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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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葛兰西 实践哲学 政治哲学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10-08

谈到西方哲学家葛兰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到这一内容时，常常是从分析其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理论、领导权理论等入手的。在直观的意义上，这并无不妥，因为葛兰西论述过的这些理论问题，本就系于政治哲学的范式。但如果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作为其重磅理论组件的“实践哲学”。人们往往以为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葛兰西理论结构中是互为他者、彼此外在的，但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却也包藏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又因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关联而通向了后者的思想之躯体。如果忽视了这一信息，进而不能使葛兰西不同理论节点内在打通，无论对其政治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研究，都会是褊狭的、不完整的。基于此，本文拟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之政治意蕴作一考论，由此一方面凸显葛兰西实践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政治哲学的独特梳解路径，另一方面将问题连带地导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澄明其“被遮蔽”的实践思想。

一、从实践哲学到政治哲学：经由文化范式的内在过渡

在逻辑上，葛兰西是通过论述“哲学是什么”来论述“实践哲学是什么”的。在他看来，在哲学史上流布甚广的观念，总是将哲学研究指认为一项奇特而艰难的事业，哲学活动也就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域内、由特殊群体所专门从事的智识活动。其实，这是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一种片面、应当予以革除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或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从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仅仅研究各个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指导线索，至少应该把注意力引向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最狭隘的统治（或知识）集团的世界观，并最终引向这各种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和哲学家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②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7、198页。

第2篇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第3篇

哲学释义学所倡导的普遍性、历史性、主体性、语言性的本体论理解观，在不断加深我们对“理解”认识的同时，也拓宽了我们“看世界”的视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指向人们德性生成和完善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思想道德个体化和个体品德社会化的统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从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两极，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价值引导下积极进行自我建构，以促进德性的生成与发展。哲学释义学揭示了人与文本、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理解的机制，为我们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提供了新的视域。在此视域中，我们可以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如下新释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双方基于各自的“成见”走向“视界融合”的过程

基于哲学释义学对于“成见”的阐释，我们不难看出，“成见”是个体具有而个别化的现有经验，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基于各自的知识背景、生活阅历、思想观念等所形成的“成见”是不同的，而由此决定他们看问题时的视域范围也是不同的。同时，“成见”还意味着教育对象不是一块等待着教育者填入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白板”，他们也是思想的拥有者，具有潜在的主动性、能动性。因此，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视域差异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与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问题所在。事实上，在现代哲学释义学看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双方基于各自的“成见”走向“视界融合”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视界融合”，“既不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认同，也不是用自身的标准来使他人服从自己，而是自始至终包含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上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我们自身的特殊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特殊性”[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双方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所传递的教育信息而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促使双方逐渐改变各自原有的“成见”而达成“视界融合”并生成新的视界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教育双方朝向人类积累的有益经验和真理推进的过程，也是螺旋式上升、永无止境的过程。

鉴于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兼顾教育双方的生活世界，努力构建教育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人的生活、活动和实践经验可以加以描述、形诸笔墨，用语言符号形式将人的经验表达出来的潜在可能性，使理解的任务更加具体化。实际上，释义学的“视界融合”是在各自“成见”的基础上，借助于语言符号、通过对话来实现的。这就要求教育双方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着共同的理解，还必须以比较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构成教育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为基础。“交往行为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们本身作为阐释者凭借言语行为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的、社会的和主观的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 [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必须深深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符号传递的教育信息，才能为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的教育对象所理解和接受，才更利于引导教育对象自我理解与反思。此外，由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存在着知识和生活背景的现实差异，而双方只有在共有的知识和生活背景中，才能有效达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道德行为的共识。这也要求教育者主动构建与教育对象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并以此作为确定教育的起点和教育内容的依据，使得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解释，并通过对话促成“视界融合”，进而有效扩展教育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逐步实现教育目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双方借助于语言符号平等对话的“问答逻辑”过程

如前所述，“视界融合”是通过主体间性的语言对话来实现的。平等对话是主体间“视界融合”的基本途径，也是释义学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促使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由“主客模式”向“互主体模式”转变，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双方之间的本质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正如在理解活动中，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解读之间体现为一种“循环论证”的关系一样，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双方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关系，也不是“人―物”关系及“我―他”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与对话的社会性关系，即互构互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教育双方关系观念的超越。因此，一种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教育双方互为主体的双向讨论、交流和沟通，是二者之间“问答逻辑”的因果反馈活动。由于教育双方在思想境界、知识水平、人生经验等方面的不同，人们对同一问题会存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民主平等的对话，双方进行心灵的对接、思维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能够给教育对象以深刻的经验体会，激发出广阔的思维空间。实际上，这是对传统启发式教育思想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我们要大力提倡互为主体意识，积极营造平等对话的良好氛围。将“对话原则”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现由传统的主体与客体间的权威服从关系到新型的主体与主体的民主交往关系的转化，是一个教育观念的转化。但真正的对话教学中的对话，发生在对话双方的自由探究中，发生在对话双方精神上真正的相互回应与相互碰撞中，发生在双方认知视界的真正融合中。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话有效进行离不开良好的情境和氛围，而这一良好对话互动氛围营造的前提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必须树立互为主体的平等意识，因为“为了消解自我认识中的私人性和主观性，达到对世界的共同认识，也就是由‘私人世界’进展到‘共同世界’，不同认识主体之间要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设身处地，转换视角，承认他人的主体地位及主体性”[5]。可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只有消除身份、地位的藩篱，真正确立起平等的主体际关系，双方才能敞开心扉进行真诚交流。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透过语言符号系统传达的教育信息才能真正成为联结教育双方的桥梁，教育者才能从一个控制者、支配者转变为一个真诚的对话者，进而为教育对象提供可资信服的理由，促使教育对象反思自身与社会要求的不适应，且自我觉悟、积极地超越这种不适应，从而达成“协商的共识”。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双方通过自我反思、角色领会以达到相互理解并获得道德境界提升的过程

释义学主要揭示跨差异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何以可能，其根源在于方法论方面所强调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作为以自我过去的思想和活动为意识对象，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再思去获得新知、提高认识、纠正偏差，把握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一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自我确认、自我关照、自我扬弃、自我追求、自我调整、自我建构，最终实现完美自我之目的。“理解人生意味着人在进行自我理解，自我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进入到他人的经验和思想中去，这样理解通过自我体验也就成为个人了解他人的间接方式。”[6]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是教育双方经由自我反思、角色领会以达到双方情感共鸣、相互理解和认同一致，并在此基础之上使互动双方获得思想政治道德发展和境界提升的过程。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承担责任，即:教育者的建构性主导功能与教育对象的自觉自为、能动积极的自我教育有机结合，才能使整个教育过程富有成效。教育双方进行自我反思，对自身素质状况和道德修养给予科学定位，不仅是提高各自道德修养的前提，也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础。正如罗杰斯所说:“我终于感到惟一能对行为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的学习是自己发现并把它化为已有的知识。”[7]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思想的反思，重在引导人以自己作为对象进行思考。

所以，教育双方不仅要很好地自我反思，而且要不断地进行角色领会和换位思考。就教育者而言，一方面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剖析、自我评价，冷静、客观、深入地分析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明确自己应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深入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变化、新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新要求，正确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找准基点，科学定位。就受教育者而言，要认真地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与教育者的要求相对照，反思自己的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不断提升自己。同时，教育双方还要设身处地体验、感受对方，进行角色领会，否则，就谈不上双方的知识共享、情感共鸣、意义生成和精神觉解。尤其是教育者更应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自己摆在受教育者的位子上去体验、感受被教育者的所思、所感、所为，从而拉近与被教育者的感情，把话说到被教育者的心里去，增强教育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赵杰.解释学域的学生道德理解问题[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1―74.

[2]G.Gadamer.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Seabury Press，1975:262.

[3]裴立振.哲学解释学阐释视角下的师生关系[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3，（4）:6―7.

[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94.

[5]涂可国.社会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77.

[6]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24.

第4篇

学雷锋 争当红十字志愿者倡议书 一

广大市民朋友们：

值此春暖花开、万木吐绿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第68个世界红十字日。在此，市红十字会与市文明办联合向全市发出倡议，希望全市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都积极加入到跟着郭明义学雷锋，争当红十字志愿者行列中来，汇聚和谐友爱的暖流，让我们这座城市更加温暖。为此，我们倡议：

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让我们学习和弘扬雷锋、郭明义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在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倡导善行善义善举，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让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倡导者和践行者，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二是要立足本职岗位，争当建功立业的先行者。让我们学习和弘扬雷锋、郭明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富于进取、踏实工作、勇于创新，在本职岗位上乐于奉献、体现价值，共同唱响中国梦、劳动美的时代主旋律。

三是要热心红十字事业，争当社会温暖的传递者。让我们学习和弘扬雷锋、郭明义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积极参与扶贫帮困、卫生救护、捐献造血干细胞等红十字事业中，在温暖他人中收获人生的快乐，在奉献社会中提升人生的境界。

四是要坚守道德准则，争当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让我们学习和弘扬雷锋、郭明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道德品质，传承民族美德、遵守社会公德、增强职业道德、涵养个人品德，努力创造文明有礼、团结友爱、诚实守信、和谐融洽的良好社会风尚。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让我们与雷锋精神同行，跟着郭明义弘扬雷锋精神，做一名有爱心、有行动的红十字志愿者，用爱心传承文明，用行动奉献社会，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抚顺大地薪火相传，为建设幸福美丽抚顺贡献力量!

xx十字会

xx文明办

20xxx年5月8日

学雷锋 争当红十字志愿者倡议书 二

在35学雷锋日来临之际，晋城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领市职业一中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红十字志愿者三十余人到市白云社区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为老人送去了慰问品，并为老人做生活上的护理和心理安抚工作。

在慰问活动现场，红十字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去了器乐合奏、舞蹈、小品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还为老人做饭包饺子，与老人聊天谈心。活动中，志愿者和老人进行了互动游戏，表演了上党梆子等节目。在活动结束之际，志愿者还祝愿老人们能度过一个安详、快乐的晚年生活。

白云社区公寓负责人介绍说，白云社区老年公寓自创办以来已有十一年之久，现有老人近80名，年龄最大的90岁。红十字志愿者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老人能够感觉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让他们老有所乐。同时，也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老年人。

学雷锋 争当红十字志愿者倡议书 三

为进一步加强员工思想道德教育，促进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和企业文明程度，利达集团企业文化小组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文明创建我先行为主题的实践活动。特向广大员工发出如下倡议：

第5篇

关键词： 志愿者组织 非正式组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非正式组织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的提高，我国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大学生群体作为我国社会人口组织中的特殊群体，除了专业的文化技能外，其心理素质和思想政治受到格外重视。根据构成群体的原则和组成方式及管理组织的构成来分析，非正式组织是相对于正式组织这个概念提出来的。不同于正式组织群体的严格纪律性，非正式组织一般都是以部分学生个体的共同兴趣和感情共鸣为基础，不用经过相关领导的特批，自发形成的组织。非正式组织的纪律性不明显，形式比较自由，学生自主参与，主动性比较高，包括志愿者组织、老乡会及各种文体社团等，合法地存在于各个高校中。非正式组织在各大高校中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志愿者组织的特点

志愿者组织是目前我国高校中存在最普遍、发展最迅速、影响最积极的非正式组织，是由共同价值取向和甘于奉献精神的部分大学生群体组成的。志愿者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

2.1志愿服务领域广泛。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在展开志愿服务活动时，主要考虑大学生的学业安排和人身安全这两个因素，满足这两大因素的志愿服务活动一般都能允许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因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领域相对比较广泛。相对于其他志愿者组织而言，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因其成员有着专业的技能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在参与某些志愿服务活动时占有一定优势。

2.2组织结构相对比较完善。在大学生非正式组织中，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结构相对比较完善，其纪律性也比较高，规模比较成熟，运行制度比较合理，运作效率比较高，其招募成员机制和奖励机制基本完善。

2.3正确的志愿动机。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参与成员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美好的社会服务愿景，有共同的志愿服务意识，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正义感，在从事志愿服务的活动时，鲜有追求相应的物质和名誉奖励的现象。因此，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团队中的成员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思想政治观。

3.志愿者组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

3.1大学生志愿者组织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务必要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体会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而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既要保证学业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因此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始终，大学生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同时，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社会实践，使得这些理论知识更为直观化、形象化和具体化，并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激励，规范行为，提高素质，树立更为深远的志愿服务意识。

4.如何引导志愿者组织积极发展

1.建立健全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相对于其他非正式组织而言，志愿者组织的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已经足够完善，但是和正式组织相比较依然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各高校管理层人员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志愿者组织建立健全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一个完善而且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有助于志愿者组织的迅速、健康发展。首先，应科学地选拔人才，进行登记，并从中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深得民心、有较高人格魅力的人才作为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者，对成员参加的每一项志愿者活动都保留记录，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和名誉鼓励，充分调动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倡导积极健康的志愿者服务理念。非正式组织要建立共同的努力目标，培养健康的组织文化，树立健康的志愿者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培养志愿者组织成员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荣誉感，使得成员认同志愿者组织的文化，增强志愿者组织的凝聚力。

3.提高志愿者服务质量和水平。各高校志愿者组织在招纳志愿者进入组织前，要充分了解每一个志愿者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及成员的性格特点等，并根据他们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而有效的分类。在展开每一项志愿服务活动时，都要对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进行系统而专业的技能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充分提高志愿者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帮助他们增强成就感，使他们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达到更高的政治水平。

参考文献：

第6篇

[原 料]鳝丝75克、茭白100克、面条100克、鲜汤。

[操作方法]1．将面条先在开水中煮熟捞起放在盛有鲜汤的碗内。2．将洗净的鳝丝切成三指宽，茭白切成二寸长丝。将锅烧热后，放入少许油，投入鳝丝、葱末，颠翻几下，放入茭白丝略煸一下后，加入料酒、酱油、胡椒粉和清水，用火烧沸后浇在煮好的面条上即可。

[特 点]呈金黄色，味鲜、内嫩。

蒸牛肉饼

[原 料]去筋牛肉50克，淀粉5克。

[操作方法]将牛肉斩成末，放入少量蛋清、葱末、酒、盐、味精，放少量水和淀粉搅匀，然后作成圆形或菱形牛肉饼，放入蒸笼内蒸大约10分钟左右即可。

[特 点]呈本色，鲜、嫩、原味。

参考食谱之一

[适用对象]从事轻体力劳动、中等身高、体重正常的男性。

[每日营养素]蛋白质70―80克，脂肪50克，碳水化合物260―280克，总热量1800千卡左右。全日用烹调油2匙、盐5克。

早 餐

低脂奶一杯、茶叶蛋一只、蔬菜包子二只(面粉100克，麻油半匙，青菜、香菇、木耳等做陷心)、生番茄一只。

午 餐

茭白鳝丝面(面条100克，茭白100克，鳝丝75克)、茼蒿菜拌香干(茼蒿菜200克，香干30克)。

下午加餐

小苹果一只(连皮120克左右)。

晚 餐

米饭一小碗(米100克)、青椒鸡丁(青椒150克，鸡丁50克)、荠菜豆腐汤(荠菜50克，豆腐100克)。

参考食谱之二

[适用对象]活动较少、体重正常的男性或从事较轻劳动的女性。

[每日营养素]蛋白质60―70克，脂肪45―50克，碳水化合物200克，总热量1500～1600千卡。全日用烹调油2匙、盐5克。

早 餐

低脂奶一杯、全麦切片面包二片、煮鸡蛋一只、生黄瓜半条。

午 餐

米饭3／4碗、鲫鱼豆腐汤(鲫鱼毛重150克，豆腐200克)、塔菜炒香菇(塔菜200克，香菇2只)。

晚 餐

荞麦大米饭3／4小碗、蒸牛肉饼(牛肉50克，淀粉5克)、青椒茭白丝(青椒150克、茭白丝50克)、紫菜虾皮汤(紫菜2克，虾皮2克)。

第7篇

众所周知,血脂异常可分为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混合性高脂血症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血脂异常其病因和血脂升高的指标各不相同,因此,这四种类型的血脂异常患者调节饮食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下面就介绍一下不同类型的血脂异常患者如何调理饮食:

1.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高胆固醇血症是指患者体内的总胆固醇水平增高,而甘油三酯水平正常的一类血脂异常。此类患者调节饮食的重点是限制总胆固醇的摄入量,最好能将每天总胆固醇的摄入量控制在200毫克以下。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应少吃或不吃动物的脑子、脊髓、内脏及鸡蛋黄(每只鸡蛋的蛋黄含有250～300毫克的胆固醇)、蚌、螺蛳、鱿鱼、墨鱼、鱼子等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可适量地吃一些瘦猪肉、瘦牛肉、鸭肉、鸡肉、鱼肉和牛奶(每500毫升牛奶仅含胆固醇30毫克)等食物,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同时,此类患者在烹调食物时不可使用猪油、牛油等动物油,应使用豆油、玉米油、菜子油等植物油,每月的用油量应控制在500～750毫升以内。另外,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应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也可多吃一些豆制品、洋葱、大蒜、金花菜、香菇、木耳等具有降低胆固醇、防止血栓形成作用的食物,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2.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指患者体内的甘油三酯水平增高,而总胆固醇水平正常的一类血脂异常。此类患者调节饮食的关键首先是要控制进食的总量(以便控制体重);其次是要限制糖的摄入量。临床研究发现,吃糖可使人体内的甘油三酯水平明显增高。因此,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应少吃或不吃白糖、红糖、水果糖、蜜糖以及所有含糖的食品和药品。另外,此类患者应绝对禁止饮酒,并应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

3.混合型高脂血症患者:混合型高脂血症是指患者体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都增高的一类血脂异常。此类患者调节饮食的重点是既要适当地限制胆固醇和动物脂肪的摄入量,又要控制总的进食量,同时要忌吃甜食,戒烟限酒,并要多吃豆制品、蔬菜、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和具有降脂作用的食物。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类型的血脂异常患者在通过饮食治疗无效后,都必须进行药物治疗。不过,即使在进行药物治疗期间,血脂异常患者也应注意调节饮食,以便增强药物的疗效。■

第8篇

报名时间：1月15日至2月3日

报名方式：考生只需在报名系统中输入邮箱、密码即可进行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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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网站是接受中药学职称报名的唯一官方网站，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未授权任何其他网站接受考生报名，请广大考生注意识别，谨防受骗。

2.报名时间为2016年1月15-2月3日，考生报名时应尽量避开报名高峰时段（1月15-17日、2月1-3日），以保证自己的报名工作可以顺利完成。

第9篇

高钾血症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临床表现主要有胸闷、憋气、肌无力、四肢酸麻、心律失常、反应淡漠等。2011年8月本科收治1例尿毒症并意识障碍的患者，救治处理及时，未造成不良后果，现将救治过程及观察和护理总结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者，女，40岁，家属代诉“发现肌酐高5年，意识不清2小时”为主诉于2012年8月收入院。缘于入院前5年发现血肌酐升高，未行诊治，后渐出现活动后气促，尿少，每日尿量不足500ml，就诊我院，检查后诊断“1. 尿毒症、肾性贫血、肾性高血压；2.高血压性心脏病，入院后予抗感染、护肾及行左桡动脉-头静脉吻合术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等，症状好转出院，规范行血液透析治疗至今。2小时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意识不清，烦躁不安，呼之不应，呕吐胃内容物1次，量少，无四肢抽搐，无二便失禁，拟：“尿毒症，意识障碍”收住我科。入院查体：T36.6℃ ，P66次/分， R24次/分， BP158/81mmHg，意识不清，呼之不应，烦躁不安，慢性病容，贫血外观，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mm，对光反应灵敏。左上肢可见一手术疤痕，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入院后予急查头颅CT，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床边心电图，头颅CT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床边心电图示：Ι房室传导阻滞，室内传导阻滞，部分T波高尖（呈高钾血症样改变）。即予心电监护，50%葡萄糖+胰岛素、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联合降钾，氧气吸入等处理。急查化验回报：钾8.7mmol/L ，即行急诊血透治疗。12小时后意识转清楚，复查血生化、床边心电图，示：钾5.4 mmol/L，心电图恢复正常。6天后好转出院。

2 急救与护理

2.1 病情观察 进行心电监护，认真观察心电监护上的参数，患者治疗前后及治疗过程中血压、心率、节律、意识变化。准确记录24小时出入量，测量体重 。

2.2 用药护理 使用静脉留置针迅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用微量泵推注以保证药液剂量准确、及时有效均速输入体内发挥作用，一路为50%葡萄糖50ml+胰岛素4单位微量泵推注3小时入，另一路为5%碳酸氢钠50 ml微量泵推注1小时入，NS10 ml +10%葡萄糖酸钙10 ml微量泵推注半小时入。加强巡视，密切观察输液部位，防止药液渗漏导致局部肿胀、组织坏死。

2.3 基础护理 保持环境安静，避免各种刺激，患者烦操不安，设专人看护，并加床挡，备好抢救药品、吸痰器等物品，铺一次性中单于床头及床的中部，防止呕吐物、大小便失禁等污染床铺。保持呼吸道通畅，取平卧位，将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被误吸入呼吸道。血透期间给予保护性约束，防止意外拔管、碰伤及坠床。在使用保护性约束前，向家属详细告知使用保护性约束的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取得家属的理解与配合，并签订使用同意书。约束时使用附有软垫的约束带固定四肢，松紧适宜，每1-2小时松解约束带并密切观察约束部位的皮肤防止约束带擦伤。患者意识不清期间，做好口腔护理，每日两次，保持口腔清洁湿润，祛除异味防止口腔感染。卧气垫床，保持床单位平整干燥使患者舒适。每两小时翻身拍背，做好皮肤护理。

2.4 心里护理 患者家属因缺乏相关医疗知识，表现慌乱无措。在抢救过程中，向家属履行告知义务，做到知情同意，取得配合，使救治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病人意识清楚后，安抚其不要紧张，医护人员就在她的身边。家属参与病人护理，使其感受到温暖和关怀，积极配合治疗护理促进康复。

2.5 饮食护理 向病人及家属介绍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可进食瘦肉、蛋、牛奶、鱼肉等高生物效价蛋白质食物，少食红枣、鲜蘑菇、榨菜、卷心菜、柑橘、柠檬、香蕉等含钾高的食物，忌油腻、动物内脏，限制花生、黄豆等豆制品及硬果类食物。因该病人食欲欠佳，责任护士了解病人的饮食习惯，指导家属经常变换食物品种，改变烹调方式等，增加病人的新鲜感，鼓励病人克服困难主动进食，并注意少量多餐进食。

2.6 健康教育 向病人及家属进行个体化的健康教育。询问病史，该病人因食欲差，入院前一星期开始自行仅以中草药熬汤拌白饭进食，而有报道中药中含有不同剂量的钾[1]。对患者实施有效干预，讲解高血钾的危害，分析此次高血钾发生的原因，使其及家属提高对中药的认识，不要错误的认为中药对肾脏疾病有治疗效果却没有毒副作用，而忽视对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告知其注意休息，规律生活，避免劳累。禁止随意用药，尤其禁用中药土方或偏方及各种有肾毒性的药物[2]。中药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3 体会

高钾血症是一种严重危害急、慢性肾衰竭患者健康及生命的并发症，在对肾衰竭患者出现高钾血症并发症进行治疗的同时，应积极寻找诱发患者高钾血症的原因，对导致高钾血症不同原因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及时纠正患者不良的行为和习惯，充分调动患者及其家庭系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自觉遵从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坚持治疗和休养，从根本上防止高钾血症的反复发作。

参考文献：

第10篇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对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历史。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内容。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自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目前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文献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一漏万、难以统一?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一，Being一词的歧义太多;第二，没有一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举了to 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②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词einai主要具备这样三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真。③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④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总结起来看，Being一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一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三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三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一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一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⑤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研究ousia(“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①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一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例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一定要为“Being”一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一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③这主要是站在分析派逻辑哲学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④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⑤“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是研究to 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 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⑥“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转贴于

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这个问题仅仅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中是最高问题。如果哲学就等于亚氏“形而上学”，那么“中西比较”云云在实质上只能是无稽之谈。但一部西洋哲学史还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便将哲人王的最高知识确定为关于“善”的知识，理式(eidos，相、形)“从善得到它们的是(einai)与本是(ousia)”而善却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及其在哲学史中留下的隐秘线索，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且来看一下也是将其基本视野保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尔。我们关注他有这样三点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学最高问题的大师中，只有他基本算我们在现时代的“同代人”;其次他与那条柏拉图的隐秘线索有些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现在甚至连对马克思的解释都开始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人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重新讨论陈康先生在翻译柏拉图时提出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不错，海德格尔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甚至明确援引亚氏以说明自己。但他恰恰通过对后者的“现象学解释”②把系词导致的对Being涵义的预先领悟悬置乃至解构掉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这就是说，Sein之系词涵义所对应的是现成存有领悟。③换言之，命题主词是对系词的分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主词是在句子结构中得到规定的，而支撑句子结构的无非是联系动词。作为命题主词的存有者之涵义就只能从系词而非存有上加以领会。“形而上学”追问存有者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实体”还是“主体”，都被领会为现成的、在流变中常驻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现象之后与现象对立的“本体”。这个“本体”不会为谓词的流转所动摇。它仅从系词得到单纯的规定，是纯粹的“是者”。本体的实质就是主词。主词的实质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纯粹主词、真正够的上主词或者说本体的，只能从“是”而非其它规定。主词的实质正在于系词“是”。

要之，“形而上学”在于对Sein的遗忘，这种遗忘正是通过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义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这层本义呢?这种遮蔽是否全然的“错误”?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显露Sein之本义呢?

扼要地说，海德格尔的运思完成了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存有论只能作为现象学才可能”这一断言，将Sein与出现、显现、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现象”的原初涵义联系起来。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专门批判了整个系词学说的传统。④这两件事原是一体的。所谓现象学的存有论必定批判对Sein的系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正是“现象”与“本是”(Wesen，一译本质)、“存有”(Sein)与“显象”(Schein)对立的根源。所谓系词理解，就是仅从“S是P”的基本主谓结构中理解“Sein”。由于主词(个体)或种(形式、相)与偶性在“是”上的逻辑不对称。⑤这种逻辑不对称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Being)与“变”(Becoming)的对立。现象是意见，是“是又不是”。现象是变，而在变中“是而不变”的则是与现象对立的，在现象背后的“本是”。现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恢复了现象、流变的原初地位，悬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从现象出发“构成”那“是者”。可以说，正是现象学才开始消解了从系词理解Sein的传统。从这里看，不问语境地将Sein翻译为“是”，乃是前现象学的旧“形而上学”思路支配的结果。现象学领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种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归属现象学。但他强调Sein显现、到场的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他开始把对Sein涵义的提玄勾沉与哲学史、最终是语言史联系起来。不仅德国哲学的Sein，希腊哲学的to on、ousia、parousia等均当如是领会。例如他认为parousia最贴切的翻译是德文的Anwesen heit(在场性，在场这回事而非在场者)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大问题，或者西方哲学的命运，是遗忘存有者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是以对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的探讨(即“形而上学”)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思索:这种遮掩是何以发生的?对思想的命运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语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欧语言，例如希腊语有明确的动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的分野，这点对存有领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动词的涵义。后来逐渐演化出不定式与名词。对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这回事误认为在这回事中存有着的存有者。从语言方面看，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词替代本源动词涵义的结果。西方语言的词类分野是无法撼动的，在这种语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过对具有高度名词(是者)倾向的Sein“做手脚”来发动。这个情形导致晚期海德格尔甚至不再依据Sein，而是依据更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来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从系词“是”去把握存有之问的基本脉络。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一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 wesen 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 gibt als 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哲学为中国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分析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方法一如西方第一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说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与Being丰富的源始涵义之间毫无联系。中国译介、领会西学的最高任务，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释这种联系。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个任务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

第11篇

1.坚持“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营造和谐关系

唯物论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主体是能动的改造者，对客体施加积极主动的影响，使客体的认知发生变化；同时，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制约着主体的活动范围、方式、性质，从而反作用于主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贯彻“以人为本”的要求，必须正确处理主客体的关系，在营造两者间和谐关系上下工夫。一是要端正主体。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主体改造客体、客体影响主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发生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教育组织者既是具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主体，又是受群众认识水平、兴趣爱好制约的客体；群众既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又是制约教育组织者实施的客体。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扮演双面角色，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教育过程中只有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才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二是要体现平等关系。当前，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追求平等的愿望日趋强烈，也促使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提高。要调动群众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就要在教育中遵循民主平等原则，做到尊重群众、理解群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和相信群众，变单向的“权威式”“命令式”“硬灌式”为双向的“研究式”“启发式”“讨论式”交流，在互动中启发他们参与的自觉性、主动性。三是要明确主导地位。主导并不是对群众主体地位的否定，而是对教育者主导地位的认同，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中把握方向、确立标准、组织实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果放弃主导地位，一切按群众意愿开展教育，则既不利于给群众灌输正确的思想，也不利于群众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强化“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就应当理性认清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力求给群众灌输正确的思想，促进其成才成长。

2.坚持“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科学设置内容

个性是共性的基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教育内容只有善于从个性之中发现共性，透过偶然预见必然，把握共性兼顾个性，充分考虑群众的认知水平、个体需求、接受能力和个性差异，才能使教育效果最大化。一是发挥共性指导作用，搞好结合灵活实施。“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全体人，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教育实效，就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共性特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规制度，借鉴运用成熟的经验做法。二是着眼群众成才需要，促进自身价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群众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就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成长成才需要，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既努力创造条件满足群众成长成才要求，又多方创造条件引导他们全面发展.

3.坚持“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创新方式方法

形式与内容是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使两者相得益彰，“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落实到位。一是靠形式保障落实。靠形式保障落实就是要重视发挥管理机制的保障作用，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一个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的思想行为施加影响，必须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使教育进入组织管理和组织生活，从而发挥刚性的力量去约束它、影响它，使其接受思想的洗礼。例如，可通过建立健全学习教育制度，定期组织体会交流、述职述学，靠制度机制强化教育的效果，确保教育的长效。二是靠形式深化内容。好的内容要靠形式去表达、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以人为本，就要广泛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运用具有时代气息的信息、网络资源和媒体设备，使教育内容寓于丰富多彩的形式之中，常搞常新。三是靠内容支撑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形式是由内容决定，为内容服务的，因此，“以人为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着力使内容科学化、有效化。当前开展教育的手段虽然多了.途径更加广泛了，但是有的却脱离了群众的思想实际，言之无物，思想性降低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必须坚决纠正“多媒体设备用了、网络设备有了，教育实效就有了”的错误认识，更不能把形式花哨当成“以人为本”。应把充实教育内容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环节，认真做好备课准备，抓好授课各个环节内容的落实，在讲出精辟见解、写出精彩内容上下工夫，力争做到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用真、善、美陶冶群众情操。

4.坚持“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内外形成合力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内因与外因必须共同发挥作用。一是要深挖潜力，启发自我教育。“以人为本”是把人看作既是全面发展的人、又是自我实现的人。促进自我实现，必须把作用于群众身上由教育目的造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群众的内在动力，将群众的求知热情激发出来，这样才能触及群众的心理层面。只有把理论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内涵讲清弄明，才能增强主动学习的自觉性，变被动的“要我学”为主动的“我要学”。二是要善借外力，搞好环境熏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外因的作用。要重视搞好单位文化建设，利用标语、橱窗、板报等创设主题鲜明的政治环境，充分发挥环境的熏陶作用，形成“处处是课堂”的文化氛围，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发。三是积极赞赏，重视情感激励。积极的赞赏是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的有效途径，是主客体间沟通磨合的剂，也是主客体间有效互动的粘贴剂。要通过肯定群众的优点和成绩，使群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从而将内因和外因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避免或减少抵触和对抗情绪，把教育中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认真履行职责的强大动力。

第12篇

【关键词】 血清胱抑素C水平；支架置入术；不良血管事件

本文选取192例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治疗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探讨，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192例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治疗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其中男102例， 女90例， 年龄45～75岁， 平均年龄（58.2±2.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根据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低分成最高组、次高组、次低组及最低组， 每组48例；按照是否发生不良血管事件分成不良血管组事件组及无不良血管事件组， 每组96例。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进行比较。

1. 2 方法 患者在支架置入术前3 d应用阿司匹林进行治疗， 300 mg/d， 氯吡格雷75 mg/d。急诊PCI患者需术前顿服300 mg阿司匹林， 300 mg氯吡格雷。手术中应用226支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手术后应用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同时予以ACEI/ARB、β受体阻滞剂、低分子肝素、ACEI/ARB等进行治疗。

血清胱抑素C水平测定：患者入院当天在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5 ml， 分离血清放置到-70℃环境下， 每两个月实施1次测定定， 采用免疫比浊法， 正常值水平0.80～1.23 mg/L。

1.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以t检验， P

2 结果

经研究发现， 所有血清胱抑素C平均水平为1.15 mg/L， 最高组不良血管事件发生率比最低组要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不良血管组事件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为（1.39±0.89）mg/L， 无不良血管事件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1.05±0.12）mg/L，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将随访过程中出现MACE与否作为因变量， 数值1表示发生， 0表示未发生， Cys-C 水平作为单独解释变量展开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OR=2.248， P

3 讨论

血清胱抑素C（CysC）属于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对于肾功能具有较高评价作用， 随着CysC研究发现， 其对于冠心病（CAD）终点事件早期危险具有较高标志性作用， CysC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尤其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不良血管事件具有一定指标性作用[1]。

急性冠脉综合征在临床中是一种较为常见标准， 病理基础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出现侵蚀性或破裂症状导致不完全性或完全闭塞血栓症状。但是大多数斑块破裂均与内皮细胞或巨噬细胞蛋白酶异常分泌， 细胞外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等机制蛋白降解存在一定相关性。有研究资料显示， 血清胱抑素C能够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细胞外基质发生降解过程中均存在要作用， 所以其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均存在一定相关性。有很多资料对于此结果进行了证实， 表明Cys-C能够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而且参与到细胞外基质的产生与降解过程中， 且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存在一定相关性[2]。

伴随血清胱抑素C水平减少， 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半胱氨酸蛋白酶等活性具有缓慢上升现象， 导致细胞外基质大量降解， 由此导致粥样斑块受损现象更为严重， 从而引发不良心血管事件出现几率上升。在本文研究组中发现， 不良血管事件发生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比无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要明显增加， 而且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含量组患者发生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价值， 此状况具有一定矛盾性， 但大部分临床资料显示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上升与冠脉病变程度及运动诱发心肌缺血呈现正相关性。血清胱抑素C水平降低时， 冠状病变程度更趋于严重性， 此原因通常认为与溶酶体巯基蛋白酶与血清胱抑素C相结合， 使得其浓度减少具有一定关系[3]。

总之， 血清中Cys-C 水平与ACS患者支架置入术后MACE发生率存在正相关性， 测定Cys-C水平改变情况能够帮助医生及早识别及干预支架置入术后MACE出现情况， 且为减少MACE发生率提供研究依据。

参考文献

[1] 郑利平.冠心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游离脂肪酸、超敏 C 反应蛋白、胱抑素 C 的水平及意义.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33（2）：405.

第13篇

关键词 糖尿病 饮食调整 运动疗法生活质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成为世界第5位死亡主因。据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约4000多万人还未包括未被发现的DM患者和糖代谢调节受损的前期DM患者。其中2型DM中T2DM 90%～95%。糖尿病是由遗传免疫功能紊乱，微生物感染及其毒素、自由基毒素、精神因素等各种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导致胰岛功能减退等引发的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为特征的慢性难治性终身疾病，强调早期、长期综合治疗，以饮食调整控制及运动为主，药物治疗为辅的治疗原则。其效果取决于患者对饮食及运动疗法的依从性。资料与方法

2010年1～12月收治T2DM患者78例。入选标准：根据WHO制定的DM诊断标准确认为T2DM，年龄42～75岁，其中男42例，女36例；随机分为观察组39例与对照组各39例。观察组空腹血糖平均9.78mmol/L，对照组9.67mmol/L。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空腹血糖、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研究方法：对照组患者按常规治疗，应用降糖药物，给予一般性指导。观察组由营养师根据患者情况制定营养治疗方案、配餐、指导患者及家属。让患者及家属学会食物交换份，嘱其严格参照治疗。运动方式则根据患者体格检查（包括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心电图、眼底、肾功能、心肺功能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排除运动禁忌证）。指导其锻炼，此组患者均经饮食控制及餐后运动治疗3～5天后，根据血糖情况再予以降糖药物。

观察指标：血糖每周监测1次：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糖化血红蛋白（HbAIC）每3个月复查1次。

结 果

治疗3个月后两组TC、HDL、血糖、HbAIC比较均差异有显著性。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1。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疾病，虽无法根治，但通过饮食控制配合运动疗法加药物治疗，能很好地控制病情。因为合理的饮食控制可减轻胰岛β细胞的负荷，保护β细胞功能，有利于血糖水平的控制[2]。长期的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即可改善和提高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加速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使血糖水平降低，还可提高肌肉组织中脂蛋白水平，加速脂肪分解，增加游离脂肪酸、胆固醇的利用，使过多的脂肪组织消耗，起到减肥、降脂和调节脂代谢的作用，有利于预防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3]，降低糖尿病心血管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 胡传峰，李立明.2型糖尿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全科医学，2003，4（4）：235-55.

第14篇

关键词：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非恶性克隆性贫血 外周血细胞参数 诊断试验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 Parameters for Early Recognition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LIANG Hui-Ping WANG Ying LI Dan ZHANG Lin-Lin WU Chen REN Jin-Hai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 parameters for early recognition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of 86 patients with MDS and 72 patients with non-malignant clonal anemia treated in first diagnosed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17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eripheral blood cell parameters of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generated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curve) from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arameters,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was build to 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 combined with multiple indicators and individual indicator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the patients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in the non-malignant clonal anemia group,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 neutrophil percentage(NE%),eosinophil percentage(E%), eosinophil absolute value(E#), platelet count(PLT), platelet specific volume(PCT%) in the MD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percentage of lymphocytes(LY%), basophilic percentage(B%), and the width of platelet distribution(PDW)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everal ROC curves with the above indicators were established, which showed that AUCLY%=0.718(P=0.040); AUCPDW=0.674(P=0.044); AUCB%=0.650(P=0.044) were>0.5. After established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AUCPRE-4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LY%, PDW and B% was 0.777(P=0.03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UC of any indicator alone. When the sensitivity was 77.91%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61.11%, the corresponding threshold value was 0.47, th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was 2.00, the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was 0.36, and the case ratio of correct classification was 54.40%.Conclusion: PDW, B% and LY% in peripheral blood cell parameters have certain diagnostic value for early recognition of MDS.

Keyword：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non-malignant clonal anemia; peripheral blood cell parameters; diagnostic test;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主要特征是病态造血、外周血细胞减少及高风险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转化。MDS在一般人群中的年发病率为5/10万人，但在60岁以后其年发病率增至（20-50）/10万人[1]。因此，60岁以上MDS患者的准确诊断非常重要。目前，临床上常采用的MDS诊断方法主要包括外周血及骨髓形态学检查、骨髓活检、细胞遗传学分析、FISH、流式细胞免疫表型分析、基因突变分析等[1]。但当缺乏诸如原始细胞增多和细胞遗传学异常等客观数据时，MDS的诊断并不简单。而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查是血液内科就诊患者首选且必查的项目，MDS的疑诊也始于外周血细胞参数的异常，相比于昂贵且复杂的骨髓相关检查，该检查方便、经济，客观性、实施性强。由于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测的诸多优点，其对MDS的诊断价值逐渐被重视起来。本研究旨在通过经济、方便可行的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查寻找能提示MDS这一诊断的有价值信息，以提高MDS诊断的敏感性，进而早期识别并诊断MDS。

材料和方法

入组病例

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首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年龄≥60岁的MDS患者86名和非恶性克隆性贫血患者72名（包括33名叶酸或维生素B12缺乏患者、1名慢性肝脏疾病患者、8名甲状腺功能障碍患者、8名肾功能不全患者、10名缺铁性贫血患者、5名自身免疫性贫血患者、2名夜间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患者、5名溶血性贫血患者），收集患者首诊时的外周血细胞参数、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活检、细胞遗传学检查以及相关的流式细胞术检查、免疫学检查等资料。其中，MDS的诊断参照维也纳标准，MDS的分型参照2008版WHO分型和2016版WHO分型[2-3]。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均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外周血细胞参数的分析

采集患者静脉血2 ml于EDTA-K2真空抗凝管中，立即混匀，于4 h内以SYSMEX XN-200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新鲜血进行比对，每天均进行质控，以保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其他检查

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活检、细胞遗传学检查及相关流式细胞术检查均按实验室常规方法进行。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22.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判断资料是否为正态分布。对于正态分布的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U检验。200例正常人的外周血细胞参数资料，对于正态分布的数据，应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其95%医学参考值范围，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数据，应用百分位数法表示其95%医学参考值范围。结果见表1。将有统计学差异的外周血细胞参数以敏感性作为纵坐标，1-特异度作为横坐标制作出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将AUC>0.5的外周血细胞参数指标自由组合，然后应用二元Logstic回归将多个指标联合，再次计算AUC，比较单指标和多指标AUC，以评估其诊断效能。并计算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诊断正确率以评估外周血细胞参数的临床诊断价值。P<0.05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的基本资料

MDS组患者86例，其中男性患者47例，女性患者39例，年龄60-87岁，平均（67±10）岁，非恶性克隆性贫血组患者72例，男性患者32例，女性患者40例，年龄60-86岁，平均（68.8±6.49）岁，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42）。

外周血细胞参数结果

MDS组患者和非恶性克隆性贫血组患者相比，WBC、NE%、E%、E#、PLT、PCT明显减低，而LY%、B%、DW明显升高（表1）。

选取86例MDS组和72例非恶性克隆性贫血组患者，以两组外周血细胞参数比较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单指标作为自变量，以疾病类型作为因变量（赋值MDS组=1，非恶性克隆性贫血组=0），以敏感性为纵坐标，1-特异度为横坐标，绘制ROC曲线，其中在参考线以下的参数AUC<0.5，在参考线以上的参数AUC>0.5。结果显示，AUC在0.5以上的有LY%(AUC为0.718）、B%(AUC为0.650）和PDW(AUC为0.674）（图1）。

应用上述AUC>0.5的参数（LY%、B%、PDW)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各参数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及P值见表2。

Figure 1.ROC curve result of parameters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patients in MDS and non-malignant clonal anemia group.

再次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联合LY%、PDW、B%3个指标所得的AUCPRE-4最大，明显高于单个指标的AUC（图2，表3）。

由3个参数的回归系数得出Logistic回归方程：

取ROC曲线上的一点，当敏感度77.91%、特异度61.11%时，对应的临界值为0.47时，阳性似然比为2.00，阴性似然比为0.36，正确分类的案例比为54.40%。

Figure 2.ROC curve result of PRE-4 and LY%.

讨论

MDS是一种异质性的骨髓肿瘤，其特征是骨髓细胞的异常分化和成熟，骨髓衰竭，以及具有转化为AML风险增强的不稳定性。MDS诊断方法主要包括外周血涂片、骨髓涂片及活检、细胞遗传学分析、FISH、流式细胞免疫表型分析、SNP阵列、基因突变分析。但目前公认的MDS维也纳诊断标准中，上述检查并非完全必不可少[4]。而且上述诊断方法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MDS的检出率，但由于MDS形态学的多样性，其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有时需要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重复骨髓检查来诊断并识别疾病进展快速的患者[5]。而MDS的治疗是对患者的年龄、亚型、疾病进展的可能性、骨髓病态造血程度及预后进行综合分析，采取个体化治疗原则。所以MDS的正确诊断尤为重要。

Kim等[6]通过对自动细胞分析仪数据的多参数分析，将MDS和其他骨髓恶性肿瘤与非克隆性疾病鉴别开来。而且，外周血细胞参数检查是最普及的临床检测方法之一，由于该检查方便、经济，客观性、实施性强的诸多优点，其对MDS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价值逐渐受到重视[7-9]。本研究旨在通过外周血细胞参数的检测，找到能提示MDS这一诊断的信息来帮助临床医生早期识别MDS患者，并留意这一部分患者，若患者不能短时间内确诊为MDS，则需定期随诊以便早期诊疗。

MDS患者的LY%较非恶性克隆性贫血患者明显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ALC）作为宿主免疫的替代物，曾被认为与淋巴瘤、AML以及骨髓移植后早期造血功能恢复低下有关。这方面的广泛研究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进行较多，有研究发现，ALC较低是首次复发时和标准化疗后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Saeed等[10]研究发现，外周血细胞参数中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比率（LMR）与MDS患者较短的OS相关。而外周血淋巴细胞在MDS诊断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结果显示，MDS患者的LY%较非恶性克隆性贫血患者明显升高，由于医院技术专长、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就诊方便程度不同等所致的入院率不同，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入院率偏倚的影响。其结果仍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的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根据以往报道，LMR与MDS患者的较短OS相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继续随访MDS组患者，追踪其AML转化、OS与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非恶性克隆性贫血患者相比，MDS患者的PDW明显升高，这可能与MDS患者的血小板常呈畸形且大小不一，而非克隆性造血患者的血小板体积小且较均一有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1]。PDW单指标的AUC为0.674，对早期识别MDS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但由于血小板减低的原因，很多时候血细胞分析仪不提供PDW的测定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PDW的临床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MDS组患者的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考虑与MDS克隆相关。关于嗜碱性粒细胞和MDS关系的报道并不多，目前已发表的多为个案病例报道，多个病例报道考虑嗜碱性粒细胞的增多可能来自于与MDS相关的克隆异常[12]。Ma等[13]通过使用染色体8探针将细胞形态与荧光原位杂交的结果相关联，证明嗜碱性粒细胞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属于肿瘤MDS克隆。有研究考虑嗜碱性粒细胞与MDS疾病的进展也有关系，Matsushima等[14]研究表明，骨髓嗜碱性粒细胞增多症是MDS进展为AML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未涉及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增多与疾病的关系，未来可将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增多纳入到MDS的预后研究中。Füreder等[15]研究发现，MDS患者的嗜碱性粒细胞数低于健康对照组，与本研究结果相反，考虑与样本量大小和年龄分层有关，Füreder等[15]研究的样本量较小，病例组和对照组样本量分别为23和20，且未做年龄分层，而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大，且选择60岁以上MDS患者，因为该年龄段为MDS的高发人群。

将PDW、LY%、B%3个指标联合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后，AUC为0.777，明显高于单个指标的AUC。取敏感度77.91%，特异度61.11%时，对应的阳性似然比为2.00，阴性似然比为0.36，正确分类的案例比为54.40%。这表明，联合外周血细胞参数中的PDW、LY%、B%对早期识别MDS患者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但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且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未来可以增加样本量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其诊断价值。

马园园等[16]曾指出，外周血中的n CD64对合并细菌感染的血液肿瘤的诊断具有较高价值。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从方便、经济、可行的外周血细胞参数着手，寻找能提示MDS诊断的指标信息，从而帮助临床医生在获得患者的外周血细胞参数资料时即能尽早提醒患者行后续的MDS骨髓相关检查以便早期诊治。

综上所述，外周血细胞参数对早期识别MDS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

参考文献

[1] Malcovati L,Hellstr(o|")m-Lindberg E,Bowen D,et al.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in adults: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LeukemiaNet.Blood,2013,122(17):2943-2964.

[2] Vardiman JW,Thiele J,Arber DA,et al.The 2008 revi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and acute leukemia:rationale and important changes.Blood,2009,114(5):937-951.

[3] Arber DA,Orazi A,Hasserjian R,et al.The 2016 revis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and acute leukemia.Blood,2016,127(20):2391-2405.

[4] Valent P,Horny HP,Bennett JM,et al.Definitions and standard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Consensus statements and report from a working conference.Leuk Res,2007,31(6):727-736.

[5] DeZern AE,Sekeres MA.The challenging world of cytopenias:distinguishing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from other disorders of marrow failure.Oncologist,2014,19(7):735-745.

[6] Kim SY,Park Y,Kim H,et al.Discriminating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and other myeloid malignancies from non-clonal disorders by multiparametric analysis of automated cell data.Clin Chim Acta,2018(48):56-64.

[7] Wu H,Sun H,Zhang Z,et al.Routine blood examinations combined with morphological analysis for the diagnosis of myelodysplastic/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Oncol Lett,2016,12(5):4245-4251.

[8] 聂群,陈卓诚,聂李平,等.自动血细胞分析参数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鉴别诊断价值.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17,32(5):74-77,82.

[9] Itzykson R,Crouch S,Travaglino E,et al.Early platelet count kinetics has prognostic value in lower-risk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Blood Adv,2018,2(16):2079-2089.

[10] Saeed L,Patnaik MM,Begna KH,et al.Prognostic relevance of lymphocytopenia,monocytopenia and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in primary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in 889 patients.Blood Cancer J,2017,7(3):e550.

[11] 肖代敏.全血细胞计数对MDS与MA的诊断价值.检验医学与临床,2005(4):174-175.

[12] Tanabe J,Sasaki S,Tamura T,et al.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marked eosinophilia and basophilia.Rinsho Ketsueki,1992,33(2):189-193.

[13] Ma SK,Chan JC,Wan TS,et al.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ith myelofibrosis and basophilia:detection of trisomy 8 in basophils by fluorescence in-situ hybridization.Leuk Lymphoma,1998,31(3-4):429-432.

[14] Matsushima T,Handa H,Yokohama A,et al.Prevalenc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ith bone marrow eosinophilia or basophilia.Blood,2003,101(9):3386-3390.

第15篇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GnRH-a治疗；激素水平；基因表达

[中图分类号] R7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7（b）-007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GnRH-a treatment on serological indexes and gene expression related to endometrial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Methods 82 cases of endometriosis patients from Dec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4 in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random indicator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1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reoperative GnRH-a combined laparoscopic treatment， and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ure laparoscopic. The hormone levels， disease related indicators and recurrence of related indicators， endometrial tissue gene express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E2， FSH， P， LH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A125， CA199 and TIMP-1，VEGF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expression levels of eNOS， CD34， LIvi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GnRH-a treatment helps to reduce the hormo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is good for removed completely under laparoscopic surgery， and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Key words] Endometriosis； GnRH-a treatment； Hormone levels； Gene expression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临床痛经及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指内膜细胞种植在不正常位置而形成的一种女性常见妇科疾病，好发于24～40岁的育龄期女性，患者可表现出痛经、月经异常、不孕等临床症状。一般认为病变体积较大或者发生在其他部位的子宫内膜异位结节，体积在2 cm以上者，不易用药物控制病情，需手术治疗，而目前腹腔镜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式。由于重度EMs病变广泛，可以伴有严重粘连，增加腔镜下分离及清除病灶的难度，可能会造成病灶遗留，增加术后复发概率、降低手术治疗效果[1]。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是目前认为可以显著增加腹腔镜手术效果，降低手术难度的药物，其被称为“药物性卵巢切除”，使用后早期可以使患者体内激素水平达到类绝经期水平，迅速缩小病灶，增加腹腔镜手术切除异位内膜的彻底性[2]。本研究主要分析术前GnRH-a治疗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学指标及内膜组织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2月～2014年12月于湖南省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EMs患者82例为研究对象，均具有典型症状且影像学检查见低回声暗区的盆腔包块，所有患者及家属在了解研究过程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41例。观察组患者年龄29～46岁，平均（37.28±4.81）岁，病程4～28个月，平均（7.12±0.74）个月；对照组患者年龄30～45岁，平均（36.15±4.63）岁，病程6～26个月，平均（7.57±0.93）个月。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建立CO2气腹后置入相关器械，术中行盆腔全面探查，松解盆腔粘连，伴巧克力囊肿者行卵巢表面打孔并吸净其中巧克力样液体、剥离囊肿。对于较小病灶可以直接切除，部分患者需行输卵管造口及成形术。观察组患者在腹腔镜手术前接受GnRH-a治疗，具体如下：月经第1天肌内注射GnRH-a 3.6 mg，以后每月1次，持续3个月经周期。对照组患者单纯接受腹腔镜子宫异位内膜剥离治疗，围术期不添加其他药物。

1.3 观察指标

1.3.1 激素水平 接受不同治疗前后，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雌二醇（E2）、卵泡雌激素（FSH）、孕激素（P）、黄体生成素（LH）等水平。

1.3.2 疾病相关指标及复发相关指标 接受不同治疗前后，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疾病相关指标CA125、CA199，复发相关指标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TIMP-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

1.3.3 内膜组织基因表达 治疗前及术中均留取子宫内膜组织，测定其中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eNOS）、CD34、LIvin蛋白的表达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激素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激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激素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E2、FSH、P、LH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疾病相关指标及复发相关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疾病相关指标及复发相关指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疾病相关指标及复发相关指标值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CA125、CA199、TIMP-1、VEGF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内膜组织基因表达

疗前两组患者内膜组织基因表达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内膜组织基因表达值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的eNOS、CD34、LIvin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EMs是一种临床常见雌激素依赖性疾病，主要症状包括盆腔疼痛、不孕以及盆腔包块，多发生于育龄期妇女，也是目前临床不孕症的主要病因之一。腹腔镜手术以其小创伤、少并发症等优势成为治疗EMs的首选方式，单纯的腹腔镜手术治疗虽然可以切除病灶，但是对于术后复发、残留深部病灶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联合药物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3-4]。GnRH-a属于人工合成的十肽类化合物，与垂体GnRH受体亲和力强，活性较天然GnRH高50～100倍，可以促进垂体细胞释放LH及FSH[5]。GnRH-a用药后以跟高的亲和力率先占用GnRH受体并移入细胞内，除了首次给药后点火效应导致的LH、FSH短暂增高，其后导致细胞膜GnRH受体缺乏，FSH、LH分泌急剧降低，卵泡发育停止，最终体内雌孕激素水平显著降低，造成体内激素水平处于类绝经状态、促进异位子宫内膜萎缩凋亡[6]。1982年Meldrum首次提出将GnRH-a用于EMs治疗，目前较多研究也已经证实GnRH-a可以有效缓解EMs患者临床症状，结合单纯腹腔镜手术可能造成的子宫异位内膜残留的实际，目前较多学者提出可以将GnRH-a与腹腔镜组成联合治疗方式用于EMs患者的治疗，但是此方法的临床效果研究多停留于实验阶段，相关临床报道仍较少[7]。

在本次研究中重点分析了GnRH-a应用与否给患者带来的临床治疗效果差异，主要比较在血清学及子宫内膜基因表达方面的影响。在患者激素水平方面，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激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在腹腔镜手术之前应用了GnRH-a，结果发现其术后E2、FSH、P、LH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E2、FSH、P、LH的水平可以直接反应患者的卵巢功能状态，上述结果提示GnRH-a应用后对卵巢的功能抑制作用十分强烈。GnRH-a可以很好的调节垂体分泌作用，也被成为“暂时药物性卵巢切除”，足见其对用药后短期内对卵巢功能抑制的彻底性，与上述结果中各项血清激素水平大幅降低至绝经期水平吻合，通过显著降低患儿激素水平来迅速缩小病灶体积，为后续腹腔镜手术操作创造有利条件，从而达到手术切除彻底及减少术后复发的作用[8-9]。

肿瘤标志物CA199为许多黏膜细胞的组成成分，目前广泛应用于消化系统肿瘤诊断及治疗监测，近年来其在妇产科疾病中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已经将CA199作为卵巢恶性肿瘤的辅助诊断指标[10]。CA125对于EMs的诊断具有参考价值，在月经期其水平会升高，故在EMs患者中其水平将显著上升。EMs病灶组织与肿瘤细胞的生长方式极为类似，故TIMP-1、VEGF均可作为子宫内膜侵袭转移能力的客观指标，用于判断治疗后的复况[11]。上述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水平无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CA125、CA199、TIMP-1、VEGF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见GnRH-a联合腹腔镜手术可以更为彻底的切除病灶，也为减少远期疾病复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

近年来的理论认为，GnRH-a不仅可以通过经典途径（垂体分泌效应）抑制内膜细胞生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内膜细胞本身发挥作用[13-14]。CD34为血管内皮细胞的特异性标志物，可以反映子宫内膜新生毛细血管的生长情况，其水平越高水平新生毛细血管越丰富[15]。已经有研究发现正常子宫内膜与异位子宫内膜中均有CD34表达，但是异位子宫内膜中的CD34表达量明显更为丰富，说明异位子宫内膜具有更强的种植生长能力。eNOS主要分布于神经细胞及内皮细胞中，为生理情况下合成NO的主要来源，已经有研究证实在EMs患者的子宫内膜上皮中，eNOS表达较正常子宫内膜明显增高。Livin是凋亡抑制蛋白家族的新成员，可以参与细胞凋亡的调控[16-17]。Livin在正常成人的多数终末组织中低表达或者不表达，而在恶性肿瘤组织中则呈高表达，可以阻断细胞凋亡的过程。Alvarado-Díaz等[18]的研究中显示Livin蛋白主要表达于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的细胞质，在异位子宫内膜中呈高表达。上述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eNOS、CD34、LIvin表达水平均较高，治疗后均有所降低，但是观察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值降低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见GnRH-a联合腹腔镜手术可以更为有效的抑制异位子宫内膜的生长并促进其凋亡，治疗效果较单纯腹腔镜手术更为彻底。

综上所述，术前GnRH-a治疗有助于降低EMs患者的激素水平，有利于腹腔镜手术的病灶彻底切除，同时降低术后复发可能性，值得在日后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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