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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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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内涵

第1篇

〔关键词〕产品质量质量管理顾客满意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产品质量又是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增强,质量战略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并纷纷把质量管理视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产品质量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其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必然伴随质量管理从目标到内容的积极调整。因此,准确把握产品质量与质量管理的理论界定,又是企业实施质量战略的前提。

一、“产品质,”概念的形成与演进

产品质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自从有了商品生产,质量的概念也就随之出现了。人们对质量的认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首先,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属性,并且商品的价值实现是商品使用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因为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交换,只有在价值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将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才能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就构成了商品质量的高低。依此为线索,不同学者对产品质量的定义作过积极探索。例如,美国学者曾认为,既然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或多种需要的特性,那么,产品质量就可界定为“产品满足特定用户要求的一切性能的总和”,即产品质量是其使用价值的体现。由于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因此不同产品所固有的可以满足不同需要的特性,又称为质量特性。质量特性构成了产品质量的载体,反过来,产品质量又是质量特性的综合表现。如果将产品的质量特性以定性或定量的形式加以明确,便形成了产品的质量标准。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又可将产品质量狭义地定义为“产品的质量特性与其质量标准的符合程度”。对产品质量的上述理解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商品短缺阶段,对于生产者来说,只要他们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就会有较好的市场美誉度,其产品的社会认同度就会较高,此时,狭义的产品质量定义具有较广泛适用性。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由商品短缺阶段过渡到商品相对过剩阶段,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后,如果生产者不研究用户需求,就很难确立其产品的市场地位,更何况产品质量存在着相对性、滞后性和间接性的局限。故对产品质量的理解有必要加以深化、完善。也就是说,产品的质量特性不仅要符合标准,更要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朱兰则更概括地将产品质量定义为:产品在使用中能成功地适合用户目的的程度,即认为产品质量是其“适用性”的代名词。此外,日本学者十代天知男将产品的“适用性”进一步明确为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产品的各项特性应是消费者所要求的;二是产品的价格应便宜。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把产品质量定义为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比值。通过对上述观点综合,目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产品质量的定义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优劣程度。这一定义通常又被称为产品质量的广义定义,因为它包含了产品使用价值、经济价值的双重体现。同时,由于人们对同一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对产品的要求也就体现在实用性、可信性、安全性、经济性以及创新性和美学特性等诸多方面。在对产品质量界定的前提下,为适应发展的客观要求,综合性质量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综合性质量,是指质量的外延不仅包括产品质量,还包括工作质量、服务质量等内容。这是因为产品质量仅是对结果的评价,从产品质量的形成过程看,产品质量又是由工作质量决定的。而工作质量作为对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评价,由企业素质所决定,它是企业人员、设备、原材料、方法、环境因素的实际水平以及稳定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工作质量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又是最关键、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需要通过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并且其他因素都是可以通过人的作用加以控制和改善的。由于产品质量是通过工作质量表现出来的,所以,只有抓住工作质量,才能控制产品质量,才能通过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达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服务质量是指企业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完善程度。服务质量作为构成产品综合性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产品使用价值的一种附加属性,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因为产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用户的使用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产品的质量也只有经用户使用后才能得到检验。但由于企业与消费者间有关产品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消费者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生产者给予及时的售后服务支持。因此,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售后服务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品使用价值的发挥。随着消费者理性程度的提高,他们在选择和购买商品时,已不再仅仅是对核心产品的购买,而是对产品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能否提供方便、周到、及时、热情的服务,也不仅仅是企业形象的体现,而且直接是其产品质量的重要体现。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企业间竞争的核心,也由过去单纯的产品竞争,越来越《工业技术经济》2(X)3年第4期总第128期多地转移到服务的竞争上来。综上所述,在当今条件下,质量作为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其中,产品质量是工作质量的反映,工作质量是产品质量的保证,而服务质量则是产品质量的延伸。总的来说,令人满意的产品质量是通过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阶段的活动来实现的。 二、企业质量管理的基本内涵

概括而言,管理就是为了达到设定的目标而采取的一切手段与措施。因此,所谓质量管理,就是以产品质量为中心环节的一切管理活动的统称。对于质量管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和机构都曾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例如,费根堡姆将质量管理定义为:为了最经济地生产能完全满足用户要求的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的组织与协调活动;与之相类似,日本工业标准 (儿)将质量管理定义为:为经济地制造出质量符合用户要求的产品的手段系统;日本学者谷津进则把质量管理定义为:向消费者和顾客提供满足需求、价格便宜、供应及时的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一项活动。具体地说,质量管理,是指在质量体系中通过实施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实现质量目标的过程。质量管理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 (l)为达到质量要求而采取的质量控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生产和提品或服务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消除可能产生不满意质量结果的原因,以取得预期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管理就是从消除不满意到追求满意的过程。 (2)为了提高顾客的满意度,需要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例如营销部门掌握顾客需求动向;开发设计部门策划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产技术部门研究如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及合理设计生产流程;采购部门购进合适的原材料;制造部门能够生产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因此,更准确地说,质量管理应是全面质量管理(1’OtalQllalityControl厂IW)。 (3)质量管理的目标就是让顾客或消费者建立对产品或服务的信心。使他们确信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能够满足规定的要求。如果“质量要求”不能完全反映用户的需求,则质量保证亦不能取得充分的信任。 (4)质量管理必须考虑经济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不仅要争取销售额的增长,还要通过价格的调节获取更大的利润。为此,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在不断增加销售额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或者是通过实现质量与价格的合理配比确保利润目标的实现。从质量管理的内涵可以看出,质量管理的理念已经由过去的事后检验阶段,逐步演进为现代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所谓全面质量管理,就是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三者的协调统一。全面质量管理与传统的质量管理相比较,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把过去的以事后检验为主转变为以预防和改进为主;二是把过去的以就事论事、分散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系统的观点进行全面管理;三是把过去的以质量结果的管理为主转变为对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总之,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围绕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生产出符合规定要求和用户期望的产品或优质的服务”,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活动。

三、强化企业质t管理据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1.提高顾客满意度是质量管理的直接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充分竞争力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可能只是最低标准,所谓的国家标准可能也只不过是合格标准,而令消费者满意的市场标准才是最终判定标准。也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裁判只有一个,那就是消费者。由于质量管理可抽象为从消除顾客不满意到追求顾客满意的过程,为提高顾客对产品质量的满意度,其提品应同时具备质量上乘、价格适宜、服务到位的质量特性。因此,顾客满意度可概括为质量Q(卿jty)、价格P(而cc)、服务S(统币ce)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数学表达式为: 顾客满意度二毕该公式表明,对于确定的顾客满意度,可有不同的因素组合:一是产品或服务质量稍低但价格也便宜;另一种是价格稍高但产品或服务质量明显与众不同。此时,若想进一步提高顾客满意度,可有四种不同的努力方向: 一是在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价格;二是在不降低价格的前提下提高产品质量;三是在不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价格;四是在不降低价格的前提下提高服务质量。如果把服务质量作为综合性质量的组成部分,那么,顾客满意度可以简化为产品质量与价格二者的关系。即同等质量的产品,如果以合适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就会得到满意的评价。如果以高于质量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就会降低消费者的满意度;相反,如果以低于质量的价格向消费者提品,就会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2.实现质量、价格与成本的和谐是质量管理的关键尽管顾客满意度与产品的质量、价格和成本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相悖的关系。例如,在提高产品质量时,如果过分强调产品的完美无缺,而不是从提高顾客满意度人手,便会因不必要地提高产品质量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再加上产品的特色未加以改进,企业就会不得不因应付价格竞争,使企业难以实现利润目标。相反,如果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考虑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周仔么,即使因提高质量而使产品成本上升,上升的成本却可由消费者承受得起的价格的提高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尽管质量和成本相悖,但质量与价格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提供的较高价格的产品具有与众不同的质量特色,同样可以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3.实施质量管理是为了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虽然从局部利益上来说,企业实施的质量管理,必然要投人和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增加交易费用,减少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产品质量得以有效控制和提高,反而是企业生产活动中物化劳动、活劳动消耗的最大节约,而生产没有质量保证的产品才是效率的最大损失。因此,从整体上讲,质量管理与控制是对企业效益增长的最有效、最有益的投人,也是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因为从生产过程看,质量管理与控制可以通过减少返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对顾客的影响看,质量管理对产品质量提供的保证,可赢得较高的顾客满意度,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并可通过顾客间的宜传和推荐,最有效的把潜在消费者转化为现实消费者,使企业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第2篇

[关键词] 气; 血; 神; 冠心静胶囊

Discussion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QiBloodShen" and

formula implication of GuanXinJing capsule

LI Ruiping1, YU Guohua2,4, LI Junfang3,4, TANG Shihuan4*

(1.Baoding Institute of Drug Control, Baoding 071000, China;

2.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3.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4.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the definition of "Shen" contains a broad concept and a narrow concept. Broad "Shen" is the dominator and administrator of human vital movement,while narrow "Shen" means spirit, consciousness, thinking and emotions of human. "Shen" originates from innate essence of parents, and survives on acquired essence of water and food as well as the nutrition of its metaplastic QiBloodBody fluid. QiBlood,the most precious asset of human body, is a quite important section of one person and the central material basis of "ShenZhi".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 is classified as thoracic obstruction category in TCM. However, in the progress of CHD, the mental factors and physical factors interplay each other. Thus, CHD is defined as a kind of psychosomatic disorder. So, the concept of psychocardiology generally corresponds to the cognition of TCM. Disorder of Qi and Blood,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and lack of spirit and "Shen" preservation, are the main cau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 GuanXinJing capsule possesses multiple therapeutical effects including supplemen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tranquilizing "Shen" and sedating "Zhi" and balancing psychosomatic status. It will be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promotional value in the prophylaxis and treatment of CHD.

[Key words] Qi; Blood; Shen; GuanXinJing capsule

doi:10.4268/cjcmm20162231

中医学认为,气和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依赖于人体脏腑功能而化生,同时也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神”以血为基础,也是气的气化作用的表现。气血不和是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气与血在神志病的诊疗思维中具有核心地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冠心病是一种心身疾病,其发生发展与行为特征和情绪应激有着密切的关系[1]。中医从“气血神”相关理论论治冠心病,可从根本上把握其基本病机,通过调和气血达到调整脏腑功能、形神同治的目的。冠心静胶囊组方严谨,具有益气活血、安神定志、化瘀止痛之功效,体现了冠心病的治疗原则,符合“双心同治”的治疗模式。

1 中医“神”概述

“神”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命题[2]。中医学认为,“神”的范畴,有广义之“神”和狭义之“神”2种不同的理解。从广义上理解,“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者和调控者,从狭义上理解,“神”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体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精神思维、心理意识等生命活动,均由心所主宰。正如《内经》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灵枢》曰:“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为进一步说明心为大主的作用,《类经》注释提到:“心总五藏六府,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肾,皆听命于心。是以耳之听,目之视,无不由乎心也。肺朝百脉而主治节,故为心之相。肝主谋虑决断,故为心之将。脾主肌肉而护养藏府,故为心之卫。肾主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人的心理思维等精神活动属于中医学狭义之“神”的范畴,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内经》提出了“神、魂、魄、意、志、思、虑、智”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现象,主要是指感知、记忆、思维、情绪、意识及想象等认知过程,并涉及到意志过程和情感过程[3]。

2 中医“气血”论

气和血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是人身之至宝。故《素问・调经论》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灵枢・本脏》也提出:“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在此基础上,后世医家杨士瀛在其著作《仁斋直指方论》中提出:“人之一身,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气与血也。盖气取诸阳,血取诸阴。人生之初,具此阴阳,则亦具此血气,血气者,其人身之根本乎。”由此,进一步阐明气血为人身之源,是生命活动之所系,人身气血在生命活动中的基础作用,并强调了气血与生命存亡息息相关,是人身之根本。气血是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两者紧密相关,相互为用,相互依存。故《灵枢・营卫生会》指出:“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由此指出,气与血的生成,均来源于水谷之精气,而且气血同出一源,气与血是相互资生、相互维系的[4]。《仁斋直指方论》中也指出,气血“相随而不相离也”,对于气的功能论述,提出“阴阳之所以升降者,气也;血脉之所以运行者,亦气也;营卫之所以运转者,气也;五脏六腑之所以相养相生者,亦此气也”。在对血的论述中,指出“血为荣,荣行脉中,滋荣之意也……灌溉经络,长养百骸”,“肝受血则能视,足受血则能步,掌受血则能握,指受血则能摄”。同时,强调阐述了气和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涩,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由此,论述了气对血的温煦、推动和统帅作用,是血液运行的动力。血在脉中运行不息,也依赖于气之固摄和推动。

3 中医“气血神”相关论

中医诊治疾病离不开对神的观察,故有“望而知之为之神”的说法,从“神”的变化中捕获相关信息。所以探寻“神”产生的物质基础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5]。气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始动力,也是一切生理功能的根源,“人之有生,全赖此气”。气的升降出入、形气转化过程,包括了气具有物质与功能、能量之间的转换的内涵。气的运动变化,从而实现温煦机体、卫外固表、抵御外邪等功能。同时,气具有濡养“神”的功能。《灵枢・营卫生会》曰:“血者,神气也”和《灵枢・平人绝谷》:“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有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神”以血为基础[6]。《灵枢・本神》:“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此处的“神”是由先天之精气而化生,在人形体产生和生长发育的同时,广义之“神”,即生命的主宰,产生并发挥功能,狭义之“神”,即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心理等活动在后天发育过程中逐步产生。而心主神明,是“神”产生和变化的场所,心的功能出现异常时,“神”也会发生异常变化而出现病态反应[7]。故《素问・六节藏象论》提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总而言之,神的产生是先天之精气与后天水谷之精微共同作用的结果。“神志”在一定程度上为狭义之“神”的范畴,气血津液是神志产生的物质基础。神志多表现为意识、思维、感觉、感情、情绪、语言等多种内容[8]。同时,神志的产生与五脏的生理功能紧密相关,心主血脉,又主神明,心的生理功能失常,不能很好地主宰神明和血脉,心神异常,导致思维、意识、情感等出现紊乱。因此,有学者提出,神是以心(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为本源,依赖后天水谷精微及化生的气血津液的滋养,从五脏功能活动中具体地体现出来[9]。

神志病是指在情志、饮食等各种病因作用下,人体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引起脑神功能失常,致人体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神志活动障碍的一类疾病,即凡以神志异常为表现的病证皆可纳入神志病的范畴,既有神志异常导致疾病,又有因疾病而表现出异常的神志变化。五脏功能正常,气机调畅运行,是生命活动及神志活动正常的保证。气血是“神志”的核心物质基础。神志病的发生,均是由于外感邪气、内伤饮食、七情所伤等诸多因素导致人体气血运行失常而引发;在此基础上,出现痰、瘀、火等病理产物,并且相互搏结,出现痰气交阻、痰火郁闭、瘀热交织、痰瘀互结等病理变化,导致疾病经久不愈,或反复发作。因此,气血及其相关理论在神志病的诊疗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8]。

4 冠心病与中医“气血神”的关系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造成冠状动脉管腔狭窄,导致心肌的缺血缺氧,出现胸痛、胸闷等不适症状,严重者出现冠状动脉闭塞造成心肌坏死。根据冠心病的症状表现,与中医学的胸痹类似,中医治疗此病按胸痹进行论治。据多项研究调查,抑郁症状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发病率远高于普通人群,普通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为15.1%~22.5%,而冠心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发病率高达52.1%~63.4%,约45%的心肌梗死患者伴有抑郁症状,而抑郁的情绪表现不仅干预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影响冠心病患者的预后,主要表现在:冠心病伴发抑郁症状可以加重躯体症状,增加心绞痛等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影响疾病的转归,使冠心病病情加重,甚至引起猝死,病死率增加[1,10]。

现代医学表明,冠心病属于一种心身疾病,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心理精神因素与躯体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1]。按中医学的理论,冠心病伴有精神症状,相当于胸痹伴有神志的改变,是指在机体胸痹发生后,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导致精神、情感、认知、意识等神志活动障碍,归属于因疾病而表现出异常的神志变化,在其后期的发展中,神志异常又加重了疾病的进程。中医学注重整体观念,神与志都是脏腑功能的产物,神志活动以气血为物质基础,气血乃由脏腑所化生,脏腑功能又受气血阴阳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心生血”,《素问・五脏生成》曰:“诸血者,皆属于心。”在心气的推动下,血行脉中,心主神明的功能正常,人的意识、思维、精神、情绪等神志活动维持正常。心气虚主要表现其主血脉的功能低下,日久变发为心血瘀。胸痹多表现为本虚标实,有气滞血瘀、痰瘀互阻等标实之象,又常合并心之气血阴阳的不足。多数学者认为胸痹虽然病情复杂,表现不一,均以心脾气虚、痰瘀阻络证为基本病机。《灵枢》云:“心藏脉,脉舍神。”脑为髓海,元神之府,也是气血汇集之处。《灵枢》又指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

气血的运行变化通过脏腑功能活动表现出来。气的运行变化正常,则脏腑功能活动旺盛,化生血液并运血行;气的运行变化异常,则脏腑难以发挥正常功能,不能化生血液和运血行。气旺则血充,气虚则血少。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气的固摄作用使血液正常循行于脉管之中而不逸于脉外。气摄血,多是脾统血的体现。脾为气血运行上下的枢纽,其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外灌溉四旁,充溢肌肤,所谓“居中央而畅四方”。心主血脉,上朝于肺,肺主宗气,贯心脉,两者相互配合,推动血液在血脉中正常运行,以维持机体各脏腑组织的新陈代谢。心主血脉而又生血,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血液在血脉内循行,既赖心气推动,又靠脾气统摄,方能循经运行而不溢于脉外。心藏血脉之气,主鼓动一身血液运行;肝藏血,贮藏和调节血液分布。血液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心血充足,肝有所藏,则肝之疏泄正常,气机调畅,气血和平。肝血旺盛,制约肝阳,使之勿亢,则疏泄正常,气血调畅,心神得养,神志活动正常。肝升肺降,也是气血升降、气机疏达、气血调和的一个表现。肝藏血,调节全身血液输布;肺主气,调节一身之气。肺主气功能需血的濡养,肝输布血液又须依赖于气的推动。总之,气血的正常运行,虽赖心主血脉,但同时又须肺主治节、肝主疏泄和藏血及脾统血的协同作用。

在病理状态下,“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始”。《素问・举痛论》:“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气血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失和,机体阴阳失衡,引起病变。气血失衡是脏腑失调的病理反应,是导致人体疾病的基本原因[1112]。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冠心病表现在冠脉微循环的障碍,中医认为属血瘀阻络、心络受损。在此,心络相当于冠脉微循环,脏腑、气血、经络等功能受损,导致血行不畅,心络瘀阻,甚则形成微小Y积(血栓),相当于冠脉微循环的完整性受损及灌注不足[13]。外邪侵袭、七情内伤、气血不荣等均可导致心络受损,心络中气血运行受阻、络脉绌急,气血津液输布障碍,成痰生瘀,痰瘀阻络,导致心肌及络脉因缺少气血的濡养而凋亡、坏死[14]。因此,胸痹的产生,是心之气血失和造成的,除表现为胸闷、胸痛等症状外,还可表现在气血失衡导致的心神失养,神志改变,如情志抑郁、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因此,从“气血神”相关理论论治冠心病,可从根本上把握其基本病机,通过调和气血达到调整脏腑功能,形神同治的目的。

5 冠心静胶囊组方特点及其内涵

气血失调,气虚血瘀,心神失养是冠心病的基本病机,针对其主要病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是冠心病的治疗法则。冠心静胶囊由人参、丹参、三七、赤芍、川芎、苏合香、红花、玉竹、冰片等组成,具有益气活血、安神定志,化瘀止痛之功效,主要用于气虚血瘀引起的胸闷、胸痛、痛有定处、心胸隐痛、动则益甚、气短、心悸、情志抑郁、失眠多梦、健忘及冠心病见上述症状者。

人参,素有百草之王之美誉,能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说明人参能补益五脏之气,安和五脏神志。在此基础上,后世医家及本草著作对此功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如《药性论》进一步指出人参:“主五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瘦弱吐逆,不下食,止霍乱烦闷呕哕,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本草乘雅》:“人参功力,安定精神魂魄意志,于仓忙纷乱之际,转危为安。定亡为存。生处背阳向阴,当入五藏,以类相从也。”丹参,味苦,性微寒。归心、心包、肝经。主入血分,能祛瘀止痛、活血通经、养血安神。正如《药性解》记载:“丹参,味苦,性微寒,无毒,入心经。养神定志,破结除Y,消痈散肿,排脓止痛,生肌长肉,治风邪留热、眼赤狂闷、骨节疼痛、四肢不遂,破宿血,补新血,安生胎,落死胎,理妇人经脉不调、血崩带下。”方中人参主入气分,大补元气,尤其补益心气,五脏气足,神志得以安和;丹参,主入血分,活血止痛,养血安神。两药配伍,一气一血,一补一攻,益气活血,安神定志,气血并治,心身同调,切中胸痹(冠心病)的病机特点,共为方中君药。三七活血定痛,赤芍散血中之滞,红花能痛经止痛,苏合香辛散走窜,四药皆有止痛之良能,共助君药行血中之滞,通经活络而止疼痛,为方中臣药。川芎,行气活血而止痛,加强君臣药的活血止痛之功,玉竹,滋阴生津而润燥,防止活血化瘀药辛散太过,同时,助人参补气生津之功,两药共为使药。冰片,味辛、苦,性凉。归心、肺经。辛味善走,如《本草分经》记载:“辛、香。善走。体温用凉,先入肺,传于心脾,而透骨通窍,散郁火,辟邪,消风化湿。风病在骨髓者宜之。”在方中直入心经,透达心窍,通经止痛,为方中使药。现代研究表明,人参中含有多种皂苷,挥发油,多糖,维生素B1,B2,C等成分,其中主要活性成分为皂苷类,包括人参皂苷Rb1,Rb2,Rb3,Rc,Rd,Re,Rg1,Rg2,Rh1,Rh2等,尤其人参皂苷Rg1,是快速缓解疲劳、改善学习记忆、延缓衰老的主要有效成分,并且在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均有很强的药理活性,如保护心肌细胞、抗心肌缺血和促血管再生作用、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益智、抗神经细胞氧化损伤等作用[1516]。丹参的药理作用主要体现在心脑血管系统,能调节氨基酸类神经递质,保护神经元,抑制凋亡细胞,提高脑血流量,从而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同时保护心肌、改善微循环、促进血管新生、改善学习和记忆功能等方面[17]。三七中含有三七总皂苷,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具有明确的治疗效应,能改善心肌缺血、抗血栓、抗炎、抗氧化、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节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改善脑缺血损伤等方面的作用[18]。冰片有抗炎镇痛、抗菌、抗病毒、保护心脑、双向调节神经系统、提高其他药物生物利用等作用,能显著促进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的吸收,提高治疗药物脑组织中的浓度,提高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效果[19]。

纵观全方,人参主入气分,大补元气,尤其补益心气,五脏气足,神志得以安和;丹参,主入血分,活血止痛,养血安神。两药配伍,一气一血,一补一攻,益气活血,安神定志,气血并治,心身同调,切中胸痹(冠心病)的病机特点,共为方中君药。三七活血定痛,赤芍散血中之滞,红花能通经止痛,苏合香辛散走窜,四药皆有止痛之良能,共助君药行血中之滞,通经活络而止疼痛,为方中臣药。川芎,行气活血而止痛,加强君臣药的活血止痛之功,玉竹,滋阴生津而润燥,防止活血化瘀药辛散太过,同时,助人参补气生津之功,两药共为使药。冰片,辛味善走,直入心经,透达心窍,通经止痛,为方中使药。全方合用,配伍严谨,气血并施,形神同治,能益气活血,安神定志,通经止痛,对于气虚血瘀引起的胸闷、胸痛、痛有定处、心胸隐痛、动则益甚、气短、心悸、情志抑郁、失眠多梦、健忘及冠心病见上述症状者尤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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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职业学校;精细化管理;内涵;策略

精细化管理既是一种管理模式,同时也是一项管理目标,也可以延伸为一种信念、一种理念和一种文化。精细化管理最初源于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在职业学校中实施精细化管理,其内涵就是追求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教学管理目标,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职业人才,推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职业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力求在管理上把小事做细、细事做精,在层层紧密联结的制度和机制中,实现职业学校的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最终实现精细化管理。

职业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有科学的实施策略做保障,笔者通过多年从事职业学校班主任经验,在班主任对班级精细化管理工作上认真总结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精细化管理实施策略,供大家参考。

一、强化意识,营造精细化校园文化氛围

要想让职业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工作得到有效的推进,首先就要在更新管理的理念上入手。如何摒弃传统的职业学校管理理念,如何及早推广新兴的职业学校管理理念,这都是首当其冲开展的工作。尤其是在实施职业学校精细化管理中,必须要把精细化管理的先进意识融入广大师生的脑海中去,教师、学生的信念和意识得到根本提升了,才算是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的第一步。同时,班主任要在实施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言传身教,带动学生共同努力,在班级中营造出一种严肃活泼的管理氛围。

二、健全机制,实现班级精细化管理科学操作

在精细化管理时班主任要依据学校制定的制度,在其基础上再结合所管班级的实际,制定或者细化出适用于本班级的精细化管理制度,说是制度,其实就是要求学生们认真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中不但要有行为约束细则,同时也要有奖惩细则,以便针对触犯精细化管理制度的学生作以适当的惩戒和处罚。主要包括:科学制定和出台《教育类制度》《教学类制度》《管理类制度》《考评类制度》等,制定职业学校各部门职能、各岗位职责,汇编《职业学校教工手册》,印发给每一位教职工,制定《学生手册》,并印发给每一个学生,使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通过各项制度的有效制定,为精细化管理顺利实施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班主任在实施班级精细化管理工作中,要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去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精细化管理机制,在班主任的身体力行下,实现班级的科学化管理。

三、提高素质,保持精细化管理师生同步

意识、氛围、制度和机制等软硬件设施都具备了之后,还要千方百计地从提高教师和学生素质入手,要采取一级抓一级、层层予以落实的传导机制,由职业学校领导负责广大教师的素质培养,然后再由教师带动、班主任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素质,通过全校上下素质的全面提升,来保持职业学校精细化管理的师生同步。形成了校领导、教师、学生三者相互支持配合的良性格局,学生素质得到有效提高后,班主任在各自的班级中实施精细化管理更容易顺利推进,成功实施。

四、梯次推进,完成班级精细化管理终极目标

职业学校的班级精细化管理不是“一揽子”工程,管理的目标和任务都是通过分步实施、逐一落实的,比如,教学精细化管理是要在课堂上实施的,那么学生的日常纪律的精细化管理则要在课堂上、课堂下和课时去同步实施,因此说,所有的目标都要梯次推进,最终一个个逐步实现,最后实现班级精细化管理的终极目标。

1.班级学习管理的精细化

在班级教学的精细化管理工作中,要把学生分出学习小组和学习梯队。学习小组是横向的,就是把上、中、下三个等级的学生科学分布到各个班级的小组中去,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小组按照从前到后的座次一般为6~8人,一般的班级是6~8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要挑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设立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负责带动组员的学习,在整个班级中还要以小组为单位设立学习竞赛的光荣帮,营造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

2.班级纪律管理的精细化

在班级纪律的精细化管理工作中,班主任亲自抓的基础上,还要实施班长和团委书记统筹管理的纪律管理模式,可以单独设立一名纪律班长,直接负责班级的纪律管理,隶属于班长和团委书记的管理之下。各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在负责学习的同时,还要协同负责本小组的日常纪律,各小组组长在纪律班务中统一隶属于纪律班长并在本小组纪律上对纪律班长负责,纪律班长则在班级整体纪律上对班长和团委书记负责,努力打造严明、有序、统一、协调的班级纪律管理格局。

3.班级组织管理的精细化

在班级组织的精细化管理工作中,已经在抓学习和纪律两项班务中看出一些组织程序。整个班级在班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团委书记和班子处在分管的平行位置上:团委书记抓团务的同时抓纪律,下设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班长在抓班务的同时,还要抓纪律和学习,下设学习副班长和纪律副班长,同时有生活委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学习委员负责学生的学习成绩,劳动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都得各司其职,各小组长、副组长则在负责本小组各项工作中,统筹配合各项班务工作,至此,就建立起清晰明朗、高效有力的班级组织体系。

显而易见,职业学校实施的精细化管理,推动了职业教育教学的健康发展。那么,在职业学校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也会随着精细化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精细化管理机制的日益健全,而实现更加科学完善的管理,需要更多的教育专家和学者去共同努力,为职业学校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建议,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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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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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1954年,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源”这一概念,认为人是具有企业其它资产所不具有的“特殊能力”的资源。但由于在那个时代知识经济还未到来,人们更多关注的只是传统的竞争要素,诸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力,因此,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人力资源概念并没有得到企业界的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进展也不大。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适应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国内外管理研究文献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对其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并预测了发展趋势,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2、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范畴

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人的价值在不断得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和地位也得到企业的重视,更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一般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涉及到了企业员工关系管理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计和职务分析,员工的招聘和培训,素质测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以及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等。所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归结为人、人与人的相互配合、人与事的匹配三方面,其中,人岗匹配是核心。

特别是1986年Mahoney和Desktop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研究层次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宏观与微观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两者各自沿着独立的轨道发展,对于研究的学科和方法来讲,这一区分是极其重要的。从所涉及领域的相关学科的近似性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范畴大体可以归结为四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组织中的员工个体,所以首先就会面临到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又不可避免地面对具体实际操作中的管理问题,这又涉及到管理学;由于企业始终处在政府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影响当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又会涉及法学和经济学,甚至是人口学。上述划分也再次印证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学科理论在分化的同时也出现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同一趋势。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完整地覆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所有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由多学科支撑的研究领域。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特点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管理学科,涉及到许多的学科和领域。从目前国内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包括心理测评、素质测评等;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三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研究。其实,对于人力资源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基础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基础,这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科基础,而基于管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是在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基础上的研究,如果没有经济的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的支撑,管理学本身是无法发展的。

管理学即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特点也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即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从人力资源管理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它的描述性知识和研究程序方面看,它本身是一门科学。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来看,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包括研究活动和非研究活动,尤其是在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更显示出其艺术性。盛洪(2001)认为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三、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方法述评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方法。就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主要取自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确切的讲,应该是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实施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其所进行的研究。

1、管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就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是管理学在人的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工作,从人力资源规划,员工的组织培训到绩效的考核控制,无不体现着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基本职能。从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变而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WTO体系的不断扩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逐渐成为了管理的核心问题。很显然,管理学领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也是以组织作为其基本视点的。管理学家彼得o圣吉更是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提倡企业流程的再造。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企业的发展必须与之相对应。企业的员工特别是企业的高层领导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必须进行再造。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再造的价值理念应做到建立创新的企业文化。

2、经济学的视角

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中,早期的人力资源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诸如利润分享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契约和激励理论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的来看,从经济学视角看人力资源管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以及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劳动经济学可以说是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势在当前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拉泽尔Lazear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又称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简单地说,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去探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它以严谨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在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Lazear及其他的经济学家逐步对报酬形式与激励、收入与绩效、经验与绩效、晋升与工资增长等各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众多理论假说,如职业生涯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模型等。虽然人力资源管理涉及众多的问题,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近20年来一直都集中在报酬、激励等方面,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方面。毕竟,报酬与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最核心的两个内容。总之,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的发展研究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激励问题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精髓。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深化了对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关系的普遍存在,为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3、心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学问题主要属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其研究的范围及内容却在不断变化。心理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是利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群体和个人等不同层次和角度,通过分析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研究如何科学地选拔、评价、激励、培训员工,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实现组织化的过程。

就心理学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组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2)岗位测评和人才测评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两项基础的技术,在人才测评中,涉及到很多心理测验的设计的问题。心理学通过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员工的人格类型、认知特点的要求及人员和岗位如何匹配进行研究以开发和完善人才测评工具。(3)心理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因素,如员工自身因素、环境因素、人际互动因素等。心理学认为,考核可以起到反馈和交流作用。(4)激励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精髓,同样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在重点。在心理学家看来,激励的出发点是人的心理,员工的激励是要引起他们心理状态变化,达到激发动机、引起行为的目的。心理学正是通过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职业压力、行为动机、报酬与动机、奖惩与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索激励的心理机制,寻求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4、人口学与社会学的视角

总的说来,人口学能在员工的数量、素质、结构研究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诸如人口的社会流动性,人口的地域性研究,对于企业在人员招聘选拔及任务分工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社会学则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当中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四、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探讨

从上述对研究、方法、方法论等概念的梳理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活动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获得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必须通过相关的检验。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形式的回归分析、数理分析、计量分析、运筹研究技术、数据搜集、文献综述、统计理论、案例法、实验法、对所选择出的理论结构的运用以及其他一些程序,等等,并包括了各种技术的联合运用。具体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三个层次,微观分析方法(个量分析方法)如需求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供给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宏观分析方法或总量分析方法。如总需求分析方法、总供给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方法、经济增长分析方法等。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投入产出方法。

2、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论、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论。前者是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如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如何确定、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项目如何设计、文献如何评价、研究报告如何写作等。后者是所有科学中普遍实用的方法,如实证方法、规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

3、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等。哲学方法总是指导着科学的研究,同时,具体问题的研究,又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诸子百家学说等等,都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对人力资源的研究中,穆勒的实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一致方法(一致肯定和一致否定)和差别方法。经济模型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它是对现实的抽象,它的形成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于理论,经济模型常常用数学公式表示并被设计为能够提供解释和预测。

五、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的趋势展望

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及心理学,特别是经济学,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它自身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事实上,经济学的确不失为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最优方法,尤其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计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比如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的确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人事经济学的提出,为考察人力资源管理问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常常比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更有效。尽管有许多人文因素、非货币因素被认为是不该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的,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可以纳人经济分析的框架。

当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化的,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或心理学。从长远来看,未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如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生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同时,将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可以预见,在21世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的方法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我们很难判定这些研究方法到底属于哪一学科。

参考文献:

[1]廖昌荫,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视点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第2期.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P8,P20-21.

[3]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

[4]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第6篇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第7篇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一:对城市经济学意义和作用的分析与感想

摘要:很快这学期的城市经济学课程就结束了。学了城市经济学感觉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非常有用,使我受益匪浅。

如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城市化,而发达国家也在将城市的建设进行优化,使城市也更发达更现代化。不管是城市化阶段,还是使城市的更发达的阶段,城市的进一步规划都离不开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将从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城市内部结构、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城市人力资源经济、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城市发展政策等方面通过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从而使我们在规划城市时使我们的建设更合理化,并用最优方法解决与城市或城市经济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城市财政 、城市化 ,城市规划。

半年的城市经济学课程转眼就结束了,在学习这个课程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感觉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了详细说明城市经济学,我们可以先了解他的分类。城市经济学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

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而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1)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新城建设等;(2)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3)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4)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5)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6)城市发展政策。

城市经济学的包含的内容主要有: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城市经济学的性质上,他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一种经济学。

在我看来,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在于:(1)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一些学者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成都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课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2):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 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3):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4):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5):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6):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7):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休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8):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

总体感想:城市经济学覆盖的方面非常多,包括城市、城市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经济空间、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土地经济、环境经济、城市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一定的研究性和较强的应用性,可作为经济学、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人文地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深入研究对象。该学科对促进城市发展,加快城市问题解决等有显著作用,是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的,值得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公民去学习。

在以后的发展中,我相信城市经济学将会受到更多的注重,受到人文科学界科学家青睐,并会迎来更多的爱好者,去继续深入探究城市经济学,并用于城市的打造上,会为我们造更多福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谢文蕙,邓卫等.《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张郭富.《城市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4]:(英)麦卡恩.《城市与区域经济》.格致出版社,2010

[5]:(日)佐佐木公明,文世一.《城市经济学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二:青岛市第三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大趋势,当前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第三产业概念以来,第三产业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之林屹立不倒。

近年来,青岛市紧跟全国发展建设经济的步伐,在优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第三产业也悄然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青岛市国民经济总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巨大的。目前,青岛市内四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已经崛起,然而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各区的产业结构的单一、产业间协调性不高和各个市区之间的产业连接不够等问题成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青岛市在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调整和优化市内四区(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之间的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各个产业的联系与对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第三产业;青岛市内四区;产业发展研究

引言

21世纪,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目前, 美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在全体就业人数中占70% 左右, 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占50% 上下;除阿尔巴尼亚外, 东欧各国占40%以上。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5%左右, 不但比越南、印度低, 而且低于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50%-60%, 而我国只占20%左右。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只有把第三产业全面、迅速地发展起来, 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从总体上活起来,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也会广开就业门路。

青岛作为首先开放的城市,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交流形式,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成熟之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初显端倪,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社会生活服务。在过去十一五发展过程中,青岛市在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着重发展品牌经济、会展经济、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商贸流通及各种服务业,并成功打造了市南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四方区和市北区浓厚的文化基地和李沧区繁荣的旅游和工业生产基地等。由上面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在青岛产业布局中占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在全市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中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加强各区之间产业的联系、如何调整和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成为青岛市在十二五发展中的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同时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成就

青岛在过去的十一五建设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支持发展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文化、会展、旅游等产业,并将这些产业合理的分配到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第三产业在青岛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市南区成为青岛政治、文化和贸易的中心,以红瓦绿树、欧陆风情成为著名的海滨游览胜地;市北区发展了成熟的中央商务中心,青岛啤酒街、婚纱摄影街分别被授予中国特色商业街和中国婚庆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且拥有台东路步行街和中山路步行街两大商业区;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李沧区东部发展为青岛的CLD(中央生活区),是2014青岛世园会的主办地,中部商业发达,成为与市南区相媲美的青岛两大购物中心之一,西部工业基础雄厚,集中了青岛市近百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形成了以化工、建材、机械、针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为支柱的综合性加工工业体系。

二、各市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成就

1、市南区

市南区自2008年奥运会之后,酒店业、航空运输业、零售业、国际会展、国际旅游业及体育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今年来,市南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繁荣、平安、洁净、温馨、诚信市南的总体目标,迎接挑战,抢抓机遇,科学谋划,依托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全面发展。市南区如今已经拥有金融服务业、物流业、分销业、社会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房地产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软件信息产业等九大第三产业,占全区经济的绝大部分。2011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GDP)634.21亿元,增长12.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63.05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571.16亿元,增长12.2%。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达到90.1%,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

2、市北区

市北区自1946年成立后,针对城区经贸发展特点,制定实施了商贸兴区发展战略,并确定了一园二街二线三区的全区经贸整体发展布局,着重将第三产业放在重点发展产业的地位上。一园即市北区工业园,建成后的市北区工业园将成为市北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和工业生产区;二街即青岛科技街和青岛地下中心商业街,成为市级科技开发、科技成果交流核心和集商贸、娱乐、饮食服务、交通于一体的大型地下综合服务设施;二线即市北区商贸走廊一线和308国道加工仓储一线,建设成为集购物、饮食服务、旅游娱乐于一体,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繁华商业街和全市重要的物资仓储基地和市北区加工工业基地;三区即辽宁路科技商业区、台东商业中心区和敦化路特色商业区,三区建设成为涵盖商业、文化、餐饮、金融和贸易等设施的综合商业区;青岛文化街和青岛婚纱街等文化产业也在市北区有较好的发展。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280亿元,增长13%。区级财政收入实现16.8亿元,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4亿元,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5亿元,增长25%。实际利用内资34.6亿元,增长18.5%。实际到账外资完成1.3亿美元;外贸出口总额完成12亿美元,增长30%。

3、四方区

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

第8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出发,企业应实施动态管理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企业内部进行重构和管理,从而保证企业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其满足现代企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动态管理通常可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涉及企业管理中的技术革新、人资管理和经营策略分析等。文章从动态管理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途径。

关键词 ]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经济学;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02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获得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集中在新技术的应用、合理的人员管理、有效的成本控制和企业优质服务体系的构建。动态管理兼顾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实现技术的创新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为前提。总之,企业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要求企业实施动态管理策略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

1.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内涵

目前,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分析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循环管理的模式促进其核心竞争力与环境发展相适应。而从广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多变的市场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涉及技术、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等实施的手段。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供应商、经销商、股东、客户的协调和管理都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其技术是否具有现代化特征、资源分配是否合理都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影响了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企业要依据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策略的调整,对其实施合理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完整的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包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确定、培育、运用和评价四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的管理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2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必要性

目前,企业正在逐渐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客户的认同程度,因此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客户评价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实施这一竞争力的动态管理要求企业善于发现客户需求的变化。动态管理模式下,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对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战略实施具有必然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这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人力资源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更是加大了其冲击力度,容易导致资源跨国流动而造成企业发展处于停滞。因此为了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企业应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二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应对政府策略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基本策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随时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以免与政府策略背道而驰,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实施动态管理是企业硬性指标的重要手段。

三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适应行业技术革新的策略,技术革新是企业在发展中时刻关注的问题,企业要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前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企业始终坚持采用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四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能够使企业准确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的调整,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模式和服务体系,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包括分析企业的外部经营和内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只有企业采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其持久的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函数关系式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内部管理能力M和外部管理能力R关系式等。基于此我们将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核心竞争力具有价值性。企业应从产品价格、数量等方面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才能满足客户需求,实现自身价值。市场经济发展一致性程度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小。

其次,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企业在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洞察力、组织管理能力。

最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知识性和系统性。其知识性体现在只有符合市场价值观的创新模式才能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选择对象,以此制定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其系统性与企业自身的系统性相吻合。以能力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各种资源之间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只有各个要素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3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的现实途径

3.1采用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培育企业核心市场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资源。因此,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并采取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适应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以此培育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确保企业在某一领域的地位,并逐渐扩展核心领域,为其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3.2规范企业组织管理体系,营造企业核心机制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应使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保持一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实施动态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制定和调整其组织管理规范。切忌单一依靠经验解决问题的方式,企业应进行适当的培训,时刻处于学习状态,了解市场经济的变化。总之,要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机制的构建十分必要,企业应规范自身的组织管理结构,时刻关注市场经济变化,建立有利于其经营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3.3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核心文化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发展所奉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发展宗旨等。正确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另外,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从我国成功企业发展的途径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离不开良好的企业文化,优秀的员工培育方法依赖于企业文化的树立。缺少必要的核心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将陷于尴尬境地。

4结论

实践证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依据客户的需求构建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管理能力包括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个方面,无论是资源分配、组织管理能力的提高都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应将主要竞争力集中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当然,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企业发展也随时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应始终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则,进行正确的外部协调和内部管理,使企业处于动态发展环境下,解决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武.从管理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核心竞争力[J].中国集体经济,2010(9).

第9篇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的区分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仅交替使用,而且也并不总是有明确的区别。所以,如果要系统地了解竞争力和竞争优势问题的全貌,二者应当是不可分离的。考察竞争力问题总是离不开竞争优势学说,谈论竞争优势问题,也总是回避不了竞争力的高下。

一、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

1.国家竞争力学说

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主要是从关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与战后重新崛起的工业国家之间在若干产业上竞争地位的变迁而开始的。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日本在一系列主要工业产业中的飞速发展最让美国感到震惊。为此当时的里根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竞争力问题专家波特曾任职其中。

在“国家竞争力”问题上,波特本人认为:在讨论国家经济繁荣与否时,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人民高水平的生活。“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除了波特本人对“国家竞争力”的说法持保留意见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国家竞争力” 不仅不具有科学的含义,更被许多人在许多场合下滥用了。可以说这是“国家竞争力”所遭遇的最为直接和强烈的批评。

当然,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也有许多丰富的成果。其中,Aiginger (1998)的研究综合了多方面的观点,他从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来评价国家的竞争地位。在他的框架中,既包括了国民工资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标,也考虑了达到这些水平的同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的状况。另外,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进行的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年度评价分析,也是有关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颇引人注目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与其他研究机构一起,将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介绍给国内各界,并利用这些方法成果、结合中国实际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2.产业竞争力学说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竞争力研究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有理论深度的是产业竞争力研究,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因为尽管企业是最主要的经济主体之一,但是经济学对企业的把握仍然比较抽象,以现有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企业竞争力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的确有些力不从心。在有关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当中,国外以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最为著名,而在国内,金碚等学者所做的中国工业竞争力分析比较有代表性。

(1)竞争力“钻石体系”

尽管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以国家作为形式上的分析对象,但它的实际研究内容还是产业竞争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之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其原因应该从每个国家都具有的四项环境因素中去寻找,它们是:(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4)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在这四种因素之外,波特进一步认为,产业发展机会,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对一国特定产业的竞争地位有重要影响。综合起来,这六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示为图形,呈钻石状,故称之为“钻石体系”,该体系是波特有关产业竞争力分析的基本框架。

(2)中国工业竞争力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我国工业品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课题组于1996年前后做了产业竞争力研究。该项研究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在排除了贸易壁垒因素的假设条件下),一国某特定产业的产出品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并且“归根结底就是各国同一产业或同类企业之间相互比较的生产力”。

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具有区别于一般经济分析的、特殊的福利经济学内涵,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内,最大的福利单元是“国家”或“民族”;而且国际竞争明显地区别于国内竞争的是,在国内竞争中,各竞争者的利益损失是可能通过一定的利益协调机制来进行补偿的,而在国际竞争中则很难做到。研究还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资源竞争,产销竞争,资本实力竞争,技术创新竞争。

二、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严格地说,产业竞争力是指产业间的竞争力,是不同国家的相同产业间的对比状况。而如果存在所谓“产业内的竞争力”问题,那就涉及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间的竞争,应该是企业竞争力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属于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

企业是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研究的较小单元,但各种观点学说间的争论却更为激烈,不仅如此,对“企业竞争力”概念的滥用程度也远比“国家竞争力”严重。但无论如何,在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中,任何一个认真的研究者都最终无法回避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定义企业的竞争力(或者说,怎样才叫做“有竞争力”,竞争力的性质如何)?二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企业的竞争力)?根据对这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将现有的企业竞争力学说分为三类,即:关系说、资源能力说、层次说。

1.关系说:竞争优势来源于竞争战略

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说”以波特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在此前的关于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学说的介绍中,波特的学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关于企业竞争力问题,波特的学术思想再次需要专门论及,并且也还是需要把它放在开始的位置来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关系说”成型较早,以至于成了其他各类竞争力学说的参照和批评对象。

在其关于企业竞争力的代表作品《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中,波特主要是采用产业分析的方法,而产业分析的核心内容就是产业内各厂商间关系的分析。很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原因,金碚教授认为波特对竞争力的分析是基于“关系”。波特沿袭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方法,认为竞争优势,或者说竞争力,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超常的投资收益,而这种优势的获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竞争力的来源),在于企业所采用的特定的竞争战略。波特认为,企业大致可以在三种基本竞争战略中做出选择,以使自身的竞争优势最大化,它们分别是:低成本战略,差别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

“关系说”认为,公司确定最佳竞争战略的根据是对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的正确评价。“对于特定的公司来讲,其最佳战略将最终是反映公司所处具体情况的独特产物”。至于如何描述和评价公司所处的具体情况,波特提出了五种竞争作用力的分析框架。在波特看来,一个产业内部的竞争状态取决于五种基本竞争作用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卖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这些作用力汇集起来决定着该产业的最终利润潜力。相应地,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可以用这五种作用力来描述概括,或者说,企业总是可以通过分析这五种力量来考察自己所处的竞争环境。

2.资源能力说:竞争优势来源于异质的资源和能力

关于企业竞争力,战略管理学说的思想成果丰富多采,引人注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资源说”和“能力说”。二者是当前战略管理领域和一般企业竞争力研究的共同热点。与“关系说”认为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特定的竞争战略不同,资源能力说都认为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企业的“异质性”,“资源说”强调异质的“资源”,“能力说”则强调异质的“能力”。

可以认为,资源能力说的兴起,表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重点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从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企业的策略定位,转移到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上来。

“资源能力说”认为,恰当地理解资源、能力和竞争优势(尤其是盈利)之间的关系,是确立企业战略的关键。每个企业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正是这种独特的资源能力结合,将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区分开来,并且构成企业竞争战略的基础。因此,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培育和发展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以及优化配置这种战略资源的独特能力,即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的形成需要企业不断地积累战略制定所需的各种资源,需要企业不断地学习、超越和创新,只有核心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企业才能通过一系列组合和整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不易被模仿、替代和占有的战略资源,才能获得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同时,“资源能力说”也承认产业分析的重要性,认为企业能力只有在产业竞争环境中才能体现出重要性来。

3.层次说:竞争力来源于企业的多个层面

“层次说”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品服务,并获得盈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基于此,认为企业竞争力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含义,本文总结认为它们分别是:竞争性(在竞争性市场中),效率性(通过较高的生产率),福利性(能同时增加消费者价值和企业价值),持续性(并非偶然),综合性(非单一原因)。

在企业竞争力的来源问题上,“层次说”的答案是:“可以把企业竞争力的要素分为四类,或者四个层次”,即:关系、资源、能力和知识。我们可以近似地将这里的“关系”理解为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将“资源、能力、知识”理解为企业自身素质。“层次说”认为,四类要素在内涵上不截然排斥,在外延上也会有所交叉,但存在较清楚的逻辑关系,形象地说,“知识居于竞争力因素的最里层,能力、资源处于较外层,关系处于最外层。”

在“层次说”最新的发展中,研究者们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了经济学和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管理学理论对企业竞争力的解释,揭示了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学科(包括产业组织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企业管理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在解释竞争力问题上的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尝试建立了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学范式,认为“竞争力经济学”的研究涵盖三个层次,即:竞争力理论经济学、竞争力应用经济学和竞争力研究。

总体来看,竞争力研究的历史过程是从直观走向抽象,从经验走向理性。可以预计,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趋势下,产业竞争力研究将会是一个持续的热点;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研究将会继续深入,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将会越来越细致,从经验的、概念性的分析,到注重实证检验和实际应用将是大势所趋;而国家竞争力,将会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野内淡出,它很可能只会成为一面政治旗帜。

寻找和总结一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原因,分析国际产业竞争优势变迁的影响因素,从而指导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将会是产业竞争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目前,研究者们正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探讨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源、制度、市场和技术在内的因素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并且,研究者们也在从不同的层面上发掘产业竞争优势的原因,比如企业层面、国家层面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层面;不仅如此,对产业竞争力因素的考察,也从静态因素扩展到了动态性分析,比如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和产业组织的动态等等。

第10篇

(一)缺乏战略引导,短视现象较突出

由于恶性竞争,海南旅游业在营销策略方面短视现象比较突出,缺乏整体战略规划思想和意识指导。据调查在海南只有不到30%旅游企业或部门在每年年初制定自己的完整的《年度营销计划》,制定更长期的战略性营销计划的企业更少。50%以上的旅游企业不熟悉旅游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之间的战略关系。

(二)服务体系不全,游客满意度不高

海南不少旅游企业没有一个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一些企业甚至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旅游业内部满足游客不同需求而联结起来的服务系统是由整个旅游供应链上各个单独的企业共同提供的,由于部分企业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游客,游客整体的满意度不高,回头率很低。

(三)恶性削价竞争,损害长远性利益

由于旅游产品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因此,海南很多旅游企业把降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报价远低于成本。从短期和表面上看,通过套汇赚取差额后企业仍然可能有利可图。但是,如果以这样的营销策略长期进行旅游营销,只会影响旅游企业的产品形象,损害旅游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缺乏文化内涵,以自然景观为主

当前世界旅游业正由资源时代进入才智时代。传统旅游时代对旅游业的投入是以资源、资金、设备为主,有形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而新经济时代的旅游业,营销、创新、文化、管理等无形资源对其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多年来由于忽视了人文资源的开发,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海南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显得不足,人文景观和产品比重较小。

二、海南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创新

(一)产品策略创新

1、组合化策略。国内外市场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旅游者对产品的需求和购买方式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传统单一化需求正向细分化、多元化、个性化、灵活化方向发展。调研发现海南国际客源结构比较分散,地理、文化和需求差异较大,休闲度假、商务客人和散客比较多。这要求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提供适应各类旅游者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2、人文化策略。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旅游产品差异化的决定因素。旅游产品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内涵,只有突出文化内涵和特点,才能形成差异,吸引广大旅游者。要打文化品牌就意味着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都必须从文化定位出发去延伸创意,策划卖点,包装形象,从而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3、标准化策略。针对旅游营销中忽视服务质量的现象,海南应充分重视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在全省推行旅游标化工作,在全面贯彻国家旅游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地区标准、企业标准。要求地区标准和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

4、精品化策略。旅游产品不仅要标准化、系列化,还要人性化、精品化。景区是旅游竞争的中心环节。海南旅游景区品牌形象定位应紧密结合景区资源特点和目标国际市场特征,开发过程中应从挖掘景区的特色入手,增强其艺术性和对游客的感染力。

(二)渠道策略创新

1、协作化策略。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商业环境中,海南旅游界应尽强化与海外目标客源地的旅游中间商、旅游信息中心、各级旅游协会、旅游管理部门的联系和合作,争取通过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客源;注重发展与香港中间商的合作,因为他们长期经营海外来华旅游业务,对海外市场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比较容易获得客源;重视与广东旅游商的合作。

2、信息化策略。Internet是目前任何营销主体不可忽视的新型营销工具,它极大地扩展了现代营销活动的时间与空间。为适应形势,掌握21世纪国际旅游市场的主动权,海南旅游企业应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工作,并积极开展旅游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工作。

(三)促销策略创新

1、个性化策略。目前强化促销的手段主要有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广告促销与销售促进等。根据海南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目标市场分为多层次性的特点,海南国际旅游市场的促销策略就具有层次性和个性化。对一级营销目标市场和二级营销目标市场中成熟市场,要根据旅游者数量较多,覆盖面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广大公众的促销活动,加速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对于二级营销目标市场中崛起市场和机会营销目标市场要根据覆盖面比较窄的特点,着重开展对旅游商的促销活动,更多地发挥旅游市场中介的作用。

2、差异化策略。不同国家不同生活水平与文化的旅游者,具有不同需求,促销活动的重点要根据需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后,存在物质排挤精神的现象,对大自然和东方古朴原始的文化氛围容易产生浓厚兴趣,向他们应重点推销自然风景观光性、生态性旅游产品和农家乐、渔家乐等产品,同时还可从调节身心和满足对高档次旅游的需求出发,推出度假休闲健身康复旅游产品和绿色旅游产品;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同胞的文化与海南本土有相似之处,他们来海南旅游,往往产生文化共鸣现象。因此,除向他们推销观光及度假型产品外,还可以重点推销旅游文化产品。比如黎、苗文化产品、南山宗教文化产品等等。

(四)价格策略创新

1、规范化策略。针对目前旅游市场恶性削价竞争的现象,在强化旅游产品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上,海南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制定指导性价格标准,并要求省、市、县各主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的旅游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与管理,使各旅游企业都能在规定的价格范围内进行有序竞争,对违反价格规定的旅游企业应予以严厉的制裁,协会成员应当预先缴纳价格保证金,当某家企业出现问题,协会立即扣罚该企业的价格保证金,并清除出协会,其它协会成员不许再与其合作。

2、灵活化策略。由于自然地理因素,海南旅游市场具有较强季节性。这种季节性的忙闲不均造成旅游相关设施利用率不平衡,给旅游企业的经营与计划与投资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海南除了推出相应的旅游淡季产品,如文化体育艺术节、会展、夏季运动、民俗节庆等,增强吸引力和缩短旅游淡季外,更要建立一整套灵活的价格体系,制定完整的季节性折扣政策。

第11篇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密切相关,决定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会计,以及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会计环境对簿记及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就簿记及会计的职能或曰功能作用而言,它伴随着的、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会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会计的功能作用,限定了人们对簿记及会计功能作用的认识,进而也限定了人们对它的评价,限定了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会计的基本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会计所处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只有在认真分析与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一历史时期簿记或会计的职能作出正确评价,进而也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会计定义作出科学的结论。正因如此,在研究会计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时便不能仅仅把“会计”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来对待,而应当从总体上对它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是研究会计职能与定义问题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分别考察历史上有关会计职能的几种不同认识。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业、商业等行业的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在中国的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

笔者认为作为会计的定义,它既须体现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意义、地位、作用,还须描述会计控制的范围。会计定义便是这些内容的抽象性概括,它集中说明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与揭示会计本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上述定义中强调了六点:一是强调了会计管理者这个工作的主体;二是突出了两大系统进行协同运作所显示的功能性作用,在其中涵容了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职能;三是反复强调了会计控制的主导性功能作用,并强调了系统控制;四是将对象与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对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进行控制,这样,从控制范围方面讲,既包括了宏观经济部分,又包括了微观经济部分;既涉及到企业或公司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又包容了市场经济构成中的各个部分,诸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表现在会计控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产权关系与价值运动是一个内容十分深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经营者、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经济责任关系,涵容了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性问题,进而提示性地将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出来。从广义方面讲,它可泛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同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将国家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外商所有者及个人所有者的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五是将意义、地位、作用结合在一起,将其概括为会计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关于社会性意义从第四点可见,如将这种意义具体化,便可以得出现代会计是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经济阶段)管理基础这一结论,自然,这一结论便体现出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样来概括现代会计的定义,揭示其本质,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12篇

管理会计的概念是20世纪初由泰勒的科学管理学说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会计学与管理学直接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对会计信息等资料进行确认、计量、整理、对比和分析,为企业管理层对其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评价考核,为管理层对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做出最优选择而提供科学的依据。管理会计是为了适应企业内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传统财务会计的工作侧重点是为股东、债权债务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和报告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它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固定的,并且必须遵守国家颁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准则。而管理会计的工作侧重点是为企业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不受财务会计制度和准则的限制和约束,它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根据不同的需要而设计,其模式根据不同的经济组织性质、规模大小、经营管理方式而异。管理会计不仅可以全面提供经营管理信息,还可以能动地参与经营决策,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最后通过对内部责任单位的绩效考评,可以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当前管理会计存在的问题

2.1管理会计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上未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管理会计体系

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一直不重视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只注重于方法而忽略理论结构,注重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而忽略整体性。作为一门学科,如果缺乏坚实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基础,必定难于推广到实际运用之中,因此,管理会计难以在企业中有所更大的作为。

2.2管理会计方法在实务中的运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传统管理会计的理论是依据特定的经济环境建立起来的,在一段时期内起到提高经营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生产环境的不断改善,那些理论和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现代化的生产活动,无法解决实际应用中产生的问题。

2.3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

传统管理会计在制定企业经营目标、进行决策分析或成本控制时,往往只关心企业内部环境及现有产品,通常采取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追求在短期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及服务创新,忽视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忽视了树立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长期下来,企业逐渐失去市场的竞争力,陷入随时给市场淘汰的危险处境之中。

2.4企业领导的管理会计意识不强,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企业管理者的自身综合素质和思想高度,以及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都直接影响着管理会计在企业中运用的好坏。目前多数企业管理者管理思想陈旧,没有采用管理会计方法,仍然停留于传统的财务会计辅助管理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健康正常发展。另外,由于管理会计是一门综合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要求专业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会计基础知识、技能及较高的心理素质,然而目前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层次和职业水平等参差不齐,导致影响到管理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3.管理会计的应用对策

鉴于目前我国企业运用管理会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3.1强化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

我国现代企业运用管理会计的内容体系大多数是借鉴西方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跟本国国情存在着一定差异,企业运用起来效果不是很理想。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本国国情,认真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及时了解掌握会计相关信息,深入地学习和分析研究企业内部流程和财务会计资料,准确、系统地建立起管理会计体系,有利于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运用,从而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3.2强化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会计观念

管理会计是以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企业运用它实质上是贯彻管理思想的一种表现。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会计观念是企业能否成功运用管理会计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企业管理者不具备管理会计意识,他们会忽略会计人员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的作用,导致管理会计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结合企业内部的成本、销售额、客户满意度、边际收益等因素组织企业文化体系,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由此最终体现管理会计“管理”的思想。

3.3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企业能否成功运用管理会计的关键之一在于企业内部管理会计人员素质的高低。企业不但要应高薪聘请高素质的专业人士,而且应定期开展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加强会计与管理工作的联系,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会计的工作,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和价值观、金钱观等教育,使其工作能够遵循公平与正义,保护公用财产不受侵占,使管理会计发挥更大的效用。

3.4创造运用管理会计的良好环境

管理会计的目标是 为企业提供治理服务的,企业自身的特点和状况也影响到管理会计的运用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做好企业治理的规范化,可以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快速履行工作职责。政府也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也为管理会计的应用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保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

3.5建立科学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第13篇

[关键词]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TS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2-0100-03

按消费者获得食品信息的途径,Nelson(Nelson,1970)[1],Casewell和Padberg(Casewell,Padberg 1992)[2]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由于食品具有经验品、信用品的特性,使得食品的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食品生产企业无法确定上级供货商提供的原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也没有条件获知产品的质量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随着食品供应链的加长,风险也在逐级放大。食品可追溯制度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于辉,安玉发,2005)[3],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可以追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流通过程中必须记载的信息,追踪食品流向,召回存在危害但未被消费的食品,追究涉事企业责任,撤销其上市许可,从而切断危害源头,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可见,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然而,食品企业在参与推进食品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前提的,信息的收集、记录、传递会产生成本,这个成本到底由谁来埋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食品企业对于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动的积极性;政府在参与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增加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但政府同样会核算成本问题,周德翼(2002)[4],周洁红和黄祖辉(2003a)[5]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王可山(2012)[6]认为食品安全信息是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责任链的基础,激励食品安全信息真实有效传递有助于监管政策及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作用。可见如何激励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各个参与者,使得信息在各个环节有效传递,是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基础与核心;换言之,如何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是解决食品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关键。基于此,不少专家与学者都从各个角度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面对不同激励主体的激励模型。

1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内涵、构成要素研究所谓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就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为提高激励因素或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7]。也就是指企业激励主体与客体内在关系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总和。激励机制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外部激励机制,又有内部激励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是指消费者、职能政府、社会公众等对企业的激励;而内部激励机制则是指对企业成员的激励[8]。许启金(2010)[9]认为无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组织体系内的成员也都接受并实行的激励机制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一般而言,对于激励机制的研究是以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作为分析框架的,这一理论沿用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即人们具有自利偏好(Self-Interest Preference),但蒲勇健等(2009)[10]通过对其他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人并不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还关注所获得利益是否公平,而这种对分配公平的关注会影响人的行为反应和努力程度。并以Holmstrom和Milgrom委托―简化模型(HM模型)[11]为基础,引入行为经济学中行为人具有公平偏好的观点,研究同时考虑公平和效用两个方面的委托―模型,分析公平偏好对激励结构和激励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公平偏好的最优激励更加具有效率,能够为参与激励的双方带来更高的利润。

许启金(2010)[9]认为激励机制在设计时应考虑四个构成要素:激励参与者、激励目标、激励方法和手段以及绩效评价体系及协议。激励参与者包括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其中激励主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委托方,围绕激励目标设计有关契约。激励客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人,通过接受契约实施相关行为,也就是被有关契约条件所激励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参与可追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会成为激励主体,消费者和其他企业会成为激励客体,但针对有些激励目标的需要,在某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的可能是某一成员(如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或其他参与者),核心企业反而是方;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目标是通过激励手段或因素,以成员个体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降低或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使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共同推进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信息的有效传递;激励手段和方法的选择要依据是否能够满足对象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的满足对他有多大的激励作用,就要看采取的激励手段和方法具有的效价与期望概率情况。其中效价也就是对象对实现预期结果的偏好程度。期望概率就是该手段和方法采用能够实现这种预期结果的概率(汤伟刚,2003)[12];所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的是由反映组织体系内所有成员相关特征的一系列指标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指标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协议就是把供应链管理工作加以标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一种协定(马士华,2000)[13]。

2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研究赵荣等(2011)[14]立足消费者的视角,认为食品追溯体系是否真正实现,取决于消费者的正确认知和购买意愿。依据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有关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购买意愿会受到人口统计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心理因素(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意识、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可追溯食品安全性的信任程度等)和经济因素(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产品本身的特征)三个因素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他们得出了消费者对可追溯性食品的购买意愿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水平、食品安全问题规制程度、可追溯食品安全性和重要性以及食品安全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的结论,换言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越严格,消费者越有可能购买可追溯食品,反之,则成为制约可追溯系统发展、信息有效传递的因素。姜励卿(2008)[15]认为,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农户最终是否参与追溯的行为仍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而农户收益不高成为制约信息有效传递的关键因素。赵荣、乔娟(2011)[16]通过理论及实证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指出了农户对于追溯农产品不能实现优质优价的担忧是阻碍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胡求光等[17]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实施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激励与监管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的成本增加及技术标准的缺乏是对企业参与可追溯体系、信息有效传递最主要的负向激励因素。施晟等(2008)[18]通过调研考察,开发出了一套集追踪功能、物流功能、财务功能为一体的系统,并在这个过程中归纳出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三方在信息传递中存在的问题,结论如下:①小规模种植,对单个农户监管成本过高,从而导致农户上传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测量。②企业为避免损失,有积极性参与能找到责任人的追溯行为,而对于需要复杂操作、往往意味着产品召回的跟踪行为则没有积极性参与。③消费者投诉和反馈困难影响信息的使用效率。

3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学界目前在此领域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尚不丰硕。已有的研究都集中在数量经济学领域,其中应用较多的是逻辑(Logit)回归,通过计量方法来获得经济学模型,探究对各经济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的激励机制模型所立足的视角是各异的。

赵荣,乔娟(2011)[16]认为农户是否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是由其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效用水平决定的,即取决于农户获得的支付水平和参与食品追溯体系需要付出的成本。基于此,构造了效用方程,经过一系列的数理推导,得到了结论是:经济因素、农户特征、相关行为和认知程度及外部环境都是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

姜励卿(2008)[15]考察了蔬菜种植户参与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意愿问题,通过在对浙江省蔬菜种植户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他同样采用构造二元逻辑回归的计量方法来构造回归模型。与周洁红等取得成果不同之处在于,姜励卿认为,政府行为(支持政策、培训、宣传等)是现阶段推动农产品质量与可追溯制度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显著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是农户是否最终参与追溯管理,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决策、外界组织的压力和相关个体行为的影响。另外,参与产业化组织对于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龚强,陈丰(2012)[19]从供应链的角度入手,构建了一个存在消费者、一个销售商和若干个同质农场的供应链模型环境,结果发现由于目前消费者对可追溯性的认知不够,对企业参与和增强可追溯的支付不足,这使得利润获得十分有限且多集中在销售环节,这对上游农场和加工企业的激励是不足的。

4结论

目前,我国学界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这一领域的文献众多,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理论分析、追溯体系建设、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王可山,2012)[6],但对于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在可追溯体系参与成员中有效传递、如何有效激励信息传递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但很少立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来探讨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孤立地站在农户、企业、消费者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并且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使用的计量方法较为简单,其权威性、可信度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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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士华,林勇,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14]赵荣,陈绍志,乔娟基于因子分析的消费者可追溯食品购买行为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消费经济,2011(8):63-67

[15]姜励卿政府行为对农户参与可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影响研究――以蔬菜种植农户为例[J].农业经济,2008(9):46-49

[16]赵荣,乔娟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1):9-18

[17]胡求光,童兰,黄祖辉农产品出口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激励与监管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2(4):71-77

第14篇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品牌价值的研究逐步被西方营销界推向顶峰。其中,以品牌价值对企业并购中的作用最为引人瞩目。品牌能给企业带来巨大超额利润的同时,也能给企业带来现实可观的无形资产。如今品牌作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品牌资产不仅是价值增值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它是长期利润和竞争优势的基础。随着品牌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和联盟西方强势品牌快速提升公司形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型企业。

例如,1999 年美国福特公司以64. 5 亿美元价格并购了沃尔沃,2010 年中国吉利汽车以约2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沃尔沃品牌,收购后如何有效管理沃尔沃品牌成为吉利公司面临的首要问题。品牌价值构成中包含功能价值要素和非功能价值要素,Hirschman Holbrook( 1982) 建议,品牌可根据其提供的实用价值和享乐价值分为实用功能属性和享乐属性。实用功能属性是指具有有形或客观特征的属性; 享乐产品属性是指具有无形或主观特征的属性。它们对消费者的品牌选择和忠诚具有不同的效应。大量的研究表明,品牌是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而给企业带来口碑和利润的,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偏好选择和最终购买行为,是品牌创造消费价值的重要来源。

同时,消费者在品牌选择时,不但会考虑对自身的效用,还会由于社会群体效应而顾及相关群体对其消费行为的反应和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把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融入经济学研究中,并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全新的研究方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自我概念形态各有侧重,必然要求企业能够了解、适应当地消费者的人格特征,制定出与此特征相适应的营销策略,这对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跨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不仅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求得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也已进入中国市场争夺中国的消费者。尽管目前企业营销手段花样繁多,但运用广告提高企业知名度,打开市场,增加销量仍是大多数企业频繁使用的营销手段。

基于行为经济理论对品牌价值进行实证研究还很鲜见,因此,本研究就有较高的创新性、学术和实用价值。我国一批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 强,初步具备了跨国公司的雏形,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管理、品牌等领域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品牌是企业、城市、地区、国家价值的浓缩,实施品牌战略不仅仅是涉及企业自身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提升国家和地区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大问题。随着品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品牌如何通过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媒介挖掘消费者需求,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满足顾客的需求偏好,与消费者维系长期、有效的品牌关系,是管理和营销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通过消费或拥有某个品牌来满足心理需求,其中,包括建立、加强或表达他们的自我概念( Belk,1988 ) 。消费者感知的不仅是品牌带来的实用价值,还包括品牌带来的心理意义。跨国公司品牌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抢占心智认知,而非尽快取得漂亮的经营数据。用行为经济理论研究品牌价值的实证研究,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首次基于行为经济理论的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对品牌价值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其不同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有关消费者自我建构心理学领域的企业品牌价值认知研究,强调自我建构在品牌价值评价中的主效应作用,解析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的调节作用机制。从理论上来说,本研究以行为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从消费者自我建构的视角出发,为跨国公司品牌的营销策略提供更加准确的细分市场信息,并且弥补了行为经济理论在营销适应维度上的研究不足; 从营销实践的角度来说,本研究可以为企业品牌管理和广告决策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回顾

1. 行为经济理论

行为经济学是卡尼曼教授将微观领域的传统心理学与宏观领域的现代经济学结合的基础上观察经济现象和解释经济行为的新兴研究学科,其核心原则认为,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不能完全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假设基础上,而必须结合非理性冲动的选择心理特征。消费者的选择决策从心理特征表现通常是有限理性的,凭借心理账户、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同时,消费者在决策时偏好是取决于凭借当事人内在直觉和经验的决策过程中而不是客观环境认知,不仅会出现消费者偏好逆转行为,甚至还会出现时间结论不一致决策等现象,消费者的这些非理性主观行为会在市场效应中体现,并影响客观经济数据。Kahneman Tversky( 1979) 的预期理论将人的判断、决策行为结合个体内心情感影响的行为研究扩展到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表现中,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新领域; Simon Gilmartin( 1973)从统计决策和运筹学两个层面对人的认知过程与风险决策进行过程分析,发现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理论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决策者寻求确定性原则、内在一致性等完全理性假设,注重个体差异特征对经济决策行为的主要影响( Elster,1998) 。情感因素与认知能力局限是支持有限理性的两个重要因素( Fama, 1998) 。个体情感不仅影响购买动机( Brewer, 1998) 和偏好( Rabin, 1998) ,也可以影响偏好逆转( Iness-Ker Niedenthal,2002) 。

在现实生活中,理性行为虽然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成为人们首选决策,然而,在现实社会,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决策非理性的,它包括认知结构因素和心理结构因素,即消费者的选择通常会受到外部环境认知及内部心理因素影响。行为经济学认为,经济学范畴的非理性行为是原创性的,通常是可以运用系统的非理性逻辑思维对消费者的心理科学和行为决策进行预测的,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对当代营销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2. 品牌价值理论

品牌价值理论是Aaker D 在20 世纪90 年代提出的,品牌价值是品牌的灵魂,是品牌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品牌的个性、形象、体验、价值和文化,确定了品牌的基础。从品牌财产到品牌资产,再到品牌价值,是品牌研究的一条历史曲线,反映了品牌在现代公司管理及市场竞争中地位的演变。从价值层面研究品牌的理论主要有品牌精髓、品牌核心识别、品牌DNA、品牌精神、品牌远景、附加价值理论等。品牌价值是现代品牌理论的基础,但现有的品牌理论尚没有在这一方面找到突破口,研究品牌价值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商业传播观念,它反映出特定时期商业传播策略的流行状况。不论是品牌形象论,还是品牌个性论、品牌体验论、品牌关系论,商业传播观念越来越向深层次的价值观接近,最新的传播观念UOVP 和CRM 就直接表达了对价值观的重视,并以价值观作为其理论基础。品牌内涵的变化只有在更深层的价值层面不断演进,才能进一步发挥其指导作用。因此,品牌价值相关研究已成为现代品牌理论研究的关键。品牌价值具有情感性,在新兴市场情感价值高的品牌,在发达国家市场未必价值就高; 品牌价值具有功能性,它是其功能利益和感知质量的综合,品牌的单个要素价值高,并不能导致品牌总体价值高。品牌价值是企业获得经济上回报的基础,品牌价值的保值增值隶属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保持和提升品牌价值依靠系统管理。品牌认知是指品牌的特征、功能等被消费者的了解、记忆和识别,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基础。消费者在进行产品选择时,通常会综合考虑产品的实用性和享乐性。比如,购车时有些消费者重视汽车享乐性的审美和体验特征,如外形设计的追求,消费者中也有注重实用性的节约和效率特征,如实际油耗等因素。消费者能够根据选择实用性和享乐性目标将实用品/享乐品这一二分法进行产品归类( Mano Oliver,1993) ,而消费者在购买不同的商品时,所选择和评价的消费目标也可以分为享乐性的和实用性的属性( Batra Abtola, 1990) 。

实用品是指消费者对目标理性、价值理性( 包含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认知理性消费的产品选择,对应实用、理性的产品品牌价值( Strahilevitz Myers,1998) 。享乐品是指包括价值非理性、认知非理性的非理性决策产品,注重情调品味、时尚享乐、情感体验的产品( Bazerman 等, 1998; Shiw Fedorikhin,1999) 。综上所述,实用品对应较强的实用品牌核心价值诉求,是消费者理性认知选择的基础; 享乐品对应较高的享乐品牌核心价值诉求,与情感上的非理性偏好一致( Dhar Wertenbroch, 2000) 。享乐品相比实用品对消费者的心理意向吸引力更高( Kempf,1999) ,人们会对唤起心理意向强烈的产品激发更多的情感依恋,容易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和努力进行认知( Cohen, 1978) 。因此,消费者会对享乐品目标运用更多的分析性认知思维,个体相对认知需求系统性程度更高,更容易产生情感心理依恋。实用性/享乐性角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不同的学科,如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均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解释不同的现象。本研究将品牌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和享乐价值两大类。

3. 消费者自我建构

众多研究证实,自我建构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独立导向的人们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倾向于将他人作为社会比较的对象; 而关联导向的人们是集体主义导向,强调与他人的联系,自我需要遵循、归属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在此基础上,Markus Kitayama( 1991) 认为,文化的差异使人们的自我体系在内容、结构和作用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重要差异,并提出自我意义认知和社会互动联系来解释东西方不同国家文化情景信息的消费者自我构建。消费价值是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是消费者内在价值需求与外在环境的一种融合过程,是消费者通过消费活动在消费品上寻找内在价值满足的过程。消费者消费的过程是不断寻求自我价值需求满足的过程,消费者的自我价值源于消费者对自我的看法和感觉自我概念。Rosenberg( 1979) 认为,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是消费者把自己作为对象,对自己的整体观念和感觉。消费者对自己不同的看法会形成不同的自我价值,是消费者后天形成的对于自我的综合观念。自我建构是指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Markus Kitayama,1991) ,它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跨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独立导向的人通过将自我独立化进行自我界定,重视自我的利益和感受,将自我视为有别于群体的个体,较为淡化与他人的关系; 关联导向的人则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将自我视为群体的一分子,比较重视建立和维持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更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强调顺从规范和群体和谐。早期研究将自我建构视为人们的一种稳定个性,形成于所成长文化氛围之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以美国、西欧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独立型自我建构占主导地位; 在以中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互依型自我建构占主导地位。独立导向的消费者强调自我个性的表达,决策时以自我为中心,以满足自我欲望为最终目标,因此,追求享乐目标在头脑中的可接近性更高。关联导向的消费者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强调自我对于社会规范的遵从,因此,从本质上看实用目标在头脑中的可接近性更高。另外,从性格上看,独立导向者较为奔放,性格外向,比较容易激动; 而关联导向者大多较为内敛,性格内向,比较不容易产生情绪波动( Hui,Ho Wan,2011 ) 。本研究将消费者的自我建构归为独立型自我取向和关联型他人取向。

三、研究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体能够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是会计算并能获得最大利益,以最大化为原则发挥其利己本性。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将理性偏好表现为效用函数,将理性抉择表现为期望效用最大化( Neumann Morgenstern, 1947) 。与期望效用函数理论不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计算效用凭借主观概率,并成为效用最大化决策的主流方法( Edwards,1954) 。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个体效用函数最大化过程中体现了理性,摒弃了情感因素,认为经济人状态下的决策不应受情感因素的干扰,而是理性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行为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人的绝对理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个体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人内心情感的影响。Mowen Minor(2003) 研究发现,当人们处于负面情感中时,通常依赖理性认知来进行选择; 当人们处于正面情感中时,则更多地依赖于对使用特定产品的感觉和想象。根据情感一致性模型的心理学平衡理论,积极情感会导致消费者个人崇拜、从众心理和光环效应,进而对产品的评价产生积极影响; 而消极情感会对事物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Iness-Ker Niedenthal, 2002) 。行为经济理论强调人的有限理性,除了情感因素外,认知能力局限和偏好不一致也是重要支撑因素( Fama, 1998) 。框架效应阐释了就同一个现象逻辑上一致但由于表述的差异,可能引起决策者的偏好逆转,从而形成不同的决策判断( Kahneman Tversky, 1979) 。

所谓偏好逆转,就是个人的偏好通常是波动不定的,并非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最优化的选择。决策者会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述内容相同的信息,从而对决策情况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解( Khberger,1995) ,这种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行为经济理论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偏好非一致性等方面论证了情感效应和框架效应对决策的影响( Kahneman Tversky, 1979; Elster, 1998) ,其实质是决策者的自我构建差异,不同个体的情感与偏好不同,将直接影响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的作用。由于情感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消费者依恋是联结消费者社会心理和个性心理的纽带,本质上是消费者利用消费对象来支撑其自我概念的程度( Ball Tasaki, 1992) ,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作为自我概念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情感效应和框架效应。

目标导向理论已证实,个体关注的信息侧重不同,会影响其对投入产出比的测量手段,最后导致决策行为的变化( Chernev, 2004) 。消费者在理性与偏好均衡状态下,更关注实用的品牌价值。由于情感效应,更为重视享乐的品牌价值; 由于有限认知带来的框架效应,消费者的自我建构会影响其对品牌价值的决策偏好。信息来源和体验感知( 包括情感)影响了自我建构对品牌价值评价的作用权重,这些都会形成对框架效应的有效调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消费者的自我构建( 独立与关联) 决定其对品牌价值( 实用与享乐) 的评价,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起调节作用。这种实证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品牌价值往往通过核心的广告诉求表达出来,核心广告诉求是品牌价值表达的具体形式。虽然核心广告诉求不等于品牌价值,但它是品牌价值的最主要传播手段,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特别是核心的广告诉求。

根据信息的多少,广告可以分为以信息为主的理性广告和以情感为主的感性广告。关联导向的消费者较独立取向的消费者情感效应更弱,更关注实用的品牌价值,在框架效应中更为重视理性诉求的广告。独立导向的消费者对享乐的品牌价值情感效应更强烈,在框架效应中更重视感性诉求的广告。

四、实证研究

1. 实验设计本实验的被试为上海一所高校的123 名( 男性占55%,平均年龄33 岁) 在职学生,其中包括MBA、MPA、工程硕士、博士等,样本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每月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布为5000 元以下者占30%, 5000 元以上者占70%。Triandis( 1995) 指出,大众媒体( 杂志、电视等) 在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跨文化研究发现,许多品牌的广告往往包含原产国的文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广告更加表现个人主义,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广告侧重集体主义。经济全球化导致许多跨国公司必然会通过广告的方式将西方的理念带入新兴市场并影响当地消费者的价值观。Zhang 等人的研究( Zhang Shavitt, 2003; Zhang, 2009) 发现,目前中国X 一代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考虑到我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受到全球文化冲击的消费者自我建构还受到地域、年龄、教育水平、生命周期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后的样本主要是处于新兴市场的具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X 一代,偏爱品牌和时尚的精明消费者,这群人也是今后刺激消费和引导合理消费的主要群体,能为跨国公司的营销策略提供更加准确的细分市场信息。

因此,实验的参与者对于整个消费者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采用2 2 2 的交叉实验设计,设计两种情境: 理性/感性的广告诉求方式; 两种选择方案:Geely 品牌与Volvo 品牌; 两种类型消费者: 独立/关联取向自我建构。品牌价值、广告利益诉求、消费价值均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实验遵循常规程序,关键步骤如下: 首先,进行品牌价值操控。被试在李克特7 点量表上就享乐价值( 有趣的、令人兴奋的) 与实用价值( 有帮助的、实用的) 进行评价( Gill,2008) ,并在实验结束后获得一份车模礼品。其次,进行广告利益诉求操控。当被试看完广告后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并且不能再次翻阅广告。问卷包括用于广告利益诉求操控检查的量表( 陈逸帆,2004) ,共包括六个题项,分别用于测量感性利益广告诉求和理性利益广告诉求,包括被试对广告的任何联想,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 还包括被试在不回翻广告的情况下,写下该品牌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以检验两份广告的核心利益是否一致。

然后,进行消费者自我建构操控。在阅读完广告后被试需要填写自我建构操控检验量表( Aaker Lee,2001) ,共包含六个题项,分别用于测量被试关联取向的程度和自我取向的程度。最后,被试还需要根据不同利益诉求写下有关广告的任何联想,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

( 1) 情境设计。在实验中,本文通过改变广告标语来操纵广告诉求( Lee,2002) 。在实用价值品牌( Geely) 广告中,本文使用了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理性诉求广告) 和七彩豪情亮丽人生( 感性诉求广告) 。而在享乐价值品牌( Volvo) 广告中,本文使用了关爱生命( 理性诉求广告) 和享受生活( 感性诉求广告) 。首先通过一个独立的前测( N = 58) 确保了广告标语操纵的有效性。

通过前测结果显示,实用价值品牌的理性诉求广告在有帮助的和实用的条目上得分更高( M感性诉求= 3. 80vs. M理性诉求= 4. 79; F( 1,56) = 6. 54,p 0. 05) ,而实用价值品牌的感性诉求广告在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条目上得分更高( M感性诉求= 4. 18 vs. M理性诉求=3. 21; F( 1,56) = 7. 94,p 0. 01) 。同样地,享乐价值品牌的理性诉求广告在有帮助的和实用的条目上得分更高( M感性诉求= 3. 67 vs. M理性诉求= 4. 63; F( 1,56) = 6. 59,p 0. 05) ,而享乐价值品牌的感性诉求广告在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条目上得分更高( M感性诉求= 4. 48 vs. M理性诉求= 3. 20; F ( 1,56 ) =11. 54,p 0. 01) 。除此之外,实用价值品牌的感性诉求和理性诉求广告在吸引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M感性诉求= 3. 77 vs. M理性诉求= 3. 93; F( 1,56) 1. 0,p 0. 60) ,而享乐价值品牌的感性诉求和理性诉求广告在吸引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M感性诉求=4. 77 vs. M理性诉求= 4. 32; F( 1,56) 2. 0,p 0. 10) 。实验参与者在阅读广告信息后,针对广告的喜爱程度进行评价( 7 点量表,其中,1 表示完全不喜欢,7表示非常喜欢) 。随后,本文采用Singelis 量表( Singelis,1994) 测量了参与者的自我建构水平。

( 2) 实验选择集设计。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独立导向和关联导向两类被试对广告评价存在显著差异( M独立= 4. 92 vs. M关联= 4. 40,t ( 121 ) =2. 34,p 0. 05) ,两类被试在品牌评价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M独立= 2. 89 vs. M关联= 2. 27,t ( 121 ) =2. 78,p 0. 01) 。独立导向的被试相对于关联导向的被试在广告评价和品牌评价上都有显著的提高,独立导向被试对享乐价值品牌评价提高的程度更大( M独立= 0. 84 vs. M关联= 0. 13,t( 121) = 3. 23,p 0. 01) ,假设被证实。

2. 数据分析

( 1) 情境一: 本文以实用价值品牌的广告评价得分作为因变量,广告诉求( 感性诉求vs. 理性诉求) 、自我建构( 独立取向vs. 关联取向) 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进行ANOVA 分析。结果表明,广告诉求和消费者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 F( 1,119) = 20. 78,p 0. 001) 。如图2 ( a) 所示,对于独立取向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对感性诉求广告的喜爱程度要显著高于理性诉求广告( M感性诉求= 4. 47 vs. M理性诉求= 3. 32,t ( 54) = 2. 81,p 0. 05) ; 而对于关联取向的消费者来说,理性诉求广告的喜爱度得分要显著高于感性诉求广告( M感性诉求= 3. 91 vs. M理性诉求= 5. 21,t ( 65) = 3. 73,p 0. 01) 。故此,假设在实用价值品牌的广告评价上得到了支持。

( 2) 情境二: 本文以享乐价值品牌的广告评价得分作为因变量,广告诉求( 感性诉求vs. 理性诉求) 、自我建构( 独立取向vs. 关联取向) 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进行ANOVA 分析。结果表明,广告诉求和消费者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 F( 1,119) = 13. 21,p 0. 01) 。如图2( b) 所示,相对于独立取向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对感性诉求广告的喜爱程度要显著高于理性诉求广告( M感性诉求=4. 50 vs. M理性诉求= 3. 77,t( 54) = 2. 12,p 0. 05) ; 而对于关联取向的消费者来说,理性诉求广告的喜爱度得分要显著高于感性诉求广告( M感性诉求= 4. 09vs. M理性诉求= 4. 97,t ( 65) = 3. 25,p 0. 01) 。故此,假设也在享乐价值品牌( Volvo) 的广告评价上得到了支持。

五、结论与应用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理论,通过2 2 2 的交叉实验设计完善了现有的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研究成果,诠释了上述效应作用机制,并最终归因于消费者自我建构的主要影响作用,上述两种效应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 第一,消费者在理性与偏好均衡状态下,更关注实用的品牌价值。第二,由于情感效应,更为重视享乐的品牌价值; 由于有限认知带来的框架效应,不同的广告诉求会影响其对品牌价值的决策偏好。第三,消费者的自我建构是品牌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情感效应与框架效应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营销管理中的广告决策、品牌战略和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营销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企业首先需要结合消费者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来设计理性或感性诉求的广告方案,达到预期理想的传播效果和销售效果,保证品牌价值利益最大化的成功实施。

同时,商家要重视目标客户对品牌价值的情感效应和广告诉求的框架效应,利用感性诉求的广告手法来传递理性的诉求信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诉求信息,进行消费者偏好逆转。特别是在商家可以利用情境信息和顾客自身有限认知情境时,转移消费者的品牌价值偏好。此外,还可以通过激活情境自我建构的方式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过去关于自我建构的研究为激活独立自我提供了有效指引,特别是奢侈品行业的享乐价值品牌公司可以在广告投放、品牌、购物环境或展会销售中,通过注重目标客户个人促销而非他人取向,采用英文品牌符号或标识等方法表达消费者潜在的独立自我,从而使消费者做出更有利于消费目标的感性决策,而实用价值品牌公司则可以通过具体的理性诉求广告强调群体、家庭、社会地位,激发个体的相依自我,影响其消费行为并使他们做出偏好理性的选择。跨国品牌联盟是由不同注册国的品牌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品牌联盟( Bluemelhuber 等,2007) ,如2010 年中国吉利公司收购沃尔沃品牌。跨国品牌联盟可以通过营销策略组合使一个品牌既保持在国内的市场规模,又能让品牌快速进入国外市场,是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降低成本和提升品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是众多跨国公司的必争之地,同时,这也是培育中国品牌和提升品牌评价的大好时机。本研究从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关注的角度来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对于如何从企业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建立营销研究框架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将带来有益的启示。本文拓展和深化了品牌价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对跨国公司品牌在新兴市场制定广告决策和营销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际借鉴。

第15篇

“文化”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在对文化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描述文化,但各类定义有一个基本共识:“文化”包括了一些类同的元素,是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个主观性强的“非常稳定的综合体”,而且文化肯定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灵魂和软实力。组织文化被视为构成组织或经营单位核心特性的一组规范、态度、价值和组织模式(Denison,1984)。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从管理经济学的分析,组织文化是一种低成本的创立和强化契约、合作、信任的系统,良好的组织文化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沟通成本、强调共同目标、改进效率,其实成为一种难得的战略资产(Boyes,2005)。组织文化会在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上影响组织的运行(Barney,1986;Denison & Mishra,1995),进而会对组织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Schein(1985)曾把组织文化的作用总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组织文化本身是富有价值的、稀缺的以及难以完全模仿的,组织文化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Barney,1986)。

从组织文化的内容或类型上来看,理论上比较突出的观点包括:(1)首先无疑是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影响深远。他认为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特征。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提出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sus collectivism)、阳刚性/阴柔性(masculinity vesus feminity),在持续的研究中,又加入了第五个维度:长期/短期导向(long vesus short time-orientation)。这一理论将国家文化这一复杂的概念用数学模型加以量化,自提出起就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青睐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2)Schein认为组织文化的构成有3个层次即深层的默认假设、价值观和日常行为。(3)Kotter & Heskett(1992)在1987~1991年间通过对200多家公司的组织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表明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文化会对企业长期经营绩效产生影响。(4)Cameron 和Quinn 等(1999)提出了竞争价值观框架的四个象限代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文化,分别被命名为宗族型(clan)、活力型(adhocracy)、层级型(hierarchy)和市场型(market)。并认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企业文化一般会按活力型、宗族型、层级型、市场型顺序发生变革。四种类型的企业文化都有其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成分,如活力型文化强调创新和灵活发展,宗族型文化强调团队协作和内部凝聚力,层级型文化注重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市场型文化重视目标结果和竞争。当然对于某一特定组织来说,它在某一点上的组织文化往往是四种类型文化的混合体。

Denison(1990)的研究表明,组织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绩效。相比于那些没有建立文化的组织,文化影响广泛并在经营决策中得以运用的组织在投资和销售方面的回报明显要好。Calori & Sarnin(1991)指出,组织文化的一些属性,如合作精神、柔性化管理等,与企业相对投资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呈正相关。同样Denison & Mishra(199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组织中的四种文化特性――参与性(involvement)、一致性(consistency)、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命(mission)与组织效能显著相关。

二、管理会计研究中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管理会计界深入探讨了在跨国家文化及组织文化下,企业的战略管理、薪酬体系、绩效评估、预算、激励等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是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调节以适应不同的文化。如根据国家文化维度理论,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下企业倾向于严格的预算控制和主观的绩效评价,不确定性规避越强就越倾向于严格的绩效评价标准和固定的奖励等。

本文查阅了1999至2009年11年间相关西方文献,文献源于下列权威的、学术化的会计杂志即The Accounting Review(AR)、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AAAJ)、Accounting Ho-

rizons(AH)、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AOS)、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BREA)、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CAR)、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JMAR)、Manag-

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MAR)等20本学术期刊。这些杂志中涉及到文化议题的论文数量非常多,在选取评述文章时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标准:文章内容是管理会计问题;文章标题有“文化”这个单词。为此共计20篇,涉及到8本期刊。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献简要列表如表1。

从研究内容上考察,这20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探讨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14篇文章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论题。以下就以此为分类标准将文献分为两类进行介绍。

关于国家文化与跨文化议题。

Shalin Chanchani,Alan Macgregor(1999)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以1988年Gray文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回顾了会计文献中的文化研究。指出会计中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包括人类学、统计分析和归纳分析。Gray指出社会价值观制约会计价值观,而制度效果与会计价值观共同决定了会计系统特征,这个会计系统既包括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系统,也包括了管理控制系统(MCS)。会计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职业控制与法律控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与激进、保密与透明等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阳刚性/阴柔性四个文化差异维度相对应。这些分类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会计研究中文化议题的主流。会计价值观成为制约会计计量、应用、披露与授权的理论与实践,并同时对预算参与、合资企业控制、跨文化问题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社会语言学也已成为该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之一。这篇文章最后也指出研究中存在包括过度依赖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会计价值维度有待完整和准确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及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3)指出Hofstede的《Culture’s Consequences》自发表以来在管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被多次引用,但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却很少被提及,并分析其被社会学和人类学拒绝的原因。文章认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假设每个国家内文化具有同一性,将文化与国家等同,这与事实相悖;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义和简单;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并非真正的文化维度,而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政治经济维度。文章建议未来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可以跳出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框架,建立包含会计社会属性的理论及多种数量模型。

Rachel F. Baskerville-Morley(2005)总结了理论界对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批判,再次指出其以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维度简单化等问题。并指出Hofstede在其第二版书中未能解决相关争议。

Chris Patel(2003)考察了跨文化背景下“内部揭发”(whistle-blowing)作为管理控制机制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发现由于国家文化的不同,澳大利亚会计师比印度和马来西亚华人会计师更倾向于接受和使用“内部揭发”作为一种控制机制,进而建议控制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经营所在地的文化因素,建立融入当地文化价值的控制系统。

Carlos Ramirez(2001)通过研究法国1920~1939年的会计职业化进程,试图说明职业形成和社会屏蔽过程如何依赖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并根植其中。认为二战前法国会计职业化失败的原因在于会计师在职业领域内难以达到跨越等级的合作,专业领域未能取得足够的社会声望以及会计职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Yin Xu,Xiaoqun Xu(2008)探讨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分类和银行会计术语的标准化进程,得出结论:银行领域内积极活动者的社会惯习(habitus)、文化资本、行业内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行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本土银行会计的现代化实践进程,这一过程新兴的现代银行逐渐取代本土钱庄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导,但与此同时现代银行也最终被国家力量所控制。

关于管理控制中的文化议题。

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1999)回顾了15年间英文期刊中关于管理控制系统的跨文化研究文献,从中发现目前研究的缺陷:理论上缺乏对文化的全面考虑;缺少对不同国家文化规范和价值不同强度的明确考察;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过于依赖文化的价值维度概念从而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同时指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除了传统的正规化、集权化等方面的考察外,还应扩展到组织运营能力的其他方面,如组织学习和风险承担等。

Chee W. Chow,Michael D. Shields,Anne Wu(1999)通过对台湾6家电子类企业高级管理层的问卷调查,研究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员工对其偏好的影响,管理控制系统从预算、集权或分权、绩效评估及奖励等七个方面衡量。研究证实:总部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会根据台湾地区的文化调整其管理控制系统,员工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偏好也同样根据当地文化进行调整,以做到文化适应。

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基于对挪威企业的调查,试图检验Brownell & Dunk(1991)和Lau et al.(1995)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研究得出的关于预算重视程度、预算参与及任务难度三者对企业管理业绩的影响的结论对挪威企业是否仍然成立。检验结果证实了任务难度较低的情况下,高预算重视程度和高预算参与度的结合能够促进管理业绩,而在任务难度较高的情况下却没有支持先前的结论。作者还关注了其他利用国家文化维度理论进行的研究中被忽略的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发现挪威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较低,同质性较强,因此其预算参与度普遍较高,离散程度较小。

John J. Williams,Alfred E. Seaman(2001)关注国家文化和行业对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的影响。通过对新加坡的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认为行业、规模、组织容量、竞争强度和文化中的集权程度共同决定企业的管理会计和控制系统。

Chee W. Chow,Graeme L. Harrison,Jill L. McKinnon,Anne Wu(2002)以台湾地区的台湾本地事务所和美国事务所台湾分所为样本,研究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文化。研究表明:美事务所在台分所的组织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主导影响,台本地事务所则反映台湾本土文化;事务所员工对文化的选择偏好与组织文化的一致性能够促进其组织贡献、 工作满意度及忠诚度;事务所内组织文化具有同质性,不受不同业务单元的影响; 员工职位的高低影响其对组织文化的感知。

Wim A. Van der Stede(2003)通过对总部设在比利时的37家公司的153个海外业务单元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从预算控制和激励系统两个方面研究跨国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结果证实跨国企业海外业务单元的管理控制系统较少根据当地文化作出调整,而是更多地受母公司影响,表现出企业内部的一致性。

Priscilla O’clock,Kevin Devine(2003)指出美国跨国企业经常简单的把自身的绩效评价系统输出到东道国的战略业务单元(SBU),而忽视东道国的文化因素,这造成非最优决策、目标不一致和短期导向。从而建议应当将战略和文化因素结合考虑以决定国外战略业务单元的绩效考评方式。

Kevin M. Baird,Graeme L. Harrison,Robert C. Reeve(2004)从组织和业务单元文化因素的视角研究作业管理实践。利用Gosselin(1997)的研究结论,将作业管理的使用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作业分析,作业成本分析和作业成本计算;组织因素包括规模和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业务单元文化维度包括创新,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控制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有的组织因素和业务单元文化维度都与作业管理实践相关,其中规模和三个文化维度与作业分析和作业成本分析相关,成本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结果导向和紧密(宽松)的控制与作业成本计算相关。

Jean-Francois Henri(2006)基于对加拿大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考察组织文化与绩效评估系统的关系,重点探讨控制(control) 或柔性(flexible)价值观主导的组织价值观对绩效评估系统的设计及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柔性价值观占主导的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倾向于利用绩效评估系统进行聚焦组织注意力、支持战略决策和合理化行为,并倾向于采用多种评估方法。这意味着柔性价值观主导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将绩效评估系统融入组织流程以及使用多样的业绩指标。

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对一家印度尼西亚华人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印尼华人公司的管理控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该文证实了华人雇主倾向于利用人事和行为习惯控制、低预算参与、集权、主观化控制、团体奖励机制进行内部管理控制,但民族关系的紧张、华人受歧视的地位以及出于商业原因的考虑促使华人雇主作出违背其自身文化倾向的行为。作者提议应跳出国家文化的范畴,研究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结合进行动态研究。同时作者提出,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定义及识别不能仅从生物学角度考虑,身份的识别应当是主观的、动态的、复杂的和不稳定的。

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对谢菲尔德一家钢厂冷热水部门的基层车间进行实地研究,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提出将组织控制作为文化实践进行考察的观点,将组织控制定义为管理层之外的组织成员的想法和行动引起的实践后果。认为不同车间组织文化的差异由不同的组织控制构成,组织文化依赖于实践。组织控制比管理控制的内涵更广,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范畴。

Marko Jarvenpaa(2007)基于在企业的长期案例研究,探索出一个管理会计文化变革的理论框架:管理会计文化的变革是由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的共同介入影响完成的,其中正式的介入包括结构变革、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正式的价值陈述,非正式介入包括角色塑造、榜样树立等方式,证实了会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并根植在组织之中。

J. Gregory Jenkins,Donald R. Deis,Jean C. Bedard,Mary B. Curtis(2008)系统回顾了理论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文化以及治理的研究,发现研究中被忽略的方面,提出一些对未来研究课题的建议。如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在新的审计环境下探究传统的员工文化适应机制的有效性是否发生改变;事务所是否改变其组织方式以更好的进行质量控制;奖惩机制如何在合伙人和普通员工之间平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专业背景员工和非会计专业背景员工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的差异等问题。

Anette Mikes(2009)通过对两家公司的实地研究将企业的计量文化与风险管理模式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具有热衷于定量分析的理想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依靠数字进行风险管理,并且数字代表了经济实质;而具有对定量分析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型计量文化的企业多采用整体的风险管理方法,认为数字代表的是一种趋势,注重从趋势信号中探究内含的风险水平。

三、基于文献的启示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西方管理会计中跨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对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在跨国经营下对不同文化适应性的关注、对Hofstede理论的探讨成为主流,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跳出管理会计研究的传统视角,这些都对我国管理会计领域中文化议题的探讨提供了启示。

一是高度重视管理会计系统中“文化”问题的研究。西方文献已经表明各类研究都证实了组织管理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产生于一种文化土壤中的管理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管理控制系统只有与当地或特定环境及组织的文化价值观相符合,才能确保高效的运营。近年来,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其管理会计“技术”或“工具”问题的研究,如预算控制、绩效评估、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平衡计分、EVA、TQM(全面质量管理)等,但这些“技术”所涉及的“软环境”尤其“文化”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其实,所有管理会计“技术”工具的有效导入都离不开“文化”的配合。

二是对文化维度理论的更全面的检验及“中国化”发展,重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分析量表的本土化问题。Hofstede建立了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之后,西方学者利用他的模型进行不同国家文化下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检验,构成了近十年研究的重要部分。利用其理论进行的研究非常广泛,从东亚到北美,从北欧到澳大利亚,研究的管理控制系统包括预算控制、绩效评估、薪酬管理、激励机制、集权或分权等,深入到管理控制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只能证实文化维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Chong M. Lau,Christen Buckland(2000)的实证研究仅证实了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对预算控制的影响,并且由于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没有考虑国家文化差异性或同质性因素,其研究结论与前人在以其他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目前的跨文化研究中对于国家文化维度理论的使用也非常广泛,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研究。我们置身于特定的中国文化、历史、制度及民族等情境之中,提供了对文化这一复杂现象更加深刻的理解,如我国社会组织中的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对权威的尊重、集体主义、面子和关系等必将会对组织行为、管理会计议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开展中国情景的管理会计“文化”研究迫切需要开展大量探索性基础工作,包括在西方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为构建本土化的组织文化测量量表,明确测量维度和确定具体的测量项目。

三是立足不同国家和不同组织内部两个文化维度研究管理会计的“文化”问题。在西方文献中,管理会计中的文化研究既有基于Hofstede建立的国家文化维度的研究,又有基于组织层面文化的研究。如Wim A. Van der Stede(2003)对跨国公司国外事业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试图解决文化差异引起的跨国企业国外业务单元的内部控制系统问题,探索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相适宜的不同的管理控制系统,避免矛盾与低效。其实,同一国家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管理会计研究不能忽视不同组织的文化差异。如前述Thomas Ahrens,Massimiliano Mollona(2007)研究组织文化与组织内部成员行为实践的关系,Anette Mikes(2009)研究组织层面不同的计量文化偏好对风险管理方式的影响。相对于国家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一个组织的文化更加细微、多变和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应联系我国不同企业的具体背景,全面考察管理会计实践中各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影响。

四是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文化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内涵的广泛性,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跳出传统的会计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视角,而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审视文化对组织管理的影响。Carlos Ramirez(2001)和Yin Xu,Xiaoqun Xu(2008)分别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中布迪埃的文化资本和场域的理论,Sujoko Efferin,Trevor Hopper(2007)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文化这一复杂概念,充实单一会计研究考察的片面性。而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局限于传统经济学视角,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取多样的研究视角,弥补传统的管理学研究的不足,推动对文化及相关因素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考察,这也是管理会计未来研究的趋势之一。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控制的比较案例研究”(编号:707720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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