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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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比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38.026

1 研究背景介绍

成渝经济区位于我国西部，是西部最发达和城市最集中的区域。成渝经济区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庆市总面积的35.75%，全国总面积的2.7%，常住人口9960多万人，由35座城市组成，包括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和17个小城市。其GDP总量超过了川渝两地的90%。成渝经济区有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和世界最大的水库，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的四个区域之一，面临着经济腾飞的大好机遇。2011年5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了成渝经济区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到2015年，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1]

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区域发展状况与综合实力的首要指标与基本单元。对成渝经济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城市正确认识自身的位置，认识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的优劣势，并制定正确的竞争与区域合作战略，有助于成渝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实现合理有序的竞争、充分积极的合作，形成优化的成渝经济区总体布局与发展战略，对于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文章在对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指标选取的基础上，构建评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统计方法对成渝经济区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以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实现内部的协调发展。

2 研究方法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对象与范围确定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渝蓉经济区的协议》，成渝经济区是以成都和重庆为双经济中心，包括四川省内绵阳、德阳等在内的14个沿高速公路、铁路的城市和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23个区县[3]。基于此，本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对象包括成都和重庆两个省会城市以及绵阳、广安、达州、泸州、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宜宾、德阳、眉山、乐山、雅安14个沿高速公路、快速铁路、黄金水道的地级市。

2.2 研究方法选取

为了更好地测量与分析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文章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取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基本方法，对成渝经济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予以测度、评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对观测变量进行分类，将相关性较高、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分在同一类中。不同类别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那么每一类变量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基本结构，即公共因子。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是试图用最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变量。[4]聚类分析实质是一种建立分类的方法，它将一批样本数量或变量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动下进行自动分类。[5]

2.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更为有效地对成渝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文章对各类指标进行了分析筛选，最终选取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人口比重、非农产值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10个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保证评价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3》与《重庆统计年鉴2013》，研究成渝经济区2012年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处理。

3 评价结果比较分析

3.1 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729，大于0.6；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值为212.185，其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因而拒绝原假设，认为所选数据适宜作因子分析。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公因子提取原则，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故对原始指标提取两个公因子（F1与F2），其特征值分别为6.965与1.419，从碎石图（见下图）也可以看出，前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差异明显，从第三个因子开始，特征值差异很小。综合以上，提取前两个公因子。

因子分析碎石图

公因子提取后因子方差的均值均很高，且提取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也达到83.839%，已涵盖大部分信息，能对成渝经济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解释。

在确定公因子的个数后，由于现有数据经分析无法对因子进行较好解释，因而采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下（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公因子F1在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人口比重、非农产值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及第三产业产值比上的系数较大，可以看出，这类指标受市场经济自身发展情况的影响较大，为市场经济自生型指标，故命名为市场经济自生因子F1；公因子F2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与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的系数较大，这类指标主要受政府宏观调控策略的影响，因而命名为政府宏观调控因子F2。

此外，对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矩阵，得到2个公共因子的得分F1及F2，以贡献率为权数，构建综合评价函数：F=0.756F1+0.654F2。

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国家宏观调控策略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因而促进经济发展要双管齐下，注重“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既要尊重经济运行规律，又要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

3.2 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在因子分析对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进行分类与公因子提取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对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别划分。

本文采取系统聚类法，以成渝经济区各城市在10个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上的测度数值作为聚类变量，选择欧氏距离对样本进行Q型聚类，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所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聚类分析谱系图。根据各因子综合得分与聚类谱系图，将成渝经济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由强到弱划分为四种类型。

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强的有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其次是绵阳、广安、达州和资阳，较弱的是德阳、乐山、眉山、遂宁和泸州，最弱的是内江、自贡、南充、雅安和宜宾。从中可以得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由内而外呈圈层式扩散分布，这与成渝经济区的人口集聚程度以及资源投入力度有关。

4 提升成渝经济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6]

4.1 强化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实现合作共赢

成渝经济区作为一个双核心的城市群，统筹协调两个一级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两地携手走共同发展繁荣之路，就必须要求区域政府之间建立长期有效的对话协调机制，实现良好的互动。成渝经济区应在总结现有区域协调组织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体制束缚和思想上的对立隔离，强化政府的行政约束力作用，强调两核心的合作而非竞争，积极促进以跨区域城市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成渝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4.2 突出城市间优势互补，实现错位联动发展

成渝经济区要引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区域内各城市的竞争优势，构建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经济体系，实现错位联动发展，增强城市群合力。目前成渝两地产业布局趋同现象较为严重，既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又会导致城市之间的不良竞争[7]。因此，要提升各城市的竞争力，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

4.3 培育次级核心城市，实现城镇体系结构优化

一个经济区要搞活，需要完整、成熟的城镇结构体系，成渝经济区内缺乏实力较强的次级核心城市。因此，成渝经济区在发展好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之外，还应该挑选出有潜力的城市作为次级核心城市，给予重点培育，如自贡、绵阳、德阳。这些次级核心城市可以在“配角经济”定位中，满足两大中心发展的需要，同时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以及乡镇的发展，最终建立起成渝都市连绵带[8]。成渝经济区应注重培育次级核心城市，积极发展各类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涛涛，张明举.成渝城市群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J].小城镇建设，2007（11）：38-41.

[2]向淑阳，王卓，罗文惠.成渝经济区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与聚类分析[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3-36.

[3]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DB/OL].（2016-05-08）.http：///.

[4]白斌飞.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24）：114-116.

[5]吕姗，林爱文.武汉城市圈城市竞争力测度与评价[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0（1）：6-8.

[6]向淑阳，王卓，刘天晓.成渝经济区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与聚类分析[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1（5）：95-98.

第2篇

【关键词】城市酒店业 经济发展 关系分析 协调发展

在房地产盲目助推大量高星级酒店诞生的情况下，“十二五”末已出现酒店布局不均、需求过剩、经营业绩下滑、部分酒店面临拍卖或转型，为此，及时科学指导城市酒店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推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防止过度发展或发展不足而损害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为此，科学指导城市酒店的发展规模及其分布在“十三五”建设期间显得尤其重要。

一、国内外文献及研究现状

国外针对区域酒店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的不多，因世界前10酒店管理集团中有7个在美国，为此重点关注了美国在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学者Smith分析美国从1990年到1998年这段时期，洒店业构成比例、规模增长和收益变化，他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能对投资者降低酒店投资的风险。学者JanA Deroos的研究主要基于NOR指标，即理论住房率，他研究分析这个指标的重要意义，是实现对美国酒店业的供求情况进行平衡。学者Jeong-Gil Choi根据美国近30年的酒店增长率情况以及对美国酒店业的未来发展周期和转折点进行预测。强调通过城市经济的发展从多因素的角度对区域酒店业布局等进行系统的研究。

国内酒店管理方面的学者专家也在不断完善相关的理论体系，瞿富强对酒店项目与区域经济建设可行性研究进行了比较与分析。马智亮、邓子瑜等提出了酒店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研究集成化辅助系统的模型。葛良文结合以往宏观行业调控研究成果，论述了酒店业在区域经济建设中的框架及作用。王勇评述了酒店发展与地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系统性地归纳了酒店业与地区经济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重点关注区域。杨永堂研究了酒店规模发展与地区GDP与CPI数据的关系，从基准收益率、现金流、影响因素等方面细致地作了财务评价研究。

本文尝试通过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体系给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将地区经济发展与酒店业发展进行关联分析，构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的模型，并运用重庆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的彼此影响动因

（一）城市酒店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酒店业的发展本身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资源和发展定位的区别，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占比也就不同，如以旅游度假定位的三亚等，酒店的收入与利润对城市GDP的影响占比较大，而以中心城市定位的重庆等酒店对城市GDP的影响占比目前在10%-15%之间，且呈上升态势。主要影响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酒店业的发展会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发展资金；二是高星级酒店能提升城市形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三是增加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和税收；四是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如建筑业、商业、交通业等；五是酒店I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强，酒店业的发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的就业率。

（二）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酒店业的发展

酒店业的发展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且总是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主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会吸引财团在城市经济发展较好城市投资建造酒店；二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商务和旅游人数增多、流动加快，促使解决餐饮、住宿问题的酒店业出现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三是政府部门会创造良好的投资政策，特别是银行资金的支持、税收的支持及土地费用的支持等；四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交通、通讯和市政设施等的提升改造，为酒店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环境；五是在城镇化及房地产引领城市经济发展中，近5年新建的高星级酒店约90%是以房地产集团为背景的酒店。

三、关联性及协调性分析

（一）酒店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的投资额、第三产业的收入、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国内游客人次和收入、国外游客人次和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外资利用额等9个与酒店业紧密相关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选取酒店数量、客房数量、床位数量、酒店员工数量等4个指标，及在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国有和私有酒店各一个，平均其总收入、总利润、可售房价格、可售房利润、客房收入、客房出租率等6个反映经营质量的发展指标来衡量酒店业的发展水平。数据来自《重庆旅游统计公报》、《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重庆劲力、万友康年大酒店。

表1 重庆市2000年---2015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及酒店发展指标数据

（二）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测算

本文采用主分量分析方法来评价经济发展水平。步骤如下：首先，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标准化的数据；然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分量分析，得到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将各主分量贡献率占选取主分量的累积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为：

F=■wk*fk （1）

其中，F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wk为权重，wk=λk/■λk*λk，λk为第k个主分量的贡献率，fk为地区第k个主分量得分。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11个指标的数据做KMO和Bartlett检验，运算结果为KMO=0.62，大于0.5；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值为209.23，其相位的伴随概率P值为0，小于显著性水平值0.01，表明变量指标之间存在复杂的统计相关关系，样本数据可做因子分析。对地区的相关指标数据做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入选2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5.065、1.255，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0.45%，由此可以判断这两个主分量能够很好地代表所有指标的信息，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地区在两个主分量上相应的得分和主分量的权重代入到公式（1）中，即得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数-0.42，酒店业发展指数0.25。

（三）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酒店业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皮尔松相关系数为0.875（显著性水平在0.01的双尾检验），表明酒店业发展和经济发展高度正相关，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为了进一步验证酒店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酒店业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建立回归模型：Y=a1+b1X+e1 （2）

经计算，回归系数b1=0.855，可决系数为0.756，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酒店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四）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协调度y算

协调发展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是多系统或要素在协调基础上的综合发展。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系统内部要素或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通过协调度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状况。设酒店业发展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X 与Y，参考有关协调度研究的文献，定义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公式为：

SXY=（X+Y）/■ （3）

式中，SXY代表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系数。协调系数SXY的大小与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呈正相关，SXY越大，系统的协调性越高，反之，则协调性越低；SXY的取值介于-1.322和1.322之间。为了清楚地反映两者协调发展的程度，根据SXY值的变化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将协调度分为六个等级：1≤SXY

四、结论及意见补充

（一）结论

本文对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②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地域资源差异及城市发展定位的影响；③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还受宏观政策的影响；④城市经济发展必然会带动酒店业的发展，酒店业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

（二）建议

酒店业是地区经济发展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协调好酒店业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酒店业与地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实证分析表明重庆地区酒店业与地区经济的协调度是轻度失调，为了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是不对称的，对当前酒店产能过剩，建议政府部门控制指导酒店建设的合理布局和总体建设规模；②对目前酒店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调研，适当采取减税等政策支持酒店的良性经营，调整两者发展的失调。③城镇化建设中，房地产企业为规避资产经营风险而利用政策投资建造酒店，政府部门应逐步退出对房地产企业的政策引导，同时也有利于当前对房地产的调控；④在酒店服务与管理人才方面，政府、酒店、学校要三方联动搭建平台，解决城市酒店业与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问题；⑤建议行业协会加强对酒店之间无序竞争的干预，规范市场价格，确保员工薪酬，确保服务品质，与地区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

（三）不足

以上分析主要是建立在高星级酒店层面，今后还需对城市酒店业中的特色酒店、主题酒店、民宿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等进行主成因素的分析。

参考文献：

[1]魏锋，曹中.我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J].统计研究，2007.

[2]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

[3]吴建楠等.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分析[J].经济地理，2009.

[4]臧华.国际酒店集团经营策略比较研究[J].商业现代化，2010，（11）.

[5]曹晶.我国饭店业发展区域差异及对策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2010.

[6] 薛秀芬；尹晓华中外经济型酒店比较与启示[J].商业经济，2006.

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省域；评价指标；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6―0125―07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广受关注，发展权和排放权讨论不断升级，低碳经济理念迅速发展。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俄罗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也陆续开展了低碳经济政策研究。我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仍依赖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与能源供应紧张等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有必要建立一套能够全面反映低碳经济内涵与特点的指标体系，对各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进行测评和分析，指出差异化原因，以此促进节能减排，推动我国向低碳转型。

低碳经济的理念提出已久，20世纪末的文献中就出现了“低碳经济”这一术语以及对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的分析[1]183-208，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到2050年英国的CO2排放量要减少60%，英国要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改善能源结构转变为低碳经济国家[2]，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并《斯特恩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财政、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3]。我国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显著，相关专家和学者们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评价体系及发展策略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潘家华、庄贵阳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核心要素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探索[4]，[5]，[6]，[7]，[8]；付加锋、唐笑飞等学者构建了我国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试运用[9]，[10]，[11]，[12]。这些研究在低碳经济的概念和评价体系的构建上都作出了贡献，但仍存在不足，在对不同地区之间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时，对地区间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生产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性关注不够；并且现有的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简单将整个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子系统，计算模型采用简单的线性模型，不能反映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导致结论差异较大。

本文尝试建立一套较为合理的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得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在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上都进行了新的尝试，评价体系中既包括反映各省区低碳经济发展现状的指标，也包括体现各省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能力指标；函数模型上，则设计了一种更能有效反映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函数模型。

二、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应该以系统全面性、主体相关性和省域指标可比性等为基本原则。本文从不同维度综合考虑，建立由低碳环境水平、低碳产业水平、低碳效率水平和低碳创新水平等4个准则层的22个指标层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测度和比较。由于缺乏数据，本文没有对其进行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为确保数据的权威性，本文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政府方面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的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核算均用2001-2011年平均值或平均增长速度，这样可避免因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导致目标研究的偏颇。

（二）指标解释

低碳环境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它主要包括一地区森林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和劳动力禀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扩大森林覆盖面积是未来30-50年经济可行、成本较低的重要减缓措施。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化。森林碳汇抵消CO2 已成为国际公约的重要内容。本文将森林面积增长率和森林覆盖率作为碳汇建设的主要指标。人口密度也是影响低碳环境的重要因素，人口越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耗能就越多，排放的CO2 也越多，对自然和大气环境的影响越大，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就会削弱自然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一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能反映它发展经济、进行改革优化、开发新能源新技术的基础和动力，所以本文采用劳动力参与率来衡量各省区的人力资源环境水平。

低碳产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柱，它主要指一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模式和产业内技术水平，这些因素主要决定了地区的能耗强度进而碳排放强度。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不同，一般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最高，而第二产业中，重化工的能源消耗强度又远高于一般制造业[13]。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倒“U”形曲线，反映了传统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与环境污染趋势的关系，显示当一个经济体达到工业化中期后，由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和高耗能产业比重的下降，碳排放强度会逐渐降低。因此，第三产业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成为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它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具有低碳排放、高经济效益的特点，因此也是低碳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和能力越强。一国的贸易模式对其低碳经济水平也有重要影响，国际贸易不仅使产品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出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被计入出口地区。1997-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引致的，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 （1997年）和905%[13]。因此，国际贸易顺差可以作为反映各省区低碳水平的一个指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是技术，技术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节能减排、提高低碳经济水平最有效的着力点。所以本文选用技术市场交易额比重作为衡量各省区技术创新水平及发展低碳经济能力的一个指标。

低碳效率是一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它包括能源消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实现低能耗、低排放，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因此，通过对一地区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的测量，就可以直观反映其低碳发展水平。能源消耗强度是指单位GDP消耗的能源，反映一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现状。能源消耗弹性是指能源消耗增速与GDP增速之比，反映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若GDP增速高于能源消耗增速，则说明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低碳发展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能源种类中，煤的碳排放最为严重，石油次之，而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能等都是清洁能源。我国各省区的能源禀赋不同，能源利用结构也存在不同，本文选择煤炭消耗比重来反映各地区的能源结构。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它的值越小则低碳水平越高。碳排放增长率反映一地区碳排放的发展趋势，在保证GDP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增长率小于1则说明污染排放有所减缓、低碳水平有所提高。人类均有公平的碳排放权，尽管国际碳减排机制尚未明确各国碳减排任务的分配标准，但人均碳排放是一个较为公平且能够为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标准，人均碳排放较低，面临的碳排放约束相对会小一些，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利[14]。除CO2外，SO2和COD也是工业废气中的主要有害气体，它们对大气的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都十分严重，也直接影响着一地区的低碳发展能力和水平。

低碳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引擎，它指一地区开发低碳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潜力。从现阶段来看，能源部门的低碳技术涉及节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利用技术、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CCS）等领域的减排新技术[4]。对这些技术的研发支出和环境保护支出直接体现一地区对低碳技术的投入和开发力度。所以，本文采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和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两个指标来反映一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则可反映其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的水平。人力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研发低碳技术的基础和动力，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知识技能水平直接影响该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高科技人才关键在教育，所以选择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一地区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对教育、技术研发的支出都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越大、全员劳动生产率越高，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就越高。

三、评价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确定各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建立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能够将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由专家和决策者对所列指标通过两两比较重要程度而逐层进行判断评分，并利用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一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度，从而得到各指标层指标重要性排列结果，以此来确定指标权重。本文就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咨询了低碳经济相关领域专家，进而构造判断矩阵，经过计算和一致性检验后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

（二）指标计算模型

首先，要对指标层数据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因为各个指标的单位不同，必须经过无纲量化处理后才进行比较分析。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为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处理；阻碍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则为逆向指标，采用公式（2）处理：

其中，xi 表示i省区原始数据，-min（xi ）表示原始数据中所有样本的最小值，-max（xi）表示原始数据中所有样本的最大值，这样经过变换后的xi ′有统一的量纲，所有数据位于[0，1]。

其次，对准则层指数进行计算。根据每个准则层下属指标的数据和权重值计算出各准则层的得分，具体方法为：记低碳环境水平指数为δE、低碳产业水平指数为δI、低碳效率水平指数为δB、低碳创新水平指数为δC。以δB为例，计算公式为：

其中，n代表低碳环境水平下二级指标个数，Wi为权重。同理，可计算出δI、δB和δC。

最后，对目标层指数进行计算。准则层决定了目标层的水平表现，但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多元线性关系，不能用线性组合加总得到目标层，因此，本文构建一个计算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非线性函数，公式为：

（4）

其中，μ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便于比较，计算出来的各省区综合得分乘以100，使其介于[0，100]。

（三）结果分析

1综合比较

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距较大（见图1）。整体上来看，东南沿海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西北部及北部地区最为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沿海地区的化石能源分布少而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相对丰富，福建、浙江、海南非常注重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能源结构也较为合理；南方地区的森林资源丰富，对碳的吸收转化能力强，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更是全国第一。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晚、水平低，从东部地区转移来的“三高”产业给中西部的能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中西部地区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足，能源利用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水平也较低，因此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尤其是内蒙古、贵州、宁夏和山西等省，煤炭资源丰富，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过高，再加上自身生态环境脆弱，发展低碳经济的起点很低、任务很艰巨。

2指标层比较

（1）低碳环境水平指数。从整体上看，东部及南部沿海省区的低碳环境水平高于内陆省区，西北部地区远远落后（见表2）。这是由于影响低碳环境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森林资源禀赋，而我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由于气候和地形地貌原因森林资源丰富，内陆尤其是西北部地区气候干旱，且多草原、沙漠分布，植被稀少。低碳环境水平排在前面的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和云南都是我国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地区，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272%，全国最高，浙江和江西也都达到50%以上。另外，浙江省的劳动力参与率指数全国领先，为923%，这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人力基础。青海省在2001-2011年间的森林面积增长很快，碳汇水平非常高，且人口少，人口密度全国最低，这使得它的整体低碳环境水平比较高。低碳环境水平排名落后的除了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西北部地区外，还有江苏、天津和上海，这三个省市虽然地处东部沿海地带，但森林资源匮乏，森林覆盖率很低，且人口密度高，尤其是上海市的人口密度达到3140人/平方公里，全国最高，这严重影响了它们的低碳环境水平。

（2）低碳产业水平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低碳产业水平基本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一致。得分排在前面的省份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如北上广一线城市、天津、江苏等，这些地区经济基础好，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三产业发展较为完善。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80%，产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也以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对能源的依赖和消耗较低，能耗和碳排放都较少。广东省地理位置优越，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外开放程度高，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再加上国家政策优惠，拥有全国最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7%，领先全国。上海和天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产业结构也较为合理，低碳产业水平得分较高。排名落后的省份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新疆、青海等省，均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三高”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以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工业技术水平低，严重影响了低碳经济的发展。

（3）低碳效率水平指数。总体上来说，南方地区的低碳效率水平高于北方地区。这是因为影响低碳效率水平的因素是能源消耗、能源结构和碳排放情况，我国北方地区的能源以煤炭为主，而南方地区能源结构则比较多元化，水力、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资源相对丰富。排名靠前的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区都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非常丰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走在国内前列。此外，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为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能源消耗强度都比较低、碳排放较少。低碳效率水平低的山西、内蒙古、贵州省等都是我国煤炭资源的主要分布地区，工业结构又以重工业为主，煤炭占能源消耗的比重分别达到13638%、11237%、9427%，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煤炭的利用率低、碳排放处理技术落后，因此，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都过高。北京市虽然靠近山西、内蒙古，但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比重低，能源高效利用和减排技术较高，因此它的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都很低。

（4）低碳创新水平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低碳创新水平基本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低碳发展的投入力度相一致。排在前面的北京、上海、天津和陕西等省市对科技研发的投入都较其他省区更高，2001-2011年，它们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35%、239%、204%和237%，排在后面的新疆、云南、青海和海南等省的研发支出比重分别仅为033%、052%、059%和024%。另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其废弃物综合利用提供了较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上海市全国最高，平均每年每人生产总值达到119万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9万元/人。值得注意的是，青海、内蒙古、甘肃、宁夏这些自身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和恶劣的省份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其他省份要高，这有助于它们增加绿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低碳经济水平。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实施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构建了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发现我国整体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不够完善、低碳技术发展欠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同时，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政府重视程度差异等，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概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自然环境较好的东部地区高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中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的宁晋蒙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1）提高森林覆盖面积和质量。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碳汇投资少、成本低、综合效益大，更具经济可行性和现实选择性。因此，我国应该将发展森林碳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选择，既要增加森林面积，也要提高森林质量。（2） 改善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应该适当调整能源结构，逐渐降低煤炭等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积极发展生物质能、风能、核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应加快研发传统化石燃料的清洁高效技术和循环利用技术，在能源梯级利用技术、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循环经济产业链接技术等重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3）优化产业结构。在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适当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比重，鼓励第三产业扩大规模。除了调整和优化三大产业的比重结构外，更要着重提升三大产业的质量，让节能减排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落实和扩展。（4）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应扩大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优化低碳技术创新与推广的政策环境，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研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同时，也要加强节能减排、低碳、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引进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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