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消费社会；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24-06
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然的条件，任何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丰盈的消费社会之中，在商品逐渐被系列化和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中，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是否还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关注物的有用性？对此，后现论家、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做出了别样的回答。在鲍德里亚看来，“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消费社会中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商品不再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他们实际上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物的结构演化和数目的繁多使物的效用性逐步消失。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并使消费社会丰富的科学技术，在促进消费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又受到该社会的阻碍和限制，也就是说，使用价值走向符号的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限制的过程。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和推动
尽管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是以对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消亡的批判为目的的，但是这一理论的逻辑始点却是使用价值的丰盈，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是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开始的。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对商品的丰富性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
消费社会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里，价值和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讨论消费社会时，鲍德里亚首先强调了消费社会中物的丰盈和商品时的系列化和系统化现象，“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P1）。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根本变化在于物的丰盛性，人不再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使用价值的丰盈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物品的不断繁衍和各种需要的增加上，而且还表现在制造界对物品生死周期的加速上。
（二）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
尽管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的《物体系》的导论中，开综明义地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2]（P2），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他还是对物的功能性进行了大量论述。不仅如此，鲍德里亚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商品功能性发展的作用，“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2]（P3）虽然鲍德里亚逻辑上对使用价值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却并没有否定科学技术是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根基。
1. 科学技术的两个层面
什么是科学技术？怎样界定科学技术？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严格说来，科学技术是个在工业社会中成立的命题。鲍德里亚根据技术与物的功用性的关系把科学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实验室及高科技发展的有限领域，如航空工程、太空技术、航海科技等。这类科学技术所追求的是物的功能效力，以使用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的目的。如航空业，它迫切需要发展的是最具体的技术，从而符合其安全、速度和效率的功能。在这些领域中，技术发展急迫需要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性化的特性却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另一类是和日常生活中物体系相关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在基本遵从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地把精力消耗在个性化和流行中。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花费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却在发动机和水冷却方面保留了低技术。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是第二种科学技术以及在技术之上物的功用性和意义关联。在举证航空工业之后，鲍德里亚紧接着论述到，“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2]（P5）。
2. 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
科学技术与商品的相关性是一个近代社会的话题。早在农耕时代，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商品生产甚至谈不上技术，因此，用于交换的商品既是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购买，同时商品本身又大都带有生产者的个性特征。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商品越来越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而言，科学技术决定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鲍德里亚把物界定为由科技层面和由需求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两个部分构成。在鲍德里亚看来，“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2]（P3）。作为本质性的科技层面必然决定由需求所引起的非本质的心理和社会层面。
鲍德里亚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物的功能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物的整体结构中的每一个元件不是在功能冲突的妥协中存在，而是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得到整合。以汽缸为例，老式的汽缸，每一个单元都被当做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起作用，之后就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了，这些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一样，它们的功能只能在封闭的系统里才能完成。新式的汽缸同老式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单就散热板而言，它除了机械功能之外，还可以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冲撞变形。老式汽缸的每个零件的功能是相互冲突的，整体是部分折中妥协的结果，而新式汽缸的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部分的折中。在新式汽缸里，每一个元件的功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而发挥的前提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2]（P4）。同样，在日常生活中，过去的家具摆设和物的功能更多地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向度，而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变迁以及空间的缩小，隐身自如的橱柜、随时折曲和伸张的椅子甚至消失的家具和物则随处可见。我们且不讨论鲍德里亚意义上家具和物所负载的表达力，单是物的功用化变化本身就已经说明科学技术的张力。
科学技术不仅使物的使用价值得到极大发挥，而且还在生产上使其模式化和系列化。鲍德里亚曾断言，在工业社会中，没有一件供人消费的物品是以单独的类型出现的。换句话说，今天的工业生产是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为特征的，而以流行的模式化为支撑点的生产体制之所以得以维持的基础却是科学技术。尽管鲍德里亚语境下的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几乎停止，只有改良、附带化的改进还在进行，但是科学技术对生产模式产业化的支持却是无法否定的。
二、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尽管鲍德里亚把物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定义为本质层面，但是他却对这一层面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纯粹技术的物品与我们是不相关的。鲍德里亚感兴趣的是“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因为在它虽有它基本的真理，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2]（P5）。对鲍德里亚而言，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实用物品，不是以技术的效用性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即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换而言之，今天人们在消费时不仅仅关注物的使用价值，同时更多地关注物的延伸――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
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一方面体现在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上，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不再被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被看待，物走向了符号。
1. 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
鲍德里亚指出，传统生产社会中的物品是人依自己的需要，使物品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物品像老式汽缸一样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经济性能低、一致性也不高，但是物品的功能却体现了人的个性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人与物的紧密相关也使物得到一种密度和情感价值的“临在感”，从而彰显了道德的尺度。鲍德里亚指出，在以生产为特征的“匮乏”社会中，生产决定消费的种类与形式，产品的消费具有实物性、使用性和功能性特征。换而言之，在生产社会中，消费的对象首先是有用性和功用性的商品。从“匮乏”的生产社会转变到“丰盛”的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理论逻辑的真实所在。今天的物品在回应新的需要的同时，在使用方式上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物与人的关系也更为自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按鲍德里亚的意思，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任何想购买的东西。尽管今天的物品在其功用性上大为进步，物品更具有了适空性和适时性，但这一进步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物体系中功能的不协调状态，相反还对其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和个性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不仅失去了其临在感，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组织已被破坏且未被重建。
2. 物的意义的完备
鲍德里亚对使用价值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传统道德和个性化的消失上，而是顺其逻辑的张力继续往前发展。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逐渐从商品的物质性和功用性中解放出来，消费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指称的意义和负载的个性特征。也就说，承载商品的不再是它的有用性，而是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化身。鲍德里亚断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人们从不消费物本身，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把物用来当作能突出自己个性的意义符号。比如，相同马力、品牌的汽车会因为外观设计的差异性而产生巨大的差价，而人们对某一汽车的消费，不是由汽车本身的运输功能，而是由其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对鲍德里亚来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会再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单个商品，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我们在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这里意义的齐备不是由使用价值需求层面产生的，而是具体情境生发下的暗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除了各自为器具之外，同时又被广告和大众传媒形成了集体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商品好似一条链子，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一串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的意义。
3. 物被符号化
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并不止于丰盛以及丰盛的表象，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而划分消费社会等级的标准则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差分编码”及“社会的区分逻辑”，这种划分逻辑是形成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消费社会中，物的意义具备是其走向符号的前提。物的意义的充分发展必然使物最终走向符号。正是因为物具有了象征性和意义指涉，消费的主导方面的商品才被赋予“符号”。也就是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商品必须首先成为符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都是以系列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内部包含着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否定的差别次序，也就是说，商品中包含着能揭示社会等级、地位和权力的社会秩序。商品成了制定差异秩序的扮演者，一定的商品对应一定的功能、权力和社会地位。与商品包含的等级相对应，需求也由一系列等级构成。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物所体现的道德的消失使人们在物面前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对物的无止境占有和对新鲜物品的体验带来的最大程度的幸福是人们进行消费的动力。消费了比别人多的商品，意味着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同时也预示着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等级性的需要中，一种保持距离和符号区分的社会等级的必要性原则也需要绝对的维护。为此，人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在消费中实现他人话语的导向作用。换而言之，人们进行消费的主要动力是某种精神的需要，而不是物质的需要，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经脱离使用价值的必要层面，而变成炫耀性的消费。
（二）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消费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讲，现代意义上的每个单件商品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不仅使商品在量上极度丰盛或富足，而且在质上也加快了商品的更新换代，使物更适合人。总之，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与物品体系的关系本来是紧密相关、和谐演进的。但是充斥着商品的消费社会却打破了这一相关和谐性，这一社会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而且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1. 发明几乎停顿
物品非结构性的配件的大量繁衍，促成了物品扬扬必胜的状态，而正是这种非结构性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就是在它们身上，技术的演进开始倾向停顿。正如汽车产业一样，今天汽车的改进不是发动机本质部分的改进，而是其外观、配件等非本质部分的改良。当商品不再作为被使用价值呈现在人面前，而是在符号意义上表征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的时候，科学技术也只停留在物的外表改观上，就像绘画一样，“当当代绘画不再能够清晰地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从签名中获取一些意义、一些提示，由此也获得一种保证”[3]（P86-87）。鲍德里亚指出，今天技术的改良、包装和完善化追求的是物品的威望感，而不是结构上的创新，“的确，无关宏旨的改善、复杂化、附带体系（为了安全感或威望）都在培养一种有关‘进步’的伪意识，而遮盖了基本变化的紧急性……流行以它次级系统的无协调蔓衍，属于偶然的领域，因此也是形式无限再兴的领域，和市场开发最能发挥到极致的领域。在技术的垂直性和利润的水平线之间――在技术发明的不断超越，和一个依照生产的目的性造成的物和重复形式的封闭体系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2]（P145）。对此，鲍德里亚感叹到，今天，发明几乎完全停止了。
2. 科学技术被赋予新的内涵
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符号的生产过程，源自于对有用性的破坏。大众传媒在将使用价值转变为符号的同时，“技术和知识从它们客观的实际中分离出来，被凸现差异的‘文化’体系再发掘。由此这个领域变成了消费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赋予它生产、体系以及符号的相互作用等诸多内涵”[3]（P108）。在物的符号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当生产的目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意义层面的关系和差别生产，“当代垄断性生产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垄断）生产”[1]（P59）时，也就是说生产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物的生产时，科学技术也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三、使用价值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鲍德里亚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理论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论点新颖，而且对当代欧美理论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早期思想既受列菲伏尔日常生活研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的影响。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框架内，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试图把列菲伏尔、巴塔耶和情境主义者发起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活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是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后期作品相比，鲍德里亚前期思想更加学院化和容易理解，但是却被遮蔽并相对忽视了。尽管学术界对鲍德里亚褒贬不一，但是，无论如何，他对使用价值的批判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没落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人们需求的控制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在生产领域，需求是生产的动机，同时生产又决定消费。鲍德里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提出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物的功用性或使用价值有所需求，而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有所需求。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最根本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我还将冰箱作为一架机器来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冰箱。在物的意义上来谈冰箱或者汽车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与它们如何冷藏食物，或者如何运输，这些‘客观’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谈论的物是一个无内容的功能存在”[3]（P41）。鲍德里亚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需求对象对商品符号背后意义的需求是消费的社会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之间的分界线所在。从实物或者使用价值的需求过渡到其背后的符号意义需求，仅仅是一步之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非同寻常的。鲍德里亚看到了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商品品牌和象征意义热爱的社会心理以及在这种消费行为基础上所构建的消费文化的存在。鲍德里亚理论的更深意义在于，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是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而消费的活力在于人们自身意义的彰显。在生产和需求的关系上，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人们是先体验到了生产之后商品宣传的图像及使用此商品的生活趣味，才开始明确自己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最终才去购买商品。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确实从一定层面彰显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生产对需求的决定作用。当下我们消费的动机不仅仅是需求，而是受消费意识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对物的社会地位、权力意义和个性化象征的追求。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物的大量繁衍和人们消费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本质层面上的进步，相反却阻碍和限制了技术进步。鲍德里亚极度赞成路易斯・孟弗尔德关于技术与文明的论述。孟弗尔德指出，美国在经历过科学技术的风光时期之后，也就是1940年之后，发明突然之间停止了。而阻碍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品味、流行、浪费和商业利益的相结合。如果说孟弗尔德看到了阻碍当代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表象，那么鲍德里亚则找到了这一阻碍的根本症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鲍德里亚指出，目前的生产体制一方面在运作，另一方面却阻碍着真正的技术进步。换句话说，阻碍和限制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单单是控制整个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限制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在鲍德里亚看来，人、技术和物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结构的，在同一文明中，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技术受到当代生产体制阻碍的同时，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幸免不了，“技术和物品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歧流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2]（P144）。
四、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缺失和局限性
在以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框架中，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在肯定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该理论还存在着缺失和局限性。
（一）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基础的缺乏，使其对消费的分析与生产分析相脱节
在马克思那里，消费活动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出现的，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组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序列。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进行了详释，但是他却几乎未涉及生产方式和劳动领域，没有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的缺乏，导致了他未对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部分，如投资、储蓄、过剩等进行讨论。尽管鲍德里亚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第一性，并指出应该根据生产体系来分析消费，但是他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似乎暗示了需求和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主要是由消费和流通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和流通。事实上，鲍德里亚也从未真正清晰地分析符号逻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关系。在使用价值符号化的过程中，鲍德里亚把消费看成是消费者对资本控制的强迫接受，而没有从经济学层面说明，对于既希望消费增长又不要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的资本家来说，消费构成了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受资本和生产所决定的社会，而鲍德里亚却过分地强调消费，并赋予其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的特权。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消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补充或替代政治经济学，我们无法判定。
（二）片面夸大了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作用
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时，直接断言消费社会使科学技术限于停滞状态。当今技术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修缮型的非本质层面的进步，本质的创新却几乎没有。对于鲍德里亚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有些危言耸听。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第三代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广义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不仅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还形成了新兴技术群。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等在许多领域均获得突破性进展。由于鲍德里亚早期著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确切地说，此时的他没有看到和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因此，我们说，随着消费社会的日趋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没有陷入停滞，相反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鲍德里亚通过对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详尽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而且还深刻论述了科学技术同消费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鲍德里亚理论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明显的思想缺陷，同时在这一思想背后又蕴含着他对社会的无奈和失望。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2篇
摘要：在信息亿社会中，人类的传统认识问题得到了扩展，信息化带来了人类认识模式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由单一的人发展到“人——机联合体”；主体间关系复杂化、抽象化，构成了一种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共生关系；认识客体符号化，实践活动虚拟化。在信息化社会视野下，反思信息化给人类认识方式带来的改变，重新审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已经构成哲学认识论的当展路向。
在传统哲学的视域内，认识论研究基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展开。这种把认识的主客关系作为重点的研究模式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检验认识以及认识之于实践的意义。换言之，该模式只是抽象地建构认识论体系，却忽视了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系统结合。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深人社会生活诸领域，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冲击并改变这种模式。对传统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当代认识论发展的新路向渐成雏形。
一、信息化社会的创生
申农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它与当时的系统论、控制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基石。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社会是什么?W.JMartin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及其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标准、工作或休闲的方式，教育系统和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进步所影响。
信息化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形态。在这个以信息技术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社会生活各领域都信息化、符号化，信息将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基于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信息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导。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同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深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概言之，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是重要的资源，信息和知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们以“加速度”方式积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提供多感官、多通道的信息。
二、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
传统哲学认为，认识是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外部现实的能动反映。在这里，认识内含三要素：作为主体的人脑、作为客体的外部现实和充当中介的实践。在哲学的文本研究中，实践中介论虽然频遭实践基础论和实践物质论的反对，但它一直以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勿庸讳言，实践中介论的表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合理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信息化社会的挑战。
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繁多的信息包围着。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相伴而生，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时空，扩展到全球历史的范围。各认识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蝴蝶效应日益显著。具体而言，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主体的改变
在信息化社会，认识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从单一的个体变成了由人和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实现了人的部分智能的外化和虚拟化，扩展和增强了人的认识能力。众所周知，人类曾不断运用物质性工具来延伸和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但计算机的问世是对人的智能的扩展。这种扩展在有的部分已经超出了人脑，有些人工智能同人一样也充当着认识主体的角色。
当今时代只是信息爆炸的开端，人们却无时不在感受着信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认识主体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信息化社会带来了自动化的工作和数字化的生活娱乐。人类不再需要像工业时代那样事必躬亲，而只要准备好大脑接受信息，信息爆炸产生的碎片俯拾皆是。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信息。人们在惊叹万维网信息海洋的绚烂多彩时，却又在迷失中乐此不疲。在信息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性关联已经造成了传统认识论认识主体的迅速改变。
2_主体间关系的改变
认识主体向人一机系统的拓展使主体认识能力增强，同时促使主体间关系发生擅变。主体间的交往最大限度地以信息交换的形式显现。在人一机一人的模式下，主体间关系进一步符号化、模式化与单一化，一种平等合作、共生共荣的关系是交往的现实注脚和诊释。个性在系统里被模糊处理，年龄、性别、身体状况之间的差异都被抹去。在0和1的交相映辉中，人们凭借信息能力攻城掠地。家庭、朋友、师长等传统人伦关系遭遇空前挑战。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丰富多变的交往主体，但交往都是在相同的信息规则下完成。个体的违规将会给自身和以自己相关主体带来连带影响。主体间关系的符号化无异于复杂现象中的分形，看似混沌无序，实则每一步都是同样规则的延伸和复制。相较于传统的主体间关系，信息化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更具广泛性，任何两个主体都能依信息技术手段发生联系。
3.认识客体的改变
传统认识论的认识客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具体客体，信息化社会中的认识客体还包括信息世界。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深化了人们对这三个世界的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客体被不断符号化，转化成信息化的客体。这种符号化的客体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是超越于传统二元哲学思维之外的。换言之，这种符号化了的客体是信息化(数字化)了的虚拟客体，它是对真实客体的抽象与模拟，能较全面地反映真实客体的各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一对一的间断性反映，而变成了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连续性反映。客体的信息化使对客体的连续认识和认识成果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但信息化的客体在人机系统中不断被创生、修改、变换、传输和删除，使得它的生成、运化和发展已非模型能精测实握，个体的认知难度由此增大。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主体间合作的加强来逐渐缓解。
信息化社会认识客体的能动性增强了，认识客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答答地等待被主体认识，而是主动地大量涌现到主体面前。这导致主体信息量剧增、认识难度加大，同时促使客体社会化。客体的涌现倘若利于主体的认识，就能很快被主体发现并认识，反之便会阻碍主体的认识活动。虚拟客体的能动性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客体的信息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着虚拟客体的能动性。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客体的能动性归结于主体的能动性，并影响主体的认识。
4.人类实践方式的改变
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传统意义上，认识是观念性的活动，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在信息化社会中，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必然带来实践活动的巨大变革。实践渐渐远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代之以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信息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对象。
信息化社会中的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内涵和外延都已扩大。有人提出“虚拟实践”的概念，首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实践的客观性问题。传统的实践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呈现在主体面前等待改造的。信息化社会中的外部世界大部分被信息化处理，变成了高度符号化的信息，因此这种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化处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的囚素，诸如主体的道德因素和技术熟练程度等。虚拟空间的主体一切都符号化，个体实践是跨时空的。相较于现实世界更广阔的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假的，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认识主体的道德因素。幻化的主体缺少了他人的道德注视，容易为所欲为。道德的外在约束似乎鞭长莫及，主体自身的道德内在约束尤显重要。最后，虚拟实践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实践。
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路向
第3篇
论文摘要：在信息亿社会中，人类的传统认识问题得到了扩展，信息化带来了人类认识模式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由单一的人发展到“人——机联合体”；主体间关系复杂化、抽象化，构成了一种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共生关系；认识客体符号化，实践活动虚拟化。在信息化社会视野下，反思信息化给人类认识方式带来的改变，重新审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已经构成哲学认识论的当展路向。
在传统哲学的视域内，认识论研究基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展开[f}l。这种把认识的主客关系作为重点的研究模式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检验认识以及认识之于实践的意义。换言之，该模式只是抽象地建构认识论体系，却忽视了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系统结合。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深人社会生活诸领域，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冲击并改变这种模式。对传统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当代认识论发展的新路向渐成雏形。
一、信息化社会的创生
申农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它与当时的系统论、控制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基石。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社会是什么?W.JMartin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及其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标准、工作或休闲的方式，教育系统和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进步所影响r}0
信息化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形态。在这个以信息技术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社会生活各领域都信息化、符号化，信息将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基于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信息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导。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同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深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概言之，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是重要的资源，信息和知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们以“加速度”方式积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提供多感官、多通道的信息。
二、信息化杜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
传统哲学认为，认识是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外部现实的能动反映。在这里，认识内含三要素:作为主体的人脑、作为客体的外部现实和充当中介的实践。在哲学的文本研究中，实践中介论虽然频遭实践基础论和实践物质论的反对，但它一直以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勿庸讳言，实践中介论的表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合理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信息化社会的挑战。
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繁多的信息包围着。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相伴而生，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时空，扩展到全球历史的范围。各认识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蝴蝶效应日益显著。具体而言，信息化社会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主体的改变
在信息化社会，认识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从单一的个体变成了由人和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实现了人的部分智能的外化和虚拟化，扩展和增强了人的认识能力。众所周知，人类曾不断运用物质性工具来延伸和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但计算机的问世是对人的智能的扩展。这种扩展在有的部分已经超出了人脑，有些人工智能同人一样也充当着认识主体的角色。
当今时代只是信息爆炸的开端，人们却无时不在感受着信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认识主体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信息化社会带来了自动化的工作和数字化的生活娱乐。人类不再需要像工业时代那样事必躬亲，而只要准备好大脑接受信息，信息爆炸产生的碎片俯拾皆是。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信息。人们在惊叹万维网信息海洋的绚烂多彩时，却又在迷失中乐此不疲。在信息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性关联已经造成了传统认识论认识主体的迅速改变。
2_主体间关系的改变
认识主体向人一机系统的拓展使主体认识能力增强，同时促使主体间关系发生擅变。主体间的交往最大限度地以信息交换的形式显现。在人一机一人的模式下，主体间关系进一步符号化、模式化与单一化，一种平等合作、共生共荣的关系是交往的现实注脚和诊释。个性在系统里被模糊处理，年龄、性别、身体状况之间的差异都被抹去。在0和1的交相映辉中，人们凭借信息能力攻城掠地。家庭、朋友、师长等传统人伦关系遭遇空前挑战。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丰富多变的交往主体，但交往都是在相同的信息规则下完成。个体的违规将会给自身和以自己相关主体带来连带影响。主体间关系的符号化无异于复杂现象中的分形，看似混沌无序，实则每一步都是同样规则的延伸和复制。相较于传统的主体间关系，信息化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更具广泛性，任何两个主体都能依信息技术手段发生联系。
3.认识客体的改变
传统认识论的认识客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具体客体，信息化社会中的认识客体还包括信息世界。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深化了人们对这三个世界的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客体被不断符号化，转化成信息化的客体。这种符号化的客体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是超越于传统二元哲学思维之外的。换言之，这种符号化了的客体是信息化(数字化)了的虚拟客体，它是对真实客体的抽象与模拟，能较全面地反映真实客体的各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再是一对一的间断性反映，而变成了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连续性反映。客体的信息化使对客体的连续认识和认识成果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但信息化的客体在人机系统中不断被创生、修改、变换、传输和删除，使得它的生成、运化和发展已非模型能精测实握，个体的认知难度由此增大。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主体间合作的加强来逐渐缓解。
信息化社会认识客体的能动性增强了，认识客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答答地等待被主体认识，而是主动地大量涌现到主体面前。这导致主体信息量剧增、认识难度加大，同时促使客体社会化。客体的涌现倘若利于主体的认识，就能很快被主体发现并认识，反之便会阻碍主体的认识活动。虚拟客体的能动性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客体的信息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着虚拟客体的能动性。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客体的能动性归结于主体的能动性，并影响主体的认识。
4.人类实践方式的改变
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传统意义上，认识是观念性的活动，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在信息化社会中，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必然带来实践活动的巨大变革。实践渐渐远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代之以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信息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对象。
信息化社会中的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内涵和外延都已扩大。有人提出“虚拟实践”的概念，首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实践的客观性问题。传统的实践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呈现在主体面前等待改造的。信息化社会中的外部世界大部分被信息化处理，变成了高度符号化的信息，因此这种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化处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的囚素，诸如主体的道德因素和技术熟练程度等。虚拟空间的主体一切都符号化，个体实践是跨时空的。相较于现实世界更广阔的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假的，实践的客观性取决于认识主体的道德因素。幻化的主体缺少了他人的道德注视，容易为所欲为。道德的外在约束似乎鞭长莫及，主体自身的道德内在约束尤显重要。最后，虚拟实践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实践。
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