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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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055-03
1引言
多年以来，出口贸易一直是推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江苏的出口贸易总额逐年高速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提高。其出口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29.44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70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近29.05%。在实现对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江苏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环境质量变化问题。工业废气排放量逐年上升，从1990年到2010年，废气排放总量从5047亿m3上升到31212.9亿m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也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2234万吨上升至2010年的906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则变化不太显著，废水排放量基本保持在20亿吨以上。经济的增长往往会带来环境的恶化，然而，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如果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有负面影响，那么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是否会对环境污染也造成影响？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2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寻求解决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办法。Copeland和Taylor实证认为贸易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Grossman与Krueger（1991）最早将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Chichilnisky（1994）认为，在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和环境规制方面，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会更宽松，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南方国家更专业化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当产品规模扩大后，环境会进一步恶化。Esty和Geradin指出，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避难所，这是因为某些国家实施的低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管制措施对该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能起到推进作用。vanBeers和vandenBergh（1996）侧重于从方法论角度评论贸易和环境外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Antweiler等人（2001）运用回归方法进行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此外，Ederington和Minier（2003）以及Winters（2004）等学者都各自对贸易和环境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张梅认为经济增长、自由贸易的进一步会扩大导致环境恶化。李慕菡等（2005）通过对相关产业进出口和污染情况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国际贸易中污染产品的环境转移客观存在的结论。叶继革、余道先（2007）用统计性描述方法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具体行业出口量的扩大对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党玉婷、万能（2007）等人对我国1994-2003年的对外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进出口易从总体上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贸易增长对环境污染造成负面影响。李秀香等分析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出口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与出口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张连众等利用31个省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陈红蕾、陈秋峰（2007）建立计量回归模型，以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我国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量。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联系。基于此，在一个相对具体的区域内，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和政策条件下，研究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更符合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良性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了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出口贸易及贸易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得出若干有助于推进江苏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结论。
3实证分析
3.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江苏1990-2010年江苏出口总额（其中包括2000-2010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借助Eviews6软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3.2指标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气排放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3个指标度量环境污染程度。出口总额作为出口贸易指标，并且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选取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作为指标分析产品贸易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3.3数据采集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等。具体如表1、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以后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一阶差分后，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认为贸易结构中，相较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更能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3.6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分析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协整分析的结果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虑到经济中通常出现的时滞效应，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本文将对滞后各期的X与Y1、Y2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列入表7内。
表7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原假设滞后阶数F值P值结论Y1不是X的Granger原因29.555410.0024不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20.426470.6610拒绝Y2不是X的Granger原因34.604310.0254不拒绝X不是Y2的Granger原因30.683350.5805不拒绝Y3不是X的Granger原因22.306510.1362不拒绝X不是Y3的Granger原因22.361070.1307不拒绝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二期的情况下，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即X是Y1的格兰杰原因。其余情况下，均接受原假设。这就说明，江苏出口总额的变化是导致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而出口总额变化不会导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化，究其原因，笔者猜测可能与所选分析数据较少，导致无法得出结论有关。
4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出口总额和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排放指标分析，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出口贸易的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以江苏为例，随着出口贸易的逐年增长，贸易规模的扩大，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江苏省的环境污染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而，控制贸易的规模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一味地扩大贸易规模，意味着扩大生产，增加污染，因此企业须制定全年生产计划，不能因盲目追求利润而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政府也应发挥作用，指导企业安排生产，不能只关注GDP数量而忽视GDP质量。
第二，出口贸易结构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由于在初步的回归分析中，虽然拟合程度高，但是系数的斜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随后进行一阶差分，重新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在出口产品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都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看出，我省出口产品贸易结构中，尤其是工业制成品更能影响我省环境质量。因此，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于减轻我省环境污染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降低出口商品中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比例，加大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等附加值高，污染低的产品。积极促使生产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要时，甚至可以关掉这些高污染企业。
第三，出口贸易是影响江苏省环境污染的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总额的增长，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各类环境污染排放（诸如工业废气排放量）有上升趋势，加重了我省的环境污染。因此，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有利于改善环境。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不仅能够引导产业结构优胜劣汰，也能更好地提高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率，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红根，卞琪捐，王玉霞.中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
[2]叶继革，余道先.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
[3]赵银，李晓蕾.江苏省环境污染与人均GDP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08.
[4]傅京燕.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动态与评述[J].国际贸易问题，2005.
第2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 地方财政 环境质量
一、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较早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低。Tiebout（1956）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提高，而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从理论研究角度，Kunce and Shogren（2007）认为，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为了吸引新的商业和创造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放松环境监管来降低所引进的商业企业的社会成本，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Fredriksson et al（2003）认为，地方政府降低环境标准或以其他地区为标杆制定标准是为了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或税收等，而环境作为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很少有动力去关注他们的不作为给周边区域强加的污染成本问题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 Potoski（2001）考察了美国《清洁空气法案》颁布前后大气污染状况。在假定地方政府以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发现各州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税收趋劣竞争现象，甚至有的州环境标准设置在国家水平之上，即表现出“趋优竞争”。 Chirinko and Wilson（2007）认为地方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会采取不同的污染治理策略，即类似“骑跷跷板”
二、 国外文献基本是针对财政联邦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税率决定权的财政分权行为进行研究的，而我国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独立的税率决定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对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几乎国内外所有学者都主要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而以钱颖一（1997）为代表学者则指出传统理论中对于政府官员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政府官员也会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与辖区居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决策。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最低标准的环境质量。因此，从理论分析而言，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治理与污染控制的动机是存在不足的。蔡昉，都阳，王美艳；（2008）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周业安等（2004）认为，中国式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部资源展开互攀式竞争，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却使得地方政府对改善环境的偏好不断降低，带来的是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张凌云，齐晔（2010）分析了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总之，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李永友、沈坤荣（2008）对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同时考察了公众环保诉求、邻近辖区污染控制策略以及中央政府的污染控制行为等因素的效应，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杨海生等（2008）则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环境政策竞争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地方政府间环境政策存在明显的相互攀比式竞争，即周边省份环境治理投入多，本辖区投入也多；周边省份监管弱，本辖区环境监管也弱的结论。杨瑞龙、章泉（2007）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张克中，王娟，崔小勇（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这说明财政分权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管制的努力，财政分权导致碳排放增加的影响途径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洪璐，彭川宇（2009）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收益函数分析出发，指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存在的差异；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最优概率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
总之，从国内文献的研究来看，基本上还是认为，财政分权加大了地方环境污染。但是，研究越来越细致。如把环境污染的种类再细分，发现财政分权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是不同的。闫文娟，钟茂初（2012）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此得出结论，财政分权对不同性质的污染公共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又如，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薛刚，潘孝珍（2012）发现，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此外，针对我国各省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学者提出了新的假说。李猛（2009）考察了财税收入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影响，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的新假说， 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现阶段几乎所有省份的人均财政能力与倒U型曲线拐点值相去甚远。面对这种情况，需要中央政府改善财税激励以优化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y，1956，（64）
2 Chirinko Robert S and Wilson Daniel J，Tax competition among US states ：Racing to the bottom or riding on a seesaw？ 【R】， 2011，CESIFO Working Paper，NO.3535
3 Fredriksson and Millimet，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cross U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1）
4 Qian Y，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
5张克中，王 娟，崔小勇：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
6 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
7 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2004，（1）.
8 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9 杨海生，陈少凌，周永章：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来自中国省份数据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8，（6）
10闫文娟，钟茂初：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J】，财经论丛 2012，（5）
11 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报告， 2007
12 张凌云，齐晔：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J】，中国行政管理， 2010， （3）
13 崔亚飞，刘小川：中国省级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经研究， 2010， （4）
14洪璐，彭川宇：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1）
第3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城市化；协整检验；VEC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33-04
引言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活动在改善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作用于周围的环境并因此引起自然、人文等各类环境质量的改变。对应的这种环境尤其是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也是一个积极发展现代化，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阶段。与此同时，重庆市是中国直辖市之一，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其城市化进程一直在全国领先。作为领跑全国的城市集团之一，重庆市被称为中国的“芝加哥”。因此，本文选择重庆市来探究城市化与环境及其非农产业占比的关系。
城市化是一个涉足领域颇广，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来进行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经济结构的升级，都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等。因此，推进城市化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过程。
闫新华（2009）利用VAR模型研究了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直接的关系，并且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了其两者直接存在倒“U”型的关系[1]。文中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确实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并且在这种双向作用机制中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要弱很多。Canas等（2003）研究了16个工业化国家原材料与人均GDP之间关系，印证了倒U型EKC曲线，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发展趋势[2]。
然而，在研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也强调，经济发展只是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仅仅用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明与环境之间的发展关系，未免太牵强，不能说明本质问题。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针对中国当前阶段性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特征，对Kaya恒等式做出适当修正，引入城市化因素，研究了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控制碳排放增量，实现低碳转型应当以节能为主[3]。
结合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城市化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或者是将城市化缩影到一个经济发展指标，然后探讨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或者将环境这个内涵丰富的领域浓缩到一个问题，比如温室气体、碳排放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足以从大局上把握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中，其与环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对城市化与环境进行了直接的研究。杜江和刘渝（2008）利用中国的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4]。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形曲线关系，另外两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曾浩和邓宏兵（2012）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武汉市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了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5]。结果显示：2000—2012年，武汉市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但武汉市生态环境水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波动型的变化特征，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近两年来看，武汉市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
基于对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的思考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依据指标选取的特点和以点突出全局的思路。本文选择重庆市，以其数据为基础，研究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为了侧重研究环境污染这个综合指标与城市化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环境污染的细化指标提取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进行建模。将控制变量非农产业结构占比引入模型，加深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的关系研究。同时，在体现变量动态性和长短期的交互效应上，将使用协整分析和模型对环境污染与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给出估计结果，并进行了成因分析；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择及来源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城市化率（URB）、环境污染综合指数（EVN）、非农产业结构占比（IND）。其中，城市化率用市人口和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通过对5个环境污染细化指标作主成分分析提取而来的，它们分别是废水、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及工业固体废物。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用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得来（所有数据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12）。
（二）数据处理
为了建模需要，首先对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取对数，便于变量通过平稳性检验，将取对数后的变量记为lnURB、lnIND。同时，对环境污染的6个具体细化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作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量。运用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方差贡献表，得到6个原始特征根分别为4.630、0.716、0.339、0.212、0.091、0.013，在满足特征根λ>1时，第一个特征根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77.166%，也就是其累计方差贡献率，累计值较大。
因此，提取1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根分别为l1=4.630，方差贡献率达到77.166%。通过SPSS运行后，直接输出提取的一个主成分，将这个主成分命名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ENV）。
综上，建立模型所需要的变量数据处理完毕，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为：城市化（lnURB）、环境污染指数（ENV）、非农产业占比（lnIND）。
二、检验过程与成因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经济计量学中为避免经济变量的不平稳所产生的缪回归问题，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选取ADF检验，该方法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右边，假设因变量yt的滞后差分项控制高阶序列相关。
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城镇化率的变量lnURB在10%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存在单位根，环境指标ENV和城镇化率指标lnIND的一阶差分都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从而三个变量都是I（1）的，基于此，本文接着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估计各变量的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按照协整关系的个数r=0到r=k-1的顺序执行，直到拒绝原假设为止。多变量协整检验共有5种形式的协整检验方程，本文采取第三种形式，即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它的形式为：H1（r）∶PYt-1+BXt=a（bTYt-1+r0）+
a g0，选择滞后1期。
由迹检验结果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零假设时H0∶r=0，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为26.1602大于5%的临界值21.1316，且P值为0.0090，故拒绝原假设，在零假设H0∶r=1时，P值等于0.2162，在临界值为5%时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同样道理，在迹检验结果中，零假设H0∶r=0时也拒绝原假设，H0∶r=1和H0∶r=2时接受原假设，因此，本文认为在临界值5%下重庆市的城市化率与环境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如下：
ENV=35.21lnURB-121.29lnIND
实际上，我们得出的协整方程表示的是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的长期均衡方程，在长期中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增加一单位lnURB会提高35.21单位的ENV。也就是说在长期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逐渐增加，该结果符合现实状况，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从工业大革命至城市化完成阶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进行，环境污染逐渐加剧，这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明，重庆市的环境随着城市化的进行污染逐渐加重。
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来看，二者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当lnIND增加一单位时会降低121.29单位的ENV，即当二三产业占比增加时会降低环境污染，该结论与现实也是符合的，二三产业之和代表了工业化的进程，协整检验表示的是长期中工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的增加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幅加大，会增加环境污染小的企业。综合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在长期中将会使环境污染得到改善，工业化程度越高会使环境越好。
（三）VEC模型分析
通过对文中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三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我们仍无法得到每个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由Granger定理：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基于此，本文在协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重庆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城市化率的关系，该模型中同样引进非农产业结构占比作为参考，得到模型为：
其中，R2=0.579，F的值为3.096。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04，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移动，在短期中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系数为19.998，由于VEC描述的是短期的关系，说明在短期内城市化会带来环境污染，但是这个结果短期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与长期中不同。在短期中非农产业结构占比也与长期中不同，长期中二者系数为121.29，短期二者系数为-3.378，说明短期非农产业结构的升级对环境污染程度小于长期的影响。
结论及启示
以上根据1996—2011年的时序数据，通过协整分析、VEC、重庆市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发现：
1.城市化的提高会带来环境污染，从长期来看，lnURB对ENV的降低作用为31.52，从短期来看，lnURB对ENV的降低作用为19.998，说明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重庆的城市化都会带来环境污染，但是长短期作用的程度有差异。
2.从VEC结果来看，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移动，说明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会给环境带来压力，城市化的发展也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环保意识、提高科技水平、优化非农产业结构和完善法律体系等，以上各种影响会使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降低。
3.从长期来看，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的提高会弱化环境污染，一单位lnING会降低121.29单位的ENV，而短期中一单位lnIND则只会降低3.378单位的ENV，长短期差距非常大。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重庆市在深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虽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在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优化上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提升。鉴于对实证结果和环境污染与城市化问题的认识，本文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希望对全国城市化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重庆市的城市化提高提供思路：
第一，城市化过程不能急，质量提高是关键。在重庆市的城市化道路上，工业实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意识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和中流砥柱，而这些因素的提高才是城市化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发展而忽视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严重后果。因而城市化进程不能急，质量提高才是关键。第二，非农产业作用强，产业结构需完善。非农产业的发展在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完善非农产业的结构占比，实现更合理的产业结构模式是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和促进，同时它也是增强环境承载力的有效途径。第三，滞后效应很凸显，环境污染需提防。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重庆市的城市化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单方面作用。即短期内虽然其两者会加剧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这种环境污染后果并没有很快地反作用于城市化的发展上，环（下转285页）（上接235页）境污染对城市化的制约效应表现的非常滞后，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调整产业结构，使其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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