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的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问题的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第2篇

【关键词】 财经院校统计专业毕业论文创新能力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在统计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在第8学期的实践教学环节过程，计6学分。毕业论文从确立选题到搜集文献资料，从开题研究、分析论证到论文撰写，都需要高度专注、潜心思考，是所有教学活动中，学生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最强的环节，是学生大学期间专业综合能力最集中的体现。

一、从统计学专业特色看统计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

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知识，系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统计软件处理分析数据，理论和实践综合业务素质兼备，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在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经济调查、信息管理与咨询、数量分析与预测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财经院校统计专业的特色是依托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将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与经济学、管理学和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注重产、学、研结合，重视社会实践环节，着重提高学生独立组织统计调研活动及运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某一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统计学专业毕业论文与其他各类理科论文及经济学论文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专业性、统计实践性、科学创新性。

二、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及成因

1、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然而近几年来毕业论文质量有明显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论文缺乏创新性。创新是要求学生通过统计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积累，很好地将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实质性学科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应用。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在论文中进行了一些文献的综述，或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但也只是进行简单地罗列，而大部分论述也只是根据书本或文献资料，进行简单地重复。尽管一些同学阅读了一定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但所写的论文不能很好地结合文献综述内容，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写作目的，在论点、方法上鲜有创新。

（2）论文数据来源单一，参考资料不充分。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学生结合第八学期的社会实践或参加各种类型的统计实践活动去完成。但多数学生没有认真进行社会实践，只满足于年鉴、网络等一些工具资料，闭门造车。撰写的毕业论文要么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要么也只是参考他人的文章，置换新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本谈不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多数同学都能阅读一定数量的中文文献，但外文资料几乎没有看过，随便从网络下载一些外文资料，列示在附后的参考文献中，以应付学校对外文文献阅读量的要求。

（3）专业功底不深。学生论文答辩是就学生论文写作有关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原因、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和观点以及创新点进行考察，同时还要考核学生与论文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答辩组教师就论文中有关问题向答辩同学提问，而具体体现在答辩中的一些情况是，真正落实答辩的为数不多，一些同学只就自己的论简要的陈述和说明，基本上是有答无辩，更有个别同学对一些统计理论和方法掌握得不够准确和透彻，有些理论回答模棱两可，而对于有些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也是模糊不清，导致方法的误用和滥用。

（4）管理松懈。学生开题现为第七学期末，照理来说，论文已经布置，学生就应着手开始撰写，但学生不是将毕业实习与撰写论文同步进行，而是忙于找工作、考研，加上一部分学生在家就近分散实习，学校难以对毕业生实施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较少，只能通过网络与其进行简单沟通，因此对毕业生撰写论文缺少必要的指导，加上有些指导教师知识结构老化、科研能力差，对指导学生论文不够得力。

2、影响和制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成因分析

（1）学生本身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够认真。目前，学生毕业后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有的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就已经考研；有的已落实了工作单位；有的毕业生忙于各类招聘考试，或奔走于就业单位的应聘，无心在撰写毕业论文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成绩对就业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本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和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写作进度撰写，而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在临近答辩前一个月，东拼西揍、甚至抄袭等，匆匆应付了事，根本谈不上提高论文质量。

（2）有些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责任心不强，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在学生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交流时间少，见面时间短，缺乏定期交流与审阅制度，甚至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写作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时间短，质量难以保证。虽然论文在第七学期末就已经布置，但学生要实习、找工作、准备各种考试，毕业论文的实际撰写时间也只有五至六周左右的时间，而且与多数学生毕业找工作同步，这势必导致论文的“拼揍”、“掺水”现象严重，质量下滑。

（4）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欠缺，专业训练不足是制约论文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完成论文的能力不足，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以老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占主导地位。平时任课老师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或就某一问题撰写文献综述，学生也只是东拼西凑或抄袭，敷衍了事，根本起不到训练的目的，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学生只会学习课本知识，只会让老师牵着走，一旦放开就无从下手。学生缺乏前期的科研和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成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瓶颈。

三、提升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质量的建议和对策

加强管理，凸显专业特色，全面提高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需要由教师和学生、院方和校方、教学单位和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毕业论文在统计教学中的重要性

高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把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做为统计教育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就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因此，教学单位除了建立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外，还要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和总结学生撰写论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毕业论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增强双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老师和学生才会重视毕业论文，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

2、积极探索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新模式

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统计人才需求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后劲。学校有统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实践基地，学生实习时可利用实习单位的统计资源，在实习单位的科研力量与学校指导教师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这不仅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对统计人才的要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

3、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

文成于思，思基于学。论文的选题、写作是一个阅读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只有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文献，了解本学科前沿理论，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不断思考，在阅读和思考的多次反复中才能确定论文选题并加以完成，这样的毕业论文才会有新意、有价值，而这一过程对我国高校本科生来说几乎是空白。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笔者建议对本科生实施集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及毕业论文撰写为一体的导师制度。从大二学期末就指派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一致性原则，组建以导师为核心的包括大三、大四学生在内的调研小组。导师的责任是参与、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报告的撰写；为学生指定阅读课程之外相关专业的报刊书目，与学生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导师所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搜集、信息分类、加工整理等工作，并训练学生撰写专题文献综述、小论文；指导学生进行实际实验或社会调研，收集、整理原始数据和资料；指导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

4、加强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训练，进行毕业论文的创新改革

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从选题、收集资料、确定论点、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等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指导，使之掌握基本的写作规范。统计专业学生在大二、大三开始，就有统计专业课程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通过这一过程锻炼学生运用统计专业知识和统计思维方法写作统计学术论文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通过这一环节，可以鼓励学生从大四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统计工作的实际，撰写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对实际部门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并可将质量上乘的在统计专业期刊上。如果公开两篇或两篇以上，可免修学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大大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5、加强毕业论文的过程控制，严格规范管理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学生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安排指导教师、论文格式、撰写实习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答辩、成绩评定等具体工作布署、具体要求、完整规范的质量管理和检查评估系统，关键是要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对于指导教师而言，要以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对学生论文中的所有数据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认真核查，对文中计算结果要验算，保证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把握好学生论文的初期、中期阶段的检查和定稿的质量关。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应配合教学部门，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既要对学生检查，也要对指导教师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毕业论文工作有序正常地进行，为各项制度与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保障。另外，还应重视论文答辩这一环节，这样有肋于提高学生对论文的重视程度，鉴别论文自我撰写的真实程度，提高其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1] 邱鸿江：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的过程管理，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J].学术论坛，2006（6）下.

第3篇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第4篇

1 引言

 

本文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4》中经济刊物的200个标题为基础,根据其结构特征分为词组型标题、分句型标题和提示性标题三大类, 词组型标题可分为偏正词组型标题(82个,占41%),联合词组型标题(53个,占26.5%),动词词组型标题(5个,占2.5%);分句型标题(4 个,2%)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提示性标题可分为含破折号(28个,14%)和冒号(28个,14%)的标题。下文详细分析了其结构特点并提出对应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

 

2 对词组型标题的分析

 

词组型标题中的偏正词组型标题可分为以名词为中心和以动词为中心的两种标题。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常使用直译法。中英文的修饰语位置不同,中文修饰语常放名词前,而英文修饰语常放中心词后。如:

 

(1)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in China(《经济学动态》,2007, 12)

 

事实上,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型标题是由动宾词组演化而来。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分析”,“研究”,“考略”,“探讨”等,常将其翻译成名词,如:

 

(2)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The Study of the cost of Inflation in China(《经济研究》,2007, 4)

 

但有时也为了简练而不译,如:

 

(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ibid, 2007, 7)

 

联合词组型标题靠连词“与”“和”连接,英译时采用对应的格式。多数情况下采用直译法,但有动词词组时要英译为名词词组,如:

 

(4)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pital Allocation(ibid, 2007, 12)

 

动词词组型标题一般英译为名词词组,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论”“谈”“评”“议”等,要么不译,要么译为介词on,如:

 

(5)论又好又快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with Better-fast Growth(ibid, 2007, 6)

 

3 对分句型标题的分析

 

此类标题不常出现,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只占2%,一般英译为分句,如:

 

(6)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Are Currency Appreciations Contractionary in China? (ibid, 2007, 1)

 

(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Why Does China Enjoy So Much Bett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bid, 2007, 3)

 

4 对提示性标题的分析

 

冒号或破折号将标题分为前后两部分,英译时基本上保持原格式,或者符号互换(即原标题为冒号的英译为破折号,反之亦然),或者省略一部分不译,或者省略符号合译,如:

 

(8)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China’s Long-run Coal Demand: Impacts and Policy Choice(ibid, 2007, 2)

 

(9)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The Impact of SOE Reform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11 Cities(ibid, 2007, 3)

 

(10)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Local Officials and Economic Growth(ibid, 2007, 9)

 

(11)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Vertical FDI or Horizontal FDI? (ibid,12)

 

(12)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研究——基于卡尔曼滤波的仿射模型实证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 in China with Kalman Filter(《南方经济》, 2006, 12)

 

标题作为经济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研究和探讨其特点,寻找不同的翻译方法。本文按标题的结构特点进行分类,提出推荐使用的翻译方法,对其他相关论文标题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

第5篇

为了适应我国当前林业生产力水平，现有的所有制需要不需要调整？需要作哪些调整呢？私人投资，私人入股，分红的性质是什么？在实际中我们政府应该采取那些政策杠子？社会主义各种经济成份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包山”投资，雇工可以不可以？根据是什么？

2、农林牧结合和生态平衡问题

发展我国林业生产，必须走农林牧结合经营的道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典型，但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经济论证。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它具有多种功能。森林不但可为人们提供日益增长的木材和林副产品，在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了“生态效益”夕这一概念据国外计算森林的公益价值远远大于林价的几倍几十几倍乃至于20多倍。森林是人类社会有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森林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学科，怎样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需要解决那些政策和经济措施等问题，已成为森林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健全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根据林业生产的特点，落实各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这对进一步推动林业的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责任制是属经营管理劳动管理的一部分，也是使林业的生产关系如何适应于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具体表现。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上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正是适应于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在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一次大的甚至是全面的调整。是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从产品分配上看，又能更合理地调整了集体和社员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从而，大大地调动了集体和社员个人两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挖掘了个人的才能和潜力。林业是农业的组成部分，究竟如何落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营林生产怎样“联产”法？现在全国各省有不同形式的林业责任制和好的经验，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经济效果上的论证都是不够的。怎么样的责任制形式？或几包几定？其经济效果为最佳，最适合于林业生产的发展，都亟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4、森林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

森林资源短缺，直接限制了其生态效益的发挥；森林资源短缺，削弱了其后续产业发展的基础；森林资源短缺，也使得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成为泡影。总之，森林资源是林业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林业解决森林资源短缺问题具有最高的优先权。目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发展，斥巨资进行生态林业建设，对森林资源增长，特别是森林面积增长，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着眼于长期发展来讲，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模式，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目前，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已从单纯地扩大木材采伐量转向到发展木材综合利用的轨道上来，这是解决木材供应紧张的重要途径，又是一种既经济又收效快的好办法。国外不少国家已把木材综合利用率的高低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木材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近年来世界的木材综合利用发展迅速。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品种上都以相当惊人的步伐向前进。

5、林业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研究

加强林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是提高林亚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环节。当前，林业企业的管理水平低而粗放，亟待整顿和提高。管理体制应如何改革？要建立那些规章制度？问题成堆，亟待研究。

6、中国式的林业现代化问题

林业生产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指标和经验，而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向自己发展林业的现代化道路。关于林业现代化的概念。标准、步骤、措施以及如何起步等，都是值得很好的研究和探讨的。

7、林业的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

实行经济核算制是林业企业经营管理中一项极其重要而复杂细致的工作。这项工作目前十分薄弱石投资不讲效果，经济效果差其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投资经济效果。

8、小结

第6篇

税收支持体育用品业经济活动的实践案例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地处中国三大鞋都之首的福建晋江，秉成“安心创业、脚踏实地”的经营理念，安踏集团从一个地区性的运动鞋生产型体育用品企业，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生产制造与营销导向于一体的综合体育用品企业。2010年销售额高达6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体育用品领域的行业领先者。［5］休闲体育的发展是我国未来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势，［6］安踏生产的体育休闲用品正是契合了这一趋势，安踏自1994年成立以来，凭借自身的体育用品知名品牌和经营业绩享受到了国家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表1)，使其获得更多更快的资本积累。1)安踏自成立之初的1994年始，凭借外资(港资)企业身份开始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待遇。如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若安踏出现年度经营亏损可享受5年持续税前弥补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可享受内资企业无法享受的诸如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40%或100%不等的再投资退税优惠政策。2)安踏充分利用其外商投资企业的身份，依据国家税法来扩大自身的产业规模，2000年和2003年分别在厦门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安踏(厦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跨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享受在经济特区投资办厂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极大地减轻其税负。3)安踏特别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2005年率先在国内成立了首家体育用品业的运动科学实验室，致力于运动力学的研究，每年研发经费投入在其销售收入的3%以上，并先后获得了双重减震技术、服装领域的吸湿排汗技术和“防”功能，新的减震技术持久减震鞋垫、弹力足弓结构，超轻EVA材料等多项国家专业技术专利，被国家分别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5部委联合了2009年第16号公告，安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首家获得国家权威认定的国际级企业技术中心，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广泛的税收优惠支持。如:(1)安踏可按照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产品出口企业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值70%以上的，可税率减半(7．5%)征收企业所得税;(3)安踏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体育用品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研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无形资产成本的150%予以扣除。(5)企业研发进口设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4)安踏2007年7月10日在香港上市，享受到政府鼓励改制上市的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免和获得晋江地方政府至少400万的财政补贴。［7］5)安踏热衷于慈善捐赠回馈社会，2009年10月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配股8000万股，募资8亿港元成立慈善基金可享受税前扣除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8］6)福建的厦门、泉州等吸引安踏设立企业研发总部和产业管理总部，给予其多种总部型企业财税优惠政策和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返还奖励等。综上所述，安踏能成为当今中国体育用品领域的行业领先者，除其闽南“爱拼才会赢”的努力拼搏“内因”外，国家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因”持久支持，促其做大做强是分不开的。

现行体育用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体育用品业自主研发薄弱，国家对具有高新技术性质的体育用品企业认定门槛高，难以享受到高新技术业税收优惠待遇在我国1万余家体育用品制造业中，大多数重生产、轻研发，简单地模仿和抄袭知名企业的设计，只要在款式上形似即可。［9］由表2可知，我国体育用品业的科技研发(R＆D)无论从科技研发人数、R＆D平均经费支出比例、R＆D平均研发个数等方面均落后于我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水平。特别是体育用品规模以上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分别为8．6%和10．3%，明显低于我国制造业平均研发经费支出4%和8．1%，而且仅有0．3‰的体育用品企业拥有科技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由此可见，整体上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研发机构少，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体育品牌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200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同时产品(服务)必须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可见其认定门槛之高。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制造的大多是科技含量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与品牌的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且模仿、抄袭、贴牌严重，体育用品企业很少能够符合国家规定的研发费用支出必须达到60%的标准，更鲜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了。从表2可知，按照上述标准被国家认定的体育用品高新技术企业只有126家，仅占我国体育用品规模以上和大中型企业总数的13．4%，大大低于我国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46．3%的比例标准。由于新高新技术认定标准的提高，致使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用品企业被无情地排除在高科技企业之外，无法享受到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严重制约了众多体育用品企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育用品业在流转课税生产经营和所得课税赞助支出两方面税负沉重一方面，我国的体育用品业纳税负担重，税率高，需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独立税种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非独立的附加税种。依据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体育用品企业从事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的每一环节所取得的增值额均应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对于体育用品业提供的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等体育服务要依照20%的娱乐业高税率缴纳营业税;我国的体育用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少能享受到产业税收优惠，需按年所得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培训业和体育中介业等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体育用品业的赞助和支持，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赞助支出不得扣除。这意味着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赞助支出应全部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体育用品企业的公益救济捐赠不得全部在税前扣除，而依其年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允许扣除，超过此比例的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应并入企业的年利润总额中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我国体育用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对体育用品品牌等特许经营权征税，致使体育用品等无形资产的保护与支持力度遭受严重削弱体育品牌是体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对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现行税制不仅没有制定相关保护与扶持我国体育用品品牌的税收优惠政策，反而还要对其品牌形成的商标权、专利权、商誉、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缴纳各种税收。由表3可知，我国对企业体育用品品牌形成的特许使用权等无形资产需缴纳四种主要税收(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和两种附加税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其中营业税是对体育品牌征税内容最多的税种。可见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用品品牌的支持与保护十分欠缺与不足，且税收负担重，这对我国体育品牌本已具有的“三低”(档次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特征，以及依靠模仿、假冒、抄袭来获得盈利的体育品牌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不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品牌等的培育塑造与长远发展。

促进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第7篇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第8篇

【关键词】文艺团体；建设；市场化运营；政府扶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文明建设是我国最终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取得成效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一个文明是物质文明，普通理解就是看得见的，让人民群众有实惠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的，另一个文明是精神文明，这个文明是摸不着的，只有让人民群众从精神面貌上能感爱到的。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越来越高。本文就文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文艺团体的建设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期望能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艺的大发展提供一点有益的提示。

一、民间文艺团体的身份如何确认

要发展和推动文艺化事业，搞好文化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参与，团结和凝聚着各阶层的好人才，才能打造好一支优秀的的文艺团体。而文艺团体的身份问题，历来都是影响着民间文艺团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往的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统一的文艺团体建设虽然说在当年特定的环境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成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下的文艺团体的经营方式的利弊就日趋明显，计划下的统一思想大大约束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今天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多种多样的文艺表演方式。而往往是国有文艺团体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体制的原因，人的主动性没有激励出来，可想而知在这种状态下的文艺形式是不能够满足当今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的，没有根据市场规律办事的结果是文艺团体的节目无法适应民众的需要，呆板的管理体制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激励人才的表现，发挥不了文艺人才的主动作用。在这种市场主体与文艺团队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各种节目的吸引程度将是大幅下滑，演出的节目没有观众也没有票房收入，只好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才能得以生存。

在民间文艺团体的经营中，他们演出的都是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而这些项目又有很多是在学院派看来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节目，而正是这些看起来有点土的东西才是最接地气的，最为居民们所津津乐道的。由于存在体制的问题，在社区中占绝大多数的文艺人才都是在体制外头，都可能是有其它职业为谋生工具的，只是对文艺活动有一种强烈的热爱，才有机会在一些场合表现一下，这只是一种极少的露露脸，没有真正地有组织地团结这一部分人才，让这些人成为文化活动的生力军。常言道，高手在民间，这充分表明了在我们的民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合理利用这些在民间中沉默着的人才，才是让民间文艺团体得到发扬光大和为社会民群众服务的时候。

要想让民间的文艺团体可以为社会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以什么作为出师之名呢？师出有名是千古之训，在现阶段的体制内外有别的情况下，在经营上要打破体制之分，虽然只是一种机会，但能够让民间团体与政府所管辖的文艺团体在业务上和待遇福利上达到一视同仁，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培养出一批民间的文艺团体，让这些团体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民间文艺团体有所作为，要合理利用这些民间松散的文艺团体，首先给予他们以各种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缓解了由于体制造成的差距，可以帮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有利于激励这些民间文艺团体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搞好社区文化的前提就是建设好文艺团体（队），才能保证有一定的文艺力量来为社区的大众服务。

二、民间文艺团体的运营方式

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是有利润可图，民间文艺团体生存的基础是有钱可赚，才能有能力让文艺团体得到发展下去。说文艺就不能回避民间文艺团体的生存状态，民间文艺团体缺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物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说到底最基本的就缺资金，要维持一定的文艺队伍规模就得有一定的技术人才、一定的艺术装备和一定规格的场地，而这些因素对于一个民间文艺团体来说往往就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再就是如何运作了，要有节目就得有文艺节目的编剧、排练都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时间来支持的，这些问题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必需解决的，这就延伸出了民间文艺团体如何得到政府和社会支持的思路上来了。

政府也在多年的文化活动开展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以政养文的方式来，就是以政府名义在文化活动所要预算开支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用来购买民间文艺的文艺节目来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具体运作中由民间的文艺界团体提出文艺节目的内容，政府组织专业人员把关验收，通过后就让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里进行有组织的演出安排，实现了政府和民间文艺界团体的无缝联接，解决了政府面临的维持一个文艺团体的巨大开支，另一方面，也激励了民间文艺团体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了政府满意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双重效益。

三、要实现民间团体的人才组合

民间文艺团体为了得到发展，人才是重要的是前提，只有人才的合理组合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节目，专业团体与民间团体的合作章显文化事业的稳步推进。从业界以往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方法可以对文艺人员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就是以骨干文艺人员为基础，这些骨干有的可能是专业的国家文艺团体的人员、学校的老师，甚至是一些社会上的文艺票友，是在某些文艺项目中有一定的功力之人，让这些各个阶层的文艺专才编成名册，立档在案，作为人才库，在将来有用到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些人才发挥作用。这些人才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所掌握的文艺有专长，并且是具有无私贡献的精神，对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上是不容怀疑的，另一方面也让这些人才有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追求美好生活，能乐在其中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据调查，活跃在非专业文艺团体的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是有很多的，如何发掘和利用好这些人才是今后文艺活动开展得到助力的一个动力源。这些人才有一种爱好在里边，解决了心态的问题，另一方面不用在维持和培养上花费太多的费用和时间。从民间里来，服务到民间里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民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要有一个系统工程，上面提到的立册在案只是一个初步，在日后的管理上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排练练习，这个培养系统工程也得有相关的师资来提高，最终才能达到社会文化活动的需要。在现实中民间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操作环节，就拿合练来说吧，由于民间人员不确定的上班时间，就存在太多的变化，各自上班时间的不一至，居住地点的不集中，要想上一次排练节目课是多困难，要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对于能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奇迹。民间文艺团体的发展要得到社会和历史的认可，是要经历着几十个人甚至过百个人的不断努力和无私奉献才能得以成就一次演出的成功，想比与专业团体来讲是要担负着更大的、更多的考验，为克服各种困难，民间文艺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小，必须在有效的操作中实现节目的合适性才是最大的要求，

四、民间文艺团体的生存希望之路

第9篇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第10篇

关键词：诚信；商业经济；企业信誉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34-02

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逐渐活跃，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商业经济背景下企业的诚信问题日渐突出，还需各方面齐抓共管，把诚信建设摆在企业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商业经济背景下讲诚信的依据和重要意义

1、讲诚信的重要历史依据

我国是有5000年文明传统的文化古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名著论诚信。比如，儒家的一部经典《中庸》中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信是上天的法则，天道运行真实无妄，至公无私，比如日月星辰、冬寒夏暑等自然现象，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日期而至，从来不违反规律。当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人在思想上赋予天一个诚心，以此来激励自身，实现有诚心，讲信用的做人之道。古人还认为一个反面:如果违背了诚，就等于背离了“天道”，就会一事无成。这说明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看重诚信这一美德。“狼来了”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小孩子总爱撒谎，不诚实，结果头两次大家都被上当，没有看到他所说的“狼来了”，最后以此，狼真的来了，他又高喊呼救，结果这次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了。这有力地说明了“狼来了”不可怕，失去诚信最可怕。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妄诞则产生社会惑乱；“诚”侧重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要以诚取信。

2、讲诚信的重要现实依据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春潮涌动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国家更加注重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是做人的基本品质，是人品的修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我国需要通过建立社会机制保证、通过法律确认的权利和义务。诚信建立的是信誉，良好的信誉是做人的价值，也是人生存、立足社会的无形资产，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立诚信，要从提高人们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品位的角度来把握，而不能将诚信作为一种功利的手段，更不应该把诚信的目的定位在谋取利润的工具上。

3、讲诚信的重要意义

对国家来说，讲诚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认可度的根本保证。十多年前，为遏制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任务标准，中国按时按质地完成了目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能够不惜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也要为全球大气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中国政府的这一恪守诚信、遵守承诺的典范赢得了各签署国一致的好评与赞许。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也随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企业来说，诚信经营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大计，企业只有在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与同行业保持公平竞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真诚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长远的利润。1984年，海尔集团公开砸毁40多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并向全社会作出郑重声明，今后一定不会再有产品重大质量问题。此后，海尔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扩大研发规模，逐步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高标准的电器产品，海尔利用“海尔，真诚到永远”的企业口号，将诚信带入发展运营的全过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仍然是我国自主创新品牌的佼佼者；对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更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未来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个人要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懂得用诚信作为衡量自身一切行为的尺度。唯有此，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营造更宽松的人际关系。

二、商业经济背景下存在的诚信问题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和个别企业利欲熏心，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出现了含有三聚氰胺等有害成分的毒奶粉、劣质地沟油和含有皮质成分的毒胶囊等产品恶性质量事件，这不仅使产品生产者身败名裂，更给我国加大食品药品行业的违背诚信经营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此之前一些先进制造业基地生产假冒手表、鞋子和仿名牌服饰等假冒伪劣案件屡见不鲜，这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更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如不加大措施整改，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三、商业经济背景下加强诚信建设的对策

1、国家要加大立法、执法力度

不断查处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造假、售假和违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净化经济风气，维护合法生产者的权益。采用法律这一强制性的教育武器，加大对违法商贩的打击；并采取道德的约束作用，加大媒体、群众对违反诚信原则的市场行为及时揭发、举报；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障宏观市场环境统一、安全、高效、有序地运转；各地宣传部门要加大全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形成诚信待人、待己的良好风气。

第11篇

复制效应。2000年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7439亿元。剥离13939亿元后，余额为13500亿元。但截止到2004年年初，按四级分类为16967亿元，增加了3467亿元；按五级分类则高达19880亿元，增加了6830亿元。由此可见，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仍然在惯性地催生不良贷款。

传递效应。由于隔离本身不能形成对创造不良贷款的“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创造不良贷款的机制正迅速传递到不良贷款剥离上。从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剥离都有趋同的特征：一是在呆滞类和可疑类中裹进事实呆账和事实损失类。财政部曾认为2000年剥离的不良贷款可回收4000亿元，由于呆滞贷款中事实呆账高达3987亿元，仅此一项就形成非处置损失1156.1亿元，不良贷款初始评估确值的安排也随之流于形式。二是从多层次的监管检查结果看，剥离前粗放处置，不仅造成非处置损失，而且稀释了国家投入巨额清算资金的实效，增加了处置难度。

波及效应。通过剥离把形成巨额不良贷款的责任事实上一笔勾销，也鼓励了债务人转嫁债务危机的热情。债务人作为既得贷款受益人从中看到了新的免责机会。从理论上说，自1999年到2004年，企业和城镇居民的年均存款分别以16.85%和13.78%的速度增长，偿债不是没有支持空间，然而剥离前后，通过各种手段逃废债的现象掀起了。据初步统计，2000年年末，仅在工农中建交五行开户的改制企业62656户中，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就占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

寻租效应。出现不良贷款“棘轮效应”的动力源泉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公理”――损失都是国家的，它原本就归无所属，所以，理性的经济人会积极参与到“免费盛宴”中来，利用“游戏规则”的缺陷寻租。不良贷款处置诉讼靠、尽职调查靠律师、资产转让靠拍卖行、定价靠评估，这些既增加处置成本，又滋生衍生风险的做法，在程序上却是依法合规的。不仅如此，在“没有外资参与，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将不可想象”的舆论诱导下，一些外商的投机行为也显现出来。据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年末，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给国外投资人的不良资产平均回收率仅为3%，远远低于整体回收率20%的平均水平。

挤出效应。处置不良贷款指导政策规定的时间期限和激励约束不当，造成不良贷款回收率持续走低和专业化处置尽快终结的挤出效应。在规定的处置期限和考核机制的鞭策下，资产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把不良资产转让出手，可是，大量的债权转手到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后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了结，仍然处在悬浮状态。

第12篇

在经济法总论的研究中,主体理论的研究是其重中之重,其不仅涉及到对经济法律关系以及国家经济生活的参与者的界定,同时,经济法主体理论也是后续进行行为理论、权义理论和责任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在主体理论尚未得到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去探讨行为、权利义务、责任等理论司题无异于“空中楼阁”。(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当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没有成为非常确定的经济法学范畴时,经济法主体就难以完全范畴化,尽管经济法对主体的研究较之对权利、又务的研究要简单一些。)纵观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还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议之中,试图通过一种形而上的方法和言辞来司鼎经济法主体研究的理论高峰。殊不知,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会导致我们在抽象的理论场域中就事论事,使得主体理论脱离具体的法律生活场景,从而多年来的主体理论研究在框架的建构与抽象性提升上并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成果。本文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这样一种写作路径:首先通过一种文献综述的形式,盘点一下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大致观点和论述;紧接着,选取一些具体的司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进行一些分析,谈谈笔者的个人看法。

二、经济法主体理论的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学术界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已逐渐跳出了经济法主体的定义和主体独立性的框框,普遍认为,所谓的经济法主体,是指依据经济法而享有权力或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组织体或个体。当前,学界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和制度,更多地开始涉及到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的变革,尤其是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引入,更是大力促进了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研究。

从经济法学发展史这一宏观角度来看,肖江平认为:与中国经济法学的总体发展相对应,经历过三个时期。从最早的三分法(即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或者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两分法(即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到初步发展时期的各种观点(如管理主体与实施主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受体等观点),以及走向成熟时期的观点(如规制主体与受制主体、计划者与反垄断者等观点)。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主流的、纯粹理论上的划分,大致厘清了经济法主体的发展脉络,但还不够精确,也缺少对很多具体制度和非主流学说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法制的发展,有不少学者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新的探讨。具体来说,以张守文老师为代表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两部分,调制主体又可分为宏观调控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市场规制主体(即规制主体),调制受体也可分为宏观调控受体(即受控主体)和市场规制受体(即受制主体)。漆多俊老师从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入手,以主体在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中所处的基本地位为依据,将经济法主体划分为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史际春老师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两大类;其中,前者主要是指依据宪法和行政法设立的承担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或机构,后者主要指依据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设立的直接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李昌麒老师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为经济法主体,由于经济法律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故而主体的一方通常是国家及国家机构,另一方往往是组织和个人。杨紫煊老师认为,经济法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根据经济法的规定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市场监管法主体和宏观调控法主体。其中,前者又可分为市场监管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监管主体和政府经济监管部门监管主体)和市场监管受体(主要由组织体和个人构成),类似地,后者也可以被分为宏观调控主体和宏观调控受体。

经过了对经济法上主体的分类,我们可以更为明晰地对各类主体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将这些主体彼此之间有规律地进行组合,便可以构成我们经济法上主体的结构。

经济法上主体的组合是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之间的组合,它们之间通过调制行为来联系。具体来说,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包括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的组合;如:金融调控主体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金融受控主体则主要包括市场中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等,二者的有机组合和运作构成了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雏形。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包括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的组合;如:在对某些特别市场的规制中,国家新司出版与

广电总局、工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具有与传媒企业、通讯公司、互联网企业、食品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往往处于受制主体的地位。 三、具体问题的探讨

(一)国家在经济法中的主体地位

第13篇

一、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

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其参与市场竞争首先要受到当前我国独立审计市场机制的制约。

从供给方来看,供求机制主要包括资格准入机制和主体独立机制。

资格准入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注册会计执业资格取得的规定,二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取得执业资格的规定。我国目前允许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和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事务所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由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协议以各自的财产承担责任。

主体独立机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以独立的第三者身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它表现为双向的独立,即既独立于委托人,又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为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中国证监会与财政部于2003年11月初联合了《关于证券期货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规定“签字注册会计师和审计项目负责人为同一被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

二、审计供给方的市场竞争

(一)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

首先,表现在为争夺客户而进行的竞争。由于审计市场上客户资源有限,如何争取到业务员,收取较多的审计费用,从而取得良好的效益,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优质客户资源的争夺尤为激烈。所谓优质客户资源是指那些经营稳健,内控制度完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审计风险较小,审计成本较低,审计收益稳定。况且,能成为知名企业审计业务的提供者,本身也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肯定和提高。

其次,表现在对素质较高的审计人才的竞争。规模较大,操作规范,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对注册会计师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高的报酬,在稳定和吸引人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优秀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会计师事务所要稳定秘客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要靠主审审计师在与客户审计过程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来维持。特别是有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由于其良好的胜任能力,与一些客户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拥有这样的注册会计师就等于拥有了客户。

(二)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既有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也包含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竞争,一方面要靠其良好的品牌声誉,较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稳定和争夺来实现。注册会计师在不同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要借助于自身的处理社会关系能力政治游说能力,体现为不同的事务所团队之间的竞争,是事务所之间竞争的最终体现;而同一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包括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客户资源,与同行的关系等的竞争,直接目的表现为争夺客户,提高审计业绩,提升自己的职位和收入。

(三)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的程度

一个审计市场供给方竞争的程度,是竞争不足,还是适度竞争,主要看事务所之间为争夺客户资源而进行的竞争的程度而定。竞争不足,主要表现为审计业务地域性过强,形成条块分割,外地事务所很难进入;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双向选择动机不强,被审计单位选择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根源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完善,不同审计服务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体现。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客户的动机不强,主要原因可能是会计师的激励机制效率较低,事务所之间审计收费与服务质量之间相关性不强。

而智谋的竞争却表现为有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竞争模式下,价格、供求机制发挥调节社会审计资源配置的作用。这里的审计资源既包括供给方提供的审计服务方面的资源,也包括需求方提供的审计客户资源,他们最终表现为物质资源。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收费合理、适度良性竞争、适度集中。

对于过度竞争需加强监管,制定最低价格标准,惩罚违规审计,提高审计失败成本,引导审计市场的良性竞争。

三、审计供给方市场竞争的结果

审计市场竞争结果表现为审计师的变更,这一问题一直是注册会计师监管部门和有关人士关心并研究的问题之一。曾有美国学者对一些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公司管理当局和审计师在对于运用会计原则持有分歧意见时,会出现变更审计师的情况,而且变更审计师当年的收益比变更前有明显增加。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更换审计师有“为了获得更有利会计处理”的假设。为了限制管理当局通过频繁更换注册会计师以达到会计报表造假的目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更换注册会计师时,必须以8―K格式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之间是否存在重要意见一致的情况及具体内容。注册会计师也应当及时客观地以书面形式说明上市公司的陈述是否属实。

第1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发展问题；提高方法

引言：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社会经济领域应用的范围在扩大，都促进众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基础性的理论、方法等开展合理化运用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应用的水平。对于国家有关经济主管部门来讲，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理论知识、模式等进行有效性应用可以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趋势，为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指导我国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数据信息参考。因此，我们针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学科由以往的经济学、统计学融合而组成，通过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进行众多经济运行资料、信息、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形成基本的统计分析结果，加深对经济发展趋势、产业经济结构认知的水平。在具体的应用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通过专题性的统计分析工作和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形成对宏观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的深刻判断，渐渐形成完整性的报告内容[1]。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面临的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第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的方法存在滞后性的问题，无法有效性、客观性的反映出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刻的问题。同时，有关方面的统计分析人员缺乏创新性思维，没有顺应经济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第二，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特征。比如：对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特点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使得大数据特征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有效构架，无法科学、客观、准确的分析、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特点、未来发展的趋势等等。第三，缺乏必要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力，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比如：众多企业出口积极性受到削弱、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等等[2]。

三、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法

（一）全面贯彻新型的理念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需要以发展性、多样性、灵活性、全面性理念为支撑，提高其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具体来讲吗，第一，需要有效性、灵活性的贯彻我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针，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性的方法规避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稳、科学、健康的发展和进步。第二，需要应用多样化的理念，充分的协调好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各种资源、各个领域，使得它们在多样化发展的理念下更加协调，促进我国宏观经济整体性进步。第三，需要应用好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有效性的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好其未来运行规律，进一步的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运行质量和效率[3]。

（二）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经济的发展运行是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于我国政府来讲，需要应用有效性的手段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使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有可靠的动力。具体来讲，第一，明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目标，依照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模式、方法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第二，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进行科学规划，有效性的巩固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结果，使得我国经济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平稳、安全、科学、健康发展。第三，进行投融资体制的创新。投融资体制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社会中各个企业资本的质量和安全性。因此，我国需要加快革新投融资体制，建立起必要的风险投资基金。第四，我国政府需要促进出口退税进程的加快，为众多出口企业的信贷提供有效保障。第五，进行国家发展资金的统筹，对重点的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性扶持，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支持。

（三）构建大数据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式

大数据理论和技术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质量和水平。具体来讲，我国需要以政府信息数据发展应用为重要切入点，全面促进政府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使得政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中长期的科学规划，提高经济分析的水平和效率，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4]。

（四）保障社会供求基本平衡

保障社会供求基本平衡有利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重要指标数据支持。因此，对于我国的政府来讲，需要从众多的方面着手，保持我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具体来讲，第一，需要应用多种方式提高我国的就业率，提高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应用能力。第二，适当性的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比例的提高、拉动内需，提高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更好的开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重要依据。第三，促进货币的流通，加大对基础性经济领域的投资。第四，降低城乡之间差距，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开展合理化的资源分配，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结论：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本文以我国政府为主要的视角，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问题为研究的重点，提出来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政府在各个方面的举措应用完善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平台的构建，对于经济运行中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于众多资源进行统筹，有效性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提高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李伟.探索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1：8.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3]丁宇昕.宏^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索[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31-32.

第15篇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人员 对策

一、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到位

首先，经济责任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审计工作人员主要是审计和会计专业方向的财务人员，而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复杂的项目，涉及的内容广泛，除了财务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熟悉各个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经济责任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不高，部分人对实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认识不够端正。

（二）审计质量不高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专业要求高，因而需要大量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审计人员开展工作，保证审计的质量。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审计力量不足与审计任务繁重的矛盾，以及审计人员素质无法满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要求的问题，影响了审计的质量。

（三）审计风险较大

在实际审计工作中，由于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审计内容的广泛性、审计成本的制约性等方面的限制，审计人员往往很难收集到足够而直接的证据，虽然《暂行规定》中要求被审计单位要“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但是被审计者相关的会计资料未必真实，当然难保所得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四）审计评价缺乏针对性

首先，为规避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往往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缺乏针对性、空乏、无深度，比如“基本合规合法”等“中性”的审计评价，致使审计结果的运用程度差。其次，审计评价重点难确定。领导干部一般任职时间较长，期间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很多，如果对其进行逐项审计、评价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二、经济责任审计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审计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关于经济责任审计最有权威或层次最高的法规性文件有《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审计署关于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有关部门协调与配合的意见》等几个法规性文件。这些法规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不高，而且也不具备立法的特征。

（二）审计独立性缺失

我国现阶段的干部管理任命基本上实行委任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任命干部，这导致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甚至能够驾驭审计权力，使得审计难度陡增。加之我国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由于独立性的严重缺失，对领导干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自然效果较差。

（三）审计人员处境尴尬

现阶段，审计人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评价的认识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偏差，一是表现为怕承担风险，怕得罪人。二是表现为对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期望过高，希望评价能面面俱到，使审计结果报告变得冗长、繁琐，并且增大了审计风险。对审计机关来说，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都是地位高、权力大的领导干部，这样开展审计工作存在难度大、风险大和压力大等问题。

（四）联席会议制度执行不力

经济责任审计由组织、纪检、监察、审计、人事等多个部门联合组织协调实施，并由这些部门组成的审计联席会议对审计的组织和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工作。现实中，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等部门缺乏互动性，导致各自信息交流不通畅，信息反馈少，使得各部门未能形成一致的审计目标，影响审计机关的工作效率和纪检、监察部门对审计结果的利用。

三、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的若干对策

（一）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使经济责任审计有法可依

完善法律体系，改善审计执法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对被审计对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审计人员承担审计责任的监管力度。

制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其运作规范。明确相关单位的具体职责，建立审计与纪检监察、组织、财政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

完善落实整改制度。加强审计机关对审计整改情况跟踪检查的责任意识，建立健全整改情况、整改督查、整改责任追究、整改结果公示等制度。一是审前告知整改制度，以自查促整改；二是审后督察整改制度，以督察促整改；三是审计整改公开制度，以公开促整改；四是整改情况上报制度，以报告促整改。

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的承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要求被审计单位相关负责人做出书面承诺，保证所提供的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可靠。另一方面，建立审计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坚持“谁审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审计人员依法办事。

（二）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改变审计主体的隶属关系。经济责任审计要想取得更加明显的效果必须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这需要不断提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改变其隶属关系。改革审计体制，建立起立法型和司法型相结合的心的审计体制，让其接受人大的领导及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强化干部考核任用。应强化干部考核，做到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相结合，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相结合。同时，干部的提拔任用应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利用，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

创新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提高审计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在组织体制上，实行“统一管理、分级监督、对上负责”和“谁管理谁审计、谁审计谁负责”的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模式。在工作方式上，将经济责任审计与风险管理及内控评价有机融合。

立法保障审计的独立性。一是要修改宪法，赋予审计机关独立的法律地位；二是制定具有完整意义的国家审计法；三是将最高审计机关和地方审计机关从各级政府中脱离出来，单独立法规定其组织程序和机构设置；四是设立专门的审计财政预算法案，保证审计财政供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