益从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中衍生出来;第二，由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较大部分所测定的“社会的份额”在知识领域中日益增加。“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成为次要的了。在知识社会中，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更好地获取和应用知识将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即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知识型劳动者主导了生产及社会发展。

    2.人的知识性生存

    知识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由物质性生存图景，向知识性的生存图景过渡。西方学者霍斯金称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生存图景为“知识性生态系统”。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是直接与物质世界的交换，而在知识社会中，物质世界隐退到知识世界的背后，知识成为人不可回避的基本生存环境。知识从传统社会中只属于少数人的专业性的生活方式，变成大众化、日常化的生活方式，构成人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与人的生活具有不可分离性。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存方式也发生着彻底的改变，进人一个“知识生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只能与知识打交道，只能用知识来解决生存中的一切问题。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生存的条件和命运。知识通过支配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支配人的生存能力。知识社会中，人的消费也知识化了。日本著名思想家界屋太一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取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认识，指出现代社会的变革既不是单独的技术革命，也不是临时性的潮流，它是人类在产业革命200多年后迎来的将产生“新社会”的巨大变革，即“知识价值革命”，通过这一革命，将出现一个“知识价值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着力追求时间与智慧的价值，即“知识价值”的大量消费，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物质的消费逐步在被知识的消费所侵占。

3.知识运转的加速化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生产非常快速，进而形成“知识的爆炸”。各种不同的新知识，不断地被创造、被生产出来，可谓一日千里，瞬息万变。根据某学者的估计，目前专业知识每隔5年即增长一倍(merriam&caffarella, 1999)。因此，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或信息的生产极其迅速，崭新的知识不断地被创造，充斥在整个社会中，存在于我们生活与生存的环境中，对个体形成了莫大的压力，需要个体去了解和吸收，才能适应与生存。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存在的周期正快速减少，亦即知识的寿命不断地缩短。在今天仍然有用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过时而被淘汰，因此我们绝不能存有所学的知识将一辈子有用的观念。知识老化的速度正日益加速，知识的半衰期也日益缩短。在知识社会中，这是一项严酷的事实，也构成了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三、学习社会—学习的自由国度

    学习社会是learning society的中译词，也有人译为“学习化社会”或“学习型社会”。一般认为，“学习社会”的概念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 r. h. hutchins)于1968年在其出版的书《thelearning society》中提出的。他指出，学习社会除了个人生涯中不同阶段的教育外，更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人性发展为指标的社会，使一切的制度都能实现此种目标的社会。他强调，学习化社会是以“社会全体成员充分发展自己能力为目标的社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也采用了“学习社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教育革新的“根本方向”，从而使得这个概念开始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报告认为:“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其性质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1998年，兰森教授编辑出版了《处在学习社会》一书，概括了学习社会的基本内涵，并指出学习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式。“但对我们来说，学习社会这个短语指称的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学习社会是一个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同的社会形式。”兰森已旗帜鲜明地把学习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看待。

    学习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很显著的特征:

    1.学习是一种人权

    我国台湾学者胡梦鲸认为，学习化社会将是一个以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以学习者为中心，人人均能终身学习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习者的基本学习权力能够得到保障，教育机会能够公平地提供，学习障碍能够合理去除，终身教育体系能够适当地建立”。学习化社会构建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学习化社会的建立应该具备六项基本条件，即“学习的个人、学习的家庭、学习的组织、学习的社区、学习的政府和学习的网络”。布希尔(boshier,1980)指出，学习社会的基本观念是把学习当做正常的日常生活之事，而教育则被视为所有公民的潜在人权。彼得森(peterson, 1983)进一步认为学习社会的特征有:(1)教育机会应尽可能性地向大众开放;(2)教育机会应延伸到社区，并融人社区事务与问题;(3)各种教育资源的广泛运用。范德济(vanderzee, 1996)提出了实现学习社会的五大关键，即创造学习机会、提升学习质量、建立支持体系、引导自我完善、保障学习权等!”’。也就是说，在学习社会中，教育与学习的网络要多元、开放而且富有弹性，能够满足不同学习群体和个人的不同学习需求。英国学者贾维斯表述道:“在学习社会中，提供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生中的任何时间，均有充分的学习机会。因此，每个人均得通过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达成自我的实现” “学习型社会……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一个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学习社会要调动所有组织、动用一切资源，以便个人的学习，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同时，在学习社会中，所有公民，不论其出生、性别、种族、收人或居住地区等，一生之中皆应有接受教育、获得学习机会的权利。

    2.学习是个体的生存方式

第15篇

论文摘要:在当代，学习无疑已占据了核心地位。一些社会学理论为学习的这种地位做出了注解，主要有风险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及学习社会理论等。

学习已成为当代的核心话语，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1997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成人教育会议上，与会的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签署提出了著名的汉堡宣言。该宣言特别从地球村的共同命运出发，向每一个村民推荐“每天一小时”自觉地、主动地用于学习。今后，个体整个的一生都是学习的时间，学习不是某一个阶段的专利品。终身学习是社会中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习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一些当代的社会理论为这种状况提供了注解，粗略看来，至少有风险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以及学习社会理论等。

一、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学习意蕴

“风险社会”是以贝克、吉登斯、拉什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它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景象: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的逻辑”为新的“风险分配的逻辑”所取代;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全球化趋势结合在一起;社会舞台的中心角色是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与后果;从个体感观、家庭生活、社会角色、民族认同到民主政治，都无不被“风险化”了。风险社会是对当今社会的描述，而风险社会蕴含着学习的必然。要了解风险社会理论，必须先理解“风险”。风险是“处理现代化本身所引起的风险与不安全的一套系统方法。”风险是个新近才有的概念。人类社会的早期并没有风险的概念，而只有危险。在传统社会，理性尚未发达之时，人们力量十分微小，无法应对与控制灾害。所以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取决于人为决定的、来自于自然力等不可改变的威胁，就是一种无法以人为因素干预的“危险”。而当人类开始理性决策，知道灾害的原因，能以现代的方式计算其发生的机率，并以人们共同分担的方式来减低个人所受的损害，这才有了人为决策的风险。

1.风险的特性

风险社会中，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日常性。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的来临，让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不会因特定的个人、群体、家族而有所区别。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的逻辑是超越阶级，以个人为单位的，一旦灾难发生，没有人不被包括在内。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将不存在社会不平等，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的人都涉人其中。同时，在风险社会中，在社会福利的大环境下，人们被迫制度化地“个人”了，所有的人“个人化地”面临着无处不在的风险，承担着自我决定生涯与承担风险的责任。那么，专家和政府何为呢?能不能替普通公民抵御、减少风险呢?贝克认为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风险是人为决策所致，专家无法完全预见所有技术应用上的后果，政府官员也难以在风险问题上充分地控制情况，反而还成为风险的共犯，再加上现代生活的任一方面都是高度地依赖科技产品，现代风险既是源自于科技的应用，其所隐含的风险因子也就无所不在。

2、风险社会的学习意蕴

面对不确定的风险，诸多成人教育学者皆指出，终身学习之必需，如Johnston， Ushe:等。贝克也认为，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人需要有可能加倍面对危机的承担、对环境有深人的认知和掌握，而得积极地学习。处于要进人风险社会的当代人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首要任务即是要认清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不论是因为风险知识的不确定，科技知识更新之快速，人们需要一直学习，或是因为个人主义化，人们需要自我决定、自己承担而不断地学习，更是因为在凤险社会里专家并不可靠，所以人们要警醒，要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便不能不持续地学习。另外，不少的研究还证实，对于风险的分类与认知，常带有文化性差异，也和社会阶级、教育程度有关，而且有愈来愈多的现代风险，是因为当事人缺乏正确的知识，或无法获得足够的资讯而蒙受损害。因此当我们从科技文明改善传统社会自然风险，进人到一个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风险社会时，可以看见的是，人们的学习变得日益重要。

那么，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学习什么呢?首先，风险社会的风险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科技生态环境的风险。因此，成人需要学习的内容即是关于高科技与生态环境的知识，了解它们，一方面人们需要有该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则是需要有分辨与判断的能力。成人教育的责任即是要提供更多时间与场所，帮助人们认识与觉察风险。其次，风险社会中，个人化的存在状态，使得个体面临需要自己抉择、自我承担的局面，一方面个人拥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自由，一方面却因而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但是，在被迫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化过程中，人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这些挑战。有时，甚至自己所做决定带来的影响是超出个人能力所及的。因此，Hake主张，成人教育应把个人面临抉择的生命重大事件列人教育的内涵，给予成人充分的抉择资讯，提供面临选择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成人做最恰切的选择，以及克服面临承担选择风险的焦虑与恐慌。同时，个人化了的人，面临着新的生活哲学和意识形态，人们免不了迷惘。因此，承认教育的任务即是提供精神教育等课程，以帮助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态。另外，风险社会的学习，还要学习责任伦理。要勇于承担风险，在风险承担中，不能只考虑利益，而必须有一种为自己、为他人、为下一代负责的态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社会的学习是批判的学习，要有怀疑精神，要与生活体验相协调。风险社会的学习，是集体的学习，协商的学习。

二、知识社会中人的学习必然

“知识社会”这个术语最早是由伯特·E.莱恩于1966年在《知识社会中政治和意识形态衰落》中采用的。德鲁克于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中也使用了“知识社会”的术语。这本著作所展示的论点是将知识置于“我们社会的中，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的地位。他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知识社会”，并认为人类社会的21世纪是知识社会生长并完成的一个世纪。人类正进人“知识社会”。伴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与巨大推动，知识社会的特性更加明显。正如《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指出:“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人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网络也将成为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知识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知识社会有着与以往社会不同的特征。

1.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资源

知识成为了社会的核心。《知识社会》的作者尼科·斯特尔认为“知识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确定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的特征正在出现，正在生成的社会日益受到“知识社会”的驱动。斯特尔指出，尽管劳动和财产的资源属性确实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一种新的原则，也就是知识已经被加进来了，这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对作为社会的基本机制的财产和劳动既进行改造，又提出了挑战。丹尼·贝尔在其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讨论中也指出:第一，革新的源泉日益从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中衍生出来;第二，由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较大部分所测定的“社会的份额”在知识领域中日益增加。“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成为次要的了。在知识社会中，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更好地获取和应用知识将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即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知识型劳动者主导了生产及社会发展。

2.人的知识性生存

知识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由物质性生存图景，向知识性的生存图景过渡。西方学者霍斯金称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生存图景为“知识性生态系统”。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是直接与物质世界的交换，而在知识社会中，物质世界隐退到知识世界的背后，知识成为人不可回避的基本生存环境。知识从传统社会中只属于少数人的专业性的生活方式，变成大众化、日常化的生活方式，构成人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与人的生活具有不可分离性。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存方式也发生着彻底的改变，进人一个“知识生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只能与知识打交道，只能用知识来解决生存中的一切问题。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生存的条件和命运。知识通过支配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支配人的生存能力。知识社会中，人的消费也知识化了。日本著名思想家界屋太一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取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认识，指出现代社会的变革既不是单独的技术革命，也不是临时性的潮流，它是人类在产业革命200多年后迎来的将产生“新社会”的巨大变革，即“知识价值革命”，通过这一革命，将出现一个“知识价值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着力追求时间与智慧的价值，即“知识价值”的大量消费，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物质的消费逐步在被知识的消费所侵占。 3.知识运转的加速化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生产非常快速，进而形成“知识的爆炸”。各种不同的新知识，不断地被创造、被生产出来，可谓一日千里，瞬息万变。根据某学者的估计，目前专业知识每隔5年即增长一倍(Merriam&Caffarella， 1999)。因此，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或信息的生产极其迅速，崭新的知识不断地被创造，充斥在整个社会中，存在于我们生活与生存的环境中，对个体形成了莫大的压力，需要个体去了解和吸收，才能适应与生存。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存在的周期正快速减少，亦即知识的寿命不断地缩短。在今天仍然有用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过时而被淘汰，因此我们绝不能存有所学的知识将一辈子有用的观念。知识老化的速度正日益加速，知识的半衰期也日益缩短。在知识社会中，这是一项严酷的事实，也构成了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三、学习社会—学习的自由国度

学习社会是Learning Society的中译词，也有人译为“学习化社会”或“学习型社会”。一般认为，“学习社会”的概念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 R. H. Hutchins)于1968年在其出版的书《TheLearning Society》中提出的。他指出，学习社会除了个人生涯中不同阶段的教育外，更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人性发展为指标的社会，使一切的制度都能实现此种目标的社会。他强调，学习化社会是以“社会全体成员充分发展自己能力为目标的社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也采用了“学习社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教育革新的“根本方向”，从而使得这个概念开始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报告认为:“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其性质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1998年，兰森教授编辑出版了《处在学习社会》一书，概括了学习社会的基本内涵，并指出学习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式。“但对我们来说，学习社会这个短语指称的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学习社会是一个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同的社会形式。”兰森已旗帜鲜明地把学习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看待。

学习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很显著的特征:

1.学习是一种人权

我国台湾学者胡梦鲸认为，学习化社会将是一个以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以学习者为中心，人人均能终身学习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习者的基本学习权力能够得到保障，教育机会能够公平地提供，学习障碍能够合理去除，终身教育体系能够适当地建立”。学习化社会构建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学习化社会的建立应该具备六项基本条件，即“学习的个人、学习的家庭、学习的组织、学习的社区、学习的政府和学习的网络”。布希尔(Boshier，1980)指出，学习社会的基本观念是把学习当做正常的日常生活之事，而教育则被视为所有公民的潜在人权。彼得森(Peterson， 1983)进一步认为学习社会的特征有:(1)教育机会应尽可能性地向大众开放;(2)教育机会应延伸到社区，并融人社区事务与问题;(3)各种教育资源的广泛运用。范德济(VanDerZee， 1996)提出了实现学习社会的五大关键，即创造学习机会、提升学习质量、建立支持体系、引导自我完善、保障学习权等!”’。也就是说，在学习社会中，教育与学习的网络要多元、开放而且富有弹性，能够满足不同学习群体和个人的不同学习需求。英国学者贾维斯表述道:“在学习社会中，提供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生中的任何时间，均有充分的学习机会。因此，每个人均得通过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达成自我的实现” “学习型社会……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一个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学习社会要调动所有组织、动用一切资源，以便个人的学习，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同时，在学习社会中，所有公民，不论其出生、性别、种族、收人或居住地区等，一生之中皆应有接受教育、获得学习机会的权利。

2.学习是个体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