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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主义;威尔逊;泰勒
1基本概念
管理主义又叫做“新公共管理”或“新治理”,是人们努力追求善治的一种趋势。在政府管理方面,它是政府变革的一种治理方法,是政府在面对公共问题时所使用的新理念、新技术;在理论方面,它批判以传统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是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即“以调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政府自身的管理手段、过程和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期政府管理社会和自身失误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努力。”管理主义的基本内涵有:重视市场机制,强调选择和竞争,主张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强调结果和产出,注重成本;反对官僚制,建立有弹性的组织结构和扁平化的权力运行模式,强调公务员的政治责任;仿效企业管理的方法,学习企业管理的经验和哲学;以“顾客导向”为服务宗旨;主张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非划桨”;强调战略管理、系统思维和对组织外部环境的控制;重视“企业家精神”。这些内涵集中体现了两点: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和摒弃官僚制的发展。
2管理主义的理论演变的三个阶段
2.1萌芽期:管理主义理论的渊源
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从企业管理的科学管理经验中得到启发,认为单权力中心的等级体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强行政责任。因此,他认为行政管理应该学习企业管理的原则。管理主义提倡行政理性,主张经济、效率和效能。因此,威尔逊在提出行政学的目标和任务时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其次要搞清楚政府要怎么做才能在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基础上完成这些任务。”古德诺对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立法过程及政策的制定;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政策的实施过程。政治与行政是相对分离的,不是绝对的分离,要想加强民主、提高行政效率就要使政治与行政相互协调。威尔逊和古德诺起初的研究去向是关注行政组织的管理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公共行政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上。在20世纪初,韦伯提出的官僚制一度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官僚制通过层级节制的等级体系进行控制,实行专业化的标准,具有很高的组织严密性。由于专业技术和详细规定,展现出了精确、迅速、协调、节约、高效等优势。非人格化秩序的确立,保障了体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管理严格按照规章执行。韦伯把行政管理与效率问题紧密结合,认为行政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的追求效率,充分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管理观念。
2.2发展期:传统管理主义理论的发展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主要是针对企业管理提出的,但它对于行政管理而言同样受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有助于使“效率”作为管理的主要目标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法约尔认为管理实际上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后,许多学者的倾向逐渐转变为效率是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指导原则。管理主义就是强调经济、效率、效能。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在官员和雇员的处置下,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率的利用。”古利克在法约尔的五管理要素上发展为七要素POSDCORB,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他认为效率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是非常重要的。厄威克把法约尔和泰勒的主张加以总结归纳总结出了对一切现在组织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原则:目标原则、人员与组织结构相适应原则、单头领导原则、专业参谋和一般参谋共存原则、授权原则、权责相符原则、明确性原则和控制幅度原则。传统管理主义的确对政府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效率至上的原则使得民主政府的运行受阻。而且官僚化的公共行政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国纷纷提出“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了。
2.3成熟期: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
新公共管理理论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行政改革的主要理论,它的基本理念有: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实施绩效评估;强调人力资源的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管理人员是高度专业化的和通晓如何管理的个人,因此,它认为公共官僚制的不良绩效不是缺乏管理能力和不履行职责的结果,而是“坏制度”的结果,是繁重的、不必要的管理方式的结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采取的方法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提倡的“顾客导向”“员工授权”“结果导向”“企业家精神”等,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因此,我国也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模式,使我国的行政改革更加科学化,更加专业化。
作者:康祝婷 柳飞 何帆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毕宇飞.管理主义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0,9.
关键词 信息非对称理论;公共信息;经济人;公共人
完全竞争市场有四大假设:第一,有众多的买主和卖主,没有任何市场参与者能决定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第二,买卖双方自由进出市场;第三,产品是同质的;第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并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垄断市场、寡头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已证明前三条假设并不成立,而经济学家关于信息非对称研究则突破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极大推进了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解释现实的能力,揭示了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并对如何进行市场规制,克服信息非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进行了理论探讨。在得到学术认可的同时,信息非对称理论被应用于产品、劳动力、保险与信贷等市场的研究,而近年来关于信息非对称理论的应用研究已扩展到非市场领域,其中就包括公共管理领域。
一、信息非对称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后发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而在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与得到广泛应用研究的信息非对称理论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相关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研究者们一方面根据经济学的逻辑与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论述信息对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信息非对称在相关领域存在的客观性与负面效应,进而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治理对策;另一方面也遵循政府研究的基本逻辑――“角色是什么?它能或不能做什么?以及它如何做得更好?”由此确定研究的三个层次:首先,政府与其环境(对象)的关系再分析,确定政府职能;其次,在明确政府职能后其作用于环境的方式;最后,根据既定的运行方式改善行为主体,即政府自我管理。这样,信息非对称理论在公共管理的应用研究可作以下归纳:
1、政府与公众关系。政府环境可以理解为一切影响政府生存发展的诸要素的总和,政府的生存、运行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环境的构成可以概括为自然、社会、公民、国家、政党、市场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
(1)公共政策分析。作为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与公众关系,实现公共管理目的最重要方式。分析政策信息的特点,理论上政策信息是大量存在的,有用的,但是需要成本的,公共政策要有效,就要根据需要和经济原则投资于信息;政策实践信息具有不完善性、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三大特征,应尽可能运用各种制度安排来减少政策的三性;运用信息非对称理论分析公共政策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非对称、信息失真等问题,以提高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
(2)政府在缺乏信息对称性的市场中的作用。公共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政府理应担任提供者的角色,强调政府在缺乏信息对称性的市场中发挥作用。如从信息的非对称性论电子政务的发展,电子政务作为新的政务模式,将加强信息的共享,提高政府办公效率,提高服务公众的水平。或鉴于公用事业通常处于法定垄断地位并受到政府特殊管制以及与管制机构和消费者之间信息非对称的事实,提出通过采用听证制度来保障公众得到及时信息,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
(3)研究民主政治中的委托―关系。有学者认为,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一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政府与公众的委托一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非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研究从信息(非对称)的角度,对政治人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的行为进行理论透视;也用于分析指导实践,如基层乡村建设中村长与村民关系等。
2、政府自我管理。信息非对称不仅影响到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处理,也是影响政府行政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政务信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常以不对称状态分布,带来诸多管理问题,运用信息非对称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治理政务信息非对称问题措施。如论述政府组织中信息非对称的原因,认为公共管理组织中的社会分工是产生信息非对称的根本原因;有限理性是造成信息非对称的主观原因;委托是信息非对称的制度原因;监督成本是信息非对称赖以存在的客观原因。
同时,非对称理论也被应用于分析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典型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运用信息非对称理论对行政行为异化经济分析来解释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
二、对信息非对称理论在公共管理应用中的反思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共管理在中国国情下的复杂性,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在非市场领域的成功尝试以及信息非对称的理论成果,使得研究者们相信,信息非对称理论用于分析公共管理领域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信息非对称理论应用代表着转型时期人们寻求政府善治的一种努力,反映了社会以及公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理论与方法也是极具启发性的。但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应用也存在许多缺陷,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人假设在公共管理中的适应性问题。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便是关于人性及其行为的假设――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即驱使从事经济活动个人的主要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假定,以“利己性”为根本属性。那么,依据经济人假说得出的非对称信息理论能否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首先就要回答“经济人”能否成为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政府人”是否也是“经济人”。
公共选择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部分学者坚信经济人假设完全可以适用于公共管理。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三个行为主体中,由于政府本身利益以及各个不同政府的存在,政府的“经济人”特性是存在的。经济人假说为解释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动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亦有学者认为,政府只能是“公共人”,“通过对政治领域中的人性分析,认为自利和理性并非人的永恒本性,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人的政治行为难以全部理性化,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的适应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应辩证分析。“现实中的政府或行政机关从应然的和组织的角度来说不是经济人,而是公利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各国政府肯定是经
济人;从实然的角度来说,作为公务员或行政人员的个人则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作为组织的行政机关则并不总是公利人,而是经济人与公利人的性质兼而有之。”强调“经济人”或“公共人”是事实与价值关系。
上述争论可以归纳为:利己的“经济人”与追求公益的“公共人”能否同一领域的分析。虽然公共管理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并不意味着每个行政人员必定服务于公共利益。事实上,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行政人员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终极解释。经济人假设从公共行政的基本要素人手来否定和怀疑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把行政人员说成是私人领域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行政人员的行为也属于经济人的行为。在公共领域活动也是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否定了公共行政的运行方式。这种假设将最终影响公共行政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否定了政府应体现的公平、正义和至高的善。因此,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中的适应性是值得怀疑的。
2、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信息非对称理论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中活动的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有利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市场信息可以理解为服务于个人利益的私人信息,那么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信息又如何理解,与私人信息有哪些区别呢?这是应用信息非对称理论分析公共管理问题时值得关注的问题。
公共管理领域中信息有公共信息或政务信息之说。“一般说来,公共信息是由政府部门生产、编辑和维护的信息,是属于公众的信息,为公众所信赖的政府所拥有,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公众所使用的信息。”“政务信息是指反映行政管理过程中各项活动实际与特征的各种信息、文件、指令、预测、情报、数据资料和建议等的总称。”这两种说法都说明了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之中产生,政府负责处理,形式多样并服务于公众的信息。并且作为一种重要公共物品,个人或企业不愿或无力提供,而政府提供则是最权威、最便捷、最便宜和最有效的。
与私人信息的区别决定了公共信息(政务)非对称原因的不同。可以作出以下归纳:现代公共权力委托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政务信息非对称的可能性;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有意造成政务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官僚型的政治组织结构导致政务信息非对称分布;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落后造成政务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导致政务信息不对称分布。而市场分析中信息非对称的原因一般为:社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搜寻信息要花费成本造成的障碍、交易者的知识有限性、交易者对信息优势的垄断等,这种分析以利己的个体为分析单位。两者比较可以得出公共信息非对称的原因更加复杂,除了人的利己性之外,也包括政策、法律、制度甚至文化层次的原因。所以,私人信息不能适用于公共管理。
3、公共信息非对称治理。信息非对称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所以分析信息非对称是为了治理。简要回顾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结论:(1)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2)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3)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4)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非对称的问题;(5)信息非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非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就应该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其中已包含了治理非对称信息的策略一政府与市场。
新公共管理主要强调市场所具有的导向原则,鼓励竞争,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引进图书馆的管理中,对于图书馆的管理创新具有很大的帮助。本文主要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
当前社会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已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相应的有所提高。图书馆作为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文化机构,在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今天,图书馆在社会公众心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然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为图书馆在管理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新公共管理这一词,自1990年出现以来至今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1],但是如果就其所具有的核心思想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对政府职能进行再定位
在当前信息经济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公共管理并不支持大政府这一角色,主要提倡有效并且精简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的政府主要是让政府逐渐退出在市场中所扮演的干预角色,将政府所具有的管理权限让渡出来,不断调整其职能所具有的活动范围。新公共管理还提倡将政府所具有的管理职能与政策职能进行分离,将制定政策与提供服务这两个方面分开,认为政府应该将制定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职能。
2、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
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人认为,本文由收集整理私营部门所具有的管理技术及理念比公共部门要优越,并且能够应用于公共部门,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将私营部门中的管理技术及方法移植到公共部门当中,如质量管理、目标管理、战略管理等,不仅可以很好的提高公共服务所具有的效率,还可以使服务的成本降低,进而大大提高政府工作所产生的绩效。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注重对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建立电子化的政府,并实施一定的电子政务,不仅能够提升工作的透明度,而且也提高了群众对政府所产生的信任度。
3、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将经济价值中的理念引进政府工作中,对效率、经济以及效能进行强调。这就需要政府改变原有的服务模式,将自身置于市场环境下,引进竞争机制,以逐步实现多元化的物品供给[2]。同时,通过不断竞争还可以提升效率,使机构更加精简,降低成本,节约开支。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使得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政府所做的改革更多的是面向市场的,通过竞争不断发现各种机构以及人员上存在的冗余,对政府进行改革,在人员与机构的配置上逐渐实现更优的性价比。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
1、重新定位图书馆的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公益性机构,它的发展是离不开市场与社会的,更加离不开社会大众对其的支持。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信息获得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各种信息机构以及媒体相应的诞生,与图书管在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如今社会大众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尤其是网络信息在查阅条件上的便捷,大大吸引了社会公众们的眼球,读者可以不用受地域、时间上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查询,浏览不同的信息资讯,获得越来越多有偿或者无偿的信息。如今,图书馆对信息服务进行垄断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面对当前的这一严峻形势,图书馆应转变原有的观念,放下自己的身段,重新进行定位。图书馆应将原有的思想进行不断的更新,在服务方式上也要有相应的创新,逐渐建立一套拥有一定特色的服务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多样并且相对快捷的服务[3],加快确立服务公众的思想,对用户的需求要明确,以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于民。
2、明确职责范围,改革管理模式
当前图书馆在管理上仍旧在沿用原有的金字塔模式,这样的模式权利太过于集中,由于过分控制权限,使得图书馆在管理上有些僵硬甚至死板,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信息也不够流通,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管理很难与当前信息变化迅速的时代相适应。所以,图书馆应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适当的分权,将下层部门所具有的工作权限尽量放宽,使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上都能够有所明确,将原有的纵向管理变成矩阵式或者横向型管理,以使在管理上能够更加的灵活,与时代的变化更加适应。目前,管理模式正在不断转变,图书馆应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管理模式的创新主要在于将信息服务作为主要方面,辅以文献服务。充分考虑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不断进行开发,建立完整的并具有一定特色的信息系统,同时具有自己所特有的图书馆文化。除此之外,还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员工进行管理,以使读者不仅能够享受到环境的舒适,还能够感受到一定的人文关怀。
3、引进企业管理理念
在企业管理中所具有的质量管理、标准化管理、竞争激烈机制、绩效考核等引进图书馆的管理中,以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让员工能够积极主动的工作,提高员工的工作速度,从而大大增强图书馆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当中,把各种制度与员工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馆内员工的思想进行深入的了解,并制定符合大家要求的规章制度,让所有员工在宽松的环境下为读者进行服务。建立竞争机制,要以公平公正为基本的原则,使员工的潜能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激发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自愿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
关键词: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政策建议
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由于公共管理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必然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提高公共管理的整体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一、公共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一)公众参与是公共管理的内生动力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全体社会成员作为参与主体的庞大系统的工作,其根本目的在于人和社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强化社会功能、增强社会活力等活动,使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协调发展、和谐有序的平衡关系。要达到这一目的就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成员的主动参与是社会管理的动力,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参与,公共管理就丧失了重要的活动主体。
(二)公共管理的科学性需要公众参与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公共管理又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公共管理的科学性的标准应该是满足人作为基本社会成员的需求,促进人作为社会主人公的全面发展。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能够整合社会中不同层次的利益,从而帮助管理者制定科学的政策。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公众的意见反馈则是政策是否具备科学性的重要标准。满足最广泛民众的意愿、促进社会最大程度上的和谐发展才是科学的公共管理,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就是广泛的民众参与。
(三)公众参与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公众广泛参与公共管理可以促进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一方面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另一方面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的良性互动,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稳定。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可以为不同的主张和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协商途径,形成适度的共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有了发声的渠道,社会上不同的利益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从而促进各种矛盾和分歧的化解,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不健全
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了根本保证,广泛而深刻的公众参与能够反映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和价值。然而,公民参与公共管理仅有政治上的认同是不够的,作为法治国家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国的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随意性很强,缺乏可操作的程序规范,同时,关于规划参与行为、畅通参与渠道、保证参与实施的法律和制度也不够健全。参与的主体、参与的内容、参与的途径和参与的形式均没有相关的规范和条例加以明确规定,致使许多公众参与沦落为符号和口号,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价值追求。
(二)公众参与的普遍性不足、自觉性和主动性较低
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已经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理解程度及社会大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公众中广泛存在着一种“与我无关”的思想,公众参与的能力与参与要求不相符合,参与效率低下。有资料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主动参加的公众参与行为很少,一般都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大多数公民缺乏公民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他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也是公共管理得以科学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公众参与成本偏高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要花费自身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虽然会得到一定精神上的满足,但是毕竟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工作、爱好和利益,同时又缺乏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的物质补偿,这部分成本成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一道障碍。虽然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积极热情、无私奉献、爱好公益的人士,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公众来说,参与公共管理的成本是他们决定是否参与公共管理活动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促进公众有效参与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制度、公众参与的支持性制度。基础性制度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程序性制度是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支持性制度则能够进一步均衡和协调各方面的制度。同时,有关部门要对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包括公众参与的主体和范围、公众参与的过程和形式、公众参与的内容和要求以及出现问题和纠纷的解决方案和处理办法等。使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化程序进行,并且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公众参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得公众参与制度化、法制化。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法律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绝不能只是符号和口号。
(二)培养公众参与意识、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首先要让公众知道自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这是在合法地履行自己的参与性权利,如公众有权利要求政府提供公共安全保障、基础教育保障、充分就业保障、社会医疗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保障等,同时也是履行义务,如公众有义务检举揭发危害公共安全的组织和个人、有义务维护公共安全和环境卫生,逐渐让公众把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当成一种习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发挥引导性、支持性作用,通过开展公共教育、组织公共宣讲、扶持公共组织等教育、宣传、组织等方式促进公共参与意识的提高,提高公众的政治素质,从而提升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
(三)降低参与成本、适当提供物质补偿
提高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成本收益率,降低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成本,政府要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切实解决公众在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对公众提出的要求和意愿予以积极的回应。在提供一定公众参与的物质补偿的基础上,重视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满足感,通过提高公众参与的成本收益率来激发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热情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在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绝不是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唯一主体,只有依靠公众广泛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公共管理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公众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主体,公众参与对于公共管理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学者要重视对公众参与的研究,认真分析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努力完善法治的、科学的、民主的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提供强大的动力。(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许玉镇,杨冠一,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行政与法,2014(3):15-20.
[2]王琳,公共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6(2):14-16.
(一)作为管理模式的新公共管理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欧文E休斯(OwenE.Hughes)指出,新公共管理代表着一种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不像‘以前的’公共管理那样,只是在公共行政内部实行技术性的专业化。新公共管理不只是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它表现为要求公共部门转换机制并改变其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1]胡德(Hood)则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括了七个要点,即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
(二)作为改革运动的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20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基本特征是在公共领域引人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如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下放管理权力、增加透明度、政府业务合同外包、政府绩效评估等。[3]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经济的衰退和财政压力的加剧。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以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的出现,而西方国家的髙福利政策,又要求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首先,一方面,政府税收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福利政策使国家不堪重负。如何节省政府施政成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是各国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其次,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增加。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政府面临着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力不从心,无法应付。再次,传统行政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传统的行政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争相效仿。然而,传统行政模式毕竞是随着工业发展一定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传统行政模式所强调的政治控制模式和官僚制模式产生了许多问题,受到了人们的责难。第四,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全球化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个西方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离度重视。政府如何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推动力,科技变革对政府管理有着重要影响。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政府管理提出变革的要求。信息化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使政府的传统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和信息处理结构明显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从而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企业管理方法的示范性影响是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因。
新公共管理运动发源于英国。1979年撤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英国保守党政府针对传统政府模式的缺陷推行了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灰的限制。[4]这场改革以雷纳(Rayner)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通过“雷纳评审”、“下一步行动计划”等措施使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体制经历了一场与传统决裂的转型。撤切尔之后的梅杰政府继续推动甚至扩大了这一变革,通过“公民运动”、“竞争求质量运动”等行动,使英国的公共服务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使英国成为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先驱者。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结束了保守党在英国近20年的执政生涯,布莱尔为英国的政府公共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也进行了政府改革实践,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定位的市场化、公共服务输出的市场化、重塑政府和政府间的分权等方面。在溴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兰的政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因改革的系统性、彻底性和内在一致性被学术界称为新西兰模式。斯科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新西兰的政府改革》一文中指出新西兰的改革是政府企业化改革的典型例子”,[5]而澳大利亚则以较为稳健的形式实现了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此外,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为了改变经济萧条状态,不断发行国债,导致政府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同时,西方各国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引发了日本政府改革的思想。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共行政体制全面改革。
(三)作为理论范式的新公共管理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新的思路,这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倾向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宁要小规模机构而不要大规模机构的倾向;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的倾向;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宁可出现各种提供者的竞争,并存在使用者对供给者运用控制手段,如美国由选举产生的校董事会制度),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一元化结构的倾向;宁可向使用者收费(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税收),而不以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基础的倾向;宁要私人企业或独立企业而不是官僚体制作为提供服务工具的倾向。”[6]新公共管理理论代表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的新阶段,它是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批判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本文主要将新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理论范式,在这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等同的。
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范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并非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对学者们不同理论主张的汇集,而这些理论主张之所以会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例如,张成福认为,新公共管理是近年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一种理论概括,实质上是传统公共行政学各理论、学派之观点、主张的大组合。[7]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见图1)。正如欧文E休斯所指出的:“尽管也有人认为,私营部门的管理本身也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即使管理扎根于经济学,但管理因索自身在该问题的探讨中也足以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有很大的关联性,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足以使其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两个理论基础。
1.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在于“相对于含糊不清的公共行政理论来说,经济孥理论是精确的、具有可预测性、经验主义的,并且是建立在解释人们如何行动的激励理论之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尤其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其支撑点。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要作出这两类决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I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经济”和“政治”是相互依从、相互影响的>正确地理解“经济”必须对“政治”有一定的了解,同样,理解“政治”必须能够理解“经济”。经济市场上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政治市场上也同样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8]公共选择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一条解决政府困境的出路,即打破政府垄断,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公众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二是委托理论。莫(Moe)认为:“委托一模型是关系的分析性表述,在模型中,委托人一方考虑与另一方或人达成合约,因为他预期人随后会选择的行为将产生委托人所希望的结果。”(KiewietandMathewD.McCubbins)将关系界定为:“人被授权根据委托人利益……采取行动时,就形成了关系。”[1°]然而,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下,人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徳风险问题。就像莫随后所指出的委托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远不只是找到一个合格的人,因为决不能保证人一旦被雇佣后就会按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人心中有他自己的利益,因而只有在合约施加的激励结构使得人追求委托人目标的行为对他自己有利的范围内,他才会去实现委托人的目标。”在公共选择领域,公民和代议者、代议者和政府官僚构成委托关系。政府官僚作为人根据显明或隐性契约负责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忠实执行委托人的意愿,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公共生产的非市场性质、激励的缺乏和官僚机构的实际垄断地位,政府机构存在严重的委托问题。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同时,官僚与代议者拥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信息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官僚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处于优势地位。委托理论认为解决委托问题的本质在于设计一种适当的激励机制,诱导人去追求委托人的目标。根据公共部门的特性,可以采取以下途径来减少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是筛选人。如果要选择一个政府机构来从事所委托的某项任务的话,代议者可以比较有关多个人种种可能行为的例样来减少逆向选择问题。[11]二是引人市场机制。一般而言,私营部门的委托问题比政府部门的要轻。通过引人市场机制如签约外包可以将政府部门委托问题转移到私营部门中去,从而减少公共部门的委托问题;三是加强监督。通过监督能够获取人所掌握的信息,降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四是制定激励契约。采取绩效工资制可以有效激励个人,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同时增强。委托理论成为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绩效管理、强化责任和监督等主张的理论基础。
三是交易成本理论。K阿罗(KennethArrow)是第一个提出“交易成本”术语的经济学家,他1969年发表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有关市场选择和非市场分配相关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科斯(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交易费用的内涵做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须成本的价格机制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12]也就是说,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搜集信息等所发生的费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他将交易费用进一步细分为事先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两种‘。前者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即与市场相联系的交易费用:研究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检验和履行成本。后者则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准则而引起争论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通常不是法庭而来的成本,如管理机构解决交易纠纷的成本;(4)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13]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新制度,绿济学派提出了诸如自我实施合同、订立不完全契约、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等正式制度安排。另外,他们还意识到由正式制度安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道德风险、信用风险、机会主义等问题,这就需要诸如意识形态、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来发挥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从交易成本的观点来看,官僚机构垄断公共服务生产的传统模式无疑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代价,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应运用市场检验或签约外包将公共服务转由非官僚机构承担,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利用官僚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和利用市场都存在交易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合理边界,使总交易成本达到最小。交易成本理论成为新公共管理签约外包、分权化管理、国有企业民营化等主张的理论基础。
2.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basis,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ve mode.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system; Public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
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必然产物。新公共管理倡导以顾客、结果和竞争为导向的行政理念,对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方式进行了深刻地扬弃。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它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如何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模式,值得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当代,新公共管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公共性”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决定了新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新公共管理模式力图将政府市场化,冒着让社会步入危险的风险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一味注重实效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对“绩效”、“效率”的追求,反而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面临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十六大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新思路。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通过现代管理手段,转变传统行政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要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
(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今后机构改革的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公共服务体系,遵循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一)建立新公共管理理念。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变化,带来社会各个群体行为和要求的变化,也要求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所涉及的转变观念实质上是转变对政府作用的定位认识。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应对社会要求、顺应市场化浪潮的时代产物。新公共管理重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强调政府组织与其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主张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关注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提倡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要求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内涵的本质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性的升华或抽象。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手段、对象和目标都体现了公共性,从而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区别开了。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等等,也都体现了公共性对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
(二)准确定位服务对象。
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选择等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主张建立一个“企业式政府”。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公民对政府的制约主要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实现,顾客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购买其商品和服务来实现。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此,政府应该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模式引入公共领域后,试图运用顾客驱使制度原理,迫使政府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应当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这个要求,首次划定了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将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关键词:公共管理;行政行为
一、公共管理中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行政行为有着自身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不具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所作的行为,具有行政权能的组织非运用行政权所作的行为,或者非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事实行为,一般都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围。
行政行为的效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职权行为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或义务的作用力、影响力。探讨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一直以来都在不停地进步与完善。
二、行政行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还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仍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在行政机关执行命令时,行政相对人不仅不服从,有时甚至暴力抗法,还有些则置若罔闻,这就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执法的效力,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然而,行政机关之间的执法冲突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更加破坏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最后,法院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着、正义的化身,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工作,然而有些法院为了缩短办案期限,提高办案效率,往往不能公平的对待当事人,从而使公民成为牺牲者。
(二)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能得到顺利的执行,这就不能使国家更好的进行行政管理
行政机关要想顺利的实现行政行为的内容,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在多数时候都是要依赖于法院的。拿违章建筑来说,如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施工,这样下来,等到法院还没作出强制
执行的决定,违章建筑却早已竣工成型。而强制执行将更加困难重重。由此可见,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得不到实现,往往因为在生活中行政行为的执行力遭受各种阻碍,从而失去了行政行为的实际意义。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得不到保障,就不能有效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权力的威严。
(三)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
作出一个行政决定后并不按规定执行,有时还随便任意的更改,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降低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不能建立一个诚信的政府。如果行政机关本着诚信的基本精神严格实施法律法规所作的规定,依据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力,自然就会促进国家的进一步行政管理。
三、实现公共行政行为的对策
要保障行政行为的实现,首先,重中之重就是进行体制改革,为行政行为效力创造一个稳定的氛围。
(一)重构现行公共管理中的行政行为效力
行政行为的效力就是行政行为的灵魂,如果行政行为丧失了效力,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意义,要想实现行政行为的效力,必须建立起经常性的法律机制以便对其加以控制,从而保障新体制的正常运行。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公共管理提供法律环境
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扩张、膨胀式行政权的天性,所以要把行政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限制,必须加强相关立法的完善。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立法现状而言,主要应该在制定法律时设专门章节对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作出具体详细的具有前瞻性的规定,参考与行政行为效力的相关联的理论,一条一条的修改相关的法律规定中不适当的地方。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严重的落后于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个阻碍作用,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科学又完备,与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相适应,那么这个法律就肯定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行政管理也会更加顺利。
(三)加强监督,促进公共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要想最终变成现实,其着力点和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及依法行政,只有首先坚持依法行政,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不断地培育和发展广大社会公众的法律的思维、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行为,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在前段时间我国行政法迎来了二十四年以来的首次大修,这次大修修改了很多内容,有很多亮点,使我们的行政法更加的完善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国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困境的破除和解决,不能仅仅依赖于一部科学完备的法律条文本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法律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保持生存的土壤,法律才能将其制定的初衷,制定的价值发挥的淋漓尽致,才能给人民以公平公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大业。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官僚制;超越
一、引言
官僚制一词起源于18世纪初,在19世纪的时候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和企业中。当提到官僚制,大多数人会把它与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联系到一些,毋庸置疑,韦伯对官僚制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我们提出了理性官僚制理论。但在韦伯之前,19世纪时期,官僚制这种政府权利不是由公众和特定的社会阶层掌握的,而是由官员掌握的,这一时期把官僚制当作与民主制相对立的组织形式。
其实,官僚制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中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变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体制。中国古代王朝主要的政权形式就是官僚制,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使国家的政治制度由宗法制变为官僚制。例如,建造金字塔和尼罗河构成的行政组织,中国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统治机构等等。但是,古代官僚制与韦伯的官僚制有一定区别,古代的官僚制是君主统治的工具,带有贬义的意思,为君主一人所用,生死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然而韦伯的官僚制截然不同,韦伯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性的,非人格化的,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的意思,是理想的类型,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制的弊端也逐渐突显,人们开展了一项新的运动来挽救当前的局面――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福利及税收危机,使得美国克林顿总统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当时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韦伯的官僚制无法解决政府日益复杂的内部矛盾,迫使社会变革,理论创新。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也推动了它的出现,促使各国纷纷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
作为政府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做事,为谁负责,为谁服务。政府中应该聘任更多的管理人员来担任重要职务,而不是专业性的人员来担任。新公共管理把重心放在掌舵和划桨分离的体制上,政府主要力量放在掌舵上,划桨交给民营化的组织负责,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新公共管理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重塑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带来了优胜劣汰的局面。由于新公共管理被各国政府运用到实践中,比如,石油危机;克林顿总统重塑政府,解决“信任赤字”;僵化的理论危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新公共管理将矛头指向了官僚制,批判了官僚制的如下问题:效率低下、灵活性不足、层级制混乱、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矛盾,新公共管理认为我们应该废弃官僚制。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逐渐革新,我们发现官僚制在许多企业和政府中依然存在,而且更扎实和牢固。我们不得不思考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相兼容的新形势,引人深思的问题。
二、两种声音
新公共管理为西方各国解决了许多危机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解决了政府内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官僚制。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实质上没有脱离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与官僚制仍有相似之处,超越之在反思。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公共管理超越了官僚制
1、新公共管理改变了官僚制的特征:
(1)官僚制的功能变化。在改革前,行政人员主要职责是负责事物管理和控制;在改革后,行政人员主要承担政策分析和制定的任务。
(2)在行政执行的方式上。改革前,行政原本是集中权利于一身,政策和执行方案为一体;改革后,行政权力分家,不单承认以往的职责,还需与其它部门协作与竞争。
(3)在行政行为的取向上。改革前,官僚制强调代议制的民主责任以及效率、有效性与经济性;改革后,更强调行政中的成本―效益、竞争结构、诱导机制及市场取向等价值。
2、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与反思
自19世纪到20世纪间,官僚制在政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得到广泛运用。一反面,通过采用长期的合同制使政府处于稳定状态,安全性良好,及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但从长远考虑,不利于政府发展;另一方面,严格的等级制度,政府缺乏创新,员工缺乏创新意识。进入21世纪以来,以短期合同制为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给官僚制致命的一击。西方国家也纷纷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如聘任制、合同外包、短期合同制、引入竞争机制等等,解决了政府中不可调和的矛盾。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反思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机构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政府陷入僵局之中。等级制度层级越多,命令执行与下达时间越长,设立的部门越多,浪费大量的资金与人员;横向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容易导致与领导意见不一致等问题。然而,新公共管理使用扁平式的管理方法,上下级直接接触,保证问题的准确性,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知识的发展,当今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将新的管理知识融合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来,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加效率化、科学化、标准化和系统化。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管理理论的逐渐丰富,档案管理工作也变得日渐丰满起来。该文主要分析了当前的热点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物理管理、逻辑管理、公共管理、人本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这些理论对于改善企业档案管理环境、提高管理效率、体现档案价值有很大的作用。
1 现代管理理论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1.1 知识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知识管理包括知识和管理两个层面。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企业档案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企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文件和材料。它是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它见证了企业的发展历程,记录了企业在生产销售、经营决策、财政支出以及人事运作方面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1]。企业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等同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它是企业各项决策的依据以及赢得信誉的基础。由于它的内部显性和外隐性的特点,只有通过知识管理才能使企业充分发挥自有的资源优势,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增加产品价值,赢得客户满意。
知识管理是管理领域在知识环境下的新生事物,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管理思潮和方法。知识管理应用于档案管理中要求拓展和完善企业档案管理的职能;要求档案管理组织发生变革;档案管理模式由被动工作变为主动服务。
1.2 公共管理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公共管理是将管理学理论应用于公共领域的一种对于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其目的是推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利益主要表现在为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服务。因此公共管理应用于档案管理的核心是提供公共服务。在新形势下,档案学思想的发展方向为公共事业,趋向一种公共管理性,可以说,在档案管理新思潮中,已有明显的公共管理的渗透与影响。
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发展和档案电子化、信息化建设的逐步实现,人民对诸多信息的渴望,档案资料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开放性也逐渐增强。档案事业不再是国家层面的秘密,在服务与存在领域也有很大的扩展。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免费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在大众思维中也将档案管理视为社会管理。可以说,档案管理应用公共管理与实践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3 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物理管理就是按照形象思维和手工管理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方式。逻辑管理是按照抽象思维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档案是由介质(物资载体)与信息(精神内涵)两部分组成。物理管理的对象是档案的物质介质,逻辑管理的对象是档案的信息内容[2]。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这两种分法的分界点是电子档案的产生。在电子档案产生以前,档案管理以物理管理为主,之后以逻辑管理为主。之所以研究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是因为管理的对象不同其方式方法和侧重点也不同,所需要的技术也不同。
传统的档案管理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如密集架、提档机等工具,但仍以手工管理为特征,基本模式为人档案。电子档案产生以后,管理的基本模式为人计算机档案。其工作方法也不同。在物理管理过程中,人们更注重的是库房、框架、卷宗、纸张等有形的东西。而逻辑管理时代,人们更多的用到的是抽象的东西。总之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是继承与超越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1.4 人本管理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它是创新管理的核心。人本管理的任务之一就是充分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达到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我们说,尊重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开发人的潜能是核心内容打造高素质的团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凝聚人的活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要想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有效的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更好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然而,在现实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根本无法满足从业人员需要。表现在,从业人员薪资待遇低、晋升机会少、工作地位低、工作内容得不到组织的认可、几乎没有继续教育的机会;档案管理工作的配套设备跟不上。加上档案管理工作的繁杂性和枯燥性,使得很多从业者深感乏味和疲惫。正是由于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使得组织内的档案管理工作效率低下,质量不达标。只有引入人本管理的思想,尊重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的目标,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从业者的责任意识、规范意识、服务意识和反馈意识[4]。进而提高档案管理工作质量。
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它可以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提升公共管理绩效,促进社会自治和秩序稳定等,但目前政府在第三部门的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滞后。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治理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走向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地展开,以及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三部门正在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第三部门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还是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第三部门为基石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作为传统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积累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作为权力掌握者的优势地位,政府仍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转型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定位,促进社会前进,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与第三部门的自治能力,并引导、规范社会的自治活动,从而选择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转型。”’
但是事实上,第三部门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总体呈现弱小态势,真正的职能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等,这些问题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论文以第三部门为研究对象,对于正确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预防、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进而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对于推进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无疑都是一个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同时,政府仍然担负着管理社会,包括对第三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监管的职责,本文选择了从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第三部门及其治理路径,这对于政府实现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即以政府改革中进行的角色转换来促进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并以第三部门的良好治理框架来推动政府加快职能的转换,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列维特 (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从‘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硕士论文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围来看,第三部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各个国家在对第三部门的称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这类概念上也是见仁见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偏好,对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称呼: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 (civilgroup)、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 (eivilsociety)、第三部门(thirdse。tor),也有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汪玉凯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用“第三部门”的称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学者的见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认为单独用“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等来指称这一类部门,都是不太精确的,正如奥斯本所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们是‘第三部门’。”‘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 西部中心城市在开发中的重要性,转变政府职能
Abstract: since the 1980 s,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caused a tremendous response. This reform have different titles, such as "reinventing government movement",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new model", "marketing government" and so on, marks a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de appeared officially.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ultiple practic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paradigm theory, namely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Key word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west central city in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transform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现代经济学中汲取诸多理论依据,如“理性人”的假定、公共选择、交易成本、成本――效益分析等。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完全可以运用到政府部门的管理中。
30多年来,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引下,不同程度解决了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确立了“为顾客服务”的崭新行政理念,政府逐渐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集中精力做好政府决策;克服了传统官僚体制下对公共物品的垄断或管制供给的做法,采取分权和权力下放,实行组织机构变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构建了“优质”政府体系,如“一站式政务超市”;了解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和期待;根据公民的建议来改善政府的机构和行为;公开政府的服务标准;以标准来衡量绩效等。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高深的模型推导和理论阐释,很多政策主张具有可操作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提升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能力,即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关键之处。
二、西部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性
西部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辐射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西部各省(市)区都只有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大城市少,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十分突出,起着很强的辐射作用。
(二)产业集聚
西部中心城市具有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聚集了许多优势突出的行业和大量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强于周边其他城市。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关产业的企业在中心城市集中可以促进这些产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三)科技创新
相比周边城市,西部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同时,西部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科技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研究机构和高素质科技人才,为区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科技创新促使西部地区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升竞争力。
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西部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日趋明显,经济功能趋于综合化,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等城市功能得到发展和提升,城市集聚能力不断增强,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和推动者。
三、转变政府职能是西部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心城市探索建立了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西部中心城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解决各类复杂矛盾。
(一)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转型任务相当艰巨
西部中心城市在政府职能上仍带有全能型色彩。从履职理念看,强调行政管理,忽视公共服务;从履职内容看,行政范围宽泛,追求目标全面,重视事前审批,轻视事后监督;从履职层级看,管理层次较多,部门之间时有牵制,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履职方式看,宏观指导较弱,微观干预过多,管理手段单一等现象普遍。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或过多干预经济发展,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相对薄弱。
(二)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后续发展面临挑战
从西部大开发历程看,西部中心城市主要还是依赖优惠政策和资金的大规模投入,政策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经济发展的抗波动性差。随着政策优势减弱、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和商务成本抬高,招商引资工作压力加大,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挑战,这就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三)区域创新活力明显不足,创新体系相对薄弱
西部中心城市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约束,缺少创新动力,主要依赖资源竞争;民营企业虽有创新动力,但经济实力不强,信贷融资困难,难以承担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任务;高层次创新人才总体缺乏,尚未改变人才净流出状况;城市生活配套服务和总体创新氛围不足,影响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可以说,区域创新体系远未形成,亟待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四)民间组织先天不良,后天乏力
西部中心城市的民间组织(主要指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大多依附在行业主管部门之下,存在自身能力不强、服务功能不全、发展动力缺乏等不足,不能通过社会化手段获取必要的人力、项目和资金资源,难以形成社会公信力和行业影响力,影响到政府职能转移。
西部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多领域的改革,关键环节是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经济管理职能。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治理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走向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地展开,以及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三部门正在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第三部门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还是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第三部门为基石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作为传统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积累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作为权力掌握者的优势地位,政府仍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转型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定位,促进社会前进,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与第三部门的自治能力,并引导、规范社会的自治活动,从而选择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转型。”’
但是事实上,第三部门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总体呈现弱小态势,真正的职能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等,这些问题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论文以第三部门为研究对象,对于正确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预防、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进而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对于推进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无疑都是一个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同时,政府仍然担负着管理社会,包括对第三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监管的职责,本文选择了从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第三部门及其治理路径,这对于政府实现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即以政府改革中进行的角色转换来促进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并以第三部门的良好治理框架来推动政府加快职能的转换,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列维特 (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从‘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硕士论文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围来看,第三部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各个国家在对第三部门的称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这类概念上也是见仁见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偏好,对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称呼: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 (CivilGroup)、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 (eivilSociety)、第三部门(Thirdse。tor),也有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汪玉凯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用“第三部门”的称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学者的见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认为单独用“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等来指称这一类部门,都是不太精确的,正如奥斯本所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们是‘第三部门’。”‘
关键词:战略管理;局部与整体;困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11-02
一、盲人摸象:游弋在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战略管理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兴起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不仅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也是私人部门战略管理示范性效果下的产物。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以钱德勒、安索夫、斯隆、明茨伯格、波特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这股浪潮迅速席卷全球,如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战略管理本身的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来,也包括我们称之为的“战略管理的悖论”。战略悖论是指在战略构成的要素中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矛盾。
目前的战略管理悖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1)局部与整体;(2)现实与理想;(3)竞争与合作(4)市场环境与能力;(5)理论与实践。本文为了体现一定的针对性,主要从局部与整体这个悖论出发,具体阐释如何明白其产生的缘由及存在的形态以及如何找到战略管理悖论的消减之道,这些问题对重新认识和调整战略管理有一定的意义,也正是本文所努力探讨的问题。
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曾论述:“我们对战略形成的认识就如同盲人摸象,没有人具有审视整个大象的眼光,每个人都只是紧紧抓住了战略形成过程的一个局部,而对其他难以触及的部分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不可能通过简单拼接大象的各个部分去得到一头完整的大象,因为一头完整的大象并非简单的局部相加。不过,为了认识整体,我们必须先理解局部。”明茨伯格这段话中就道明了战略管理中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战略管理的首要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起对整体的系统认识,找到把握全局的方法,进而概括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我们无法想象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战略规划是在无法正确认识整体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战略管理无法达到预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模糊的整体战略目标细化为明确的局部目标时,也会出现局部叠加不等于整体的结果。正如西蒙所言,人只有有限理性,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我们无法做出最好的决定,尤其是要满足集体要求的时候,只能追求“最满意的结果”。走出战略管理悖论的困境需要正视各种悖论,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悖论并不是错误的,悖论的存在促使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人员不断反思原有理论的缺陷,并且促进战略的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二、整体与局部的悖论:经验性的还是逻辑性的
如果我们和莱布尼兹一样,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对于上帝而言,所有的问题都是逻辑性的,即问题需要借助意义分析就可以找到答案;反之,我们了解一个问题的方法只能通过实践获得,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经验性的。如上文所说,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中的局部与整体的悖论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战略目标与人的有限性相矛盾;第二,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模糊性的总体战略目标并不能确保与局部目标的叠加相吻合。
笔者认为这个悖论的第一方面是逻辑性的,因为根据波普可证伪性的观点,“人是全能全知”的这一观点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认为,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只具有有限的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决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关于人的决策能力有限性的思想,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中对“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因此,即使近似的客观理性,也令人难以置信。”人的思维活动机能的有限性,人的记忆能力时间的有限性,人的知觉范围和活动范围的有限性等都足以在逻辑上证明人的有限性。康德认为,在人类理性结构中先天地存在着导致逻辑悖论的必然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样表述到“当理性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承认的原理得出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一个也是普遍承认的原理,以最准确的证明得出一个恰好相反的论断。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迫使自己泄露了自己隐蔽的辩证法。”从本质上看,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最重要的是需要战略思维中理性与逻辑的结合,战略制定者必须有战略规划所需的全部知识经验,另外还需有预见力、创造性等艺术层面的元素。但是,由于主体理性的有限性,战略制定者不可能设想出所有的方案,预见其结果,并对各种战略的优劣进行理性的排序,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的方案,因此,战略管理悖论的出现在所难免。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房;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91-03
随着保障房小区(或楼栋、单元)的陆续建成,各城镇已逐步容入了一定规模的保障群体。这部分群体成规模地聚居,在给本小区(楼栋、单元)、相关相邻社区及街道(甚至城市)等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带来新的情势与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们既有的保障房后期管理目标选择、范围内容界定、制度(包括体制机制)设计、手段及方法运用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与此同时,在现行住房保障政策安排下,各城镇汲取传统公房管理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既有的体制机制、经济财政等资源条件,针对保障房后期管理展开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众多模式及方法。其中,部分城镇亦正在将保障房后期管理纳入至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之内,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形成了独有的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及方法。然而,考虑到当前住房制度转型、体制转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无论探索、选择与推行哪种模式及方法,首先大有必要关注与理清相关的理论问题,以考量其是否与多大程度上符合“服务保障群众”、“降低管理成本”等管理价值标准。
一、基于“社会保障理论”上的考量
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了共识:“一方面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经济发展(包括房地产产业及其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高风险经济,风险造成的社会震荡又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解决)的强大阻力和干扰因素。”〔1〕故此,社会需要有一种稳定的机制来缓解、排除这种阻力和干扰,以保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
住房保障直接目的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问题,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稳定机制,明显具有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然而,从住房保障的实际情况看,在我们欣慰地看到各地已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同时,还应清楚地认识到,保障房建设仅为保障(或者直接说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及条件,其关键还在于建立起完整的后续管理体系,并让这一体系成为一种稳定机制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搞好保障房建设,更应当注重与做好其后期管理,才能真正确保保障对象获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进一步看,住房保障本属社会保障构成之一,理应与其他社会保障部分一样,受到相似相等的待遇,变权宜之计为常态化、长久化的制度管理。对此,大有必要着眼宏观与未来,视保障房后期管理不仅仅是“管房、管物业”,更是“管人、为人服务”的综合性社会服务管理。这就需要将住房保障尤其是保障房后期管理融入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之内,努力在保障房后期管理的范围、内容、目标、制度、体制、机制、手段及方法等诸方面,作出相关的调整、改革与创新,使住房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完整完善。
二、基于“社会正义理论”上的考量
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及原则,其第一层面是:最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允许所有人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社会结构。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拥有最广泛的、完整的、同等的基本自由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是互相兼容的。”〔2〕其第二层面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之上,政府平衡“公平(即平等)――效率”关系的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这也就是所谓的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亦即“差别原则”或“最小受惠者”原则。该原则表明:“将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加以特别安排,以便使处于劣势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使所有的人能获得平等的机会。”〔3〕
基于此等理论及其原则,相关专家学者提出了:第一,凡是与保障公民平等权利及其有关的公共政策――至少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政策,政府最好把其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任何财政条件下都应当承诺无条件地予以提供并保障落实。这也就是说,包括住房保障(尤其含保障房入住使用)在内的公共服务项目,都应是政府的天职,必须处处时时落到实处,且应当首先照顾到社会最底层群体。第二,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供求平衡问题则可以通过公共过程并通过市场原则加以处理。这实际为政府履职(包括在具体住房保障管理模式及方法等方面)丰富了内涵和扩展了空间,也为包括保障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基本权利”与享有“自由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与实现。换言之,这也就是说,在保障房后期管理资源的配置上,有可能和必要通过公共过程和市场原则,结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配置手段及方法,实现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内容的丰富化。
三、基于“和谐社会理论”上的考量
“和谐社会理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现实成果。目前,尽管针对“和谐社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但绝大多数基本认同:其蕴涵有“以人为本”以及人与自然(包括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思想。中央高层领导曾多次提出,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该理论实际所强调的是,在平常的现实生活中,亦或在各突发事件及危害来临之时,都应在理性的思考中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少或消弭各种灾害与危机。
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看,保障房小区与其他居住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差异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或冲突及对抗。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对于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保障对象与自然(环境)、与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体的和谐相处,共建共享文明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等密切相关,也理应成为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之一。
四、基于“系统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种系统工程既体现在运管主体的多元性和互补性方面,也体现在运管内容的丰富性和关联性,以及运管过程的连贯性和互动性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房后期管理实际亦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管理体系,集中表现在:
第一,从专业系统管理的角度看,该系统明显具有时序和层级结构及其管理的特征,即该系统管理基本由早期的建设管理和后期的使用管理构成,并明显存在不同的时序管理特征。同时,保障房管理中通常所谓的“三分建、七分管”,这个“管”既包含对保障对象行为的规范、保障房的安全使用与监管,也包括对保障对象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对保障对象基本生活需求的全方位保障才是重点和难点。
第二,从社会系统管理角度看,房管及住房保障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房、管物业”,对于保障对象日常生活遇到的诸如“就业、教育、医疗、计生、保险等方面需求”,则有赖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群团组织依职权或功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展综合性社会服务,而不应由房管部门“大包、小揽、全包揽”。否则就有“错位”和“越位”之嫌,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因此,住房保障不单是房产问题――即对“房”的管理问题,更是对“人”的服务管理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管理工程。对此,必须对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实施必要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系统管理,对管理主体内容和过程等进行系统化的安排、掌控与规范。
五、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是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社会管理以及保障房管理可以依凭的理论与方法。该理论首先认为,所谓危机就是由意外事件引发的危险和紧急状态,其一般具有意外性、紧急性、危险性和破坏性。所谓公共危机指的实际就是“没有预料到的、且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1〕。因此,公共危机管理实际就是指必须对公共危机予以提早和全面干预,并实施处理、识别、隔离、决策等有效管理。
保障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众,其大量聚居原本即存在不少的社会安全问题及隐患,一旦遭遇重大突发事件,不仅自身单独难以抵御危机和灾难,甚至还会由其演生或派生出更多更大的危机或灾难。另外,从“维稳”的角度看,提早做好保障房小区的“维稳”工作,即可对全社会的“维稳”工作,产生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保障性住房小区更需提前做好各种预防及准备,增强危机管理(包括“维稳”)意识和基础,以确保一旦“危机”显现,则有必要的“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安排与应对。
六、基于“福利经济、需求层次理论”上的考量 福利经济学中的一大原理是,每个社会的目标都是追求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相伴的另一大原理是,社会福利首先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或者个人效用)的大小。因之,在保障房建设和后期管理过程中,确保每位保障对象的个人福利――满足其合理诉求,对于社会福利的增长,以至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所熟悉的福利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福利标准之一――帕累托标准也告诉人们,“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可取的,人们所希望的。”〔4〕该类标准即已表明,保障对象住房福利的获得,是不可能或不愿意以减少乃至放弃其他福利为代价的。因此,对于保障对象的服务管理应当适度考虑其既得的社会福利不至明显减少,并应在此基础上,平衡好各种福利水平。
另外,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人们,人在获得基本生活需求(即衣、食、住等)满足的基础上,将更可能追求其他需求得以满足,如归属、认同(群体或社会认同)等需求的满足。同样,保障对象在获得基本居住满足的同时,也必然要追求其他需求的满足,如更想在小区或社区等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让自己住得更有尊严和幸福感。对此,社会和政府就应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提供大量方便。
〔参考文献〕
〔1〕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体育管理 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
建国以来,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成绩斐然,特别在北京奥运会上,我国健儿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国人大受鼓舞。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行政部门受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影响,经常以“人治”代替“法制”,造成体育管理部门与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矛盾不断。这种观念若不加以转变,将成为制约我国体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甚至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体育行政部门必须转变落后的传统行政管理观念,放下“官本位”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
1.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的含义
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及管理理论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各国政府甚至各行各业都在联系实际,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重新审视着自身的管理理念,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应运而生。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的含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就是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提供服务的开放型管理。这一管理理念主张管理就是服务,管理部门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管理部门应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它包括最低保障与兼顾效率型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全面公平型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和效率主导型公共服务管理模式,但是无论哪一种模式,其核心都是提高工作效率,为人民服务,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在为“国家”这条船掌舵的时候,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2.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与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的区别
2.1出发点不同
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是为了实现统制而行使权力,它主张官本位、权力本位;而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则是从公民需要出发,主张人本位、社会本位,以为公民谋福祉为宗旨。
2.2政府工作的实现过程不同
在传统行政管理观念支配下的管制型政府的管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过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而在现代公共理念支配下的服务型政府的管理则是公民与服务者互动的过程,双方可以交流信息,相互协商,达成一致。
2.3工作对象的选择权利不同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支配下的管制型政府面前,被服务者也是被统治对象,因此,一切服务都不排斥强制性(包括出于好心的服务);而在现代公共理念支配下的服务型政府的管理模式下,服务的成立条件则是被服务者的自愿与要求,因此,杜绝不合理强制是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
2.4对政府职能定位不同
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发展经济,要建立管制型政府以便管理经济和社会;现代公共理念则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公共服务,即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以及公共信息,等等。
3.体育管理中如何贯彻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
3.1转变体育行政部门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
体育行政部门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其关键点在于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束缚和影响。
3.1.1在指导思想上应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
体育管理是管理者运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空间、时间、消息、事件等管理因素的作用,实现以参加国际大比赛获取成功为目标的过程。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以集中领导为核心的“举国体制”的管理思想,它为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思想与我国新时期的体育发展不相适应,政事不分,管办一体,统得过死,管得过严,没有充分重视、考虑竞技体育中人的心理、尊严、价值和需要,从而抑制了竞技体育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体育行政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在思想上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这就要求体育行政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或者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要放下“官架子”,多与群众沟通,满足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3.1.2管理内容上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一直以来,我国体育管理受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影响,在管理内容上实行全包制。不论大小事务一律全包,大到宏观控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后勤保障,小到比赛事务和运动训练,全都在管理的范围内。由于管得多和管得杂,必然造成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低下,从而影响管理的质量。所以体育行政部门在管理内容上必须放权,把一些事务下放到地方部门。要做到抓大放,有的放矢,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3.1.3管理方式上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
在管理方式上要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就必须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正如上文所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发展经济,要建立管制型政府以便管理经济和社会。现代公共服务型理念则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公共服务,即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以及公共信息,等等。这给体育行政部门在管理上的启发就是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体育行政部门应该把重点移到服务上,在大的方面进行宏观管理,负责制定方针政策,把一些职权下放到地方的一些实体部门,进而共同把服务质量提升上去。
3.2加强体育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
体育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的精髓就是要加强体育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
3.2.1要以民为本。
体育行政部门要确立民众取向的民众第一主义,为民所想,多为民办实事,多推出便民利民的措施,加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3.2.2要落实在民。
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个个人或利益集团。体育行政部门要还权于人民,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提高体育行政部门行政时的透明度,制定出相关政策和制度,以保障人民参与行政部门的决策和监督行政行为。
3.2.3要“顾客”至上。
体育行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政府要致力于建设一个“企业家政府”,像企业家一样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作为消费者的人民的合理期待和正当要求,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标准。
4.结语
在新时期的发展形势下,体育行政部门必须转变陈旧落后的传统行政管理观念,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共服务型管理理念,加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为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现代商业银行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思考.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
[2]周毅,侯立.关于职业足球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运作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