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本土文化的概念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日‘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第2篇

[关键词] “新疆本土电影”；“中国本土电影”；“本土文化”；新疆电影

“本土文化”“本土电影”以及“中国本土电影”“云南本土电影”“新疆本土电影”等概念经常被提及。可是，笔者发现学术界对“本土电影”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新疆本土电影”的界定更是模糊不清的，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困惑。因此笔者试图对“新疆本土电影”概念进行界定。

一、“本土文化”概念的界定

现代汉语关于“本土”的解释是：（1）故土，原来的生长地，本乡本土。（2）指殖民国家本国领土（与所控制的殖民地相对而言），也指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土。（3）指本地的土壤。[1]60很显然，“本土”属于多义词。这就需要考虑“本土”所用的不同语境。因此我们就需要来了解“本土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新帝国主义极力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思想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他们试图以各种方式消解着本土文化的身份特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使本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全球性通过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同质化来压制本土，并把这种压制冠以总体和普遍的美名。”[2]在面对文化身份消失的危机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强烈的民族情绪被激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呼唤“本土文化”的呼声高涨，“本土文化”开始被广泛使用。从“本土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本土文化”是与“外来文化”相抵牾的，因此强调的是“故土，原来的生长地，本乡本土”。而“本乡本土”指“（1）家乡；（2）本地。”[1]61所以，“本土文化”也就是“本地文化”或者“家乡文化”。

理解了“本土文化”中“本土”的意义，还要明确“文化”的含义才能清楚“本土文化”的含义。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界定含义不尽一致。有人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3]可见，文化包括了人类价值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具特色，“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所以，本土文化应该指的是本土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它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本土性主要强调的是价值观念层面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如本土人独有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

二、“中国本土电影”概念的界定

第3篇

【关键词】华语大片；走出去；文化杂糅

不久前，电影《1942》正式被提名代表中国大陆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而翻看历史上被提名的影片，则多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大导演、大制作，缺乏多样性。提名参评奥斯卡这样一个官方行为，亦可以被解读成意识形态对于华语电影走出去概念的一个实际性操作，即在官方看来，什么样的中国电影有资格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舞台。然而，官方色彩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对话却并不成功，国产大片在国外市场的节节败退，不仅仅票房、口碑不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的奖项辉煌也不复存在。与此相对，官方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需求极为强烈，而中国电影市场本身对于建立华莱坞的需求也迫在眉睫，现实却是当我们使劲呐喊要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时候，中国电影似乎却戴上了沉重的锁链而无法迈开脚步。是电影质量不尽如人意？是文化鸿沟始终难以跨越？是中国大片在他国水土不服？本文试图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形式特征和Hybridization这个文化概念，去探究国产电影究竟该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打造华莱坞电影的新形象。

一、高概念电影——好莱坞大片的经验范式

首先，有必要对华莱坞做一个相应的概念阐释。华莱坞是对应好莱坞、宝莱坞提出的文化概念，后者都基于一个庞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形成产业化的优势，尽管好莱坞无法代表美国电影的全部，宝莱坞也无法承担所有的印度电影，但二者都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成为本土电影的代名词，进而演化成文化软实力的象征。那么，对于理想中的华莱坞而言，其不仅仅要拥有一个能够提供从制片到拍摄的技术设备服务基地，更加重要的是，应该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而又全球化的文化软实力，这才是华莱坞电影的真正内核所在。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文化亦是借着好莱坞这个庞然大物走向了世界，并且占领了全球多数地区的电影市场。在不断追求高额收益的过程中，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越来越倾向于制作出更加适合全球观众喜好的电影，他们的影片，尤其是那些大制作的影片，往往将市场定位在全球范围内，以求最大限度地收回投资和获得回报。于是，这就内在地要求好莱坞产生一种更为快捷以及“简单构建”的叙事方式和生产模式去制作电影。20世纪70年代，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为代表的大制作电影，被视作是以大投资、大制作为代表的高概念电影模式的最初之作。一般来说，对高概念电影的核心定义有四条：“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1]。在高概念电影的含义范围之内，电影更被看作是一种从项目建立到寻找投资、拍摄、后期、制作、发行的“商业项目，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制作”[1]。很明显，这四个主要概念都与资金有关，“其核心是用营销决定制作”[1]，这也正是高概念电影与中国大片最不相同的一点。在《高概念电影》这本书的作者贾斯汀·怀特卡莱看来，高概念“这种电影制作类型是受经济和制度力量影响的”，“是‘后经典’电影的一个主要发展进程——而且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发展进程”[2]3。

从电影本身的内容来说，就是此类电影的剧情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在线性的故事中，影片叙事具有非常明确的逻辑。这就要求电影故事的叙述者，在讲故事的时候，以一个核心剧情为主体，故事简单，情节连贯，让观众不为剧情苦恼。制片人皮特·盖波认为：“高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非常简单直接，易于传达，也易于理解。”[2]168这种好莱坞式的故事讲述方式，一方面训练了观众的观影经验，让他们更加习惯于这种区别于作者电影的电影；另一方面，观影经验的增加，高概念电影的视觉奇观则反过来又导致观众对高概念电影的水准要求。这就导致了高概念电影不断地在制作规模上下功夫，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大，相应的也就要求更加可靠和成规模的回收手段，这是“以幂次方级数上升的制作成本投入和需求市场的不可预测性造就的产物。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近年来激增与暴跌的循环怪圈、拍摄续集的狂热、协同效益，以及现代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2]167。也正因为此，好莱坞每年的高概念电影制作数量不多，但正是在这少数的高概念作品之上，好莱坞企图收获丰厚的商业回报。

因此，要制作成功一部合格的高概念影片，制作方不仅需要在电影的内容上严格制作，更需要与电影的市场策略和制片内容结合起来，以便于高概念制作在市场上的推广与发行。高概念电影的特征是市场特征，它是与市场紧密相连的营销动作。无论是对大明星、大导演还是大制作的追求，唯一的目的都是获得可观的商业回报。因此，电影产品在高概念的体系中，是一个“项目的核心载体”，它承载的是一次高投资商业运作的基础要素。在这个体系当中，高概念电影本身不能对自身的叙事规则有所跨越，它必须简单、清晰、主流。以电影《阿凡达》为例。这是一部典型的高概念电影制作，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好莱坞人气明星山姆·沃辛顿主演。影片用好莱坞最先进的3D进行拍摄，视觉效果惊人。但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却非常简单，用斯皮尔伯格所提倡的“25个词语”概括这部电影的话，可以总结成“一个地球人帮助外星人保护家园的正义故事”。影片最终在全球收入票房27.8亿美元，而其续集的制作也已经在实施之中。

二、中国大片——高概念电影的中国话语

《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市场化之门，也是从《英雄》开始，中国的大片时代就此开启。但发展十多年来，中国大片却一直走在一条片片自危的道路上。中国大片在市场运作和票房回收上，往往不具备主动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大片具有大投资、大明星、大制作这样的“高概念”外壳，但国产大制作对于高概念的使用以及对华语电影内涵的理解却是模糊和外在的。下文以《金陵十三钗》为例进行分析。

那么，国产大片与高概念电影最为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应当说，国产大片在策略的环节上，与高概念电影的精髓还是相去甚远。

高概念电影强调市场和资本运作，但中国大片的制片方却依然缺乏对本土电影市场的深度钻研，甚至依然没有建立起常规的调研手段以进行市场研究。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大片创作，无非仍然还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归宿，这是一种相当盲目和跟风的热潮，自《英雄》开始至今未消退。国内观众目前对这些国产大片趋之若鹜，很大程度并非是对电影本身的肯定，而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没办法的选择。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有一条鸿沟，“电影制作者们并不了解观众，更遑论在项目阶段就规划一些吸引观众的可营销元素了”[3]。而另一方面，中国大片尽管在票房成绩上屡传佳绩，但人们却很难知道投资方资本收益的情况。

那么，是否能将中国大片称为高概念电影的本土化表达呢？恐怕也不尽然，高概念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在后经典时展出的一条高回报率的路径，而现在国产大片所走的路子，只能说是对高概念电影学习的起步阶段。在《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一文中，倪震教授将中国大片的发展路径细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张艺谋为主的功夫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以陈凯歌为主的奇幻阶段”；“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以冯小刚和张艺谋为主的经典再造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以冯小刚和陈可辛为主的本土化阶段”；“第五个阶段是以罗伯·明可夫为主的神话重塑阶段”[4]（《功夫之王》为例）。倪震教授对中国式大片发展的细致划分，肯定了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成绩，但另一方面，从发展趋势的逐渐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片在制作模式上越来越趋于一致，即“国际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和国际化的市场目标”[4]。对于国际市场的追求，显露出中国大片在投资回收上的压力，国内观众目前并没有培养出观影习惯，因此对于任何一部大片来说，它的运营都是有风险的，而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国际市场就自然成了中国大片逐利的平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大片投放在三大电影节进行首映，寻求获奖或许是目的之一，但最根本的追求，是厂商寄希望于通过电影节的卖片平台，得到国际发行商的青睐，进而打入全球市场获得票房收入。但这种行为又是盲目的，国内片方缺乏一个明晰而又市场化的定位，所以在国外的市场操作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者是以便宜的价格被发行商买断，或者与并不具备华语影片市场推广能力的发行商合作，最终功败垂成。这一切对于收益的追求，就显示出“中国大片在资本属性上的真正渴望”[4]。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们“从而以一种接近于疯狂的反弹方式开始了商业对艺术的彻底改造”[4]。

三、《金陵十三钗》——中国大片的本土经验

用高概念电影的模式来衡量《金陵十三钗》，可以发现该片从一开始便是国际化和大片化的，即所谓的“大制作”。首先是创作团队的豪华和国际化。导演张艺谋，这也是他在奥运会成为“国家意象”之后的首部大制作。电影的出品人是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多年，被称作“黄金搭档”。原著小说作者严歌苓，是在世界文坛拥有知名度的华人作家。男主角是奥斯卡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他在好莱坞拥有人气和口碑。而影片的制作团队包括英国、日本等国际化队伍。

大片电影的“大制作”与“大投入”是相辅相成的，按照电影出品方的说法，影片投资超6亿元，这其中包含1.2亿元男主角贝尔的片酬。负责影片特效的威廉姆斯团队，“反应弹全是由美国进口的，打比方说，光一桶爆破用的油就8000元”。“教堂里神父房间里的家具全是从上海古董店买的，他的手表、打火机是从日本古董店买来的。”“主演佟大为说，包括影片开头弥漫全城的大雾，也是‘美国制造’。这次从美国运过来的原料是一种可食用油，经过高温雾化，可以在5分钟之内造成笼罩城镇的大雾。”在拍摄中“不计成本”的投入，就充分体现了张艺谋开启中国新大片时代的意图。正如创作者们所说，“这个钱花得值得”[5]。

《金陵十三钗》的目标观众显然并不仅仅是华语地区，起用好莱坞当红演员的举动，说明了影片“大市场”的定位。张艺谋曾经表示，“希望这部大制作能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以及中国的文化”[6]。这极富“意识形态”风格的表述，当然无法掩饰影片想要借此在全球赢得票房和声誉的目标。张伟平寄望国内收获10亿元的票房，但仅凭借这10亿元的国内票房，去除营销等成本，恐怕并不能让投资方赚钱。因此，更大的市场显然在海外。《金陵十三钗》报名多个国际知名电影节，主要目的其实并非在获奖。毕竟，在“东方迷思”的热潮已经从中国转移的大前提下，一部按照好莱坞手段制作的中国大片，并无法得到掌握话语权的评委的青睐，但在颁奖礼上的抛头露面，却绝对有助于提升影片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在宣传季，《金陵十三钗》亮相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金球奖颁奖典礼三大国际知名的电影盛会。

在“大营销”的市场理念中，高概念电影极其依靠于此得到市场的认可。《金陵十三钗》的部分营销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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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由表1可见，《金陵十三钗》的营销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话题制造、预告片推广、相关产品、与电视和网络媒体联合制造传播效应。《金陵十三钗》在公布之前一直神秘，用“饥饿营销”的方式调动观众的观影欲望。但同时，《金陵十三钗》也一直在避免因过度饥饿导致观众观影热情降低，于是不断的营销刺激手段就产生了，如表1所示，《金陵十三钗》采用的是间断而又连续的营销方式，保证了影片“有策略地制造话题，满足四处搜寻相关信息的媒体和受众的‘欲望’，推动影片的不断宣传”[7]。因为本文重点并非在分析《金陵十三钗》的营销策略上，在此不再赘述。

既然《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如此有抱负和商业观念的中国式高概念电影，那么对其之后处境的分析，就显得更加有意义。在对其票房营收和口碑的数据收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高概念电影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否合乎规范。

《金陵十三钗》在国内票房过6亿元，按电影6亿元的投资来算，仅能收回成本。而在北美市场，其最终票房只有31万美元，很为凄惨。同时，其在国内和美国，口碑都不算好。这样的现象恐怕并不是新画面和张艺谋本人所乐于看到的，究竟这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高概念大片作为“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某种强化和延续，它带给观众的是较为固定的观影经验和期待。在好莱坞每年为数不多的几部高概念电影中，观众对“奇观化”式大片的推崇不言而喻，这也就直接导致好莱坞高概念作品一直在科幻、动作类型中寻找题材，并且乐此不疲地拍摄续集。如果拿《金陵十三钗》与之对比，会发现差距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金陵十三钗》对历史严肃感的忽视和对“性的叙事”的滥用。高概念强调故事简单，意义简洁。但是《金陵十三钗》试图在英雄主义叙事中缝合进民族叙事、叙事，这与朱大可教授批判的“爱国主义”内涵是一致的。《纽约时报》在评价《金陵十三钗》时说道，“对整个采取了一种疏远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手法”，“的历史真实被轻率地淡化了”[8]。这首先是对历史的一种戏剧化误读，反观被拿来与《金陵十三钗》对比的《辛德勒名单》，则是在一种严肃的历史感和沉重感之上建构起了影片的故事，因此，《金陵十三钗》“将西方观众认可的严肃庄重应具有悲剧风格的战争片和商业娱乐片结合到一起，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恶搞、一个低级噱头（hokum）’”[8]。

《金陵十三钗》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给中国大片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和创作模式去获得世界电影界的关注，是应该像《金陵十三钗》般将本土化融入国际化制作中去，还是更进一步以一种普世的宏观姿态去观照世界影迷的口味，走上一条“后经典好莱坞”式的高概念之路？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要论述的。

四、从Glocalization到Hybridization：更为超前的发展理念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趋势，麦克卢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但是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却遭遇到了本土化的强烈抵抗。于是，一种结合了本土经验的全球化就诞生了，如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业的食品口味本地化。名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由全球化（Global）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组合而成，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境中产生的语汇。全球化带给文化的冲击强烈，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拓性的，给民族性带来了发展的新时机。对于电影的全球本土化来说，这个本土化过程目前的表现形态，就是以《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影片，它们的本土化是建立在本土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之上的内容表达，全球化则表现在制作环节和资本运作的全球流通性，而且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深入，这种全球本土化的进程得到了非常大的深化。此类影片，既不想扔掉民族身份，又执意于国际化团队和国际化制作以获得国际性声誉，因此，看似“Glocalization”成了它们最为适合的一条发展道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深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传统理念影响，但对于“大片”（Blockbuster）以及高概念电影来说，本土化并不适宜太过于外在地存在于影片当中，“文化的鸿沟”始终是存在的，这种“沟通的障碍”就进一步阻挡了中国大片的国际化之路。在全球本土化的过程中，这种将本土电影转化为“具有可以随意搬迁性质”[9]的大片，便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本土电影所必须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大片来说更是这样，它力主保持民族性，毕竟国内市场如此之大是不能忽视的一块，而国际市场又如此诱人。但全球本土化带来的问题却是，“具有可以随意搬迁性质”的这些场所是没有或者说模糊了“民族性或国家特征的”[9]。这是因为，如果说全球化是将本土经验变得可以随意流动的话，那全球本土化就“不仅表现在社会网络对地域的进一步超越，而且展示了对本土文化及历史的无情解构”[9]。

面对全球化的强烈攻势，尤其是面对以好莱坞高概念电影为代表的大片冲击，中国大片的焦虑是可以想象的。对中国大片而言，全球本土化就“意味着从全球的角度对本土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但对于全球化经验不足的中国电影人来说，在实际操作中，却容易将此作简单的理解，成为将“个体到民族”的一般性转换过程，简单地理解成本土内容的表达，而且往往这些内容的表达停留在“符号层面”。

但民族性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确是本土文化，对于全球本土化时期的中国大片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失去了本土，彻底地转换成好莱坞式的高概念电影，也是不现实和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对高概念的学习中，国产大片意图通过本土文化所展示的民族性，就不能仅仅表现在对于本土文化的表层使用上，也不能表现在对全球化（高概念电影经验）的简单本土“符号化”之上，而是应当寻求更为适合自我，凸显民族性和全球性的本土经验。

于是“Hybridization”（在此译作“杂糅”）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杂糅”这个词被认为是“用来描述民族文化集中趋势”最合适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杂糅”是一种“有目的的企图混合外国和本土文化属性的尝试”[10]。“杂糅”可以被看作自1992年罗兰·罗伯特提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之后，“本土化”对“全球化”概念的一次超越。但“杂糅”概念的复杂性和启迪意义并不仅仅在此。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同质化和差异化的矛盾存在，前者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式微，而后者则表现在全球本土化的兴起，对于中国大片来说，就更像是一种“表面符号化”的民族性的展现。“在文化分裂和社会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互，就希望找到一种新的途径去达到一种跨越了跨民族性（Transethnic）、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边界的存在。并朝着一个复合的社会形态嵌套（而非嵌入）进一个新的全球文化的秩序当中。”[10]

那么，这种跨越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中国大片在向“后大片”时代电影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念呢？中国的电影行业，需要每年培植3-5部华语大片（这种大片是区别于当下的华语大制作的），这是文化导向之下的必由之路，仅仅寄希望通过目前的华语大片走向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式“后大片”电影的制作范式必定是要不同于当下华语大片的，在这里，我认为“Hybridization”的文化观念，就正好能够给中国式“后大片”电影提供思路，也就是说中国的“后大片”需要在故事内核上做到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东西，去寻求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内涵展现方式，寻找“Hybridization”式的文化表达。同时，带领中国电影不断构建华莱坞的文化实力。

五、结语

当下的华语大片其实并非良性发展，无论是在文化理念和电影本体表达上，还是在作品营销和制作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憾，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多数华语大片赚不到钱也赚不到口碑，这显然与大片的原始诉求不符。

而高概念电影这个概念，则更加从产业和营销的角度，提供给电影制作者和投资方一种好莱坞式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后经典好莱坞时展得非常顺利。而好莱坞也凭借着每年为数不多的几部高概念电影完成了文化输出和商业回报，这些影片的制作模式和营销方式也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与此同时，在学习高概念电影生产制作的过程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再度显现了出来。“Glocalization”提供了一种中国本土经验式的大片书写模式，但被证明成功者寥寥。而“Hybridization”就为“后大片”时代的中国大片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期待未来中国会有真正能输出到世界影坛的大片，也期待华语电影能够凝聚成一股华莱坞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尹鸿，王晓丰.“高概念”商业电影模式初探[J].当代电影，2006（3）.

[2]克里斯汀·汤普森.好莱坞怎样讲故事[M].李燕，李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P3.

[3]应萝佳.中国电影与“高概念”[N].中国电影报，2007-06-21（009）.

[4]倪震，万传法.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1）.

[5]唐爱明.金陵十三钗引发四大争议 片方回应投资6亿说[N].华商报，2011-12-21.

[6]孙琳琳.金陵十三钗：6亿投资欲换10亿票房[N].新京报，2010-12-23.

[7]陈露.《金陵十三钗》“饥饿营销”VS《龙门飞甲》“整合营销”[J].影视娱乐营销，2012（1）.

[8]张翠玲.《金陵十三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思考[J].中国电影市场，2012（l5）.

[9]杨伯淑.社会网络化与地域场所化：当代本土传播的内涵及特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3）.

[10]Chan Kwok-bun，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and Hybridization：Their Impact on Our Lives.

第4篇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 本土化 文化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1 什么是本土化？

本土化就是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让它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有很高的契合度，就像杨国枢先生说的：符合本土性契合标准。在杨先生看来，本土性契合是指特定的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到当地民众 （被研究者） 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当地心理学者 （研究者） 的问题、理论与方法。那么，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可以而且应该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杨先生将本土性契合看作是衡量本土心理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旨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也就是说，让“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研究者要深度了解被研究者的心理和行为，熟悉它们的文化体系和生存方式，这样才能达到和被研究者在各个相关方面贴近的程度。

本土化有两个方面：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上的本土化。社会心理学文化相对性较强，研究内容与本社会的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因此包含内容的本土化，而且非常必要，否则本土化的概念就失去一个很大部分的意义了；此外，方法的本土化也很重要，因为中西文化的重合度比较低，很多概念，理论是不能用西方语言符号所解释的，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如果照搬过来难免会造成工具与对象的不匹配，难以发挥其作用，不但达不到研究目的，甚至可能误解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得出相反的结论。

然而人们大部分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片面地排斥所有外来的东西也不可取，我们要在理智分析的基础上，挑选出适合我们的研究的方法来。

2 为什么要对社会心理学进行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具有很高的文化相对性，是文化多元论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本土化，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扩展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当今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样既不利于其他国家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于西方国家本身，由于缺乏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丰富性，使其研究不能更多地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对比和反馈，其进展也会相对缓慢，对学科发展不利。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是为了使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更高，因此不进行本土化也将使其应用价值大大降低。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理论可以适用所有的人和地区，如果要让所有人从中收益，社会心理学不但要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在其他国家也需要本土化。我们都要先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让它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成长和发展，把握好每一种民族和社会的传统和规律，才能更有效地运用它们直至人们从中获利。

3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所走的路程并不长。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建立相对较晚，上实际80年代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心理学作为一个舶来品，我们对之不熟悉，有必要先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一番学习和吸收；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在目前比较值得关注和改进的方面，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擅长向别人学习现成的东西，只在层次较高的理论上探讨，而不能从现实出发，珍视自己的想法，从而做出切合实际的独到的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以港台学者为始进行的。杨国枢提出把“本土契合性”作为本土化的标准，黄光国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杨中芳提出本土化的研究要放在“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有效。

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受到鼓舞，它为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4 如何进行本土化？

（1）对本土的文化、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有系统而深刻的了解。这是首要的条件，一个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的人员，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才可能做出符合中国人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的研究，结论也更能够应用到本民族社会当中。中国文化的很多成分是西方国家没有的，如果没有很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底蕴，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很可能没有研究的切入点，即使有也与文化不契合，就像杨国枢教授说的那样，不符合本土契合标准。因此无法做出真正的本土化的研究，结论就不适用于本社会。

（2）构念化。心理学研究要求各个变量有操作性定义，社会心理学研究要求将那些模糊不清的理念清晰化，具体化，使人可以从思维层面上清楚地理解与描绘。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杨中芳教授将“中庸”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一个示意图的方式表示出来，使之成为了一个清晰的构念系统，并且各个节点之间有具体的，方向性的关系。这样就使一个庞大而难以名状的理念表达了出来，有利于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

（3）抛开一切已有的理论和预期进行细致的观察，提出假设。细致的观察和提出假设是进行所有研究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严谨客观的结论。然而抛开一切已有理论和预期是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因为社会心理学诞生于西方，对我们国家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很容易带上先入为主的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试图将我们的心理现象嵌套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体系中。这样很容易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中国人独有的现象，将中国人的想法和态度等同于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如此一来，文化差异便消失了，结论不同也只是在变量的量或者程度上不同，而总体的架构是一致的。就偏离了本土化的初衷。

要想做真正的本土化研究，就要把头脑中已有的西方心理学概念暂时放下，以开放的态度去观察，记录下所有观察到的客观现象。然后再回去一一整理和分析。

（4）借鉴西方的成果，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工具来进行研究。西方的方法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人类的共性总是大于个性，然而又不能全盘照搬，因此要睁大双眼，选取适合的方法，要能够与我们的文化，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相贴合，如果即使是本土的研究者自己进行开发，也会因为本研究而开发出这样一套方法，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同时，还有一些内容是西方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再进行思考，事实上我们应该在这项工作上花费多一些的时间，因为对于科研来说，方法论非常重要，每一次重大的科学进步都是以方法论的开拓和创新为重要标志的。

（5）将研究成果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语言相对西方逻辑性不强，这也折射出中国人更重意境，不重逻辑的思维特点。将研究结果和数据上升为理论比较困难，因此在进行具体研究时，要重视逻辑推理和总结，学会把散乱的数据整理成理论架构。

（6）学习西方研究者的态度，摒弃我们固有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向西方的学习，内容不重要，态度和方式最重要。我们要向西方学者学习的是他们切合实际的态度。中国社会心理学进展不是很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容易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不注重具体的扎实的，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脚踏实地的研究。前喻文化，也就是向前辈学习知识和经验的习惯使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够强，不愿意思考也不珍视自己真正的想法。

要想做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还要从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入手，从客观的现实和观察研究上入手，去研究一些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实际问题。

5 展望

虽然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已有研究者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开辟了道路，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本土化有很大的潜力，前途是美好的。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1994（6）.

[2] 黄雪娜，金盛华，盛瑞鑫.近30年社会心理学理论现状与新进展.社会科学辑刊，2010（3）.

第5篇

    论文摘要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和对话。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着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本土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对本土音乐的认同和归属感,彻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控制,探寻适合本土音乐教育环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并为世界音乐教育之林贡献力量,以达到“对话”的最高境界。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得到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和各种条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再创造的过,成功的本土化成果又可以作为“他者”推向世界。音乐教育必须有这样的视野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用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把自己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第6篇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翻译；国际化；创新型

0 引言

2010 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该描述明确了“国际化人才”的内涵与培养目标，对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有借鉴意义。目前，国内高校已达成共识，外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与全球化意识。但是认为“国际化”就是全盘西化、外语人才培养就是单方面的吸收外来语言与文化的思想是对该理念的误读。要防止这种外语教学中一边倒的倾向，就要努力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具体到翻译人才的培养，就是要培养既具全球化视野又具本土化意识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因此有必要梳理译者本土化意识的定义及与其相似、相关概念的关系，借此来探讨其培养的重要性与途径。以下主要是对译者的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译者主体性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三对概念关系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些思路。

1 译者本土化意识思考

1.1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

本土化意识与本地化翻译都与英文localization有关，但两者侧重的角度不同，因此这里用本土化和本地化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与翻译的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翻译的全球化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全球文化一体化，不利于译者本土文化和多元文化氛围的保持，使全球文化呈现西方主导文化占优势的单一化和标准化，保持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即要保持翻译的民族个性；后者指的是 “跨国公司将特定产品转化成语言和文化都符合不同市场需要的产品的完整过程”（李广荣，2012），2007年本地化工业标准协会（LISA）将后者定义为“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市场中出现的差异的过程”。本地化翻译的过程，即“在本地化语境下，专业翻译人才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优势，结合项目管理技术进行的复杂的专业性强的翻译活动”（ibid）。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与本地化两者所指范畴不同，前者指翻译过程中，译者为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弊端而要努力保持的民族性，而后者指的是一系列对全球化的产品的语言及文化进行适应本地市场的再包装的语言服务。也就是说，本地化作为译者的一种意识，往往寓于本地化翻译之中。本地化翻译要求译者既要有放眼全球的开阔眼界，又要有着眼当地的本土化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地化翻译离不开本土化意识，本土化意识也需要本地化翻译的土壤。

2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译者主体性

既然译者的本土化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努力保持的民族性，需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它与译者的主体性又有怎样的关系的？

20世纪7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给西方翻译研究吹来了新风，译者主体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的原著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译者也从受制于原著与作者的“画家”，“媒婆”，Prometheus和“翻译机器”等的形象等（屠国元，肖锦银，1998，30-31）走向“叛逆”的对原文“占有”与“摆布”的主导地位。不可否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为达到其翻译目的，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主体性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因素，如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价值观、情感、意志等的影响。因此，屠国元（2003）译者主体性定义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和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从以上定义来看，译者主体性强调翻译要“满足译入语文化”，而这一点也是本土化意识的出发点。译者主体性的涵盖范围比本土化意识要更广泛，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只是译者主体性当中受本土语言体系与文化影响的那一部分主观能动性，也是最具名族性的一部分。

3 译者本土化意识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既然译者的本土化意识强调克服强势文化的冲击而保持翻译的民族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译者要保持一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提出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对文化本质的信念信心。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互为基础，相互相成。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从而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自强”。

译者作为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中的主要执行者，一方面担负着将外国文化译介到本国的任务，一方面又承担着向世界传播本国文化的使命。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要谨防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卑自弃，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弱化；另一种是自大自傲，对待外来文化全面排斥。一些译者，谈到先进文化言必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严重不足；一些译者缺乏民族文化经典常识的认知；一些学生缺乏对国家发展的自信；还有一些缺乏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化宗主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缺少对外国先进文化价值的合理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长期偏重单向介绍外国文化，忽视介绍本土文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文本，扩大知识面，很少进一步探究产生文化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外语专业学生一直以来致力于积极学习外语语言技能和外国文化，以力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融入世界，人们为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自鸣得意，却不在意母语表达上的辞不达意、语无伦次，导致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译者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因此很有必要针对这一现象，加强外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对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也即提高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意识。

4 结语

培养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是国内高校的历史使命和永恒追求（张美玲，2010）。作为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培养环境，更离不开本土化意识的构建。只有在对本土语言与文化足够重视的基础上，培养外语人才的全球化思维与全球化视野，才能担负起国际交流的使命，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广荣.国外“本地化”翻译研究学术话语的构建[J].上海翻译，2012（1）：14-18.

[2]屠国元，肖锦银.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译者形象[J].中国翻译，1998（2）：28-31.

第7篇

[关键词]本土性；惟一性；图像模式；文化资源

本土性是个含义单纯而又界定模糊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的具体指向即民族性。在本文中之所以用本土性而不用民族性来论述中国动画，只因为“本土性”比“民族性”来得更加广泛和原始一些。同时，就本文论述的内容来看，采用这个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漠。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有所指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又是无所指而又无所不指的。比方说：当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总不期然地联系或说到儒、道、释等文化概念，这些无疑都是传统文化的范畴。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不仅仅指这些东西，充其量，这些也只能算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之一角，并且，即使是这一个角，其显露在表面的状况也和隐藏于内的容纳可能大相径庭。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大白话里隐显了另外一层意义即一方水土滋养了一方文化。诞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本土文化，尽管随着时间及空间的物质运动有所变化，但这变化不管如何剧烈或丰富，其本质的元典精神并不随之有所变化，而且也不可能随之有所变化。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本土原生文化的历史的文化阐释。并且，这些历史时空的文化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本土特质。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用本土性这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外在的表现――中国动画是合乎情理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根本成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虽然概念总是模糊的东西，但总还是有一个大体的范畴)即什么才算是“中国动画”。

动画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时至今日，动画已是一种世界性的视觉叙事形式。在“动画”前冠以“中国”必然是一种界定和区别：即界定这一动画形式的范围及区别于其他动画形式的存在标志。

很显然，对一个不存在的或将来也未必有的东西或事物冠名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来说，只有当这个事物出现或即将出现且需要区别于其他的东西时，才需要这个名称的。并且，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冠名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到使人很容易忽略的不太起眼的人文现象，但其中却包含了一个并不太平常的道理――存在的意义只有在独立独特时才有意义。如果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的存在。

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前，中国就有动画这一艺术形式，而且以一定的规模在发展着。但是，这时的动画还不能称之为“中国动画”，充其量只能’兑是中国人在做动画，因为这一时期的动画创作及作品有明显的模仿国外动画的痕迹。可以说它是中国人的，也可以说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譬如在1956年时创作的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国际动画节上获了大奖，中国动画人理所当然地感到很高兴，但评委们却误以为这是一部前苏联作品。”这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当然，这个误会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尴尬，或者说，它直接促使了“中国动画”的诞生。在此后的20余年间，中国早期动画人在“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部又一部动画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一时期，大约有30余部动画影片，荣获了国际、国内100多项大奖，并以其独特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使世界动画史上有了一个新名称――“中国动画学派”。这个名称无疑是一个肯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界定、一个区别。

在界定“中国动画”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中国动画之所以为中国动画的含义也逐步显现出来，即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的惟一性，这是中国动画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动画的判断依据，这也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历史选择。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经典动画的内容形式，然后再联系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对一个中国人或对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来说，探讨中国动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看起来很不严肃的话题。这个情形有点像在讨论“麻婆豆腐”与“川菜”的关系。但是，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或儿乎没有接触过中国菜的人来说，

“麻婆豆腐”无疑是神秘的，甚至连豆腐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据说宋时的朱熹一辈子不吃豆腐，就是因“格”不出豆腐的道理来)那就更不必说川菜或隐藏于其后的文化了。所以，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是有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人类文化是人类心灵和智慧的结晶；人类的一切艺术活动都是人类文化的范畴。这样说大概是没错的，如果把这两句话当做命题，即只要时间继续。人类的性质不改变，则此命题或先验的原则就不会被将来所。

既然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被文化所包围，则说明文化的内容必包含艺术的内容。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必有其特性。尽管如此，这一特性或特殊化依然是包容在文化范畴内的特殊。这一特殊的存在仅仅是区别于文化范围内的其他文化形式，而且是建立在此文化的共性基础之上的特性。故此，探讨文化的诸般问题必然包容了艺术的诸般问题。在流传至今的中华元典――《诗》《书》《礼》《易》《春秋》中，(《乐》失传)《易》无疑是冠居群经之首，。虽然至今对《易》的研究还有争辩或认识不清楚之处，但有一点是人所公认的：即其最根本的阴阳两爻符号的形成本于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直接观察及其矛盾现象而得出的，象征着广泛的互相对应对立的种种事物或现象。

在《易经》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宇宙生成模式和人类文明发生模式，按照冯天瑜先生的解释，则此“天道演运，万物自然化成的观念，也即是一种自然生机主义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又推及对人类起源和人类文化发生的说明，成为“天道”与“人文”彼此契合的宇宙――人生论，即所谓“循天道，尚人文”。

是故，《易经》所透露出的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及其方法论都是在对自然的俯仰观察中反观人的世界。其所以要“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就在于惟如此方可达到与自然之理“不违”的和谐境界，也即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精粹的形成基础，即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本质。中国的文化传统经过大约五千年的消磨，依然是生生不息，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就以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心理不无关联。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其中蕴涵的一个极重要且明显的规律就是相争相融且生生流转地多线发展，而并非是文化承传上的“人丁不旺”而导致的一脉单传。这是世界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者可以成为解释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消磨、冲击、淘洗、沉积后的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模糊的概念，说不清，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后来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长久以来，数以亿计的人来挖掘这个资源以资己用。然而最终，劳其一生的文化探求最后又返归这个文化并成为这资源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传承和衍生就是这么一个无穷无尽的漫长过程。且正是这“无法思量又可想象”(金岳霖语)的文化积存中必定蕴蓄了的莫大能量为包括中国动画在内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愿不愿采用和如何采用这个资源的问题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模式表现即是中国动画的本土特质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创作和发展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传统艺术在造型语言及形式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动画的影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审美习惯，图像造型艺术必定是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的东西。狭义的图像即是造型，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所以造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息息相关。它是潜存于民族文化深层意象之中而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且最终通过人的智慧而创造出的图像模式。对于中国动画来说，这种独特于世界其他动画艺术的图像模式正是源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象之中，同时，它也是生长于斯的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

第8篇

 

关键词:民族伦理  道德教育  传统  现代  惰性力

如若认为伦理文化传统愈具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特征,就愈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意义,这实际上是封闭性的文化心态,秉持的是简单本土化或特殊文化的价值立场。[1]而民族伦理虽然必须接受主流社会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但是又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牺牲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民族伦理间的补偏救蔽实则上就是“”的伦理交互过程,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这样的认识立场表明不可人为地将民族伦理与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相割裂,而在于敦促民族伦理作为不可缺略的资源归置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宝库,从而完成应有的伦理资源储备。民族伦理中的精粹是伦理更新的可取资源,民族伦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若有所突破,实际上是根据新经济关系的要求来对民族伦理道德实施细致的改良与加工。远离这块本土化的传统道德资源,实则不可能建立起真正适应民族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问题是民族伦理中的真、善、美在现代社会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美德的内涵在现代必须赋予它以现代意义,方才使之与现代性合拍。那种秉持精英立场对待民族伦理的态度,以主位瞭望客位的鄙夷姿态显然均不利于资源讨论的继续。不容怀疑民族社会亦拥有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仅只怀疑的是它渐成系统的伦理学体系。因为它在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性,呈现为一种远离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象喻型的表述。现实的问题显然不是民族伦理资源探讨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或开拓方式的问题。民族道德教育发展的运思路径也是旨在通过平等对话跨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寻求教育上共同的普遍价值原则,以建立更好的个人秩序和社会秩序。作为民族教育资源宝库中的地方性源头,民间的培育路径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潜力和现代启示。

一、解救方略:补苴伦理资源的亏空

第9篇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全球本土化音乐教育本土知识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著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本土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对本土音乐的认同和归属感，彻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控制，探寻适合本土音乐教育环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并为世界音乐教育之林贡献力量，以达到“对话”的最高境界。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得到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和各种条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再创造的过，成功的本土化成果又可以作为“他者”推向世界。音乐教育必须有这样的视野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用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把自己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3、让音乐教育回归生活

当代哲学大师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了欧洲“科学世界”的危机，并提出走向“生活世界”的超验现象学，为我们理解“生活世界”与“音乐教育世界”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生活世界是一切教育世界的根基与源泉．教育的有效性与意义最终要回到生活世界。而我们的音乐教育世界渐渐淡忘了这一源泉，处在一个所谓西方科学的音乐技术和理性符号覆盖的异化了的生活世界。学校音乐教育成了纯粹知识的灌输，远离了生活世界得以课堂、教材为、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育。音乐本身就源自于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摆脱原有的教育模式．重建音乐教育的观念，在生活中交流、学习和理解音乐，最终走向生活。生活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音乐。“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乐园中的世界民族村。围绕着中央大湖．依次有墨西哥、挪威、中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摩洛哥、法国、英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十二个村，其中不少都有音乐歌舞表演。……英国的世界巡回艺术团、印度古典音乐协会、皇家非洲协会、亚洲音乐巡回演出团和伦敦共同体学院艺术系常在那儿举行演出或举办综合艺术节，如1995年举办过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和西非等艺术节。……五花八门的街头广场音乐是西方城市一景，也融入了世界音乐。如旧金山鱼市码头前。秘鲁流浪艺人的排箫与吉它二重奏。”(汤亚汀《走向现实生活的世界音乐》)这些音乐都是来自本土源于生活。并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音乐、学习音乐、理解音乐，看到本土音乐的独特性，看到世界音乐的异彩纷程。

第10篇

【关键词】本土化 包装设计 民族品牌构建

1 包装设计本土化提出的背景

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面对新形势下的市场、社会与全球化问题，我们提出“包装设计本土化”的概念，是在设计包装领域内应对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一回也得到了广大设计师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响应。现代产品包装手段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们可以更多地借助计算机，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本土化的设计中，形成符合人们现代审美习惯的包装产品。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内涵，是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目前的社会条件和国际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究本土化包装设计的内涵特色，对于刺激消费、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物质水平的提高，社会文化的进步，都在促使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而且日益增长的产品种类也使得生产者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竞争，这也使得商品生产者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商品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从而寻找市场空白点，满足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起初人们只是对产品的基本功能有着一定的要求，可是在目前已经完全能满足人们这一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已经逐步转移到精神价值上来[2]。所以生产者对于产品所注入的情感内容，使其产品所赋有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条件，而这一情感内容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者对产品的设计包装上。毫不夸张的说，产品的包装已成为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重要纽带，所以，产品包装的设计理应受到生产者越来越高的重视。因为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第一吸引眼球的就是产品的外包装，好的包装设计甚至可以直接刺激消费者购买。可以说，产品包装就是直接吸引顾客的第一要素。所以生产者要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包装区别与其他产品的包装，有特色，有内涵，有吸引力，使其在与其他产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产品的外包装本身作为一种对产品的宣传，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好的外包装无形之中就对产品本身做了好的广告，自然而然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提高该种产品的销售量。这既是对传统元素的成功运用，也是对传统元素的提升与再创作。同时，不同的产品也有着不同的包装需求，有些产品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本土化元素的融入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与竞争力，但是有些产品本身就需要将本土化元素与一些其他元素结合才能充分体现所要表达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的“包装设计本土化”并非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将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相结合，在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的交融中，形成产品包装设计的独特内涵，实现包装设计价值的最大化。

2 包装设计本土化的概念

本土化，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3]。设计本土化并非指传统元素的简单排列组合，这只是一种机械地堆积，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产品的本土化包装。在当今的国际化形势下，本土化的包装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为产品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某些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因素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下去。包装设计本土化主要体现于包装产品所使用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符号，符号虽是一种物质化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概念，但是借助这些符号可以形象地表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这些符号的使用建立起了事物与人们内心世界的联系。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独特的文化习俗和审美观。以传统文化为题材进行符号的设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种本土化的设计所代表的深刻寓意和内涵，反映了人与社会的某种关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极大地丰富产品符号的深刻内涵，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作为文化的象征，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元素符号去解读包装设计，进一步了解该种产品的深刻内涵，这对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传达的作用是事半功倍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生产者要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一种符号，把它印在外包装上，凭借它去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因此如何对符号进行设计就成了摆在设计者面前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3 传统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我们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中的每个社会阶段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式。不同社会阶段的文化发展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每一阶段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除那些带有迷信落后色彩的成分，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和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一定可以实现优秀传统元素成功融入产品的设计包装。 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这些富有思想和内涵的文化财富，时至今日，仍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传统文化财富并没有被历史淹没，而是随着岁月的洗礼，慢慢地沉淀下来，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古为今用。正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不会被历史遗忘，将其运用在现代产品的外包装设计上，不仅是这些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元素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提高了产品本身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应用于进出口产品的外包装设计上，是对我们传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对于我们树立本民族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

4 本土化包装设计内涵的特色分析

世界上每个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截然不同的习俗文化、生活习惯。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信仰，独特的审美标准，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气质和风俗人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在本土化包装设计时能够吸收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必然是一种对符号所能代表涵义的更完美的诠释[4]。在这片孕育了56个民族的土壤中，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中心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的纯朴造就了今天富有智慧的人们。人们起初对自然生产工具的设计体现的是人们善于利用自然的思想，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美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经过劳动人民设计后的经济实惠、使用方便并体现着自然美的包装形式，焕发着浓郁的乡土情调和民族气息。这些包装形式有的延存至今，特别是一些传统的产品，更能代表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

从传统审美观点来看，设计作品要文质兼备，也就是说人们所追求的包装设计的形式要与功能相结合，这体现了人们要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材料上说，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设计应该符合贴近自然的观念，选择的包装材料应该尽可能贴近自然，使人们有一种更贴近于大自然的心态，给人一种绿色产品的感觉，这样的包装不仅绿色环保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对商品文化价值的提升；从传统造型来看，东方的审美观点是追求一种对称美，无论是对称的传统建筑，还是对称的服饰或是器皿，都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称、环行和自由时空的传统构图方式，也给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种类多样，形式丰富多彩，这对产品包装的设计工作者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这些丰富的素材，激活了设计师们对外包装设计的思维态度，使他们设计出了精美绝伦的作品，在这些年的国际设计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因其融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而获得青睐。

5 本土化包装设计对我国民族品牌构建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我们羡慕美国人的奢侈与豪放，也欣赏英国人的古典与华贵，我们看到了日本人的精明儒雅，更欣赏德国人的沉稳与含蓄，我们同时向往法国人的浪漫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特有风俗的诠释。包装设计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在目前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本土化的包装设计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优越性。包装设计应该创新和不断发展，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长久的历史脉络，我们中国人宽容、含蓄、富有智慧也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望尘莫及的，我们深厚而精湛的灿烂文明，为我们沉淀下来独有的文化遗产。面对产品的包装设计应该更多元化的需求，注入更多传统元素的本土化包装产品恰恰能符合多元化的需求，本土化的包装设计不仅仅体现的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一种现代意识的体现。历史在发展，文化在进步，现代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而本土文化所体现的作用是外来文化所不能代替的，本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不断更新。当今产品的本土化设计融入了现代文化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本土化设计中的消失，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传统文化沉淀而来的现代文化，深刻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宝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注重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继承，我们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和提炼，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用于产品包装的本土化设计中，突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创造符合当代审美观念的本土化包装产品。

结语

本土化的包装设计是设计领域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开拓市场、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方面，本土化设计无疑一种获得是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包装设计也是一种继承传统文化的良好形式。把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把其精神元素融人包装设计之中，使其更具文化性与民族性。同时，借助于本土化的包装，将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也可是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尤为重要的是，蕴含传统文化的本土化包装设计可以将本民族的特色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族人民都领略传统文化的风采，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实现本土文化质的飞跃，从而对构建中国民族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萍.包装设计本土化的内涵与外延[J].包装学报，2009（1）.

[2]于宏艳.设计的本土化[J].文教资料，2010（3）.

第11篇

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融合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融合。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在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而达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

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会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本土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

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文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第12篇

关键词：法；法治；传承

有太多的法学家试图对法这个字进行全面的定义，可惜“法”力无边，至今还不能完美的阐释这个奥妙无穷的“法”字。“法”虽未曾完美阐释，我们却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身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只是一个我们抽象出来的概念，但由“法”出发，落实于法治却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实实在在的目标。法治的概念无论从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认为是社会的完美状态，但随之而来伴随着一丝困惑：中国的法治，究竟该怎么走，它会采取何种方式去发展？

一、法治学说

法治该怎么走，现在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主流上应当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利本位说；第二种是部门法论者的法条主义；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

第一种权利本位说。权利本位是一个西方背景下的理想，权利这个名词对于国人来说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对权利的定义用中文语境来说很难与西方概念完全一致，比如权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权利的限制有哪些，以及在不同文化上权利是否有所不同？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权利本位是完美的，可完美的是理念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很多可能知道法治，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却非常陌生。举个例子，每个人有独立平等且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父母和孩子权利天然是不可能对等的，父母有更多的义务，孩子更多的是权利。在笔者看来权利本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应尽量在实践中贯彻权利，但是不能迷信权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注意培养深厚的法治土壤，而不是去树立概念上的空中楼阁。

第二种是法条本位，这个可能跟九十代的法律万能论有一定关系，但是根据任何一本现有的法理学教材来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治如果光靠法条去实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法条主义是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那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说，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我国的现状，这一学说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中国本身发展法治所存有的社会基础。这一学说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乡土社会和商业社会交叉的复杂状态有所忽略，简单的说：乡土社会的文化浸入到了城市，但是城市的文化是商业的，所以城市里有它各种文化混合的一面，不能一概论之。

综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法治应该是在传承中进化的。有人或许会有反驳，中国法律的框架以及诸多的概念不都是移植的么？甚至连法治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过来的，怎么在传承中进化？是的，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法律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华法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历史的惯性却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

二、法治的本土化原因

法治正如同我比喻中所说的橘子一样，它一方面要考虑自己吸收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它要考虑自己立足的土壤是什么？前者衡量法律移植的优势，后者比较传统的影响。

笔者将进行分块论证我国法治需要在传承中进化的原因，分别是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人性。

（一）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及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都是以经验式为基础的，我们喜欢于历史中寻求经验，一般不进行逻辑或者创新思维。按照普通思维，我举一例，比如法官断案是按照逻辑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而逻辑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构成，一般来说有严格的顺序编排，但是现实往往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我国的法官总是先从小前提入手，即所谓的事实，先事实审再法律审。不管大前提设置的多么完美，如果小前提没办法解决的话，逻辑是成立不了的。实践操作中，为了让事实确立，我国法官往往会先导入经验在进行逻辑上的配套，小前提才可能成立，所以在中国从事法律，有点类似于英美法系，逻辑是要为经验服务的。另外一种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法律，需要拥有本土的经验，当这片土壤上有着它独特的文化厚度，逻辑虽然可以拿来用，但很多事情都不是光靠逻辑可以成功的，所以本土经验往往占有巨大的市场。

（二）风俗习惯

乡土中国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整个乡土都是熟人，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验，几乎一个人存于世上的一切都是经验式的。中国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它不好的一面需要吸收优秀的制度去逐渐改进，它好的一面却需要加以传承。我国由于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界曾经有些忽视自己最为宝贵的习惯法，不过近来逐渐引起了重视，学界也产生了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进一步探索风俗习惯的问题，国家的权力很大，但也有其延伸不及的地方，这个欠缺地带在乡村中非常明显，但是乡村仍然需要治理，怎么治，村干部来治。村干部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处于本土这个熟人社会，在利益的衡量中，他会偏向于熟人社会，因为他没有升迁的希望，而且他必须生活在乡土中。经验告诉他，怎样处理本土产生的纠纷，才能更大程度的维持本土的秩序与平衡，所以在乡村中，一个深得人心的村干部是公正的化身。苏力教授曾说在涉及乡村的案子，聪明的法律人就会去寻求村干部的帮助，并做出在法律范围内的让步，这样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尊重了乡土的习惯。

（三）人性

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但自由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是法律，人性有雷同，法律却不同，为什么？关键在于两者出发点或者基础是不相同的。

西方关注的是神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思想充满了神性，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乎是信仰上帝中西方人的共识，如若没有这种神性基础，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存在于人性的。神性化的理念，往往存在于最完美的理想化中，没有神性的渊源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这个渊源来源于人们深刻的信仰。相对于西方，国人更为关注的是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思想充满了伦理，而伦理的出发点是伦理纲常，而不是人人平等。伦理纲常因为有群臣父子的理念也就无法包涵人人平等，它更多关注与人人的和谐相处，讲究秩序的稳定，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发展出了一整套伦理观念，并让这一套理念与法律水融，影响直至现在。当然西方也有伦理，这种伦理同样贯彻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们的伦理没有发展出更为完整的与法律融合的模式，纵观西方法律历史，西方法律有一定的伦理观念掺杂其中，却不是以伦理观念作为法律的哲学基础。

三、法治本土化反思

分析了法律本土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价值和西方的有相同的地方，有相同却侧重点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笔者不反对西方法律的引入，但反对整套西方法律价值体系的引入，我国的法律理想不是西方的法律理想，两者背景不同，基础不同，若强要模仿，总是会产生水土不服，其花费的成本较为巨大。

如若引进西方的法律，还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被吸收了的理念，是积淀在我国本土法之上的，法律制度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排除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工具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而法律则不行，法律在性质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工具。很多人会误解我们拿西方的法律制度来用，法律可以被移植，就是一种工具，工具化的法律是危险的，因为它不被信仰嘛，而法律是要被信仰的。

第13篇

关键词：文化自觉；方法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Nanjing 210013， Jiangsu Province）

第14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15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