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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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第2篇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体育文化 娱乐 市民化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1]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2]张维青 高毅清:中国文化史[M] 第三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陈 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J].中州学刊，1982，1：129～138

[4]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J].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25），5：99～105

[5]崔鸿飞: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发展、演变的时代特点[J]. 体育文史，2000，2：42～43

第3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

    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第4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第5篇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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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及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韩国磐：《均田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郭庠林.《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杨际平.《均田制研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霍峻江还利用经济学模型对均田制的破坏进行了分析，认为外部条件引起了内在矛盾的激化，导致均田制的瓦解。霍峻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德麟.《均田制的产生和破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任伍.《论唐代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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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第4期.

[8]（宋）李.《太平广记》卷436《胡氏子》，p2974. 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9]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0]杜甫.《全唐诗》卷218《后出塞诗五首》，P2293.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通典》卷2《食货・水利田》，p18.

[12]《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p235.

[1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p873.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太平广记》卷24《刘真清》，p160.

[15]（清）董诰.《全唐文》卷32《禁赁店干利诏》，p363.北京：中华书局，1983（下同）.

[16]《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p1974.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3.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同）.

[18]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9]《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p4062.

[20]（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p5929.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21]《全唐文》卷48《禁富民吞并敕》，p528.

[22]《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云溪友议下》，p5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p28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28]《通典》卷2《田制下》p15，p16.

[25]《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卷116，p82689.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食货一》，p1345。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

[29]《旧唐书》卷118《杨炎传》，p3420.

[30]《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2.

[31]《全唐文》卷272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p2765.

[32]《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p2867.

[33]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p37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太平广记》卷74《陈生》，p464.

[35]《太平广记》卷244《萧颖士》，p1887.

[36]《太平广记》卷346《马震》，p2741.

[37]《太平广记》卷30《翟乾》，p194.

[38]吴曾祺主编：《旧小说》乙集四《仪光禅师》p38.上海：上海书店1985.

[39]韩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国书店，1991.

[40]《太平广记》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p1825.

[43]《旧唐书》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08《关内诸州断屠酤诏》，p75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下同）.

[4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p107.

[46]《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p6531.

[47]《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p190.

第7篇

关健词：商品粮基地；村庄；路径

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中，商品粮基地的重要性不断突显。随着我国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不断推进，给整个商品粮食基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作为生产商品粮最基本单位的村庄，必然要顺势抓住这个时机解决制约村庄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快村庄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吉林省S乡的基本情况

（一）自然情况

吉林省S乡隶属吉林省农安县，位于松辽平原腹地，伊通河东岸，幅员面积251平方公里。乡辖23个行政村，200个村民小组，农户13502户，总人口50075人，其中劳动力资源28042人，农业从业人员19870人，工业从业人员989人。从全乡二十几个行政村的人口流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的成年劳动力人群外出务工，剩余人口中，除去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人员，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老人、儿童、闲散人员外，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万人。

（二）土壤及农业发展情况

S乡土地资源丰富，有耕地面积15812公顷，土质肥沃，黑土地土质疏松，其中玉米播种面积14850公顷，总产量达10681吨；水稻播种面积612公顷，总产量10500吨；大豆播种面积200公顷，总产量2800吨。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12756公顷，占耕地面积的81.3%，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9万吨左右。农业生产以家庭生产为主，农民主要经济来源均来自农业生产。

（三）村庄发展存在问题

1.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大多数农户不适应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普遍对种什么好卖、靠什么赚钱、发展什么有优势不清楚，甚至有顾虑，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综治方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及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及宗教活动频繁等各类问题，仍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治安问题，也是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和严厉查处的问题。

2.产业结构调整缺乏特色。农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未能形成按比较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少，产业链条短，多数农产品未能通过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升值，生产效益难以真正发挥出来，提质增效不明显，市场竞争力不强。

3.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在组织建设、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上还与农业产业化建设不相适应，发展相对滞后，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建设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向更深层次推进。

4.区位优势不明显。S乡不靠近大中城市，不具备得天独厚的交通和经济优势，交通建设相对滞后，投入不足，各村屯道路建设不完善，给村民生活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

二、以S乡为例，分析国家商品粮基地村庄的发展路径

（一）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是村庄发展的基本前提。从S乡来看，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9万吨左右，可见农业粮食生产仍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证，而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商品粮基地村庄，无论村庄采取何种发展方式，必须保证粮食生产这一基本前提，不仅要建设商品粮基地，还要建设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从目前情况看，要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一是要对村庄区域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大力建设优势的商品粮村庄，集中力量加强商品粮村庄建设。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依据法律和制度严控耕地流失。“谁占有，谁补偿”，严格限制农用耕地转为非农用地。加大高品质农田建设，确保耕地高产、高效、高质量。三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信息系统建设，尤其是加强道路建设，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同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增强农业防灾抗灾等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农业和农民损失。四是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优势，加大科技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增强对粮食生产的技术支撑。

（二）加强村庄文化建设，提高村庄居民的整体素质。无论村庄怎样建设，人始终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在确定村庄走何种道路和怎样发展之前，首先要提高农民即村庄建设者的整体素质。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民接触外界的刺激更加多样，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极易丧失对是非物欲的控制和辨别，因此在农村中出现的各类治安案件也日趋复杂和多样。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亟待提高。一是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觉醒，增强村庄的共识感和归属感。如S乡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劳动力外流，不利于村庄的建设发展，必须激发他们建设村庄的热情。二是加强基础教育，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摒弃头脑中糟粕、落后的思想意识，摆脱宗教控制。三是加强宣传，控制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保证高质量的劳动力留守村庄，才有实现村庄建设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三）建立产、学、研相结合模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必须注重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村庄的行政组织和带头人要积极推动农业产、学、研模式的形成，要将科学技术和高端农业人才带到农村中，带到农民中间，这样先进技术和新品种才能应用到田间地头。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日益完备，商品粮基地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品种的应用普及都会明显提高。如S乡依托某大型公司拓展绿色农产品，加大科技投入和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带动全乡出口绿色农产品。还有乡里的面粉、小米等农产品已申请注册商标。科技的应用不仅降低了粮食和农产品的成本，也实现了产品的优势化和规模化种植。

（四）粮食生产要改变单一品种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经营。吉林省作为我国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是一个粮食生产大省，粮食的产量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粮食生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仍不高，农民收入仍然偏低。目前吉林省农业生产仍以家庭经营为主，商品粮基地的整体功能导向仍以实现粮食的产量目标为主要目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和过渡中，只考虑产量目标，而不考虑与农业发展相关联的其它要素，这样很难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粮基地村庄一方面要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积极开拓新的农产品增长点，适时地介入先进科学技术、机械化操作，重新规划产业结构，改变结构单一趋同的产业格局，用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创新精神向现代农业产业化迈进。

（五）依靠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实现粮食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粮食生产产业化、供求商品化是我国粮食发展的基本方向。商品粮生产的村庄长期以来从事原粮生产这一单一的粮食产业链，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在靠天吃饭，致使粮食产量增收难以有较大突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容易挫伤，且农民收入难以有较大幅度增长。这就要引入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优势和带动作用，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元化生产，由原粮生产转向深加工，实现粮食生产的持续走高，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加农民的生活收入。如S乡依靠某公司带动全乡开展绿色农产品出口，收入达到30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3.5%。全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农户700多户。在合作社会建设中，乡里重点抓住产业，壮大规模。乡里特色豆腐在县城内乃至长春地区都很有名，做豆腐的加工坊几乎村村都有，销路好的已经利用客车每天销往长春，销路相对一般的也能做到在当地日产日销。在全乡23个村成立合作社的有14个，有蔬菜种植合作社、食用菌生产合作社、牧业养殖合作社、豆制品加工合作社等。在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带动下，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多样化。

参考文献：

[1] 魏旭红.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空间发展研究[J].农村科学实验. 2011：6-7.

[2] 刘万兆，王春平.政府嵌入绿色农产品供应链机理研究[J].农业经济. 2012：119-121.

第8篇

从国际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发挥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中国国民的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理念的改变，必将促进中国零售行业的发展。未来的中国零售业也将会是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全球前三大服装连锁商西班牙的ZARA、美国的GAP、瑞典的Hennes&Mauritz（简称“H&M”）齐聚中国，此举表明零售环节对服装品牌成长的重要性。GAP中国总裁杨得铭说，在中国，还没有哪一家连锁服装销售商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与此同时，国内服装业开始注重零售渠道，从服装制造商向服装零售商转型，似乎已经成为服装业时下的大趋势。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雄说：“七匹狼是做批发起家的，零售是服装业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七匹狼从批发逐步转型零售，一直在强调零售的细节，包括产品、零售管理技巧。七匹狼并不愿意成为一个最大的服装制造商，而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商，实现从服装生产商向渠道商品牌转型。”

中国历来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于服装业的战略转型，做零售并非意味着放弃制造，中国服装企业绝大多数是从制造环节起家的，随着规模不断做大，企业必然要不断向产业链的顶端，研发、营销、设计等环节延伸。服装企业转型零售，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是一种轻资产的战略，结合服装行业已有的行业模式，在制造环节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企业能够很好地管控产品的品质、价格、货期等，此外也更有利于培养企业自己的人才。

零售业的经营是以店铺选址为基础的，店铺选择以前是有关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店铺选定以后是商品经营与店铺运营，商品经营技术是零售的核心技术。零售业务的正常运营需要信息技术与物流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撑。其结果是财务成果。所以，发展、选址、商品经营、IT、物流、人力资源、财务等七个方面构成了零售业的基本技术。

中国的零售企业一方面需要加快市场的占有，同时须加快经营理念的转变。比起开店数量和能力，在七种零售技术中，商品经营技术更重要。目前，国内零售业总部的最大管理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商品管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以渠道费为主的赢利模式制约了商品经营能力的提升；二是商品管理的组织体系没有适时调整，并且缺乏专业人才；三是品类管理、空间管理等商品管理技术还没有普遍应用。

根据周勇《零售战略与运营管理》的七大零售技术中，对商品经营技术的改进，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改进的是问题是市场调研与消费者分析不够

经商其实就四个字：“决策，情报”，市场调研作为情报的执行部分，是为了给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从而让决策更加接近实际，更加有竞争力。

其次，要依靠零售品牌来推广商品

产品是产品营销与自我展示销售的，未来的商品经营应该是“认零售品牌而购买，靠零售品牌来推广商品”。

再次，引进品类管理技术

品类管理是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开展合作的战略性框架、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包含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技术方法和活动，是一个渐进的、持续改进的过程，同时需要依靠供应链之中各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以其他支持的有机配合。在以陈列促销为主的业态中，品类管理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先注重货空间管理以及架优化管理，且必须以有效的数据分析来支持决策。品类管理的基础是为顾客选择商品，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补货、配送、营销与服务，通过强调向消费者提供超值的商品和服务提高企业的营运效果。

另外，UNIQLO很重视的货架空间管理技术，是一种依靠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商品经营技术来规划、设计、调整、优化商品分类、店铺商品布局与商品陈列的技术。依靠这个应用程序来协助实现群集和具体门店的商品组合管理：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精确放置合适的商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门店布局规划”也不能忽视，同时管理多个门店规划，同时移动整个设施，从而使得品类整体重设轻松易行。还可以执行跨品类和跨门店布局规划，从而可以即时比较最佳门店和欠佳门店之间的布局差异，这对于货架销售空间有效性的最大化是至关重要的。使用货架商品分类技术创建总货架图，并可按需要将其复制成简化版本。

还有，供应链管理，主要是库存管理和信息分享。供商合作模式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有战略思考的零售商越来越依靠业务战略决策与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市场利益的双赢。

能不断关注新技术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的零售企业往往能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对零售影响的技术不仅仅是指那些直接的技术，也包括间接的技术。比如自行车、汽车、地铁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变革，则从消费模式来影响零售的经营模式。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零售业的格局，淘宝网和天猫商城2012年的交易额突破一万亿就是最好的象征。技术对零售的影响是双重的，对品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现今，零售技术在更加细致全面的深入商品销售的各个角度和方面。

第9篇

关键词：商品期货；市场效率；定价话语权；政策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0.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74－05

我国的期货市场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88－1991年理论准备与初步试验阶段；1992－1994年试点发展阶段；1995－2001年规范与调整阶段和自2002年以来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已形成涵盖农产品、工业金属、化工材料、能源产品等种类较齐全、交易制度较完善、人才队伍精干的期货产业。

近年来，我国的期货市场加速发展，成交量迅速上升，期货价格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图1对比了2002－2008年每年3、6、9、12月份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与国外交易所的商品期货合约交易量(中国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期货业协会，国外的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从合约的交易量来看，中国商品期货规模直逼国外，但中国期货市场规模发展距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从期货合约规模来看，中国期货每手的商品量明显小于国外，如CBOT玉米期货每份合约数量为5000蒲式耳，东京谷物交易所(TGE)玉米期货每份合约数量为100吨，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玉米数量为每手10吨；伦敦商品交易所每份铜期货合约数量为25吨，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每手为5吨；其次，中国的期货只局限于交易所交易，场外交易市场(OTC)微不足道，而国外OTC规模却远远大于交易所规模；最后，中国商品衍生工具只有期货，而国外还有与期货规模几乎对等的商品期权交易。

总体来看，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规模较小、投机气氛浓厚、市场效率较低、其经济功能有待提高。2006年以来，在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产品、各类工业金属、农产品等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商品期货在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影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大、做强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呼声日益提高。

一、期货商品的特点及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一种商品能够成为期货商品，一般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期货商品必须是交易量大而且价格容易波动的商品。只有这些商品才有必要进入期货市场，因为经营这些商品的交易者需要借助期货市场来套期保值，规避价格风险；也只有这些商品才能吸引大量投机者来参与期货交易，从而增加期货市场的流动性。

第二，期货商品必须是拥有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商品。把众多的买者和卖者集中于一个公开竞争的期货市场中，才能通过竞争将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汇聚成一个权威性的期货价格；那些易受买方垄断或卖方垄断的商品，都不宜进入期货市场。

第三，期货商品必须是质量、等级、规格比较容易划分的商品或者同质性商品。如果品种过于复杂、技术性能差异很大、不易标准化，则不适于作为期货商品，因为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

第四，期货商品必须是能够储藏较长的一段时间，并能进行运输的商品。这种性质使该商品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价值，体现出其商品的金融性质。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期货商品大多数为初级或粗加工的原材料。这是因为一方面初级原材料的同质性比较高，且是下游多个产业所需要的必要投入，因此需求量极大；另一方面，如果初级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将对使用该原材料的下游各个产业造成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两方面的效果，即所谓的“滞胀效应”。通过期货的避险机制降低这种冲击，对于保证国民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具有重大的宏观意义，尤其是那些直接进入人们消费领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提高CPI，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评测。

期货商品的性质和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发展商品期货对我国的经济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发展期货提高市场效率、保证经济体系平稳运行

期货市场的效率，是无法证实、但可证伪的。特别是在期货价格急剧波动的时期，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大量投机使价格剧烈波动，认为投机破坏了期货市场的效率，甚至想尽办法取消投机甚至是期货交易，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投机或者没有期货交易，效率是否会得到提高。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不利的天气环境、日益加强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使一些农场主的境况恶化。农场主认为期货交易压低了他们的小麦价格，而磨坊主却认为期货交易提高了小麦的价格。当时昙花一现的平民党利用国库资金支持商品贷款项目，并且明确反对期货市场，以期保证棉花和谷物价格的季节稳定并减少商品批发价格中不必要的(投机)成份(Yohe，1976)，保证人们的利益不再受农产品期货交易投机商的侵扰。国会在1892年通过了Hatch法案(或称Washburn法案)，虽然法案没有明确禁止期货交易，却对所有谷物和棉花的期货合同征收了10％的税收，完全挤占投机商的利润，杜绝了投机。法案的目的在于通过打压投机而提高农场主的卖价并降低磨坊主的买价，结果却适得其反。Bowen(1913)的研究表明，期货交易降低了农场主收到的批发价格与消费者支付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无独有偶，1958年秋天美国国会通过了《洋葱期货法案》(Onions Futures Act)，原因是“投机行为导致了期货市场严重的和不必要的洋葱现货价格波动，为保证州际洋葱的有序流动，完全禁止洋葱期货交易”。遗憾的是，《洋葱期货法案》通过后，现货价格出现了更大的波动(Gray，1963)。

在德国，禁止交易的事情同样也发生过。1891年，德意志和俄国的粮食收成不好，人们对粮食投机者的态度变得严厉，于1896年6月通过了《交易法案》：从1897年1月1日起，柏林物产交易所吸收农业和磨坊业的代表进入委员会，期货和现货价格被禁止公布，谷物期货直接被禁止(Flux，1900)。法案实施后，柏林由欧洲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市场变为一个小的省级市场，降低了物产交易所强大的影响力。该法案也没有实现其所吹捧的稳定商品价格的好处，与同期另外两个城市――利物浦和纽约的小麦价格波动的对比研究表明，禁止期货交易提高了柏林小麦价格的波动性，虽然同期世界价格的波动率出现了下降。《交易法案》于1900年被废除，柏林谷物期货市场重新开张，柏林小麦价格的波动率出现了下降。

期货市场发展的这些经验表明，期货在预测价格、发现价格、抑制波动、平稳经济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防止经济体系的定价错误、防范产品生产的结构性失误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对不可储存的农产品而言，价格的可预测性对于防止出现蛛网式生产波动、保证生产安排平稳运行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期货价格也存在巨大的波动，有时难以证明期货市场的有效

性，但要证明期货市场的无效性却总是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期货交易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效率的保证，即使这种期货交易是以最为落后的公开喊价、手工记账的形式进行的，甚至在报价反馈、信息反应方面存在时滞。Hamori et al(2001)对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堂岛稻米期货市场(设立于1730年)的效率进行的研究表明，堂岛期货市场是有效的，它能够有效地预测稻米价格，稻米期货价格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

三、做大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是保证中国市场定价话语权的必要条件

发展商品期货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话语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1)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商品期货交易规模。

(一)商品期货市场平稳运行的条件

期货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到期日期货合约价格与现货价格相等，期货盈亏按现货价格计算或进行商品交割。长期以来，监管者意识到商品不同于金融资产，其供应有限，市场容易受到挤压，因此商品期货的发展受到严格的监管，对投机进行限制。美国《商品交易法案》(CommodityExchangeAct，CEA)第4款A(a)条特别强调，期货商品过度投机将导致该商品价格突然或不合理的波动，为减少、排除、杜绝此类问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应该对投机交易或期货投机头寸进行限制。这样商品的价格由实物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期货交易参照现货价格进行结算，不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期货市场平稳运行达70多年，直到新世纪开始。

商品期货的交割比例越低，说明“投机”氛围越强。但从期货市场运行的角度来看，维持足够的投机交易，对于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提高期货市场效率却又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任何期货品种的交割比例都不会超过交易量20％，尤其是农产品，储存难，易腐烂，除非大宗交易商，投机者不可能参与实物交割。在期货的这种交易机制下，往往会使得期货交易的价值总量超过商品实物的价值总量。但只要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单向的参照关系不被破坏，期货市场依然可以维持平稳运行。

(二)金融对商品期货的影响

长期以来，商品并未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因此没有进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之中。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全球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由于商品期货与证券和债券等波动负相关、而与通货膨胀又呈正相关，这种较强的规避风险功能受到投资咨询者的注意，一些机构投资者开始将商品纳入其投资组合中，以保证投资的稳定。公司和政府的退休基金、财富基金、学校捐赠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等，按最流行的SP－GS和DJ－AIG商品指数将其资产在25种主要的商品期货间分配。

机构投资者能够将自1936年以来受到严格投机管制的商品期货纳入其投资组合的一个原因还在于《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提高OTC衍生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效率，消除创新的障碍。法案实施以后，商品期货市场就形成两部分：受到严格监管的交易所市场和几乎不受监管的OTC衍生工具市场。在严格监管的交易所市场上，保证了保护零售投资者、价格发现和防止市场操纵等功能，而OTC衍生工具市场则主要实现了参照交易所“发现的”价格进行结算的风险规避功能。

由于OTC市场的规模发展太快，其内部消化不了的或不能平衡的风险头寸就需要寻找出路。而联系OTC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桥梁”则是种种横跨两个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打通OTC市场对交易所市场影响通道的钥匙则是CFTC手中所掌握的“免责批准权力”和“免责市场”。即使CFTC意识到对非金融商品需要严格的限制，但CFTC允许一些华尔街的银行在套保场外交易的互换头寸时不受投机头寸的限制，这实际上开了一个无限投机的口子。这使得机构投机者将商品纳入其投资组合时不受投机头寸的限制，当他们的头寸超出上限时，可以在场外与银行进行相应的互换，再让银行在期货市场上购买不受限制的期货头寸。

结果，投资于商品指数的资金从2003年的130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600亿美元，25种主要商品的价格平均上涨了183％。虽然有人将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归结为中国因素，但实际上中国的石油需求在过去5年中只是从18.8亿桶(注：一吨=7.3桶)上涨到28亿桶，增长了9.2亿桶，机构投资者对石油期货的投资则上涨了8.48亿桶，达到11亿桶。机构投资者对粮食期货的头寸积累也推动了粮食价格涨。虽然经济学家将粮食价格上涨归为燃料乙醇的生产，但是机构投资者累积的玉米期货头寸足够全美国的乙醇工业开足马力生产53亿加仑的乙醇；机构投资者累积的小麦期货头寸足够全美国吃两年。

于是，在资本对商品期货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商品实际的交易量与期货交易量相比就处于弱势，而且期货价格也不再单向地参照现货价格，相反却对现货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两者的相互作用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使一个国家在商品实物需求或供给方面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没有足够影响力的期货市场，其对价格的影响也可能让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商品定价话语权将更多取决于期货市场的规模而不是实物商品的市场规模，因为现货与期货之间的无套利原则将让位于期货市场问的无套利原则，后者取决于期货市场规模。

四、提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为宏观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货币供应量、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过度。但是从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来看，经济总体上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虽然虚拟经济对利率调整相当敏感，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甚至在国家取消货币政策信贷控制的lO年后，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影响依然不如信贷量对经济的影响强烈，以至于国家不得不继续对货币供应量、信贷量、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等数量工具进行控制，利率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手段。经济对利率调整不敏感，说明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财务约束依然不健全或者存在太多的扭曲影响，经济体系部门间相互影响的渠道并不畅通。

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政策调控在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局面下另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基础价格机制扭曲。我国能源、资源、劳动力、污染及知识产权等价格的严重低估，在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约束瓶颈的情况下，价格将会提高，对宏观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的调控影响。在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价格不断同时上涨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完全放在汇率与利率上。基础资源定价机制的扭曲所带来的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往往使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受益而使其他部门受损，

其后果是不公平的利益再分配，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必将影响到微观基础的财务约束力。

发展商品期货，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提高利率政策工具的效果：

(一)期货市场从上游对初级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由于进入期货市场的商品包括资源类产品、农产品、畜产品或初级加工的矿产品等初级商品。这些产品供应量大，处于产业的上游。此类产品价格变动将通过实体经济产业问的相互联系而向下游传递，最终达到终端消费和投资领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体系造成影响。如本文前面所述，期货市场是较现货市场高效的市场。通过期货市场的信息集中、价格反馈功能，使初级商品的定价合理，纠正定价扭曲，对于保证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维持部门间产出平衡、强化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期货市场是联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市场

大宗初级商品在期货市场的集中交易加强了这些产品的金融属性。商品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负相关和抵御通货膨胀的性能，使其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投资组合之中。即使各国对商品期货的投资做了严格限制，期货商品的金融属性使其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当金融资产价格出现变动时，人们调整资产组合的行为将使得商品期货做出迅速地调整。

另一方面，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的功能。其规避风险功能使实体经济中同种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找到了避险的工具；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价格发现功能已经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二是期货价格对当前现货价格具有直接的影响，现货往往参照期货进行定价。

商品期货金融属性和商品期货与现货的相互影响在日益相互独立发展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了桥梁，增加了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提高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整体性。并且商品期货定价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着无套利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得商品期货的价格对利率相当敏感。这种敏感的反应机制会将货币政策的利率变动传导到现货价格，继而通过对下游产业的影响而将这种反应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提高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利率工具的反应程度。

五、大力发展商品期货的政策建议

期货商品所具有的量大、金融性强等属性及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大力发展商品期货对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提高市场效率、保证经济体系平稳运行，提高中国在资源类商品定价方面话语权，提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为宏观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等影响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在鼓励发展商品期货的同时，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安排，以保证期货市场本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一)加强对投机的引导和管理

期货市场中保持适当的投机交易，对于提高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信息反馈程度，对期货进行合理定价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期货商品不同于金融资产，与金融市场的庞大规模相比，商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在短期内毕竟是有限的，过度的投机不但会造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影响市场稳定，而且可能会推高商品的价格，造成商品价格泡沫，产生更深远的危害。密切关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期货的交割比例，加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对投机交易进行适当的引导，有助于商品期货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增加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扩大市场交易规模

当前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规模较小，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除了参与者少外，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期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只能为有限的几种商品提供套期保值，难以防范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这对我国商品，特别是不可储存类商品的稳定供应是不利的。如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在价格上涨时，养殖场加大生猪养殖力度；而在价格下跌时，养殖场又会屠杀母猪，导致猪肉供应大起大落，猪肉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在一些矿产品市场上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增加商品期货交易品种，对于扩大市场交易规模，为广泛的初级产品提供套保手段，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增强期货市场的影响

商品因其价值含量和交易成本不同而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对于不可贸易的商品，区域间的价格差别是一种正常现象，跨市场套利难以进行，区域性的期货市场足以发挥套期保值功能。但对于价值含量高、交易成本小的商品，如工业金属、石油等，全球市场是统一的，区域间价格差别不大，区域性期货市场便缺乏意义。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参与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及其全球影响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第10篇

在电子商务日益繁荣的前景下，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应用电子商务技术，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能力，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缩短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

一、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作用

电子商务是一种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进行商品交换的商务活动，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活动。电子商务基于买卖双方互相沟通达成交易，通过电子货币进行实际交易，具有一定的便捷性，打破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而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用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地推进农产品经济的发展，加强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农民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对相关的产品信息、市场行情进行分析，根据具体的信息对产品进行调整与完善，适应市场发展趋势与消费趋势。其次，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可以利用网络技术为载体，将具体的农产品信息进行宣传，以达到交易的目的。电子商务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总额，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后，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二、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经济发展的创新途径

要想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全面推动农产品经济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创新营销模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对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就是农产品自身的创新。第一，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农产品的口碑效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重视了，对于农产品也是如此。在电子商务背景下，要重视农产品的质量，要在根源上保证产品的整体品质，这样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属性等方面自会有好的评价，进而达到提高产品的美誉度与知名度的目的，提高农产品的口碑，达到对农产品宣传的目的。第二，实行绿色营销模式。随着环境的恶化，人们倡导绿色产品的营销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产品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在电子商务背景下，要将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以及环境因素充分地结合起来，在根本上践行绿色营销理念。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农产品在绿色营销理念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绿色营销理念的认知，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产品经济的发展。第三，体验营销发展模式。在农产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技术，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能力。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情况提高其具体的影响，提高顾客的体验能力，丰富顾客的直观感受能力，让消费者真实地感受到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而达到促进农产品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如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将产品的种植、养殖以及生产的环境直观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刺激其进行消费；也可以在产品销售过程中，通过试吃、试用等体验模式进行；也可以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对消费者进行理念设计、场景创设以及亲身体验的方式，开展休闲购物、农家乐购物模式，进行现场采摘方式等，加强消费者的亲身体验，有效地促进农产品经济的长期发展。

其次，创新农产品经济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途径。第一，基于电子商务背景，建立营销数据库。在电子商务背景下，要根据市场经济的状况，建立一个完善的营销数据库。对市场经济状况进行全面分析，不断拓展和创新市场，稳定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加强数据库营销的建设，提高对市场信息的判断与观察能力，提高营销的专业性。第二，创新电子商务下农产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发展途径。要充分发挥农产品的地域特征，提高产品的销售能力。地域性营销模式可以充分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农产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可以全面地整合区域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农产品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提高农产品的规模化发展，有效地推动农产品的经济发展。第三，提高电子商务农产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营销。在电子商务背景下，要重视提高农产品经济的营销文化建设，创作核心的价值观，加强营销文化与营销环境的契合度，努力实现营销目标。这是一个长期的营销策略，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提高核心价值观念，加强农产品自身的品牌建设，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第四，充分利用成熟的营销理念。农产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地应用差异化营销策略，提高农产品的针对性与独特性。可以对特定的人群进行销售，如学生群体、孩子群体、老人群体以及孕妇群体等宣传相应的产品，在销售大众化产品的同时，提高此类产品的重视度，可以根据消费者存在的差异性提高农产品的消费渠道，进而拓宽农产品的社会占有率，加强其核心竞争能力。此外，也可以充分地应用4P营销策略、技术性营销策略以及移动营销策略等。

第11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商品；资源；生产；销售；旅游经济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主要靠手工制作的，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而且做工精致，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技艺精湛、针法独特，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2. 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就是同一民族，地区不同，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苗族的各个支系，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工艺精湛，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世代相传，久负盛名，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造型优美，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但在这些饰品的“沉重”、“厚重”中，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3. 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侗族的琵琶、侗笛，布依族的勒贡木（吹管）、布依笔管，彝族的“抹轰”（即唢呐）、月琴，土家族的长号唢呐，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2009年和2010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发展民族旅游商品，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旅游购物需求的推动下，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可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中，这样，既可以为之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12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商品 资源 生产 销售 旅游经济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 主要靠手工制作的,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 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 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 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 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 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 。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 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 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 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 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 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 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 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 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 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 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 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 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 而且做工精致, 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 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 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 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 技艺精湛、针法独特, 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 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二是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 就是同一民族, 地区不同, 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 苗族的各个支系, 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 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 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 工艺精湛,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 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 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 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 世代相传,久负盛名, 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 造型优美, 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 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 但在这些饰品的“ 沉重”、“ 厚重”中, 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 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 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三是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 侗族的琵琶、侗笛, 布依族的勒贡木( 吹管) 、布依笔管, 彝族的“ 抹轰”( 即唢呐) 、月琴, 土家族的长号唢呐, 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 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 2009 年和2010 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 , 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 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 发现长期以来, 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 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 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 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 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 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 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 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 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 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旅游购物需求的推动下, 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 可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中, 这样, 既可以为之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是,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诸多环节中, 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规模小, 产量低, 上挡次的产品少。

从传统意义上讲, 许多民族旅游商品, 特别是民族手工艺品, 多是在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制作,难以形成统一的规格和标准, 以至于造成同一种产品出现较大的差异, 不能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从而失去批量销售的机会和失去许多客商的订货机会。

第二， 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开 发不足, 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尽管民族旅游商品的发展落后于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这两大环节缺乏良性协调。

由于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表, 而民族手工艺品又大多是小宗商品生产, 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交通不方便的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州、县的中、小城镇甚至民族村寨中, 这样就使得产品的生产、分配、销售不能协调地运转。

第四，商品包装的简陋和携带的不便, 不能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携带的需要。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多数为作坊、家庭式的生产, 往往不注重包装, 或没有能力设计和解决包装问题, 使得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产品由于包装简陋、形式陈旧或根本不带包装, 给旅游者携带造成不便, 而不能体现出自身的真实价值或削弱了自身的艺术价值, 使其市场占有率降低。

三.基于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贵州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民族旅游商品既是贵州旅游商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又是民族文化、工艺技巧和物资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一直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有着广阔的市场。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十分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图1 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及民族旅游产品在总旅游收入中占比

贵州省要着力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让其成为旅游商品的龙头, 带动旅游商品的整体发展, 从而使旅游商品成为贵州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此,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扩大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 既要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中注入新兴的科学技术, 又要保持传统的手工工艺的生产, 让两种生产方式并存。

其次, 建立一个合适的具有保护性质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系统

目前, 贵州省多数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状态, 因此使得产品难以通过合适的正规渠道销售, 使得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给中间商或销售商以有机可乘。因此,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方面, 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协调系统。

一方面, 对于分散在家庭( 个人) 作坊生产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其中有很多是由妇女在村寨中就地制作的, 其销售可以通过在地区一级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来进行, 将这些村寨的手工艺品收集起来, 然后集中地发送到各个零售点。这些零售点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以表明这些手工艺品的真实性。这既是对产品产权的保护, 也是产品民族特色的体现。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集市的集约销售优势, 在贵州省各旅游中心城市建立民族旅游商品购物大市场, 收集、挖掘全省各个民族地区的各种特色民族旅游商品, 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市场。

参考文献：

马晓京.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2):34-39.

高婕,田敏.民族旅游的困惑与选择——中国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能否双赢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204-208.

第13篇

【摘 要】在电商发展陷入低迷之际，以品牌“扫库存”为销售手段的电商唯品会却扭亏为盈。本文从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运营模式的差异化及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竞争忧患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其盈利内因和发展威胁，并提出建议性举措，希望能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商业思考及启示。

关键词 闪购模式 用户粘度 消费狂欢

仅成立5年多的唯品会，自2010年后开始真正盈利，在2013年1月的市值已是老牌电商当当的3倍，①业绩在众多电商中一路遥遥领先。唯品会是如何迅速获得发展的？目前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日后如何应对其他电商的竞争并寻求突破？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舶来品的本土化——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

1、适应市场需要，及时调整定位

唯品会的全称为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沈亚与洪晓波在2008年5月成立，是一家以“名牌产品+限时销售+低价打折”为销售模式的公司，其创意借鉴于国外的会员制名品折扣网站——法国Vente Privee（2001年成立）。起初，该网站的销售模式几乎照搬Gilt模式（会员制+折扣+奢侈品牌），定位为“奢侈品闪购”，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网购并不买账。洪晓波经过市场调研，感知到二三线城市的白领对国内二三线品牌的销售有一定的购买欲，而这种购买欲通过网络才能迅速得到满足。于是，唯品会将目光转向国内一二线品牌，如耐克、卡西欧、阿迪达斯等国内消费者更耳熟能详的品牌上，大幅增加二三线品牌的品类倾售，成了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2010年，唯品会的商品交易量迅速攀升，至此，源于法国VP而又本土化后的盈利模式初见雏形。

2、大环境的助推，赢取得天独厚的商机

唯品会选择以传统零售业的最大品类——服装为主打品牌。

2010年前后，正值中国经济低谷，整个服装零售行业都处于大量的库存无处可销的被动阶段。在线下零售销量无大幅增长的情形下，如何更好、更快、更优雅地处理库存，成为品牌商的头等难题。要维持品牌形象，就不能大量举行“清仓打折扣”的活动，也不能在多处服装电商平台进行甩卖，必须要让品牌商尽可能减少曝光度，避免“负效应”。在低价销售的同时，还要确保不亏损，从尾货中赢得可观利润。而唯品会的闪购模式，加之低价倾销，恰好弥补了线下传统销售渠道的不足。

3、供应链关系的改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唯品会运营之初，公司选择花大量资金从品牌商采购仓库积压的存货，买回的存货在无法全部倾销后难以处理，业绩也并不理想。加之公司知名度不大，不少品牌供应商对公司的折扣销售模式及销售能力持怀疑态度，不肯供货。随即，公司改变了货源策略，先从帮助线下的小品牌处理库存开始，并将原来的“买断”策略改为“寄售”策略，销售不完可以退还给供应商，从以前的“赚差价”转变为收取供应商的销售提成，充分展现出公司解决库存的能力，同时极大地缓解了现金压力，再去找知名品牌供货，就容易得多。通过努力，公司从最初只能接触到商，再到后来可以逐渐直接与品牌商建立合作关系，采购成本逐步降低，毛利率提高，如此良性循环，又可引进更多高毛利率的商品类别入驻。唯品会的资金周转速度由此加快，同时又保证了货源充足，避免了库存风险。

二、倾销模式的差异化——定位的精准着力

1、诱人的商品展示平台，营造消费狂欢氛围

通过对消费者喜好的精准拿捏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又为产品的呈现及消费狂欢氛围的营造打开了通道。在网站包装上，专业的模特、造型和摄影，加上后期的精美处理悄悄将“商品尾货”这一标签隐藏，做足了产品的视觉包装；在网站色彩上，以玫红色为主基调，其他品牌文案，也大都以暖色调为主，迎合了女性消费群体的喜好；在网站运行上，每天100个品牌强势展现，每五天更换一次页面，还有不同的“品牌故事”和“flash动画”免费为品牌商进行品牌传播与渗透；在网站设计上，商品一旦抢购完后马上标注“已售完”标签营造稀缺性，“今日新品”“最后疯抢”、“即将推出”等板块内容又无时无刻不在构建着一种“商场购物狂欢”的节奏。

2、“闪购”模式，引导消费者“迫切性购买”的心理

闪购，即在限定时间内以品牌原价1-5折的价格供专属会员的限量型销售。它与团购的不同之处在于，团购的库存宽但涉及的品牌面窄，而闪购正好与此相反，所以闪购更强调商品购买的及时性。唯品会以“保证全网最低”为口号，商品的高性价比为它赢得了核心竞争力。

同时，唯品会擅长为消费者制造需求。商品剩余不多时页面会给出提示，“库存名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商品一旦卖光立刻标注“已售完”，这种饥饿营销极大地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一方面，“闪购”模式能够快速销货，吸引更多品牌商的加盟，其优质低价也能刺激众多消费者的持续购买，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或口碑传播加以推广，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注册唯品会。如此循环，这种模式便会为唯品会带来高用户黏性和高用户活跃度，只要平台的销售力起来了，长尾的效力也会逐渐体现出来。

3、正品保险与干线物流，成为消费者的贴心保障

唯品会是电商中首家推出为品牌购买正品保险的公司，由中华保险公司为货品承保。在每一件所购商品的快件中，消费者都会收到商品的正品保险卡与商品票，如果发现所购商品为非正品，可以在收到商品后的90天内通过正规的保险理赔手续得到全额赔偿。②

唯品会公司目前采用“干线+落地配”的物流模式，这与另外一些大型B2C电商，如京东、卓越网等的举措截然不同。首先，公司在全国实施分仓策略，在北京、佛山、昆明等处建立起大规模仓储中心，分别服务于华北、华南、华东等地的顾客。分仓模式可以减少时间与商品包装承受的耗损，省去了快递公司在中转仓库一个来回的“卸+分+装”、偏远量少件地区等待拼车的环节③，订单可以选择当地的物流公司做二次配送。此物流模式在唯品会整个物流链中占比98%，剩下2%是通过其他快递（如顺丰、EMS、四通一达）。④自建仓储、缩短物流半径可以大大地缩短电商行业的运作成本，同时也能缩短物件送达时间，提升用户的购买体验。

三、持续化生存——唯品会面临的忧患与电商分食

1、运营模式的副作用

（1）危机过后低折扣恐难以延续。唯品会成长于服装市场的面临库存危机的时候，并在这一时期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作为一个“尾货市场”，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还要看品牌在货源数量大规模下降时，还能否以如此低的折扣来与唯品会合作。而这一点，尚未可知。

（2）售后服务难以及时跟进。唯品会因运营模式的特殊，售后短板仍是尚未改进的难题。唯品会网站目前的订单数量相当可观，但由于这些特卖商品往往是非标准品（服装、家纺等），通常是由第三方入驻商家直接销售和发货，一旦面临消费者不满意的状况，就只能选择退货而非换货。这是因为唯品会的库存极浅，如果消费者有因为颜色、尺码、款型等不满意而产生的换货需求，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换货会拉长公司与品牌的资金结算周期。虽然唯品会增加了物流成本，设有针对消费者退货返还十元的运费补贴,但是这种“只退不换”售后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吸引众多消费者进行消费，最后却因为服务质量跟不上，用户体验差而离开。

（3）奢侈品销售仍缺乏信度。唯品会的奢侈品销售最终能否做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首先，在电商中做奢侈品并非只此一家，还有走秀网、第五大道、尚品网等电商，行业竞争已愈演愈烈，如果唯品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要在同类商品中获得更低的折扣，同时保证产品的纯度和品质。其次，人们在奢华的专卖店中购买奢侈品，更能够体验到那种细致入微的服务，而网购并不能为消费者提供这些。电商奢侈品销售的另一根软肋是售后，它不能让消费者像在实体店那样享受一整套令人满意的售后服务，这也成为消费者在选择网购奢侈品时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2、十面埋伏——电商鏖战中的分食

众电商看到“闪购”这一利润丰厚的蛋糕之后，纷纷摩拳擦掌，相继推出了特卖频道。如凡客、当当网、京东商城、优购时尚商城、1号店等。这些电商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流量，其平台销售的商品与唯品会也有类似，在模式上，都采用铺货式平台模式，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这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区别开来，但唯品会并不能借此占优势。因为对消费者而言，虽然商品的视觉呈现的确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之一，但总体而言，影响不大。除了“拼价格”外，京东商城的“闪团”和优购特卖商城还会有新品的折扣商品首发，这势必会使唯品会流失一部分流量。电商同质化竞争的今天，唯品会竞争对手的力量不容小觑。

四、应对竞争的策略

唯品会既然是以“闪购”为生存技能，就必须让它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优势。首先，在品牌上，要更多地拓宽品类，确保货源的正品和优质，价格上要争取到更高的性价比；其次，在后台运作上，要让品牌的展示上更个性化、创新化来提升用户浏览体验，尽可能减少消费者的退货几率，从而缩小物流成本；此外，唯品会应该在目前的网站宣传策略上做出更多尝试，增加广告成本，仅靠口碑传播和网络SNS模式及单一的广告类型势必会削弱传播效力；最后，在目标领域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找准对手为第三方平台模式及价格上的软肋，及时追踪对手商品信息，调整销售战略。

商品的高性价比和高用户粘度已经成为唯品会的积累优势，只有再接再厉，扬长避短，才能在电商拼杀中稳操胜券，大步向前。

参考文献

①news.pedaily.cn/201301

/20130128342774.shtml

②杨育谋，《洪晓波与唯品会——线上名牌折扣店的生意经》[J].《上海经济》，2011（8）

③④张涛，《唯品会逆市上调运价深耕“干线+落地配”物流模式》[J].《中国商报》，2013-07-04

第14篇

作为现代营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大多经销商都集中精力在自己熟悉的行业里“遨游”，很少去行业外“钓鱼”。于是，“物以类聚”了，人就以群分了，就有了“做电器的”、“做食品的”、“做日化的”等等这些品类经销商的“简称”，因为他们在这些品类里面是专业经营、集中销售的。

因为有了品类经销商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他们的客户——现代超市的繁荣发达；同样，现代超市也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对品类经销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达到客户的要求，来实现发展自己的目的，品类经销商需要整合好厂家和超市的资源为我所用。

品类经销商上联厂家，下联超市。厂家的支持是他们经营的基础，超市的支持是他们经营的动力。品类经销商与厂家、超市三者之间，他们既是密切联合体，又是互相矛盾体，简单地说就是矛盾对立统一体。

对于厂家而言，品类经销商的进货和超市的进货，都只是实现了库存转移而已，这仅仅是走过了“万里”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品类经销商，如何将厂家的资源和超市的资源进行更合理、更有效地整合，以使自己获得更快的发展，这就是一门学问了。

但众所周知，现代市场营销已经过了“哭声大的孩子有奶吃”的阶段了，品类经销商无根无据地瞎吆喝，跟厂家和超市等空要政策支持是没有用的。那么，品类经销商在整合资源方面就有必要讲点技艺了，就有必要清楚厂家和超市的喜好了。他们喜欢什么呢？笔者认为，他们喜欢的一是用销量数字说话，二是用市场规划说服，三是用发展前景吸引。

所以，笔者认为，品类经销商在整合资源为我所用方面，应该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首先，品类经销商要充分掌握厂家的经营状况、产品研况、总体发展思路及近、远期战略目标等，特别是要了解厂家老板的想法，这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只有了解了这些，品类经销商才能有的放矢，成功与厂家进行交流。因为厂家是品类经销商的源头，只有源头“顺” 了，“活水”才会滚滚来。

其次，品类经销商要配合好厂家和超市的工作，同时“苦练内功”，努力扩大市场份额，让数字“增肥”，以增加与厂家、超市谈判的筹码。在这方面，品类经销商有必要努力去“讨好”厂家的顶头上司，以及超市的主管领导，最主要地要帮助他们提升业绩，让他们脸上有光，也就是要尽量帮助他们得到提升和重用。因为这部分人是承上启下的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可能手头掌握着经销商的“生杀大权”。说白了，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

再次，品类经销商要与厂家、超市建立上下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能够实现上情下达，准确接收、掌握他们的信息，以在经营过程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同时，品类经销商绝对不可以做有损厂家和超市大局的事情，因为“一丑遮百俊”，沟通渠道可能因此受损，“链”一断，自然“散珠一片”。对于经销商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另外，品类经销商还要积极地为厂家和超市提供相关的信息及资源，如市场前景、运营动态、产品动向、相关行业的信息等，在帮助他们正确决策的过程中做点贡献。这一点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肯定会受益的。

最后还有一点，品类经销商在与厂家、超市的沟通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了“小人物”的作用，“小人物”作用可不小，就看经销商怎么看待和整合了。

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个朋友叫庞文威，他是南宁欧尚经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属于“单品类单品牌”型的经销商。他以前，经营的项目比较多，涉猎很广，但从1998年，他成了“鲁×”品牌南宁的经销商后，逐渐淘汰了原先的一些经营项目，专心致志做鲁×市场，使销量逐年提升，2005年实现销量8000多万元。在与庞总的密切联系中，笔者认为他作为“品类经销商”，主要做好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整合厂家资源：

庞总经营鲁×是从认可鲁×的企业文化开始的，同时通过企业文化他又看到了鲁×的发展前景。所以，庞总就把鲁×的企业文化与欧尚公司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统一思想行为，统一管理理念，受到了鲁×集团上下的一致好评，同时欧尚公司也获得了更快更稳定的发展。

二是整合超市资源：

第15篇

关键词：临境交互；虚拟现实；电子商务；产品展示

中图分类号：TP3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3） 02-0000-02

现如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使得电子商务模式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交易渠道。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从最初的单一产品图片，发展到现在产品细节图与场景图以及真人试穿图等多方位展示形式，仍无法满足未来用户对电子商务产品展示的需求。因此，开发出更具情境感与真实模拟体验的产品展示方式迫在眉睫。

最适合运用于这一领域的临境交互技术，也称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该技术是利用电脑模拟并产生出一个几乎仿真的虚拟世界，提供给使用者一种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仿生模拟体验，让用户如同身历其境一般。可以及时无限制地观察和感受到几乎与真实空间无差别的事物与场景。

临境交互技术目前已经广泛运用于医疗、军事、游戏等领域中，并非是近几年才有的前沿技术，但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电子商务产品展示却鲜有尝试。其具有的互动性、沉浸感、假定性等特点使得这一概念被迅速延伸至各种网络应用中，本文探讨的虚拟现实概念是基于Web领域中产品展示的基础上的各种具有虚拟现实特点的技术与思想，是在网络电子商务技术的大环境下，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的所有仿生交互技术，因此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虚拟现实技术。

1 临境交互概念在交互体验中的应用形式

从体验类别上进行区分的话，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1 动态效果形式。从视觉接受角度来讲，动态效果比静态视觉更能够引起视觉捕捉的本能反应。而说到动态图片展示，gif格式已经相当普遍，并被广泛的以网络嵌入式、循环式展示在互联网平台进行使用。其特点是制作简单、易用、被几乎所有的浏览器及应用软件所支持。有些开发者利用蒙太奇切换形式将产品的多角度图片进行展示。但这种动态方式的缺点是图片展示的级别较低、容量有很大的限制、细节不够清晰，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交互行为等缺点，也显示出gif格式图片形式将会被逐渐取代。而不同于普通静态页面和原始的gif动态循环图片的效果，近年来动态网页在展示效果方面的手法以日趋多样化且更加轻量级。利用专业全景设备拍摄球形或柱形全景图片也逐渐运用于电商产品展示的领域中，例如房地产户型展示，旅游景点漫游等。其原理是把相机向内或向外环绕360 度拍摄出一组或多组照片拼贴并结合成一个全景化的图像，也有通过一次性拍摄就可以完成效果的方式，通过拼接或者数字化一次性的成像之后，计算实现出全方位互动式观看的真实场景还原展示。而在用户的交互性控制方面，以简单的鼠标点击及滚轮滑动来触发实时的交互效果。关于临境交互技术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动态形式，但多数实现思想都源于以上两种的综合或形式稍有所不同。

1.2 立体效果形式。虚拟现实技术核心就在于其高度的立体效果展示手段，能够提供具有空间变换的沉浸式体验。为适用于当前web传播又能达到3D效果，各种WEB平台的技术结合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立体视觉体验。比如将一个场景图片拆分成多个不同透镜轴上的分层图片，通过移动触发使不同层的图片以不同的速度移动以达到空间立体的视觉体验。此外，通过Flash运行插件可在浏览器中内置展示swf格式的动态交互效果，需运用ActionScript语言进行编辑处理，但要求浏览器安装相关插件且容量稍大，不适宜进行大量逐帧处理而应多加入运算式动态处理。因此由万维网联盟W3C推广的HTML5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这一领域。其好处在于它的公开性。未来每一个浏览器或每一个平台都能实现，无需安装任何插件即可运用。其中基于SVG、Canvas、WebGL及CSS3的3D功能更将成为未来WEB平台3D展示的优先解决方案。

2 临境交互技术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前端技术

临境交互的概念在目前互联网平台体现最多的领域为前端技术开发。前端对于网站来说，通常是指网站的前台部分，包括网站的表现层和结构层。因此前端技术一般分为前端设计和前端开发，前端设计一般可以理解为网站的视觉设计，前端开发则是网站的前台代码实现，包括基本的HTML和CSS以及JavaScript/Ajax，以及目前比较高级的CSS3、HTML5和SVG等。以用户为中心，具有临境感的开发方式能直接推动电子商务这一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下几种可用于电子商务产品展示的技术效果都是以临境交互为概念。

2.1 多层视差空间效果展示。视察滚动（Parallax Scrolling）是指让多层背景以不同的速度移动，形成立体的运动效果，带来非常出色的视觉体验。很多电子商务网站更是利用这一技术打造出诸多模拟立体的产品展示效果。该技术主要使用页面元素分层的原理，通过对不同层设置不同的符合物理透视的渐变位移，使得鼠标滚轮或其他输入设备对这一效果进行触发时会产生仿真立体的动态效果，而这种效果完全不需要3D建模，因此没有复杂繁重的计算处理，体积更小、传播更轻量、更方便传播与存放。如果运用得当，实现的效果是完全能够将用户带入真实且景深丰富的虚拟网络情景中的。甚至可以和各种影视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运用，达到更具效果的展示方式。这种多层式图片通过不同的运动速度形成的仿立体透视形式，有着极高的真实效果但却以极低的成本呈现。所有个性化效果与动态形式能更大限度地摆脱单纯的图片形式或逐帧的视频形式，大大减轻了网络传输负担更利于各浏览器的显示。

2.2 3D建模立体效果呈现。在动态展示的基础上，视差滚动运用的是虚拟3D技术，当前互联网最重要的门户浏览器正在从主流支持2D平面网页内容到原生的支持3D物体形象的展示。也就是说未来通过网页直接进行三维模拟场景展示将更加容易。在此方向上开发出的WebGL语言是网页开发语言JAVA Script形式的绘图API接口，提供设备硬件图形能力的直接调用。HTML5则是网页开发语言新标准，提供了网页上的Canvas“画布”供网页上的3D对象展现。简单的说，在此之前，3D物体形象在网页上不能直接展示，必须使用非标准的特殊网页语言语法或者通过安装额外的浏览器插件。HTML5和WebGL提供了一种技术方案，使程序员可以直接在网页上展示物体的3D形象，并且这种展现直接使用设备的图形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其绘图性能能够得到保证。3D网页技术应用很广，体验3D网页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桌面电脑支持现代的图形显示设备，同时，必须安装足够高版本的新型浏览器，如上文中提到的各种浏览器平台都可以无需安装任何插件就能实现。

3 结语

相较于如此众多的实现方法和技术而言，除了电商行业，更可广泛应用与其他的各种行业。例旅游、房地产、医学虚拟手术系统等项目，但在电子商务方面仍具有很广阔的发展潜力。对临境全景展示技术与网络商品展示结合的具体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明确，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运用于电子商务的产品展示领域，若想将效果最大化，都必须要在实现效果与传播便捷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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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加和，宋子善，沈为群，等.虚拟现实中基于图像绘制虚拟场景技术综述[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0，2（10）：86-88.

[3]周洪玉，王慧君，周岩.虚拟现实及应用的研究[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0，（4）：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