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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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法人越权原则的演变
企业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必须在其目的范围或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是19世纪以前民商立法的普遍限制。英国法中的“越权原则”就是典型的表现形式。根据“越权原则”，若法人超越其组织章程范围，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法律即认定这种行为构成越权，该行为在法律上无效。这种无效，是绝对无效，是不可逆转的无效，不能通过追认、强制执行、补正等救济手段使它转变为有效。
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对该法人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法人可以取得因越权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利润，因为无效的后果多为恢复原状；另一方面，当该行为的后果不利于该法人时，该法人可能基于法人越权行为而主张无效，从而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则对交易的对方即第三人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第三人在与法人从事交易时，必须查明法人是否越权，稍有不慎，就可能要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
实行越权原则，第三人在从事交易时，势必要认真审查和核对对方的经营范围，甚至要到有关部门去核查其原始注册文件，必将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延缓交易。更重要的是，实行越权原则，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谓交易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行为尽量加以保护，不能轻易使其无效。实行越权原则，当事人不得不谨慎地审查对方是否拥有从事此行为的真实权利，如果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该行为无效。这样人人自危，惮于交易，恐遭受不测之危险，不仅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而且徒增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
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各国吸收了现代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思想，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
二、我国对法人经营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都没有对法人超越经营的行为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越权原则的弊端日渐显现，并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于是1999年的《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合同法》规定对于法人的越权行为在第三人善意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该司法解释不论善意与恶意该行为皆有效，司法解释对从事越权经营的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彻底。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法人越权原则的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我国对法人越权原则认识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内在需求，同时紧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与时俱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对我国保险经纪人越权行为的分析
人们认识到了法人越权原则的弊端和缺陷，纷纷对越权原则加以修正。现在的趋势和思潮就是就是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甚至有人建议废除越权原则。
在我国保险经纪人超越经营范围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因法人没有行为能力，应当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相当于无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不应一律无效。
第一种观点，曾为学界通说，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度坚持。这种学说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许多学者主张第二种观点。这种学说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笔者基本赞成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有：
第一，第一种观点不符合法人越权原则的发展趋势，不符合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思潮。
第二，第一种观点，没有区分善意和恶意，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如果善意第三人在一种具有合理、客观的信赖外观面前与保险经纪人从事活动，该行为应为有效。如果第三人明知该行为超越了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仍然与之交易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的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其加以周全保护之必要。反之，如果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均认定其有效，这无疑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利益，若对第三人不分善意与恶意，对保险经纪人未免过于苛刻，有矫枉过正之嫌。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要保险经纪人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因此即使超越了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一般也是有效的。
第2篇
【论文摘要】本次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商业银行业带来直接损失，住房信贷、出口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等方面加大了经营风险。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是：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培养风险管理工作队伍；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向大中型公司客户与个人客户并重、资产负责和中间业务平衡发展转变；谨慎发展住房贷款证券化。
一、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一般来说，此次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贷款机构放弃信贷原则使次贷质量先天不足。高达1-3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主要由游离于存款体系以外的专业按揭贷款公司发起，其先天风险被节节攀升的房价所掩盖。二是投资银行高杠杆率操作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投资银行一方面从事高风险的证券业务，另一方面则运用高得惊人的平均3O倍资本杠杆。杠杆的顺周期效应使风险在市场景气时被忽视，而在市场向下时却被放大。三是一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未能对减缓危机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不能有效识别新业务带来的新型风险、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计量能力较弱、应对压力状态的测试与预案准备不足、忽视表外风险的管理等。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对衍生产品估值过度依赖于模型本身的假设，依此进行定价的产品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往往会产生估值不确定性。五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金融工具评级存在严重问题。外部评级机构对金融工具评级仅依赖历史数据、压力测试不足、对金融工具评级缺乏主动性、信息掌握不充分等导致其不能有效揭示基础资产风险，助长了投资者的非审慎投资。六是政府监管缺位：其一，对不同业务监管标准不一致，部分监管领域出现空白，使监管体系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其二，美国没有一个联邦机构可以实现对全部金融市场整体风险状况进行监控和预警，使美国政府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使中国金融机构对这部分资产的投资遭受了损失，外汇储备资产价值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不过，大多数损失应该是账面损失，需计提坏账准备，因而需要防范因为账面损失带来的挤提等信心不足情况的发生。二是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美国经济下降、国内需求萎缩，对中国向外出口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2008年1—7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明显下降，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同比只增长了9．9％，美国市场出口占比也下降了0．2％。如果美国经济及欧洲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这一不利的影响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会使中国出口变得更加困难，对实体经济产生更大的冲击。三是资金层面的影响，金融体系危机必然会使资金供应紧张，跨国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可能收缩投资以应对美国国内的资金需求，这就可能使一部分资金从中国外流。而这种影响对中国来说不完全是不利的，到目前为止，海外资金仍有流人中国获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利差的动机，部分资金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而流出，缓解了资金流人的压力，进而缓解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这是有利的一面。另外，资金如果因为某个特发事件而集中流出，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冲击，因而需要在政策上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连锁性的冲击。四是心理冲击连锁反应。美国大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和重组虽然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延伸性危机，但是它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美国房价下跌、资产价格缩水等不利的影响。美国各大投行的破产使人们产生了全球金融陷入危机的错觉，不仅引发抛售资产的风潮，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暴跌的联动效应，还使国内包括海外投资于我国的很多投资抉择往后推移，这不仅造成金融市场的萧条，还使实体经济受到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商业银行风险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直接损失
在这一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的直接损失来自于持有的次级按揭贷款资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家银行资产减值准备增加；二是商业银行QDH产品收益出现下跌，外币资产期望收益率下降；三是部分银行因持有雷曼兄弟相关债券有一定损失，并导致银行股大跌。但是由于持有相关次债的银行投资规模不大，经营国际业务的能力不断增强，并在银监会的严格监管下，提高了房贷首付，增提了减值拨备，迅速采取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其带来的损失对公司整体运营而言，影响比较轻微。
(二)金融危机导致的住房信贷风险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处于调整期，住房价格下行的压力很大，并且，房地产业未能进入国家2009年2月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其发展趋势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同时，参照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国内房贷市场面临如下几种风险。
1．住房贷款的违约风险。违约风险是指借款者拖延或拒绝按合同还款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以下几种原因使目前国内房贷违约风险有加剧的趋势。一是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的加息趋势在下半年急转而下，正式进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发展的降息周期。然而，虽然利率有所下降，但是房价下行的压力仍然不小，不排除在房价进一步下跌时，住房信贷出现更多断供的情况。二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征信系统建设比较落后。三是中国房价评估方法仍比较混乱。对借款者(尤其是炒房者)而言，有时房产估值的结果比首付本身更为重要。因此，缺乏权威的房产评估结果给银行的房贷决策造成很大困难。四是中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程度很低。目前，房贷业务表现出的“高收益、低风险”特征使商业银行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力并不强，而收益水平相对于股市缺乏竞争力也使资产证券化产品遭受投资者冷遇。房贷违约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如果房价出现向下逆转的趋势，这些积累在商业银行的风险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2．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资金成本增加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这会增大银行提前偿付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产生巨大损失。并且当前国家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各说纷纭，房地产业的振兴规划尚未出台便是一个明证。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目前对于房贷及相关房地产信贷需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势。
(三)金融危机导致的出I=l企业贷款风险
受资金紧缩的影响，美国及欧洲的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钢铁、汽车、机器制造等传统对银行融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都遇到了贷款难、贷款条件更苛刻的情况。美国企业贷款和企业债的发行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2％下降至3％，并且还在进一步降低。这种影响持续下去必然影响到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2009年上半年的欧美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挣扎。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受到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美国消费需求已明显收缩。另外，周边国家韩国和印度货币2009年以来汇率大幅下跌，我国对外出口受到不利影响更大。
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外贸型企业会遇到经营上的困难。因此，商业银行也需要关注放贷出口企业的经营情况，随时掌握企业的运营状态，同时也了解国家对于相关行业企业的振兴政策，从而确保自身贷款的安全。
三、金融危机下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低风险信贷，降低高风险信贷
金融危机爆发后，信用危机和信贷危机往往也随之产生。对商业银行来说，首先需要加紧回收高债务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贷款，其次需要恢复对健康的工商企业贷款。房地产市场调整是全球普遍现象，国内房价近年涨幅过大，存在调整要求，导致银行风险累积。银监会和各商业银行宜采取措施，加大开发商贷款监管力度。只有合理房价基础上形成的供需两旺房地产市场，才能既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又无泡沫，不危害金融稳定。
（二)建立和完善银行内部评级体系
所谓内部评级系统，是指由银行专门的风险评估部门和人员，运用一定的评级方法，对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相应信用风险的大小。从发达国家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账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等。商业银行应尽快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扩大风险评价和分析的范围、对个体风险和组合风险都要做到连续监控和准确度量，在银行内部成立专业化机构，组织调配各类有效资源，持续和深入开展内部评级体系的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并对相关的业务流程和决策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完善，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三)培养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专业队伍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需要具有深厚金融财务理论基础、数理基础和计算机基础的专业人员，商业银行需要长期培养、挖掘和储备符合条件的人才，设法保持其稳定性，防止人才流失。对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最好将其分散化，以防止个别人才流失对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冲击。同时，还要注意对现有人员的定期培训和优化调整，及时更新风险管理人员的知识体系，从而确保风险管理体系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四)培育良好的银行风险管理文化
银行风险管理文化是指一家银行内部经多年实践形成的风险管理的价值观以及在风险管理政策、程序等方面的传统习惯和行为模式的总和。中国商业银行在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前，要努力营造良好的银行风险管理文化环境，建立起重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让银行全体员工以伦理道德、银行的发展目标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保证收益增长与风险控制相统一、银行员工对风险与收益标准认识上的统一以及经营目标与业绩考核的统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风险控制者在涉及主观判断时，才会以风险管理为最高准则，真正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创造利润的内部驱动也越来越强烈，但是追求利润不能忽视风险。此外，在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时期，金融市场流动将更加活跃，金融机构在努力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强化信息披露，促进其审慎管理，稳健经营。
(五)谨慎发展住房贷款证券化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流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化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无法否认资产证券化对于风险分散的积极作用，要看到此类金融创新为风险管理提供了风险对冲、分散化的工具和手段。但并没有最终消灭风险，只是改变了风险的配置结构，从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角度看，风险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又回到银行。因此，盲目推进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不合适的。如果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建立类似美国住房贷款式的二级市场，一旦发生偿付危机将会造成比次贷危机更加危险的局面，这是需要认真防范的。
(六)客户由倚重大中型企业客户向大中型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并重转变
大中型公司客户是国内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的营销重点和利润主要来源，也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优势所在，继续将其作为客户营销的首选目标，扩大其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占比，巩固公司及机构业务在这一领域的盈利优势地位，是国内商业银行坚定不移的经营方针。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个人客户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就要求对客户定位及时做出恰当的前瞻性调整。从长远来看，个人客户尤其是富裕和大众富裕客户将成为国内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之一。同时，优质小型公司客户也将成为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及时调整客户战略和市场定位，要在继续在大中型企业和机构客户市场的领先地位基础上，加快培育在个人客户市场的领导地位，在全面强化风险控制基础上提高在中小企业市场的优势竞争地位。
第3篇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化立法执法效率
经济法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目标。从20世纪中期传统经济法嬗变开始，各国基于有限理性的认识论假设，基于对自身能力边界的认识和对市场的尊重，进行了一个持续的经济法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变迁和创新，经济法要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在市场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工具的前提下，经济法能够最大可能地反映市场的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二，经济法执法机关能够忠实地执行反映市场干预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干预法。
因为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这种不完美来自于其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主观方面的因素指公权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会使干预行为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客观方面的因素是指政府自身有限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正因政府在主观上、客观上都存在着不当干预的可能，从而导致干预的法偏离公共利益，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所以只有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和优化，明确政府应该干预什么、干预多少和如何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的修复市场失衡的理想效果。现代化的经济法正是以否定政府的完全理性为前提的，是以对政府干预权的有效法律约束和优化为基础，其表征为在干预范围上主张均衡干预，保障私权，确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在干预目标上严格追求公共利益；在干预目的上，讲求效率至上原则，克服市场失灵，使市场达到均衡；在干预方法上讲求方法的科学性、合目的性。事实上，在现代市场体制中，“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①这是干预行为的最基本规则，突破这个规则将导致破坏性干预，而这个规则的最终确立则完全有赖于对公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优化。
经济法的现代化以对立法行为的规制和优化为必要条件和前提。评价立法行为是否被有效规制和优化的首要标准是“立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趋向于产生良好的公共政策”。②为了能使经济法最大限度地趋向于符合公共利益，必须对立法行为进行规范和优化，使市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转变为有效的、科学的制度创新，同时，经济法的现代化要求必须优化经济法的执法行为。
一、立法决策程序的法定化与科学化
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是指设计一种机制，在最大限度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从法律的视角研究，决策程序的优化和完善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决策程序的法定和决策程序的明确化和科学化。前者指决策程序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指决策程序的实质合理性。
（1）决策程序的法定。决策程序法定化有助于高质量经济法的产生。就经济法而言，这种规则不仅要法定，而且要最高层次的法定，以约束经济法立法机构。从经济法历史考察，经济法产生完全源于市场存在缺陷而不能自行克服从而对国家干预产生需求，国家在干预过程中其权力因此大幅度膨胀。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市场作为一种力量对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以使国家的干预具有合目的性，同时也能使私权得到保障。市场对国家的干预之一就是使国家确定经济法的质和量的程序必须由最高层次的法加以规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如果对人缺乏程序上的宪法约束，无论何种政治过程，都不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运用合理的规则约束经济法的制定是经济法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2）决策程序的科学化与明确化。在制定科学的程序时，我们必须转变一种观念，即只要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精神，就必然会有良好法律的产生。这种观念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市场，它是导致有效立法程序制度充分供给的主要障碍。事实上，这种观念存在着相当的不科学性，第一，想做好事和真正做成好事，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第二，“立法者具有纯粹的公益心”这个假定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现实性。立法者也是一种社会动物，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也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要求我们，其一，不能对立法者高度公益心的期望而减少制度供给；其二，在制定科学的立法程序时，要充分考虑到立法者的经济人倾向，以防止非法追逐私利。经济法立法程序的制度设计相当复杂，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我国目前而言，应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改变经济法立法草案的起草机构。在我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法立法草案由各部门自行起草，带有相当的部门利益和短期利益色彩，加上我国目前立法机构存在相当的能力局限，经由立法机构审查的草案可以不经修改或经过细微修改即可获通过。这使正式通过的干预法不能准确反映社会总体偏好。对此，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改变草案起草机构，草案不应由各部门自行起草，而应由专门机构起草。该新机构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但必须确保独立性。其成员除了相关部门的代表外，应以中立的专家为主，还应该有不同利益的代表参与。
第二，有效确立立法机构“议”和“辩”的程序。这种程序能够促进良好制度的出台，但现行制度没有激励代表或委员去深入了解待表决的议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所以很难进行有效的“议”和“辩”。因此我国目前通过的绝大部分经济法在表决时，反对票占的比重相当小，这并不一定是好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变迁相当必要。
二、立法机构信息问题及其克服
信息问题主要指信息不足、信息偏在和信息错误。它们都可能使立法偏离市场对干预的需求。
1.信息不足。立法机构在决策时会面临信息不足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立法机构在收集信息时存在能力限制；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并且边际成本递增；因此导致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实践中许多决策失误都可归因于信息不足。如对法律的移植与本土化的选择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信息问题。因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自身可以轻易地移植，而文化不可能被移植。所以，对移植与本土化进行选择的科学性取决于立法者对制度和相关制度环境的了解程度。而这正是一个信息问题。对立法者来说，信息不足的问题必须加以有效解决，以优化决策。其途径有三：立法机构应设立相关的信息收集、分析机构；改革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取消计划体制下的统计项目，以节约统计资源；增加与国家干预相关信息的统计。
2.信息偏在。信息偏在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一般而言，立法机构所拥有的信息要多于其它主体的信息拥有量，但在特定问题上，立法机构可能会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优势主体因此会滥用优势，作出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对抗立法。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应该使立法机构与其它主体在相关问题上处于信息平等地位。其路径除了加强立法机构相关部门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外，还包括有条件地赋予信息优势者的解说义务并规定违反义务的责任。
3.信息错误。产生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由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这是我国目前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量的报表人为失真，导致最终决策者决策失误。对错误信息的克服途径主要有：优化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程序；严格执行《会计法》、《统计法》和《刑法》，对制造虚假信息者依法严厉处罚。
三、寻租与创租问题及其克服
寻租是指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或确立垄断地位的行为。在国家经济职能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公权的含金量也随之提高，寻租行为因此会大量存在。寻租者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作出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由于寻租者力图促使国家帮助其建立和维护垄断地位和经济优势，以便获取高额利润，故成功的寻租行为不仅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和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导致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公共利益，而成为仅为部分人服务的政府。寻租与创租问题是不法寻租者和不法创租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寻租和创租问题的克服需要双管齐下。我们认为，克服寻租现象的关键在于政府本身，其路径有三：其一，在干预经济过程中，国家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市场能比国家做得更好的领域，国家不应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及时退出。这样通过消除大部分租金，使经济人无租可寻。其二，加重寻租者和创租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其各自的违法成本，使寻租者和创租者不敢为。其三，由于刑事处罚的适用对象只是自然人和单位，对国家机构不能适用刑法，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和程序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经济法的制定者将会权衡利益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干预法。
四、用效率观念塑造立法行为，制定高效率的经济法
1.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国家干预的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以被国家所克服。国家干预存在成本，当国家干预不经济时，干预就成为不必要。确定国家干预是否不经济需要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而得出结论。其中，成本包括干预成本和市场缺陷导致的效益损失，收益指通过干预而增加的效益，收益与成本之差若为负值，则不存在干预的可能。所以，以效率为标准确定干预范围并把该方法法定化，不仅可以杜绝过度干预，而且还可使国家干预合乎市场的干预需求。当然这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适用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相当多的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很难量化，因此也就很难进行利益比较和权衡，这还需要经济学和法学工作者再作进一步的探索。
2.以效率为导向确保干预目标的公共利益性。干预行为必须具有合目的性，必须具有纯粹的公共利益性。因为作为经济法最高价值的效率指的是社会总体效率，而不是区域、行业效率。这要求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单独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国家的一切干预行为应该具有实质上的公共利益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现实中的政府不一定会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斯蒂格勒的政府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的私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所以，以效率为导向对立法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控制，促使其行为具有公共利益性，尤为必要。
3.以效率为标准选择干预工具。任何干预工具都有自身的能力边界，所以，国家在干预时就存在最佳工具的选择问题，如选择使用财政工具还是货币工具，选择直接规制还是间接调控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效率，即最能提高法律运行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率的工具就应优先采用。除了工具的选择外，选择最佳的干预方式以减少干预成本也有必要。美国政府在征收汽车牌照税时，让每个车主在出生之月去主动缴纳以消除拥挤现象，这样既可以减少车主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可以减少政府雇佣的人数，社会的整体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4.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虽然自身存在缺陷，但我们不能抹杀市场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国家作为一种外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必须首先尊重市场，了解市场的内部运行规律，否则只会导致对市场的破坏，使资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在市场体制中，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个体必须是自由，必须能主动对激励作出反应，并能以他们个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价值的财产。这是市场能有效率地运行的最主要条件，所以如果国家在干预过程中破坏了这一条件，将导致市场不能有效运行。
五、经济法的执法行为优化
经济法的执行主要依赖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行政执法可能偏离经济法立法原意，使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终得不到实现。在实践中，经济法执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把执法手段当作执法目的，只关心收费、罚款，而对被收费的对象不进行管理、引导；功利地选择法律进行执法，导致经济法在适用上支离破碎；不对市场及其主体进行有效管理、服务，只着眼于自身利益而对市场主体进行搔扰式的“管理”；某些行政机关没有“利润”观念，只关注干预投入，而不顾及干预产出等。这些不良执法行为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克服。理论界对这些不良执法行为的法律克服多有探讨，认为只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行为约束和外在监督，就可以有效克服。我们认为，对行为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监督必不可少，但这只是从行为层面出发的治标措施。要切实地优化经济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还必须改变政府治理理念，改变政府行为的基本激励机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塑造政府行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的表征是什么？戴维·奥斯本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1）必须促进在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2）把焦点放在后果而非投入上；（3）行为动力来自目标而非规章制度；（4）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5）防患于未然；（6）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众服务，而且也是向市场主体提供催化剂。④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有效的行为约束和监督外，还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改革政府：
1.改变执法行为激励机制。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是利润，而目前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存在相当的问题，它并不太激励政府官员进行创新与改革，而追求工作中的平庸。“在政府中，一切激励因素是以不犯错误为定向，你取得了九十九个成功也没有人注意，但只要犯一个错误你就完蛋了。”⑤这样的激励机制不仅使政府效率受到影响，还使政府行为与民众利益相分离，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使政府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公众利益。
2.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由于国家在性质上属于自然性垄断组织，所以，有学者对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提出质疑，认为引入竞争会导致重复和浪费。但实践证明，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据美国研究公共事业竞争的专家萨瓦斯的研究，美国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要高出35%—95%.纽约市私营承包商收集每吨垃圾花费约17美元，而该市的公共部门却要花费49美元。在市政工程业、供水业、公交服务业、邮政业等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后，无论是资源的节约、还是市场主体的受益都相当明显。
3.引入效率动机。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拥有效率动机，而这要求政府关注结果而非仅仅行为本身，关注效率而非仅仅资金投入的多少。目前，在政府的行为模式中，成本与产出往往相分离，这种分离会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因为“如果维持一种活动的收入与生产它的成本无关，那么获得一个给定的产出时，就会使用较多的资源，而不是必要的资源，或者为了补偿最初的市场缺陷而采取更多的非市场行动。由于不把进行一项活动的成本与维持它的收系在一起，那么低效率往往受到鼓励。”⑥引入效率动机有利于提高政府行为本身的效率和行为所涉及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法的现代化。但没有制度支撑的效率动机将是一句空话。效率动机的有效引入有赖于合理的制度创新。如按效果制定预算的制度将使行政机关的预算额同业绩挂钩，使行政机关更关注行为的业绩。
注释：
①陆丁：《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②（美）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9页。
③应飞虎：《论均衡干预》，《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第54页。
第4篇
【关键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投资是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安全水平，增加产量，获得收益。本文就目前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安全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安全投资行为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某种定义上来说，安全投资是为了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预防各种事故伤害、消除事故隐患和治理尘毒等有害作业环境的全部费用，包括为了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所支出的费用。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系统安全性，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经营持续顺利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安全投资主要用于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及改善环境三方面。
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为了求得发展，应根据自身素质与收益结构和外部环境条件作出各种选择与判断，开展各种自觉活动，即发生现实的企业行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就是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对生产经营安全需求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所作出的现实反应，它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安全投资资金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其比率一直为10%至20%，对于矿山、化工等企业则大于20%。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安全与健康。企业往往把资金集中于直接生产性投资而忽视安全性投资，甚至是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却抱着侥幸的心理。致使安全投资不足，安全措施不力和安全装备严重不足，有的企业对项目中配套的安全卫生设施随意削减。在新建、改建、扩建、引进工程项目时，不按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要求设计、施工，致使安全隐患大大增加，使安全生产出现了不少问题。
当今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安全生产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如果只是将有限的资源全都投资到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忽视安全投资，那么事故和职业病就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反过来就会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企业的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日益成为了我国政府、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安全工作，规范和引导企业主动的安全投资行为、杜绝企业的非理，是我国目前企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企业安全投资研究多侧重于安全经济效益、安全投资的决策方法和安全管理体制方面，而忽视了对安全投资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和最富有积极性的因素——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研究，缺乏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规律的系统总结。从这点出发，我们有必要借鉴行为科学、经济学、风险学、心理学等理论，从多角度对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增强企业的安全投资意识，调动企业依法进行安全投资的积极性，规范和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三、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针对我国企业安全投资不足，安全基础工作薄弱的现状，如何规范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引导企业理性的安全投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于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改变，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设立的近期目标是尽最大可能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远期目标则是强调企业的内在素质建设，从“心理”上感化企业，使其打消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念头，建立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长效机制。因此企业的安全投资要从法律和经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解决。
1.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结合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本文认为在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时，应当按照“服从”到“内化”的过程，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在这个阶段，应当提高安全监察水平、加大安全执法力度，严厉处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并用，使违规企业的违规投资行为在经济收益、政治前景、社会声誉等方面都得不偿失，从而使投资违规行为的动机得以有效控制。
要建立“规则”层面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安全立法是强化安全监督监察的重要基础，也是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重要基础。治理企业安全投资违规行为，在整个安全立法上应突出“严”与“明”，加大安全投资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建立一个立足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法规体系是依法治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它的实现理所当然是目前安全监督管理的中心任务。
2.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安全投资行为
(1)安全费用提取制度
企业要建立提取安全费用制度，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分别确定提取标准，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在确定安全投资的计提标准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的安全投资资金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防止专款费用挪作他用或低效使用，对专项资金的实际用途、安全投资计划、资金使用效率、生产安全环境改善状况等方面进行检查监督，将企业安全投资的措施落到实处。企业一次性安全投资成本大，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安全设施的配置上，所以就要多渠道筹集安全投资资金，如建立风险抵押金制度等。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用于整治安全隐患和抢险救灾。积极争取国家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国债资金、财政贴息贷款及职工个人交纳安全保证金，征收事故或危害隐患源罚金，建立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工伤保险差别利率制度，用于事故隐患整改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等。
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不能仅仅单从产品的销售额或产量中提取，这就意味着企业产量大经济效益好就应该多提取安全费用，这势必造成大型企业提取过多的安全费用，小型企业提取过少的安全费用的现象。这种安全费用的提取法不考虑企业的安全状况，显然是有所违背安全投资的本意的。所以企业安全费用的提取应该针对行业、企业的特点建立起安全投资的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的规模大小，产品销售额，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等来确定安全费用提取比例。最后要建立企业安全投资资金的监督机制，依法确保专款专用，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
(2)风险抵押金制度
安全风险抵押金，在煤矿己经实行。煤矿企业先交一笔风险抵押金放在银行，专款专存。一旦发生了事故，政府用这笔钱抢险救灾。在风险抵押金的约束下，企业自身必须加强对安全保护的重视，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监察成本。借鉴风险制度在保险业及相关领域的实践，在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收取风险抵押金，既是防止企业发生事故的保证金，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执法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能有力地防止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资格后，又对安全法规政策“阳奉阴违”的现象。
实行风险抵押金办法，从准入门槛对企业把关，从制度上建立企业自我约束的违规行为防范机制，有利于强化安全监督，对保障规范企业安全投资行为能起到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是，安全风险抵押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应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该办法确定下来。同时，立法要广泛调查听证，以确立一个合理的提取和返还额度。对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该制度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化，安全监察的外部化转化为企业自身管理内部化，制定合理的风险抵押金提取和返还制度对于促进企业安全投资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3)事故赔偿制度
目前一些企业对发生事故、死几个人不太在乎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事故赔偿标准偏低，企业赔得起钱。企业在受收益驱动超负荷生产时，很容易诱发灾难性事故，因此，必须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有关地方已出台的事故赔偿政策及标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事故赔偿方面的法规，大幅度提高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提高事故的赔偿标准，可以增加矿难的经济成本，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能激励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主动性。企业必须认真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及时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赔偿标准，建立起自觉保障安全投资、努力减少事故的机制。赔偿标准的提高是希望在提高企业事故成本的前提下，促使企业重视安全投资，真正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四、结语
企业安全投资行为是企业为了达到保障生存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的而将一定资源投放到安全领域的行为。做好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完善企业的安全投资法律，杜绝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屠文娟，张超，汤培荣.基于生命经济价值理论的企业安全投资技术经济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10)：26-31.
[2]肖文质.浅谈企业目标管理[J].石油政工研究，2006，(3)：68-69.
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烜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第6篇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权利边界；定位
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弊端，该制度根本无法解决经济房的权利定位问题，亦无法做到与其他法律规定的有机衔接。由于目前相关规定未能对经济房的权利予以准确定位与限制，巨大的利益驱动使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与黑幕事实上成为不可避免。比较中外相似于我国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法律制度，杨遂全教授认为关键是缺少民事基本法的支撑［1］。目前我国各种有关保障性住房的规定，都只是行政法规或规章。。作为一种基本的物权制度，其他国家都有一些立法层次较高的法规调控。我们不能把这种长期的基本类型的物权制度一直置于立法之外。诺斯曾说过“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2］。本文认为，当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目前的制度设计未能构建经济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大鸿沟，未以法律形式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属性及限制予以明确定位。本文试图通过深入分析，探讨我国未来的相关制度设计，以解决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定位与限制问题，并力争做到与其他法律的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一、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及其物权化的意义
首先，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舞弊与暗箱操作事件，经济适用房领域成为投机与利益不正当输送的重灾区，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的结果远未能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对此有学者提出取消经济适用房，也有学者提出经济适用房不修厕所，希望以此来解决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本文认为，造成当前弊端重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规定侧重于公法上的审查与核准，未能在私法上对经济房的权利予以明确界定与限制。由于现行的制度未能确定经济适用房的物权边界，私法上权利的模糊导致了巨大潜在利益的存在。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经济适用房形式上的层层审查与核准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只有在物权上明确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给房屋购买人一个确定的权利预期，方能物当其用，有效解决当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行为。
其次，要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则需要厘清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尽管2007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指出，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但在实践及理论上，对经济适用房涵盖的范围却并不明确。广义上的经济适用房既包括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由政府主导修建的经济适用房，也包括面向特定对象，单位自建、单位集资建房及住宅合作社建房等。但就现状而言，目前许多单位自建、单位集资建设的房屋尽管挂着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但建设内容几乎没有不超标的，且在分配上往往根据工龄、级别等予以划定，此类房屋仅体现了福利而绝对未体现保障功能。本文认为，造成目前经济适用房超标准、超面积建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未对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要理顺目前经济适用房领域的各种关系，首先应将其范围严格限定在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而由政府主导修建的经济适用房以及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条件面向本单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而由该部分职工集资修建的经济适用房。除此之外其余各类房屋均应被排除在经济适用房范围之外。不符合此类标准的房屋应由其他规范予以规定，而我们应逐步取消没有法定依据的住房供给，减少住房供给的种类。
最后，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只有通过立法方能有效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目前普遍观点认为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其依据在于经济适用房土地的划拨性质而将其视为一种区别于商品房的新的物权。也有学者提出经济适用房产权由政府与购买人共有的设想，但不论是对经济适用房的物权予以限制还是增设一种限制物权，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这些内容只能以立法形式予以规定与明确。根据立法法及物权法的规定，现行的部门规章无权也无力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予以定位及限制。此外，经济适用房制度尚涉及与民法、合同法、担保法、房地产法、物权法和婚姻法等法律的协调与衔接，因此，我们只有以法律形式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予以定位，才能在效力及内容上使该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二、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定位
经济适用房就其本意而言，一要经济，也就是要限定销售价格、要便宜。其便宜的主要因素在于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包括无偿划拨土地、减免各种税费等）。二是要适用，适用应理解为当且仅当适用，即要限定套型面积不能超标准建设，但也要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作这些方面限定的原因在于经济适用房保障功能的特定性以及其面向对象的特定性。正是由于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购买人享受了特殊的利益输送，因而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是不完整应受到一定限制的。产权是经济适用房制度中的核心和全局性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经济适用房是保障性住房，其在出租、出售时往往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其收益权和处分权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现实中更多还来自于单位或住宅合作社。亦有学者在区分产权和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虽受到一定限制，但仍不失为完全产权。对此，笔者不予苟同，一方面承认其权能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又认定其为完全产权，如此，则无论何种产权皆可认定为完全产权，那么一种产权是否是完全产权也就失去了辨别的意义了。在此抛开经济适用房产权受限是否是应然之义不提，其权能受限当是无疑的［1］。对于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性质，目前尚有争论。另有观点认为产权是可以分解的，完整的产权一经分解，就不再与所有权有对等关系。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只是对某物的使用权，并不能说他对该物享有所有权［3］。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这是指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情形，对经济适用房这类特殊的物权，法律尚没有予以明确规定。
1.占有权
占有权是指占有某物或某财产的权利，即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控制某物或某财产的权利。占有权是所有权最重要的权能之一，是行使所有权的基础，也是实现资产使用权和处分权的前提。在通常情况下，资产一般为所有人占有，即占有权与所有权合一，但在特定条件下，占有权也可与所有权分离，形成为非所有人享有的独立的权利。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通过支付一定代价（亦可以看做是若干年累计的房屋租金）取得房屋的合法占有权。但是，这种占有权取得的前提是基于一定的身份，因此其取得房屋后的占有应是事实上的占有而非法律上的占有，这里不论其是所有人还是按份共有人或非所有人，在规定的年限届满并取得完全产权前，本文认为，购买人在居住满一定年限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及被减免的税费后，方能取得完全产权。均不能移转对房屋的实际占有（当然基于合法事由房屋被依法处分的除外）。
2.使用权
使用权是指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依法加以利用的权利。经济适用房购买人的使用权涉及到房屋和土地两个层面。购买人对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均应由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行使，不能移转给第三人。并且，购买人须按照房屋的用途和性质合理使用房屋，不能改变房屋的用途。对于土地使用权，本文认为，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村集体土地，在一定年限内及购买人未补缴土地出让金前，均不可为购买人分割土地使用权，这也应是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的差别。经济适用房其性质是用于居住保障，故其不能也不应具备投资功能。购买人所取得的物权属于一种限制物权，我们只有构建起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大鸿沟，方有希望解决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与无奈。
3.收益权
收益权是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对于收益，经济学与会计学有着不同的解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收益定义为“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把收益看做是财富的增加。后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而作为一种权利的收益权，本文认为其属于法学范畴，即不管收益内涵如何界定，收益权强调的是获取收益的权利或收益的归属。本文认为，未来的立法应对经济适用房的收益归属做出明确限定。由于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为划拨土地，房屋购买人取得房屋时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或未支付土地使用价款（地租），因此，其对房屋的收益权应受一定限制。基于房屋的保障性质，可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可用做出租收益。满一定年限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取得完全产权后房屋方可上市转让，该转让收益应归属于所有权人。按照现行《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规定，购买人符合条件上市转让经济适用房的，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缴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从制度设计的严谨性出发，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如果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没有差价或者差价为负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基于此，目前的该规定显得不够严谨。本文认为，以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房差价来确定土地收益，既不准确，又缺乏操作性。第一，房屋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户型、楼层、朝向、采光、通风等等而不仅仅局限于地段，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屋售价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第二，买受人最初已完全支付了房屋价款（价款中尚有部分利润），因而房屋升值的收益应归属于购买人。购买人未支付的仅仅是最初的地价及享受了部分税收优惠，因此本文认为，购买人上市转让房屋，其补交土地出让金以届时该地段土地评估价直接补交即可，将房屋与土地分开计价既清晰又简便易行。
4.处分权
处分权是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终处理的权利，是所有权四项权能的核心，是财产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处分权可分为事实上的处分权和法律上的处分权。事实上的处分意味着实物形态的改变，法律上的处分意味着物的转让即物权主体的变化。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对房屋事实上的处分受到民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控，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购买人事实上的处分权与商品房买受人的处分权并无差别。但经济适用房基于其保障性质以及购买人取得房屋的特定事由（低收入及住房困难），经济适用房购买人在法律上的处分权应受到限制。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性质是为了满足住房需求，故购买人不能任意转让（限制措施如前所述包括使用年限限制及补缴地租和税费后取得完全产权的限制），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转让，在未取得完全产权前，应交由主管部门回购；取得完全产权后需要转让的，主管部门享有优先购买权；经济适用房购买人的其他处分权，如离婚分割、继承、赠与、抵押、出资等实体权利的处分亦应受到一定限制，本文探讨的权利限制是在购买人未取得完全产权前的限制。购买人取得完全产权后，可依据物权法等法律享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对这些具体权利的限制，未来的住房保障立法应予以重视与体现，而相关制度设计应与其他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三、经济适用房的权利限制
1.经济适用房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权利定位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三种形式，在夫妻对财产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约定不合法的情况下，法定财产制是当然适用的夫妻财产制［4］。我国关于夫妻财产实行约定优先，没有约定则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这里“所得的财产”，按照通说，并非需要实际占有。“财产”可以是权利而非完全的所有权。但是，由于经济适用房性质的特殊性，其涉及家庭其他成员的住房保障，因此，对于经济适用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的权利定位应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就权利主体而言，按照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的初衷，其保障对象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即以家庭为保障对象而非个人，目前已经有城市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但本文认为，从效率角度出发，单个个人的住房保障应主要通过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受保障人是基于身份而取得财产，故就房屋的权利主体而言，本文认为，全体家庭成员均应成为房屋的权利主体，因此在对经济适用房房屋权属进行登记时，应将全体家庭成员均登记为房屋权利人。实务中可能存在部分家庭成员未支付经济适用房价款，但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共同取得，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视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赠与。而在家庭取得经济适用房后而成为该家庭成员的，不成为权利人。
（2）关于夫妻之间对经济适用房权利的约定，婚姻法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但鉴于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及取得人身份的特定性，本文认为，夫妻之间可以对房屋未来的收益及处分权予以约定，但不得以约定方式排除对方的占有和使用权。此外，夫妻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亦不得损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
（3）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离婚分割，经济适用房系基于家庭成员共同身份而取得，身份关系的消灭可导致房屋的分割。但基于经济适用房的特殊属性，未来立法对于离婚时经济适用房的分割本文仅探讨尚未取得完全产权前的分割，取得完全产权后房屋的分割与商品房并无二致。应把握以下方面：第一，如双方均不主张使用房屋的，该房屋可交由主管部门回购，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但有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主张继续使用的除外。第二，双方均主张使用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但取得房屋的一方不得排除家庭其他权利人的占有使用权。第三，一方主张房屋使用权的，可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做出评估或竞价，使用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第四，法院不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这里的使用人还应包含家庭内的其他权利人。及房屋项下的其他权利人。使用方给予另外一方补偿，但补偿的金额应考虑继续使用房屋的家庭其他成员人数所占的份额。第五，为防止以离婚为手段再次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因此，将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限定为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人是必要的。
2.经济适用房的继承
我国的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关于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二者处分的本质相同，将在经济适用房的赠与中予以讨论。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包括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经济适用房的继承，属于权利人财产的一种移转形式。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以家庭作为保障对象，而家庭则是由夫妻关系和子女关系结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即这里的家庭成员仅仅包括配偶及其子女。为避免经济适用房权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避免经济适用房丧失保障功能，在购买人取得完全产权前，未来的立法可规定经济适用房的继承人应限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之间。如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则由主管部门予以回购，回购的价款作为普通遗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继承。
3.经济适用房的赠与
基于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应不允许经济适用房购买人在取得房屋后任意抛弃即无偿让与其权利。经济适用房的取得系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单个家庭成员无权将房屋赠与他人。即使全体家庭成员均一致同意将房屋赠与他人，由于该权利的取得系基于身份的特定性而取得，也为避免实践中以赠与之名行买卖之实，故本文主张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在取得完全产权前，其不能将房屋赠与第三人，但公益性赠与或由主管部门回购后赠与价款的除外。关于公民遗赠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处理，本文认为，订立该类遗嘱的公民在遗产处分时应取得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即该房屋已经可以自由转让；在未取得全部产权前遗赠人死亡的，应认定遗嘱人无权处分，房屋可由主管部门回购，受遗赠人可获得相应价款；如存在其他权利共有人，而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主管部门回购房屋，则由其他共有人按照遗赠人所享有份额对应价款向受遗赠人予以补偿。
4.经济适用房的抵押
抵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根据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经济适用房的抵押及实行将可能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涉及抵押权实现后房屋的受让人身份，如经济适用房通过拍卖方式流转，丧失房屋的家庭将重新依靠社会救济与保障，而取得房屋的买受人一般而言不会是应予以保障的对象，这将可能违背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的初衷。此外，亦不排除购买人通过这种方式恶意将房屋变相转让，从而实现投资增值目的。第二，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因此，如将房屋抵押，则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由于经济适用房所使用土地为划拨土地，其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促进社会公平而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予以的一种福利安排。因此，在相关主体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主体不能发生变更。因此，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人在未取得完全产权前，其不能将房屋用于抵押担保。
但是，这里却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由于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其本身就是低收入家庭，其很可能无力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此外部分人群或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也需要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解决居住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借款人借款需有贷款人认可的资产作为抵押或质押，或有足够代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作为保证人。而在房屋买卖中，通行的做法是将房屋抵押给贷款人以获取贷款，这就需要经济适用房具备融资担保的功能。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可以将房屋抵押给指定的贷款人（主管机构认可的金融机构）用于支付购房款，此外其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抵押担保。此种情况下权利人实现抵押权的，如是国有土地则可按现行规定予以处理。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未来可以考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经济适用房，限于本文主旨，在此不作深入探讨。，主管机关应先将房屋所占范围的土地征收为国有，而后将该经济适用房产权填补完整后房屋的取得人应补缴土地成本，即土地出让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置。
5.经济适用房的出资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出资形式，但房屋或土地用于出资应符合两个方面的限制性条件：一是可以用货币估价。二是可以依法转让，即以房屋或土地出资后，出资人应向公司转移财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经济适用房虽然可以用货币估价，但购买人取得房屋支付的价款未包含土地价款并享受了特别的政策性优惠，故作为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在其未取得完全产权时，其处分房屋的权能应受到限制。且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质决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所有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这亦是经济适用房出资的制度性阻碍。此外，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与经济适用房无法分离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流转。基于此，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仅具有保障功能而不具有投资功能，房屋的投资功能应由商品房市场予以解决。同时，由于土地权属性质的不同及取得土地的特殊方式，故购买人在取得完全产权前及土地未变更为国有出让土地前，经济适用房不能用于出资。
经济适用房制度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将对国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产生深远影响。但鉴于其具有的特殊性，我们只有以立法形式从私法上明确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明确其物权上的定位与限制，构建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巨大鸿沟，方能有效解决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端与无奈，实现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
参考文献：
［1］杨遂全.比较民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9.
［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1995.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