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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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第2篇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体育文化 娱乐 市民化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1]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2]张维青 高毅清:中国文化史[M] 第三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陈 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J].中州学刊，1982，1：129～138

[4]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J].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25），5：99～105

[5]崔鸿飞: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发展、演变的时代特点[J]. 体育文史，2000，2：42～43

第3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

    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