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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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建设价值取向

在发达国家村镇规划中，判断可持续发展有2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以生态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中心论”以环境可承受和环境得以改善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如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度：“人本论”以满足当前人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两个不同的立足点的差异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态中心论”的尺度是区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论”的尺度是地方的，一个村、一个镇和一个城市。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时大都采取“人本论”的立场。

英国的《21世纪地方发展纲要》从4个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设计：

（1）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采取生态学的方式去考察社区，重新研究社区与它的背景的关系，如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尽可能强化地方社区的独立的和综合的功能。一个地方对汽车的依赖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设施使用不平等、过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问题，因此，避免地方社区的区域功能衰退，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的重要内容。

（3）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与空间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维护地方的社会资本等基本准则。

（4）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使每个人都能负起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干扰的责任。

按照这些准则设计的社区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适当的住宅、工作机会、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稳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龄和收入的人们形成一个和谐的社区；人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为了工作而长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属于那里。这些描述可以归纳为6大设计原则：

（1）独立性：无论从技术上、社会上还是环境上讲，村镇居民的日常需要应尽可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在村镇里能够得到就业或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减少出行，从而减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混合性：在设计上给村镇里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年龄特征的人们以选择的机会，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务和开放空间等，尽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适宜步行等基本设计手法。

（3）地方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顺其自然，如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水系、生态系统、小气候的条件，不仅增加了每个社区的个性，也保护了环境。

（4）综合性：充分考虑人们在地方社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如公共场所使用的多样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开放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尽可能对未来开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变更，住宅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增容，多功能的开放空间。

（6）自我管理：村镇规划的决策应放到尽可

二、村镇规划建设要注意乡村的特点

（1）非农业使用的土地叠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开放空间上；

（2）人的尺度与乡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乡村空间基本保存着原有自然地理形态和多样性的相互联系；

（4）土地和空间的非农业化会对生态循环链发生影响；

（5）开放空间与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特殊规律；

（6）村镇居民的资源供应能力和废物吸收能力是确定的；

（7）农用地的保护与对农用地调整的生态约

（8）居民点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规划并不涉及这8大特征，而村镇规划设计如果忽略它们，后果就是失去农业生产空间，失去自然的开放空间，失去良性的生态循环链，失去村镇居民点的各种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对套用城市规划的方式、去指导村镇规划，并不意味着拒绝采用城市规划的技术和手段。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在规划村镇居住区的形体时应用城市规划和设计手段，同时，还必须再加上对乡村自然开放空间、乡村自然尺度、乡村自然地理形态及其联系、乡村生态循环链、乡村生活与生产的混合等因素的考虑。

三、按照乡村发展趋势合理规划村镇布局

1.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不同地区乡村的变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区的乡村（郊区）与一般农业地区的人口变动会有不同趋势，乡村居民点的生命力也会有不同情况。美国有都市区和非都市区的统计定义。都市区（也译为“大城市统计区”），由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响下的城市和乡村组成。在80~90年代，美国有268个都市区，人口1.98亿人，占总人口78％，面积占15％。在都市区中，郊区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区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乡村。乡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属于城市区的居民点。非都市区的村镇，1980年有2443个，1992年有2304个。镇有多种形式，比如农业镇、工业镇、矿业镇、退休人员镇、官员镇等。

在法国，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业和城市人口聚集区（ZPIU，类似于中国所谓城乡结合部地区）内的乡村人口，以及部分边远乡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趋势；也有1／3的村镇人口在减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尔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区，一直存在着荒芜化、人口外流和老龄化。

2.村镇布局调整

第2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三农问题”[1]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 “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已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治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3]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治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治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二） 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4]，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摘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三）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治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三、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译林出版社，2004. 5

[2]马遂：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3.3

第3篇

但是，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看来，官方的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水分，2亿多农民工并未真正城市化，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并不平坦。“如果维持现行的不合理的土地和户口制度，后果必然是推高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文贯中曾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后他考入复旦大学，1983年负笈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中国土地制度为题的博士论文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精心指导，而后在美国大学执教至今。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经济学家，文贯中对于中国现实深表忧虑，“旧‘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又衍生出新‘三农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子还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

文贯中认为，农民进城定居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就必定滑进“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城市繁荣。

文贯中呼吁，“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在他看来，“回到历史的原点，给予农民退出权利。不管是保存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还是重组或者完全单干，都由农民自己来决定。这是中国走出‘三农问题’困境的唯一选择。”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但是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国家，那些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基本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现在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贯中：既然已经有30来个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说明这种陷阱不是必然的。但是从现实来说，中国又确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解决农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只要中国农民以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国没有走出“三农”问题，可以怪罪于闭关自守，怪罪于计划经济体制。最近这3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却没有把农民和农民工融入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去，就只能怪政府错失很好的历史机遇。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本来可以顺势而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为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可能恰恰是这30年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

文贯中：中国不需要人为压低工资，因为中国只有18亿亩耕地，却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每个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所以有大量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有些地方的民工荒反而是人为的，因为房价过高，民工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正常的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败在了地价和房价上了，所以是败在自己手里，败在土地制度手里。

《财经》：问题在于，如果农民既没有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又能够顺利地分享繁荣的话，是不是会抬高工资水平，从而使中国很快就丧失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可能有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呢？

文贯中：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首先，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并且允许土地自由流动的话，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就会促进百业兴旺、普遍就业，中国的低工资比较优势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现在农村还有几亿剩余劳动力，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是需要一个严格的前提的，就是维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变。

不过，城市工资上升的同时，继续存在农村的普遍失业。这种并存局面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关键是土地由市场来配置，使土地价格不至于过速上升，不会到处是天价楼房，农民就容易在城里定居下来。

将农民在城市里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几岁到三四十多岁之间，然后就将他们送回农村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可是，中国政府限制土地供应，人为抬高地价和房价，获取高额的“土地财政”。农民工的工资低，房租高，又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社会福利，所以中年以后只能“逃离城市”。即使政府想提高城市化率，地价和房价已经炒成这么高，如此昂贵的城市又怎么能够安置农民工呢？

《财经》：办法是让农民回到各地的农村就地消化，不过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城市劳动力供应的紧张。

文贯中：对，本来中国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现在被自己的土地制度葬送了机会。中国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在滑落，欧美一时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后的增长也不乐观，中国的出口前景也因此不乐观。世界通过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帮助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饱和，内需又不足，中国今后的困难很大。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其他经济实体，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只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三农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这些经济实体实行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业化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房价也没有炒成天价，农民得以进城工作并定居下来。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普遍消化后，出现工资相对资本的成本上涨，这些经济体按照新的比较优势才实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并用服务业吸收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精简出来的非熟练工，因此农民阶层没有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

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现代化应该反思

《财经》：中国的麻烦在于，人口比较优势的潜力还没有穷尽，就出现了“用工荒”；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消化完，某些地区就开始了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