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能力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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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自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受到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具体落实措施。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第2篇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第3篇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第4篇

（一）

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二）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阎С稣糋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第5篇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适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升执法能力、增强业务能力、促进队伍建设，加快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铁军。（二）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日常执法和强化监督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战实操相结合、提升能力与加强保障向结合，着力解决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不会查、不愿查、不敢查问题，努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坚持科学练兵。合理设置练兵项目，鼓励创新练兵方式，加大现场练兵权重，增强练兵实效。坚持统筹兼顾。统筹软硬件能力建设，既提升执法人员自身能力，又完善硬件设施和制度建设；统筹个人与团体能力建设，既培养能力突出的执法尖兵，又提升团体整体执法能力；统筹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既营造比赛竞争的氛围，又培育团结合作的精神。

二、组织领导

成立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练兵领导小组，州生态环境局局长任组长；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任副组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环境监察执法大队，由同志负责办公室相关工作。

三、练兵范围

（一）全年练兵。全局人员要把本次大练兵活动贯穿于全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按照方案确定的时间节点抓好落实，确保大练兵按时保质落到实处。（二）全程练兵。大练兵活动结合日常工作或专项工作及肺炎疫情期间监督执法正面清单落实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现场监督检查、案件办理，加强执法能力建设；通过规范的执法行为、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强化企业守法服务等工作，持续优化执法方式；通过加强执法信息化、非现场监管执法等工作，全面提升执法效能。

四、练兵方式

（一）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勇于扛起坚守县域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的政治责任，坚持执法与普法、检查与帮扶相结合，主动靠前为企业做好指导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杜绝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的现象，严厉整治不作为、乱作为、滥作为的现象，切实做到执法公正、文明执法、执法为民。（二）加强本领建设，突出实战练兵。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排查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为契机，强化监督为练习场和战场，采取“以老带新，互相学、交叉学”的方式锻炼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能力、发现问题能力、调查处理能力，提高个人素质，全面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氛围。（三）强化日常监督，督促长效练兵。将日常的各类专项执法检查、生态环境违法案件查处、环境案件处理以及“双随机、一公开”等执法工作和通过建立执法正面清单充分应用“线上+线下”监管模式，将各类工作融入到执法大练兵中，实现以学助练、以查促练、以查练兵、以案强兵，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对企业进行指导培训，切实增强企业自觉守法意识和能力。（四）提升案卷质量，全面规范练兵。结合行政区域特点开展业务培训采取专业研讨、案例评析、现场比武等方式，加强实战交流，着力提升现场检查、调查取证、法律适用、程序遵守能力，培养理论通、技术精、擅执法的高素质、专业化执法队伍。

五、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7月）。认真总结大练兵活动开展以来的工作经验，梳理实际执法中存在问题，根据2020年大练兵活动要求，拟定大练兵方案，开展动员部署。将动员部署情况、实施方案和联络员名单报送支队。（二）活动实施阶段（2020年8月—11月）。要组织开展多样的大练兵活动，每月上报活动简报和宣传情况。10月25日前，完成自评，并将大练兵总结和自评报告、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候选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支队。

第6篇

（一）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二）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的省情，在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第7篇

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a brand new concep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cology guarantee and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asks and featur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system, ecologic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method, ecological trend prediction were introduced, combined with China's ecological monitoring work are put forward for future work some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coupled to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normal and abnormal states as far as possible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of the powerful securit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release source.

Key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目前，环境问题不仅包含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问题，而且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题。这促使人们重新审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本质上看，环境保护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终极目标。对环境监测，目前单纯的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监测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态环境监测则可弥补传统环境监测的不足。整体来说，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保护的前提，是生态管理的基础，是生态法律法规的依据，所以，生态环境监测不容忽视，要抓好每一项工作措施。

一 生态环境监测

1.1生态监测，又称生态环境监测，目前的定义不很一致。有学者提出“生态监测就是运用可比的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特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组合体的类型、结构和功能及其组合要素等进行系统地测定和观察的过程，监测的结果则用于评价和预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提供决策依据，这一定义似乎从方法原理、目的、手段、意义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1.2生态环境监测是环境监测的拓宽，除了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外，生态环境监测的理论和实践必是生态监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基本保证，并且生态环境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

1.3众所周知，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是环境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信息是否准确，分析的结论是否客观，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决策的正误，而环境监测数据、信息是监测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分析判断环境问题最基本的前提，获取真实有效的监测数据和信息是环境监测的直接目的。重视监测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工作氛围，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抓紧抓实。

二 生态环境监测的现状

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3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在我国环境监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监测与环境污染监测相比，仍处于落后状况。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目前，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污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但总体上看，污染程度依然居高不下，而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率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和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等等，使得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2水土流失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蚀、风蚀、冻融侵蚀广泛分布，局部地区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随着城市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地表扰动、植被破坏等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环境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2.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因，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目前大约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5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约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有398种脊椎动物处在濒危状态，约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7.7％左右。三 环境监测问题的解决方案

3.1把环境监测做为工作重点

环境监测站承担的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和为环境管理服务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污染物减排监测等任务十分繁重，在保证任务完成的同时，要十分重视监测的质量保证。在环境监测工作的各个环节从监测方案制定、环境监测布点、现场采样、样品制备、分析测试、数据评价和综合报告、数据传输等全过程均应实施质量管理。

3.2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工作体系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说到底就是监测质量体系文件的建立、持续改进和严格施行。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按照质量体系要求全方位、全程序、全过程、全要素的开展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工作，实现环境监测的规范运行，持续提高环境监测质量。 3.3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及监测人才培养 随着环境监测对象的日益复杂化，监测能力建设，是监测质量管理的基础。仪器装备是能力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监测人员素质的提高是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管理水平的提高是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因此，人才培养和提高监测队伍素质是加强监测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和根本保证。

四 结论

生态监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对环境监测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监测的最终结果是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从而提出污染治理方案。生态监测将为更深层次的环境管理和决策部门服务，提出生态环境规划、生态设计方案，最终目的是建立天地人和的生态环境。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单纯从理化、生物指标监测来了解环境质量已不能满足要求，生态监测是环境监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必将被广大环境监测工作者逐步认识和掌握。从国内已有工作来看，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还没有在生态监测中发挥作用。多数工作尚属研究性质，环境监测意义尚的常规生态监测工作尚在起步和酝酿中，急待开发和实施。目前，特别需要一套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且对各种生态类型监测的技术路线和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以便大范围普遍开展生态监测工作。

参考文献：

第8篇

本研究在对我国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利关系以及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现状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以海洋生态文明的视角,对加强我国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等进行探讨和思考,希望能够有助于我国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2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利关系

海冰是所有在海上出现的冰的统称,除由海水直接冻结而成的冰外,还包括来源于陆地的河冰、湖冰和冰川冰[5]。海冰灾害则是指由海冰引起的影响到人类在海岸和海上活动实施和设施安全运行的灾害,尤其是造成生命和资源财产损失的事件[5-6],如港口码头封冻、海上设施和海岸工程损坏、水产养殖受损等。受气候和地理条件影响,我国的渤海及黄海北部每年冬季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冰现象[7],并造成损失。据统计,仅2009/2010年冬季,我国因海冰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63.18亿元[8]。严重的海冰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都造成了很大危害[9]。同时,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冰灾害造成的损失亦呈上升趋势,直接影响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由此可见,海冰防灾减灾与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海洋资源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提升海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为主要目标,以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为核心[3]。因此,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冰防灾减灾密切相关。只有加强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服务和助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好,又可以有效减轻甚至减少海冰灾害。

3我国海冰防灾减灾能力现状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海冰防灾减灾工作,尤其是1969年渤海发生特大冰封以来,我国逐渐加大了海冰防灾减灾的工作力度,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减轻海冰灾害造成的损失,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积累了应对重特大海冰灾害的宝贵经验,使我国的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面对我国实施“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以及潜在海洋灾害风险等,现有的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结冰海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在海冰监测能力依然比较薄弱、精细化海冰预报和海冰灾害预警产品缺乏、海冰灾害风险管控能力不足、海冰灾害应急处置能力不强以及灾害损失评估技术不高等。

4加强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思考

4.1总体要求。我国的结冰海区主要集中在渤海及黄海北部海域。众所周知,环渤海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是我国北方地区通向海洋的重要门户,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0]。随着“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建设的深入实施,以海洋资源为依托的各类海洋开发活动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无疑会使海冰灾害损失上升的概率增大。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11],因此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必须充分体现海洋生态文明,而且要将其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使海冰防灾减灾切实融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中。这是对当前形势下开展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4.2基本原则。作为自然灾害,海冰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2种属性。开展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并遵循6个基本原则。(1)客观与科学性原则。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应尊重客观事实,始终贯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2大科学体系,做到标准化、系统化、数值化。(2)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重原则。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应根据结冰海区的海洋、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条件,综合考虑国家和结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3)统筹兼顾原则。既应考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部署和防灾减灾的总体要求,也应兼顾地方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海冰防灾减灾的实际状况,上下结合,统筹兼顾,使海冰防灾减灾能够满足各个层面上的不同需求。(4)因地制宜原则。应遵从结冰海区的冰情特点和客观规律,做到因地制宜。(5)可靠性原则。对基础资料来源、数据精度及数据质量等应有明确的要求,对不同来源的基础资料应该进行标准化,保证所用数据权威、可靠。(6)系统性原则。基于海冰灾害系统组成,综合考虑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分类、分布及脆弱性、海冰灾害防御能力等因素。4.3主要建设内容。海冰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资料获取、海冰预警报、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海冰灾害损失评估以及海冰灾害应急预案等。(1)基础资料获取。基础资料是海冰防灾减灾的工作基础。因此,应不断提升基础资料获取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基础资料的获取应通过海冰监测和历史资料收集等方式进行。其中,海冰监测方式应当包括岸基海洋站、沿岸巡视、卫星遥感、岸基雷达(包括车载雷达)、航空、船舶以及海上平台等。同时,应加大先进海冰监测技术的研发力度,并及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2)海冰预警报服务。实践证明,海冰预报和海冰灾害预警,可以使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掌握冰情变化信息,并为各级政府提供海冰防灾减灾决策依据。因此,必须切实加强海冰预报及海冰灾害预警能力建设,尤其是要切实提升小区域、精细化海冰预警报能力和技术水平。(3)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通过开展不同尺度的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不仅可以为结冰海区沿岸发展规划、防灾减灾、工程设计及选址等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对各级政府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制(修)订及实施等提供理论指导,并对海冰灾害应急期间的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不同尺度的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能力建设。(4)海冰灾害损失评估。对海冰灾害损失进行评估是制定海冰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和灾后恢复重建、补偿和救助等工作的重要依据[9,12-13]。因此,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努力提升海冰灾害损失评估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并加大对评估技术方法研究的资金投入等。(5)海冰灾害应急预案。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可以科学规范海冰灾害应对处置工作,合理配置海冰灾害应急的相关资源,并提高海冰灾害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因此,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制订相应的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对已有的预案,要根据当前海冰防灾减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

5结语

第9篇

良田美畴、林带环绕、渠道纵横、稻花飘香……本来，这些美丽的词汇只出现在人们对江南水乡的描述中，然而，此情此景，却将通过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中的生态保障工程，在吉林省西部变为现实。

由瀚海变“水乡”，这将彻底改变西部生态环境状况。而把粮食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有机结合起来，突破单一的仅抓粮食的生产模式，这在吉林省尚属首次。

美景如何幻化为现实？不妨从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规划中的三笔生态账上找找答案。

绿色账：十亩地一亩林的价值

在西部，很早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为啥风这么刮？答案其实很简单。树少，没遮挡物。由于这样的风，每年都在上演着沙进人退的景象。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林”上动脑筋，让风四处“碰壁”，然后“服软”。

吉林省计划从今年起到2012年，在农安县、梨树县、大安市等22个县（市、区）完成农田防护林残次林带更新改造60万亩，在镇赉县、大安市、乾安县和前郭县新建农田防护林25.5万亩。按照适树的原则，营造乔灌复合型农田防护林带，提高防护效益。项目总投资3.5亿元。

项目建成后，可净增治沙面积25.5万亩，抑制风沙总量25.5万吨，净增涵养水量760万吨。新建与更新改造后的85.5万亩农田防护林可庇护农田855万亩，年均增产粮食18.5万吨，可实现农民收入2.6亿元。

和谐账：3.2万公顷湿地的“回归之路”

一部《家在向海》让世人知道了吉林省向海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在西部，这样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莫莫格。

在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中，省林业厅将结合西部土地开发整理工程，通过新建房屋、提供生产用地、建设配套设施等手段对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2992户居民实施生态移民。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后，向海、莫莫格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内的现有居民区及所属耕地、草场可全部恢复为湿地和草原，约3.2万公顷的草原湿地将得到有效恢复和改良。由于林草植被增加，年可增加水源涵养730吨，年可固碳10.2万吨，减少水土流失146万吨，折合人民币0.9亿元。

精细账：1.2万和0.2万的“对决”

数据显示：一平方米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相当于一平方米森林的3倍。因此，湿地又有了另外一个形象的名字：地球之肾。

然而，由于连年干旱少雨、过度放牧和农民围垦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向海和莫莫格这两块“地球之肾”却处于“病态”：向海自然保护区湿地水域面积由1999年的1.2万公顷萎缩到0.2万公顷，莫莫格保护区湿地水域面积也由1999年的2.7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1.5万公顷。

“湿地不湿”，成了两个保护区最为无奈的自嘲。

第10篇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建设祖国秀美山川,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 面推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此,国家制定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国生态农业的基本内涵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目前,虽然我国在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 试验示范、推广普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否认,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限制生态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理论基础尚不完备,生态农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以前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的,因此可能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还知之甚少。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素之间的偶合规律、结构的优化设计、科学的分类体系、客观的评价方法方面。这种研究应当建立在对现有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必须超越生物学、生态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应当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需要多种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需要建立生态农业的自身的理论体系。

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在一个生态农业系统中,往往包含了多种组成成分,这些成分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在生态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技术措施的研究,既包括传统技术如何发展,也包括高新技术如何引进等问题。

政策方面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使生态农业得到真正的普及和发展。而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于生态农业政策的贯彻,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在有些地方,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a使得农民不能对土地、水等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

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因素有时也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对于比较贫困的人口来说,食物安全保障可能更为重要;但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农民来说,较高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成为刺激他们从事生态农业的基本动力。

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不能适应要求。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服务与技术是同等重要的,但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还无法向农民们提供优质品种、幼苗、肥料、技术支撑、信贷与信息服务。例如,信贷服务对于许多地方生态农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民们来说,赢利可能往往在项目实施几年之后才能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服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信息服务也是当前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有效的信息服务将十分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满足市场要求,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尽管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生态农业应当更趋向于开发一种机制,以使农民们自愿参与这一活动。要想动员广大的农民自觉自愿、并能够自力更生地通过生态农业发展经济,能力建设自然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比较有效的能力建设机制,对于更为重要的基层农民来说,很少得到高水平的培训与学习的机会。

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目前生态农业的实际情况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在一些地方,仅仅依靠种植业的发展,难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中国加入WTO,既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生态农业的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而其中,农业的产业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估计,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继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通过在生态农业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来实现。 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组织建设存在着不足,组织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的挑战和问题的综合与相互依赖的特征,与当前的组织机构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独立而片面,与某些狭隘决策过程密切相关。中国当前的生态农业,也同样存在这种组织建设的不足。

推广力度不够。虽然生态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政府也较为重视,但仍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101个国家级生态农业县与全国相比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因为从总体而言,沉重的人口压力,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农业的面源污染在许多地方还十分严重。水土流失、土地退化、荒漠化、水体和大气污染、森林和草地生态功能退化等,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的生态农业试点,还只不过是星星之火。

第11篇

《规划》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城乡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水质大幅提高；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污染防治成效明显；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水平得到提升；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扭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明显增强，核与辐射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环境监管体系得到健全。

《规划》要求，为把“十二五”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要积极实施各项环境保护工程(全社会环保投资需求约3.4万亿元)，其中，优先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改善民生环境保障工程、农村环保惠民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范工程、核与辐射安全保障工程、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环境监管能力基础保障及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等8项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开展一批环境基础调查与试点示范，投资需求约1.5万亿元。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确保工程投资到位。工程投入以企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主，中央政府区别不同情况给予支持。要定期开展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提高投资效益。

《规划》还明确，地方人民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2013年底和2015年底，分别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向国务院报告，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十二五”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污泥处理处置、工业水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水污染物减排工程，电力行业脱硫脱硝、钢铁烧结机脱硫脱硝、其他非电力重点行业脱硫、水泥行业与工业锅炉脱硝等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

改善民生环境保障工程。包括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及水生态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受污染场地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工程。

农村环保惠民工程。包括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工程。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

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范工程。包括重金属污染防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等工程。

核与辐射安全保障工程。包括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建设、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以及辐射环境监测、执法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等工程。

第12篇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生态环保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乡村绿色发展为主攻方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全镇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乡风文明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二、强力推进环保工作

1.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按照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标对表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2.加快推进省三湖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工作。针对明确排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确定整改时限，组织实施整改。对非问题点位和已完成整改点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复核，合格的予以销号。

3.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改善村容容貌，使农村布局合理，管理有序，街道整洁，环境优美，农村建设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

4.狠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村垃圾治理运行方案，构建农村生活垃圾运输处理体系，根治垃圾围村现象，改变村容村貌，促进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5.搞好绿化美化，保护生态环境。

6.加强宣教工作，提高乡村居民生态意识，执行环保制度，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7.加强水资源保护、农村水环境治理，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增强居民保护水源的意识，建立水域环境监测点定期对水质进行监测，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保护绿化生态环境。

8.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禁止秸秆燃烧，由农办牵头开展禁止秸秆焚烧专项联合执法，工地扬尘由城建办牵头治理，保证全镇大气质量达标。

9.组织召开环保会议及环保相关培训，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和环保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0.落实土壤行动工作职责。加大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弃农膜回收处理工作力度，全面开展秸秆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国土和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搞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实施，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保证生态功能用地需求，优先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林地;加快水流域治理，减少水土流失。

三、积极开展生态宣传工作

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教育，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群，从学校、企业、政府及社会等多层次，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宣传活动，将利用“6.5世界环境日”为契机，举办以“环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努力将环境保护、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动渗透到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中，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

四、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1.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监管机构，落实工作职能、职责，保障环保工作争先创优。

2.配合开展环境热点问题的信仿维稳工作，确保环保调处率达到100%。

第13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环境监测；环境执法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084-03

1 引言

完善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保障。环境保护能力是一个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达到环境保护目标所应当具备的能力，是实现环保目标所应具备的物质及智力、能力要素的总和，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能力、环境执政能力、环境管理支撑能力三大方面[1]。本研究侧重为狭义的环境保护能力与制度建设，针对环境执政能力，环境管理支撑能力做重点研究，主要涉及环境执法能力建设，环境协调能力建设，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环境危机应急能力建设，信息获取能力建设，资金保障能力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通过对郑州市环境能力各个方面现状情况进行梳理，对比上位政策要求，参考先进地区环境能力提升经验，提出郑州市环境保护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查阅文献、比较研究、描述性研究、实地调研及咨询专家等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检索相关研究文献、国家政策文件和政府系统内部有关工作数据资料等，为研究提供理论和基础资料方面的支撑。

（2）比较研究法。通过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环境管理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郑州市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存在的不足，借鉴先进的环境保护管理成功经验，结合郑州市的实际情况，研究环境保护能力提升对策建议。

（3）描述性研究法。对郑州市现有的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问题、短板及环保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叙述。

（4）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法。对郑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监察、宣传教育、人才配备、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座谈，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研讨、咨询相关专家。

3 存在的问题

3.1 以常规监测能力建设为主，新型环境问题监测能力有限

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相比，郑州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环境监测站监测仪器及人员配备均侧重在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方面的监测，针对声环境、土壤、地下水等新领域的环境问题监测能力有限，监测网络覆盖范围和要素不够全面，一些涉及重大民生和前瞻性的问题包括挥发性有机物、生物毒性、水生生物、生态监测等领域的应对能力不足。

3.2 环境监测综合运用力度不够

环境监测数据应用效果有限。目前郑州市环境监测存在数据的分析、评价不足，面对大量的监测数据，仍缺乏系统的分类研究整理，监测部门只是将监测结果上报管理部门，忽视了监测数据的加工整理和开发利用。在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中，污染源评价与水质评价相脱离，造成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解释不清，找不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总体来说，监测数据未能充分应用到环境管理工作之中，监测技术支撑功能未得以充分展现。

3.3 现行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

郑州市多年来监测系统一直是重技术、轻管理。纵向看，下辖各县（市）、区的环境监测部门作用未发挥，大量的工作积存到市级，未将压力合理传导，导致工作任务排布不均，一定程度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效率。横向看，监测部门与其他部门良性互动不足，监测、污防、监察、应急等单位联动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不够明确，契合度不高。

3.4 信息管理能力不足

信息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郑州市环保局及各县（市）区环保局目前未设置专门的信息管理机构，信息机构建设有待加强，信息数据缺乏整合及共享。环境监测、监察、应急、信息、统计、科技、宣教等领域在系统集成、信息共享等方面尚不能满足协同配合的需要。

3.5 环境风险管理机制尚不健全

郑州市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仍不完善。基层政府对环境风险认识不到位，重处置轻预防。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主体责任落实不够、隐患排查不深入不彻底等情况仍较普遍。环境应急压力向下及各部门之间传导不够，部门联动力度不足。对全市污染源、扬尘、危险品和易燃易爆品的检查与相关部门结合不够，情况掌握不全、不细，工作存在盲点和漏洞。公众对固体废物潜在的危害认识不足，尚未形成公众参与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3.6 资金与技术投入有限

环境监测、监察等环境能力建设的成果体现在仪器设备持续运行并发挥效益，有赖于后续运行维护和经费保障[2]。

随着环境监管指标与内容的扩展，仪器设备更新、消耗等运行经费不足，造成环境监管日常工作开展受限。另外，郑州市科研工作较为薄弱，“十二五”期间，市本级没有设立科研经费，没有独立组织开展科研立项及研究工作，科研服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3.7 宣教能力不能满足新时期环境宣传需求

郑州市目前宣教能力的现状远不能满足环境宣教社会化的要求。公众对环保知识和环境信息公开的需求日趋增强，形式单一、内容简单的传统宣传模式已很难满足公众的需求，环保各级宣教人员专业知识、宣传策划及设计等专业技能欠缺，目前的宣传教育活动多停留在内容单一、形势老旧的层面。

3.8 缺乏c其他部门的协同管理

郑州市目前存在环境监测站与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的监测站点业务交叉重复、权责不明的现象。例如针对地表水的水质监测，郑州市环保局每年都有指定性任务，而水利部门每年也对江河水质开展水文、水质监测；土壤污染调查及土壤监测工作，环境监测站和农业部门的土肥站都在进行，监测项目大同小异，造成了监测资源的浪费。

4 需求分析

随着国家“气十条”、“水十条”的实施，环评制度改革的开展，企业排污许可证等环保政策的实行，公众环境权益的空前高涨，环境法律法规基础日益完善，环境管理工作将面临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势，在管理上从严从紧将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

另外，随着《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印发，对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指导性意见，河南省作为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省份，省、市、县三级环境监测监察机构从管理体制、队伍建设等方面面临重新梳理的问题，郑州市目前的环境能力水平已不能满足需求，市级及县（区）级环境监测、监察等工作的开展有待调整。

5 对策与建议

5.1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1）进一步完善空气质量监测。以PM2.5监测为重点，加强灰霾、VOCs、臭氧、温室气体、扬尘监测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监测工作，探索针对建筑工地、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大气污染量化监测，安装工地移动扬尘监测系统，开展针对建筑施工产生的大气污染源的规律性监测工作。

（2）根据郑州市调整后的噪声功能区域划分结果，开展声环境监测点位调整工作，重新进行噪声环境监测网络划分，协同交通局调整道路噪音监测点位。

（3）规范土壤环境监测。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设定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实现县（市）、区土壤监测点位的全覆盖。普及土壤监测技术，提升环境监测站土壤监测能力。开展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将目前的例行监测试点工作转为常规例行监测并实现业务化运行。

5.2 加强环境执法能力

（1）应加强对重点环境问题的执法监管，加大环境敏感区域执法力度。加大对南水北调沿线、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区域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高度关注群众反复投诉的重点和敏感环境问题，立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着力将环境监测与环境执法联动起来，依法履行对排污单位的环境监管职责，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立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动快速响应机制，根据污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与执法；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3）全面提升移动执法水平。以移动执法系统和电子执法平台为依托，健全环境保护执法规范化体系，通过督查、稽查，督促市、县（区）两级环境监察部门将执法规范落实到日常工作。加强移动执法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提高数据的使用率，并形成协同效应。

5.3 加大环保宣传力度

可通过建立以环保部门为主体，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文化等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广泛参与的环境宣传教育网络的方式，营造一个浓厚的环境保护氛围[3]，引导公众参与环保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微信、举报热线、城市管理网格、环境监管网格等平台，引导公众自发参与环境监管，约束企业环境行为，主动公开环境管理信息，拓宽环境监管渠道；通过建立多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各种激励政策，鼓励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扩宽环境保护宣传的渠道。

5.4 提升环境科研技术水平

（1）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环保专业技术人才，规范人员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选人用人政策积极向学历层次高、业务素质强、集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方向上倾斜。

（2）营造环保科研工作氛围。科学合理的引导创建研究型工作氛围，解决目前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科研氛围不足、科研能力不强、科研成果不多的局面，实施奖励政策，争取国家项目，结合郑州市实际特色做好大气灰霾研究等相关科研工作。加强从事相关技术人员的交流学习，以市场为导向，定期开展自学自查，学习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厂商及先进实验室的开发方法，开展学习培训交流，建立互助、包容、开放、积极向上的学习工作氛围[4]。

（3）提高环境保护科研实力。改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提升环境科研基础装备水平；培育一批重点环保研究机构，搭建环保科技基础平台；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创新。

5.5 加强信息化建设

郑州市应全面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各级信息化工作的人员配备，做好环境信息的标准化建设的准备。优化网络建设。实现污染源信息化管理，建立污染源动态信息库和执法人员信息库，及时更新信息库中企业等污染源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实现多平台多终端信息实时共享。疏通环境信息沟通渠道。加强市县两级的交流沟通，实现环保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共用，保证环境保护数据的准确性。

5.6 强化环保资金投入与管理

（1）保障政府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上级环保专项资金，把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政府环保投入，保证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2）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推进社会多元主体投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把环保产业逐渐推向市场[5]，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3）规范资金监管。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监督，保证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推动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证券等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

5.7 落实垂直管理制度

郑州市可借助“垂直改革”这一契机，整合资源，梳理体制机制，调整机构制度，减少环保与农业、水利等监测系统业务交叉重叠，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业务。

研究监测、监察、执法机构重组、工作分配及责任落实问题，在市级环境监测机构上收省级后，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解决市级日常监测工作，特别是应急监测工作的开展问题。

制定县级政府环境质量责任落实相关制度，解决县级环保部门作为市级环保部门的派出机构存在责任落实缺口的问题。

研究协调县级其他部门参与环保工作的办法，解决由市级统一调配环保执法力量后，如何部署谭力量，提升全市环保执法能力的问题。

充分发挥市级环境监测站作用。在即将实现垂直管理的大背景下，郑州市监测站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加强对下辖县（市）、区监测站业务进行指导，完善市级人员管理。

6 结语

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和监控的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环保部门，而地方政府是进行环境保护的直接主体[6]。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排放控制和监督问题，而是一系列社会管理、利益调节、技术进步和社会消费习惯引发的综合性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提高环保职能部门直接的环境管制能力，还要将环保意识植入政府行为，提高郑州市及下辖各县（市）区政府间接环保管理能力。因此在进行环境保护管理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需统筹管理，推进责任体系构建，强化环保职能部门，协同管理各相关部门，明确各方责任，使环境保护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自觉行动，充分发挥政府体系综合环保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细康.广东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珠江经济，2007，197（12）：61～66.

[2]冯 恺.我国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问题与建议[J].环境保护，2013，41（8）：44～45.

[3]杨 博.湘西地区政府环境保护能力培育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5.

[4]李日成.关于新常态下二级站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思考[J].环境保护，2016，44（12）：56-58.

第14篇

一、着手整改环境保护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一，对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要求不适应的整改。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环境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结构性污染突出，一些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未能完全遏制，环境污染投诉明显增加，20*年全区环境与20*年相比上升了65.5%，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重点监管城市污水、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和化工、造纸、电力、钢铁行业，严厉打击危及群众饮水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开展后督察工作，对挂牌督办的企业，以及重大环境案件和严重违法地区进行跟踪督察，对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坚决予以查处。

第二，对污染减排任务艰巨、形势严峻的整改。按照国家污染减排的指标要求，2010年我区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必须分别比20*年削减12.1%和9.9%。在20*年减排任务完成的情况下，“*”后两年，化学需氧量减排仍有约60%的任务需要完成，减排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把加强污染减排作为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全力完成“*”确定的目标任务。继续抓好污水处理厂、燃煤电厂脱硫以及重污染行业的减排，狠抓污染治理设施和减排工程有效运行；强化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对减排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督促地方和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管，督促企业尽快建设完善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确保“*”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顺利实现。

第三，对农村环境保护任务重的整改。当前，我区农村环境污染存在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的特点，部分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有恶化的趋势。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和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对农村生态保护和建设做出的决定，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大农村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力度，保障农村饮用水环境安全。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使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村镇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第四，对基础能力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与环境保护发展不适应的整改。长期以来，我区环保系统一直存在人员编制严重不足、业务用房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差、装备陈旧落后的问题，与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要求不适应，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要求不适应。我们将抓住国家加大投入的有利机遇，进一步加大对环境监测、监察、信息、科技、宣教等环境管理基础能力建设的投入，大力增强环境管理基础能力。

第五，对局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与新阶段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的整改。面对当前环保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形势，局党组认为，班子的整体功能与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改，切实提高局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一是提高理论学习能力。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班子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用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二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放缓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课题、新机遇，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环保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从可持续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高度，把环保工作放在全区发展的大局中谋划，把环境问题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环保道路。三是提高科学决策能力。严格按照和民主集中制办事，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决策时问计于基层，求教于群众，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四是提高处理复杂问题能力。有效应对复杂问题是适应当前我国发展机遇和矛盾凸显并存特点的必然要求。要强化责任意识，敢于迎接挑战和承担责任，出现矛盾和问题要靠前指挥。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既充分发挥个人的负责精神和主动性，又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增强班子的整体创造力、战斗力。五是提高改革创新能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思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竞争开放、富有活力、有序流动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六是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防止腐败，防范廉政风险，防范违法违纪案件发生。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注重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积极维护基层和群众的权益，增强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完成环保工作任务。

二、逐步建立环境保护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一，探索建立污染减排长效机制。污染减排是“*”确定的约束性指标，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要认真总结三年来污染减排工作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逐步建立减排目标责任制、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确保“*”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顺利实现。

第二，探索建立环境保护服务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区正处加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央部署要求，广西投资6000亿元用于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在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处理好长远、效益和质量的关系，既要为污染减排控制污染物新增量、防止盲目建设高能耗高污染和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的项目把好关口，同时又要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好服务，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做出贡献。

第三，探索建立环境监督执法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保稳定、促和谐的大局出发，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重点监管城市污水、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和化工、造纸、有色冶炼、电力行业，推进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安全处置，严厉打击危及群众饮水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突发环境事件范和应急处置措施，防止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第15篇

【关键词】崇明生态岛生态建设管理评价需求

崇明越江隧桥工程竣工在即,为此,上海市组织力量开展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其中,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是针对生态岛建设的宏观管理工作的再管理活动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采用“能力-机制-参与”框架分析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一、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具有宏观管理属性

1、战略主体性

崇明生态岛建设是上海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型城市及生态城市的伟大实践。作为生态建设的宏观管理的再管理活动之一,管理评价在崇明生态岛建设及评价中具有战略主体性,在生态建设的主客体关系中地位突出。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生态化相比,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活动是主体性活动。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城市政府、企业、家庭与居民、社团及社区等城市组织,它们从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活动;社会、经济、环境的生态建设活动,都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对象和具体内容。同时,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活动是一种宏观性、全局性的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宏观战略管理行动,不同于具体的生态项目的管理活动。因此,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活动既有主体性,又有战略性,合称为战略主体性。在上海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活动及其评价同样具有战略主体性。

2、战略主导性

管理评价在崇明生态岛建设及评价中具有战略主导性,在生态建设主体间的关系中价值突出。生态城市建设及管理活动的主导力量是城市政府。相对于企业及社区等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主体,城市政府通常是主导性力量。我国是世界上大规模由政府牵头进行生态城市建设的国家;所以,城市政府在生态建设的战略行动中扮演了主角,具有战略主导性。因此,在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中,基于政府主导的生态城市建设活动的管理评价具备了战略主导性,这也是一种宏观管理属性。

3、战略总控性

管理评价在崇明生态岛建设及评价中具有战略总控性,在生态建设的系统性结构关系中功能巨大。生态城市管理不仅需要防止由于经济增长导向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也要防止由于生态主义导向而导致的社会经济衰退或持续贫困倾向,为此需要实施针对单一建设导向的综合导向管理。同时,生态城市管理需要在生态化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环境建设等单一的局部建设的基础上,实施综合的协调管理,实施针对单一战略管理的综合战略管理。在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中,综合导向管理和综合战略管理不同于生态建设中的单一战略,具有突出的综合战略功能,构成了生态城市管理评价的直接诱因和独特性,可以归纳为“战略总控性”。

二、管理评价需求取决于生态岛建设的宏观管理特征

1、能力建设喜忧参半,需要进行评价

(1)国有产业资本为载体的规划与建设模式独辟蹊径。1998年12月,上海市市政府将崇明县东旺沙、团结沙84平方公里的土地(后来扩展至174平方公里)授权给上海实业集团统一规划与经营。上海实业集团入驻崇明,这是上海建设生态型城市中一项重要的体制创新。这种由市政府授权管理、县政府协调支持、国有企业集团统一规划、建设与运营的生态化建设模式可以称为“政企双方三位合作”模式或“国有产业资本模式”,具有独辟蹊径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生态岛建设的法治化工作初露锋芒。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该法除规定对建设项目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外,还要求对各种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力求从决策的源头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后,上海制订了《上海市实施办法》。这一切意味着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法治起点高于以往国内其它地区的生态建设。《崇明县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5-2007年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都达到了100%。

(3)收不抵支的财政条件下,生态岛建设的财政支持任重道远。《崇明县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全部财政收入开始小于财政支出,收不抵支的财政格局延续至今。为此,上海市政府自2004年起在崇明实施了“税收委托征管、地方税收全留、公共项目差补、生态专项扶持”的财政税收体制。但是,由于收支缺口持续拉大,由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制度设计方面的不规范性和制度运行方面的法治化水平较低,由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存在着时滞性和不稳定性,崇明生态岛建设的财政支持仍然任重道远。

2、机制建设面临挑战,需要进行评价

(1)环境治理保护的投入力度冲高回落。公开数据显示,2006年崇明的环保投入占全县增加值比重上冲到8%,2007年则回落为6.4%;崇明县政府计划2007年以后的五年中维持在5%。这一数据超过上海市的平均水平。但是,崇明占上海1/5的土地面积,拥有上海大部分湿地资源,现有环保投入绝对规模仍然非常有限,环保投入的需求空间和供需缺口都是巨大的。

(2)土地管理中的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十分艰巨。在崇明,湿地及滩涂的保护修复问题,是生态岛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需要从战略总控的高度加以评价与管理。研究表明,崇明东滩湿地生态系统的开发和利用是过度的。东滩湿地退化表明,上海正潜伏着较严重的生态危机,保护和恢复湿地的工作十分艰巨。

(3)环境与生态的监测监控机制有待探索。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网格化处理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机制,这在上海市区已经有大量成功的实践。但崇明主要是广阔的农田,难以直接照搬这种网格化处置机制。为此,崇明相关部门考虑在网格化机制难以覆盖的区域范围内推进生态环境监控网络建设,用以弥补网格化处置机制。所以,在崇明,环境与生态的监测监控机制仍然有待探索,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评价。

3、公众参与状况褒贬不一,需要进行评价

《崇明生态县建设规划》显示2006年“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达到96%,超过国家生态县建设的标准。但是,围绕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种种争论仍然不绝于耳。崇明生态岛建设是否能够得到各界公众的积极参与,仍然是一个严峻挑战。为此,需要相应进行管理评价,从公众参与角度积极实施面向生态建设的宏观管理。

三、“能力-机制-参与”评价构成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的基本结构

“能力评价-机制评价-参与评价”这三位一体的评价需求构成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的基本结构与框架(参见表1)。

1、推进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建设

“能力评价”是针对生态建设活动的管理能力进行的管理评价。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体制性思想性的发展基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管理表现

2、推进生态岛建设的内涵式管理机制建设

“机制评价”是针对生态建设活动的管理机制进行的管理评价。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机制”是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方式。在崇明生态岛政府的公共管理体系中,管理机制可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属于政府内涵式管理的范畴,是狭义的“管理机制”,外在机制属于政府外延式管理的范畴,主要是指“公众参与”。“机制评价”可以推进生态岛建设的内涵式管理机制建设。

3、推进生态岛建设的外延式管理机制建设

“参与评价”是针对生态建设活动中的公众参与进行的管理评价。崇明生态岛建设的“公众参与”同样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方式。

四、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的主要内容

1、“能力评价”需求

加强生态岛的规划与决策、创新与示范、法治与评价、科技与政策、教育文化与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能力”的评价与建设,建立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支撑体系(主要是“基于科学和财力的规划与决策体系”)、执行体系(主要是“先行的创新与示范体系”)和保障体系(主要是“可行长效的法治保障及环保评价与准入体系”),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的制度基础,并构成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评价需求的主要内容。

2、“机制评价”需求

根据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及能力评价需求,其“管理机制”主要是“基于规划决策能力的生态岛建设政绩考核与引领机制”、“基于创新示范能力的环境治理和生态维护的平行投入机制”,以及“基于法治保障的环境及生态事件网络化测控处置机制”。它们分别构成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支撑机制、执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的内涵式的机制保证,并构成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机制评价需求的主要内容。

3、“参与评价”需求

根据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的评价与建设的需要,其“公众参与”主要是“基于网络化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基于国际化的企业行为规范机制”,以及“基于知识化的环保型社会团体的公众影响机制和科学普及机制”。它们分别构成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支撑机制、执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的外延式的机制保证,并构成崇明生态岛建设的公众参与评价需求的主要内容。

五、结论

在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中,管理评价具有战略主体性、战略主导性和战略总控性,取决于生态岛建设在能力建设、机制建设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宏观管理特征;因此,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具有宏观属性,不容回避。“能力评价-机制评价-参与评价”这三位一体的评价需求构成了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评价需求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注:本文是上海市科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崇明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DZ120560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