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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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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

第1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然而农村能源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短缺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能源现状,并提出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必然性及重要意义,最后,根据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给出了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措施和对策。

一、我国农村能源的现状和问题

农村能源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农村能源的发展状况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人均商品能源的消费水平很低。目前我国农村能源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浪费和短缺并存

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积极开展农村节能工作,但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还很严重。乡镇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比国有工业高出一倍以上。农村生活用能中,薪柴和秸秆等传统的生物质能的使用绝大部分采取传统炉具直接燃烧的方式,能源的有效转换率仅为10%—20%。

(二)农村能源消费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大

农村能源对生态与环境的压力来自开采和使用两个方面。目前煤炭在农村能源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农村一些小煤矿的开发不当给当地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屡屡发生。薪柴作为农村生活用能最主要的来源,目前仍占20%左右,其过度采集是导致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之一。在使用能源方面,燃煤烧柴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也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

(三)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仍不完善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加快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步伐。中国在建立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政府到农民和相关企业,能源意识不强,造成了农村能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农村能源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混乱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有利于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融资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村能源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

二、可再生能源在新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绝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不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善农村能源结构,保护森林植被

改善生态环境,制止森林过度采伐,必须解决农林区的烧柴问题。各地要根据农林区烧柴的需要,大力发展薪炭林,加快沼气、风力、太阳能、地热、煤炭、作物秸秆等其他能源的开发利用,普及改灶节柴、改煤节柴技术。从而保护农村资源,解决农村生活用能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严峻形势,保障退耕还林还草战略的顺利实施实施。

(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我国农村商品能源地供给一直比较低,农民的很多家用电器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闲置,从而不利于各种科技信息在农村的传播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有利于提高农村能源的自供率,农村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三)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建设已成为各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如沼气发酵技术作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一种主要技术,在我国己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沼气作为一种可再生洁净能源,不仅可以燃烧,而且可以用于照明;沼肥可以回田,增加土壤肥力;沼液可以浸种,还可以预防虫害。因而,可再生能源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1、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更新缓慢,开发规模偏小

生物质能源利用来说,绝大部分秸秆、薪柴仍以直接燃烧为主,生物质汽化、炭化技术尚在部分农村试点应用,粪便资源大部分直接作肥料,用作沼气开发的数量,仅占可利用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太阳能利用虽己市场化,但还需进一步加强市场推广开发利用,地热能应用技术处于试点阶段。

2、技术开发体系与服务网络尚未形成。

从事农村能源工作人数少,缺少专业科技队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困难,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由于技术难以消化而难以进行实施;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尚未形成,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较为分散,必须就地开发,就地使用,必须有技术服务、物资器材供应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专业服务网络。

3、可再生能源开发尚未纳入法制管理轨道,缺乏相应的保障激励政策。

农村能源机构所遵循的总体方针和相关政策、规划、计划都属于指导性质,缺乏相应的法规条例的强制作用,主管部门没有强制监督依据,其发展只能更多地取决于各方面的认识,因而发展缓慢;对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保障措施力度不够,致使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村能源产品的生产经营比较混乱,质量低劣的农村能源产品充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工程、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缺乏手段和法规依据,从而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快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是一项很有前景的事业。为了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步伐,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制定经济激励政策

激励性政策就是政府提供经济上的扶持。政府采取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刺激措施是实现规划目标的关键性措施之一,也是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农村推广的初期,由于农民现阶段的支付能力相对较弱,新技术的价格与农民的承受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一般较长,农民难以接受,政府部门要完成推广目标,必须采取相应经济激励措施。

2、建立技术保障和服务体系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是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抓好这项工作,必须建立和加强市、县、乡可再生能源建设管理机构,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管理体系。可再生能源资源由于资源分散,不便于大规模集中开发,一般是上门服务,就地建设,就地开发,就地使用。项目的实施必须有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服务网络支撑。因此,乡镇农村能源服务站的建立健全,在技术推广服务中至关重要。服务站负责组织农村能源建设工程施工,物质、器材和产品的就地供应,产品工程的安装和维护等,更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对民间技术队伍的管理。

3、建立发展基金

资金匮乏,是阻碍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的一个主要因素。地方组织要多渠道筹集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资金。提倡建立专项资金,其目的是把有限的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以低息贷款和分期偿还的方式用于支持和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和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的开展。

4、加强国际合作

随着我国加入WTO,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我国政府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外商以各种方式参与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从资金、技术和人万方面争取国际的合作与援助,从而推动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引进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节省我国技术研发时间,降低技术成本,以加快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可蕴等,中国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2篇

关键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

面对目前社会资源能源匮乏的环境,可再生能源作为关键的核心替代性能源,亟需开发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应对全球变暖以及能源匮乏等问题,实现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商业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发电的技术手段,现阶段上网电价工作系统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快改进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提高电力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有利于完善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

一、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概况

在电力营销模式中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沼气及潮汐能等,在将其转变为电能的过程中,省去了煤石油及天然气的使用,从而也就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实现城市的绿色化。我国政府对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引进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及补助科研技术人才,以此促进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电力企业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的电力营销机制,另外制定的电力价格也不够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再生能源再缺乏以与传统电力竞争各具优劣,难分胜负等问题都阻碍了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市场的发展。

二、阻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的问题

(一)电力营销市场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发电的过程中明显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这些可再生能源是环境友好型二次能源,但由于其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并直接阻碍了其市场营销。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但分布却相当不均,尤其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例如、甘肃及内蒙古等地区蕴藏丰富,但是这些地区因市场需求小,开发能力落后再加上交通不发达等问题,致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低下。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价格存在劣势

目前可再生电力能源的价格与传统电力能源的价格相比相对较高,因而其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足。同时电力市场作为一个垄断性市场,它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府虽已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来保护可再生发电能源的市场营销,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不完善的竞争市场问题。例如,利用太阳能发电比利用煤发电的价格高很多,但是煤电的优惠政策却更多,其执行效果也就更好,这严重阻碍了太阳能发电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煤电等非再生能源发电矿物需征收相应的能源生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使用,但我国尚未建立该项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营销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只是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厂,其成本较高,技术及设备也都是进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费用,使得购网、上网及销售的用电价格较高,从而制约了电力营销市场的发展。

(三)政府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市场营销的支持力度不足

国外可再生电力能源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较好效果,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及国家倡导是分不开的,我国政府虽然也提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减少环境污染,但制定的优惠政策不足同时又缺乏可行性,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因此未能从本质上推动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其市场化营销。

三、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动力研究

(一)合理开发与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

我国政府尤其是相关电力部门要根据可再生电力能源在各省市的具体分布,结合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开发发展的工作思路,改进并规范市场营销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不断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使风能、太阳能及潮汐能等友好型二次能源得到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使其社会环境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

1、固价电价系统

固定电价系统应明确规定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电价格,是由政府根据相应的发电成本,而不考虑其他传统电力能源发电的价格而直接制定市场中各种发电能源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电网企业应该依据既定价格支付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必要的费用。

2、溢价电价系统

构建溢价电价系统一方面可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工程的基本电价,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解决电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采用溢价电价系统的优势是既能考虑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工程运转的实际成本,又与电力市场中的电力竞价过程相接轨,其运转的原则主要是以传统电力的销售价格为电力市场的参考系,从而制定相对科学合理的电价比例,通常会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价格会受传统电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种主要原则是依据不稳定且相互竞争的电价市场结合政府制定的固定电价奖励机制共同作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的参考系。通过对国外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市场营销模式及国家政策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固定电价及溢价体系的操作流程比较简单,并且效果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并结合我国具体能源分布及市场需求完善并实施这两套发电价格定制体系,以健全我国电力市场营销制度。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竞争体系

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电力市场竞争体系是电力市场营销及企业发展的优先成本战略的总核心,针对我国电力市场不完善的竞争机制,首先应制定标歧立异的发展战略,其次需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层集聚力量制定发展目标战略方案。其中在发展战略上标歧立异是指旨在将电力企业所提出的电力产品或电力相关服务做到标歧立异,这样有利于确保在一定的产业区域内企业能够提出独特的电力产品;目标集聚是主攻该企业中的某个产品的顾客群体。总之这两种方式有助于满足相应产品的对应顾客群体的具体需求或者达到降低成本的市场期待,最终有助于电力市场营销机制的建立健全。

(四)完善可再生能源营销的制度与法规

目前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丰富但开发现状并不理想,并且对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基于现状,我国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可持续电力企业大力支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运用多种手段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筹集资金,并引进技术人才,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市场营销的长效发展。在推动其市场营销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尽到其规划协调及后期监督服务等具体职能,制定开发能源及电力发展的战略规划,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为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调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提高其在电力市场的比重。

四、结束语

面对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状况及市场营销比例的现状,我国政府及新型电力企业积极制定市场营销机制,规划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电力营销市场的转型,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核心力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从我国现阶段的电力能源发展来看,溢价机制和固价系统由于易于操作且效果明显,对于政府和可再生电力能源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陈澍 单位:北京华电北燃能源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陶曾鲁,何芳.大型风电液力机械传动装置的理论分析[J].液压气动与密封,2011

[2]张晓宇.论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动力[J].电子测试,2015

第3篇

关键词:电力营销 可再生能源 市场发展

面对目前社会资源能源匮乏的环境,可再生能源作为关键的核心替代性能源,亟需开发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应对全球变暖以及能源匮乏等问题,实现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商业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发电的技术手段,现阶段上网电价工作系统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快改进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提高电力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有利于完善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

一、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概况

在电力营销模式中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沼气及潮汐能等,在将其转变为电能的过程中,省去了煤石油及天然气的使用,从而也就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实现城市的绿色化。我国政府对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引进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及补助科研技术人才,以此促进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电力企业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的电力营销机制,另外制定的电力价格也不够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再生能源再缺乏以与传统电力竞争各具优劣,难分胜负等问题都阻碍了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市场的发展。

二、阻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的问题

(一)电力营销市场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发电的过程中明显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这些可再生能源是环境友好型二次能源,但由于其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并直接阻碍了其市场营销。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但分布却相当不均,尤其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例如、甘肃及内蒙古等地区蕴藏丰富,但是这些地区因市场需求小,开发能力落后再加上交通不发达等问题,致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低下。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价格存在劣势

目前可再生电力能源的价格与传统电力能源的价格相比相对较高,因而其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足。同时电力市场作为一个垄断性市场,它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府虽已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来保护可再生发电能源的市场营销,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不完善的竞争市场问题。例如,利用太阳能发电比利用煤发电的价格高很多,但是煤电的优惠政策却更多,其执行效果也就更好,这严重阻碍了太阳能发电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煤电等非再生能源发电矿物需征收相应的能源生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使用,但我国尚未建立该项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营销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只是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厂,其成本较高,技术及设备也都是进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费用,使得购网、上网及销售的用电价格较高,从而制约了电力营销市场的发展。

(三)政府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市场营销的支持力度不足

国外可再生电力能源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较好效果,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及国家倡导是分不开的,我国政府虽然也提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减少环境污染,但制定的优惠政策不足同时又缺乏可行性,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因此未能从本质上推动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其市场化营销。

三、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动力研究

(一)合理开发与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

我国政府尤其是相关电力部门要根据可再生电力能源在各省市的具体分布,结合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开发发展的工作思路,改进并规范市场营销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不断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使风能、太阳能及潮汐能等友好型二次能源得到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使其社会环境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

1、固价电价系统

固定电价系统应明确规定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电价格,是由政府根据相应的发电成本,而不考虑其他传统电力能源发电的价格而直接制定市场中各种发电能源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电网企业应该依据既定价格支付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必要的费用。

2、溢价电价系统

构建溢价电价系统一方面可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工程的基本电价,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解决电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采用溢价电价系统的优势是既能考虑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工程运转的实际成本,又与电力市场中的电力竞价过程相接轨,其运转的原则主要是以传统电力的销售价格为电力市场的参考系,从而制定相对科学合理的电价比例,通常会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价格会受传统电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种主要原则是依据不稳定且相互竞争的电价市场结合政府制定的固定电价奖励机制共同作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的参考系。通过对国外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市场营销模式及国家政策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固定电价及溢价体系的操作流程比较简单,并且效果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并结合我国具体能源分布及市场需求完善并实施这两套发电价格定制体系,以健全我国电力市场营销制度。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竞争体系

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电力市场竞争体系是电力市场营销及企业发展的优先成本战略的总核心,针对我国电力市场不完善的竞争机制,首先应制定标歧立异的发展战略,其次需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层集聚力量制定发展目标战略方案。其中在发展战略上标歧立异是指旨在将电力企业所提出的电力产品或电力相关服务做到标歧立异,这样有利于确保在一定的产业区域内企业能够提出独特的电力产品;目标集聚是主攻该企业中的某个产品的顾客群体。总之这两种方式有助于满足相应产品的对应顾客群体的具体需求或者达到降低成本的市场期待,最终有助于电力市场营销机制的建立健全。

(四)完善可再生能源营销的制度与法规

目前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丰富但开发现状并不理想,并且对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基于现状,我国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可持续电力企业大力支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运用多种手段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筹集资金,并引进技术人才,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市场营销的长效发展。在推动其市场营销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尽到其规划协调及后期监督服务等具体职能,制定开发能源及电力发展的战略规划,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为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调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提高其在电力市场的比重。

四、结束语

面对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状况及市场营销比例的现状,我国政府及新型电力企业积极制定市场营销机制,规划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电力营销市场的转型,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核心力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从我国现阶段的电力能源发展来看,溢价机制和固价系统由于易于操作且效果明显,对于政府和可再生电力能源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陶曾鲁,何芳.大型风电液力机械传动装置的理论分析[J].液压气动与密封,2011

[2]张晓宇.论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动力[J].电子测试,2015

第4篇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将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从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出发,相应地找出我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探寻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从而为相关的宏观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全球生态、经济、政治利益的整合,已上升到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同时,节能减排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开发要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区域发展要以环境的可容量为基础。因此,根据区域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区域行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显示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基于区域层面来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受我国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情况,改变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区域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仍不理想

区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消耗处于上升期,碳排放强度高。高能耗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其中,电力热力、金属、化工、采掘以及非金属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

从区域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重工业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该地区的煤炭、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也是其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中部地区工业化是为了适应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部地带的资源开发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集中在东中部两块地区,沿海地区在加强能源、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造船等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电子、家电、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和行业,在出口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二)能源利用效率低

当前,我国能源资源结构表现为“富煤、缺油、少气”,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难以改变。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经济发展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碳排放的差异较大。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强度,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能源强度的变化直接影响该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能源消费强度来看,我国不同省区能源强度差异较大。能源强度排在前三位的均处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和青海;能源强度低、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则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省均处于东部地区。

(三)技术创新步伐缓慢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东部地区基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资源较有优势,而其他三个地区与东部相比创新能力较弱。重点是能源开发利用,第二产业等领域技术更新缓慢,产能落后,使得整个产业体系薄弱,加上传统落后工艺在重点行业领域比重较高,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和先进技术的严重缺失,使得未来几十年内,基础建设以及工业生产将维持高排放的特点,这也加大了减排压力,增加了低碳模式的实现成本,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四)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同时现有的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加之由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执行效果不易控制,因而导致执行效果不佳。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一)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产业体系

第一,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发展方式,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设专业化、规模化、有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工业低碳化,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并拉长产业链,加快构造节能环保型产业体系。东部地区应侧重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电力、热力以及采掘、化工、金属冶炼、非金属制造等重工业行业要重点治理,限制高碳产业准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卓有成效地拉动国内多数欠发达地区实现城市经济跨越式发展。从不同侧面去分析,低碳经济既是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准。通过服务业的战略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也可以从一定层面缓解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前期工业增长与排放正相关的矛盾。

第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等。

(二)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

第一,源头控制。推进节能减排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要改善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源头上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

第二,过程控制。即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如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落后生产工具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达到高效能、低排放的目的。

第三,事后控制。捕获、封存和积极利用排放的碳元素,即开发以降低大气中碳含量为根本特征的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及利用技术,以及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同时,还要大量植树造林,增加碳汇。

(三)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引进;二是自主研发。技术研发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高效能源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都需要很长的研发周期。因此,技术转让是目前发展低碳产业更适宜的方式。目前,国际社会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而订立了国际技术协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实施技术管制和激励,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低碳技术研发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低碳技术落后的现状。

(四)制定完善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为保障低碳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以及技术创新上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限制高碳产业准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在能源效率上,要加强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要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总体规划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专项规划,完善“配额制”和“固定电价”等相关政策制度,以求改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状况,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供应。

在技术创新上,制定合理有效的技术引进政策,同时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金融制度上加大支持力度,如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等给予税收优惠支持,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有效手段加强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在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低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5篇

【关键词】海洋能;海洋能发电;可再生能源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el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cean Energy Generation Technology,and recommend the actuality of the Ocean Energy Generation Equipment.

Key word:Ocean Energy;Ocean Energy Generation Technology;reproducible Energy

1.引言

200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为143851TWh,其中81.2%来自化石燃料。随着矿物燃料的日趋枯竭,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将目标转向蕴藏丰富能源的海洋,不断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以期在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争夺战”中抢得先机。海洋能主要指波浪能、潮流能(海流能)、潮汐能、温差能和盐差能等可再生能源。海洋能总量是巨大的,据估计与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能源的50%相当,其中,全球海浪发电的理论储量为29500TWh/年左右,全球潮汐(含潮流)发电的理论储量为7800TWh/年左右,全球海洋热发电转换的理论储量为44000TWh/年左右,全球盐差能的理论储量估计为1650TWh/年左右。虽然海洋能源分布不均匀,但在每一个海岸,往往不止一种形式可以供应当地的电力需求。我国重视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将包括海洋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视为引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七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国先后设立了“908专项(我国近海海洋可再生能源调查与研究项目)”和“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等,支持海洋能的海岛独立发电系统与并网示范工程、关键技术产业化、新技术研究试验以及公共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等,并拟在海洋能资源丰富地区建设海洋能示范电站,开展万千瓦级潮汐电站建设工作。

2.国外海洋能发电技术现状

2.1 波浪能发电技术

现阶段,波浪能发电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物体在波浪作用下的升沉和摇摆运动将波浪能转换为机械能,或利用波浪的爬升将波浪能转换成水的势能。波浪能转换系统一般包括三级能量转换机构:一级能量转换机构将波浪能转换成某个载体的机械能;二级能量转换机构将一级能量转换所得到的能量转换成旋转机械的机械能;三级能量转换通过发电机将旋转机械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根据一级能源转换系统的原理,波能发电技术可分为振荡水柱技术、筏式技术、收缩波道技术、点吸收(振荡浮子)技术和鸭式技术等。振荡水柱技术是利用空气作为转换介质的,其优点是转动机构不与海水接触,防腐性能好,安全可靠,维护方便;其缺点是二级能量转换效率较低。目前,国外建成的振荡水柱发电装置有英国的LIMPET电站(500kW固定式)、葡萄牙的400kW固定式电站和澳大利亚的500kW漂浮式装置。应用筏式技术的发电装置主要由铰接的筏体和液压系统组成,其优点是设备抗浪性能较好,缺点是设备成本高。目前,国外建成的筏式发电装置有英国Cork大学和女王大学研究的McCabe波浪泵波力装置和苏格兰Ocean Power Delivery公司的Pelamis(海蛇)波能装置。

应用收缩波道技术的发电装置主要由收缩波道、高位水库、水轮机和发电机组成,其优点是一级转换没有活动部件,可靠性好,维护费用低,在大浪时系统出力稳定;不足之处是小浪下的系统转换效率低。目前,国外建成的收缩波道发电装置有挪威350kW的固定式收缩波道装置以及丹麦的WaveDragon。

应用点吸收技术的发电装置主要由相对运动的浮体、锚链、液压或发电装置组成,其主要特点是点吸收式发电装置的尺度与波浪尺度相比很小。目前建成的点吸收式发电装置有英国的AquaBuOY装置、阿基米德波浪摆、PowerBuoy以及波浪骑士装置。

应用鸭式发电技术的发电装置的横截面成鸭蛋形,发电效率很高,在短波时的一级转换效率接近于100%,但抗风浪能力有待提高。

2.2 潮流能(海流能)发电技术

潮汐是一种周期性海水自然涨落现象。在太阳和月球引力作用下,海水作周期性的运动,它包括海面周期性的垂直升降和海水周期性的水平流动。垂直升降部分为潮汐的位能,被称为潮差能;水平流动部分为潮汐的动能,被称为潮流能。潮流能的主要特点是:

①较强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

②功率密度大,能量稳定;

③潮流能的利用形式通常是开放式的,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一般说来,最大流速在2m/s以上的水道,其潮流能均有实际开发的价值。

新型潮流能发电装置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海洋能量捕获装置,无需巨额的前期投资;利用该装置发电时,由于叶轮转速慢,不产生大的噪声,不影响人们的视觉环境,各种海洋生物仍可以在叶轮附近流动,因此可保持良好的地域生态环境。潮流能发电装置根据其透平机械的轴线与水流方向的空间关系可分成水平轴式和垂直轴式2种结构。垂直轴式发电装置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国外主要的设备样机有加拿大Blue Energy公司的Davis四叶片垂直轴涡轮机、意大利Ponte di Archimede International SpA公司和Naples大学航空工程系合作研发的Kobold涡轮垂直轴水轮机(130kW)、美国GCK Technology公司的螺旋形叶片的垂直轴水轮机和日本Nihon大学的垂直轴式Darrieus型水轮机。水平轴式发电装置是近10多年才兴起的,与垂直轴式结构相比,水平轴式潮流能发电装置具有效率高、自启动性能好的特点。目前国外主要的设备样机有英国Marine Current Turbine公司的1.2MW双叶轮结构的“Seagen”样机、挪威Hammerfest Strom公司的300 kW并网型潮流能发电原型样机。

2.3 潮汐能发电技术

潮汐能发电与水力发电的原理、组成基本相同,也是利用水的能量使水轮发电机发电。潮汐能发电技术研究始于欧洲,早期的潮汐能电站有德国(1912年)的布苏姆潮汐电站和法国(1966年)的朗斯河口潮汐电站,其中朗斯电站的建成及其近40年的成功运行证实了潮汐电站技术的可行性,它使潮汐电站进入了实用阶段。目前,在英、加、俄、印、韩等13个国家运行、在建及拟建的潮汐电站达139座,进行规划设计的10余座潮汐电站均为100MW~1000MW级。据资料显示,韩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潮汐电站――Shihwa湖大型潮汐电站。

2.4 温差能发电技术

热带海洋表层与千米深处存在着基本恒定的20℃~25℃的温差,这就提供了一个量大且稳定的能源。海洋温差能是利用海洋表面的温海水(26℃~28℃)加热某工作介质并使之汽化,驱动汽轮机获取动力;同时,利用从海底提取的冷海水(4℃~6℃)将做功后的乏气冷凝,使之重新变为液体。按照工作介质及流程的不同可分为开式循环、闭式循环、混合式循环。开式循环的工作介质是表层温海水,其优点在于产生电力的同时可进行海水淡化,缺点是设备尺寸大,机械能损耗高,单位功率的材料占用大,施工困难。闭式循环的工作介质是氨等低沸点物质,其优点是设备尺寸小、机械耗能低、系统转换效率高,缺点是不能进行海水淡化。混合式循环同时包括开式循环和闭式循环,其特点是效率高、设备造价低,且可实现海水淡化。目前,温差能发电技术和装备尚处于示范试验阶段,国外主要有美国奎尔哈公司的开式循环OTEC温差能电站、印度海洋技术国家研究所的陆基温差能电站和日本佐贺大学的混合温差能电站。

3.国内海洋能发电技术现状

3.1 波浪能发电技术

我国波浪能发电技术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先后研建了100千瓦振荡水柱式和30千瓦摆式波浪能发电试验电站,利用波浪能发电原理研制的海上导航灯标已商业化并出口。目前,国内处于试验阶段的设备主要有: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开发的浮力摆波浪能发电系统、广州能源研究所开发的鸭式波浪能发电装置(10kW)和点吸收式波浪能发电装置(10kW)、华南理工大学开发的摆式振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系统和七一研究所开发的筏式波浪能发电系统。

3.2 潮流能(海流能)发电技术

“八五”和“九五”期间,我国研建了70千瓦和40千瓦的潮流实验电站。在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和海洋能专项资金支持下,我国启动了一项百千瓦级垂直轴潮流能示范试验电站、一项小型水平轴潮流能示范电站和多项潮流能示范工程建设。

目前,国内处于试验阶段的设备主要有:浙江大学的25kW水平轴潮流发电装置、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万向系列垂直轴潮流发电装置(70kW和40kW)和东北师范大学的5kW模块化潮流能发电装置。

3.3 潮汐能发电技术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km),海湾、河口多(近200个),可开发潮汐能年总发电量大(约60TW・h),装机总容量可达20GW。近五十年来,中国在有关潮汐电站的研究、开发方案及设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建成投运的潮汐电站数量很少,目前正常运行或具备恢复运行条件的电站有8座,总装机容量不及可开发总量的1%,开发潜力巨大。

3.4 温差能发电技术

2004~2005年,天津大学完成了对混合式海洋温差能利用系统的理论研究课题,并就小型化试验用200 W氨饱和蒸汽透平进行了研究开发。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下,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和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正开展15千瓦闭式温差能电站研建工作。

4.结束语

海洋温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其开发、利用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海洋能发电技术及其装备的研究,是一项可持续能源需求的高技术投资项目,关系国家能源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前景广阔,现实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游亚戈等.海洋能发电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0,34(14).

[2]夏登文.海洋能开发利用国际现状.国家海洋技术中心,2011.

[3]罗续页.我国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现状.国家海洋技术中心,2011.

[4]邓隐北等.海洋能的开发与利用[J].可再生能源,2014,3.

[5]刘伟民等.海洋温差能发电现状综述.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海洋能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185-P194).

第6篇

关键词:光伏并网;太阳能;MATLAB仿真

当前,世界能源结构中,人类主要是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利用,但其不可再生,将面临枯竭的危机。但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直接来源,人类为了将来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找一种清洁能源。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进而随之而来的能源短缺,环境破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新世纪,能源需求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对能源的争夺也愈加激烈。需要寻找一种替代能源来缓解目前的形势,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利用“节能减排”只能缓解能源短缺的局面,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的趋势,因此必须调整能源结构,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因此可再生能源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光伏发电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将寻找新能源的方向转向了丰富的太阳能,并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技术。

德国是大规模发展光伏事业最早的国家,其由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法》,很大力度的促进了光伏发电的市场,为本国光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制的政策保障。美国是继德国之后的发展光伏发电的国家,在1997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这一计划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大的推广,奥巴马政府对新能源开发政策给美国的光伏乃至全球的光伏发电市场注入了新的更大活力。日本也是太阳电池的生产大国,其在1997年提出了“7万光伏屋顶计划”,到2010年光伏电池的安装总量达7600MW。

最近几年,各国新的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更是掀起了一轮政策热潮,新的补贴法案促进可全球光伏市场的高速发展。正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强有力支持,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国的光伏并网技术从20世纪开始起步,到现在的稳步发展的阶段,国家也出台了《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规划》的政策,来激励和促进我国的光伏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国内对光伏逆变器的应用比欧洲国家晚很多,我国目前最好的光伏企业合肥阳光电源比德国的SMA要晚上市9年。我国是继德国、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光伏组件制造国。光伏发电未来的发展必定是建设大规模的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为我国光伏制定了确切的发展目标,即到“十二五”末期,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5GW。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前路依旧是漫长和艰辛。

二、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是相对独立式光伏发电系统而言的,两者的区别就是发电系统与电力系统连接与否。光伏发电并网系统与电力系统的电网相连接,成为电力系统的一部分,便可为电力系统提供有功功率和无功电能。光伏并网系统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光伏阵列、逆变器和电网。

光伏发电系统追求的是输出功率的最大,系统连接方式对输出功率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中,影响发电功率的两个重要的方面是光伏阵列的分布方式和逆变器的结构,其分布方式和结构不同发电功率也不一样。

三、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关键技术

(一)最大功率跟踪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阵列电池输出功率的利用率不仅与其内部结构有关,还受外界环境(如光照度、温度和负载等因素)的影响。在周围的外界不同的条件下,光伏阵列的输出功率可达到不同的且唯一的最大功率点(MPP),对于利用光来发电的系统说,应当使光伏电池工作在最优的状态,达到最大地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转化率,采用适当的控制使其运行在最大功率输出称为最大功率跟踪(MPPT)。经查阅资料,在许多文献上提出了多种控制算法,有恒定电压法、扰动观察法和增量电导法等。

(二)并网控制技术

光伏逆变器的控制器的控制策略是光伏系统并网控制的关键。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在诸如单级式、双级式以及单相、三相等多种拓扑结构中都不能缺少网侧的DC-AC变换,即并网逆变单元。并网逆变器实现直流到交流的能量变换,要控制并网电流相位和频率,甚至需根据指令进行电网的无功功率的调节。可见,网侧逆变器的有效控制是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参考文献:

[1]赵争鸣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赵玉文 《21世纪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战略思考》,合肥工业大学讲座.2002.

[3] ICF. Intonation.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 Guido Renewable Energy Efficiency OPP or unities for Lowland Tribal Governrnents. 2009.

[4]陈雷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实现》[学位论文],华北电力大学,2008.

[5]杜慧 《太阳能光伏发电控制系统的研究》[学位论文],华北电力大学,2008.

第7篇

关键词:新能源产业;人才瓶颈;校企合作;一体化教学改革;转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1)30-0019-02

新能源又被称为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能源形式,包括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推广的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能和核聚变能等。近年来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风力发电高速发展、氢能开发技术、光热能利用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河北省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利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河北省新能源产业现状

在新能源建设方面,太阳能和风能成为河北省新能源产业的两大支柱。目前,河北省在保定、邢台、廊坊等地建设了太阳能产业基地。以保定为例,保定以太阳能光电为核心,形成了光电、风电、新型储能、高效节能、输变电与电力自动化五大产业集群,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

在风能方面,河北省风力发电产业历经多年探索,自2007年开始步入发展新阶段。以张家口坝上地区获批国家首个百万千瓦风电示范基地为标志,众多装机超过10万千瓦的风电场项目纷纷开工建设,张家口、承德、黄骅等地风电开发呈现“雁阵齐飞”的发展势头。2010年底,张家口市张北县风电装机规模突破百万千瓦大关,并网发电近80万千瓦,成为河北省首个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到2011年4月,河北承德市风电累容量计装机已达到116.49万千瓦,成为全国风电装机最多的地区之一。

另外在锂电方面,河北邢台的神州巨电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方面的许多技术和生产能力一直领先行业发展,并成为制定国家锂电池产业七个方面行业标准中三个标准的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公交电动大巴、电动汽车、应急电源、储能电源等新的绿色动力能源,各种移动通讯基站和电网电站等节能环保的电源领域。

二、河北省新能源的人才瓶颈问题

虽然河北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推动新能源行业前进的人才供给却显得捉襟见肘。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的缺失,已严重阻碍了当前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在河北省,华北电力大学已经率先成立了可再生能源学院,2006年开始招收国内第一个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聘请了黄其励院士、徐建中院士等15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指导和直接参与学院的重大问题决策、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保定“中国电谷”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基地上建立了新能源“学生创新与实训基地”,选派学生进点锻炼,调动学生科学就业创业的积极性。在职业教育方面,2007年,保定市成立了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职业教育专业集团。这些都给新兴的能源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补给,不过由于这些学校的专业起步较晚,不仅是保定市,全国的其他大学也是如此的情况,导致了这类的人才数量不多,而且目前这部分的岗位市场需求较大,很多企业根本就招不来人才,有的企业甚至是对低碳行业的人才表现出求贤若渴。

我国高校在新能源专业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许多国家十分重视可再生能源人才培养、研究开发、产业体系建设,建立了专门的研发机构,支持开展可再生能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服务等工作。以美国为例,美国能源部掌管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实验室系统,共有28个下属实验室,在2010年的预算中有首付金额为1.15亿美元的能源部预算,能源部在这款项中拨出8000万美元,用作博士和博士后奖学金、新设立的能源研究研究生项目以及大学生研究项目;另外的3500万美元主要用于社区学院的种子技术培训项目、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培训。

与传统火力发电的集中模式所不同,新能源分布式的特点,表现出对人才多方位的、多层次的需求。以核电为例,人才的缺乏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还体现在相关的工程管理、金融、财务、商务谈判等方面。因此教育部门必须未雨绸缪,要将新能源人才培养纳入到国家的教育规划中,其中不仅包括本科、研究生教育,更要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调整也要同时考虑人才的多层次,既需要搞科研、开发的领军研究人才,又需要搞产业的技能人才。

三、河北省新能源产业人才培养建议

为了解决新能源产业人才瓶颈问题,新能源企业可以适当从国外引进响应行业的专家参与到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中。但是,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还需要河北省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等多方的共同合作。一方面,企业可以从高校引进人才,另一方面,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加快人才培养速度。

(一)企业人才培养方面

1.健全新能源产业人才培养制度。企业要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带头作用。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工作岗位上的“传、帮、带”提高中青年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和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聘请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家对员工进行培训,或鼓励员工参加进修、同行技术交流等活动提高人才的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2.完善新能源产业人才评价制度。要制定统一标准,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通过现场考核、工作业绩等各种方式对新能源产业人才在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问题和完成任务等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价,也可以通过书面考核,对人才在掌握相关知识方面进行考察。对于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可以突破学历等方面的限制,给予提升和奖励。

3.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对于新能源这个新能源产业来说,创新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因此要完善企业的激励制度,对于关键技术的高技能人才,要提高他们在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待遇,要制定完善与能力业绩挂钩的企业工资制度和岗位津贴制度。有了动力企业才能留住人才,并且促进人才自身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高校人才培养方面

1.深化校企合作。理论和实践脱节一直是目前高校存在的重要问题,虽然目前高校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校企合作,但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求。目前高校需要进一步创新合作模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多形式的合作。

校企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培养计划和学生实训方面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式和方向,保证为企业提供可用的人才。二是为了弥补目前很多高校教师源于高校,缺乏实践能力的问题,与企业共建学生实习基地,聘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师、技师担任指导教师。三是高校应参与企业研发项目,弥补目前企业人才不足,而高校人员资金缺乏和项目缺乏问题,不断提升合作层次,提高合作的实际效果。

2.利用高校资源培养转型人才。譬如传统的发电企业,已经拥有很多具备传统发电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从业人员,在企业进行新能源产业拓展时,可以结合高校对这些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实现人才的增值利用。

3.推进一体化教学改革。应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积极从企业引进人才。应支持骨干教师以脱产、半脱产的方式到企业参加生产实践,参与企业技术改革等活动。使教师有能力在教学中打破理论课与实践课地点分离的传统授课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新能源专业人才的培养应立足我国国情,紧密结合我国新能源发展规划,树立超前意识,制定好新能源专门人才培训规划,指导各类学校新兴学科的发展。开设新能源专业院校要制定科学的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校企合作等多种途径,努力培养适销对路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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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秀娟.我国新能源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3).

[3] 杨丽媪.新能源产业的瓶颈与出路[J].改革与开放,2007,(6).

[4] 穆献中,董銮琛.中国企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对策研究[C].第三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论文集,2008.

[5] 夏玉森.河北省发展新能源的思考[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6] 王伟东,艾建军.新能源产业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J].中国电力教育,2011,(12).

第8篇

生物质能不但会抢夺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更将会导致社会不健康发展;地热能的大规模开发将导致区域地面表层土壤环境遭到破坏,将引起再一次生态环境变化;而风能和太阳能对于地球来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健康能源,它们必将成为今后替代能源主流。

风力发电

目前,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成为风能设备最大的生产国。随着国内风电产业链日臻完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成本下降非常显著,竞争力也逐渐增强,但是在产业链最上游的新型材料及半导体器件(控制芯片、电力电子器件等)研究方面仍较落后,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中下游的风电整机制造、关键零部件配套(发电机、电控、传动系统等)以及并网技术领域。

沈阳工业大学在风电整机制造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是我国最早从事风力发电技术研究的少数高校之一,设置有风能技术研究所,师资力量完善,先后承担过多项大型横、纵向课题,成果显著。其设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5MW风电机组实现了产业化,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产学研结合能力很强。

华北电力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唯一的以电力为学科特色的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可再生能源学院”,下设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未来还将筹备生物质发电和太阳能利用专业。研究内容以大容量风力发电接入,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为主,主要研究包括:风电场建模与仿真、风能资源测量与评估、风力发电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风力发电机组只能控制与优化运行、低速风能利用策略与先进风力发电理论,充分发挥了其在电力系统方面的优势。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借助其在机械传动领域的优势,在风电机组齿轮箱设计、动态特性研究、工作模态测量及制造工艺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并且产学研结合。

汕头大学新能源研究所在大型风电机组空气动力学、结构强度及结构动力学研究方面颇有作为,自行开发了大型风力机优化设计系列软件。

浙江大学流体传动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风力发电系统中的液压技术有深入研究,包括风机制动系统、定桨距控制和变桨距控制等。

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风电机组叶片动力学分析、结构优化设计、刚柔耦合系统模型分析方面经验丰富。

东南大学在风力发电机研究、设计方面走在前列。近期又集合学校优势学科,建立了风力发电研究中心,致力于以风力发电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应用技术的基础研究。

电控方面,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科院电工所都有很强的实力。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原名电机工程系,历史悠悠,师资力量雄厚,在风电接入对电力系统影响、风电机组建模仿真、风电变流器设计及控制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早期隶属于铁道部,主要服务于我国轨道交通电传动装备产业,在大功率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研究实力在国内高校处于领先地位。新能源研究所成立后从事大功率风电机组(直驱或双馈)并网变流器、中大功率光伏发电逆变器、风电机组仿真及主控系统、微网技术研究,产学研结合能力很强。中科院电工所新能源发电技术研究组是国内最早研究风力发电、太阳光伏发电的单位之一,其大型并网风电机组控制及变流技术、变桨距控制技术以及风电场集中和远程监控技术等较成熟,还有一些特色研究工作包括:风/光互补、风/柴系统及其控制逆变技术、控制逆变技术等。

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具有系统简单以及维护方便等特点,应用面较广,现在全球装机总容量已经开始追赶传统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主要分为并网电源系统和离网电源系统,目前大规模使用的主要是并网系统,一般包括光伏电池组件、光伏逆变器、配电柜、监控系统等。其中光伏电池组件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光伏逆变器与风能变流器类似,可以将光伏电池组件产生的不稳定电能变成稳定的电能并入电网。

我国光伏业正处在爆发式增长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光伏电池厂商占全球总电池产量59%的份额。与风电产业链类似,除了最上游的化合物、硅片提纯、加工外,我国已形成了较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包括晶体硅、薄膜电池片及组件加工、光伏逆变器、系统集成、能源投资商等。

国内高校对于光伏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工程应用方面,合肥工业大学教育部光伏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专门从事光伏系统技术研究的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挂靠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主要从事光伏组件建模及仿真、光伏逆变器设计及控制、工程化应用等研究工作,产学研结合较好,承担多个大型光伏电站设计工作。

海外院校

由于新能源行业涉及领域多、范围广,以及我国新能源行业开始起步,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极为突出的问题,国家、社会、高校、企业都在积极努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学生的择校就业也因此变得十分灵活。同时,也因为刚刚起步,目前面临的多是工程应用技术类问题,因此我们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分布在中下游,从前面的介绍也可以看出,在新能源上游高端领域,由于技术壁垒很高,国内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但是可以选择留学欧美高校,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由有着“太阳能之父”之称的马丁·格林教授领导,专注光伏电池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起,30年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中心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撑起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半壁江山。如今,在屈指可数的几大领头光伏企业中——尚德、中电光伏、英利、赛维LDK都有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生的身影,其科研实力可见一斑。

在欧洲,各国都十分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生态村理念的首创国,丹麦是能源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早在2006年,我国就与丹麦签署了“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国内许多高校分别与丹麦高校开展联系。丹麦奥尔堡大学能源技术学院在风力发电、分布式发电、电力系统、电力电子及控制技术等领域有深入研究经验,并且与许多国家和组织开展合作,产学研实力很强。特别是在风力发电领域优势突出,核心研究领域包括:风力发电机组及风电场的控制与监测、仿真、设计、优化。

随着新能源技术发展以及各项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开发利用新能源的成本将明显下降,为人类清洁能源利用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历史性机遇,新能源终将成为今后世界上的主要能源之一。

Tips: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优势院校

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栋梁

该专业重点是研究与开发新一代高性能绿色能源材料、技术和器件(如通讯、汽车、医疗领域的动力电源),发展“新能源材料”(新型锂离子电池材料、新型燃料电池材料和新型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学术研究方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设置,主要依托化学化工学院,跨能源科学、材料科学、化学等多个学科,拟培养能掌握新能源材料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工程技术技能,掌握新能源材料组成、结构、性能的测试技术与分析方法,了解新能源材料科学的发展方向,具备开发新能源材料、研究新工艺、提高和改善材料性能的基本能力的新能源材料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化学能源、太阳能及储能材料等新能源材料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技术开发、工艺设计等方面工作,也可继续攻读新能源材料及相关学科高层次专业学位。

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五个技术领域之一,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是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以及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关键。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本科专业是适应我国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而设立的,是由材料、物理、化学、电子、机械等多学科交叉,以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及其器件设计、制备工程技术为培养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专业。

高校特色:

华东理工大学

以半导体材料技术、化学电源技术、太阳电池技术等为特色。未来就业集中在光伏太阳能、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以及半导体材料器件的设计、化学电池开发等。

东南大学

依托电子科学与技术大类专业背景,专业内容侧重光电子材料及其应用方面,主要针对太阳能材料制备、检测和应用,可以拓展到生物能等其他新能源。

四川大学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方向,在新型能源材料与技术、化合物半导体晶体材料与制备技术、介电功能材料与制备技术、固体波谱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就。光电信息功能晶体碘化汞和硒镓银的研制两项成果分别获得(1992年度和2000年度)国家发明二等奖和两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铁电薄膜研究获得一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获得两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薄膜太阳电池研究获得一项中国高校发明二等奖。每年发表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的为《SCI》、《EI》所收录的高水平论文40余篇次。

第9篇

关键词: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美国

中图分类号:TK8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减排意愿持续高涨,开发风电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各国将发展风电产业作为应对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低迷的有力举措。从2000年以来,全球风电保持了年均27.3%的高速增长,而美国和中国增速则达到了31.5%和62.6%,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各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政策激励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在风电产业的研究、示范、商业化推广等诸环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近年来中国风电产业问题集中性爆发而政策制定亟待推进的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规律,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美国风电产业与中国具有较大的类似性,这除了两国之国土面积、经济总量、能源消费等方面具有可比性外,还因两国风电产业发展过程和特征类似。因此,对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框架、演进历程、特征进行深入探究,无疑可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现阶段关于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美国风电产业的整体性介绍和阐述,此类成果散布于对美国能源战略、新能源产业政策或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成果中;二是关注特定政策对美国风电产业的影响,如Lu等人则对生产税收优惠(Production Tax Credit)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Menz比较了美国各州采用的五种不同风电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开展美国与其余国家风电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揭示其相似性和差别。Lewis等人和Saidur等人对美国和其余国家风电产业的政策支持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税收减免(Feed-In-Tariff,FIT),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和固定电价法律(Pricing law)等是其中比较有效的几种,曹碹玮等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和创新理论,对丹麦、德国和美国风电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已有成果缺乏从动态演化角度刻画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尚未系统总结政策演进的特征和规律。由此,本文围绕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这一主线,刻画和识别演进过程与特征,并探讨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风电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并藉此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缺和丰富产业政策分析的内涵。

2 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与政策框架

2.1发展现状

近年来,美国风电产业已呈现良性增长态势,目前已出具体系。2010年美国风电产业新增装机容量511.5万kw,累计容量达4018万kw,位居世界第二。从美国风电装机的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已有38个州进行了风电开发,其中14个州的风电装机规模超过100万kw(见图1)。当前,美国风力发电量达94.760twh,占电力总需求量的2.3%左右。在一些州,风电所占比重更高,如爱荷华和北达科他州,这一比重高达15.4%和12.0%。美国在加快陆上风电开发的同时,也在积极进军海上风电。在2011年3月,美国能源部和内政部共同了《国家海上风电战略:创建美国海上风电产业》,提出2020年海上风电容量将至1000万kw,到2030年达到5400万kw。目前,美国政府对风电发展前景极为乐观,根据美国能源部预测,2030年美国电力总需求的20%将由风电提供,这之中4%来自海上风电。

随着美国风电的快速开发,美国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风机制造业快速扩张。近年来风机价格的下降和风电场运营成本的降低,使得美国风力发电成本降低至5~6美分/kw,已经具备与天然气发电竞争的能力。目前,美国已有400多家企业进入风机制造业,从业人员达85000人。一批知名风机制造企业快速成长起来,满足了美国国内风机市场50%的需求量。其中,美国国内最大风机制造企业——通用公司(General Energy)占据了41.3%的市场份额。目前,通用公司已成为一流的全球风机制造商,其2010年新增装机容量达3,796Mw,位居世界第三。

2.2政策框架

已有研究表明,政策激励是美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政策既有为风电产业发展扫清政策和体制上障碍以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市场,如法律法规和约束性指标等强制型推动政策,也有侧重于支持风电产业化,调动各方投资和应用风电的引导型激励政策,如税收抵免、补贴、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包括一些辅配套政策,支持风电产业研发、开展风能资源评估等。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见图2)。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各种法案的形式来颁布和实施,表1中详细列出了风电产业相关的各种方案的颁布时间和主要内容。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联邦层面的法案之外,各州还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其政策内容和支持力度有所差别。目前,各州在使用风电政策激励工具时,通常会选择可再生能源配额(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强制型绿色电力购买(Mandatory Green Power Option,MGPO)、公共效益资金(Public Benefit Funds,PBF)等并将之有效组织实施。

3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历程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风电的国家,但美国风电产业的真正起步却是在石油危机之后,相应地政策演进历程回顾亦从此开始。

3.1萌芽示范期的政策(1973~1986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石油消费大国开始重视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节能力度。美国风电产业也自此开始起步,进入萌芽示范期。这一时期政策目标侧重于促进风电技术研发和推广风电利用上。

(2)主要政策手段

在促进风电技术研发上,根据1975年颁布的《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和能源部(DOE)作为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开发计划的重要实施机构,资助了大型风机研制。在1974~1981期间,NASA和DOE曾委托美国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设计了13个实验性的大型水平轴风电机组,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MOD-0、MOD-2、MOD-5B等。该计划的目的是研究风机技术,然后将其交给私营的企业,以期推动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在推广风电利用上,以1978年颁布的《公用事业管理政策法案》和《能源税法案》最为重要。《公用事业管理政策法案》要求公司必须以“可避免成本价格”收购独立发电系统发出的电力,进而为风力发电上网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此之前,美国电力公司并无责任收购其余电力系统生产的电力。显然,该法案解决了风电比火电成本高以及风电并网的问题,大大激励了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同年颁布的《能源税法案》提出了投资税收政策,规定凡购买风力发电机超过1万美元的居民,可通过免税方法在7年中退还机组售价的40%,同时还规定各电力公司以优惠价格收购风力发电机,即风力发电投资总额的15%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同时对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美国风电产业开始起步,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发展最为迅速。20世纪80年代初,该州风能计划开始实施。通过采用小型、可批量生产和易于安装的风机,使风电投资成本大幅下降,风电经济性逐步显现出来,使得风能计划大获成功。1986年加利福尼亚风电装机达到120万kw,占当时全球的90%。遗憾的是,随着联邦政府对风电投资税收优惠(ITC)政策和州政府政策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到期,使得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在1985年之后突然停顿了下来。

上述政策在推动美国风电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譬如,美国风电技术研发资助政策甚微。由于这一时期美国风机设计过于追求大容量大规模,且依赖航空设计的工程规范,而忽视了标准化生产和降低风机成本,使得美国风机质量参差不齐,常受公众和国会质疑。再加上80年代开始世界石油价格下跌,里根政府削减了可再生能源研究经费,到了80年代中期,在美国曾作为一种大型电力资源寄予关注的风电业,除加州少许风电场外几乎消失殆尽。美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只针对风电开发商,而与风电场运行无关,故此政策激励下,风电场的产出效率很低,且设备可靠性也有限。1986年,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进而驱使投资者开始关注风机的可靠性和效率。

3.2缓慢发展期的政策(1986~1998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在风电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美国风电产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全球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以及美国电力公司非集约化经营改革政策的推行,更是阻碍了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尽管产业发展缓慢,但风电产业政策仍有不少创新。这些政策的成效虽无法在当时迅速显现,但却为1998年后产业腾飞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如何降低风电成本,提高风电竞争力,并积极推动电力公司吸纳风电是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2)主要政策手段

与降低风电成本相关的政策来源于1990年颁布的《太阳能、风能、废弃物和地热发电生产激励法案》和1992年的《能源政策法案》。1990年法案撤销了1978年《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案》中对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规模限制。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提出了生产税收减免政策。这一政策对美国风电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政策规定,政府在风电机组投入生产的最初10年内提供1.5美分/kwh的税收优惠,即从风电场投产之日起的10年内,风力发电电量每度电可以享受从当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交1.5美分的方式对风力发电进行补贴。

在提升风电竞争力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了解决风能开发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并为电力部门评估风力资源,1994年美国成立了国家风能协调委员会。同时期,美国能源部还建立了一个风能技术中心,该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风力发电试验样机和风力研究装置,通过各种实验和测试,可帮助设计人员设计出更有效更可靠同时也更经济的风电机组。同时,美国能源部为了加速风能产业的发展,提升风电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制定了风电机组发展计划,内容包括小型风电机组计划、风电机组加工计划、近期风电机组计划、新一代风电机组开发计划等。

在积极推进电力公司吸纳风电方面,风电产业政策主要着眼于开放电力的输送和消费环节。在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中,要求各电力公司在1996年需向所有发电系统开放电力输送,即吸纳各种来源的发电量,进而解决了风电上网难的问题。电力消费市场的开放则首先从各州开始。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和罗德岛州通过法律允许零散用户选择其电力来源,即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使用各种来源的电力,如天然气发电、风电、煤电等。这一政策有效发挥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风电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促使电力公司开发和接纳风电,进而为风电产业增加了新的驱动力,部分弥补了风电与传统电力相比的成本劣势。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尽管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缓慢,但却依然有重要意义。一是形成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有效激励政策——风电生产税收减免政策,尽管此政策在这一时期影响较小,但对1999年之后的美国风电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每当该政策快到期时,风电产业趋于低迷,而重新延期后,风电产业又重新抬头。二是显著提升了美国风电产业的质量。较之丹麦、德国,美国风电产业尽管在80年代曾获得爆发性增长,但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无论是风能资源评估、风机设计、风电机组制造,美国都明显落后于欧洲风电强国。在这一低迷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夯实了“内功”,形成了一批风机制造企业,为下一阶段风电产业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3.3快速增长期的政策(1999~2008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以1999年德克萨斯州成功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Renewable Portfolio Stan dards,RPS)为标志,美国风电产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29.3%的增长率,而新增装机增长率则达33.17%(见图3)。创新风电激励手段和提出前瞻性风电发展目标是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

(2)主要政策手段

这一时期美国借鉴和创新了多种风电激励手段,如可再生能源配额RPS、强制型绿色电力购买(Manda tory

Green Power

Op——tion,MGPO)、公共效益资金(Public

Benefit Funds,PBF),其中以RPS成效最大。由于生产税收减免政策在1999年到期,美国一些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的州,如德克萨斯(Texas)开始借鉴欧洲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列入电力重组方案,并立法实施。这一政策在州议会通过后,由公用事业委员会监管,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T)执行绿色政府交易和跟踪。可再生能源配额由参加电力竞争的45个电力零售商按期售电量比例承安配额义务。对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高于市场价格部分,一部分由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18美元/mwh的生产税抵扣,另一部分则强制电力零售商购买绿色证书解决。除了RP8外,在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中,提出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该法案首次引入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机制,为公共领域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募集资金,并通过引入贷款担保机制,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美国政府还设立了风电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目标。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中,提出在2007~2009期间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不得低于3%,2010~2012期间则不得低于5%,2013之后则不得低于7.5%。在2007年布什政府签署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中,则预计到2030年风电在美国电力装机中所占比例可提高到20%。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有效的政策激励和目标指引下,美国风电产业快速增长。从2005开始,美国风电装机重新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美国核心风电激励政策——生产税收减免政策波动频繁。在1999~2005这六年期间,由于PTC政策在1999、2001、2003年到期后没有获得继续延长,致使后续的2000、2002、2004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大幅下降。而在之后分别获得延长后,风电装机进一步快速上升。

3.4优化发展期的政策(2009至今)

(1)政策背景和目标

经过了1999~2008年的快速增长,美国风电产业已形成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推动了美国风电产业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减排压力不断增长,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意愿开始增强。欧洲在气候变化谈判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也让美国重新审视风电发展对于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意义。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冲击巨大,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已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由此,美国摆脱了传统将新能源产业作为单一替代能源的简单认识,而是试图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作为关键筹码以保持其唯一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应地,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力度更大也更为灵活,并将目标聚焦在创新激励手段、推动海上风电发展和增加就业上。

(2)主要政策手段

美国风电激励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延长生产税收减免和提出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在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将PTC政策顺延至2012年,同时还提出风电设施可利用投资税收减免以替代生产税收减免。在2009和2010年新建的风电场可从财政部获得相当于风电设备成本30%的基金支持。

此外,美国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海上风电发展,主要通过制定发展战略、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手段。在2011年3月,美国能源部和内政部共同了《国家海上风电战略:创建美国海上风电产业》,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关于海上风电的机构间合作规划。为支持上述战略工作规划,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内政部长萨拉查于近日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投入5050万美元资助海上风电项目和确定几个位于中大西洋的高优先级风能区域。

通过发展风电产业增加就业的政策安排,主要体现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和同年颁布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目前,美国为了增加本国就业,积极鼓励美国本国风机制造业的发展,而对国外风机进口则持抵制态度,甚至通过贸易组织进行投诉。2010年12月,因不满中方对风电设备商的补贴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称“USTR”)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争端解决程序。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多种利好政策推动下,尽管依然面对生产税收抵免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挑战,但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实现了优化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装机容量的增长,还包括风机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实现了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齐头并进的态势。再者,美国风电产业对增加就业的效应逐步呈现出来,目前,美国已有400多家企业进入风机制造业,从业人员达85000人。同时,美国风电产业开始从风机进口向出口转变,其在全球风电产业中的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4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

透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历程,可发现其呈现四大方面的特征。

4.1政策目标呈有序演替的态势

从上述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可以看出,随着风电产业的发展,其相应的政策目标呈现不断演替的态势(见表2)。

在产业萌芽示范期,相关政策侧重于资助风电技术研发,并积极推动风电入网,进而解决风电的市场问题。在缓慢发展期,政策目标是提升风电产业质量,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着力提高风电竞争力。在快速增长期,则将大力推动风电产业化为主要目标,出台了各种激励政策推进各州风电商业化开发。待风电产业进入优化发展期后,相关政策开始侧重于通过风电产业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开始发挥风电产业的溢出效应。

4.2政策工具多元且兼容性较高

伴随政策目标的变迁,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工具也趋于多元化。从经济激励手段来看,在萌芽示范期,主要采取投资税收优惠,而后则增加了生产税收优惠、加速折旧、债券和贷款担保等政策。在推进风电产业商业化进程中,各州采用了RPS、MGPO、PBF等多项政策工具。在推进政策工具多元化发展时,各工具之间的兼容性也得到了重视。例如,《2009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允许纳税人对新建装置可在可再生电力生产税抵免、投资税抵免以及联邦基金之间任选其一。多元且兼容性较高的政策工具组合拓宽了投资者的选择空间,进而对风电产业发展产生了有效激励。

4.3政策的连续性和波动性并存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在三十余年的演进历程中,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同时也常有波动。由于早期风电开发成本较高,而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故美国国内对风电开发的态度常出现摇摆,进而使相应政策波动频繁。譬如,在石油危机后,美国曾一度加大对风电开发的支持力度,使风电产业出现蓬勃发展。但随着美国不断强化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得以充分保障,再加之风力发电成本过高,风电产业几近停滞。美国生产税收优惠政策在过去二十年中曾多次到期而后又延长,使得风电产业波动显著。事实上,风电政策波动过于频繁是导致美国风电产业落后于丹麦、德国的关键原因。

4.4区域政策引领国家政策演进

由于美国各州具有较大的自治权,再加之各州能源结构和政治倾向不一,故各州对风电开发的积极性和政策支持力度差别甚大。美国联邦政府风电推动力度常落后于一些州政府,州政府通常是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先行先试者。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都是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先行者,在这些州风电取得成功示范后,才积极带动其余州乃至全国风电产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加州风能计划的成功实施、1999年德克萨斯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推动风电发展的有效执行,均引领着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走向。

5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演进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和和国外的,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尤以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能源和气候战略导向、风电产业发展阶段以及国外风电产业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些因素在风电产业发展各阶段以不同方式相互交织复合,左右着产业政策的演进。

5.1宏观经济形势

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常常会影响政府对风电产业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风电产业政策走向。在风电产业发展起初,当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和财政充裕时,通常会加大对风电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而当经济下跌时,则会削减对风电的财政支持,风电政策也趋于保守。然而,这种局面随着风电产业蓬勃发展而产生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效应而得以改变。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美国经济下滑,但依然出台了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目的就在于将风电产业作为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手段。

5.2能源与气候变化战略

自石油危机以来,美国能源与气候变化战略发生了多次调整,导致风电产业政策产生波动。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石油价格暴涨的剧痛后,美国除控制国内能源消费、加快建立石油战略储备,还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故促使风电产业自此起步。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石油价格的回跌,以及初期风电研发成效甚微,美国政府对风电支持力度大幅下降。在90年代,美国将大力开发利用天然气作为重要能源战略,且气候变化政策较为保守,故这一时期风电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小,产业发展速度也十分缓慢。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在面临巨大减排压力和经济疲软的双重压力之下,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故在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5.3风电产业阶段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除了受整体经济走势、能源气候战略等宏观因素影响外,还受风电产业发展阶段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政策目标呈有序推进,政策工具也会不断更新和组合。譬如,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目标倾向于加快技术研发和开辟风电市场。而在风电产业进入商业化发展之后,则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增加对扩散风电产业“溢出效应”的考量,即已超越了原有培育风电产业的政策目标,而希冀通过风电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并加大风机出口,以期刺激美国整体经济增长。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低碳经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哥本哈根会议已渐行渐远,但是它所倡导的低碳生活和绿色经济的理念却深入人心。各大企业、各大高校都纷纷把低碳这一宗旨应用到生产管理和教学实践中,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引进、培养低碳人才的重要性。

一、对低碳人才重要性的认识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各国的战略性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战略性措施,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和推动。拿可再生能源来说,以风电发展为例,目前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已成为世界第二,每年以百分之百的速度向前发展。相比而言,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就显的相对滞后。面对低碳经济及新能源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人才需求,各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有所反思,在认识到低碳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上,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必须具有前瞻性。

进入新世纪后,各个省份都已开始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江苏、广东等省份等尤为明显,因此不仅是针对高层人才、研究开发的领军人才、技术负责人还是针对产业层面的一线技术工人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发展所需的各个层面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高校率先觉察到了低碳人才培养的气息,开设了相关的院系和专业,比如华北电力大学通过对现有电气、动力、机械、自动化、水电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成立了全国首家可再生能源学院,在国家低碳人才培养方面承担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再生能源不但包括风能,也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水能等,院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要能够对低碳人才需求量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此外,低碳经济概念自身包括很多方面,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新能源、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的人才,教育体系内部各层次人才的培养也要均衡发展。

二、在低碳人才培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各高校学科配置对低碳人才培养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院系及学科设置由教育部统一管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专业一直未纳入到学科体系当中,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国内低碳经济及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较慢、规模较小,对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对有限。教育部于2010年3月9日的“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申报和审批工作的通知”表示,为了加大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与鼓励有关高校从本科教育入手,积极申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相关的新专业。这表明,碳技术将成为下一个科技的制高点,低碳科技人才也将是下一个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的重点,谁培养更多优秀实用的低碳人才,谁就掌握了新科技的话语权和定位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为此,有必要从现在起就要有意识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所有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推动我国高等院校进一步放开手脚培养低碳行业的人才有着重要作用。另外,要将新能源人才培养纳入到国家的教育规划中,不仅包括本科、研究生教育,更要包括职业技术教育。教育要紧跟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站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下思考。

二是随着产业的深入发展,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凸现,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不上低碳产业的发展步伐。尽管我们的产业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前不久,在四川内举行了两场与低碳产业有关的论坛,两场论坛除了研讨低碳产业如何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外,一个重要的呼声是,加强低碳人才培养,推进产业发展渗透。由用工市场反馈的信息显示,去年底以来低碳经济,与低碳相关的行业如太阳能光伏电站、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家等企业,招工数量大量增加,但实际供应量却很少。其中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是四川为数不多的专门开设有低碳专业课程的高校,2008年被乐山市授予“乐山硅材料产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每年毕业100余名学生,早早就被企业抢购一空,学校打算在师资、教学仪器和实习实训设备上加大投入,扩大该专业的在校生规模。

三是国家、企业、学校在低碳的“产学研”合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关于低碳的“产学研”合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成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低碳人才的开发与培养。“产学研”合作的摘要求,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从而促进学科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能够将科研成果迅速市场化从而带来效益,促进产业的发展。通过产学研合作,企业和院校的人才形成一种互通的良性合作,既能弥补企业人才不足,同时也能弥补院校教师技术方面的不足。

三、在低碳人才培养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大学与企业联合开展低碳学科教育是培养实用型低碳人才的一条重要出路。企业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员工能够适应低碳时代的需要。因为低碳人才的培养应该是面向市场的,要了解企业的需求,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关技能的教授,这其间企业的参与不可或缺。企业要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培训来进行企业自身员工的培养,也可以请高校代为培养,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目前,高校和企业都在重视研究开发,怎样让两者相互衔接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衔接、如何更好地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整合是一个长期处于研究和探索中的现实问题。我们要积极寻找大学与行业结合的更多动力因素,加强双方合作的需求强度与弹性,树立“战略联盟”意识,突破以往产学结合的固式,从战略层面出发,以协议的形式缔结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产学研联盟,取得高校、企业共赢的结果。

第二,在人才战略方面,高等院校及相关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技高一筹的跨国公司早已起步进行这样的尝试,跨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997年5月便成立了中德研究发展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巴斯夫与中国的高等院校及相关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合作,其发展基金迄今为止投资总额超过5000万人民币低碳经济,培养了大批具备低碳理念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在国内,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力诺能源光电子研究所”,共同研究太阳能中的高温利用技术,现在首批技术成果“钛金管”已经面世;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的太阳能采暖、制冷技术已经成熟,即将实行产业化推广;与山东建筑大学合作建立了太阳能检测实验室,并合作办学,培养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人才。

第三,随着低碳人才需求的日益旺盛,低碳人才的培训机构在市场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能源管理培训网便是其中的一家。随着低碳经济的兴盛,培训网的学员也在成倍地增加。实际上许多人才只要在理念与知识结构上稍加补充就能成为低碳人才,而这其间继续教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院校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仅局限于城市、资源、生态及相关专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理论性,其他专业很少或没有开设环境教育课程,各高校及培训机构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完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第四,教育在低碳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未雨绸缪。针对教育部提出的积极申报与国家低碳领域相关的学科专业,各高校应依据自身的基础条件,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充分整合资源,在发挥原有各专业的学科基础上而调整。现在国家提出来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是原有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相关低碳产业的培育,专业的设置要根据低碳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适应低碳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例如各高校可以结合实际开展“低碳校园科技创新教育”等活动,如学校水处理与循环系统改造,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学校照明系统改造等。通过专题讲座、论坛、参观、讨论等形式的教育,让师生了解当前严峻的生态形势与发展趋势,理解构建低碳校园的意义,建立低碳的生活理念。

第五,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要创造新的培养模式。首先在教学模式上,要培养学生开放式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常规能源的技术发展相对已发展的较为成熟,而节能减排技术、清洁技术等还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在该领域不断的探索,勇于创新,着力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当然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在职业技术教育上要加强学生与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走近企业,更多的接触实践,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走进企业中进行学习。营造创新能力培养的良好环境,在理论基础上,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术,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未来产业的发展。

第六,发展低碳经济是个全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需要加强低碳领域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特别要提高企业决策者的低碳意识和理念。另外要吸引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低碳研究队伍。抢占未来低碳产业的制高点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创新能力,即不断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科技含量和效率;二是鼓励新能源发展的系列配套措施,包括财力投入、CDM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等各个方面。

目前国内大学在低碳人才培养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北京大学今年新增能源与资源工程专业,强调能源-资源的一体化进行人才培养;继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低碳研究所后,北京交大首家“低碳研究与教育中心”于2010年4月成立,该中心旗下有低碳教育、低碳物流、新能源及可再生资源、节能环保等在研项目近30项,它将促进我国高校在低碳技术及经济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开发有关低碳的课本教材、培养新低碳科技人才。

低碳人才培养的意义在于当这些具有良好环境意识和知识的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并成为未来的领导者时,他们对环境的关心、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追求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邵丽蓉.低碳人才需求渐热[N].人才市场报. 2010-5-22

[2]吴建新.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 2009,(11)

[3]石定寰.培养低碳人才助力绿色经济[J].中国电力教育,2010, (6)

[4]郑艳.低碳人才何处觅[N].国际商报.2010-7-13

第11篇

一、日本经济转型的背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日本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再经过吸收和改良,节约了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时间,利用后发优势很快发展成为经济科技强国。但进入21世纪后,“模仿”空间几乎饱和,“重技术,轻科学”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战后日本逐渐实施的“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战略已经无法给日本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甚至无法使日本摆脱长期的低迷。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增长认为旨在通过增加积累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是无效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开始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足以见得“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进行独创性研究与开发,从“模仿”走向“创新”,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摆脱其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1995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2002年将“知识产权立国”确定为国家战略,向“创新型经济”转型。

二、内生增长理论及国家竞争优势

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增长的关键因素更集中于创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1990)将创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公式化,并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由社会中的总人力资本、研发部门人力资本配置以及市场利率共同决定;阿吉翁和霍伊特(2004)认为经济产出取决于中间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先进程度的中间产品体现了质量的改进,并且劳动力会逐渐从制造部门转向研发部分。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认为一国的贸易优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创造和吸收,一国的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对于日本而言,突破内生增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因素首先在于克服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束缚,其次是知识的正外部性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在资源环境的硬性约束下,日本需要依靠“产官学”合作、科技基础提升、人才战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竞争优势来是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把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转化为竞争优势升级的动力。

三、构建创新型经济的政策措施

(一)能源战略:内外联合确保能源安全

2006年开始,能源已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能源政策,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并积极推进节能和新能源开发。

1、发展新能源,能源结构多样化

1997年《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鼓励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2004年《新能源产业化远景规划》目标在2030 年前把太阳能、风能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日本还推出绿色电能批发交易机制,2009年开始实行《太阳能发电剩余回购计划》。据IEA2000年的数据,日本能源采用量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石油供给比率计划从1990年的58.3%下降到2030年的37.2%;天然气的份额预计上升7.7个百分点;核能、潮汐、地热、新能源等也呈上升趋势。

2、确保传统能源安全

石油储备是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21世纪以来日本大幅增加国家石油储备,截止2007年底,日本石油储备量仅次于美国。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地域多元化,进口能源结构多样化进行风险分散。

3、提高能效,构建节能低碳模式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逐渐转向知识密集产业,预计2020年服务业比重达到61.3%;其次,提高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再次,通过税收和补助金制度鼓励企业、家庭节能;最后,在法律层面对高耗能产品制定严格标准。从2000年到200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单位能源消耗来看,日本保持了较高水平,远超过美国等国家。在财政税收方面,日本对传统能源也进行了税率调整:

(二)“产官学”联合:促进研究成果向产业转化

在法律和政策钟茌方面,日本1998年通过了《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1999年制定了《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2000年制定了《强化产业技术力量法》;2001年提出3年内创立1000家大学风险企业;2003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使国立大学拥有更大自,知识产权归属得以明确,“产学"合作创新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激活了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互动的多重机制。政府还着力建设“产官学”中介机构,资金支持方面,政府也给予很大支持。

(三)知识产权立国:重视基础研究

1995年日本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1999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从1996年开始制定每五年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创建以发展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2002年将“知识产权立国”确定为国家战略并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并强调创新。

首先,研究开发投资上升,基础研究项目、重点领域预算显著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6)开始后,日本R&D投入后上升至3.40%,超过了英美等国。其次,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施,加强世界顶尖级国家基础技术研究。更加关注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在国际获得高度评价的基础研究论文比例,及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第三,注重科学研究人员培养及其可持续发展,给予年轻研究人员充分发展空间。 目前日本科研人员已经达相当规模,2006年每百万人口中有5568.35人从事R&D研究,比OECD成员国平均人数高出2126.5人,在OECD国家中仅次于芬兰、冰岛等国。第四,重视数理基础学科教育,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日本开始关注基础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教育重点转向数理基础学科。2006年文部科学省出台《研究生教育振兴施策要纲》,充分培养研究生知识技术创新能力。“21 世纪 COE工程”选择 50 所大学,113个尖端项目进行重点研究旨在培养世界最高水平的科研基地。最后,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2003年3月 ,日本国会批准了《知识产权基本法》,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从2003年起制定每年度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四、评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日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轨迹来看,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通过国家战略的设立确定一段时期内发展的主题和方向,每一个国家战略都基于当时日本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问题。第二,在法律层面给予有力的支持,从立法角度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依据。第三,政府在财政补贴、税收方面给予新能源开发、“产官学”联合以及基础研究等支持。第四,政府充分发挥了宣传作用,对民众进行了指导和教育。日本在转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日两国发展价值观均含有民本思想,也有着相近的发展路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学习和吸取。对中国实行创新型经济有以下启示:

首先,政府可以从政策与法律、技术、金融三方面进行间接支持和引导,将市场作用与政府职能区分,以制度上的引导替代行政措施,给予企业和研究部门自由的创新环境。

其次,中国应发展低碳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立并完善能源储备体系,保障国内能源安全。

第12篇

1.1节约资源能源节约能源已成为21世纪全球的主题。我国建筑的耗能已与工业耗能、交通耗能并列,成为我国三大“耗能大户”。据统计,我国400多亿m2的建筑中95%都属于高能耗建筑,单位建筑能耗是同纬度西欧和北美国家的2~3倍,而每年新增建筑也只有15%~20%执行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我国每建成1m2房屋,排放0.8tCO2,城市CO2排放总量中建筑占50%,如果所有建筑节能达到70%标准,可以减少20亿tCO2排放量。作为生态建筑,其在强化节能管理、节能技术充分应用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都比常规建筑有更严格的要求。生态建筑在目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居住建筑缺口量大的时期还无法成为一种普及的建设标准,因此建筑节能就需要从国家的层面制定相关的标准、政策和措施进行强制管理。生态建筑的节能技术主要体现在建筑的选址、建筑的围护结构、采光遮阳、通风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达到自然生态的冬暖夏凉的效果。1.2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生态建筑一直关注的主题就是如何更好地解决建筑领域中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如何使人类的建造活动更好地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起来,减少对区域环境的破坏,是生态建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方向。21世纪,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成为各行各业共同致力达到的目标,舒适、美观生态建筑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要“以人为本”,其首先须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次要以人的健康、舒适为主要前提。生态建筑通过合理使用各种生态技术手段提高了室外环境的和谐度、室内环境的舒适度,使室内的空气质量、温度、湿度及声舒适度均提高了一个水平。由于生态技术包含了生态学的理念,它便具备了无害性、高效性及舒适性等生态特性,因而也产生了非凡的技术美、功能美以及环境美等美学特征。

2我国生态建筑的发展

2.1传统民居中的生态因子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东西及南北地区气候差异很大,为了能更好的在当地的环境条件下生存下去,多年来各地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建造了形式结构多样的建筑。如北方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云贵川的吊脚楼和中原地区的天井民居等都是当地居民结合本地环境特点建造出来的特色原生态建筑,这些传统建筑均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因子。仅以窑洞为例,其生态因子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其选址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其次,施工非常方便,只需简单的工具由少量的人工即可开挖完成,经济成本低;再次,其建造选材非常环保,这种生土材料可以重复和循环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非常小;最后,窑洞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好节能性,在北方冬夏温差极大的情况下,具备冬暖夏凉的效果。2.2现代生态建筑的典型实践我国生态建筑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西安等城市广泛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虽然与国外生态建筑的发展仍然存在差距,但是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北潞春小区、上海生态建筑示范楼、广州汇景新城生态小区等。建成于1999年的北京北潞春小区因在能源节约、水处理及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环保设计使其在建成后连续几年获得了国家生态住宅金牌奖。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区的上海生态建筑示范楼是2003年上海市科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示范工程,项目实现了建筑理念创新、技术集成创新和研发模式创新,成为我国生态建筑技术产品后续研发实验平台和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广州汇景新城,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以整体生态理念创造宜人的人居环境,成为其重要的规划设计原则。正是这种生态设计理念,使小区自2000年建设以来获得了与生态相关的多个荣誉称号或奖项,其在小区规划设计、能源与环境、室内环境质量、小区水环境、材料与资源利用等方面均蕴藏和体现了生态建筑的因子。2.3相关规范与评估体系自生态建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生态建筑在世界各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评估评价体系或出台了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我国1994年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中专列一章对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改善人类住区环境、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建筑节能和提高住区能源利用效率等。2001年,作为我国生态建筑航标灯的《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并在3年里连续进行了三次完善、升级,分别从评估体系、评分标准和典型案列三个方面增强人们对生态建筑感性方面的认识,使生态住宅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认可。随后,又先后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列》、《“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等多部与生态建筑相关的条例。虽然这一系列议程和条例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我国生态建筑健康、规范的发展,但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生态建筑起步较早的国家相比较而言,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完善,有待加强可操作性。

3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生态建筑的概念认知不足虽然关于生态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和绿色建筑的论文众多,但目前仍存在大量对这些概念缺乏全面认识的现象,这也限制了生态建筑快速健康的发展。当然,生态建筑本身是一新生事物,对这一概念国内外学术界亦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表述,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尽量减少因建筑物的建造和日常运行而造成的对地球、对大自然的伤害。因此,生态建筑至少应涉及节地、节能、节约资源和原材料、减少废弃物、无毒、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等基本内容。当然要在一幢建筑物内完整、全面地达到上述目标是困难的,但至少应该向这些方面努力,这样才称得上生态建筑,否则只能成为一种赶时髦的招牌。冉茂宇在《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生态建筑的解释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指出生态建筑是根据当地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借鉴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手段,规划、设计、建造、使用和管理的建筑,它与周围环境成为有机的整体,能够实现自然、建筑、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符合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要求。3.2生态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生态建筑的理论研究工作,相关著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这些对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及推进我国生态建筑项目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国内的生态实践项目虽开展了有些年,却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或者依托一些重要事项进行建造,而且大多也仅作为示范项目,没有进行推广和普及,而在一些中等城市、小城市或者是农村除了一些传统民居外,很少看到现代生态建筑的影子。3.3生态建筑技术应用缺乏系统性采用高新技术建造的生态项目较多,生态建筑的实践也主要关注节能和技术集成方面,主要是一些新型材料和新技术的结合使用,缺乏与环境的统筹考虑,缺乏系统性的实践。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也以高技术和传统技术居多,缺乏适用技术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也是在实践过程中无法大面积开展生态建筑的原因之一。3.4生态建筑的制度和政策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规范生态建筑的专门的法律和规范,已有的相关规定虽然在生态建筑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因为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领域进行的,而且这些法律规定除少数是专门针对建筑业规定外,其他都是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里进行的单列规定,不方便建筑专业人员进行参考。

4制约因素分析

第1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温室气体;低碳农业;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6-0001-4

目前全球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人类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温室效应。农业生产在全球温室气体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既是碳汇也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一方面,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温室效应而引起的气候变化又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发展低碳农业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1 低碳经济与低碳农业

1.1 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这一名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以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核心,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促进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和谐,可持续发展。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呼吁全世界向低碳型经济模式转化。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和指导方向。2007年12月,“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

1.2 低碳农业

低碳农业是一种比广义的生态农业概念更广泛的概念,不仅要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且在农业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更注重整体农业能耗和排放的降低。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无论是节地、节水、节肥、节种,还是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只要是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属于低碳农业最有效、最现实的形式。

1.3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是在应对未来农业的巨大挑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其宗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高值化,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产业化规模、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效益。发展低碳农业不但可以增加碳汇:还可以节约能源,并推广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废弃物和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减少农民的经济投入,获取更大收益。低碳农业是资源节约型农业――尽可能节约各种资源消耗,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低碳农业是综合效益型农业――以最少的物质投入,获取全社会最大的产出收益;低碳农业是生态安全型农业――采取各种措施,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可能对社会带来的破坏降到最低。简而言之,发展低碳农业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迫切要求。

2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的途径

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和燃料价格的波动都将直接影响到粮食的生产状况和耕作的稳定性。在农业用地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全世界人为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的30%以上,相当于150亿吨CO2。发展低碳农业该采取哪些模式,下面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阐述低碳农业上的发展思路。

2.1 减量化原则――发展节约型农业

九节即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一减就是减少从事“一产”的农民。抓好“九节一减”,不但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而且可以在源头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而更为有效的是可以促进农民增收,治理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面源污染,达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目的;还可以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化解农业生产中所面对的风险,发展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2.2 再循环原则――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在新形式下,依靠水土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将接近或达到土地承载能力的临界状态,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寻求新的种植模式。微生物的利用被称为白色农业。它把传统农业的动植物资源利用拓展到微生物资源利用领域,创建以微生物产业为中心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目前农村微生物运用最广泛的是沼气,而且效果显著。沼气的残留物――沼液可以代替农药、沼渣可以代替化肥,是发展有机农产品的重要条件。将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进行循环、深度利用。充分利用太阳能和其他新兴能源代替传统化石燃料。

2.3 再利用原则――发展农产品的加工业

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创造更好的效益。将各种农产品加工后所生成的副产品和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进行系列开发和深度加工,有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甚至会超过主产品的效益。既做到了节约能源资源,又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有效的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2.4 可控性原则

可控性原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优化配置农村产业结构。其中有机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化学合成物质,绿色农产品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的化肥和农药,减少化学合成物的使用,施用有机肥。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如果可以全面覆盖的话,这一领域几乎能够达到碳中和状态。在生产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化固碳,还可以带来生物多样性进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2.5 生物质能源利用原则

重点示范推广生物质燃气中降低焦油污染技术、低温沼气发酵技术、生物质燃料高效利用技术以及沼渣、沼液资源化利用等技术,重点开展利用太阳能光热转换系统、生物质燃料加温等资源替代型技术(产品)试验示范,推广沼渣、沼液定量施肥技术,提高农村生物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开展生物质集中气化供气技术、户用炉具多元燃料、生物质成型燃料与能耗成本控制技术、生物质燃气标准化技术、生物质固体成型成套设备与配套炉具开发与应用等。

3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潜力分析

现代农业提供大量产品,同时也成为面污染源和排放源。高碳排放石油农业不可持续。京郊农业耗能高于全国,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为世界平均(109.8kg/hm2)5.5倍,意味着排放强度比全国成倍高出。尽管每公顷产值高出38%,但是农业能源效率仍低于全国平均。作为首都,必须做出低碳经济建设的榜样,向世界显示中国减排的决心和行动的落实。

表1 北京市农业每公顷能耗和产值与全国平均比较

地区 耕地

(万) 农机动力(kw) 农用电(kwh) 化肥

(kg) 猪牛羊肉(kg) 农业地区产值(元/公顷)

全国 12173.5 6.285 4525.5 419.6 433.5 23079.0

北京 23.22 12.95 17715.0 602.9 1486.5 31936.5

3.1 地理条件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地形多样,各种地貌类型较为齐全,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年平均气温10-12℃。雨热同期,无霜期较长,光照充足,有利于农业的综合发展。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62%,平原约占38%。耕地面积23.2万公顷,全市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00mm,由境内降水而形成的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23 亿m3。有效灌溉面积17.2万公顷,农业用水12亿m3。全市人口1695万多,其中农业人口约占1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市农业以都市农业为主,生产蔬菜、瓜果、花卉等。

3.2 水和生态资源

北京市拥有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两大淡水湖泊,是重要湿地,其巨大的生态功能对维护首都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北京市总面积16400km2,流经市域的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枸河。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626mm,年内多暴雨集中,汛期6-9月份降雨量占年降水量70-80%以上。北京因水而建都。北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主要靠降雨补给。北京水资源的特点:(1)北京属干旱少雨气候,水资源严重不足;(2)年际及季节变化大,年降水量1406-290mm之间,年内降水多集中在6-8月,形成地表径流,不易补充、涵养地下水;(3)北京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共有大小河流100余条,全长2700多千米。有大小湖泊、水库120余座。2008年节水19559t,节水措施245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将是北京市利用生态资源取得经济收益的重要途径。

3.3 林业自然资源

北京山地原始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因长期受人为影响原始植被类型已不多见,长期大量的人为活动使次生植被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得到国际公认。森林在发展低碳经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主要是要增强森林的碳汇功能,减少和控制森林成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北京市林地面积641368.3公顷,森里覆盖率36.5%,全市林木绿化率52.1%。良好的森林覆盖率为农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图1 森林面积结构

3.4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伴随着农业科技的大力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速度加快,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传统农业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农业产业化等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农业成为目前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建成了多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拥有多个使用沼气作为能源的示范乡镇,多数村庄广泛应用沼气作为生产生活的主要能源,为发展低碳农业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5 秸秆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可用于生物质能源开发,每2t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1t标准煤,而且其平均含硫量只有3.8‰,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1%。在生物质的再生利用过程中,排放的CO2与生物质再生时吸收的CO2达到碳平衡,具有CO2零排放的作用,市场前景非常广阔。除秸秆用作燃料、秸秆还田,秸秆饲用之外,秸秆还用来碳化、秸秆发电等。秸秆发电是秸秆优化利用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等的出台,秸秆发电备受关注,目前秸秆发电呈快速增长趋势。

3.6 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北京市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研究,初步建立了农业环境监(检)测体系,使农业生态环境大大改善;退耕还林,实施坡改梯工程,水土流失情况明显缓解,截止2008年,全市近40万公顷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水土流失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

3.7 农业节能减排新技术广泛应用与农业生产

由于近年来对循环农业的广泛关注,农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已经广泛存在于全市广阔农村的生产生活中。农业部举办了“节能减排农村行”,该活动在北京顺利进行,该项目的成功开展为应对世界能源短缺,节约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农村环境,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节发展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免耕技术的推广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使产量得以提高,增加农民收入,保护了土壤和水资源。此外,育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绿肥饲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一系列节能减排技术的实施,使温室气体的排放得到一定的减弱,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4 推进北京市低碳农业发展的建议

4.1 大力宣传,编制全市整体规划

低碳农业是一个新兴的农业种植模式和技术体系,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需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农业思想。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并定期举办培训、讲座等形式,转变公众和社会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低碳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编制农业总体规划,减少社会生产和生活活中的碳生产率。要做到以下几点:将低碳农业的经营模式纳入北京市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将低碳农业的研发技术纳入北京市的年度科技攻关计划;制定农村新能源发展利用纲要,使农业生产的碳排放量由高向低转变;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农业的发展目标、重点和相关措施等,并研究低碳农业的统计方法和考核指标;在北京近郊、远郊平原和山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分别建立若干低碳都市型农业示范区。

4.2 发挥碳汇潜力,加强碳汇研究

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和森林覆盖面积的扩大,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中是积极有效的减排方式。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可以使大气中吸收固定0.6-7.1亿吨碳。提高北京市森林覆盖率,确保全市森林覆盖率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都能有所提高,增强北京市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的碳汇功能,发挥森林的减排潜力。同时,加强农业方面的碳汇研究,系统收集整理有关畜禽牲畜数量、稻田耕作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秸秆利用率、耕地面积变化情况等相关资料和数据,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4.3 推广低碳农业技术,建立农业示范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力推广应用垄作免耕技术、沼气工程、绿肥饲用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业机械节能减排技术等各种节能减排技术,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与乡村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符合的低碳农业经营模式,建立低碳农业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农户,充分发挥的传、帮、带作用,为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提供样板和相关技术支持体系。

4.4 改善农业的能源利用结构,整合能源服务体系

目前对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的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所暗含的潜力重视不足,进展缓慢。主要表现在:种植业能源浪费问题突出,养殖业污染需要治理的空间范围广,农村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的治理刚刚起步。因此,必须积极转变思维,构建合理的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大力开发农村生物质能源,发展新思维。充分利用农村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在广大农村能源利用中的比例。北京市建设中的秸秆综合利用、沼气等发展已具一定规模。突破沼气越冬保温与储气难关,加强大型沼气站管理,实现大部人畜粪便和秸秆沼气转化利用。

4.5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配置资源

依照相关统计数据,全市农村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35%,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利用效率(很多达到50%以上)。由于多数农户盲目追求高产出,偏施、过量施用化肥现象普遍发生,导致化肥利用逐年下降。化肥是高耗能产品,每生产1t氮肥平均要消耗1.4t煤炭。如果能把化肥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少了1/4的化肥使用量。因此,要发展低碳型农业技术,就必须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广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合理使用农药,推广低容量喷雾技术,建立病虫害防治专业组织,运用多种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提倡和鼓励使用缓释化肥,改进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和减少氧化亚氮的排放。

4.6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加强国际交流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我国将能够提供给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的一半项目,这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积极开展CDM项目研究,扩大开发运用CDM项目的内容和范围,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与转让,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资金和技术。要积极参与国际上低碳能源技术的交流,通过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机制,学习先进的低碳技术,使我国农业领域的低碳技术和相关设备、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7 制定和实施农业减排增汇的生态补偿政策

发展低碳农业,提高农业的节能水平,必须依托相关的政策保障措施。很多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详尽的法律法规,如德国就有对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进行补贴的政策。目前低碳农业的发展急需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与奖励办法,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等。改善农业的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农业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鼓励发展循环农业和生物质经济等。依托北京市科技资源,提升观光农业品位,发展创意农业,提高农产品安全、营养和加工水平,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值排放强度。

5 结语

伴随着我国农业向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建立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不仅能推动农业向生态环保、高效多元化发展,而且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与此同时,还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升级,不断满足我国对农产品的总量需求和质量需求,全面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营养化、功能化,以及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良性循环 。这种全新的农业模式促进了“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的绿色农业经济。我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如果建立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之上,将是农业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必将引领全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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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循环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Z090605006009018)。

第14篇

Abstract: Hydropower development must been done immediately and energetically from the needs of our count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needs of energy consume structure, energy reserves, safety of energy suppl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result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very energy.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s also beneficial for ethnic culture protection from interaction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ethnic culture protection.

关键词: 水电开发;民族文化;经济;社会;能源安全

Key words: hydropower development;ethnic culture;economic;society;energy safety

中图分类号:F4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9-0020-04

1 我国进行水电开发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立即进行水能资源的开发,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也要求水电开发势在必行。

1.1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电开发 能源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动力,是人民现代化生活的重要基础。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是当今能源安全体系的“四大支柱”。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石油消费占39%、煤炭消费占26%、天然气消费占23%、电力消费占12%(其中核能消费占7%、可再生能源消费占5%)。2002年统计的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消费占66.1%、石油消费占23.4%、电力消费占7.8%、天然气消费占2.7%[1],从我国与世界的消费数据对比分析看出: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的能源消费结构差异较大。我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征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人均消费水平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水能是一种清洁、价廉、可再生的能源,从我国现实和国情分析,加快以水电为代表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程,调整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将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现实需求和解决未来能源战略问题的途径。我国能源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体现如下[1]:

1)石油资源短缺,安全供给难保障。我国的石油资源和供给严重不足,而消费量在不断上升,导致进口逐年增加,已成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而国际石油丰富地区局势不稳,又受到一些国家的不正常干预,使得我国的石油安全供给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2)天然气资源不丰富,不能满足未来需求。我国的天然气资源不丰富,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未来对天然气的需求,更不能以天然气作为能源支柱。

3)煤炭资源丰富,但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煤炭资源较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占有率还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把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和煤矿安全生产问题,而且,煤炭热效率低,不宜作为很多行业的动力。

4)各种电力的成本-效益对比分析。电力主要有火电、水电、核电和风电等,但从效益-成本分析看,水电在现实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优势是其他电力不可替代的,主要理由在于:①火电生产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破坏,煤炭开采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②风电的生产成本较高,发电规模较小,发电效率较低,电能储藏较难;③核电生产不安全,处理核燃料废弃物较困难及成本较高,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④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能等能源效率较低且成本较高。从成本和效益分析看,发展水电是较为经济、安全的。

5)发展水电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和国家平衡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我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能源需求量大,能源供给应该有一个渠道多、类型多、而且可靠稳定的保障,建立一个稳定、可靠、多元的国内外能源供给源和供应形式是十分必要的。现实可以作为主要供给的几种能源中,水电是最为经济、安全和清洁的能源,且可以持续利用。我国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相对较为落后,人民较为贫穷,少数民族种类多,民族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开发我国西部的水电资源,除可充分利用水电本身的成本低、清洁的优越性外,水电工程还可以作为防洪、抗旱、灌溉、供水、航运、旅游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可以为西部开发提供强劲的动力,并为该地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增加和完善基础设施,增加税收、帮助当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带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减少东部地区环境的污染;有利于调整东部地区的电力结构,有利于在全国更大范围内进行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东西部地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平衡东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减小地区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a、国家发展、西部开发需要水电开发。在发达国家,大部分技术经济可行的水能资源都已得到了开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水能的开发和工业化发展,减轻或消除了人民的贫困、实现了经济的增长。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信息化建设,对丰富蕴藏的水能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和为国家的建设提供动力保障。进行西部的水电资源开发可以带动该地区的建材、机械、交通、通信、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增加该地区的就业,并以发展水电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大中型水电站的建成往往会形成一个中小城市,这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快该地区的城市化建设。

b、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急切需要立即开发水电资源,其理由为:①我国的能源结构和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需要大力发展西部水电。我国常规商品能源资源占世界资源总量的10.7%,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4.02亿kW,居世界的第一位,而煤炭资源居第三位,石油资源居第十二位,天然气资源居第二十二位。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除水能资源人均接近世界水平外,煤炭资源人均约为世界水平的50%,石油资源人均不到世界水平的l0%,可开采量人均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属能源资源贫国。②水电是我国现有能源中唯一可以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煤炭和石油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的时间越早越好,开发的时段越长其开发总量越大,不开发或晚开发就等于浪费;而煤炭、石油资源不可再生且有限,不使用则能继续保存。其它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尚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可以作为今后的能源发展方向。③我国的现实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水电。现阶段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经济翻两番。按照国际经验,我国现阶段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会经历人均能源、资源消费量快速增长的过程。按照有关预测,到2020年我国一次性能源的需求量在25~33亿t标准煤之间,至少是2000年的两倍,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8.6~9.5亿kW。④区域经济互补需要发展水电。我国西部地区水电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需要销售水电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需要西部地区的水电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1.2 国家安全需要水电开发 我国的石油供给严重不足,需求量上升,导致进口量不断增加,而世界主要产油国家局势不稳定,如最近的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国内局势不稳、利比亚的政权变更,叙利亚的时局动荡;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里海、墨西哥湾等地区,其他地区较少。这些都给我国的石油安全供给带来隐患。其次,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由于石油地域分布严重不均,产、销地不一致,导致世界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非常激烈,而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海外石油收购进行限制,如我国的中海油、中石化在海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石油企业并购中都受到了阻滞。最后,石油运输线路不安全,我国石油进口绝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以及南海、台湾海峡等石油运输“瓶颈”。世界的天然气分布也不均衡,俄罗斯和中东最丰富,而我国的天然气资源较贫乏,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对天然气的需求,更不能依靠天然气作为能源支柱,我国进口天然气也将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使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还有煤炭开采的安全问题,煤炭热效率低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不宜作为动力。为此,水电开发是满足我国能源需求和保证安全供给的需要。

1.3 环境保护需要水电开发 水电为清洁、可再生及可持续使用能源。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暖、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蓝天、减少雾霾的目标,水电开发应被放在国家能源开发规划的重要战略位置。我国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15%的目标中,9%要靠水电开发。

党的十确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开发水电以减少大气污染物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据我国2002年313个城市的统计,有2/3的城市超过二级空气质量标准,最近北京及其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很多地区已不符合适宜居住的条件。2002年我国的SO2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为1926万t;CO2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造成的气象灾害损失达到了国家GDP的3%~6%。水电是清洁能源,如果按2020年装机9亿kW计算,若水电装机3亿kW,按利用小时4000h,火电耗煤按330g/kW·h计算,一年将减少煤炭消耗约4亿t,即可减少CO2排放8亿t,SO2排放960万t,CO排放8万t,并减少大量的悬浮颗粒物、固体废物和废水。不管是对世界的环保承诺还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进行大规模水能资源开发是势在必行的。

2 水电建设对民族社会文化带来的正面影响

2.1 水电开发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电力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和保障,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供给,为社会和工农业发展提供保障。自从电力开始应用到工业、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以来,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城市化建设,改进了工农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水电作为清洁、价廉、稳定的能源,已经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之一。水电站及其相应的水库除可以发电外,还有其他经济和社会效益:①水电站建成的水库水源可以作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②水库减缓水流流速和增加水深后可以作为航运通道,或增加已有的航运效益,如三峡工程;③增加国家和电站所在地区的经济收入,如增加地方税收和国家税收,增加工程所在地的就业人数;④作为农业灌溉水源,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⑤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提供的良好住房、基础设施,改善了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减少或消除了一些疾病;⑥增加旅游产业或促进已有旅游产业的发展,如新安江水库;⑦为城镇提供发展机遇,如宜昌市、三门峡市的建立等;⑧改善电站周边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促进当地服务业、商业的发展;⑨由于水库的形成,可以为天然鱼类的生长和人工水产养殖提供条件,增加水产养殖的经济收入;⑩增加地区和国际间合作,如云南省生产的水电不但可以向国内的华南、华中、华东供电,还可以向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供电,加强了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际间的联系,增加了互信友好。

2.2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促进所在地文化的交流、传播 如秦国及秦代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在促进秦国农业经济发展,造福当地人民的同时,还担当了文化媒介和载体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扩散及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融合[2]。三峡工程发电后,更加促进了三峡风景区的观光旅游,水利水电工程本身(如电站及其水利枢纽)增加了旅游参观的内容,仅坝区每天接待游客近万人[3]。湖北省宜昌市拥有世界最大的三峡水电站和葛洲坝、隔河岩、高坝洲等大中型水电站,同时又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水电工程的建设不仅使宜昌市更为出名,使巴楚文化更为人们所知。此外,为水电站建设和运行修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如公路、通信、旅馆等为文化旅游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2.3 水电建设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改造,推动新农村建设 水电建设虽然会破坏或影响一些传统文化设施和建(构)筑物,但在水电移民安置过程中,进行的库区新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可以起到如下作用:①新城镇建设可以摆脱旧文化习俗的不良影响,建设新的和谐城镇文化;②进行统一规划设计,改善原有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③依托新建库区,承传和复现传统文化,打造文化旅游景点;④推动已有旅游文化景点的建设和发展。

2.4 水电建设可以促进生计文化向多元化发展 电站建设期间和建成以后,一些当地居民可以到电站打工、经商,如开设旅馆、书店、花店,销售与工程相关的一些产品(如机械零件、蔬菜、水果等)、参与工程相关的工作(如修路、混凝土浇筑、机械修理等);而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建成,便宜与外界的联系,可以开展一些商品的生产和加工,如酿酒、外出打工、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等。这些都可以增加电站附近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传统生计文化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生计文化元素,从现代工程的施工、运行中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改变当地居民的观念,从从事农业生产到开展一些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建材业、服务业、等等。

2.5 可以留住年轻人,保住文化的传承载体 水电开发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避免到外面寻找工作,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没有工作和就业前景,年轻人就要外出就业,这也就无法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系统,同时也很难保持民族文化[4]。在外求学的大、中专学生只要当地能提供工作机会,他们就愿意回到家乡,都愿在原居住地生活,享受原居住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自然资源。水电工程创造的工作机会是留住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手段。文化的传承需要人,特别是年轻人,否则民族文化的传承就会存在断层,不可能顺利地传给下一代,文化没有传承就不可能有创新和发展,就会消亡。

2.6 水电工程可促进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水电开发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可以留住很多人才,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如增加电力、建材、建筑、服务、旅游等行业,提高当地社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水电站提供大量的低价电力可以推动当地加工业的发展,避免农业经济向山要粮,到处开荒、砍柴、开矿,环境得到改善,使社会、经济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电站所在地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可以使当地的民族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

2.7 电站大坝的建设对下游人民带来诸多益处和文化设施的保护 大坝建成后,水库可以调节水流,在下游干旱时水库可以为下游提供农业灌溉、生产和生活用水;在下游出现洪水时水库蓄水,减轻下游的洪水危害,保证下游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可以保护下游的文化、宗教设施和文物安全。

2.8 民族文化保护对水电站及其周边带来积极的影响 水电建设中民族文化的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可成为公众的旅游地,提高水电站及其周边地区的知名度,为电站做宣传;增加水电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内涵,增加旅游景点,增加旅游内容;为水电站及其周边地区提供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为电站的运行、管理和周边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3 水电开发也是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

我国水能资源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土地贫瘠、经济收入来源少、人民生活贫困,水能是这些地区的主要资源,进行水电开发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长期愿望。巨大的水电投资相当于巨大的经济发动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在水电工程建设中,少数民族可以通过获得承包合同和参与工程建设,获得工作机会;也可以为工程建设提供服务,增加经济收入;通过参与工程建设获得知识和技能,增加市场竞争能力。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使少数民族群众减少外出打工、经商等活动,留住了人就能保护好文化,特别是留住了民族青年,就是保住了民族文化的未来。

由于水电开发地区的都是偏远落后的地区,交通、通信不发达,与现在发达的社会相比,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都较为落后。水电工程建设的开展把民族群众和其他当地居民的社会带入现代社会,当地少数民族居民通过参与或水电工程建设,可以了解和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使其民族文化得到发展、扩充和拓展。

水能的开发将减慢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了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就是保护了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保护了民族文化。

水电开发得宜、取之有度可以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为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任何一种文化的保护,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人们的生存都成问题,从何来谈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而水电开发带动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对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4 结语

我国水能资源大多位于西部民族聚居区,水电开发在为国家安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也能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人类文明与大江大河流域密不可分,在对大江大河流域进行水电开发时,要注意对其相关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水电开发(特别是大江大河的水电开发),由于电站规模大,淹没和占用的土地及其资源多,会产生大量的移民,移民会改变他们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变会诱发民族文化的变迁。因此,在水电开发时还应注意民族文化的保护,做到水电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相协调,避免对民族文化造成损害,或应减少其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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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of proposals to foster the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econom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8, No.3, 1998: 183- 208.

[2]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3] Stern Nicolars ,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Sturluson J T,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M]. Project Description,August 13,2002.

[5]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137-151.

[6] 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OECD 2002.

[7] Smith K.P.,Swisher J., D.R Ahuja. Who pays(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how much)? Economic and North-South Politics in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Londo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3.

[8] Kuznets,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1) : 1 - 28.

[9] Panayotou, T. (1993)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EP2-22/WP 238

[10] Selden T M, Song 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162-168.

[11] Huang " GHG emission ,GDP growth and the Kyoto Protocol: are visi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nergy Policy,2008,36:239一247.

[12] Deacon, Robert T. and Catherine S. Norman, 2004,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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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勾红洋:《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4] http:///tzxwang@126/blog/static/37095994201022010225914

[15] 冯之浚等:《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

[16] 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PI4一20。

[17] 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管理》,2007年第9期,125-126。

[18] 宋德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3):85-91。

[19] 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100-101。

[20]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21] 潘家华、郑艳:《碳排放与发展权益》,《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22] 程恩富,王朝科:《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海派经济学》,2010卷第31辑。

[23]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 《绿叶》, 2009年第1期。

[24] 陈剑锋:《低碳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新变革》,《求是》,2010年,第2期,54-55。

[2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8(12):15-18.

[26] 潘家华,郑燕:《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27] 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能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8] 但智钢、段宁、于秀玲、尹洁、白艳英、宋丹娜 :《重点企业监控资料》, 《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评估报告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的报告,Pachauri R.K & Reisinger. 第11页。

[3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31] 于开祥、洪文达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3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10/1/2007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SET-Plan)",

Brussele,7/10/2009

[34] 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35] 何毅亭、陶良虎编:《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36] http//www: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Low Carbon World/data/country/United Kingdom/232

[37] 徐汉国、杨国安著:《绿色转身-中国低碳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6页。

[38] 邢继俊、黄栋、赵刚编:《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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