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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在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划分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剥夺了受限制地区的原有的或可能的经济利益,需要相应地给予合理的补偿,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总体均衡。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在补偿问题上必须科学测评生态效益影响的方式及范围,合理衡量双方利益得失,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均衡配置资源,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划;生态补偿;公共物品理论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强人口转移的力度,将这些区域内的人口逐步转移到更适宜生活和生产的地区,减少禁止开发区域的人为破坏。这样就涉及到对原有利益的侵犯,这也成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难题,对划定区域人口的补偿量化研究问题突出,补多少才能使当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实施,对已有权利利益有何影响,对潜在利益如何影响,对受益者怎样合理收费等问题十分严峻。本文构想了一个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纽带的联系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费用分担补偿模式。

一、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带性的特点。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附带的好处,具有“不得不赠予”的特征;负外部性是指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外加的负担,具有“不得不转嫁”的特征。经济主体从事经济行为时所产生的利益,有“可计量利益”与“非计量利益”之分。“可计量利益”是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非计量利益”是某经济行为主体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所产生的无法界定和计量的对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根据“可计量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计量利益”则为外部性。对于理性的经营者来说,在没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计量利益”转变为“可计量利益”的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或提供有效补偿的前提下,将根据“可计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不会自动地将提供最优的像生态服务这种“非计量利益”作为经营目标。[2]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将“非计量利益”转化为“可计量利益”来补充外部性现象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竞争性是区别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这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约机制、以及民间自愿机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失灵问题,只能由相应的政府机制来替代弥补,而且也只有政府参与才能增进公共福利潜力。

(三)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就是做出某一决策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所放弃的利益。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选择,当某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时,使用该资源于另一种用途,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用途。这样,使用该种资源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其他用途可能得到最大收益与已选择用途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要想使行为主体放弃现在用途必须使在另一用途上得到的收益要不小于现在用途的收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求一切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要在市场实现等价交换,生产和经营才能维持和发展,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均以赢利为目的。拿生态公益林为例,生态公益林的生态产品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态产品的载体。一旦其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动,将林木采伐,其生态效益也就不存在了,森林生态产品也就随之消失。因此要想保证生态产品的供应必须补偿其机会成本即林木采伐的收益。

(四)公平理论及福利经济学

福利的“希克斯-卡尔多”补偿原则:如果资源配置的结果使福利受益者补偿福利受损者后,受益者的福利水平仍可以提高,那么这一配置就是最优配置。在希克斯(Hibbs)和卡尔多(Kaldor)设想的基础上,后来发展为补偿原则论,又称新帕累托标准。新帕累托学派探讨了由于经济变化而处境改善的人(即受益者)能否补偿那些处境恶化的人(即受损者)。如果一个特定的改变使受益者的福利增进很大,以至于在完全地补偿了受损者的福利损失后还有剩余,那么基于新帕累托标准,这一改变就是一个潜在的社会福利改进。[3]利特尔又提出福利的变化应提高收入的分配效率,这样需要建立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根据不同个人的地位,给不同个人福利变化以相应的权重。[4]

公平理论起源于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J.S.Adams)等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做出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公平,比较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所用的比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一个人投入和收益的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的投入和收益的比值相等时,才是公平的;纵向比较是指把自己目前投入与目前所获得报偿的比值,同自己过去投入与过去所获得报偿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才是公平的。[3]在进行生态补偿时,不仅需要促进社会福利的改进,而且需要适当考虑社会的公平性问题,促进地区间的均衡与协调。

二、生态补偿客体分析

外部性具有外延的可扩散性,内涵的可计量性。外延的可扩散性是指经生态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具有分解和放大作用。分解是指自然的吸收与化解作用;放大是指负外部性剂量超出自然净化能力后所产生的加速现象或正外部性在对其他经济主体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传递与累积作用。内涵的可计量性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可以准确计量其限制负外部性所付出的成本和费用或提供正外部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生态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及其产生的外部利益作用方式来看,生态服务外部性同样具有外延的可扩散性与内涵的可计量性。生态服务外部利益本身具有多样性,且相互交叉重叠,并通过传递和累积作用,使其所产生的外部利益难以进行准确计量。相反,提供生态服务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则可进行较为准确可靠的计算。以此为基础结合劳动价值理论对生态补偿客体的应有利益进行分析,得出补偿量的构成。

生态补偿的客体就是以提供生态效益为服务内容的提供者。补偿则是相对于损失而言的,受限制地区的生态建设对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有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第一,提供生态服务有投入成本,由于部分生态服务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或非竞争性的,这部分成本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在市场上体现不出其自身价值,因为收不回投入成本,而造成生态服务的无偿使用和经营者经济利益的损失。

从生态服务经营者资金流转图1可以看出,生态服务经营者的投入成本,一部分是通过生态产品在市场上交换而收回,另一部分则是以生态服务的区域性消费者和作为全民代表的中央政府支付补偿费的形式回收的。由政治经济学理论可知,企业要维持简单再生产需要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返回到经营者手中的资金数额要包括生态服务经营者的个别劳动中的c、v和m三大部分,也就是说既要包括用于生态建设的生产资料价值c和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v,又要包括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m。[5]这些部分的补偿必须给予完全补偿,否则就只能使这些有益于全社会的生态建设事业趋向萎缩,进而导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的日益恶化。

第二,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如退耕还林还草等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重建措施的实施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如粮食减产,收入减少等,受益地区应当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生态建设地区的生态服务经营者至少应得到这两部分补偿,即生态建设费用补偿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补偿。

三、补偿主体分析

生态效益补偿的主体就是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对于得到生态服务的受益方来讲由于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的影响,并不热衷于从市场中购买生态服务,而是多采取搭便车的方式无偿使用生态服务。这样就要求建立相应补偿机制来向享受这部分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征收生态补偿费用,然而怎样合理的征收补偿费用呢?由于生态补偿涉及面广,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生态补偿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如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提供补偿资金、加强对生态补偿政策的监督管理等。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生态补偿还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进生态补偿制度。[6]以物品是否为公共物品作为划分标准,判别和划分不同的受益对象,再结合受益程度对受益者征收相应的补偿费用。

公共产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共同性是区别私益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7]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如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等。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而需要国家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如水资源的利用等。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或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

四、生态服务功能划分

人类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研究。1977年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务”(nature’sservices)概念及其价值评估问题[8],只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价值难以准确计量以及缺乏相应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体系而进展缓慢。1997年Daily及Constanzaetal.的工作,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推向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Constanzaetal.综合了国际上已经出版的用各种不同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结果,将全球生物圈分为16个生态系统类型,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种类型,在世界上最先开展了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生态效益的价值理论及评估方法等开始引入国内。然而这种价值衡量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近似于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很不合理。本文用生态价值测算结果作为生态服务受益大小的衡量,这样可以减少对生态价值衡量方法不同产生的争论和疑义,使生态价值作为生态建设费用补偿的工具。

由生态服务功能分类表(表1)中可以看出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不同的,按公共物品属性划分的各类别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也有很大差距,由小到大依次为涵养水源(占总价值1.66%)营养固定(占总价值1.98%)固定CO2(占总价值4.73%)有机物利用(占总价值9.60%)释放氧(占总价值17.36%)净化大气(占总价值30.44%)土壤侵蚀(占总价值34.78%)。其中私人物品总价值1.894×1012元/a,占总价值11.58%;准公共物品10.851×1012元/a,占总价值66.32%;纯公共物品总价值3.613×1012元/a,占总价值22.09%。因此,由准公共物品属性而受益的局部地区负担的生态服务功能占主要部分,其次是纯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由中央政府作为受益群体的代表来支付补偿。

私人物品价值的实现是要依靠市场的,如果产品不能够进入市场则产品价值是不能够实现,因此如果生态建设者负担相应比例的建设成本,却不能够使产品在市场中得以实现,那么必然造成建设成本弥补不足问题。所以这里将建设成本全部由准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受益者分担,私人物品作为发展权利让渡给生态建设者(尤其是市场开发水平底的地区)。因此由表1可知,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服务价值为14.464×1012元/a,其中准公共物品价值占75.02%,即由受益地方分担的比例。纯公共物品价值占24.98%,即由国家分担的比例。

五、补偿模式设想

目前,世界各国生态效益补偿所采用模式主要有公共支付体系,企业或区域之间的自主协议,市场交易体系三种。国内学者张涛(2003)认为,生态价值的研究多数以衡量出生态服务价值的具体数值为目标,试图以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生态服务供给者。然而生态服务价值的衡量结果往往与GDP相当,以此来补偿显然不够合理。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物品属性为划分标准,以各个类型的服务价值为基础,按照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占总价值的比例,分担生态建设所产生的各种费用。

1.对于补偿量的核算需要深入细致研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成本、机会成本,还应当考虑经济发展差异、社会发展差异,合理分配所增加的社会福利,共享发展成果。但至少不应低于所能取得的机会成本,如果核算结果偏小,则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受补偿者满意度低,甚至抵触政策实施。[9]

2.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对补偿主体的征收方式及对补偿客体的补偿方式进行设计,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是关键。

3.对于生态功能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合理划分。需要根据不同生态功能的具体影响范围进行具体量化研究,从而合理确定受益对象及受益数量,真正实现受益者支付的原则。

4.对公平性标准需要进行符合社会发展的标准。这里的补偿模式中生态建设目标选择的是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追求更高生态享受的目标可以适当加大生态面积,降低生态产量系数。

5.模式中系数的确定需要更为专业,更为详实的研究,总的来讲这里仅讨论一种大致的思想,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要更多时间。

参考文献:

[1]鲁传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

[2]吴伟光,徐秀英,王传昌.生态公益林“外部性”特征及解决途径[J].林业经济,2003(12):40-42.

[3]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张蔚文,黄祖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8.

[4]A•迈里克•弗里曼.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M].曾贤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8.

[5]宗臻铃,欧名豪,董元华.长江上游地区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机制探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1):22-27.

第2篇

声乐教学是融合音乐、心理学、文学、表演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艺术，在声乐教学实践中，需要结合学生的音域实际，从呼吸运用、吐字发声、以及良好的音乐修养中来发挥其积极作用，而近代艺术歌曲，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而备受关注。其教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艺术歌曲的歌唱性，艺术歌曲的填词多采用诗词或文学作品，其所蕴藏的思想情感与音符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从而能够赋予较强的诗意；同时，在歌唱时，沿袭诗词的固有声调，利用旋律与歌唱进行相互吻合，既增强了艺术歌曲的诗韵内涵，又通过细腻、自然、委婉的歌唱来表达深刻的情感，从而营造动人的文化意境。如《春思曲》，上阕在刻画“念夫”中采用白描手法，流露出“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艺术感染力；下阕通过“双燕”、“杨柳”等自然景物，即景入情；在歌唱中，以朗诵为基础，采用字头的快咬、慢咬、字尾的急收、缓收、半收、全收等方式，来赋予歌唱的想象力。二是注重歌唱与钢琴的协奏，钢琴伴奏是长期艺术实践的方式之一，在艺术歌曲的运用中更是不可或缺。钢琴伴奏与和声是连接音乐旋律与人声的有力载体，并从歌曲氛围的营造中来塑造丰富的艺术形象，展现艺术歌曲的魅力。如在《我住长江头》一曲中，钢琴伴奏以十六分音符为主，并与歌唱进行呼应，时而融合、时而游离，将长江的滚滚流水尽展眼前。三是在歌唱中融入民族化风格，对于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背景来看，以赵元任、萧友梅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创作进行融合和探索，以此开创了中国式的民族和声，如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曲中，采用京剧西皮原板过门，并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

二、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一）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

近代艺术歌曲是诗歌、文学相结合的艺术产物，其歌词多以名作诗词为主，如唐诗、宋词等，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在歌曲的二次创作中，既要从文学内容上进行理解和表达，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和作曲方法，从而营造出极富民族特色，拥有时代艺术特征的歌曲作品。在声乐教学中，将近代艺术歌曲融入到歌唱中，让学生能够从歌曲的音高、节奏、调性、调式等知识上来把握歌曲的曲式结构，同时从歌词的认知中把握文化的脉络，从而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如在歌曲《大江东去》中，从填词中来理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文化、历史等方面来体味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内心情感，从而借助于“一樽还酹江月”来寄托情思。

（二）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民族历史的深厚情感

一首歌曲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致性，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同样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无论是歌词创作上，还是题材的选择上，都融入了近代艺术的历史烙印。在声乐教学中，借助于近代艺术歌曲的学习，从思想上来了解作品所记录的历史时代，用歌唱来寄托作曲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慨。同时，作曲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其创作风格是相关的，对于特定环境下创作的音乐作品，不仅抒发了财政的情感，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歌唱要从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领悟歌曲的内涵，并用情感来诠释歌唱，从而增强爱国情怀。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演唱自信，巩固歌唱力

声乐教学离不开心理的激励与成长，学生在歌唱中，不仅要掌握歌唱技巧，还要从自身的心理调适上来增强歌唱能力。一方面要结合相应的曲目来发挥自身的嗓音条件；另一方面要从歌曲的调式及旋律变化中来克服自身的发声障碍，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运用，让学生能够从呼吸、发音、共鸣等问题中，既可以纠正咬字、吐字等缺点，又能够在驾驭艺术歌曲过程中，激发对声乐的学习热情，增强歌唱的自信，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发声习惯。

（四）为声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歌唱教材

声乐教育家沈湘曾指出：“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对于声乐教学中的气息控制能力的训练是歌唱的基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从结构和音域上相对短小、适中，在帮助学生训练气息时具有较好的平稳性，特别是随着歌唱者声音的长短，对节奏、音调等具有较好的把控力。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听雨》等，都是学生进行气息训练的有效素材。

三、结语

第3篇

关键词：文科学生；科学教育，综合素质；意义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全面进步最基本的因素，高科技产品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科学素养正在变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当今世界各国大学的讲台上，科学技术教育已经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未来教育也必然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人才的培养改变单一型的智能结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然而，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推行狭窄的专业教育，“文科学生永远搞不清理科学生在干什么，理科学生永远搞不清医学院在干什么。”为弥补这些缺陷，对理工科大学生适当加强一些人文课程的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人文高校大学生对自然科学的漠不关心和科学素养的缺乏，却还远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我们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放手创造、发现、传播科技新成果是极为不利的。

一、对文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文理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作出某种贡献的人。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第二，相当深厚的专门知识；第三，一般的“前沿”知识，即一般地了解所学学科和相邻学科的动态、趋势和重要的科学新成就、新问题；第四，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和学科方法论知识；第五，一般文化知识，虽与所学专业无直接联系，但有利于扩大眼界，开拓思想，活跃头脑，提高文化素质的某些知识。

文理渗透，正是高等院校顺应现代科学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一项培养人才的措施。高等院校有必要适当打破有关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文理科学生有选择、有目的地学习对方学科知识，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才能培养出既精通技术、又了解社会、适应性强，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

当然，搞文理渗透并不需要文科学生亲自去做物理、化学的实验或繁琐的数学计算，但是，他至少要懂得这些实验和计算的前提、结论和意义。他应该能够做到如何把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化为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来讨论。英国物理学家斯诺在其著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年)中评论说：“一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的人文学者，和一位对莎士比亚著作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一样糟糕。”这一论断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来说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造力

科学素质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二是养成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科学和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民主和民主精神一起共同支撑着人文精神的全部基础。忽略了这一点，弘扬人文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今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强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当既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精深的科学素养。实施科学教育，培养和弘扬科学的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培养科学的批判和辩证精神，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的文科大学生不熟悉自然科学理论，不能掌握一些必须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那么全面素质教育将成为一句空话。

人文知识注重于形象思维的培养，而自然科学注重于抽象思维的培养。文理交融，打破了各种学科的壁垒，不仅有利于各学科内容的交叉融合，而且对学生的智力训练有相得益彰之妙。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适当的科学教育为学生的文理贯通、开拓视野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有利于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各种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界变得十分模糊，两者的融合也日益明显。两种科学的相互促进、相互利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早已广为人知的有：考古学中利用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测定文物年代；无线电技术用于文化传播等。许多自然科学的概念也被社会科学所消化吸收、改造借用，一些文科化的概念也被理科化。以经济学为例：物理学中的“宏观”和“微观”被吸收后，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经济学中的贫穷程度用恩格尔系数来描述，收入是否平等用基尼系数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NP度量等等。一些从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所揭示的系统演化规律，不仅在自然系统中适用，在社会科学中也同样适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上研究并且成果迭出的时代里，还死抱传统研究方法不放的人，和根本不会利用这些新方法的人，是不可能走在社会科学最前沿的。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相对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认识一个事物，即离开了A，就不能认识B，从而产生了哲学上的相对性原理；高能物理则使人进一步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唯有激发其内部矛盾。又如过去我们认为生命活动是超脱于一切物质规律的，不能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进行研究。但现代分子生物学表明：生命活动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化学作用的结果，这就改变了原来的结论。所有这些，正是自然辩证法中还原论、整体论的研究课题。

科学技术带来的研究课题并不止于哲学。今天的生物技术、器官移植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有关伦理、道德、法律、社会等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解决。不难想象，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人脑研究的深入……将会给社会科学带来多少研究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

4，有利于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

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

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

任何人要想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接受一定的科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这种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中系统的科学教育和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的科普教育。而我国正规教育中普通的科学教育仅限于中小学；在大学的理工科学生也只学习本专业相关的一些科技知识，科普教育更被认为是黄口小儿才需要的。可实际上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还比较低。前些年的水变油闹剧，天价“纳米水”、德润生天价大米等无一不是利用了某些人对科学的无知和崇拜。高校加强科学和科学课程教育，特别是加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科学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提高了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记者、编辑、作家等，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限制、阻止伪科学对民众造成危害。

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教育的实现途径

1，课程教学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基础

课堂教学是学校培育人才最重要的阵地，也是我们实施科学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主阵地。剑桥大学在培养本科生方面，就将经典的和近代的乃至现代的科学知识的研习作为基本要求之一。他们的文学士也照样学习在我国理工科专业大学生所学的数、理、化、生物课程。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一批高校陆续开展了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少数师范院校还进行了开设化学选修课的尝试。近年来，按大类招生，学习一两年后再分专业，这种模式也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出现。北京大学率先于2001年实施的“元培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2002年北大有13个院系实行按院系招生，3个专业按学科大类招生。2003年不分专业招生，全校组织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资深教授任教，300多门课程涵盖五大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与艺术。学生选课时必须涉猎这五大领域。随后暨南大学也在文学院、医学院、华文学院等五个学院推行“大平台”招生。复旦大学从2005年起新生不分专业，共同学习，到三四年级才细分专业。以上的探索与实践不失为对我国文科大学生实施科学教育的良好开端。

2，邀请专家讲学，开设专题讲座

科学素养教育的实施、科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比较专业化的问题，需要有专门的以科学为职业的人员参与其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到学校为教师与学生举行专题报告，可以在学校周边的科研院所、工矿企业中聘请在科学技术专业或科普方面有专长的专家参与学校的科学素养教育，和校内的各专业的教师一起组合成专兼职的科学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定期为学生们开设专题讲座。国外各大学都经常性地开设各种讲座，邀请校内外有成就的科技专家讲学，这方面国内的名牌大学也做得比较到位。虽然有的院校因地理位置等原因，难以聘请到高水平的专家家学者前来讲学，但无疑值得朝这方面努力。

3，形成优良传统，搞好环境熏陶